汉语语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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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1篇
（1.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南衡阳，421005；2.衡阳市第八中学国际部，湖南衡阳，421008）
[摘要] 通过对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现状的调查，发现高职学生英汉语言应用能力参差不齐，互为影响，有内在的关联性。汉语能力强的学生其英语应用能力也相应较强，学生汉语运用的能力与英语运用的能力成正比，反之则不然。提高学生语言自主学习能力, 促进语文教学与英语教学的有机融合是适合培养高职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的教学新模式。
[
关键词] 高职学生；语言应用；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5)02?0117?04
[收稿日期] 2015-02-16；[修回日期] 2015-03-26
[基金项目] 2014 年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基于地域经济发展需求的高职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培养模式研究”（2014BZZ002）
[作者简介] 王芬（1966-），女，湖南衡阳人，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与英语教学研究
一、研究背景
高职院校不同于教学研究型的本科院校，其语言教学的目标是培育学生的语言才能和交际能力。高职语文课程的总目标是全面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包括造就听、说、读、写的技能和相应的言语交际技能。《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2000)》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以应用为目的”的教学思想，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1]。因此，不管是语文教学还是英语教学，作为语言类的课程其指向大体相似，都是使语言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职业能力培养与综合素质培养相统一。
高职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大多存在基础差、兴趣低、目标不明确、缺乏自信等诸多问题。同样对语文学习，学生的兴趣也不高，而且水平参差不齐。一方面因为学生觉得教学内容没有新鲜感，缺乏新的刺激，难以对语言学习产生兴趣。另一方面，与文学课相比，语言课似乎更枯燥、单调，既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又没有感人的艺术形象，因而常出现难教、难学的尴尬局面，语言课不受学生欢迎。此外，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英汉语教学都是孤立的语言教学，没有像大学那样系统开设“英汉语言文化对比”课程，英汉语教师之间也缺少一定的联系，都是各自为政，其教学效果不容乐观。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个案研究寻找适合高职语言教学的新方法，探索适合高职学生语言学习的新模式，促进语文教学与英语教学的有机融合, 从而增强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有效提高语言教学的质量。
三、研究过程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2013 级学生，我们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抽取了129名学生参加测试。其中，护理学院35 名学生，药学学院27 名学生，环境艺术学院学生28 名，园林学院22 名学生，商学院17 名学生。
（二）研究内容
本次测试分两个部分：口试与笔试。口试由用英语、汉语进行自我介绍（30 分）与图片阐述（70分）构成；笔试为当年的英语、语文期末考试卷（100分）。在测试中，我们采用了以实证为主的个案研究和问卷调查方法，并借助spss19 软件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如表1、2、3 所示。
从表3 的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与汉语口头表达能力、语文考试成绩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英语口语成绩与英语考试成绩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语文口头表达能力与语文考试成绩的相关性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是，语文口头表达能力与英语口语、英语成绩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理解为语文表达能力强，则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也强，且语文考试成绩同样也好；而英语口语成绩较好，但英语考试成绩未必也好。
四、对策分析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学生的英语学习与语文学习具有一定的联系。语文功底好，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强的学生其英语能力较强，而且人文素质较高、文学常识较丰富，与此同时英语成绩好的学生未必汉语应用能力强，且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也不一定强。因此，为深化高职学校英汉语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我们必须立足校情，寻找适合高职语言教学的新方法，探索适合高职学生语言学习的新模式，从而有效促进语文与英语教学的融合。
（一）改革语文教学，提高学生职业汉语能力与语言自主学习能力
汉语不仅是我们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工具，而且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的纽带[2]。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语文课是落实新世纪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的最合适的载体，并在推进素质教育与母语教育的历程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学习受到高度的重视。与之相比，教育部门对作为母语的汉语学习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导致汉语运用的文法错误不仅出现在中小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甚至出现在大学生乃至硕士生、博士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出现在学位论文、书籍、报纸、杂志之中。难怪一些语文教师批评说，现在已经几乎是“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论文”了。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原因就是过于强调对语文知识的记忆而忽视了对实际语言交际能力的训练，过于强调语文知识的系统完整而忽视语言能力的培养，过于强调语法的分析而忽视语感的体验，过于强调对少数课文掰开揉碎的“精读”而忽视开拓学生的视野。因此，我们认为，语文教学改革应以培养实际语言应用能力为目的，与职业汉语考试挂钩，提高学生职业汉语能力[3]。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语言不是教会的而是习会的。在教学中，我们应倡导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语言自主学习能力。
（二）加强英汉语教师间的联系，充分发挥汉语对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促进语文教学与英语教学的有机融合，提高教学质量
所有语言都是思维的外壳，是知识信息的载体[4]，是人类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的工具。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都属于语言的范畴，因此也就具有相似性，主要体现在这两种语言的信息传递、文化交流等方面。在多年的英语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汉语教学对英语教学有着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讲解翻译时，汉语好的学生更容易进行语言间的对比及理解，而且加强中文阅读是提高英文阅读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仔细研究这两种语言所特有的必然联系，对语言教学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应充分发挥汉语教育对英语教学的正迁移作用。采取相应措施促进英语教师与语文教师的联系，使之共同探讨这两种语言教学的共同点及差异性，探讨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从而从本质上促进这两种教学的有机融合。
（三）积极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
语言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们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技能。虽然因遗传基因或脑部构造异常而存在着语能优势或语能残缺。但实践证明语言能力主要还是依赖在后天的语言训练和语言交流中得到强化和提升。
自世界大学城推广以来，空间教学打破了现有教学的时空限制与方法限制。通过空间将课堂与外面的精彩世界连在一起，使学习资源无限扩展，利用现代技术，不仅能增加课堂容量，更能加快课堂的节奏，避免枯燥无味的语言学习。利用网络图片及电影资源，让声音和图像生动地展示在学生面前，能极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使语言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充分利用丰富的课外活动，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他的《语言论》一书中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4]。Nida 指出，“要掌握两种语言，就必须掌握两种文化”[5]。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表达方式，语言与文化共存。语言交流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的语法规则及词条，而且还涉及到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及风俗习惯。例如：一句完全符合语言规则的话，用在不恰当的场合，说得不合说话人的身份，或者违反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就达不到交际的目的，有时甚至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为了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我们应为学生创设活动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园课外文化活动，带领或指导他们参与语言教学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除了培养他们运用英汉语清楚地表达思想的能力，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介绍有关中国传统及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学会得体地交际。所以，在教学中，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强调在交际中使用语言，有效地克服了以往模式中那种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人为兼并的缺点。更重要的一点是将文化视为行为的处理方法使教师不仅注意如何教，更关注学生如何学，如何用。有关文化的知识不再被认为必须依赖教师的灌输而获得。与此相反，是取决于学生自己如何在交际实践中悟出[6]。
因此，不论高职语文教学还是英语教学，既要向学生传授人文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又要结合专业发展的需求，选择不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充分利用丰富的的课外活动，从多方面培养学生的语言职业能力。
（五）采用多种评价手段，促进语言教学与语言能力测试接轨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高职院校的学生对英语测试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汉语。一般高职学生都会参加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甚至有大部分学生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还有少数参加六级考试以证明其英语水平。相对于汉语测试，只有部分学生参加普通话测试，参加职业汉语能力测试的学生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学生觉得汉语能力的测试不重要，认为自己会说流利的汉语，难道还通不过这种测试吗？另一方面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学生汉语应用能力每况愈下成了不争的事实。
为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应采用多种评价手段，使评价方式同教学目的相适应，评价内容能体现知识与能力两方面的要求。做到形成性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师评与学评相结合，课堂学习评价（理论、语言实践）与课业活动评价相结合，鼓励学生参加国家举办的多种语言能力考试，并将其分数纳入学业考核，促进语言教学与语言能力测试接轨。
成功源于语言。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职业教育奠基人黄炎培先生说过：“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7]因此，语文与英语课程教学应该而且能够在高等职业教育环境下为学生的“有业”和“乐业”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朱竞.汉语的危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北京华美杰尔教育研究所.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大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 Nida E.A. Languag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6] 陈申.西方语言文化教学的演变与发展——兼议对世界汉语教学的影响[J].世界汉语教学,1999(1):10-19.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ed，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其语言观进行阐述，并根据对二者不同语言观的认知，对其语言观的贡献及其局限试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作，对后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d，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活动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尤其在有关“语言与思维”这个重要问题上以著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为《语言论》。索绪尔的学说理论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而萨丕尔则是其中美国描写学派的先驱之一，两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的观念上有相似相同之处，但他们又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时期，索绪尔从琐碎大量的语料中摆脱出来，致力语言的内在现实，以符号观作为其语言观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符号的关系与特性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他最主要的语言观。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系统由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这个系统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组合关系，不同的成分则可以跟替换的成分之间形成范畴上的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靠关系而不是实体存在。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其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以及语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等。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
美国语言学在传统上跟欧洲有密切的联系，重视对语言的实事求是的描写。这种特色使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萨丕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本质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语言论》的前言里，他说：“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萨丕尔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人们的认知、情感的媒介。萨丕尔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
萨丕尔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文化功能，一套符号系统，前者说明他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后者显示出他与索绪尔在语言系统观上的不谋而合。他将前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融为了一体。
萨丕尔长期研究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问题，重视语言和文化及思维的联系，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的发展，形成“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这项学说引起了相关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这把人类的认知程序颠倒过来。按此观点，说一种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学会另一种语言，或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这与事实不符。
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的发展。除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语言学界的流派异彩纷呈，如日内瓦学派、功能主义、伦敦学派、转换一生成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发展对语言的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得以丰富全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知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从上文对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各种理论从语言的内部、外部，从心理基础，从行为反应，从人类学，从文化上等各方各面进行对语言的解读，也就出现了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等关于语言本质的论断。面对众多语言本质的论述，让人觉得眼花缭乱，语言似乎难以界定，语言的本质似乎难以捉摸。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如有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历史等方面，语言如为一个内核，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围绕这个内核并与之以及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个因素参差不齐，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与语言进行着相互影响。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概念的定义在不同范畴内有不同的体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有其各具属性特点的定义。我们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给语言下定义，我们应以哲学的高度，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总结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属性。笔者从人类的产生，人脑思维意识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思考，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语言的本质及基本特征。人类创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前进的动力。人们需要语言，语言才会产生，产生之后发生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各种影响应属于次一个层次或更宽范畴的讨论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语言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人类在发展，语言的研究随之发展，探索语言本质及特征的脚步永远在前进。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8年4月，北京第12次印刷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汉语句法 层次分析法 层次失位 层次对等
一、引言
“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又称“层次分析法”或“二分法”，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布龙菲尔德1933年在《语言论》（Language）中首次提出的析句方法。它通过对特定语言片段直接发生语法关系的两个或几个语法单位逐层顺次的分析实现对该片段的结构研究，充分体现了语言系统层级性的本质属性，是一套科学、严谨的析句方法。该方法自20世纪中期引入我国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以来，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自身也在现代汉语句法研究的视角下不断完善、发展，不断适应汉语自身的语法特点。相比于之前的中心词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对汉语句法结构的认识更加系统、全面，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句法研究的进步。在层次分析法的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一些看似细微但意义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李强（2013）《层次分析法中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一文，提出在运用“由小到大”图解法进行层次分析时会产生“层次失位”的问题，导致同一层次的直接成分出现在不同层次或不同层次的直接成分出现在同一层次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坚持“层次对等”原则。李强的这一发现对于启发研究思维、加深我们对层次分析法中层级理念的认识、完善层次分析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其中一些观点还有待完善。
二、国内汉语层次分析法研究概述
层次分析法自进入国内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以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学界对其研究的理论深度不断加深，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最初是对层次分析法的引入和运用。大陆地区对层次分析法的运用最早见于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后于1961年在丁声树等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正式出版。20世纪80年代，层次分析法成为汉语句法研究的主流析句方法，并被大量语法学专著和教材采用。接下来是对其无法揭示隐性语法结构从而无法有效分化特定类型歧义这一缺陷的认识，由此相继产生了弥补其缺点的结构变换分析法和语义特征分析法。结构变换分析法依照一定的原则，构造与原句语义相同但语法结构不同的句子，通过对比以揭示不同句子隐形语法结构上的差别，从而更好地分化歧义。语义特征分析法则引入语义特征（义素）的概念，对不同结构中关键的语言要素进行语义特征分析，进而揭示造成句子歧义的深层原因，有力地补充了结构变换分析法的功能。句子层次分析法、变化分析法和语义特征分析法共同构成了汉语句法研究的主要手段。近年来，学界对汉语层次分析法的直接关注虽然不多，但是并未间断。利用“中国知网”，以“汉语层次分析法”为篇名进行检索，可以看到截止2014年10月，已经发表的以“汉语层次分析法”为直接论述主题的论文共有数十篇，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综述和总结，如张亚婷（2008）《现代汉语层次分析法述评》；第二类，对已经探讨过的问题的重新阐释或补充，如张于（2010）《试论现代汉语中的层次分析法》，未春丽（2012）《浅谈层次分析法》等。总的来说，这类文章中有突破性发现或成果的并不多；第三类是对前人成果的质疑和对新问题的探究，如陈曼君（2012）《运用层次分析法需要注意的五个问题商榷》、南晓民（2012）《论现代汉语句法层次分析的拓展——基于构式语法的应用》、李强（2013）《层次分析法中一个被忽略的问题》等。
三、“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的提出
（一）“层次失位”问题的发现
李强（2013）对“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进行了建构。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作者阐明了层次分析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操作方法。在切分原则方面，他以吴竞存、侯学超在《现代汉语句法分析》中提出的“结构、功能、意义”三项切分为标准。其中“结构”是说“切分出来的每个直接成分必须是能够成立的语法单位”，“功能”是指“切分出来的两个（或几个）直接成分之间能够按照语法规则进行组合”；“意义”是指“切分出来的每个直接成分都必须有意义，而且组合起来后与原结构体意义一致”[1]。操作方法上，主要是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两种走向的框式图解法。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提出了“层次失位”的问题：在以图解法进行层次分析，尤其是用由小到大的方式进行层次分析时，容易导致层次混乱和失位，即同一层次的直接成分被置于不同层次上或者不同层次的直接成分被置于同一层次上。这一点作者用选自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和周建设主编的《现代汉语》的多个实例进行了分析，在此仅选其中一例，如图1所示：
在这一例子中，李强认为，句子中处在同一层次上的两个直接成分“他弟弟”和“是个劳动模范”实际上没有处在同一层次上：后者在第3层，而前者却在第1层；另一方面，“他弟弟”和“劳动模范”并非直接成分，却都处在第一层，从而导致2、3层部分空缺。李强还认为，对于层次失位这一问题，“学者们也并非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只是谈及者甚少，后来又不了了之”[8]，因而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二）“层次对等”原则的提出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作者提出了解决层次失位问题的层次对等原则，以作为之前提出的层次分析三项原则之外的补充标准：“直接成分的层级对等，就是任何结构的直接组成成分都必须处在同一层次平面上，它们在层级上是对等的。”[1]至于这一原则具体应如何操作，李强提出：第一，要深刻领会层次和层次分析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关注分析中层级的高低以及同一层次上语法结构间的关系等；第二，采用从小到大的方式进行层次分析时，不能按照从左到右的书写顺序进行图示标记，而是要先考察整个结构有几个直接成分，并从组合层次最多的那里开始分析；第三，层次对等原则在运用上可以这样理解和验证：处在同一层次平面上的必须是直接组成成分或者互为直接成分的直接成分而非直接成分跟非直接成分；第四，可以用从大到小的分析方法对从小到大分析的结果进行检验，因为两者分析结果应保持一致[1]。最后，作者举出了数个遵循层次对等原则的分析实例，如图2：
“伟大祖国”和“正在飞速前进”是这一单句中处在同一层级的直接成分，两者在框式图解中也正好处在同样的层级中（第二层）；“伟大祖国”和“飞速地前进”并非同一层级上的直接成分，在图解中它们也处在高低不同的层级上（分别为第二层和第一层）。按李强的观点来看，这样便遵守了层次分析中的层次对等原则。
四、“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评价
（一）理论意义
李强提出的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是有一定价值的。目前，学界对层次分析法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对细节问题关注得并不多。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用“由小到大”的方法进行结构分析时，可能存在层次不清的细节性问题，其细致认真的态度令我们敬佩。这一小问题实际上触及了处于层次分析法中核心地位的层级理念。层次分析法的最基本要求是对片段逐级逐层切分，每一次切分出来的结构都是对应的上一级结构的直接成分，绝不可以随意跨越层级进行切分。李强提出的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思想上强化层次分析中的层级意识，形成更明晰的层级观念，进而使层次分析，尤其是由小到大分析时的层次观在形式上得到更清晰的体现，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图3、4分别展示的是对同一个单句进行的两次由小到大的层次分析。图3没有遵循李强提出的层次对等原则，图4则遵循了层次对等原则。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两次层次分析的不同之处。
如果仅从层级划分的形式上看，遵循“层次对等”理念的划分图示与没有遵循该理念的图示相比，差别可能仅仅在于不同层级之间连线高度的不同，但这高度的区别并非单纯形式上的“吹毛求疵”。形式上的差别反映出的是分析理念和分析思路的明晰和改进，同时也有助于保持由小到大分析法和由大到小分析法体例上的连贯性，凸显了层次分析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而且一目了然，更方便教学。
（二）不足之处
应当看到，作者李强对“层次失位”的认识还有不足之处。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透过层次分析法的形式看到了潜在的层次意识模糊的问题，但实际上即便我们在形式上没有严格遵循层次对等原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层次观念，只是这种观念是潜在的、非显性的，不像由大到小切分时体现得那么明显。对于已经进行完层次分析的片段，没有严格遵循该理念的框式图解一般也不会导致误读。邢公畹主编的《现代汉语教程》在谈到复杂词组的层次分析问题时，举出了一个采用由小到大方法析句的典例，如图5（图示中“状心”即本文其它例子中的“状中”，“定心”即“定中”，“介宾”即“介词短语”）：
如果严格按照李强的观点，仅从这个短语的划分形式上来看，这种划分同样是不符合要求的：“逐步加强和改进”与“对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是这一短语的两个处在同一层级的直接成分，但是图中前者处在第2层，而后者却处在第3层；“逐步加强和改进”与“管理和服务工作”不是同一个层级的直接成分，在图中却体现在同一层级上，由此形成层次空缺和混乱。但是，邢本《现代汉语教程》并不是没有层次意识。在进行该项划分之前，作者就强调扩展词组中的词“在组合中是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一层一层的组合起来的……内部构造是有层次的，不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8]（P338）因此，理性地说，邢本《现代汉语教程》决不会仅凭图解的构造就认为“逐步加强和改进”与“管理和服务工作”是同一层面的直接成分。这只是层级理念和划分形式间的一种不平衡现象。
由大到小切分符合一般的思维方式，人们操作起来也往往感到相对容易，结构的层次性也在形式上体现得比较充分；相比之下与之顺序完全相反的由小到大的分析法与一般思维走向相反，因此人们在实际操作时往往在构图上灵活处理，使之更符合人脑的思维习惯，更便于操作。经过实际操作对比不难发现，严格遵循层次对等原则的分析法的思维强度要大于不遵循这一原则的分析法，由小到大切分时，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五、结语
尽管李强提出的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的某些方面还值得商榷，但是其研究作为对层次分析法细节问题的深入关注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强调对形式和层次的关注；加强对可能出现的层次失位问题的关注可以更好地规范我们的研究思路，不断深化、发展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方法。当然，现代汉语层次分析中还有一些难题，如兼语结构的分析，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难题无疑给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目前汉语句法的研究，已经摆脱了西方语言（主要是印欧语）语法模式的束缚，基本建立起了一套符合人类语言一般规则同时适应汉语自身特点的描述体系。不断提高这一描述体系的深度和精度，可以为我们从现代语言学视角进行汉语言本体研究奠定扎实基础。此外，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可为汉外语言对比、翻译研究等方面的相关问题（如翻译界对汉英语言“形合”“意合”问题的探讨）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李强.层次分析法中一个被忽略的问题[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
[2]张亚婷.现代汉语层次分析法述评[J].才智，2008，（13）.
[3]张于.试论现代汉语中的层次分析法[J].青年文学家，2010，（16）.
[4]未春丽.浅谈层次分析法[J].语文学刊，2012，（7）.
[5]陈曼君.运用层次分析法需要注意的五个问题商榷[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6]南晓民.论现代汉语句法层次分析的拓展——基于构式语法的应用[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7]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指称理论；语言符号；任意性；象似性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61-02
引言
语言符号的根本属性问题，即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名实之争”。该问题的实质就是语言与现实、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即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象似的还是任意的。
从20世纪初至60年代，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观点占据上风，乔姆斯基的天赋假说更是将索绪尔的“任意性”推到极致。20世纪7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象似说得到承认，并且研究日盛。如雅可布逊（Jakobson）、格林伯格（Greenberg）、雷科夫（Lakoff）、海曼（Haiman）等学者对语言结构的象似性都有专门的论述。
目前，两论之争逐渐形成三种观点：1）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2）语言符号是象似性的；3）折中化趋势。
一、语言符号的根本属性
（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索绪尔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但他也同时认为“一切都是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把任意性分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并指出“……符号是相对可以论证的”，这其实是对理据性的一种“复归”。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论述概括而抽象，以至后世对其任意说的解读多有不同。归纳起来，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从语言符号的产生过程来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一种是从语言符号的自然属性，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相似程度来看它们之间的联系。
（二）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在分析哲学衰落，认知语言学兴起的背景下，“象似性”的概念横空出世。
1988年许国璋先生将iconicity首次在国内译为象似性后，王寅在《象似性与语言世界观》一文将语言符号象似性定义为：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语音方面，发音与其所指之间存在很多自然相似的关系，如：各种语言呈现出的语音性理据，法语中r多表粗糙、沉重、暴力等；汉语中ong，ang韵多能显示豪放和雄伟。词形方面，书写形式与意义之间有象似性现象。如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意在找出字形与字义的理据关系；结构方面，语言结构在某些方面会反映人们所经验的世界结构，直接映照着人们的概念结构。汉语中语序与时序之间存在较高的象似性，一般是先发生的事先讲，后发生的事后讲，直接反映了现实的时间结构。
（三）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互补关系
笔者查阅了期刊网有关两论的代表文章发现，两论的争论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表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的观点总结。象似性研究其实是对任意性研究的补充。
从理论基础来看，象似性理论克服了任意性理论的诟病，重新建立起认知—语言—世界的三维关系；从研究层面和研究角度看，象似性研究涉及到语言的几乎各个层面，并从历时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克服了任意性研究的片面性；从语料支持来看，象似性理论从汉语的角度研究语言的象似性，这是对原有语言符号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如王铭玉指出，汉语更注重形象思维，象似性倾向在中国的原始文化里就曾占有重要的地位，图腾、偶像崇拜、某些礼仪、某些魔法等都是象似性的体现。而稍具系统的象似理论则可追溯到《易经》的象似主义、庄子的言意之辩以及儒家的正名学说，尤其是《易经》的象似主义可以说是象似符号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指称理论视角下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
（一）指称理论
当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语言的“本质”问题。20世纪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使指称理论成为解决语言符号根本属性的有力论据。20世纪最有影响的指称理论如下。
1.指称的摹状词理论。语言指称的摹状词理论由弗雷格提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把名称与摹状词同一，认为名称的指称对象通过摹状词，这导致名称没有直接与实在相关，而是直接地与相应的摹状词相关，也就是说名称实际上并不直接指称对象。这一结论将引起许多严重的哲学问题。
2.指称的历史因果论。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人共同创立了指称的历史因果理论。该理论主张把名称和摹状词分开，他认为名称是固定标示词，摹状词是非固定标示词。名称是通过一个最初的命名式和一条历史因果链指称对象的。与摹状词理论相比，因果指称论的确揭示了指称的许多本质特征。但语言指称的许多重要现象甚至构成了因果论的反例。如，名称的指称在传递中会发生转移、中断和消失的情况，仅有外部因果关系不足以完成对对象的命名。所以，名称的传递必须在相应语境中伴随并依赖于相应的意向内容才能实现。
3.意向指称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语言哲学的心智转向，塞尔等人开始从心理意向性的视角探讨语言指称问题。其要点是：用一个名称指称一个对象必须有关于对象的独立的心理表征。这些表征可以通过知觉、记忆、摹状词等各种方法实现，但是它必须有足够的意向内容识别这名称被附于哪个对象。意向指称论解决了摹状词理论和因果指称论所面临的各种难题，但也存在问题，如名称的指称在现实的语言实践中会发生变化，起变化的原因是由于说话者非那名称赋予了新的意向内容，但说话者为什么要给某个名称赋予新的意向内容？这意向内容是如何产生的？说话者意向内容的转变规程是什么？意向指称都没法完满说明上述问题。
（二）指称论对任意论与象似论的启发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三种指称论中，除了摹状词理论是对后面两种指称理论的铺垫外，历史因果指称论与意向指称论，对我们认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把“任意性”等同于“约定俗成”、“不可论证”，而“象似性”理解为“理据性”的话，那么，从后两种指称论的描述中，我们会发现，历史因果指称论向我们证明，对对象从最初的命名到最后通过社会的“约定俗成”，这个过程是任意的。但意向指称论认为，仅有外部因果关系并不足以完成对对象的命名，因为名称的指称在传递中会发生转移、中断和消失的情况，所以，名称的传递必须在相应语境中伴随并依赖于相应的意向内容才能实现。而这些又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理据性，即广义的“象似性”提供了依据。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名称传递的过程中，由无理据变为有理据，或相反，理据消失。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提供了有力的声援。
表面看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有点矛盾，但实际上，这两者可融合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两种性质可存在于这个统一体的不同层面上。索绪尔所指的任意性主要针对语言符号——语言系统的最基础层面而言的，即语言符号（除某些象声词和叹词外）的能指与所指不存在如同指示符号或类像符号所具有的某种自然或必然的内在联系。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意性是绝对的。另一方面，这种任意性并不排斥语言在其他平面存在着某些可论证性。比如在句法层次，就表现出较多的象似性。
赵刚为了说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画了一个圆形，假设圆心是所指，圆上的各个点就是能指。他指出：“对于一个相同的概念（所指），可以有无数个能指，它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任意性原则”。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任意性本身也是有理据的，因为能指的任意是有限制的，不能从圆外找一个能指来指称所指，即绝对的任意性存在相对的理据性之中。任意性和象似性是语言符号的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的。任意性是象似中的任意性，象似性是一定任意性的象似性。主张任意性的学者强调的是所指和圆上的能指不是一一对应的，是可以选择的。主张象似性的学者强调的是所指只能在圆上的能指中选择，不能从圆外找能指，所以不是任意的。所以，他们争来争去都只是在强调的是一个事物不同方面而已。
三、结论
综上所述，语言的确在某些层面、某种程度上是可论证的。但是如果把任意性与这种可论证性对立起来，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去看待，就会得出因可论证性的存在而否定任意性的结论。然而这种可论证性同不可论证性即任意性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可以说，语言符号既是任意的，又是具有象似性的。
爱因斯坦在《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推测性观点》这篇论文中，把普朗克1900年提出的“量子”概念推广到光在空间中的传播情况，提出“光量子”假说：对于时间平均值，光表现为“波动性”；而对于瞬间值，光则表现为“粒子性”。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客体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的统一，即波粒二象性。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一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希望，语言符号的根本属性定位问题，也能像“光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理论那样，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统一起来，并提出新的学说。
参考文献：
[1]顾嘉祖，王静.语言既是任意的又是非任意的——试论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的互补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6）
[2]郭贵春，刘高岑.指称理论的演变及其语境重建[C]//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华邵.语言经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王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5）.
[7]王寅.滤减象似性与语言符号象似性[J].外语学刊，1999，（2）.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被动语态 视点 前景化 突显 信息组织
一、引言
语言学中的一些最核心的问题涉及语言如何完成其在人类交往中的独特作用，诸如语言的工作原理、语言的可译性的性质以及范围，句法语篇的结构、连贯性以及完整性等等。包括认知语言学在内的各种语言学理论都对此作出过回答。但是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很难达成一致，有时甚至很难断定他们哪些地方一致，哪些地方矛盾，哪些地方是讨论不同的范畴。如何克服各自的局限性，形成比较完整统一的语言论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被动语态的语言流派定位
语态是传统语法中一个既与表示过程的动词有关，又牵涉到语句其他成分的语法范畴。许多语言学家从动作的执行者或承受者出发把语态分为主动语态（active voice）和被动语态（passive voice）。主动语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执行者，被动语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
许多语言都存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对立。语态的语法范畴允许说话人更加灵活地观察句子中的NP。在话语分析中，人们特别注意主位的作用。对语态的分析方法也广泛地表现在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当中。传统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分析的是主动-被动语态之间的关系转换及深层结构关系。认知语言学注重主动―被动语态的认知模式，认为句法构造是以人的认知为媒介同相应的语义结构建立对应关系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认为，人的认知系统一个最有用的特性是能够对可信的因果关系进行推论(Best：2000)。Spellman在因果推论的心理学理论中提出过一种ΔP(Delta P)规则：Δ=(E/X)-(E/-X)，规则中的(E/X)是指观察到假设的原因同时也观察到结果的概率，(E/-X)是指没有观察到原因却观察到结果的概率。正是这后一种没有观察到原因却观察到结果的情况为被动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石毓智论证“动作+结果”是人类语言组织信息的基本方式之一(2001)，被动化正适用于这个原则。只有从分析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规律和特征入手，才能找出语言中的句法规则和语义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以M.A.K Halliday(1994)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学派从语篇的信息结构方面讨论了语态在语篇中的衔接功能，认为被动语态在以下六个方面的语篇功能：突出主题功能、引入主题功能、转换主题功能、凸显焦点功能、对比焦点功能以及语篇衔接与连贯功能具有很强的语用重组性，它利用语用重组这一手段，可以将句子成分前置或后置，对已知信息和新信息编排的先后顺序进行重组或调整，从而使语篇信息编排上下衔接，语义连贯，成为一个统一的语义整体。
语用学（如Levinson，1983）关注的是语态选择和语用照应之间的关系。Lakoff(1982，1987)提出了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从figure/ground图形和背景的图式出发，分析被动语态的agent和recipient的突显关系和语义关系。ICM涉及言语社会中人与环境的约定俗成行为模式，故能有效地解释范畴结构的原型效应。Croft(1993)指出，被动句产生于事件的状态观，表达的是一个自足的理想化状态性事件，并提出了事件的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of Events，简称EICM）。被动态的原型产生于把过程化的事件表达成状态化的事件，它表达的是受事者受外力影响而形成的状态。根据事件理想化认知模型EICM，这种状态应该概念化成一种自足的属性，因而施事是不能在被动结构中出现的。无施事出现的被动态是被动结构的原型。然而在现实语言中，有的被动结构可带施事性短语或重新被表达成过程而不是结果性状态。它们偏离了EICM，因而成了被动态的特殊形式。
三、视点―前景化所构成的突显功能
1. 突显(Foregrounding)
“突显”是我们生活经验中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它相对于背景而言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我们有确定注意力方向和聚焦视点的认知能力。运动的、较小的、整体的、令人感兴趣的图形(如飞鸟、钉钉子的工人)比静止的、较大的、零散的、不感兴趣的背景(如树、木板)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心理学家所发现的“图形―背景”理论被CL用来解释了很多语言现象，Langacker基于此提出两种突显原则：(1)基体与侧面(Base 2 Profile)，(2)射体与界标(Trajector 2 Landmark)，它们可用来解释语言中的许多现象，如：词义、词类、所有格构造、隐换喻、主宾语择用、语法构造等。同时，它们也适用于分析语篇连贯，我们只要突显环境中的一个要素或抓住心智中一个念头并围绕它展开论述，这些语句就具有连贯性。CL认为，句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讲话者对周围环境进行概念化过程的反映，而这个概念化过程受约于注意力原则。在生成语篇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突显的参与者(特别是施事者)是引人注意的图形，很可能做分句的主语或一个语段论述的出发点，倘若选择了突显的施事者或一个话题作为语段起始分句的主语，它就很可能成为这个段落的认知参照点来统摄全段，从而使得整个小语篇取得连贯。
2. 视点（point of view）
视点类似于语篇分析中的perspective。从文学的意义上看，视点指的是作者展现故事行为的角度。换句话说模式谁在给我们讲故事，故事是怎样讲的。因此视点也可以说是我们观察客体的角度。比如在陈述句里，一个及物性句子可以涉及两个NP（如主语和宾语），这两个NP我们通常叫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关注的焦点便是我们的视点产生的另一种主观行为。前景化这个术语首先由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J. Mukrovsky）于20世纪六十年代日出。穆氏用前景化将文字作品中的表达方式推入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后来这个术语被引入语言学研究之中后，关注的是话语中成分质和量的突显，使读者聚焦于某个成分。也就是说，从语法意义上讲，一个NP是怎样被提升而处于突出的位置得到关注。例如：
Bill attacked Tom.
在此句中，Bill和Tom都是NP，是及物过程中的两个参与者。他们之间的关系由说话人决定。我们发现，这两个NP处于同等的聚焦位置（除非通过其他方式强调Bill使之前景化，处于突出位置）。但是，如果我们把此句变成被动句，则是Tom was attacked by bill. Tom便被突显出来，并且Tom作为主动句中的接受者成为说话人关注的焦点，而施动者Bill出现在介词短语之中，作为工具出现。这样的被动句使得说话人从动作承受者的视点中描述情景并得到质的提升。在英语中，有时施动者完全被省略，如：
Tom was attacked.
在这里，施动者处于背景之中，仅仅成为了隐含的参与者，许多人把接受者的前景化和施动者的背景化成为接受者的提升和施动者的降格（Givon 1990），Kuno(1987)则称之为对动作接受者的同情。从认知的角度来看（Talmy1975）前景化和背景化的关系可以用图形figure和背景ground来描述。从视点来看，突显的成分是图形，而背景化的参与者则是背景。这种关系十分类似于Langacker(1987：205)所采取的分析方式。Langacker认为句子中的语法标记都是有功能的。其中的过去分词标记-ed是指示“trajectory”射体和“landmark”界标的改变，即：受事名词由主动态的界标（宾语）变成被动态的射体（主语），而施事名词则相反，由主动态的射体（主语）变成被动态的界标（介词短语）。对于处于背景化的施事名词来说，界标是一种心里图式，完全隐含起来。这样的关系模式，在适当的语境中，成为理想的认知模式。
四、信息组织功能
被动语态的信息组织功能指的是语篇内为了达到连贯主位-述位之间的顺序安排，新旧信息的表达。我们都知道，任何语篇都由一个或一组有意义的，关联的句子或单位构成；语篇内句际关系非常复杂，顺序（主位-述位顺序）和信息焦点的组织和安排都依赖于语境和作者/说话者的表达意图。被动语态的结构特征是强调动作承受者，使之聚焦，因而在语篇的信息结构中其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主位同一”和“引入新信息”两个方面。例如：
（3） a. The Prime Minister stepped off the plane.
b. Journalists immediately surrounded her.
c. She was surrounded by journalists.
（3）中的b和c其实都可以接在a后面作为语篇的延伸。如果选择b，那么a和b构成的话语中则有两个主语（主位），且两个主语具有同等的聚焦价值，使读者视点有点模糊，不符合胜利原理。对此，Brown&Yule（1983：130）指出，应该有限选择c作为接续的句子，因为读者愿意保留同一主语（话语主题）。同样，选择被动语态更多的是调整新旧信息的位置。请看下面的例句：
（4）This memorial exhibition combines his explosively colorful paintings with sculptures by his father，Jacob Epstein，and has been organized，following his mother’s death，by her friend，Beth Lipkin，whom must of the pictures were left.
(5) That similar relationships occur with these species under field conditions in Saskatchewan was suggested by Pickford.
可以看到，（4）中被动语态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平移的继续句，保留了上句的主语，并以长信息短语结束，整个结构非常流畅。特别是新信息her friend的出现，使前面所描述的主位结构清楚而具有逻辑性，同时动作承受者her friend出现在这个位置，又给后续结构的延伸提供了合理的空间。（5）中的主位结构很长，从语篇的内部组织上看，非常符合信息原则。施动者作为新信息对上一句作了很清楚的解释。
五、结语
被动语态的突显和语篇信息功能也受到语境的限制，语篇主要受结构性，也就是上下文的制约。被动意义的影响体现在主位和述位，焦点的转移和联系。其过程是从主语到话语因素几方面进行信息和功能的调整，因此其语篇意义便具有语用意义。突显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视点的调整和位置的提升，因而具有一种空间意义。
参考文献：
［1］Douglas Biber et al，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John I. Saeed. Semantic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3］F. Ungerer，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4］Gillian Brown&George Yule，2000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Halliday，M.A.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Longman，1976.
［6］Langacker Ronal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牛保义.汉语被动结构的认知语义基础［A］.上海：汉英对比与翻译国际研讨会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论文［C］.2002.
［8］石毓智.语法的概念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9］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6篇
一、语言结构的差异和思维方式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或者说，是人类认知现实的编码体系。这里涉及到现实、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语言三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三方面的关系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说明：
现实——语言·思维——现实
公式两端的两个“现实”不是一个东西。第一个“现实”是纯客观的存在，它的性质和规律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现实”体现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已能从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的规律。“语言·思维”是联系两个“现实”的桥梁，这里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实现对现实的认知。语言规律是思维方式、思维规律的体现，语言结构的差异必然会给思维方式、思维规律带来深刻的影响。洪堡特(1836)说“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这一论断抓住了两者关系的核心，说明不同的语言体现不同的世界观，反映认识现实的不同思维方式。后来的新洪堡特学派如魏斯格贝尔(L.Weisgerber)等根据洪堡特的论断又进一步提出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问题，认为它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语言学意义、文化史的意义甚至美学意义和法学意义，“假如人类只有一种语言，那么，语言的主观性就会一成不变地固定认识客观现实的途径。语言一多就防止了这种危险：语言多，就等于实现人类言语能力的途径多，它们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多种多样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样一来，为数众多的语言就以其世界观的丰富多样同唯一的一种语言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对立起来，这也就可以防止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1](P337)。确实，每一种语言表述客观世界的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各有它的“片面性”和“主观性”。“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基本思路与此一致，核心的意思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结构的差异决定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语和英语等印欧系语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人们自然可以由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两种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不同，而体现思维方式、思维规律的语法理论也应该有原则的差异，不能“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论的弊端就在于此，在“语言共性”的掩饰下把印欧语的语法理论看成为“唯一可能的方法”，百年来始终对它“跟着转”。要改变这种思路，当前首先要弄清楚汉语社团思维方式的特点以及它可能对科学研究方法论带来的影响。
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往的语言理论研究（包括笔者本人）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强调思维的全人类性和语言的民族性。这个论断是不确切的。有全人类性特点的是思维能力，指的是不同民族都有认识现实规律的能力，某些民族呈现出来的某些“落后”的状态，那只是它们因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而没有充分发展它们的思维潜力而已。思维方式是实现思维能力的一种方法，与特定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因而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呈现出其特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通过它的哲学理论反映出来，因而不同语言社团思维方式的差异自然会与不同的哲学理论相联系。冯友兰(1947,30-33,378-380,392-393)曾对中西哲学的差异及其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影响进行过具体的分析，认为这种差异大致表现在：第一，概念形成的途径，中国哲学是用直觉的方法获得的，而西方哲学是用假设的方法获得的。[2](P30-33)第二，以“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的西方哲学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使用的语言严密而明确，发展出数学和数理推理等自然科学；而中国的哲学以“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不用演绎推理的概念，而使用比喻例证的方法，所用的语言富于暗示，言简意丰。[2](P378-380)第三，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反映，西方哲学用“正”的方法，用演绎推理“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正好相反，用的是“负”的方法，“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2](P392-393)这三点概括了两个不同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由此给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带来的影响。
这是哲学家比较了中西哲学的差异之后得出来的结论。由于它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林语堂是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深通中西文化之真谛。他“经过几十年的思考”，也得出了与冯友兰相似的结论：“中西思想法不同之大关键，就是直觉与推理之不同。直觉就是体会、体悟、妙悟。因这思想法之不同乃使中西哲学走入不同的趋向。要明白中西哲学思想之精奥，必先明白这思想法之不同，然后可得平衡之论而明白其利弊”，“这思想法之不同，简单地讲，可以说是直觉与逻辑，体悟与推理之不同。逻辑是分析的、割裂的、抽象的；直觉是综合的、统观的、象征的、具体的。逻辑是推论的，直觉是妙悟的、体会出来的”，“所谓直觉，常为人所误会。直觉并非凭空武断，乃其精微之至，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直觉不是没有条理，是不为片面分析的条理所蔽，而能通观全局，独下论断”。[3](P78、81-82)林语堂在其文集的序言中还特别强调，这是他“一贯的中心思想”。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都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体悟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得出相同的结论，这就是：西方重逻辑推理、重演绎论证，中方重直觉、重比喻例证式的体悟和妙悟。
推理和直觉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推理式的思维以假设形成的概念为基础，从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用演绎论证的方法表述这一推理的过程。三段论是这种推理式思维的典型表现形式。判断是肯定或否定事物的存在，或指明它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过程，形式逻辑用一个命题表达出来，如用公式来表示，就是“A是B”。A和B在逻辑上是一种种与属的关系，或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例如“松（树）是树”，“王楠是乒乓球运动员”，“松（树）”是“树”这个“种”下的一个“属”，“王楠”是“乒乓球运动员”这个上位概念中的一个下位概念。概念、判断和推理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形式，其特点是在外延上相互有种属关系的概念之间进行演绎论证。汉语社团的直觉性的思维方式与此有异，它是用联想、体悟的方式挖掘并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用比喻例证的方法来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家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2](P15-17)如何进行直觉性的“比喻例证”？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体会、体悟、妙悟”，在两类外延上毫无联系的事物之间通过“悟”的办法进行“比喻例证”，传统称之为“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这里包含中国传统的抽象思维的两个重要环节：“取象”和“尽意”，前者讲的大致是如何将客观的存在转化为主观的认识，“比类取象”；后者是对“象”的阐释，讲的大致是如何将主观对客观的规律性认识表述出来，使之变成人们的共同知识，其实现的办法是“援物比类”，在不说出“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的情况下，用具体的、人们容易理解的现象去比喻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4]如果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做参照点，这种“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的比喻例证既像判断，又像推理，但既不是判断，也不是推理，相互间很难找到确切的对应。什么是“比类”？通俗地说，就是联想，就是比喻例证，相当于林语堂所说的“直觉”、“妙悟”、“体悟”，通过事物间的横向比喻来解决“取象”和“尽意”两个问题。这种“比喻例证”的思维方式，过去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们这里暂且名之为“两点论”，因为它是在外延上没有联系的两个“点”之间建立起联想的关系，借此喻彼，说明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如用公式表示，可表之以“A犹如B”。这种两点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辩证思维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
推理式的思维以“A是B”的命题为中介进行演绎论证，而比喻例证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缺乏严格的“A是B”的结构，而以“A犹如B”那样的公式进行“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这两个公式有很大的区别。第一，“A是B”中的A与B必须是同质的(homogeneous)，由“是”表达（请比较“王楠是乒乓球运动员”），而“A犹如B”中的A与B不受同质、异质的(heterogeneous)的限制，只要说话人能在两个“点”之间通过体悟、妙悟的方法建立起联想关系，就能用比喻例证的方法表达说话人对事物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解。例如“形”与“神”，范缜的《神灭论》比之以“刃”与“利（锋利）”，说：“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里的“形”与“刃”、“神”与“利（锋利）”，就客观现象的性质来说，它们不属于同类性质的现象，相互间没有什么联系，但说话人可以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比喻例证，说明“形”与“神”的关系。这是比喻例证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与推理式思维的一个重要区别。第二，“A是B”的A与B是概念体系上的一种“种”与“属”，相互呈上下位概念的关系，而“A犹如B”的A与B不必局限于事物之间的种属关系（试比较上述的“形”与“刃”、“神”与“利”），也不一定是对某种特定外延的事物的性质进行抽象和判断，而完全是通过直觉的妙悟、体悟的方法，在横向的联想和比喻例证中表达对事物性质、特点的认识。第三，“A是B”的推理式思维方式的基本单位有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级，所涉及的内容相互呈上下位概念的关系，人们只能根据客观事物间的这种上下位概念的内在联系进行演绎论证，主观性因素无法参与推理式思维的过程，而“A犹如B”的两点论思维方式的第一级单位是概念，这与印欧语社团没有什么差异，但没有由此形成和判断、推理相对应的思维单位，一切通过说话人的比喻例证以B喻A，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去“悟”、去“尽意”，说话人的主观性因素直接参与这种“悟”的过程。这三方面区别的核心，就是：“A是B”是客观的论证，演绎“是”的必然性，而“A犹如B”的“犹如”说的是可能性，在若干种可能的联系中选择其中的一种，突出主观性的例证。在思维过程中强调的是客观还是主观，这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集中表现。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语法研究的方法
中西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扎根于语言结构的差异，而由此形成的思维理论则又成为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印欧语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总的特点是，印欧语突出以形态变化为标志的形式语法，而汉语突出的是语义，因而我们将印欧语称为形态型语言，将汉语称为语义型语言。两种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与这种不同类型的语法结构相联系。
推理式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它们在语言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对应性单位，即概念对应于词，判断对应于句子，推理则由相关句子组成的句群表达。句法结构大致对应于概念和判断，而推理则与语用相联系。印欧语社团的“A是B”的公式代表一个命题（判断），表达两个概念间的关系，印欧语的语法理论大体上就是在这一命题公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导源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亚里斯多德把现实分为十个范畴：实体、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的核心是实体(substance)，其他的九个范畴是偶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实体在命题中的主要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判断的结构来说，主体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能充当主词的词是体词(substantiveword)，或者叫做名词；能充当宾词的词就是谓词(predicativeword)，或者叫做动词；句子的结构与逻辑判断（命题）相对应，因而处于主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主语(subject)，处于宾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谓语(predicate)。主词和主语，宾词和谓语，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而在印欧系语言中原是同一个词，即主词和主语都是subject，宾词和谓语都是predicate。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根据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简化为如下的结构公式：
逻辑：实体——偶有性
主词——宾词
语法：主语——谓语
体词——谓词
名词——动词（包括后来所说的形容词）
横行是A、B的二分，纵行是内在的对应和依次的实现关系：实体在判断中实现为主词，在语法中实现为主语，而主语由体词或名词实现，与偶有性相关的各个单位的关系同此。词类的划分与它们和句子结构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已可以在这里见封端倪。传统的语法理论大体上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框架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说语法和逻辑思维形式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最初的语法理论就是由哲学家建立起来的，用来解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种理论的结构框架和诸如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之类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哲学家抓住了印欧语结构的本质特征。“A是B”公式的核心是“是”，表明A与B的同质性，这个“是”在语法结构上的反映就是主谓语之间的一致关系。以这一“是”为基础而形成的语法结构的特点是合二而一：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与主谓结构框架的语法结构成分形成有规律的对应，即词类的划分和句法结构的成分这二轨合二而一；主语和谓语通过一致关系而突出相互间的“是”的关系。这里的重点是合二而一的“合”，而主谓语之间的一致关系就是统率整个“合”的语法结构规则的“纲”。
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我们表之以“A犹如B”。A与B这两个“点”之间的联系不是靠逻辑的判断和推理，而是靠联想，在“犹如”上进行比喻例证，缺乏与印欧语社团的判断和推理等价的思维形式。哲学家早就对此进行过讨论。张东荪联系汉语的结构，认为由于汉语的主语(subject)和谓语(predicate)的分别极不分明，“遂致中国人没有‘主体’(subject)的观念”，“谓语亦不成立”，“没有tense与mood等语格”，“因此遂致没有逻辑上的‘辞句’（preposition，命题，判断——笔者）”。[5](P89-99)没有判断和推理，汉语社团如何运用“A犹如B”的公式进行思维？简单地说，就是以A为参照点，找出与此点相联系的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体悟它们的性质和特点，以已知求未知，我们下面用“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和体悟A和B的性质与特点”这一方法去分析“A犹如B”的结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不同于印欧语社团的推理式思维，因而与思维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结构自然也会与印欧语有原则的区别。
概念是思维的最基本的单位，它在汉语中的对应形式就是字。由于汉语社团和印欧语社团的概念形成途径有直觉和假设的区别，因而字和词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虽然相同，都表达概念，但结构上相互间却有很大的差异，用赵元任(1975)的话来说，就是词(word)“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ord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根据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6](P241、246、248)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与词既然“连近于相同也谈上”，因而以它为基础而形成的汉语各个层级的结构自然也会呈现出不同于印欧语的特点；而就语法结构来说，就是以字为基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文心雕龙》）。与字不同于word（词）一样，汉语的这个“句”也不同于英语等印欧系语言的sentence（句）。印欧语sentence的概念很明确，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汉语“句”的概念很模糊，很难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找一段没有标点的文字让十个人标点找句子，很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样，找出来的句子不会完全相同。由此，传统有所谓句与读（dòu）之分，现代有所谓语气句和语意句之别（参看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因而汉语也没有与印欧语sentence相当的结构单位。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两个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不一样，“A犹如B”的两点论思维方式中没有严格的与判断、推理相对应的结构单位，其语句的结构形式及其性质、特点自然不可能与以“A是B”的公式为基础的sentence一样。这决定了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以字为基础，一层层扩展，生成语句，没有如印欧语那样的词类划分与“主语—谓语”结构框架的二轨合一的要求。《马氏文通》以后，汉语语法研究为什么始终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以及它们与句法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原因就在于两种语言的语法理论基础有原则的差异。
如何以“A犹如B”的思维方式为基础，运用“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与特点”，展开语句结构的研究？这方面，汉语确实如吕叔湘所说，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人们不大清楚这种“借助“的规律，但不能由此否定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这种“A借助于B……”的实践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传统的对对子或对仗，公园、寺院、道观、游览胜地等处的大门两侧和廊柱上的楹联就是汉语“A借助于B……”的语法结构的典型实践和样品，凝聚了汉语社团的“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与特点”的思维方式的精华。传统的语文教学为什么从《声律启蒙》一类的读物开始？目的也是让人们熟读牢记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这样的口诀，以此进行语法操作的训练，使人们能从中“体悟”，“A借助于B……”的方式、方法的精神。这种对仗所透视出来的成句条件就是一个“对”字，两两相对才成句，并且还集语音、语义、语汇、语法于一身，不是单纯的语法结构。这种“句”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非线性，即A根据时间顺序原则生成的组字成句的线性结构规则还需要将其中每一个结构位置上的结构单位，根据声调的平仄、语义的对称性、功能的相似性和结构规则的一致性投射于B，生成一个新的结构，相互对称，不然它就难以独立成句。第二，它以声律为框架，在平仄有规律地交替使用中讲求平仄相对、字义相对、字义关系的结构规则相对，形成一种对称性、综合性的结构。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推敲，因为这种楹联式的结构不见于先秦，盛行和完善于中世纪的诗律与相关的文体，衰落于近现代。这说明它与汉语平上去入的声调系统的定型、演变有关。第三，它以奇求偶，形成二向对立，凸显主观性因素的参与，借联寓意。这三点是对隐含于线性结构中的“A借助于B……”方法的升华和再创造。为什么说楹联式的结构凝聚了汉语社团两点论思维方式的精华？那是由于其他文体的行文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如律诗中的对仗、散文的对称排比句等，但都没有楹联那样集中、典型。这里不妨引述一段王勃的《滕王阁序》，以资比较：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齐，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乡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都是上下旬相依对称，语义相互衬托，楹联只是这种结构精神的凝聚和升华。这种结构的基本精神是以A求B，突出语意的主观性创造。人们可能会说：这是语用，不是语法。不能说这一说法没有道理，但问题是汉语根本没有像印欧语那样与判断相联系的句子，比喻例证式行文的语法规则和语用规则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作严格的区分。汉语中“句子”这一概念含义之所以模糊，原因也在于此。这是汉语结构的特点，不能用印欧语语法理论来衡量汉语语法结构的短长。总之，上述结构中的线性与非线性、连续与非连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汉语理论研究的一个有待开发的重要领域。
汉语社团两点论的思维方式使“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和特点”成为汉语研究的方法论的基础。这里的A与B是指各结构层的结构单位，可以是声、韵、调、字素、字、字组、语块、读（小句）、句以及各层结构单位之间的关系，而楹联式的对仗只是由声律控制的“A借助于B……”方法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而已。由于语言的发展，声调系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或分化，或合并，因而以平仄有规律地交替出现的声律特征在汉语社团的心理意识中渐趋淡化和消失；再加上单字编码格局的解体，接近口语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因而传统那种楹联式的非线性、非连续的对称性结构的要求也渐趋淡化，而原来隐含于线性组合中的“A借助于B……”的结构则日渐突出，其语音的表现形式则是以音步为基础的节奏。这就使汉语语法结构的形态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但没有因此而改变汉语的结构原理，因为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原则的变化，仍以“A借助于B……”的方式运转。如以字为基础，那么从字到句的中介性单位有字组、字块、读（小句），它们都是通过“A借助于B……”的方法生成的。如字组，它以已知的核心字为基础，借助另一个字，在两个“点”之间建立起联系，生成一个表达某一概念的字组，人们可以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去悟察字组的结构原理。[7](P362-390)句子的生成也是通过“A借助于B……”的方法实现的，其结构框架是“话题—说明”。话题是已知的，它借助于“说明”来展示自己的性质和特点；需要多少个小句进行“说明”？决定于说话人的说话意图。这就形成汉语句子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开放性和主观性。这两个特点汇聚于一点，就是句子的确定标准。印欧语的句子有明确的形式标准，即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汉语没有这种形式标志，只能根据语义，传统谓之“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一）。什么是“语绝处”？就是一个话题得到了完整的说明，找到了“语绝处”，也就找到了句子，而读（dòu）则是只表达话题的某一个侧面、为“语绝”铺路前进的小句，其口语形式的标志就是可作短暂的停顿，书面的表现形式就是可以使用逗号，使句子呈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点。如何控制语意的表述进程和“语绝处”？这就涉及主观因素如何渗入语句的结构，使主、客观的因素在语句结构中达到和谐的统一。印欧系语言的句子由于有一致关系之类的形式规则的控制，人们造句首先需要服从客观的结构规则，因而主观的因素很难渗入句法结构，而汉语正好与之相反，没有主观因素的参与和渗入就难以生成符合交际需要的语句。为什么？因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而语义就是主观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它虽然以客观现实的特点为基础，但必然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主观因素参与语句的结构，这是汉语社团两点论的思维方式“A犹如B”的本质特点的反映，与印欧语客观的演绎论证的方法论原则有重大的差异。为什么印欧语的语法理论难以有效地解释汉语的结构？其终极的原因可能也在于此。
三、不同思维方式的交融和语言理论建设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由此给语言研究方法论带来的影响，如上所述，基本上就是操印欧语的西方人用“正”的思想方法，演绎论证“它的对象是什么”，而说汉语的中国人则用“负”的思想方法进行比喻例证，相反相成。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在认知现实的途径上相互呈互补的状态，因而不同的语言社团可以学习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由此产生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防止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西学东渐，当中国人学习西方“正”的思想方法来发展自己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时候，西方人实际上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寻找和发展“负”的思想方法以补充他们的“正”的思想方法的不足。这里姑且不说英国的胚胎学家李约瑟用中国的辩证思维来解释他的胚胎发育的理论、丹麦的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接近于中国的阴阳学说并以阴阳作为他的标记的互补理论[7](P1-2)，即使以语言研究而论，索绪尔的语言系统价值说、结构语言学的对立概念和雅科布逊的音位区别特征的偶值对立理论，等等，都是采用“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和特点”的两点论的论证方法，从“不是什么”的“负”的角度去考察一个结构单位的价值。如果说，这些都只是个别学者超前的研究，难以说明“负”的方法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那么隐喻(metaphor)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可以说明西方语言学家如何孜孜以求地探索与“负”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并建立相关的理论。
隐喻，现在还没有见到一个准确的定义。哈特曼等的《语言和语言学词典》的解释是：“用某种名称或描写性的词汇去描写人或物的比喻”，但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这种说法与我们传统的“比喻例证”类似，但解释不是很准确，人们难以据此把握隐喻的实质。隐喻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活跃于人们的实际语言运用中。修辞和文学创作经常采用隐喻的手法，而语言学的语义研究则是相当系统地用隐喻的方法分析词义的衍生、引申的途径，用“A犹如B”那样的公式去研究。在语义学著作中人们可以经常看到隐喻和换喻这两个概念。根据现在一般的说法，认为隐喻建立在两个意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的某种相似的基础上（例如，汉语针的小窟窿与人眼有相似之处，因而“眼”这个字可以通过隐喻指针的小窟窿），而换喻的基础不是现实现象的相似，而是两类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人们的心目中因经常出现而固定化，因而可以用指称甲类现象的字去指称乙类现象（如英语的pen本来是“羽毛”的意思，由于古代用羽毛蘸墨水写字，羽毛和书写工具经常联系，于是pen增加了“笔”的意思）。隐喻和换喻的方法论基础就是用横向类比的方法建立两类事物之间的联想关系，其隐含的思维方式类似我国古典哲学中所说的比喻例证，只要语言社团认识到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就可以通过“A犹如B”那样的“喻”的办法形成新的义项。事物之间的形似、功能的相似以及工具和活动、材料和产品、地名和产品等等的联系都可以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联想关系，从而可以使字逐步增加新的意义。西方语言研究的传统偏重于语法，语义作为一种“学”来研究起步较晚，但在研究词义派生关系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类似“比喻例证”那样的隐喻方法。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西方兴起了一种认知语言学的思潮，隐喻是其中的核心思想。它的含义比早期语义研究中的隐喻宽泛，只要是通过联想建立两类事物之间的联系，用类比的方法，用B去说明A的性质和特点，都可以叫做隐喻。塞尔(Searle,J.R.)根据这种特点，认为隐喻的作用犹如“一件东西如何使我们想起另一件东西”，两者之间“既是受限制的又是系统的”，所谓“受限制”就是“并不是每一件东西能使我们想起其他东西的每一种方式都为隐喻提供基础”，而“系统”则是说“隐喻必须能依靠共有的原理系统从说者交流到听者”，其间没有任何单一的回答。[9](P829)这一解释抓住了隐喻的关键，其实质相当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比喻例证”，表述方式不是“A是B”，而是“A犹如B”。所以，隐喻的实质不在于语言，而在于人们如何利用这一个领域的概念去说明另一个领域的概念，富有强烈的主观性。乔治·雷可夫(C.Lakoff)出版于1980年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liveby)是这一领域的一部代表作，认为隐喻首先是一种思维现象，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隐喻，语言隐喻实际上都只不过是思维隐喻的外在表现。他自己在介绍他的理论时说：“我们假定世界由实体(entities)构成，实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彼此互相联系。心理、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里的实体，乃至物名，都是由隐喻创造的，理论中的实体则由理论的隐喻构成。”“人类通过进化而获得一些基本范畴，例如上下、内外，等等，然后通过隐喻，应用基本范畴于抽象概念而获得其他范畴，而这决定于文化、经验和物质环境等，所以不同民族的概念系统可能不同。”（注：请参看叶蜚声：《雷科夫、菲尔摩教授谈美国语言学问题》，《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2期。文中的metaphors译为“比喻”，我们这里一律改为“隐喻”。）这一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隐喻的研究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戴维·克里斯托尔(1997)在《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干脆将metaphor归入cognitivemetaphor（认知隐喻）条，并作出如下的解释：
指一种隐喻理论，认为隐喻在人类语言和认知中起必不可缺的作用，各种形式的语言活动，包括日常会话，都是通过隐喻来体现世界观的（“概念隐喻”）。高层次的概念，如使役、时间、情感等，被视为在语义上植根于身体所经验的各种低层次概念域中，例如把生命看作旅程，有“生命旅途”的说法，把因果关系看作家族关系，有“现代物理学之父”的说法。“诗学隐喻”被视为日常隐喻的延伸或新的组合。这种理论因此与隐喻的传统理论大相径庭，后者区分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只关注隐喻的修辞和文学语境，因此在为语法和语义结构作出全面的语言学解释方面被认为不起多大作用。[10]
这段话虽然没有对隐喻作出明确的定义，但对隐喻的实质却有了比过去更为明确的表述。这里我想强调三点。第一，通过隐喻体现世界观，这样的定性是很准确的，说明隐喻是认知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第二，隐喻的途径是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引申、延伸；第三，现代的隐喻理论与传统隐喻理论的含义不同，对“语法和语义结构作出全面的语言学解释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几点对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来说都有重要的价值。但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点，即隐喻是一种世界观。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汉语社团的“比喻例证”的思维方式的实质，因为它就是一种隐喻式的思维，是一种世界观。
隐喻的“喻”实际上相当于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的“悟”，它与推理式思维不同的地方在于主观因素的参与，偏重于语义的分析，因而这种“喻”带有主观性。随着隐喻研究的发展，印欧语语法结构中的主观性问题也就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人们已一反结构语言学时期的排斥语义的态度，强调语言不仅要客观地表达命题式的思想，而且还要表达说话人的观点、感情和态度，因此语法研究也不能只满足于客观规则的描写，还要努力探索隐蔽于规则背后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基于此，印欧语的语法研究现在已明确地提出语言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和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的问题，前者指说话人在所说出的话中留下的自我印记，暗示他的立场、态度和感情，后者指为实现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共时的取向）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历时的取向）。如何将主观性实现为主观化？Langacker认为就是将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从客观轴调整到主观轴。由于印欧语的语法结构有客观的鉴别标准，这就是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因而要将客观轴调整到主观轴，实现主观化，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手续。这大致是：由命题功能变为言谈(discourse)功能；由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由非认识情态变为认识情态；由非句子主语变为句子主语；由句子主语变为言者主语；由自由形式变为黏着形式。[11]这方面的研究，印欧语还刚刚起步，不像汉语的研究有悠久的传统。
隐喻的思维方法相当于汉语社团的比喻例证式的两点论，或者说，“负”的方法，用“A犹如B”那样的公式去表达两个“点”之间的关系。中西思维方式的交融，西方推理性的思维方式已经通过西学东渐的思潮而渗入汉语社团，推进了中国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汉语社团的隐喻性思维方式并没有在交融中渗入印欧语社团。这种单向的渗透是由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印欧语社团同样需要隐喻性的思维方式，因而在实践中进行着艰难的探索。除了少数学者以外，多数西方人已因他们长期在经济、科学文化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而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很难看到像汉语社团那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的价值，自然也谈不上从中吸取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再加上汉字的“万里长城”难以逾越，更增加了交融的困难。要促进交融，还有待我们的努力。近年来，隐喻问题的研究已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重视，陆续发表了一些论著，但多为评述性的文章，主要是结合汉语介绍国外学者的某些论述。这恐怕也是我们从《马氏文通》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语言理论的研究需要仰仗于西方，因而习惯于接受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语言理论研究的一种思想障碍。在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思潮中，要向西方介绍我们隐喻性的思维方式，首先是我们自己要重视汉语研究的传统及其所隐含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总结“悟”所呈现出来的主观性和主观化的规律，以弥补西方语言理论的某些不足，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能不能带着以隐喻式思维为基础的语言研究成果去实现与国际的接轨，那就要看我们自己的本事了。
【参考文献】
[1]〔前苏联〕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M].王超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林语堂.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A].林语堂名著全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王前，刘庚祥.从中医的“象”看中国传统抽象思维[J].哲学研究，1993,(4).
[5]张东荪.从中国语言构造上看中国哲学[J].东方杂志，1936,(7).
[6]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A].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7]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比利时〕普里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M].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9]〔美〕塞尔(JohnR.Searle).隐喻[A].马蒂尼奇语言哲学[C].牟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7篇
南帆：跨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认为《冲突的文学》这本书跟前面的几本有些不一样。大概在1987年前后，我自己有过一阵犹豫：大的理论突破在哪里?我对当时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不太满意，包括对于自己的研究。当时结构主义已经得到介绍，但是我觉得真正用心读懂结构主义的人并不太多，甚至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80年代，结构主义是一个我们必须穿越的理论重镇，我一直觉得结构主义非常重要，特别是它考虑问题的途径。一些人一直都在说超越结构主义，但是到底超越了什么呢?如果不把结构主义弄清楚，那么恐怕它在文学理论领域里所带来的“语言转向”就是一句空话。很多文学理论家可能到今天还没有弄清楚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比如说它凭什么敢于设立一个纯粹的语言框架结构，它有什么理由敢于把语言和实际世界脱离开来，这些观点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论证，例如“能指”、“所指”等那几个对子，加上二元对立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德里达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开始思考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是囫囵吞枣的，许多问题仅仅是浮光掠影地点到，根本没有分头进行深入研究。那么，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理解了结构主义之后还能认为有什么新现实主义吗?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理论必须进入到这些问题的内在机制中去，而不是纯粹地搬弄几个名词。事实上，包括当时的主体论等等。都是一些非常粗糙的经验总结――当时的理论水平大约也只能做一些基本的经验收集。八十年代有一年叫做语言年，据说也就是从那一年大家都开始重视语言。但是如果认真去读当时的一些文章，就会发现他们所谓的语言基本上都是表现论，几乎所有的出发点都是语言如何更好地表现内心――他们似乎都忘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源头。在我看来，语言论至少应该涉及到两个源头。我不是武断地否定表现论，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这个脉络上来谈论这个问题呢?这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源头。
到了九十年代，《冲突的文学》是一个转变，这本书于1992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在不断拓展研究视野的过程中，我更多地关注了以下三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第二个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交杂、纠缠。第三个是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其实，在90年代之前，受到“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我自己对于文学研究要不要有一个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也比较犹豫。我觉得既然是“纯文学”，就没有必要关心那么多的问题。但是，“纯文学”的视野逐渐满足不了我的思想，许多问题一直都在企图突破这个视野，直至我重新认识到语言、历史、文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有人形容我：八十年代像九十年代的人，九十年代像八十年代的人。到了九十年代，许多人都转向了“学术”，但是，我又觉得思想的锐气不可或缺。《冲突的文学》即是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挑出了二十对文化矛盾进行复杂性问题的分析。
《文学的维度》集中研究了话语的层面问题。这本书我自己也比较满意，最近会重版。接下来又有了《隐蔽的成规》。《双重视域》开始了文化研究的实践。我并不想对文化研究进行定义，我甚至觉得，文化研究本身就是破坏定义、反定义的。当然，文化研究包含两个趋向：一个是把世界当成文本来进行分析。我以前出过两本随笔集，《文明七巧板》和《没有重量的生存》，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现象的思考和分析。这两本书的分析武器里面，我使用得比较多的是符号学和精神分析。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界了，我们基本上都生活在一个人工的环境中。有一次我在新疆的某个沙漠的正中央停留，周围完全都是沙丘，没有任何人工符号，我当时的感觉是立刻失去了任何坐标，如果不是汽车停留在旁边一两百米的地方，我想我会立刻迷路。离开了沙漠回到现实世界我立刻明白。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生活都有一个文化坐标，而任何一个文化坐标，都是文化研究的对象。谁设立了这个坐标，为什么设立这个坐标，这一类的坐标怎样把一个“自然人”塑造成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即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怎么“询唤”主体的?文化研究可以说随手拣起来都是素材。昨天我刚刚买过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马桶的历史》，试着去想想管道工是怎么改变这个世界的?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早期从雷蒙・威廉斯那里继承了左翼色彩，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今天的一些文化研究已经淡化甚至取消了这个维度。所以，一些人怀疑地说，你不就是在将这些事情拆解开来做一个描述吗?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虽然文化研究已经没有了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维度呢?比如说，精神分析学的维度?意义是不是仅仅存在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这是一个问题。例如，空间的分析如果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维度，那么，我们只能谈论居住面积，我住一百平米，你才住十平米，如此等等。但是，有没有别的维度、另一些可分析的内容存在呢?在我看来，文化研究面对世界文本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
尽管如此，我觉得文化研究还是有面对文学研究、回到文学领域的一面。比如说分析普鲁斯特著作中的植物，比如说谈卡夫卡作品中的动物哲学等等。不管如何，这些研究都是文学领域中的内容。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进入文学研究。我个人比较愿意观察形式、语言、美感的背后，即为什么这些形式和语言产生了美感?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文学作品而那不是?文化研究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以往的许多文学观念中，形式就是形式，美感就是美感，美是不需要追究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不需要再解释了。文化研究恰好认为这些是可以解释的。你的这种感觉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训练出来的。谁训练的?什么训练的?这种训练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文化研究进入文学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的。我个人的研究之中，有把整个世界当作文本、当作符号来进行分析的一面，也有回到文学的一面。当然，即便回到文学研究，可以谈论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刚才谈到的普鲁斯特的植物、卡夫卡的动物哲学，这些题目都是我没有想到过的。研究这些题目没有什么不好，这表明了文学研究极其开阔的文化层面。以往的文学研究只能谈经典，谈主题，谈结构，谈文学史，好像还没有如此开阔的研究层面。或许我们过去不太重视这些问题，那么，现在，正是文化研究帮助我们拓展了视野。
周红兵：进入到视觉文化主导的消费社会，一方面文学的地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文学性却在不断扩展，进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祛魅、去蔽，进入日常生活，去精英化和琐碎化。一方面，这种研究固然令人反思，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与日常生活过多的捆绑在一起，会不会日益削弱甚至是丧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批判性?毕竟日常生活并非总是审美化的。
南帆：提出文化研究与日常生活过多地捆绑在一起会不会削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这个问题是对的。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两个层面。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空间和结构研究中去，就会很清楚地看出来。第一，你必须进入。不能说不进入日常生活，但是，进入不等于完全融合，你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眼光。我强调的是这个问题。你有自己的独立眼光，在特定的空间和历史条件下，你的独立眼光来自何处?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说得再细一点，可以说到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这种类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往往身兼两职，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也会进行一些创作。我认为，我们的独立性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学术话语，另一个是审美。如果更细地说，人文知识分子又可以分出文学知识分子，在文学知识分子中间就普遍存在着上述程序。
在各种大理论盛行的今天，文学为什么仍会存在?我认为，文学恰好是用多种多样的经验来对抗各种各样的大理论的。大理论常常对历史做出概括，例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完全是个风雨飘摇、充满战乱、侵略、殖民等等的地方。可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怎么会写出王琦瑶这样的一个女人呢?她巧妙地躲过一切灾难，寿终正寝，并且活得有滋有味?以往的理论中，即使存在这种人物也不能去写。因为人们认为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一切局部必须体现整体――即卢卡奇的“总体论”思想。王琦瑶这些人物仅仅是个人化的小历史，文学不要去写。为什么?因为她们不是历史的主流，不够典型。那么，凭什么说她的存在不够典型，而另一些人就是典型呢?如何下这个判断呢?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朝什么方向发展，这就是依据。历史是一个整体，向着特定的目标前进，靠近目标的就是重要的，不靠近的就是不重要的。但是，如果把总体论的前提拿掉，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呢?我不是说大理论不需要，但是大理论不是几个人可以制定出来的。大理论必须不断地和具体的经验搏弈，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就是用具体的经验去和大理论搏弈的武器。许多大理论都是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法学话语，人们认为这才是有用的。但是，文学哪里就是语文修辞、华丽的字句呢?它还收集人的各种经验。文学就是用各种经验和大理论进行博弈。我不是说文学的全部功能就是这些，但是这是文学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例如，当我们进入到现代性的时候，恰好冒出来一个沈从文，他恰好就逼着你不得不去思考什么是现代性。那就是你们追求的工业化、现代性吗?文学史逼迫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科层制度和法律条款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之后，怎么又冒出一本《尤利西斯》?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去想，人的内心就是那些科层制度所能够解决的吗?具体地说，就是文学经验强制性地逼迫我们去进行思考。文学甚至出现了许多玩世不恭的、叛逆的、变态的形象。这就告诉我们，社会除了正常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常的存在，正像个人除了意识之外还有无意识一样。这就是文学告诉你的，《洛丽塔》就是这样，你不看，他们也会存在，当然怎么评价这种现象是另外一回事。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们是先锋性的、叛逆性的，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们是被人鄙视的，可是鄙视他们也无法回避他们的存在，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在某些历史时刻，这些会聚集起来成为一种历史的力量，马尔库塞的著作曾经论述到这一切。
审美具有反抗的力量。审美的反抗意义，阿多诺等理论家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论述，这也是进入到现代性以来，用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现代性的一贯思路。但是学术也具有反抗性，那么，学术话语为什么会有反抗性呢?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它反抗什么呢?就今天而言，简单地说就是反抗权力机制，但是是什么权力机制呢?是哪个国家，哪种历史条件下的权力机制?也可能是福柯所说的泛权力机制。如果是泛权力机制，那么泛权力机制的特征是什么?学术话语的特征又是什么?只有进行了比较之后，才能明了是谁反抗谁，为什么、用什么来反抗。这些都是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而且，这些分析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进行。如布鲁诺所处的中世纪，自然科学的语言就是用来反抗宗教的权力话语，然而，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自然科学的语言已经上升为最大的权力语言，那么又是什么在反抗它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周红兵：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而英国伯明翰学派却立场迥异，他们将更多的理解、同情赋予了大众，这就引申出了文化研究中两种不同的立场问题，即精英和大众，文化研究自身也将众多的日常生活、流行元素和文化现象纳入了自己的视域，您也多处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双重视域”、“无厘头”和最近的“虚拟社会”，从文章看，你对无厘头明显是无法接受的，即便是“妥协”一些，您也无法与他们共鸣，被他们接纳。另外，在“虚拟社会”一文中，您也表示了对网络双刃剑和浮嚣之气的隐忧，除了个人背景、性情和审美偏好外，是否也是您所坚守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这种立场恐怕仍会被人归入到“精英”一列，可现今，说“精英”似乎已经是贬义的了。
南帆：精英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这正好可以从我现在正在思考的“广谱的批判”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广谱的批判”，是借用了医学中“广谱”的术语，简单地说，它强调从批评话语的谱系家族中，借鉴多种合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不执着于一端，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批判。首先，我不在乎被归入哪个行列，例如精英。其次，就今天而言，精英为什么会成为贬义，这本身就值得分析。现在所指的精英，无非就是少数专业领域里的人。他们成为贬义的概念，无非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市场。有市场、有人气的人、能够挣多少钱的明星，他们才是当代英雄。当
然，在革命的年代，精英也照样遭到贬斥，但是他们被贬斥的原因完全是因为脱离群众，而那时候的群众却是革命大众。革命大众的革命就是要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否定市场。所以我们先要非常清楚今天和过去精英受贬抑的脉络。
回到“无厘头”的问题。有个朋友跟我说，你们现在将文学弄得如此精英化，如此深刻，如此严重，似乎是一种神经病。他跟我说了他女儿的事情。他女儿现在正在准备参加高考，她就爱看周星驰。看了之后哈哈一笑，看完之后放松一下，接着就又去做高考练习题了。她对我的那个朋友说，我准备高考累得半死，你为什么不让我放松一下?这个案例对我触动很大。不过，我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文学可以承担很多的功能，也确实可以承担娱乐的功能，文学甚至就是让你哈哈一笑，但在过去，我们却把文学的这种功能置于视野之外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一直在关心文学对经国大业的意义，文学对历史的意义，我们都在关心这些问题。诚然，文学在发挥功能、能量最大的时候，对历史是有用的，这在历史上已经被多次证明，但这不等于说文学就不能够娱乐。我们应该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文学?有一些人在娱乐的意义上使用文学，我从来没有说他们错了。毕竟，娱乐也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你不能因此否认，文学在最高的意义上可以撬动历史。不能说，由于有了周星驰就不能有曹雪芹。这个命题也不必反过来：有了曹雪芹，就必须驱逐周星驰。但是，现在却似乎是一个反对深刻的时候，是一个打倒曹雪芹抬出周星驰的时代。
文学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观念在梁启超的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个转折。梁启超把小说抬高到改造国民性的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意识到文学能够跟当今的一些重要学科相提并论，例如经济学或者法学。我们从来不认为经济学或者法学的全部意义就是笑一笑。经济学和法学都是非常严肃的，跟社会和历史有密切联系。文学可不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和它们并列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不否认文学有一个娱乐的功能。我就是把这个问题看得这样复杂。现在，我该是精英还是大众呢?我觉得这种二分法可能已经不够用了。
周红兵：无论是周星驰，芙蓉姐姐，还是韩剧、大片、虚拟社会或人肉搜索，其中充斥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和不严肃、轻佻、无聊、浮浅甚至是符号暴力，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乏相当一批人沉溺于其中，他们所需要的很简单，就是彼时彼刻毫无负荷的纯粹一笑。我自己觉得，很难在这一笑中发现所谓的解放力量，自然，已经被斥为逻各斯中心的真理、美感、理性、正义、责任等等也无法在这一笑中找到容身之处。但是弗洛伊德说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压抑，而无意识层面的累积过剩致使的力比多爆发是会产生相当非凡的破坏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符号社会这个虚拟的社区里，这样一些非理性甚至是符号暴力的存在，是不是也可以起到一种舒缓、发泄、引导的“按摩”“减震”作用?
南帆：的确是有按摩和减震作用，文学还可以承担心理疏导的作用，但是，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如此，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而言。如果一个文学研究者意识不到这点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