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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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论文范文第1篇
艺术设计 研究生 文化史课程
一、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文化史课程教学的目标与意义
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在本科阶段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设计基础理论和设计专业技能课程，研究生学习阶段的重点是开阔艺术视野、增强文化底蕴、深化设计思想。学生只有全面提高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设计和学术研究潜力才能厚积薄发，成为有可持续发展力的设计工作者和研究者。
针对上述人才培养要求，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将“中西文化史”课程列为设计艺术学学科中的主干学位课程，自2005年开始已经连续开设7年。选修本课程的学生主体为艺术设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包括环境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动画艺术设计、园林景观艺术设计等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本课程以历史发展为基础，以中外传统文化艺术为载体，以时间和空间为脉络线索，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国家、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艺术成果，着重分析社会、文化、思想、宗教的因素在艺术作品上的反映和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关系。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外文明发展历史、中外思想文化、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学的意义在于提高研究生的人文艺术修养和设计创作水平，在学习中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成为既立足本民族文化又面向世界的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二、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文化史课程教学的内容与侧重点
中西文化史课程是高等院校文史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文史专业学生一般有中外历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选修课程作为本课程学习的基础，还具有一定的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古代文献等方面知识作为支撑。因此这些专业中，中西文化史课程内容涵盖面广，章节分列细致，课时量大，教材有相当深度。而面对艺术设计专业则要结合专业特点、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与层面、接受程度等因素，在教学内容讲授、教学侧重、教材选用与编写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探索。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本科一般系统学习过中外美术史、工艺美术史、设计史课程，有些学生还具备一些中外建筑史、园林史、装饰艺术史等艺术史论知识。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开设的中西文化史课程要与学生此前的知识结构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不能重复已熟知的内容，要在原有基础上加深理论分析与阐述，并进行内容上的拓展，补充学生在本科阶段所欠缺的知识。由于课时较之文史专业要少很多（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开设此课只有32课时），在内容设置上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突出重点，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笔者结合上述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将教学大纲确定为中国文化史部分以历史年代为线，介绍从史前至明清历代文化。以讲授思想史为核心，重点分析历代思想文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西方文化史部分其一是讲授西方文明的源泉――古希腊文化的特点与成就及对后世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二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介绍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重点比较中西艺术精神与艺术风格的不同。内容设置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避免了泛泛的知识罗列，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去认识历史，最终回到分析艺术风格成因和艺术文化内涵的落脚点上。
三、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文化史课程教学形式与考查形式的探索
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中存在部分学生轻视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学习，大多欠缺文、史、哲知识的问题。授课、考查方式的单一化很难调动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没有直观感受和主动学习的欲望。考查评价方法上以课程论文或考试试卷作为考查形式，易使学生为轻松取得学分而敷衍，写作课程论文过程中抄袭现象严重，或死记硬背教科书和笔记上的考试题目重点进行答题，无法体现学生独立分析和深入研究与理解的能力。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在中西文化史课程教学方式和考查方式上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其一是课内指导教学与课外自主研究教学相结合。在第一节课上提供给学生课外研习的文献目录，要求学生跟随课程进度研读文献与参考书，教师在课上进行纲要式的讲解与重点问题的分析。考查方式中增加写书评和文献综述的环节。这样解决了课时少和内容多之间的矛盾，也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其二是联系历史分析现实，将历史上的重要文化思想或文化现象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由学生思考并确定要陈述的话题并准备好相关资料和演示课件，在课堂上进行陈述、演示和提问，大家就此话题发表各自的观点并展开热议。改变教师“一言堂”的形式，学生在这样的讨论课上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为今后写作专业研究论文积累了具有新意并言之有物的选题，同时锻炼了分析、表达、辩论能力。学生的演示课件作为考查成绩的一部分。其三是充分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课件制作有文字、图片、视频、音乐、动画、整体界面设计，引入大量艺术作品、考古文物图像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陌生和抽象的知识。其四是走出课堂进行直观体验式教学，通过参观博物馆、名胜古迹等实践活动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化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要求学生将参观考察报告、感想、资料收集作为一份课程作业来完成。
结语
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文化史课程教学的探索与研究这一课题的提出和开展，是为了改变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重视现实功利，轻视学术理论学习研究的不良趋势，通过改革使学生认识到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在教师、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将每个学生的思想、独立个性和思考研究能力全面地发挥和展现。通过教学探索，树立严谨的学术风气，使学术热情不断高涨，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注：本研究受北京林业大学“211工程”三期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建设计划子项目资助）
文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程千帆；文论十笺；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
文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等书法教育;现状分析;问题反思;解决思路
一、现状分析
总体来看:一是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1979年浙江美术学院招收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从80年代中期开始,欧阳中石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致力于高等书法教育的建设和发展,1985年设立书法教育专业,1993年首都师范大学设立我国第一个书法艺术教育博士点,并于1999年招收书法专业博士后。随后,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吉林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山东大学等院校也相继建立了书法博士点,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与此同时非学历教育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进修班、研究生班、课程班、访问学者等为众多书法爱好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
二是办学规模扩大,招收书法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高等院校日益增多。依据2007年全国各院校书法专业本科招生简章,综合类高校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三峡大学、聊城大学6所;师范类院校有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等15所;美术(艺术)类院校有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10所;理工类院校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不同的学校模式下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书法教学理念、体系和方法。以课程设置为例,综合院校和师范类院校从书法的特殊性出发,强调书法的文化学术氛围。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开设中国书法史、中国美术史、书法文献学、书法文化、书法方法论、古文字学以及诗词格律等课程,以“书法与中国文化”为核心,把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而艺术院校则强调“书法的空间创造”,重视技法训练和艺术实践,如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书法课程内容更多涉及书法实践、碑帖临摹、篆刻史、书画鉴定以及国画技法等,关注创作技法、创作思维的培养,大体上形成书法文化与书法艺术两种格局,以目前高等书法学科建设的发展态势看,这种格局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质的改变。
二、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已经建立起了从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的较为完整的、一体化的教育层次和学科体系,在此意义层面上的书法教育俨然是一门独立的专业或学科。然而,在教育部1998年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教委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却没有书法的一席之地。毋庸讳言,书法学科与美术、音乐、戏剧等其他相对成熟的学科相比,仍然处于起步的初级阶段,与哲学、历史、文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相比更是差距甚远,书法与以上学科存在不可剥离的依附关系。诚然这种密切关系显示出传统书法的包容性,但是在传统知识逐渐纳入现代学术范畴并寻求对话的格局中,却暴露出书法缺乏整体学科知识建构的弊端。
翻阅近20年来我国所有书法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我们发现选题中除了包括书法史、书法理论的方向外,更是跨及美学、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学科的边缘性选题,纯粹以书法本体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仅占很少比例,虽然涉及书迹、书家、书史、书论等方面的研究课题也很多,但由于书法学科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积累不够,从导师指导到学生写作都有一定困难。特别是按照现行学位论文审查标准,更很难达到较高的等级要求。
三、解决思路
首先,建设高素质的学科梯队。加强书法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具备高素质的学科研究梯队
第一,确保师资队伍总量和质量,积极拓展教师来源渠道,尽量避免学术上近亲繁殖,优化教师的学缘结构。建立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开展校际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联合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等,使教研人员得以多层次、跨学科的学习,了解相关背景知识、理论方法。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开展书法以及文史哲等相关讲座、研讨班、教育理论学习班、教育技术培训班等,提升教师整体素质。第二,建立年龄、学历、职称合理的学科梯队层次结构。年龄结构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有条件的院校可以实行导师团制,以具有精深的理论素质和研究能力的学科带头人为核心,建立有系统、有层次的学术梯队,实现研究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第三,进行跨学科团队建设。以重点科研项目为平台,相关学科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组建和扶持一批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创新研究群体,进行书法考古学、书法文献学、书法批评史、书法生态学、书法心理学等在书法学科前沿领域或交叉学科领域的多维研究,提高协作攻关的能力,促进学术创新和交叉研究成果的涌现,使传统的书法学科在当代高等教育的体系下更加完善。
其次,正确处理书法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书法学科与艺术学(音乐、美术)相关学科的关系,这是最直接、最切近的关系。二是书法学科与艺术学之外的哲学、历史、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方面书法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整体性发展必须援引其他相关学科的力量支撑,所谓“学者欲能书,当得通人以为师”。因此以客观审视的态度、多元共生的观念和开放的跨学科的眼光看待书法学科建设,是目前高等书法教育的关键。同样的知识背景、学术背景,单一的认知模式,使其问题意识、注意力方向被常识所限制,造成视界狭隘、教学封闭和学术资源匮乏的不良局面,应当从相关的学科中摄取、借用、移植相关的概念、范畴、理论、原理及研究方法,以书法学研究为主体,逐步形成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开拓学科视野,研究原有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这是由书法学科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决定的。
另一方面跨学科的交流对话、相互渗透,必须以书法自身的特性、独立性为基点和出发点,避免“泛学科化”即不恰当的扩大‘研究’的外延,学科研究的“泛化”现象会使本来就不甚清晰的高等书法教育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变得愈发模糊,使本来就存在的理论上的“先天不足”愈发难以救治;避免简单地不加区分地由艺术学直接演绎成书法学的研究方式,应当根据书法学科本身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确定其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使书法学科体系的内部结构在渐趋合理的同时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这既是走向开放与综合的现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学科建设的一种现实需要。
再次,加强高等书法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理论体系健全与否是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根本标志。其中包括:制度化的学科语言、明确的学科边界、被同行学者所认可的独特的研究范式以及高水准、高层次的研究成果等。书法学科的理论体系至少应包涵基本原理论、实践论、历史论、方法论四大部分。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回答“书法是什么”及“书法学是什么”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及范畴,是一种哲学化的思考。再由原理论直接导向实践研究,亦可以说是关于书论的研究,书写实践的理论,阐述书写活动过程中人和作品之间创作体系、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史论研究探讨书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以古察今,古为今用,从而体现其社会意义。方法论研究则有助于增进对书法学科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体系进行反思,促进研究者准确了解和把握本学科学术发展的动向。
目前,从书法理论研究的内容来看,在研究对象、理论基础、方法论等相关方向都已取得进展,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逐渐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理论体系,为进一步借鉴、吸收、运用乃至最后超越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建立完善理论体系必须遵循学术标准和规范,从学科史和学术传统的角度,认识和领会书法学科的伦理精神与基本规范。书法学界由于受“技法至上”的影响,缺失严格的学术规范教育,因此各高校书法专业要加强对本科生、研究生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力求熟练掌握学术研究基本规范、学术研究方法规范、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与图书编撰规范、学术引文尤其是图片征引方式标注的规范,形成严肃科学的学术氛围,推动学科建设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沙孟海.高等书法教程.中国书法.1992.
[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
文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契丹学概论；评介；契丹史；辽史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66-03
契丹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自378年见诸于朝鲜汉文典籍《三国史记》记载①后，经过古八部、大贺氏和遥辇氏部落联盟，907年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取代遥辇氏建国，1125年辽末代皇帝天祚帝被金兵俘获，辽朝灭亡。至元末明初，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融合消失。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立辽朝历史的研究，国内外均很重视，过去学术界主要是在两个领域内进行：一是古代史领域，辽朝是中国古代所谓的正统王朝之一，辽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一环，可具体分为中国通史中的辽史和断代史的辽史；二是民族史领域，也可分为中国民族通史中的契丹族和具体的契丹族史。众所周知，由于资料匮乏，导致在上述两个领域中的相关研究一直很难深入。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辽朝的历史、文献、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语言、艺术、宗教、墓葬、天文历法、城池建筑以及契丹人后裔等方面的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不同层次的学术团体不断建立，国内外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史学的范围，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这种研究的发展趋势，要求对契丹人进行综合性研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可以说《契丹学概论》一书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版的。
该书作为内蒙古赤峰学院国家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由杨福瑞教授率领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的孙永刚、张少珊、吕富华等8位学者共同撰写，2015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由前言、正文、参考文献和后记4个部分组成，约25万字。在“前言”中，杨福瑞教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该书撰写的背景、动机和原则及愿望，还有参加撰写者的分工；“正文”由6章构成：第一章“契丹学学科体系的确立”，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契丹学形成、发展的历程，二是契丹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三是契丹学学科体系结构及其特点。第二章“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阐述四个问题：一是唯物史观对契丹学的指导意义，二是契丹学的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三是契丹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四是契丹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第三章“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对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进行评述和介绍，分为五个问题，一是关于契丹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评述，其它四个问题分别是关于契丹学的“汉文史料”、“文物考古资料”、“契丹文资料”和“外文文献”的介绍。第四章“契丹历史学研究”，分“史学史研究”、“综合研究”、“若干问题研究争鸣”和“专题研究”四个部分进行u述。第五章“契丹考古学研究”，分“考古综述”和“州城考古”、“墓葬考古”、“建筑考古”、“手工业考古”五个部分进行评述。第六章“契丹语言文字学研究”，分析了契丹语言的系属和特征，对契丹文字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新学科设立的角度对“契丹学”的确立、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论证。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史料与史料学”、“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契丹学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参考文献”择要列举了73种，其中有中国古代典籍及研究著作18种，现代国内外研究著作、论文集、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和辞典55种。在“后记”中，主编杨福瑞教授介绍了最初提出设立“契丹学”新学科设想的缘起、该书写作酝酿的过程和相关学术争论以及致谢。
认真拜读全书，我有如下感想：
一、出版恰逢其时
众所周知，由于在二十四史中，元代编修的《辽史》被视为是讹误最多、疏漏最甚的，加之辽代距今时间久远，而且留下来的典籍甚少，所以契丹辽史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和民族历史而言一直很薄弱。宋德金先生在1998年总结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时认为“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研究，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②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研究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观：首先，新的研究成果丰硕，很多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这在《契丹学概论》一书中有详细地统计。③其次，新的研究团体和机构不断成立，如辽宁、内蒙古、吉林、河北、黑龙江等省区相继成立了包括研究契丹辽史在内的学术团体，在研究机构方面有两个机构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内蒙古赤峰学院成立了自治区级研究基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二是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成立了“中国契丹文化研究中心”，把“契丹始祖传说”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三，层次和主题不同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除了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定期召开的年会，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敖汉旗、河北省平泉县、吉林省白城市等地还先后召开了主题鲜明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第四，各地有一批耐得住寂寞、矢志不移的研究人员，年轻学者不断成长，形成了结构合理的老中青三级研究梯队。总之，进入新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的研究不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迫切需要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以促进研究上一个新台阶。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契丹学”概念的提出是水到渠成，《契丹学概论》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适应了研究的需要。
二、该书论证充分，逻辑严密，目标的明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不仅需要几代人辛苦卓绝的努力，还需要研究者对新学科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构建学科体系，对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进行阐述，明确研究方法，确定研究目标等。通读该书发现，作者从理论上对设立“契丹学”学科进行了充分地论证，逻辑严密，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完整、合理，具有科学性，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明晰准确，研究方法可行，目标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三、该书语言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作为一部理论性研究著作，该书并没有给人感觉义理深奥，语言艰涩，堆砌时髦新词，令人难以卒读。不论是前两章的学科体系构建的论证和分析，还是后面四章的学术研究现状评述，均是用平实流畅的语言进行论证，展开分析。通篇给人感觉通俗易懂，却不失庄重典雅。就像一位学者在做学术讲座，用平实流畅的言语，把高深莫测的哲理娓娓道来，非常接地气，有助于契丹学的推广和普及。
四、对研究现状把握的较为全面，所做的评述准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除了构建学科体系外，对于过去相关研究的把握和现状评述必不可少。该书从四个方面详细地对契丹人的历史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可以说这是目前最为全面而且详细的，评述的也非常准确到位。
五、任重道远
已故的刘浦江先生在1998年为自己论文集《辽金史论》所做的“自序”中认为：“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尽管有人不肯承认这一点），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④正如前面所述，我想在进入21世纪以来，契丹辽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国的辽金史研究已经开始逐渐走出了刘先生所说的研究困境，“契丹学”的提出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就是其中的标志之一。《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在理论上为“契丹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契丹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已经正式提出，并开始构建了学科体系，但“契丹学”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困难，要切实地做好规划设计，明确阶段性任务和目标，尤其要在大学里搞好学科建设，培B研究人才，使“契丹学”尽快成熟、成长、壮大，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最后，作为论证和阐述设立一门新兴学科的著作，尽管《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已经解决了设立“契丹学”学科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如其与“蒙古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相关领域（如军事、宗教、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以及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如2015年法藏馆出版的藤田崇人著《契丹佛教史的研究》）介绍与评述等，期待将来再版时能得到完善。
内蒙古赤峰学院作为国内著名的研究契丹辽史的重镇，地处契丹故地，从事契丹辽史研究条件得天独厚，从20世纪80年代的苏赫、韩永年、苗泼等老一辈专家学者开始，筚路蓝缕，从最初“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和努力，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活跃在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因此，由赤峰学院的学者们牵头正式提出和构建“契丹学”学科体系，可谓实至名归。乘着“契丹学”设立的东风，期待赤峰学院的契丹辽文化研究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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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八[M].汉城：奎章阁版.
②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J].辽金论稿[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382.
文史论文范文第5篇
化名“西周生辑著”问世于十七世纪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是我国文学世上享有一定地位的一部力作，其价值和影响力，不亚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但就是这样一部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却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却少有人知晓，其作者的真是身份也在人们的猜测和学术界的争论中，变的越来越扑朔迷离。小说的作者署名“西周生辑著”，“西周生”何许人？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其身份至今仍难以确定。
多年来，作为蒲氏子孙，在无能为《醒世姻缘传》正名的抱憾中，竟成为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没当读之念之，总认为就现有史料和传闻而言，其真实作者应是蒲松龄先生的遗著不容置疑。为作出令人信服的佐证，今日重提这一命题，意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争鸣，使此问题能在前人探究的基础上，广征史料，广开言路，以期早日还《醒世姻缘传》作者一个公正真实名分，以告慰先辈的在天之灵。
以笔者只见，甚赞成徐北文先生的一些考证和推断，他使笔者看到了《醒世姻缘传》的真实作者已到了呼之欲出的道口，如再有有识之士进一步考研，离揭开其真实作者的面纱，已是不难作出定论。徐北文先生对在《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时，曾提出了五点令人信服的观点，现在此列出：
其一，他认为《聊斋志异》中反映的轮回因果的佛教因果观，以及儒家的论常规，与《醒世姻缘传》的观点相同。特别是蒲氏所特有的对第不遇的举子的同情，对于悍妇妇女的强烈的反感等，更与之相合。蒲氏不仅写了《邵女》、《马介甫》等一些列悍妒妇女的形象，而且写的《江城》扩大改写为俚曲《禳妒咒》，那么再扩大改写为小说的可能性很大。
其二，《醒世姻缘传》所有的语言是蒲氏家乡一带的土语，而与蒲氏现存的俚曲等通俗作品中的土语一致，不但读音一致，而且书写情况也大体一致。
其三，《醒世姻缘传》提到《水浒传》、《西游记》，特别是《金瓶梅》中的事典，证明其上限在《金瓶梅》一书传播在1610年以后的时间。书中提到“不是古时佘太君的先锋，定时今日里秦良玉的上将”，秦良玉是崇祯时人。又提到“守道副是李粹然，是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人，丙辰进士”，查文献与事实相符，李以按察司任济南到，事在崇祯七年[1634]以前。根据我国传统惯例，书中提到的真人真事，则多在其盖棺以后，李粹然入清仍官，本书写作时间当在清代初页。第二十八回称关羽为“关圣帝君”，按追封关羽为“中义神武大帝”在清顺治年间[以前仅称关王]，可见此书是清以后所著。
其四，以书中所反映的自然灾害，考察济南府、章丘、淄川的方志，与明末清初记载所吻合。尤其是第二十七回载：癸酉十二月打雷，除夕雷雨大作等特殊罕见的现象与《济南府志》载“癸末[崇祯十六年，1643]：夏，淄川雨雹，除夕，雷雨大作”相同。第九十回所记成化十四年武城县灾情：“到了四月二十前后，麦有七八熟的光景，可可的甲子日下起雨来，整日的无夜无明，倾盆如注。”而蒲氏文集中的《纪实前编》一文记录的诗康熙四十年[1703]的淄川灾情；“四月天雨舟，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两处都记四月以后的甲子日大雨，当不是偶然的，如果所推测不错，可见本书当完成于蒲氏六十五岁左右时。
其五，孙凯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七云：“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舶载书目》已有《醒世姻缘传》，所记序，跋，凡例与今通行本全同，则是书刊行至迟亦在雍正六年以前矣。”
从以上五点看来，本书作者的乡里为淄博，写作时间在清初左右，其人的思想与《聊斋志异》相一致，其善于运用山东方言以及行文富有幽默讽刺感也与写作俚曲的蒲松龄相一致，其主要情节与蒲氏的《江城》、《禳妒咒》基本相同；而且蒲氏死后六十年由第一批书刊刻《聊斋志异》的山东莱阳赵其杲传出本书的作者也是蒲松龄。假设若不是蒲氏，在当时当地还找不出另一个合适的人来。
对上述推断持反对意见者路大荒[见齐鲁书社刊《蒲松龄年谱》]，曾任山东省图书馆副研究员，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36年由世界书局给他出版的四大本《聊斋全集》中曾将《醒世姻缘传》编进全集中，1957年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重新订正“蒲松龄年谱”中，以论文“《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传》与（古词集）的作者问题”提出了异议，认为是在全集出版时，由别人替他加进的不确切资料。另外，王守义的《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1961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65期），金性尧的《（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中华文史论丛1980第四辑）等。但他们都尚未提出什么积极的证据来，不能令人信服。因此维持本书为蒲松龄所著的说法，却并不认为是一个成熟的结论，而且是认为在没有更有力的反证之前，理应保留自乾隆以来就已有的较为合理的旧说。
文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现代信息技术 史料教学 学生的能力 遵循历史研究原则 高效生态课堂
一、正本溯源，学生是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最终服务对象
为了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使学生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史料教学无疑是最好的办法。对此，英国历史教学法专家汤普森在其文章《理解历史》中指出：“学校的历史学习，不是把焦点集中在历史本身发生了什么上，而是要集中在我们如何具有对历史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接触和反映探究的过程、获得知识的方法，其次才是涉及历史探究的结果――历史的实际情境及其发展。要达到这样，最好是由学生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而这种运用是广泛的、有思考性的和逐步要求的。”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的生动性、时效性、容量大等优点，我们常竭力搜集尽可能多的材料（包括文字的、图片的、视频的等）进行史料教学，达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尤其是让学生掌握研究历史的方法的目的。
我们老师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呈现史料时往往超出了学生阅读及分析的能力。一是史料文字量过多；二是引用的史料与学生的背景知识相差较远，远离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三是文言文史料诘屈聱牙，缺少注释。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呈现过多的史料，呈现的时间有限，学生运用史料的时间极少，史料教学只会成为走过场。鉴于此，我们应注意做好下面几点：一是控制史料呈现的量，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给予必要的补充或注解。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比如我们在讲岳麓版必修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这一课时，课本引用了这样的材料：“1965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工业公司中，家族控制的占36%，经理控制的占64%”，来证明二战后出现了“经营者革命”；但是“控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多种含义，如“操纵、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若此段材料中的控制理解成了“占有”，那么这段材料就不能用来证明“经营者革命”，反而会被误解成“人民资本主义”的体现。翻看这段材料的原始出处，控制翻译自英文“control”，而这个英语单词本身有很多含义：vt. 1.控制，支配，管理；2.克制，抑制；3.（用对照物）核实，检验等。作为用来证明出现了“经营者革命”，不妨直接翻译成“管理”，减少学生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思维负担。二是充分使用材料。比如我们在讲岳麓版第2课《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常引用来自《汉书・食货志》中的这段材料：“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从而证明汉朝时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及其危害。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该段材料贯穿整堂课的教学。
二、史料的呈现必须具有可信性和逻辑性
“论从史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学历史教学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史料也就成了历史研究和学习的源头，所以史料的选择必须“信”。但我们在教学中课件呈现文字史料时，有老师不注明出处；放映图片史料、视频史料时更是如此。这就使学生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只要是史料，我就可以得出结论。这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原则。进行史料教学的第一步就是要教会学生对史料的真伪进行鉴别，去伪存真。那么老师在课堂上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呈现史料时，首先就要让学生确信你选择的史料是可信的，注明材料（文字、图片、视频）的出处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在此基础上，教师也要注意引导学生明确，有些史料尤其是对历史事物的记载或评论，有很强的主观性，文学色彩颇浓。
为了确保史料的可信性，还要注意“孤证不立”，正所谓“一分证据，一分结论”、“十分证据，十分结论”。比如学生在做这样一道题时，“1979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外商广告‘西铁城――星辰表’”，有的学生就得出了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实则这则材料仅能反映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愿望。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史论的获得，需要多个、多方面史料的引导，比如农村、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等各方面的史料。
三、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法的有机结合
历史学科的很大一部分魅力在于传统教学中讲的魅力。有些史料用现代信息技术呈现出来，一方面学生应接不暇，另一方面不如老师讲出来更有震撼力。教师富有感情、富于个人色彩的口述史料与课件客观呈现的史料，两者相辅相成，能更全面地调动学生。
参考文献
[1]吴鸣蕾 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史料教学整合的模式及案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文史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傅乐淑是一位有深沉爱国情怀的海外学者。她一生勤于治学，富于藏书，晚年又把藏书捐赠给内蒙古大学。通过对她的藏书的初步整理和对她著述的粗浅研究，可管窥她丰富的生活世界。
傅乐淑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生前任美国匹兹堡都昆大学历史学教授，在中西关系史、宋元文化史研究方面成绩卓然。晚年希望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中国边疆的大学图书馆收藏使用。笔者服务的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有幸成为受捐方。在学者身后捐书已不为时尚的当今社会，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大学幸获万里之外一位旅居海外半个多世纪的老人的毕生藏书，不能不说是奇缘。我有幸了解傅乐淑教授，始于赠书的联络、接洽、编目，出于敬佩和仰慕，不禁产生一个愿望，就是通过这些藏书和她的著述，了解这位困境中成长的海外学者的生活世界。
一、傅乐淑的生平与著述
傅乐淑(1917—2003)，山东聊城人，出身于清代以来人才辈出的傅氏家族。因其先祖傅以渐为清代恢复科举后的第一个状元(康熙皇帝称傅以渐为开国文章第一人)，当地人称状元傅家。近代傅家走出了数位著名学者，按辈份及年龄排列有：傅斯年、傅乐焕、傅乐淑、傅乐成。傅乐淑1917年生于济南，1934年8月前，在济南家中生活读书。1931年在山东省济南女子中学初中部读书至毕业，1934年毕业后，于九月人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校高中部，1937年4月毕业。1937年7月考取燕京大学。1937年8月离北平，人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期间，初读化学系，后转读历史系，于194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7年6月自北大文科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美国斯坦福大学。1949年山东解放政权更迭经费中断，获芝加哥大学资助后转芝加哥大学，1952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历史专业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2003年病逝于美国加州。
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校高中部读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奖学金不敷生活之需，靠打工完成学业，十分艰苦。毕业后在美国教学几十年。i[978年以后至1986年曾几次回国探亲、旅游并作学术交流。1978年夏秋问第一次回国时，曾在北京小住，访北大，晤旧友，游旧地，到鞍山看她的弟弟，参观鞍钢，对祖国工业发展感到振奋，之后去沈阳、大连、承德等地。1984年访问过内蒙古大学。
2003年¨月3日傅乐淑在美国加州去世，遗愿“叶落归根，魂归故里”。2004年7月，她的侄子傅翔先生⑤奉骨灰回国，遵照遗愿，葬于聊城傅氏祖茔。
1952年在芝加哥大学毕业之后，傅乐淑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中密歇根大学、匹兹堡都昆大学(1966—1985年)。
傅乐淑初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初中西关系史。为此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走访欧美多国大学、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搜集有关史料，从事著述。其文章、著作目前已知者谨列如下：
1．《元代宫廷生活考》，1947年，北京。这是她的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已不存。
2．Sino—W estern Relation During the Kang—hsiPeriod(《康熙年间的中西关系》)，U．S．A．，1952。
3．Tw oPortuguese EmbaSSies tO China Dur—ingtheKang-hsiperiod(《康熙年间的两任葡萄牙驻华大使》)，Holland，1954。
4．A DocumentaryChronicleofCelestialEm—pire：Sino-W esternRelations，1644—1820asRe—vealedinPrimarySources(《中西关系资料编年史一1644—1820》)，U．S．A．，1962。
5．Teng M u Forgotten Chinese Philosopher(《邓牧：被遗忘的哲学家》)，Leiden，E．J．Brill，1965。
6．A DocumentaryChronicleof Sino—West-ernRelations(1644—1820)(《中西关系资料编年史一164、4—1820》，系第四种书的摘要本)，UniversityofArizonaPress，1966。
7。《万柳堂图考》，《故宫季刊》十四卷四期(台北，1970)1—18页。
8．《孝纯御容考》，《故宫季刊》十一卷二期(1976)，27—35页。
9．《玉带生与号钟》，《故宫季刊》十五卷三期(1981)1—22页。
10．《元代宦祸考》，《元史论丛》第二辑(北京，1983)，157—166页。
l1．赵孟兆页何年人大都，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159—160页)1986，9，南京。
12．《元宫词百章笺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初版。这是她的硕士论文的附录，当时在《经世日报》①的副刊《禹贡》周刊上连载，受到林徽音的好评。
13．《忆穆旦好学不倦的精神》，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1997)，221—223页。
14．The erial Maritime Customs ofK wangtong Province Prior to the Treaty DaysinProgress(《条约时代来临之前广东海关》)。
二、从藏书看傅乐淑的生活世界
藏书能够显现一个人的生活趣味、知识结构、爱好交往等许多方面。除了赠给南开《清实录》，留给家人后代部分图书外，傅乐淑毕生藏书的绝大部分赠给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傅乐淑藏书以文史为主，兼有其他，在一=f余种赠书中，历史类书籍448种，占总量的44；：文学类书籍216种，占21；政治类93种，占9．2；哲学宗教类62种，占6．1；其余各种书籍几乎涵盖了中图分类法的所有种类，从到综合性图书，均有涉猎，占19．7。
从这较为完整的个人藏书中，可以窥见傅乐淑这位行文优雅、情感细致的女学者的读书生涯，特别是她的生活世界。
2．1关心的问题
傅乐淑毕生的研究大体有两个领域，一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一是元代文化史。因此密切注意国际蒙古学研究的进展，有许多蒙古学研究方面的藏书，其中有不少还是名著，像PopPe的英文本《蒙古语书面语语法》(1954年版)。
傅乐淑教授在自己的书上有很多铅笔批注，从中可看出她的看法和关心的问题。
Theglasscurtainbetween Asia and Europe：asymposium on the historical encounters and thechangingattitudesof．thepeoplesoftheEastandtheWest(《欧亚之间的屏障：关于东西方民族的历史性冲突和改变态度的研讨会》，伦敦，1965。)一书第194页，中国被称作“印度传教士制度的殖民地”，傅乐淑用铅笔汉字写道“胡说一番”，表明了她反对不符史实，对中国历史的不实评论强烈不满的治学态度和爱国情怀。
另一本有影响力的书Chinaamong Equals：Themiddlekingdom and itsneighbors lOth一14thcenturies(《势均力敌国家中的中国：十到十四世纪的中央王国和她的邻邦》，MorrisRossabi编)，她在扉页上写道(汉字)：“辱宋不足言国!”一语道出她作为一个史学家鲜明的历史观和学术观点，指出了宋朝在历史上的特殊性，版图狭小，被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包围，边疆关系复杂，至于南宋偏安于一隅，更无家国之说，由此可见傅乐淑教授是一个对国家边疆、对外关系有深刻体认的学者。捐书给祖国的边疆大学与她的治学领域、精神涵养不无关系。
傅乐淑毕业于西南联大，从藏书可以看出那一代人的学养之深厚，与史学有关的辅助学科的修养远比今日普通学者丰富。藏书涉及农学、植物学、天文学等。与中西关系史密切相关的专业中，航海术、造船术当为首选。她的藏书有很多与造船、航海有关的书。
傅乐淑的独特学术眼光还体现在她所收藏的文学类书籍中。比如版本较早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有1959年版本、1964年版本和1969版本，而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帕氏正遭受公开的指责和暗中的骚扰，报刊对他大加鞭挞，谴责帕斯捷尔纳克仇恨社会、否定十月革命。看来傅乐淑的文学趣味广泛而敏锐，关切和选择的书往往高雅而有思想。
2．2文化趣味
傅乐淑以历史研究立身，但有宽广的文学感受力、优雅的趣味。她的文学类书籍收藏颇丰，且版本较早，经典名著居多，呈现多国多流派的特点，如《简爱》、《紫色》、《洛丽塔》等等经典名著。
像《红楼梦》，她有1973年、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有香港广智书局的版本(出版年不详)，有1975年台北文化图书公司的版本，并藏有红学研究书籍数种，多有圈画评注，足见她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和造诣，她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细腻的情感也在这诗词曲赋的一圈一画之中得以体现。在旁注中，还可见她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在《红楼解梦》的23页，说王熙凤与林黛玉初次见面时黛玉的年龄为13岁，她在“13”下划了一笔，写上了“14”，表明了不同意见；29页，在“香玉作了御用小尼后”句旁作注：“那有点不明确。”希望作者能提供史料依据。
读书必须(即使不是全部)买书，这想必在资金上给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她在王伊同的著名英译本《洛阳伽蓝记》的扉页上用汉文写道：“傅乐淑一穷儒也，衣食维艰，朝不保夕人也，然尚节衣缩食以购精神食粮，不幸买到后不久便不翼而飞痛苦之至!此书于七月十四日(1989)买到但不知梁上君子何日偷去也，书此以志。”寥寥数言，爱书之切、失书之痛跃然纸上。
她有藏书章，几种轮换使用(下图)。这个趣味是大多数中国传统学者拥有的。
2．3学者交往
日常生活中傅乐淑趣味高雅、勤俭淡?白。交往的朋友多为学者，常以论著相赠。傅乐淑的赠书中、有萧启庆⑤的手稿复印件《元代科学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这是该论文未发表之前赠与的。任以都⑨在她翻译的书《六部成语注解》的扉页上写道：“乐淑学姊指正，任以都谨赠，一九六二，美国宾州”，彰显互相尊重之情，求学探讨之意。何恺青(z)在《月与灯依旧》(西雅图：美国西雅图中文书店，1996)的扉页题有：“乐淑学妹惠正恺青1996孟秋”。《留美八十年》(纽约：纽约天外出版社，1999的作者李又宁⑧在此书的扉页上写有汉字：“傅教授乐淑学长教正后学李又宁谨呈2002年11月22日纽约”。距傅教授去世仅一年而已，这些学者问的高尚情谊值得我们永远存念。
2．4爱国情怀
虽离家去国多年，并入美籍，但在很多书的扉页上的署名显示，傅乐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华夏子孙，心依然是中国心。她在书的扉页上有这样的汉字署名：“尼堪傅氏所有”、“中华傅乐淑所有”。“尼堪”是满语Nikan音译，“中国，汉人”等的意思。
她的代表性专著A Documentary ChronicleofSino—W抬，7zRelations(j644—1820)(《中西关系资料编年史一1644—1820》)，在世界许多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一位俄国科学院院士曾说过，这样的著作在别的地方是需要多人合作才可以完成的，而傅教授一
个人完成了这样艰巨的工作，还有学者称这是金字塔式的著作。书的扉页有她自题的这样的诗句：
Thesearemy works，theseworksmy souldisplay．
Behold m yw orkswhen Ihave passed away．
(这是我的书，更是我魂的展现，有一天我终将逝去，而它却还在绵延。)
我仿佛看到一位远在他乡的老人，面对着遥远的故土和亲人，倾诉着饱含深情的心灵之声。
查英传先生也提及傅教授与书的故事。作为历史学者，傅乐淑教授非常关注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当她看到有关外国人写到中国的先进、称赞中国辉煌的历史时，她非常高兴，常常把书中的内容对身边的人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傅乐淑只身独处异域五十余年，依然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资助亲属中的侄辈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学或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还曾从微薄的积蓄中出资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萼”奖学金(199年，捐资肆万美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四个少数民族各两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子。此外她把藏书先后捐赠南开大学(1999年捐赠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清实录》一套53册)及内蒙古大学(200年、2005年分两批捐赠给内蒙古大学一千三百余册中外文图书)。
2．5生活轶事
傅教授除了在书上评点圈画外，还喜欢在书的扉页记载购书时的时间、地点，从中可看出她在美国生活的大致变迁。
1她在Thomas A．Bailey的A diplomatichistoryoftheAmericanpeople(New York：F．S．Crofts，1947；Stanforduniversity，April1，1948)扉页写道：“民国三十七年夏初购时在美太平洋西岸乐淑志。”1948年，这时傅乐淑教授初到美国求学。
2 Frederick L．Schuman的Sovietpoliticsathomeandabroad(New York：Knopf，1946)的扉页上有这样的汉字：“一九五零、一、二三购于芝大书店乐淑在芝城。”1950年傅乐淑教授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专业博士学位(PH．D)。
3在JohnThomson的China，thelandanditspeople：early phI9tographs(Hong Kong：J．WarnerPublications，1979)扉页上用英文写着：“March 14，1989，l，o—shu Fu，时在Pittsburgh，Pa，U．s．A．。”在匹兹堡都昆大学退休后，仍居住在匹兹堡。
晚年她在匹兹堡居住的房屋大约在两层楼高的阶梯上，她还经常要把一些从图书馆得到的剔旧书提回家来，她想着要把这些书寄到中国，帮助中国的穷孩子，但是提书对她来说非常困难，以致常常路遇好心行人帮忙把书提回来。一次一个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美国女学生帮忙提书时好奇地问为何要这些书，当她得知是为了帮助中国的穷孩子后，大为感动，以至后来经常过来帮忙，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傅乐淑教授在晚年病重要离开匹兹堡前往加州就医，临行前夜，她的侄子傅翔先生目睹了这个女孩子送行时难抑永久别离的伤感而失声痛哭的情形，这难以掩饰的真情流露，这跨越国界和种族的深厚感情和友谊，令人唏嘘不已。
文史论文范文第8篇
我第一次拜访启功先生是在1979年冬，那时我往北京学习，正值常州书友羿良忠来京，便在一个寒风凛冽、没有太阳的下午，相约拜访心仪已久的启功先生。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小乘巷86号，见到了门旁北师大对来访者不得超过十分钟的告示和“熊猫病了，请勿打扰”的字条，我们还是心有余悸地敲了一下门。启老亲自来开门，见到这是―个典型的京城小院落，启老住在南屋，满室尽是书香，在惊喜中发现屋内已有两位青年，启老正请他们离开。我们尚未入坐，随即出示习作，羿良忠出示的是临写的整本楷书《多宝塔》，我出示的是临写的整本欧楷《九成宫》和几张行书的《圣教序》。启老认真地一页一页观看，并时时指点优劣，认为我们临得很认真很扎实。又说，有些年轻人说是来学书，又不临帖，写给他们字以后就不来了，是来骗字的，这样不好，你们才是真正学书的人。为了指出我在临写《圣教序》中的毛病，启老拿出了一支我认为质量很差的毛笔，扭开后便舔水蘸墨示范，写出了他特别隽雅的行书，并语重心长地说，楷书、行书结构要紧凑，间架不好，就谈不上用笔。而行书用处最大，需特别用功。看着启老的示范，听着启老的教导，我当时只觉热流全身。我禁不住问启老：“此笔多少钱一支?”，启老说“七分钱”，并笑地说，笔不在好坏，关键在于会用一一这是我刻骨铭心的教诲。时间不觉已过两个多小时，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小乘巷。夜间，我在前门外的旅舍，写了一首七律：
小乘名巷拜宗师，一见心源解百思。
细语微微传妙道，高风阵阵启灵扉。
现涵冻月磨深院，笔绕银蚕吐灿烂。
方屋夜寒天地大，鉴今研史展清姿。
其实，此次拜访，收获最大的是羿良忠，他由于经常上京，成为了启老的入室弟子，而我只是问学者。回常州后，我将此诗恭楷抄录寄给了启老，启老则托羿良忠带回一张赠我的墨宝，让我喜出望外，开心了好几天。
第二次拜访启老是在1981年秋天的卜午，我又一次叩开了小乘巷的木门，到了坚净居，启老见我就说，你还会做诗呢，我说正在学习。这次启老对我大谈诗词，问我是跟谁学的，我说是自学的，抄了一整本王力《汉语诗律学》就弄通了平仄。启老说你们南方人会辨入声字，而北人只能靠背，还问常州话中入声字是怎么说的，我列举了几个，启老眼睛一眯而笑，随即转到讲他喜欢姜白石的词和元遗山的诗，我说回去一定好好看。我出示了油印的诗稿习作，启老翻了几页，对我填的《满路花》和《踏莎行》两首词，先夸奖一番，然后拿出笔来，修改了四处，使之词味大增。又对我说，每首诗词，都有字眼，把一些关键的字用活了，就更有趣。通过启老的点拨，我的诗词创作兴趣殊浓，着实进步了不少。
之后的十多年中，我到京想拜访启老，但启老都不在京，去参加全国古书画巡回鉴定了。直到1992年春，常州市博物馆派我筹办谢稚柳艺术馆工作，根据谢老意愿，赴京去请启老题写馆名。在春寒料峭的――天上午，我与博物馆副馆长姚士宏驱车到北师大红六楼拜访启老，谁知启老发热多天在家吊盐水，校办主任侯刚先生站在门口对我们说不能久留。进房后见启老一脸疲惫，坐在椅子上挂盐水，我们很不好意思。启老对我们说，谢老的馆名一定写，今天写不了，等我精神一好，写亡寄给你们，又说谢老是多年老友，不能不写，也不敢不写啊。然后启老又兴致甚浓地谈起和谢老在―起的事来，我们不便久留(因为候刚先生在旁向我暗示)，匆匆告辞，离开浮光掠影楼。回常州后，我又写了一首七律，寄启老，以表敬仰之情：
昔聆教诲小乘巷，今拜宗师红六楼。
鹤树时鸣康乐鸟，鹅池长驻木兰舟。
光浮海国声名远，影掠云霞河汉流。
山谷风姿庾信笔，口碑赢得满神州。
过了半个月，正值北京张荣庆先生来常州开个人书展，在我办公室小坐时，门卫送来了一个大信封，只粘了二张二毛钱的邮票，并没有挂号。我对张荣庆先生说，启老的信来了，同时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他写了两遍的“谢稚柳艺术馆”，并附一信，是用软头笔所写：“鹏飞同志，赐示拜悉，大作当行出色，于令诚堪敬服，唯垂奖不敢当耳。贱体大病逾月，疲惫不堪，勉题谢老艺术馆牌，几不成字，姑寄呈，如不符合用处，请示不再写。大作亦不克奉和，只有随时诵习点，专此即颂，大安!”张先生看着信对我说，此信尤为珍贵，当宝藏之。此信除了张先生阅过外，我只给徐利明看过，因为我怕有炫耀之嫌，所以秘不示人。启老信中所言，我一直将其作为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启老题的馆名制成红匾后，悬挂于艺术馆门上，十月份开馆时，谢稚柳先生看后，特别开心，我将启老的墨宝裱件和横匾拍了照片后寄给了启老。
第四次拜访启老是和徐利明一同前往的，是在1993年7月4日。徐利明是启老的高足，事先已约好。当天下午3时半，我们到了启老家，章景怀先生邀我们上二楼书房等待，说启老马上即回。我们在启老的书房中欣赏着墙上挂着的弘―法师照片和查士标山水，尤其是启老四十年代所作山水，画面上高松耸山间茅屋清幽，有高人在读书，正让我们神怡惊叹之时，启老回来了，一面气喘嘘嘘地上楼，一面对徐利明说，对不起、对不起，出去有点事。徐利明呈上他著的《中日高僧书法选》，启老翻阅着，极为赞赏地对徐利明说：你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很好。复进内室，取出日本大正年间版《中国历代书法名迹集》，其多为佛家书，置于案上，页页评论，从中国僧人说到日本僧人，兴趣殊浓，也使我们深深敬佩启老在佛学上的造诣。然后，徐利明向启老汇报想到北京开个个展，启老读着利明带来的作品影集，一面称赞一面建议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开，并说自己也是在那开的书展，场地很不错，还答应徐利明题写展标。接着，我向启老汇报了五月至六月份在泰山国家文物培训中心参加刘九庵先生主持的古书画高级鉴定班的情况，呈上了在泰山学习所作的《学鉴杂诗》80余首，启老夸奖我将学习心得都变成了诗，是好办法，这样不会忘记了，我说是受《论书百绝》的启发，启老一笑。谈到古书画鉴定事，启老言，凡名书画刻意者假，不经意者真。并告诫我，鉴定书画可以说“好与不好”、“要与不要”，而不要轻易说“真与不真”，免遭不必要的麻烦，余顿悟。不觉三小时过去，夕阳西下，我们将作告别时，启老又到内室取出新出版的《启功论书札记》，签名给我们一人一本，签名时故意将7月4日写成了3日。我为了不忘记这次拜访，写了《访启功先生》八首绝句以记，后发表于当年的9月22日《书法导报》上。
1994年10月，徐利明在京举办个人书画展期间，我们连续去了三次启老家拜访，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开展前两天的晚上，启老问我最近有没有做诗，我随即将《吴门记游》近作呈上，启老一首一首地细读圈改。读到《题唐 寅纪念馆》一首时，启老一面称赞一面将首句的“风流唐寅本荒唐”改成“风流才子本荒唐”，说可避免重复字，又能增加诗味。并自语道，唐伯虎才名靠风流而传，其实他不风流。读到最后一首的最后两句“笑道人生忙碌碌，匆匆岁月以诗磨”时，启老若有所思地说，要想磨也磨不得啊。这些经启老修改的诗稿，至今珍藏着，这是教导我的最好教材。
文物出版社和《书法丛刊》主办的《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共举办了五次，启老主持1994年3月的第一届会议、出席1996年9月的第二届会议间在故宫召开的“安思远藏善本碑帖拓片展”开幕式和张珩原藏的宋元书札鉴定会，聆听了他的教诲，我都没有再去造访。直到2000年7月，我去北师大拜访泰永龙先生时，第八次拜访启老，得知启老正泡疮缠身，痛苦不堪，启老还是忍痛给我看了人民政协报上他和黄苗子先生的《水调歌头》唱和词，我不好意思久坐，匆匆离去，回常州后步原韵和了一首，恭祝启老八寿，寄以祝福：
米寿崇耋宿，恭贺乐时髦。耕风耕雨耕砚，万卷记辛劳。心地慈祥菩萨，身影可人国宝，坚净一金刀。桃李耘芳气，瑶著励吾曹。
鉴书画、辨碑帖，眼尤高。珠玑妙玉联吐，一代领。句句惊人庾信，字字清姿山谷，明月总相招，声誉动天下，四海颂银毫。
最后一次拜访启老是在2003年12月19日，北师大和文物出版社联合主办《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我撰论文《论启功先生的书学和书法》入选，被邀赴京参加盛会，与徐利明同住一室。一到北师大住下，我们即去拜访启老，正值全国总工会徐锡澄副主席来访，便三人同访启老。徐锡澄先生讲，他在京多年，还是第一次拜访启老。启老在家扶着四脚铝合金架迎接我们，虽然行动不便，小便失禁，依旧乐呵呵地说，现在我是六条腿走路，还挂着紫金鱼袋(导尿袋)，级别升高了，并感谢我们老远来京参加会议，写论文费了很多工夫，尤其说徐利明的论文引用了他这么多信札，保存得这么好，不容易；又说徐锡澄是领导，更是名符其实的书家。启老话匣打开后，便没停，我们反觉不好意思，考虑到启老明天要出席盛会，便赶快告别，让启老休息。
12月20日，《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来自教育部、全国政协、中央文史馆、中国文联、中国书协的有关领导和海内外学者三百余人参加盛会，启老即席发言了二十多分钟，谦逊的风范和大师的魅力尤让人感动和敬佩。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启老的学术思想、书法艺术成就以及对中国书法事业的贡献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我作为四个大会发言人之一，与尉天池、徐超、刘炳南先生作了主题发言，对启老的书学和书法成就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会间，参观了“启功先生学术成果展”和“启功先生赠友人书画作品展”，让我们深受教育，使我真正懂得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涵义，受益极大，并作了12首诗记盛，其中有：
聆听启功先生发言
盈盈笑浪走长空，大雅扶轮一代宗。
峻岭崇山留翠柏，茂林修竹有华翁。
相机争闪情无限，人海仰观意自浓。
最是动容心语好，鹅池千载荡高风。
参观启老书画展及学术成果展
鹅池淡荡写清波，字字珠玑心血磨。
语吐春阳修竹挺，胸藏白雪耸山峨。
银钩坚净千秋露，铁画超然万卷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