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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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追踪研究；人格；婚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104-02
一、主观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及其特点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时候，人们将幸福等同于享乐主义快乐。那到底究竟什么是幸福？总而言之，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会有多种多样的主观理解。积极心理学家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个人积极体验的核心，同时也是对其生活的最高目标。
二、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现状
（一）文献检索情况
笔者根据研究的需要，以“主观幸福感”、“青少年主观幸福感”、“追踪研究”为关键词，开展了相关领域的文献搜集和资料整理工作。文献整理后笔者发现，现有的研究多数是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分析以及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这些研究成果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亦进行了搜集与整理。截至2013年1月，笔者搜集相关专著10余本;在期刊网上，以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中文期刊数据库、维普科技全文数据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为搜索范围，搜索近十年的相关文章，下载了相关硕博论文32篇，期刊论文87篇;外文文献25篇;搜集并保留相关网站3个。总体来说，与本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研究资料尚不多，但这些略显零乱的研究成果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具有启发性的思考。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近些年来，心理学领域的各个专家、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青少年这个群体的主观幸福吸引了很多心理学家以及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已经被大范围研究与讨论，但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轨迹缺少一定的调查。本文旨在通过多个时段的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此得出相对应的数据和结果，并对这多个时间段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进行因素分析和结果讨论。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横向研究，这些研究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笔者对近十年的文献、期刊以及硕博论文进行了整理。因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群体划分。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郑宏志与陈功香在《314名城市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中指出，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并不显著，有婚姻作为支撑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效应。对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无配偶的老年人。与此同时，社会支持也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主观支持还是客观支持，懂得利用社会支持的群体会有更为积极的感受。而赵立军、刘旭华在《贵阳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研究》中表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
著名心理学家、专家、学者对青年主观幸福感这个群体产生极大关注。笔者从这里选取其中典型的文章作为参考。邢占军在《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探索》中指出：幸福是现实生活中的主观反映。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主观体验，而且是一种比较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感受。严标宾、郑雪等人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指出：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朋友、恋爱和室友关系对幸福感有显著关系。其结果发现：内部价值中自我实现和学习能力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比外部价值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会更为显著。而生活事件无论是好的生活事件还是坏的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
关于儿童群体的研究，也有部分文献。《离异家庭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作者齐琳将离异家庭和完整家庭子女主观幸福感做了比较，得出：离异家庭的儿童，其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明显低于完整家庭的儿童。独生子女的积极情绪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喻永婷与张丽芳各自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同的阐述：性别、年级以及留守类型上都不同影响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以上是各个专家学者从各个群体来研究主观幸福感。学者们大体上分析了影响老人、青少年、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用相关分析的方法解释了影响主观幸福感因素的显著关系。对本论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从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来看：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众多。从早些年来分析：杨海荣，石国兴等人在《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研究》中探讨了初中生的自尊，事件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一文作者通过大量研究，大量数据表明：一般而言，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越高，就会体验更多的幸福。故学校和老师可以适当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来提高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张雯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中提到自尊、社会支持与归因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著名学者郑雪、王玲等人也曾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中明确提出：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男性。至于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一致。而近些年来，严标宾等人在《青少年网络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表示：网络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差异显著。而社会支持、人格等中介作用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更为复杂。目前，严标宾、郑雪等人逐渐加深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范围的研究。他们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首次将主观幸福影响因素纳入文化范围。他们对48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均处于较为令人满意的水平。他们一直认为大学生可能是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一代。再者，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周边人际交往也更为和谐。
从以上几个早期研究的时段来看，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甚多，而且交叉作用显著，研究范围从横向和纵向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在测量工具和研究方法上来看，测量工具愈来愈精准，角度和信度都得到了一定加强。邢占军在《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中提到主观幸福可以进行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生活质量上的主观测量研究最早是由Neugarten等人于20世纪60年表的“生活满意感量表（LSI）”，接着，Cantril编制了“自我标定量表”（SAS），这种量表主要是根据自己对自己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等级评价。70年代Derogatis编订了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的衡量主要取决于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所占优势。对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多种多样的方法。尹海兰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中列举了多种方法。如自陈量表法。这种方法主要由被试根据自身切实情况来进行测量。几个常用的主观幸福感测量量表：（1）人脸量表。这是一种非言语性的主观幸福量表。被试须从几幅人脸中选择自己认为最为幸福的表情。（2）情感平衡量表。用以测查群体的心里满意程度。主要用以描述过去几周的幸福感测量。（3）Campell幸福感指数量表。这个量表分为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
（三）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目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熟，深度更广，范围更大，结果也较为精确。Naser&Akram在《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erences》中分析了幸福感与个性模型HEXACO的关系。本文主要针对HEXACO与以往五个因素的区别。对于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的研究，国外学者也有一定研究，其中Eleanor与Matthias等人利用BBC-SWB来测量主观幸福感。这种量表采用分制来测量主观幸福感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如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依据及身心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有关于研究富裕国家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这种主观幸福感主要依据主观和客观领域之间的差异如婚姻、健康、行为、住房和环境。研究表明：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存在某种相关，主观幸福感与婚姻、住房和周围环境存在很大相关。
从以上国外研究可以看出，研究主观幸福感分类较细，研究范围较广，研究结果较为深入。对本论文的撰写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及未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展望
从以上国内外的研究分析来看，现有的研究无论是在因素间的相关分析还是各个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面，无论是群体的比较还是各个特殊领域的人群，如今都已研究得相对全面。然而，问题的出现也在所难免，心理学中的幸福感重点关注的是个人的内心感受和体验，但如果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以检验，仅靠主观的判断也许会导致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得出相反结论。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学校改革主要关注的是学业结果，关注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易忽视学生情感方面的问题。培养青少年积极乐观的心态，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身心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目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虽已起步，但有关提高青少年幸福感的发展轨迹研究尚没有完全展开。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这方面的研究无疑会对青少年的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青少年幸福感研究领域亟待展开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孟万金.积极心理健康教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2]郑雪，严标宾，邱林.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J].心理学,2001（4）：33.
[3]刘永恒，高占海.不同来源、性别、专业的地方院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J].河西学院学报，2006（1）：29-30.
幸福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家庭心理学是指以系统观点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对个体、夫妻和家人在相互关系中以及在他们活动的广泛的环境中的情感、思想、和行为进行研究的科学。本论文对家庭心理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力图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厘清其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探究其研究方法的特点:梳理其关于家庭内涵的研究成果:并在对相关理论纷争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评价其意义和贡献。本论文期望通过对家庭心理学思想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对我国家庭心理学的建设有所启示。以系统观点为基础的家庭心理学的兴起是时展的产物，系统科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发展为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非常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具有关系取向的特点;第二个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因受到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及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呈现多元综合的特点。家庭心理学采用量化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家庭系统的组分、结构、环境、控制、发展以及家庭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虽然家庭心理学的思想方法受到了个体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但它所提倡的系统观点，如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视为一个系统，用“不完全还原论”替代“完全还原论”，注重环境因素对个体的约束，以及采用非线性的因果观而不是线性的因果观，必将促进心理学方法论的变革，在心理学内部掀起一场思维的革命。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家庭心理学的优秀成果，致力于建设中国的家庭心理学。
关键词:家庭心理学家庭治疗系统系统思维
人类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下半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形态，其特点之一就是系统思维成为继分析思维之后的一种主导的科学思维方式。在这个科学转型的历史时刻，系统思维的方法也在心理学内部，尤其是家庭心理学领域中悄然兴起。家庭心理学与其他心理学领域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突破了主流心理学以还原论为主的方法论，改采用系统的观点来探讨与处理问题。它坚持以系统观点作为最基本的立场和出发点，它的研究假设、理论模型和实践应用都是建立在系统观点基础之上的。家庭心理学的这种思想方法与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相吻合。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整个科学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系统思维的力量，系统思维成为继分析思维之后的另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采用系统观点进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在数学中，有托姆创立的突变论;在物理学中，有哈一肯提出的协同学:在化学中，有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在生物学中，有艾根提出的超循环理论，而且后面三人都曾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在心理学内部，自觉地运用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可以这样讲，在心理学的大多数领域(除家庭心理学之外)，系统思想却仍处于边缘地位，不受重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中，分析的研究很多，综合的研究很少，局部的研究很多，整体的研究很少。打开任意一本普通心理学的书，我们都会看到许多关于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人格等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但关于这些心理现象之间是如何联系、如何相互作用、如何组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却相对较少。此外，心理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的心理学。心理学家对于关系、群体心理等这样一些模糊的概念不感兴趣。尽管也有少许关于群体作为一个系统的重要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勒温等人的研究)，然而这些理论并不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不仅如此，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致力于寻找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个体的规律，而不考虑这些个体在是生态上、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差异。奥尔波特曾经说过“关于群体的心理学本质上最终都是一种个体心理学。”’直到今天，这种观点在心理学中仍然是土导观念。鉴于主流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对家庭心理学进行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就凸现了出来。家庭心理学强调要将家庭视为一个系统，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研究，从提出问题、形成假设、选择研究方法、建立理论等方面重新建构一种系统的心理学。这种观点必将促进心理学方法论的变革，在心理学内部掀起一场思维的革命。
0.1.2家庭心理学研究的实践意义
人们的生活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里，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家人一起度过的。家庭对一于个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是个人情感寄托的重要单元，是休闲和精神放松的最长久的所在，也是个人基本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的来源。幸福、和睦的家庭能使人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反之，充满矛盾、敌意的家庭就像是灾难的源泉，使得置身其中的个人或愁闷、或痛苦、或愤怒，身心都受到损伤。我们每个人都期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并将其作为人生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然而，家庭中不可避免地总会产生一些问题。特别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化，必然带来家庭结构、功能和家庭关系改变。家庭中的冲突矛盾增多、离婚率上升、青少年问题增加等等现象都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家庭问题。家庭心理学认为，家庭中的问题以及家庭成员个体的症状都是因为家庭中不良的互动作用和沟通方式引起的。那么，哪些因素影响着家庭功能呢?家庭运作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对于存在症状的家庭，应该如何进行临床的干预呢?家庭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
幸福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心理学；方法论；应用研究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4.008
1引言
当前国家和社会对心理学的应用需求前所未有，心理学的学科和专业教育也对应用心理学、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学术期刊都要顺应时展潮流，承担起心理学“改变现实”的使命。
2017年初，《心理技术与应用》了“改变现实的心理学”专题论文征稿启事，征集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快报”“评论文章”，以及将心理学原理、方法、技术运用于各行业领域或日常生活的应用方案或实际案例、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等。之所以征集这类投稿，是要强调心理学在改变和改善现实方面的重大使命，推动心理学研究成果在国家政策、企业管理以及个人生活等层面的应用。这种征稿导向是办刊定位的要求，《心理技术与应用》定位为一本应用心理学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各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运用心理学原理、方法和技术探讨经济、社会、管理、健康、教育等领域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心理技g与应用》2016年第4期我撰文阐述了这一定位，强调我们要发表那些“旨在‘理解’并（或）‘改善’的应用心理学原创研究成果”（辛自强， 2016， p194）。
无独有偶，《心理学报》2016年5月公告，设立“以小拨大：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专栏并征稿。该专栏旨在立足中国现状，集中报告既有用又有趣的行为决策研究发现，重点评介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发现在提升人民的健康、财富、幸福等领域可提供的“小”技法和可发挥的“大”作用。
行为决策无疑是应用研究的重要领域，不仅如此，整个心理学都面临着“现实转向”的问题（林崇德， 辛自强， 2010），必须更多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心理学只有承担起“改善现实”的使命，才能展现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开始因应这种现实需求，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现在全国有60多个单位可以招收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简称“应用心理”专硕），专硕教育蓬勃发展。例如，我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自2015年招收第一届应用心理专硕以来，每年考录比均超过10比1，一跃成为学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这些年在推进并不断反思专硕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是教学要适应专业学位教育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心理学都面临挑战：若没有现实的关怀，不能承担“改善现实”的使命，心理学就难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虽然2010年我的恩师林崇德先生和我曾经撰文讨论过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问题，但我又历经几年才开始慢慢领悟，心理学现实转向的最大难点是方法论的转向和变革，只有在方法论层面改变心理学研究当下一些未必妥当的习惯模式，才可能真正实现学科的现实转向。改变“现实的心理学”，才可能有“改变现实”的心理学。要开展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研究，我们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做哪些变革呢？本文略述管见以抛砖引玉。
2八个方法论问题
（1）研究的价值导向
研究通常被区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前者侧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寻求描述、预见、特别是解释性的知识；后者侧重回答“应该如何”“如何做好”的问题，旨在基于证据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方案或建议。就价值定位而言，前者以“求真”为导向，侧重提升人类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后者以“至善”为导向，帮助人类依循客观规律改变或改善现实。不理解客观规律，就难以有效改变现实，反之，以改变现实为目标的研究，也推动着对客观规律的探究，因此，二者相辅相成。
然而，只是讨论二者的辩证关系可能于事无补。当下的现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旨在理解的学问和旨在改变的学问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是学科历史和知识发展逻辑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偏见、学术评价体系造成的。心理学从创始人冯特开始，就充满偏见，冯特将心理学定位于基础科学，反对弟子研究应用问题。1879年冯特建立实验室这个事件，严格讲，只是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开端，把它当成整个“科学心理学”的开端，似乎显得实验心理学有些傲娇。发展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的很多分支学科，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起源和历史。以心理咨询为例，虽然它要从心理学这一母体学科中汲取学术营养，但是它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轨道，表现为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和师承关系。
无论如何，现在是改变彼此偏见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认识到“理解”与“改变”的学问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辛自强， 2015）。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心理学的应用价值一再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正是巨大的应用空间，不断为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我们做基础研究的人应该向做应用研究和应用工作的人表达充分的敬意，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改变现实，让世界和生活变得更美好。反过来，没有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就无法合理地、系统地进行“改变”。心理学家卡尼曼因为对人类决策心理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与合作者都承认，他们研究的那些规律小商小贩早就在应用。然而，是他们这些学者让我们明白了小商小贩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没有他们的基础研究工作，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决策的本质，也谈不上有意识地用以指导决策。在应用工作中被个体自发使用的知识，只有被提炼、检验并系统化，才能成为自觉的知识，成为科学知识。今天，我们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发现”之前，美洲大陆早就有人居住。虽然“发现”一词的使用，流露出些许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然而，“是哥伦布把美洲大陆这个知识和人类科学的‘主流知识’联系在了一起。‘孤岛式知识’是不行的（万维钢， 2014， p239）。”
当前很多学术期刊已经试图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日益兼顾旨在理解的成果和旨在改变的成果。就研究者个人而言，我们可以有所侧重，也同样可以兼顾两个方面。即便发表基础研究的论文时，我们也不应只是在论文“讨论”部分最后顺便提几句研究的应用价值了事，而是要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发现离实际应用究竟有多远，具体如何将自己的成果做“工程化”的转化。例如，我们可以要求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研究一做一个小的基础研究，研究二将其结果转化为行动方案或项目，甚至实施该项目，并做项目评估。总之，我们要更多强调研究的应用价值，推动改变现实的研究。
（2）问题提出方式
研究始于问}。常用的问题提出方式有两种：有什么问题没有研究过？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当前，我们往往只采用前一方式提出问题，而对后一方式考虑不多。
开展科学研究，必须思考并说明某个问题是否被研究过。科学的创新本质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探讨新问题，用新的方法探讨问题，寻求新的发现。为了确定自己研究的创新性，要开展系统的文献综述，论证研究的新意，只要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在某一方面超出了现有文献，就说明了研究的创新性和必要性。例如，很多论文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关于变量A和B的关系已经被研究过，关于B和C的关系也有说法了，而关于A和C的关系，或者关于A、B、C三者的关系没有人研究，于是需要开展研究。对于纯粹的学术问题，我们确实可以这样提出问题。
然而，我们不能只从推导文献出发提出问题，还要从观察和反思现实开始提出问题，要不断反问“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大致有三个层面的涉及心理学的现实问题需要关注。一是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面临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如医患信任、农民工身份认同；除了负面问题外，还有很多是“如何变得更好”的问题，如民众获得感的增加、国民素质的提升等。二是各行业实践领域的问题。心理学可以广泛应用到有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包括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各类企业与行业、各类人群与团体。具体问题不胜枚举，如企业员工激励、投资心理分析、人才测评与选拔等。三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心理学更直接的应用是解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如心理健康问题、智力开发问题等。
总之，我们的研究不能只是通过查阅和推导文献提出问题，而是要更多关注现实，研究实际问题，退而言之，至少要清楚地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立足点。现实问题可以是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也可以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特定问题。所谓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非让研究停留在验证西方理论的层面。强调研究的应用导向和本土化思想是内在一致的。对我国当前的实际问题或现实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属于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出基于证据的思路和方案，这算作应用研究；若能直接开展行动来解决问题，则属于应用实践。应用研究应该是接地气的研究，接本土地气的研究。
（3）变量选择
我们鼓励旨在改变现实的研究，鼓励关于实际问题的研究，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首先就是变量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在一项心理学研究中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因为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与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
心理学中的变量有两大类：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主观变量是“心理”自身的、反映心理感受、心理活动等方面的变量，如情绪、推理等。客观变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如行为表现、作业或作品、痕迹等，常用的变量包括行为发生情况（行为频次）、行为速度（反应时、问题解决时间）、行为强度（如博弈任务中的投资额度）、作业正确率或错误模式、作品质量、行为轨迹等；二是心理活动伴随的生理活动、生理表现方面的变量，如眼动特征、呼吸与心跳频率、腺体和血流特征、电生理特征（皮肤电、脑电等）、化学递质等；三是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包括刺激特征（刺激的频次和结构、刺激的时间和强度、作业和任务类型）、环境条件等（如城乡背景、社会阶层、家庭结构、文化类型）。这三方面的客观变量，涵盖了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行为和生理表现，笼统地说就是“刺激”（S）和“反应”（R）。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的科学，但鉴于心理变量本身是主观变量，被试心理无法直接由研究者观测（研究者可以对自身心理活动进行自我观测，但这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窘境），只能通过被试的主观内省和自我报告（如口语报告技术、自陈量表）来测量。这种测量虽然可以直逼内心，但有很强的主观性。在这种局面下，心理学反而在客观变量的操纵和测量方面进展巨大，因为客观变量的测量在客观性、精确性上更符合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要求。上个世纪初，行为主义者正是要用客观变量定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用客观测量限定其研究方法。回顾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在客观测量方法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相比之下，迄今为止主观测量方法的进展仍然乏善可陈。
不仅是测量方法问题，心理学研究要“有力量”，要担当改变现实的使命，必须考虑客观变量，要么研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要么研究心理对客观世界的作用。例如，心理物理学探讨人们对各种物理量的主观感受问题，试图在物理量（客观世界）和心理量（主观世界）之间建立函数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价值。卡尼曼的研究只不过是将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探讨金钱的主观效用问题，但研究结果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如果卡尼曼只研究主观变量，他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有心理活动并不能改变客观世界，心理活动要藉由行为及其产物来改变客观世界，因此，我们要更多关注心理的行为表现、行为后果。总之，心理学研究要么关注心理的前因（客观刺激），要么关注心理的后果（行为），只有说明心理的前因与后果，才能得到有现实解释力的发现，才能让心理学研究“有力量”。
一言以蔽之，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没有主观变量不是完整的心理学（如早期的行为主义），只有主观变量是没有力量的、存在科学性风险的心理学。例如，现在很多研究所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主观变量，甚至再加个主观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如此统计来统计去，是很难说清其中的因果逻辑的。不仅如此，这类研究结果也很难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只是就主观论主观，无法说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联，研究结果难以与现实对接。这种对客观变量，包括行为变量的忽视，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警觉。Baumeister，Vohs和Funder（2007）从1966年、1976年、1986年、1996年以及2006年这五年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中，每年大致选择2期，分析了实证研究报告中的共304项研究，统计这些研究是否包含实际行为变量（对行为的操纵、对行为的观测都可以算数），结果表明，在1976年，近80%的研究使用了行为变量，1986年后这个比例迅速下降，2006年已经低于20%。虽然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的科学，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耐心去现场观测和操纵真实的行为了，而是严重依赖被试在问卷和量表中的自陈报告，依赖在电脑上完成实验。由此，Baumeister等人用这样的文章题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心理学作为自陈报告和手指活动的科学”。
（4）样本选择
心理学研究样本的选择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对大学生样本的过度依赖。二是对超大样本和单个被试的研究不足。为此，我们要充分重视样本性质（少用大学生被试）和规模（大样本、超大样本、单个案）的多样性。
对于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大学生被试问题的诟病由来已久，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问题似乎更严重了。大学生能否代表人类或某个总体，这可能要看问题的性质。例如，对于一些通则式规律（如格式塔学派发现的“完形”规律）的研究（辛自强， 2013），随便找个被试都可以证明规律的存在及其普适性，甚至无需从样本推论总体。但心理学研究更多探讨概率性题，需要从样本推论总体，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大学生不能代表全人类。我有一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该论的推理研究，每个子研究的被试都是一所国内著名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结果做的“很漂亮”，但总让人感觉这不是人类推理的一般状况。过于依赖同质样本，甚至根据某一标准选出一批“区组”被试，这有助于实验得到阳性结果，但却不利于结果的现实应用，因为现实中的人群更为复杂多样，个体间差异很大。因此，在论文评审和发表时，我们应该鼓励样本的多样性，鼓励选择合适的样本。必要时，可适当限制那些对大学生样本过度使用的论文（这大多是出于研究者找被试的方便或惰性），心理学不能都做成“大学生心理学”。我在和同事讨论专硕毕业论文的评审导向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学生必须到大学校园外边找被试。只是猫在象牙塔里做研究，难以体现应用导向。
心理学家习惯的样本量往往是几十到几百人的规模（即一般的大样本），也有些在上千人的规模，但很少涉及更大或超大的样本，也不太喜欢对单个被试或个案的研究。全世界范围内由社会科学家开展的大型调查项目有很多，最著名的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它最近一次的调查从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取样，样本量达到7、8万人。但心理学家很少主持这么大的调查项目，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方法，激发了对一些超大型样本的研究。例如，彭凯平（2014）课题组基于大数据理念，通过搜索某年度新浪微博的所有数据来分析中国人幸福感的时空规律。心理学家应该更多关注那些大型调查数据以及官方统计数据的使用，关注大数据方法。除了大数据、超大样本，心理学还应重视“被试量为1”（即N=1）的研究，也就是单个案研究。它包括个案研究和单被试实验，前者大致是对个案的描述性、观察性研究，后者是对单个被试的实验研究。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心理学的早期历史中，对单一被试或者少量被试的研究曾一度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不仅心理物理学研究使用少量被试，艾宾浩斯记忆研究的对象只是研究者本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研究的被试是一条或几条狗，华生对情绪的研究也只是采用很少的被试（如小艾伯特），精神分析学派、格式塔学派也都依赖个案或少量被试。心理学家广泛使用实验设计、大样本和推论统计这些方法是很晚近的事情，这种转向要归功于英国统计学家费舍《实验设计》一书在1935年的出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心理学期刊虽然还发表一些单个案的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数量迅速减少，它们转而发表更多的对大样本做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有控制的群组设计逐渐成为主流范式，研究者依赖统计分析确定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是否显著。这次转向后形成的方法学规范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我们将群组比较的结果推广到个体层面时未必妥当，因为行为作为一种现象发生在个体层面而非群组层面；心理学作为行为科学， 必须理解 “个体” 如何与环境互动（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p18）。因此，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今天需要被重新强调。
在很多情况下，单个案研究往往以更直观的方式启发研究者确立富有生态效度的研究结论。例如，一种临床干预方法若有效，它应该是在一个又一个个案身上“应验”过的，这种方法有效性的结论是在个案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然而，群组研究中，是以变量为中心在很多个案身上统计出的平均结果，这个结果未必适用于每个个案。因此，有学者认为，单被试实验更能证明某种“实践的有效性”（如咨询实践的疗效），而非刻意在实验室内考察“研究的有效性”（Yarnold， 1992， p179）。当然，单个案研究不仅是个样本量的问题，而有着与群组设计完全不同的推理逻辑，下文再论。
（5）实验的生态效度
虽然可能以偏盖全，但大多数人认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是以实验室建立和实验法的运用为标志的。实验法通过操纵自变量、控制无关变量、观测因变量这样的逻辑，确保得出因果性结论。心理学实验往往是操纵客观变量，然后观测它对主观变量的影响，或者通过操纵客观变量间接操纵主观变量。“操纵”就代表着某种力量，心理学实验的结果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操纵心理、改变现实。然而，每一项心理学实验的因果力（内部效度问题）和推广价值（外部效度问题）可能并不相同，这里重点讨论外部效度、特别是生态效度问题。因为心理学要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必须确保实验结论能外推到现实生活中，这取决于至少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程度。一项实验中设置的条件、处理、干预方法的效应有即时效应和延时（短期、长期）效应的区分。很多实验操纵有即时效应，但是否有延时效应呢？大多数研究者并未考虑，也未报告。如果一项研究能够不仅证明实验处理的即时效应，也能证明其延时效应，这就有助于实验结果的推广应用。早年间，可口可乐公司为了与百事可乐公司竞争，研究过配方改良问题。百事可乐更甜一点，可口可乐带点酸味。可口可乐公司做过实验，让消费者品尝各品牌的一小杯可乐，结果大多数人认为百事可乐更好喝。可口可乐公司根据所谓实验结果改良了配方，使之更像百事可乐，销售结果却惨遭失败。失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在实验室里喝一口，与拿回家去喝一瓶的感受是两码事。很多心理学实验发现了各种暂时的效应，但其推广价值存疑。有人开玩笑说，“目前大多数的心理学实验，是‘喝一口的心理学’，而不是‘喝一瓶的心理学’（万维钢， 2014， p246）。”实验处理效应不仅表现在持续性上，还表现在强度上。当采用特别敏感的观测指标时，或者使用特定的检测方法时，很多实验得到了阳性结果，但是这种实验处理的效应未必足够强劲和稳健，因而难以重复和推广。例如，近几十年，社会心理学领域有关启动效应的研究呈现井喷状态，但其结果的可重复性不断被质疑，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启动效应往往很微弱（张h， 辛自强， 2016），其可被重复观察到的难度增大，更不用说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应用了。
二是实验场所问题。实验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 也可以在现场， 也就是一种心理和行为通常发生的真实场所中进行。实验室环境容易操控，但人为性很强，容易得出“伪结果”（人为，就是“伪”；辛自强， 2012， p122）。社会心理发生在社会生活中，教育心理发生在学校中，消费心理发生在商场中，到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做现场实验有助于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和应用价值。例如，我们一项关于信任的实验，是在北京到烟台的K285次列车卧铺车厢里完成的，以旅客为被试（辛自强， 辛素飞， 2014），火车是移动的优质实验室。更令人震撼的是下面这项研究。研究者在美国一家游乐园，以11万余名游客为被试，考察了他们是否愿意购买乘坐过山车时由实验员为其拍摄的照片作为纪念。自变量为定价方式（包括明码标价和自愿付钱）、捐赠与否（一半游客被告知照片销售收入的半数将捐赠给慈善机构）。结果表明，当游客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付钱时，同样的慈善因素让企业获益更多，因为游客通过自愿付钱表达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可（Gneezy， Gneezy， Nelson， & Brown， 2010）。这种大规模的现场实验得出的结论显然比实验室实验更有说服力，更有生态效度，而且这项实验做下来还多赚了很多钱。
大家热议的心理学实验“可重复性危机”，究其原因是很多结果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而且所发现的实验处理效应很微弱，缺乏持续性，这种不稳健的效应自然难以重复，也难以发挥心理学改善现实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鼓励对实验延时效应的考察，鼓励现场实验（如教育实验、社会实验），鼓励长期干预研究。心理学不能过分追求实验室研究的“小巧”，而应该展示实验干预的强大力量，甚至直接开展社会改造实验。
（6）统计方法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统计方法本身，而是统计实践问题。统计方法只是研究的工具，研究目的不同，对于统计方法的需求和应用实践就有所差异。我在统计方法的学习方面，只是一知半解的水平，这里仅“随意”罗列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第一，描述统计的重要性。描述统计是推论统计的基础，没有描述统计结果，推论统计的结果是很难理解的，因此论文要充分报告描述统计结果。如果一项研究被纳入元分析研究，也通常要求提取其描述统计结果以便做元分析。从传播效果上看，描述统计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政策制定者、实践者、一般公众来说，用平均数、百分数、简单的图表来描述的结果，可能比复杂的变量关系模式图、拟合指数之类结果，更容易被理解，也更有力量。
第二，“统计上显著”还不够。心理统计的核心逻辑是“零假设显著性检验”，即p值方法，根据p值大小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零假设。如果统计得到的p值比临界值小，比如小于005，就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而接受备择假设。这时我们只能表述某种结果“在统计上显著”，如果显著，则意味着随机因素不能解释这个结果，而只好归结为某种“必然性”（仍是统计上的必然性）。然而，p值的大小，并不能说明研究结果的重要性或变量关系的强度。它只表示p值越小，拒绝零假设时可能犯错误的机会或概率越小。效果量（effect size）则表明了我们专业上所关心的效果和效应的大小，比如实处理效果如何，变量关系强度如何，这是p值所不能传递的信息（辛自强， 2010）。因此，现在学术期刊都要求既报告统计检验结果是否显著，又报告效果量指标，如d、η2（Eta平方）、r2（决定系数）等。而且，我们应该更重视效果量指标，因为对于很多实验，特别是干预实验，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只是差异显著还是不够的，而且差异程度要足够大。否则，这种干预方法的现实应用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不足。假如我们在每位老人身上投入了1千元，用于实施某种干预课程提高其幸福感，虽然最后实验组老人幸福感与对照组统计上有显著差异，但如果高出的程度，还不如直接发放给每位老人1千元的作用，那干预项目就没有真正的价值了。对于效果量如何算“大”，虽然有些建议性的解释“标准”（Kotrlik， Williams， & Jabor， 2011），但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临界值，这要根据以往类似干预研究的效果量大小、政策需求、项目要求等来解释。顺便说一句，同样是效果量指标d，在单被试实验中要求的效果量通常比群组设计中大得多。例如，在群组设计中d值为08已经算是 “较大的” 效果量了，而在单被试实验中，这只能算“较小的”，d值在2、3以上也是常有的（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 p161）。
第三，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当前心理学普遍使用的是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如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这些方法侧重描述变量关系，没有将个体看作整体，而是假设个体是可互换的单元，除了随机误差之外，他们在行为发展上不存在质或量的差异，即总体具有同质性。而事实上，在心理学中，总体中的个体常常是异质的，因此应该重视以个体为中心的完整分析（辛自强， 2013）。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它的任务是确定心理和行为发展的个体差异或异质性。它假定就变量如何相互关联而言，总体是异质的，样本中可能存在异质性的个体亚组。通过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如聚类分析、配置频次分析、模式发展的探索式分析、基于模型的聚类分析等，可以识别被变量的关联模式描述的个体亚组，识别基于纵向轨迹模式的个体亚组，识别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个体亚组，以考察模式结构的稳定性和个体的稳定性（详见杨之旭， 辛自强， 2016）。以干预项目为例，可以用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揭示干预效果的一般趋势，而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可以识别出符合与不符合一般趋势的亚组并分析其原因，兼用两种方法将有助于全面评估干预项目的效果。
第四，“中介”和“调节”的是与非。在大陆心理学专业期刊里检索可见，2000年前后的时候，对研究结果做中介和调节模型分析的文献寥寥无几；2016年仅文章标题提到“中介”模型的文章就超过200篇，提到“调节”模型的超过100篇。现在打开任何一本心理学专业期刊，目录上到处都是“中介分析”“调节作用”之类的字样。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让我们严肃地讨论三变量关系问题，无疑有助于科学认识的深化，很多研究者确实在这些方面做出了重要发现和贡献。但是，也有更多文章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是做了点这方面的统计而已，离得出可靠的理论模型还差很远。尤其是中介模型，它意味着三变量形成一条“因果链”，而因果关系的确立有着严格的标准，如时间顺序、操控逻辑，通过问卷、量表测出的一堆主观变量之间何来顺序和操控逻辑呢，因此也很难确定中介关系。无论是中介还是调节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其建立都不是简单的统计问题，必须有理论和逻辑的考量（辛自强， 2012， p279）。目前这类套路化、仪式化的统计分析方式，已经在限制我们的思考，限制我们发现知识的能力。如果不能通过研究达成确实的认识，建立有效的模型，就谈不上应用的问题。
（7）推理逻辑
当前的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假设-演绎”的方法，而对于如何观察现象，从经验资料中归纳假设（假说），形成理论认识这一归纳过程重视不够。这种推理逻辑使用上的偏畸，不利于培养研究者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想象力。
心理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是“假设-演绎”的逻辑。其思路是基于假设演绎出对经验事实的预测，然后考察实际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否符合预测，若符合，则确证了假设的合理性。因为，很多事实单纯凭猜测，能预测到的机会是很少的，然而，我们居然根据一个理论假说准确预测到了，这足以确证理论假说的合理性，甚至真理性。这种演绎过程的逻辑较为完备，可以验证已有假设，但不利于发现新知识（新假设），因为假设-演绎的结果是事先就料定的了：如果假设验证了，就确认了这个知识；否则，我们只知道这个假设不对，但并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
科学研究的关键是发现并提出假设，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象有敏感性，善于根据零碎的线索做出归纳、猜想，从而形成理论假说。“虽然归纳本身常常难以保证逻辑上的完备性，然而，它对于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演绎，甚至更重要。因为对少量事实的归纳，是我们发现规律性，提出科学假说的基础。很多新思想的出现，往往是受到了某个事实的启发，受到了某个类比的启迪，受到了某个隐喻的暗示（辛自强， 2012， p297）。”
心理学研究对统计方法的过度依赖和套路化使用，强化了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在学科中的地位，而无意中抑制了归纳逻辑的使用，不利于科学猜想和科学发现。实际上，其他一些方法更好地体现了科学发现的逻辑，心理学应该予以重视。例如，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创立，就是对常规研究方法的反叛，即反对通常使用的“假设-演绎”逻辑――基于理论形成假设，然后用新资料来检验。扎根理论研究中，要尽量避免将研究者已有的理论范畴强加于资料之上，而是通过对资料的灵活归纳，从资料中生成理论，这一研究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Glaser & Strauss， 1967）。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建构出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但是由资料中萌生出来，而且也被资料暂时性地验证过了。是故该方法建立的理论，可曰“扎根的理论，或者植根于经验资料的理论”，这样建立的理论是一种情境化理论，更具有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
又如个案研究，也有助于形成假说和理论。如果单从统计推论的角度看，基于少量的个案获得的研究结果，无法摆脱个体差异的影响，难以推广到更大的总体上。不过，统计推论并不是获得一般性认识或规律性认识的唯一途径。如果在一个案例基础上推断出的一般性认识（如模式、法则），可以在其他案例身上得到验证或重现，就可以增强我们对理论的信心。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在个案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假说，尚没有被任何一个已知反例挑战或驳倒，那么它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若一项个案研究为理论假说的建立、反驳与修正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当然有重要价值。
综上，心理学研究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也要重视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重视假说的验证，又要重视新假说的归纳和新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才能增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原创性，使研究成果更贴合实际（包括我国实际），提升其现实解释力。
（8）理论建设
科学研究并非只是为了积累事实，而且要建构理论。一部心理学的历史，除了经典的实验，就是观点各异的理论。要想在心理学历史上留下点什么，要么开展一项堪称经典的实验，要么创立一个伟大的理论。我国心理学要增加国际影响力，增强现实解释力，就必须重视原创理论的建设，而非停留在验证国外理论或现有理论的境地。建设理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并非只有心理学的“大家”或大师才可以建立理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理论。了解了心理学理论的类型或形态，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建立哪种理论以及如何去做（对这块内容的详细论述，见辛自强， 2012， pp326-345）。
第一，描述事象的理论。描述事实和现象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能之一，这种描述就可以构成一种简单的理论。关于事实的理论可以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也可以描述变量的关系。例如，米勒描述了短时记忆的容量，就是在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描述了记忆保存量和时间的函数关系，这是关于变量关系的理论。除了描述事实之外，还可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简单概括，从而形成一种理论观点，如问题解决的“试误说”“顿悟说”等。能用一个术语或理论描述一种前人未曾发现或者未曾言明的现象，这是巨大的理贡献。
第二，类型学理论。它用于区分并描述事物的不同类型。建立类型学理论首先要确定分类的维度，在此基础上划分并定义类型，然后描述该类事物的特征，并将这种类型划分用于实际观察，或者用实际观察结果检验这种类型划分。分类的标准或维度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双重维度或多种标准。例如，场独立与场依存、A型与B型人格都是单维上的类型划分；荣格对性格类型的划分，则采用内-外倾向和四种心理功能（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两个维度结合划分出了8种性格类型。艾森克从外倾-内倾、神经质、精神质三个维度确定人格类型。类型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人类分析思维的表现。初步的认识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很少清晰分出维度。而分析出维度和类型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认识每一类事物的具体特征。这种类型的划分可以通过思辨完成，也可以借助统计学的方式进行分类或类型的验证，如因素分析、聚类分析都有这种功能。
第三，过程理论。类型学理论侧重在空间上将事物划分为不同类型，以分析不同类型的特点。而过程理论主要与时间维度有关。这种过程，在心理学中主要体现为认知过程或信息加工过程、学习过程等。过程理论在时间维度上刻画事物变化的流程、经历的不同状态等。例如，早期行为主义者提出的刺激-反应（S-R）公式反映了一种最简单的“过程”；新行为主义者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加入了有机体变量（O），提出了S-O-R的公式，这时过程的味道有所增加；后来，信息加工理论又将O分解成更多的环节，这样认知过程的意思就很明显了。由于每次认知活动都耗费一定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必然是时间过程。无论是认知还是学习，都是主体应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过程，对外部刺激的处理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大多是小尺度上的时间，多要以毫秒、秒、小时、天等来计量，而且只衡量时间的长度，一般不关注时间的方向。
第四，发展理论。过程理论通常只关注时间的长度本质，而发展理论往往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如月、年）探讨事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过程、演化过程，这里的时间是有方向的，不可逆转的。例如，对于发展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来讲，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心理如何随时间而发生和变化。发展理论通常有两种方法描述发展：关于发展的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仅仅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数量方面的差异变量可以称之为极性变量（polar variable）， 而那些性质上不同的转折点可以称之为里程碑顺序（milestone sequences）。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之间的差异是连续和非连续变量之间差异的扩展和发挥（卢文格， 1998， p52）。”通常，从极性变量的层面认识事物，是更直接、更直觉的把握方式；而看到并解释清楚里程碑式的间断性发展或直接说出阶段的本质差异，则是更深入，也更困难的一步。例如认知发展研究，测量学派的通常做法是设计若干题目考察某个年龄儿童的通过率，会做的题目越多说明能力越高。在这个意义上，能力是可以累积的，因为研究者并不区分做对这道题和那道题有什么能力上的本质差异，做对每道题都得到同样的单位分数。而皮亚杰看到了这种分数差异背后的结构问题，认为那些在某个任务上表现良好与不好的孩子在认知结构上有根本的不同，由此，他提出了认知发展的结构观，对发展做了里程碑式的、阶段的描述。
第五，结构理论。“阶段”通常被泛泛地用作“发展水平”的同义语，然而，在最严格的意义上，阶段指代由特定的结构决定的发展水平质的差异。结构是由要素之间的一系列联系或关系组成的，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整体，并赋予要素以意义，使要素成为整体中有意义的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化了，结构也就变化了；但是要素本身变化，结构不一定变化。结构是组织的形式而非内容。这么看来，“发展是由决定要素之间联系的基本规则的获得或变化组成的（卢文格， 1998， p32）。”在心理学中，皮亚杰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用逻辑数学结构成功刻画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这种做法后来被科尔伯格、塞尔曼等人推广到道德推理、观点采择研究中。然而，并不是每个心理学家，都像皮亚杰那样理解结构，结构也并非只用于刻画发展阶段，即不只是“发生的”结构。心理学中的“结构”还有很多其他形式，像机械的结构（如弗洛伊德的人格“三我”理论）、统计学层面的结构（如人格与能力的因素结构）。
第六，功能理论。“结构”和“功能”往往是一个事物或系统的两个方面，它有结构，也必然有功能。正所谓结构是系统内部要素的关系，功能是系统与其之外的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定义只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界定了“结构”和“功能”的内涵。就像“结构”一词具有多种含义那样，心理学家所说的“功能”的含义也至少有两类。一方面，指心理功能。这里的“功能”有时被称作“机能”，有机体有各种心理方面的机能，或者心理功能。例如，在认知心理学中，智能就被定义为一系列的功能，包括符号或信息的输入、输出、存储、复制等。另一方面，指心理的功用。心理的功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心理这个系统对其外的环境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其他心理机能或系统所起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现实生活的作用或应用价值。简单说，心理的功用， 就是心理功能的功能。 例如， 美国的那些机能主义者（如詹姆斯、杜威、安吉尔等）认为，心理或意识的主要机能是选瘢最终是为了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此外，心理学中的很多理论都属于“影响因素”理论，用于描述或解释事物发生的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有的理论属于“层级”理论，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事物划分为不同层次或等级，并阐明每个层级的特点以及层级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心理学研究和理论总是涉及世界的两个维度：时间（发展与过程）与空间（类型、层次、结构、功能、关系）。从时间方面来说，关于短时间尺度的是认知与学习过程理论，关于中等时间尺度的是毕生发展理论，关于宏观时间尺度的是心理进化理论与心理变迁理论。从空间方面来说，要么是关于元素的理论（描述事象的理论、类型学理论），要么是关于一个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理论（结构理论），要么是关于系统之间关系的理论（功能理论、影响因素理论、层级理论）。理论建构总是与时间或空间有关：以之为对象，在不同层次和侧面上进行理论建设。心理学研究要强化现实性与应用导向，就必须重视理论建设。我们要记住勒温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了。”
3小结：必要的方法论变革
为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的巨大需求，心理学研究者需要深入反思所奉行的方法论，以及所遵从的研究模式，做出必要的理念与方法调整。本文罗列的上述八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研究理念的变革。我们要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兼顾旨在理解的学术成果和旨在改变的学术成果，尤其要重视后者；提出问题时，不仅要根据文献选定尚无人研究过的问题，更要从现实出发，研究尚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
其次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变量选择方面，一项心理学研究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以探讨两方面关系为己任；在被试选择方面，减少大学生样本的使用，增加样本的多样性，而且，除一般的大样本外，还要加强超大样本和单被试的研究；在研究生态效度的提升方面，需要增强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性，重视现场实验；在数据统计层面，重视描述统计和效果量指标，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注意中介和调节模型的理论分析。
最后是理论思维的变革。 在推理逻辑方面， 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更要重视归纳逻辑的使用，如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增加研究者的现实敏感性与想象力；在理论建设方面，掌握各种形态理论的建构方法，敢于并善于提出原创性理论。
总之，我们要在方法论的上述三个层面上，变革心理学学术研究共同体遵奉的一些不当规范和实践模式，通过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建设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学科，增强研究成果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
⒖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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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幸福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针对学前儿童的心理特征，游戏对儿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游戏自身的特点与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实施的方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有着相似性和统一性，使游戏成为开展学前儿童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最有效方式。
学前期是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是人的认知、语言、动作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学前期儿童的身体和思维都还处于人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认知思维和语言能力都还处于一种不完善的状态，以怎样的方式来开展学前儿童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呢？笔者认为游戏能有效开展学前儿童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游戏既给学前儿童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宽松的心理环境，让他们学会表达和控制情绪，学会处理焦虑和内心冲突，又能让他们体验到自主快乐，激发其自信心、幸福感、成就感，潜移默化地形成了积极健康的心理。
1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积极心理学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赛里格曼引发的心理学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它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对心理问题作出新的解读，并以此来激发人自身所固有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并运用这些积极因素来增进人类的健康、幸福，促进社会的繁荣。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是孟万金教授整合借鉴西方积极心理学及积极教育思想而提出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它认为人人都有积极的心理潜能，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从消极、被动、补救向积极、主动、预防和发展的方向转型，应该重视全体学生，并全面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而不是象以往只注重个别学生及其心理问题。除了以积极视角、主动态度之外，还要用积极的途径、思想来培养受教育者的积极心灵，最终实现积极健康心理教育目标。
2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给学前儿童播下了积极心理的种子
学前期是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是人的思维、语言、动作、身体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在重视儿童智力和身体发展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儿童的心理发展，不能忽视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儿童其实也是有烦恼、有忧愁的，也存在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的，而且童年期的心理问题也同样会影响到人一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提倡心理健康教育要积极、主动、预防，所以对学前儿童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也同样重要。知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同样心理健康教育也应在学前期得到重视，如果在学前期以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预防理念的指导下给学前儿童播下积极心理的种子、注入健康心理的疫苗，将会对个体的整个人生的心理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在游戏中开展学前儿童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3.1 学前儿童的心理特征
注意力方面，虽然幼儿神经系统在学前末期已经发展到接近成人水平，其大脑皮质机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发展到完全成熟相比，他们的皮质抑制机能还是较弱，因而是不宜对幼儿提出过高的抑制要求的。认知方面，学前儿童的思维是具体形象性占主导地位，抽象逻辑性只是初步发展。儿童的具体形象性思维使得儿童在认识和把握事物时主要是以事物的具体形象即表象来进行的，很少凭借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关系的理解，因此要幼儿凭借概念、判断或推理来认识、把握事物是很有难度的。学前儿童的注意力不能长时间地集中在枯燥抽象的事物上，而其认知思维是具体形象性占主导。这些心理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对幼儿进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是不宜用积极心理健康知识去简单传授。能有效开展幼儿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就游戏，幼儿好奇、充满想象和想利用自己的能力以及周围环境去实现某种意愿的冲动等等都让幼儿对游戏特别青睐，而幼儿在游戏中的自主体验又能帮助他们获得主动感克服内疚感，从而形成积极、主动的健康人格。
3.2 学前儿童青睐的游戏
作为幼儿最感兴趣的活动，游戏对于儿童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促进他们的身体、智力、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许多教育家就曾肯定游戏对儿童发展的重要作用：夸美纽斯指出游戏可以使儿童自寻其乐，并可锻炼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活泼和各种肢体的敏捷；罗素也曾经提出要使孩子幸福、健康，就必须为他提供玩耍和装扮的机会；陈鹤琴认为小孩子是好游戏的，幼儿是以游戏为第二生命的。
学前期幼儿的运动和言语能力发展迅速，他们已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能做各种运动，还能说一些连贯的较准确的言语。但他们的发育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虽然渴望参加一些成人活动，却又受到身心发展水平的束缚，而游戏恰好为幼儿的这种渴望创造出一个不受约束的可以供其体验的世界。体验成为他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成为他们对待世界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幼儿正是在游戏中用体验来认识、理解和把握外界事物的。在游戏中，幼儿体验着自由性、体验着愉悦性、体验着创造性，感受到兴奋、幸福、无拘无束。
3.3 游戏与学前儿童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游戏有利于幼儿的心理健康。弗洛伊德就认为游戏是幼儿发泄情感，避免损伤的出口。游戏能使幼儿摆脱现实环境及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在需要得不到满足，愿望不能实现时，缓解他们的心理紧张，避免造成心理矛盾和冲突，并帮助他们在主观上实现欲望、避免抑郁。而埃里克森从新精神的角度分析游戏的作用，也认为游戏是幼儿情感发泄和思想表现的健康方式。在游戏中，儿童可以“复活”他们的快乐经验，也能修复他们的精神创伤。学前儿童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选用游戏的方式符合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具体方法的选择要求，孟万金教授在《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中就指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在具体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上，更加强调情景性、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游戏正是一种有着情景性、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的活动，它不是教师的知识灌输，而是儿童的自我参与，是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间的互动，其中的喜、怒、哀、乐幼儿都是以一种愉快、乐意的心态去体验、去感受的。
幼儿在游戏中有着“主观层面的积极情绪体验，体验着主观幸福感、自尊自信、乐观希望，等等”。游戏是令幼儿体验到自由、愉悦、创造与自我力量的活动：在游戏的王国里，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人，完全忘却了外在的强制与压力，融自己的全部身心于游戏之中，在游戏中自由表现，自如发挥；他们在游戏中无论是兴奋、激动还是严肃、愤怒，都毫无例外地感受到愉悦；摆弄游戏材料控制所处的环境，与伙伴的积极活动及相互的影响，都使幼儿体会到了自身的力量，获得了创造的体验。健康、积极的游戏不仅能发展儿童语言、动作、表达、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能力，还能培养幼儿积极、乐观、进取等优良品质，潜移默化地使幼儿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
参考文献
[1] 孟万金.积极心理健康教育[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幸福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地方院校 大学生 自我效能感 主观幸福感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指个体对成功完成某种活动所需能力的预期、感知、信念[1]。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一种主观的体验[4]。自我效能感是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后来一些心理学研究工作者，在班杜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般自我效能感[2]。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有个体行为的成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情绪的唤起及情境条件。个体在以往经历中总是挑战成功，带来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个体看到或者想象与自己水平差不多的示范者获得成功时，提高其自我效能判断，确信自己有能力完成相似的行为操作。言语劝说用以说服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确立行动的目标，做以前不曾做过的事情，言语劝说效果依赖于劝说的声望、地位、专长及劝说内容的可信性。班杜拉认为情绪和生理状态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形成，焦虑水平高的人往往低估自己的能力，烦恼、疲劳则会使人感到难以胜任所承担的任务。当个体进入一个陌生而易引起个体焦虑的情境条件中时，会降低自我效能水平和强度。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应对不同环境的需求或面临新环境时的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能在较广泛的情境中对个体行为进行预测[4]。
主观幸福感包括情感成分与认知成分两个方面。认知成分是指对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估，即生活满意感，包括整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的生活满意感，如工作、婚姻、健康等领域。情感成分则是个体在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可能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积极的情感会增强幸福感，消极的情感则会降低幸福感。其中认知评价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大学生活往往是主观幸福感较强的时期，要珍惜这段时间，为以后的主观幸福感打下牢固基础。
我国对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关系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开始，发展的时间短，目前看在各方面不够成熟。一方面，对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关系研究的本土化不够丰富和发展，研究方法和测查工具较少。现在能搜集的文献仅有千篇。研究刚开始主要是引用和效仿国外的优秀观点和量表进行介绍，并对我国特定人群进行测查，得出结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逐步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实际，进行有关符合我国国情的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力图实现跨文化研究。另一方面，国内对有关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关系的研究虽然早已开始，但是已有研究的取样大多来自于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大学生，而且研究结果亦不尽相同，而三四城市地方院校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关系的研究很少。这可能是由于三四线城市经济不够发达，文化不够繁荣，以及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关系的复杂性、理论工具手段的缺陷决定的。现实社会人们对幸福感越来越重视，从自我效能感的角度思考如何提高主观幸福感显得尤为重要。
现有研究很少关注地方院校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一方面地方院校不同于重点院校，它所处城市不够繁华，环境清净、淳朴，在地方院校这种独特的环境下，对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缺乏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地方院校大学生的见识和视野与重点院校大学生相比也有差距。地方院校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考察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对把握大学生整体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和实际情况，现有的研究未把地方院校大学生涵盖进去，因此，我们通过实证调查，了解地方院校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关系，并对其现状进行原因探索和分析，研究目的如下：考察地方院校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的状况，比较差异性，进一步了解地方院校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考察地方院校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学科上的特点；考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及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通过分析影响因素，对改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提出合理化建议，并且对提高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提出合理化建议。
此外，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处于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面临求学、就业、人际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他们为对象进行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及其关系研究这对于改善和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显示，他们的心理紧张程度很高，而且由于每个人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不同，其心理困扰程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在对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的基本状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其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进行分析，为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我们研究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最终是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在校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过低及负性情感方面的问题会导致一系列负性后果。因此，如何提高大学生幸福感水平值得有关部门进行思考，以培养大学生快乐幸福的心态，提高其对各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令其体验到更多的积极的心理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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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阳光；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95-05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1]是20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股新的研究思潮。其发起人和主要推动者是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 Martin Seligman）。塞里格曼等学者分别在2005年第5期[2]、2006年第8期[3]的《美国心理学家》上撰文指出，积极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提倡用积极的心态对人的心理现象做出正面、积极的解读，从而挖掘人本身具有的潜在能力，并利用这些积极的品质来帮助人主动寻求良好的生活状态。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并在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彰显功能，佛雷德里克森（B. L. Fredrickson）[4]、多勒（M. A. Torre）[5]、达克华斯（A. L. Duckworth）[6]、布鲁斯（M. Bruce）[7] 、威廉（G. E. Vaillant）[8] 、希尔顿（K. M. Sheldon）[9]等对积极心理学理论或临床实践问题都做过有益的探讨。积极心理学提倡以人为本的全新价值理念以及积极人性的价值取向，从新的视角转变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观念，丰富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内涵，升华了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也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的阳光校园文化建设内涵
积极心理学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种心理学思潮。它认为，心理学不仅仅是一门关注疾病或健康的科学，同时也是一门重视人类幸福、快乐、满意和发展的科学[10]。阳光校园文化是一种基于积极心理学和阳光教育，以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健康人格为中心，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积极教育体系。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价值取向以及研究内容与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有很多共同之处。
（一）积极心理学的价值取向与阳光校园文化建设的结合
积极心理学倡导积极的价值取向，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诠释心理学，以积极品质的培养目标替代疾病的预防目标，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性的眼光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11]。积极心理学认为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需要会激发人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而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12]。
阳光校园文化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为内核，重视师生自身的价值和力量，阳光是一种精神，一种永不言败、奔竞不息的奋斗精神；阳光是一种心态，一种热情待人、平静处事的良好心态；阳光是一种境界，一种欣然面对、坦然前行的平和境界；阳光是一种语言，一种驱散阴霾、传递温暖和快乐的语言，因此，阳光教育是一种积极的教育、温暖的教育，阳光校园文化是一种健康美丽、温暖和谐的校园文化[13]。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关注普通人群，重视正向力量的引导作用和积极氛围的熏陶作用，将建设性、发展性、预防性的教育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注重学生积极品质的培养、健康个性的塑造以及自身潜能的挖掘，这和积极心理学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积极心理学研究内容与阳光校园文化建设的结合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主观层面。主要研究积极的主观体验，包括主观幸福感和满足、快乐等，重点是对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强调人要满意地对待过去、幸福地感受现在和乐观地面对未来；第二，个体层面。主要研究积极的个人特质：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勇气、人际交往技巧、对美的感受力、毅力、宽容、创造性、灵性、天赋和智慧，积极心理学希望寻找到一条能使个体具备这些积极人格特质的有效途径；第三，群体层面。主要研究积极的组织系统，包括健康的家庭、关系良好的社区、有效能的学校、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等[14]。积极心理学采取更加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来理解人类复杂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要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活力与创造力，并探索人的健康发展途径[15]。
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以“阳光物质文化”、“阳光活动文化”、“阳光学术文化”、“阳光精神文化”为主要内容，既包括主观层面上的积极情感体验，如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校氛围，让师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和满意感，也包括个体层面上积极人格的培养，如通过阳光学生的评比、阳光活动的开展塑造师生健康的人格。但其建设内容主要以群体层面积极组织系统的构建为主，如阳光班级、阳光宿舍的建设、阳光校园氛围的营造，旨在通过群体层面的建设，达到优化个体层面的目的[16]。具体地说，即通过建设阳光的校园氛围来影响师生的心理和塑造师生的行为。因此，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内容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7]。
二、独具特色的阳光校园文化实践与探索
校园文化特色是高校特色办学的一个重要体现。女子高校校园文化既有普通高校校园文化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18]。湖南女子学院坚持特色办学理念，弘扬男女平等的先进性别文化观念，倡导“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19]，以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女性人才为己任，大力推进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实践和探索：
（一）阳光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最基本的物质载体和外在标志，阳光物质文化主要包括校园环境文化和校园网络文化两个方面。学校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积极增强物质文化的情感体验功能，学校的校园环境经过精心设计，建筑、色彩、布局等尽量体现人文关怀和阳光文化育人的理念，努力做到让校园的一面墙、一个橱窗都能给师生传递积极的正能量。如学校建筑的命名处处突出女校特有的文化气息，懿德楼、睿智楼、笃行楼、臻美楼等教学楼以校训命名，寓意着学校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希望学生成为“高尚道德、美好情操、渊博知识、健康体魄”的人；学校在教学楼每一层的楼道口摆放鲜花和绿色植物，让师生在某个片刻得到感悟和憩息；宿舍的宣传窗以舍友相亲相爱为主题，粘贴了平时大家集体活动的瞬间和点滴，提醒学生铭记幸福和友谊，因为学校相信积极的正能量可以化解误会和矛盾。校园网络是学生、家长、社会认识和了解学校的重要窗口，也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学校积极推进网络文化建设，创建“阳光教育”学生网站，网站上弘扬主旋律，引导学生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尚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鼓励学生多观察、发现和分享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并认真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从源头上杜绝网络依赖。吴佳蕾[20]、曹宏伟[21]、周秀艳[22] 、卓筱芸[23] 、翟媛媛[24]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积极心理学能够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二）阳光活动文化
活动文化是由校园活动中发生和进行的人际交往而产生的文化。学校认为只有真正走进学生心灵世界的活动才能给学生带来触动和改变，因此阳光活动文化的建设将活动的目标从解决心理问题转化到增加学生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注重为学生搭建自我展示的舞台，注重学生在活动中的情绪体验，并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和鼓励，通过可观、可感的活动，树立其自信心，增加其尝试的勇气，培养其合作的精神和良好的心理品质[25]。具体的活动内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以“阳光生活――打造精品社团”为目标，重点扶持“女性学协会”、“女红手工协会”、“女子管乐队”、“女子民乐队”、“阳光使者”等女性特色突出的社团组织，培养学生的创新、发展以及实践动手能力；以“阳光行动――女性主题活动”为中心，围绕“三八节”、“母亲节”、“525心理健康节”、“国际家庭日”、“感恩节”等节庆日，开展主题活动，培育学生乐观豁达、包容大气的女性情怀；以“阳光成长――阳光伴我行”为主题开展“五个一”特色活动，即“一本女性励志阳光教材、一个女性传统阳光节日、一个女性阳光论坛节目、一个女性网络文化阳光网站”。这些阳光校园文化活动，突显女校特色，培育女性情怀，使学生在活动中学有所得，学有所乐，并将更多的阳光和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
（三）阳光学术文化
积极心理学从群体层面上追求积极公民美德的形成，积极心理学对积极公民美德的界定是：个体具有责任感、利他主义、有礼貌、宽容和有职业道德的公民，而“遵守学术道德、坚持学术操守、追求卓越的学术态度”正是积极公民美德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教师积极精神面貌的具体表现之一。因此，学校积极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和奖励制度，并增强制度的积极情感导向，而不是空洞、生硬的教条和约束。如学校定期组织博士、教授开展座谈会，不仅关心教师的学术成果，而且关心教师的情感、生活，学校相信有一支积极向上的教师队伍，就一定会出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在目标导向上，学校在学术文化的建设上并不机械地求全、求大、求多，而是注重品牌和特色。如学校以女性教育和女性文化研究为龙头，在女性文学与文化、女性教育、女性伦理与礼仪等研究领域形成了比较突出的特色和优势，并依托全国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湖南省公民礼仪素质研究基地、湖南省湖湘女性文化研究基地等研究平台，进一步丰富学术活动的形式，提高师生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四）阳光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是学校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培养目标、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在师生身上的具体体现。学校以“懿德睿智、笃行臻美”为校训，用特色鲜明的精神文化引领学生成为言行文明、举止优雅、知识广博、品德高尚的阳光女性人才。学校倡导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的培养，相信女性的力量，鼓励女性追求事业的发展和自身的幸福。总之，湖南女子学院将积极心理学的理念渗透和应用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之中，对于优化学校育人环境、强化学校内涵建设、凸显学校办学特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三、阳光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
校园文化是高校培育人才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的成长，特别是自我教育与自我塑造，有着狭义的教育活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科学健康、与时俱进的优秀校园文化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成才追求、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为导向，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教师事业心的激发以及校园学术文化和教学文化的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
（一）引领学生的价值追求，塑造学生的积极人格
人格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等诸多方面综合的整体概念，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行为的总和，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有自我。积极健康人格的培养是学生成长和成才的必要条件，是提升学生心理素质的必由之路。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及手段来引导学生学会爱自己、爱他人、爱生活，学会接受自身、他人或环境的不完美，学会面对挫折，学会科学的自我规划，让学生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美德来建立自信与自尊，并获得乐观、勇敢、创造性、成熟的防御机制和智慧等积极的品质和力量[26]。通过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学生减少了抱怨和不满，增加了感恩和宽容，学生更愿意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情感，更愿意参加学校的活动，更自觉地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更快乐地生活和学习[27]。热情的教学可以教化学生，温暖的教育可以感染学生，真诚的赏识可以激励学生，因此，阳光校园文化具有积极的导向功能、无形的凝聚功能以及强大的塑造功能，有利于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二）提升工作的内在魅力，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
教育事业是教育人、培养人、影响人的事业，在求学与做人的过程中，教师是学生主要的模仿对象，教师的精神面貌、道德品质、治学态度、生活方式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教师作为校园文化的主体，其自身也有一个个体社会化的继续转化过程。现代社会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使教师产生焦虑紧张、职业倦怠等不良心态的危险性因素也在增加，因此教师是否具有阳光的心态，直接影响其工作、生活的质量。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注重教师工作热情的激发和工作潜能的挖掘，注重教师实际问题的解决，尊重教师个人的情感体验，并努力拓宽教师职业发展的平台和上升的通道。通过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教师的精神面貌更加阳光了，更懂得赏识和肯定自己的学生了，工作的热情更高了，对学校的归属感更强了，生活也更有滋味了。所以，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不仅能让学生更加开心、快乐地成长，而且能让教师体会到更多的事业成就感、生活满足感和幸福感[ 28]。
（三）建立积极的组织系统，营造阳光的文化氛围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的体验、人的积极品质是与环境、社会背景分不开的，是在环境中得到体现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是一种基于群体层面的环境的塑造，建设的内容不仅包括师生闲暇生活的安排，也包括师生知识结构的调整、积极品质的培养、个人潜能的发挥、学术气氛的形成、批判思维的训练、创造能力的开发、社会使命感的激发等。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构建了一种积极的组织系统，而不是单纯地关注个体身上的弱点和缺陷，这种基于群体层面的环境的塑造，影响面更广，影响力更大，也更有利于发挥个体正向和积极的潜能[29]。
综上所述，阳光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多途径、多层次将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应用和渗透到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生活、活动等各个方面，让师生从书本内容中感知积极心理，从实践课堂中探究积极心理，从情绪体验中感悟积极心理，从积极成果中品味积极心理，从而全方位构建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积极教育体系[30]。阳光校园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发挥校园文化强大的凝聚功能，有利于良好学风、教风、校风的形成，有利于构建温馨、和谐、阳光的校园氛围，从而对学校改革、建设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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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心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幸福教育；大学生；措施
当代哈佛著名心理学家泰勒认为：幸福应该成为人生的至高财富。大学生作为时代的精英群体，其幸福观作为人生价值观的核心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青年价值观的主流，对于国家的文明进步，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关注大学生的幸福心理教育，对于促进大学生幸福感的提升，树立良好的幸福观，实现人生价值，收获幸福人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理解
（一）幸福
依据心理学对幸福的定义，幸福是个体总体需要得到一定满足后所产生的愉悦的心理状态，这种愉悦的感觉包括个体生理健康、伦理道德平衡与心灵欢快的平衡感，同时也包括个体生理物质需要与文化精神需要满足后所产生的和谐感。幸福给个体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身体、心理以及伦理得到满足的和谐状态。具体来说，生理层面的幸福是个体生理欲望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后所产生的愉悦感受；心理层面的幸福是个体精神文化需要得到满足的一种快乐的精神状态；伦理道德层面的幸福则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其他价值判断的认可。
（二）幸福感
积极心理学将幸福感定义为心理体验，它往往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生活状态以及外在的客观条件所作的判断，同时也包括对生活的主观意义以及满意程度的价值判断。现代幸福感研究包括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两种研究范式。主观幸福感从快乐论发展而来，以Diener为代表；心理幸福感则源于实现论，Ryan和Deci对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阵地，认为幸福是快乐的主观体验，包括个体对自己生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认知评价是个体针对自己的生活的满意程度而给出的整体评价，情感体验指个体对生活的情绪情感体验。对个体来说，客观的生活事件只有被感知，才能被区分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才是有意义的[2]。
二、当代大学生幸福心理教育的意义
（一）有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在当今压力倍增的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幸福心理教育对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因素。处于青年时代的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大学对其进行幸福心理的教育，能增进大学生对生命生活的理解，树立积极健康的幸福观，学会获得幸福的方法。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家泰勒博士对于“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给出了答案：个体能否在生活中获得幸福不在于金钱和地位，而在于个体的对事物的视角和理解、心态和选择，我国道家思想也明确指出，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生活中换一个视角，以积极战胜消极，是获得幸福的关键。
（二）有助于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
对大学生进行幸福心理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实现其人生价值。人生价值，即人生意义，是衡量个体的实践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和个体的需要，包括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两个方面。自我价值是指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否对自己具有意义和作用，社会价值是个体的实践活动是否对社会具有意义和作用，体现了个体对社会的贡献和责任。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表明，个体除了了生理性需要，同时还有精神性需要，个体的一生不断追求自我完善，创造价值，发挥个人潜力，超越自我，实现幸福人生。大学生幸福心理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人生目标，懂的知足常乐，在生活中怀抱一颗感恩的心，在提高幸福感中创造人生价值，成长成才。
（三）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大学生幸福心理教育对于促进个体内心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和谐的首要因素在于人的和谐，促进个体和谐成长与发展是社会的重要责任。幸福心理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教会学生获得幸福的方法，让个体幸福感少受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制约。引导大学生在关注个体兴趣和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体会生命所带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一定的贡献，而实现社会价值。
三、当代大学生幸福教育措施
（一）开设幸福课程
开设幸福心理教育课程，是提高大学生获取幸福能力最直接的措施。近年来，幸福教育课程在各大学迅速开展起来，在哈佛大学，幸福心理学课程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我国高校也越来越重视提高学生幸福感课程的开设。在大学开设幸福心理学课程，依托当代科学心理学，从更加专业和科学的视角，全方面的向学生展示幸福心理各方面。引导学生正确的理解幸福的含义，了解影响幸福感的因素，积极投身于学习生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规划好未来职业。幸福心理课重视理论指导和社会实践结合，采用积极心理学研究中验证有效的获得幸福感的措施，提高学生幸福体验[3]。
（二）树立正确幸福观
树立正确幸福观，是对大学生进行幸福心理教育的重要手段。所谓幸福观，是指个体对“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所持的观念和看法，它直接影响着主观幸福感水平。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主要集中体现在对爱情、事业和家庭等方面的看法。多数大学生对所持幸福观积极，少数大学生的幸福观呈现出注重物质、享乐、自我满足等消极的倾向。因此必须注重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思想政治课和心理健康教育课中融入幸福观教育，深化学生对幸福的理解，让大学生所持的幸福观既能实现自我价值，也能实现社会价值。
（三）塑造幸福人格
塑造幸福人格，是Υ笱生进行幸福心理教育最持久有效的措施。人格是个体所具有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人格形成主要受后天生活经验的影响。其中幸福人格有三种特质：其一为乐观型解释风格，持这种解释风格的人认为失败和挫折是暂时的，由特定的情景事件和外部原因引起，且只限于此时此地。这种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价值观，在生活中为幸福提供稳定的动力；其二为主观幸福感，又称为幸福满意度，它是一种心理体验，同时也是人格特质。是个体在认知和情感上对自我生活状态和周围环境的内在认同，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而非取决于个体的客观生活质量；其三为自我决定性，指个体对自己的发展能做出合适的选择并加以坚持的人格特质，对个体的内在动机以及幸福感作用巨大。在大学开展幸福心理教育，必须通过各种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形成乐观型解释风格，重视幸福满意度以及自我决定的人格特质养成，切实增强幸福心理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郑霞.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幸福心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幸福感；城镇居民；人格特质；郑州市
1 前言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1]。有研究认为，个体人格特质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但是，也有研究认为收入、职业、人格等因素与人们的幸福感无关[2]。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差异。本研究希望探索影响郑州市城镇居民幸福感与其人格特质的相关性。
2 方法
2.1工具
2.1.1 郑州市城镇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
此量表包含社会环境、能力品质、自我满意、亲密关系4个分量表，24个项目。相关研究表明，该量表具备较好的信、效度。
2.1.2 艾森克人格量表（EPQ）
采用龚耀先教授修订的88道题的成人式量表。包括四个分量表：E量表（内外向）、N量表（神经质或稳定性）、P量表（精神质）、L量表（测谎）。
2.2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取样的方式，在郑州市随机抽取360名居民做入户调查，并派发价值10元左右的小礼品一份。调查中要求市、县、乡镇居民各占1/3左右。最后，回收有效问卷34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67%。
2.3统计软件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3 结果
3.1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被试的幸福感总分数为4.396±0.864。性别构成――男184人、女164人。年龄――30.613±14.385、介于15―75岁之间。
3.2艾森克人格问卷各分量表和郑州市城镇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之间的相关性
内外向分量表和社会环境、亲密关系分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23（p
3.3 四种人格类型的郑州城镇居民在幸福感各分量表上的得分比较
根据被试在EPQ的E、N两个分量表的得分，把所有被试分为四组：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抑郁质。（如下表）
4讨论
统计分析表明，内外向与社会环境、亲密关系正相关，这说明性格外向的居民更关注经济、政治、民生等社会大环境，与好友关系也更融洽；神经质与自我满意、亲密关系负相关，这说明情绪不稳定的居民对自己生活更不满意、与朋友关系也更差；精神质与社会环境、亲密关系负相关，与自我满意和能力品质正相关。有研究认为精神质维度得分偏高的人会有些异乎寻常的想法、思维古怪、社会适应能力较差[3]，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居民对社会环境更不满意、亲密朋友较少；但也有研究者提出精神质维度得分偏高可能意味着被试有创新性的思维，想法与众不同[4]，这可能就是这些居民对自己的能力品质、生活现状都很满意的原因。
最后，胆汁质、多血质居民对社会环境评价更高，这可能是性格外向的人与社会接触更多的结果；多血质、黏液质居民对自我的现状更加满意，这说明情绪稳定的人自我满意度更高；而多血质居民的亲密关系更佳，则说明性格外向情绪稳定的人与家人和朋友相处更融洽；不同人格类型的居民其能力品质无差异，这个看似无用的结论恰恰说明了能力品质的自我评价与人格的无关性。
参考文献：
[1]Ryf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life [J]. Current Direction In Psychology Science，1995（4）：99-104
[2]钱宇凤.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87―90
[3]钱铭怡，武国成等.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的修订.心理学报，2000，7：30-33
[4]焦璨，张敏强等.EPQ信度概化的跨文化比较及其启示.心理科学，2011.11：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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