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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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至少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是对内，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与思想支持；二是对外，为扎实推进国家的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起到实质性的辅助与补充作用。
如何发挥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作用？
2013年8月21-2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承办了题为“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的国际智库研讨会，邀请了G20国家的26名代表参加研讨会（以下简称“20国智库会议”），为两周后举行的G20首脑俄罗斯峰会献计献策，引起了舆论界与各国政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用“中国首次举办20国智库会议”、“中国智库初显国际号召力”等标题来评价此次会议。尤其是由人大重阳主导通过的《G20智库共同声明》，更是被不少与会者与媒体界所称道。
特点：代表性强，会期及时，主题明确
20国智库会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参会国齐，代表性强。G20国家均有智库人员参加，充分代表了G20国家的各方视角与观点。多数与会者都是G20研究的专家，或至少做过G20与世界治理研究，对本国的G20立场或世界治理的困境有独到的见解。
二是会期及时，影响直接。在G20首脑峰会之前的半个月召开，在舆论传播和国际沟通方面都对G20首脑峰会起到了重要的咨询作用。事实上，在此之前，本次会议也收到了2013年主办国俄罗斯和2014年主办国澳大利亚官方的相关反应。
三是主题明确，交流充分。与会者必须递交论文，论文主题的核心要求就是对G20机制提出建议与未来展望；会议期间，则要求发言人不必拘于与会论文的内容，而是就前面发言者进行回应、或更深入的阐述，以提高智库交流的信息量。
效果：推动达成集体共识
智库研讨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讨会虽有高度相似性，但由于智库国际互动的政策诉求较多、现实关怀较强、会务成本较高，会议的效果不应仅仅定位在知识的沟通，更应当全力推动达成某种集体共识。如果能影响他国智库的研究议题、思想主张，将是对本国外交的巨大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20国智库会议达成的“20国智库共同声明”堪称一个典型范例。该声明同意“着手组建G20智库年会机制，以加强G20成员之间的沟通，为G20的发展贡献行之有效的思考和建议”，表达了20国智库人员对“全球经济显现复苏势头，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的评估，也“呼吁二十国集团各成员之间加强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改革的研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以及“呼吁二十国集团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最重要的是，该声明“呼吁二十国集团的智库重视研究”13大重要议题，以“加强沟通、开展合作研究”。声明虽只有500多字，讨论之前已经过数轮的艰难沟通、几易初稿，会议讨论时也争论激烈、几度陷入僵局，但承办方仍然很好地主导了会议节奏，最大限度地在共同声明中注入了中国观点，也最大可能性地推动了20国的思想共识。声明签字通过时，全场响起了经久的掌声，所有与会者都对中方的努力抱以极高的肯定，有与会者还赞赏道，这次会议让其体会到“中国特色的创新与进取”。
困惑：强化智库的对外传播作用任重道远
中国急需建设一批高水平智库，为推进中国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同时，还需要把这批智库打造成有效的国际交流平台，通过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手段，吸纳各国智慧作用于中国发展，传播中国理念以影响他国社会。
从这个战略高度来讲，20国智库会议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透过各国知名智库学者的与会论文，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们对未来世界治理的困惑与分歧，对G20机制的反思与担忧，对新兴经济体作用的评价与建议。更重要的是，还能洞察出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渴望。这些观点无疑是审视当下世界与评估国际格局的重要资料。但是，这些重要资料如何更有效地成为各国决策层的参考，仍然是一大问题。尤其对于中国而言，决策层与相关人员的决策习惯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较深，对非官方智库的态度整体上是冷淡多于关注、轻视多于看重、猜忌多于信任、漠然多于尊重。不得不说，这样局面的产生与中国非官方智库本身发展水平较低有关。虽然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一些扭转，但如何吸纳非官方智库的力量，将非官方智库的贡献汇入中国外交大战略中，依然是未解的重大议题。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蜀绣；涵化理论；文化传承；对外传播
蜀绣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中的精品和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2006年蜀绣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传承和传播价值。
但是与蜀绣自身价值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比，蜀绣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与中国其他名绣，如苏绣、湘绣等相比，发展情况也不容乐观。
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市场消费趋势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了蜀绣的传承与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蜀绣的市场竞争形势也愈发严峻。目前，成都市蜀绣产业目前年产值仅2000余万元，从业人员只有800余人。蜀绣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发展都严重滞后。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蜀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历史文化、艺术、技艺及其产业政策等理论层面的探讨。蜀绣在高校的传承研究则很少，而关于蜀绣的对外传播方面的研究则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如何使蜀绣为更多人所认识，如何使蜀绣的影响力超越西南地区，走向国际；如何使蜀绣在全球化背景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些问题则几乎无人认识和关注。
将传播学理论引入蜀绣推广中，可以使更多人认识了解蜀绣，并将蜀绣文化置于世界范围中进行讨论，并运用新媒体工具在推广蜀绣，对于蜀绣复兴具有积极意义。
促进蜀绣依托高校进行有效传承，并通过英语这种媒介走出国门，可以促进蜀绣在新的传播环境中进一步发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的校园传承研究和学院的特色专业相结合，并依托学院国际部学生的专业和语言的双重优势，力图找到适合蜀绣的特色校园传承之路和对外传播方法。
一、蜀绣研究的现状
蜀绣距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绣补》一诗中最早提到“蜀绣”，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将蜀绣和蜀中其他的物产并成为“蜀中之宝”。清代道光时期，蜀绣已形成专业生产，成都市内发展有很多绣花铺，既绣又卖[1]。
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影响力，国内外学者关于刺绣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苏绣和湘绣的研究上。在对蜀绣的研究中，较为权威的有《中国蜀绣》以及蜀绣大师郝淑萍的蜀绣图集。这些文献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蜀绣的历史渊源、原料、针法、纹样及布局、艺术品图案等领域，而其他方面关于蜀绣的书籍、论文、音像制品都十分缺乏。
段德强在《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蜀锦为例》一文中，用SWOT方法分析了蜀锦当下的现状。针对蜀锦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一些保护和开发的建议和措施。
在蜀绣与传播学结合方面，王雪梅、谭丹在《新媒介下蜀绣“关系传播”探析――以蜀绣作为国礼承载关系为例》中，从新媒介"关系传播"的理论角度出发，论述了蜀绣进行“关系传播”的必要性。
自蜀绣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如何传承、保护和发展蜀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对于蜀绣的校园传承方面的研究则主要是关于蜀绣如何通过职业教育来加以保护和传承：如四川新华职业学校就开设了蜀绣专业，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二、涵化理论与蜀绣研究推广
涵化指向异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过程[2]。
在人类学中，指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只要发生文化接触，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
在传播学中，涵化理论（CultivationTheory）又称“培养理论”，“教养理论”，“涵化假设”，“涵化分析”等，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格伯纳（Gerbner）于1969年提出。其理论假设为，“那些花费了很多时间生活在电视世界中的人更可能以电视镜头所呈现的形象、价值观、描述、思想体系来看待现实世界（RealWorld）[3]。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模式。
电影具有较长的观看价值，寓教于乐；电视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这都是对蜀绣的传播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
而互联网的传播方式更具综合性。首先它将信息传播系统相互融合，呈现出文字、声音、影像交融的多媒体形态，同时还把个人媒体、小众媒体、大众媒体融为一体。互联网的传播者和受众可以进行互动，个人获取和传播信息更为方便，跨越国境的穿透性强。
从上述理论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利用媒体工具推广蜀绣的过程中，面临着两次涵化的过程。
首先，电影、电视和互联网都是舶来品，其拍摄手法和传播手段无一不是西方文化的体现，在对蜀绣的研究、拍摄、传播中都会在传统的蜀绣文化融入西方文化色彩。
这必然在蜀绣的传播过程中烙印下深深的痕迹，特别是借由传媒类学校学生创作的作品。大学生是拍摄、传播技术的初学者，他们的年龄与阅历都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碰撞、融合中。文化间的涵化明显反应在他们的作品中，再通过他们的作品对蜀绣文化本身和蜀绣文化所呈现出的传播形态产生影响。
有人认为，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涵化过程可能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必然，需要我们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和引导。蜀绣文化需要用贴合现代流行文化的方式吸引受众，才有可能达到有效的传播和传承。
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工具可以使地理位置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对于蜀绣文化毫无了解的外国受众接触到蜀绣文化，进而对他们产生涵化影响。
要使得蜀绣真正走出国门，为外国人所了解、所接受，关键在于接触。只有让外国人有机会接触到蜀绣文化，才有可能使蜀绣迈出国际传播的第一步。而电视、电影无疑是可行的传播途径。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大众传播拥有了互动性和参与性，这极大改变了传统电视影响的单向性和整体性。
在蜀绣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互联网是主要平台。蜀绣文化的传播者可以将影像、文本、音频等资料通过互联网向世界进行展示，使更多人认识蜀绣、热爱蜀绣。同时，观众认知的主动性在整个涵化过程中都对传播效果有着显著的作用，观众可以时时发问沟通，是传播者了解受众心理，从而调整传播策略，使蜀绣文化更有针对性，更具吸引力。
三、蜀绣文化对外传播发展建议
蜀绣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何才能更好的传承和传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制定传播策略前，需认识到蜀绣的对外传播过程经历了两次涵化：第一次是西方文化对传统蜀绣文化的涵化；第二次是蜀绣文化对西方受众的涵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提高传播者的文化自觉意识
在传播蜀绣的视频音频资料制作过程中，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又要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宝贵。互联网受众主要是青少年，最清楚他们兴趣喜好的是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所以蜀绣文化的天然传播者应该是传播类院校的学生。他们一方面掌握着拍摄的技巧，一方面控制着传播的内容，他们推进着蜀绣文化涵化的过程。
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度。过度引入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置于传统文化之上，甚至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扭曲传统文化，都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所以，提高传播者的素质，使传播院校的学生这一传播主体深入系统的了解蜀绣文化，提高自身文化自觉至关重要。
第二，加强国际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
传播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研究，在大学教育中，不止要有精通拍摄技术和蜀绣传统文化的人，还应该要有在有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传播规律、了解对象国文化的人。
作为传播蜀绣文化的中介和桥梁，本身应具备民族性和国际性。要实现文化多元化，就离不开语言这个重要的媒介，离不开译介。这不仅可以让世界人民了解蜀绣，也是蜀绣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同是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在对西方受众的涵化过程中，首先需要建立蜀绣文化产业。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崛起与发展，文化制品呈现商品化趋势，国际文化交流日益产业化。在国内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文化、使蜀绣文化在国内文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同时，还应坚持发展外向型的民族文化产业。
发展蜀绣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为蜀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经济支撑，有效缓解蜀绣技艺从业人数少，产值低的窘境。
其次，积极利用新媒体工具，建立传播蜀绣文化的精品网站。
网站的内容、形式都应该因时应是，采取多种传播形式和传播手段，内容丰富，页面精美，互动流畅。
在受众方面，网站应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在这一类网站上，以中文作为主要传播语言，将蜀绣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纽带，连接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与祖国的血缘亲情。
另一钟是针对世界各国的外国人。在这一类网站上，应以英文为通用语言，各国母语作为主要传播语言，重在介绍蜀绣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大量的图片视频资料，使初次接触蜀绣的外国人理解蜀绣文化，热爱蜀绣文化，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除此以外，还应加强与东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在历史上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彼此间文化背景、文化认同程度高，审美情趣相似，更容易理解蜀绣文化蕴涵的历史与文化。在东亚的经济交流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巩固文化之间的共性，形成合力，共同推广蜀绣文化。
运用新媒体媒体工具传播蜀绣文化，可以使外国民众认识蜀绣，了解蜀绣，对于蜀绣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有助于蜀绣的传承，更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的对外传播策略的研究，包括蜀绣的校园文化传承及其英译研究成果，也可以推而广之用于中国其他刺绣和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当代社会，麦克卢汉所提及的“地球村”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个日趋“狭小”的世界中，文化的多元化已经岌岌可危。蜀绣作为濒危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而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推动蜀绣文化的传播，使更多人了解蜀绣，热爱蜀绣。
参考文献：
[1]朱华.蜀绣文化探讨[J].四川丝绸，2008（4）
[2]关世杰.国际传播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9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 影视传播 探析
一、问题的缘起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其通俗易懂、极具趣味等特点一直为全世界人民所喜闻乐见。同时电影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在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传播或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传播上无形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国民族题材类影视作品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展示本国国家形象、传播本国优秀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形式。中国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样，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电影一贯存在的形式是独立的“类型片”。在跨文化传播中，电影相比其他类型的媒介在全球化这一语境下往往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民族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受众的传播中表现为语言上、风俗上、思维上、价值观上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其实都是来源于跨文化传播的特性所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在在观看民族类影作品时，他们对于电影中呈现的文化与现象的认知和兴趣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甚至有时会大打折扣，其认知和电影原本呈现的意境南辕北辙。这就说明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文化折扣”现象。
学者希尔曼・埃格伯特最早提出了“文化折扣”的概念，指的是“少数派语言和文化版图”，他提出文化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少数派语言和文化版图应得到更多关注。[1]在普通经济学中，文化折扣指的是在确定娱乐产品的经济价值时所要考虑到的文化差异因素。霍斯金斯和米卢斯于1988年在解释美国主导世界电视节目贸易市场时提出：一个节目是根植于本地文化背景的，其对于当地同样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受众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而这一节目对于国外受众的传播的影响力就会有所不同，由于观众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生活习惯、国家制度等存在差异，他们可能并不会认同这一节目，这种现象就是文化折扣。[2]同年“文化折扣”这一概念在他们发表的文章《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里得到了首次探析。此外，他们还将概念加以量化，得出一个经济学公式：文化折扣=（国内相应产品的价值―进口价值）/国内相应产品的价值。[3]
二、文化折扣民族文化影视作品传播中的具体表现
其实中国的电影业起步并不算晚，从1913 年中国第一部古装电影《庄子试妻》到1927 年古装片《西厢记》、1936 年的《天伦》（后改名为《中国之歌》在美国放映），这些电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对当地都造成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影视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大大的满足了外国受众对不同于本国文化、生活习惯的好奇心理和求知欲望。
2002年，影片《英雄》在海外（北美）的票房达到5800万美元，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与突破。然而，中国电影在制作和技术上的劣势和文化差异使得其能够进入海外院线放映的影片数量很少，获得的票房也与其投入的成本不成正比。为了本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国外对于中国影片的排片量也并不多。
近年来，电影业的竞争日渐激烈，以独立的“类型片”形式的中国民族文化影视在海外放映的反响更是一落千丈。如《泰濉饭内票房为人民币12亿元，国外（北美）票房仅有57387美元；《致青春》国内票房为人民币7亿元，国外票房仅有9900美元；2014年著名导演张艺谋指导的影片《归来》的内地票房有2.33亿人民币，海外票房也只有37万美元。
电影《狼图腾》于2015年2月19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同年9月11日在美国上映。作为一部还未开拍就受到极大关注的电影，《狼图腾》将蒙古族文化带向了世界。但是，从在各国上映的票房和观众的口碑来看，《狼图腾》这部电影遇到了与姜戎小说《狼图腾》在国内发行时相似的处境，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给予的反馈存在很大的不同。
电影《狼图腾》是中法合拍的一部讲述蒙古人民、蒙古狼和北京知青的故事。虽然影片将重点放在了讲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上，这与原小说着重表现蒙古文化有所不同，但作为一部在蒙古草原拍摄，以蒙古文化为载体的电影，《狼图腾》可以被定位为一部新世纪少数民族的文化影视作品。
与以前少数民族文化影视仅仅在国内进行传播不同，《狼图腾》走上了全球化的市场，其在中国上映后，先后在法国、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上映。 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狼图腾》得到的反馈也不一样。本文主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美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的数据来研究电影《狼图腾》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
根据美国票房网站Box Office Mojo的数据显示，《狼图腾》在中国从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110460000美元；在法国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8811832美元；在美国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210591美元。
根据文化折扣的公式，可以算出《狼图腾》在法国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为（110460000-8811832）/110460000=0.92。在美国传播的文化折扣为（110460000-210591）/110460000=0.998。由此可以看出，《狼图腾》在法美两国的传播都存在文化折扣现象，并且在美国传播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三、《狼图腾》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分析
学界目前关于《狼图腾》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对小说版本的文化人类学分析和其英译本的研究，王萨日娜研究了《狼图腾》小说在不同文化圈中的接受程度，但并未提及造成这些接受程度差异的原因，但仍可从中借鉴到一些差异化的表现，比如文字互译的语意变化和文化习惯的接受差异等。王素亚在其硕士论文《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提到了导致文化折扣产生的两个原因。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明认为文化折扣是指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本文在分析电影《狼图腾》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时，综合了文化和理论的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媒介和受众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导演文化圈的不同导致文化折扣程度的不同
《狼图腾》为中法合拍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曾荣获多项最佳导演奖的奖项，其之前所拍的电影在法国都受到了很好的反馈。此次拍摄《狼图腾》，尽管剧本讲述的是中的文化和故事，但是作为一名法国籍导演，在叙事风格和影片表达上面，还是有贴合法国受众习惯的痕迹。导演在法国的良好口碑加上影片表达方式的近法国化，使得《狼图腾》在法国受众中获得了较好的反馈。这也使得影片在法国的文化折扣相对少于在美国的文化折扣。
据法国电影资料网站Allociné显示，《狼图腾》在法国公映后的两天，媒体评分3.4分，观众评分3.7分，以评分机制为满分5分来看，《狼图腾》在法国获得的综合分数相当于在豆瓣上的7.3分。能在眼光严苛的法国观众面前取得这个成绩，说明《狼图腾》背后蕴含的意义为国外受众认可，也说明这部影片确实值回票价。该网站下的评分显示，在44位评分人中，有43%（19个人）的人给了4颗星，16%的人给了5星。只有5%的人给了不到一星。[4]
（二）电影时长限制导致文化叙事的不深入和不完整，产生文化折扣
小说《狼图腾》在海外传播的主要限制为语言的不互通，电影在语言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一弊端。但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近2小时的电影根本无法做到小说表达的细致和全面，对于熟悉电影文本故事的受众来说，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是对于不熟悉电影故事的受众，尤其是对于处于不同文化生活下的国外受众，短时间内的精简叙事容易造成其理解的片面性。
在中国电影走向海外的历程中，首先取得成功的便是李小龙的功夫片，成功的原因除了中国功夫对国外受众本身的吸引力以外，另外一个因素便是功夫片没有多少习俗和民族文化习惯的情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外受众接受和理解功夫片所讲述的内容。而《狼图腾》这部影片虽然重点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其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对蒙古族文化和狼文化的讲述，比如“图腾”、“腾格里”等，这种植根于民族深处的文化是需要长期的积淀才能理解的，短短的一部电影是无法表现其内涵的。
（三）文化差异导致受众的多样性解码，提高了文化折扣
思维方式是一个人看待一个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思维方式也是引导人们行为方式的主导因素。其实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天为0。
其中积极的评价大多关注在影片的自然风景层面，如“《狼图腾》电影中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令人激动的自然场景”、“景观和精心训练的狼才是真正的明星。”
文化传播规律表明，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必然会形成某种压力和霸权，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不可避免。所以像电影《狼图腾》这类民族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产生文化折扣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族文化为了自身的传承和发展，必须不能固步自封，应该走出去，走向世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文化折扣最小化的策略和措施。
据2015年全球电影市场数据报告显示，在2015年383亿的全球总票房收入中北美票房收入高达111亿美元，而中国的国外票房收入虽然有68亿美元，但和北美的票房相比还是相距甚远。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除了经济、军事之外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而作为一个民族传播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影视文化产品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扩大本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提升本国文化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打造中国友善、团结的民族亲和力和向心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理应成为我们不断前行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1]薛华：《中美电影贸易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学位论文
[2]喻国明、丁汉青、支庭荣、陈端：《传媒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3]王素娅：《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折扣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学位论文2014年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组织传播班级管理
【论文摘要】班级，是学校教育管理的基层单位，是学生健康成长、个性化和人才成长的摇篮。班主任是班级的组织者、建设者和领导者，对于贯彻执行学校教育方针，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如何运用组织传播原理进行有效的班级管理。
班级管理中的信息传播是人们通常容易忽略的一项重要工作，班级内外信息传播过程的设计、控制、运用，对于搞好班级管理能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一、班级内的信息传播
1、班级内信息传播的正式渠道
班级（组织）内传播的正式渠道是指信息沿着一定组织关系环节（如班主任、班干部和普通学生）在班级（组织）内流通的过程。可分两种类型：即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而根据信息的流向，纵向传播又可分为下行传播和上行传播。
下行传播：即有关班级目标、任务的信息，自上而下得到传达落实的过程，是一种以教育说服和灌输为主的传播活动，具有强制性。主要包括：关于教学管理任务和内容的指示或说明（如安全教育）；班级内的重要信息（如每周班级、卫生等项目的考评通报）；学生权利和义务的信息（如办理人身保险、申请勤工俭学和助学贷款）；关于部门和岗位（如班委和团支部）职责、权限及相互关系的信息（如明确规定班干部不是学生贵族，在班内不得享有特权，必须对同学、班主任负责）：班主任对学生的评价。下行传播中，班主任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人师表，要用饱满的热情和平等的身份去温暖学生的心灵，正确地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起各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为学生健康地迈入人生旅途打下坚实的基础。
上行传播：是指学生或班干部向班主任汇报情况，反映班级同学的呼声和愿望，提出建议和意见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上行传播的意义在于它是中枢管理部门获得信息反馈的重要渠道，班主任乃至校系有关领导能够及时了解班级目标或任务在第一线的贯彻落实情况，并据此对既定决策进行修改，使之更符合实际。第二，学生干部是班级的窗口，对班级内部情况的变化感受更直接，有丰富可靠的第一手信息，能够成为班级进行新的应变决策（如班干部改选）的依据，班主任必须随时对他们进行监控。第三，上行传播是把握学生心理和精神状态的重要渠道，充分利用上行传播便于及时采取措施，把他们的情绪和士气调整到理想状态。
在现实中，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总是相伴而行，很难截然分开。
横向传播：是指同学（一个班的或班与班）之间互相来往，相互了解，交流和沟通情况，形成和谐的关系。这是一种最经常和最大量存在的传播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传播双方不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平等的协商与联络是传播的主要形式。如果横向传播不顺畅，轻则造成学生之间（包括班干部）相互猜忌，互不合作，互相推诿，严重影响班级的办事效率；重则带来矛盾重重，自由散漫，甚至形成条块分割、各行其是的局面，使班级（组织）限于瘫痪状态。因此，在一个班级内，横向传播必须得到制度保证。比如：一个学期定期或不定期搞一些集体活动，使班集体的个性因素与集体因素相结合，为发展学生个性创造条件，培养学生的集体归属感，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转贴于中国论文
2、班级内信息传播的非正式渠道
非正式传播渠道是一种摆脱了班级或班级以上组织的制度性结构压力的传播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班级内的人际传播（如班集体正式活动以外的各种私人交往）：二是非正式的小群体传播（如各类自发的兴趣小组活动）。非正式渠道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交流的信息广泛，内容不仅涉及班级或学生工作本身，而且很大程度上包括个人私事、兴趣等，可以谈天说地。二是交流的双向平等性。
师生都作为普通一员参加传播活动，没有身份的贵贱和地位高低之分，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大多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每个人都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在正式渠道不便明说的观点和态度，都可能在非正式传播渠道中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是师生相互沟通感情的重要手段。
对于班级来说，能否充分发挥非正式传播渠道的作用，畅通言路，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班级管理往往只关注班级内部分工、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作用，学生往往被异化为班级这部机器上的一个个零部件。而现代教育管理学则强调，人的积极性是制约班级管理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受到物质条件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和心理条件（如感情、情绪）的影响，而非正式传播渠道恰好能弥补正式传播渠道的缺陷和不足。因此，要加强和疏通非正式传播渠道。
二、班级外的信息传播
按照组织传播原理，班级（组织）外传播的过程是班级（组织）与其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互动的过程，包括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两个方面。
1、班级的信息输入活动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有效地进行目标管理和环境应变决策，积极投身班级间的竞争，班级〔组织〕需要从外部广泛收集和处理信息，如：学习先进的教育管理理论，吸取他人的治班经验，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完善本班的管理制度，使其趋向规范化和科学化。班级（组织）的信息输入渠道是多方面的，凡是与外部保持联系的学生，可以说都是班级（组织）伸出的触角，担负着一定的信息收集义务。此外，班主任要及时跟踪和了解学生、任课教师、家庭乃至社会的信息反馈，以及校系相关部门对班级各项任务完成情况的信息反馈。
2、班级的信息输出活动
从广义上来说，班级（组织）任何与外部有关的活动（如学生的精神面貌）及其结果都带有信息输出的性质，但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信息输出活动（宣传活动）主要有三种：
（1）塑造和维护班级形象
重点是加强班级理念的教育（如本班提出的“团结和谐，自强不息”），正确引导班级舆论，大张旗鼓地表扬先进，树立健康向上的班风。如：教室、卫生区的打扫都要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进行；上课做到不无故缺席或迟到早退，积极配合教师，活跃课堂气氛，考试不弄虚作假；建立团结友爱的同学关系，等等。这些既需要一定制度的制约，更需要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开导。此外，班级形象并不都是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创立和维护的，外部环境的人们会根据大量各方面的信息形成对班级（组织）的认识，所以，班级（组织）还得注意在外面的表现，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竭力对环境施加影响，而不只是适应环境。
（2）开展公关活动，展示班级形象
公关宣传是班级（组织）对外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意义在于让外界充分了解班级自我形象，提高班级的知名度，协调班级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矛盾与冲突，取得广泛的支持和理解。可以在班级内设立宣传联络小组，由专人负责与学生会等部门保持经常联系，争取一些展示自我的大型活动机会（如参加大型的文艺演出和演讲竞赛）；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学生协会组织的活动（如青年志愿者行动、捐助贫困生等公益活动、迎新生送老生活动等），参加对外服务性活动（如开学接待新生，为相关各种讲座或会议提供服务），献出一份爱心。另外，还可通过校广播台、校报、网站等新闻报道扩大自身影响。
（3）协调班级之间的关系
班主任之间、同学之间，定期不定期地联合开展一些活动，或利用班会课机会，进行交流和沟通，与别的班级建立和睦共处的友好关系，为自己营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运用信息传播的方法，在班级内部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加大班级民主管理和透明管理的力度，改善班级内外部环境，是班级管理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国内高校；专业设置；理念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4-0049-02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媒教育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家大学设有新闻系本科专业，发展到今天，全国已有新闻专业和传播学硕士点数十个、新闻博士点十多个，每年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上万人。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外交流合作亟需加强，国际传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须加大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力度，而国内部分以培养优秀国际传播人才为重要办学目标的高等院校都对人才培养模式作出不同程度的探索。
一、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经验
（一）办学模式的创新
国际新闻传播高端后备人才的培养，需要办学模式的创新。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五所院校采用了一种新型办学模式，有别于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体制，且不同于西方新闻类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是在政府主管部门作为主导的前提下，有效调动各方资源投入来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为此，国内的诸多主流媒体都参与其中，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中新社等6家媒体直接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解决了教育与媒体实际工作相脱节这一长期困扰教育部门的老问题[1]。而这5所院校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特点，制定并实施具体有效的培养计划。
（二）依托本校资源，发挥“外语”与“新闻”的优势
国内高校依托本校的教学资源，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种较为特色的教学模式，分别是“外语（新闻）”，“新闻（外语）”，以及“外语新闻”。其中，“外语（新闻）”模式的典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偏重外语教学，学生入学后必须进行2年的基础语言学习，然后采开始接触各类用汉语或者外语开设的新闻实践及新闻理论课。在此培养模式下，学生的语言水平能达到较高水平，借助这一优势，并结合新闻知识，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厦门大学采用的是“新闻（外语）”这一模式，在优秀的本科教学背景下，厦门大学尤其注重新闻专业课程以及人文学科课程的开展，因此，该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深刻的人文基础，该校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生在国内众多媒体中担当编辑，记者，以及管理人员，在国际传播领域作出巨大贡献。
最后，“外语新闻”模式，即外语与新闻并重，其典型则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入学后进行一年的外语学习，然后进入新闻相关课程的学习，高年级则加入国际新闻采访、编译、写作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去，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语言水平上要比普通的新闻专业学生要高，而新闻素养则比一般的外语专业学生要好，具备这种素质的学生往往深受新华社、国际台、人民日报社等大型媒体的青睐[2]。
（三）课程体系和评估体系的日益优化
众所周知，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在课程体系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5所高校针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实际需要，在设置国际新闻传播课程的过程中尤其突出英语新闻采编、国际新闻采编和多媒体采编等课程，将新闻理论、采访以及英文写作融于一体，使学生具备从事英语新闻报道的实际动手能力，且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英文采访与报道奠定基础。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媒介界限日益模糊，新的传播手段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传媒迫切需要能熟练使用目标语言，国内外环境，以及融合媒介特征和综合性采编方式的全能新闻人才[3]。为适应这种趋势，国内部分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置了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等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旨在培养通晓新闻传播理论和方法，掌握媒介融合规律，知识和技能，能够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传播问题，适应传媒，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需求的高级传播人才，开设《调查性报道》、《人物报道》、《新闻编辑》、《媒介融合与新闻实务》等主干课程。
另外，评估体系的日趋完善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保证。为此，不少国内高校新闻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不再限定为纯粹的学术性论文，它的形式也可以是对学生完成的新闻报道和实习实践成果的研究报告。采用“学术型”与“应用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能使学生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得到全面提高。
（四）师资队伍向业内延伸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系教育发展和改革全局的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是建立在复合型师资队伍之上的。“与业界衔接、与学界衔接、与技术行业和相关专业领域衔接、与国际专业教育机构科研机构衔接”，是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除了培养自身优秀的专业教师以外，聘请具有海外和进修经历、外国专家、资深新闻工作者等为高素质应用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传媒大学称得上是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典型，聘请新闻业内人士，或有过新闻从业经历，同时具有较高外语素质的教师。此外，还聘请国内外各大新闻机构的主编，优秀记者，制片人，编导等举办各种讲座，让学生真正接触到新闻界的精英，丰富其阅历，为未来的新闻从业道路做好铺垫。
二、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一）专业设置较为模糊
目前国内不少院校已开设国际传播专业，而在教育部的培养目录中并不存在这一专业名称，有的在英语语言专业名下，有的挂靠在新闻专业名下，还有的则挂靠在中文专业名下[4]，这一现状并不利于国际传播专业的发展。
（二）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
课程设置是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新兴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类专业，包括播音与主持艺术（英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法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西班牙语节目主持）、英语（国际新闻）等专业，由于专业方向的特殊性，在课程设置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并没有将外语与新闻课程实现融合，充其量只是叠加在一起。由于该专业培养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与语言技能，熟悉对外传播规律，能够熟练运用外语、汉语两种语言从事播音与主持及语言文化交流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培养不能忽视。同时，新闻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也要加强，但在实际课程设置中，这两大模块并没有有效融合，由于没有统一的专业导向，在实际操作中给“外语+新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带来了难题。
（三）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师资队伍建设是优化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的关键，也是一所大学存在的根基所在。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复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要求其教师队伍具备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背景。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所配备的师资队伍上来看，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仍占据多数，他们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但是缺乏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及实践经历，而真正具有媒体工作经验，同时又具备较高外语水平的教师并不多。这不仅导致教育与实践相脱节，国际传播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能及时充实到课程体系中去，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三、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
国际传播人才已被国家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列为我国未来广电行业第三大紧缺人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专业设置问题的路径：树立“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提高专业课程内涵和质量
高校应将学科与专业同步发展，“将专业建设的系统工程纳入学科建设规划，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形成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互动机制，促进学科建设的优势资源有效地为本科专业建设服务，通过学科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构建品牌专业，提升专业的社会声誉与竞争力”（唐纪良，2008）[5]。
（二）课程设置问题的路径：完善课程体系
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前国际传播专业过于杂乱，需要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教学大纲，培养体系以及培养目标等，以提高该学科的专业性和层次性。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对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以及国际视野的提高
此外，要顺应媒介融合趋势，拓宽专业口径，有效加强课程内容的融合[6]。媒介融合趋势对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适应性。另外，为顺应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国际传播人才是建立在扎实的中外文语言文字能力基础之上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中英文口语表达与文字组织能力是决定学生是否具备从事国际传播业务能力的基础与根本。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知识、人员的国际流动，教育的国际合作等等都使得如今的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
参考文献
[1] 胡芳，高晓虹.论新时期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J].现代传播，2009（5）.
[2] 张毓强，尚京华，唐艾华.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历史沿革[J].当代传播，2010（4）.
[3] 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J].国际新闻界，2007（7）.
[4] 刘笑盈，赵卓伦.关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J].对外传播，2012（2）.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7篇
所谓“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指的是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他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减低的情形。加拿大学者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 Mirus）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实际上，“文化折扣”也同样体现在城市品牌传播过程中，城市品牌价值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认可的程度，不管是中国境内的不同文化区域之间，还是国际传播过程中城市品牌的世界影响方面，甚至在普通大众与新媒体平台上所谓的“数字化一代”之间，都存在着这样的信息交往中的“文化折扣”。
对于城市管理者和品牌传播者而言，“文化折扣”现象的存在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传播者没有认识到这一情形的存在而造成传播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是负效率。以下从区域传播、国际传播以及跨平台传播三种典型的跨文化传播入手，探讨城市品牌传播过程中如何规避不同文化场域中形成的“文化折扣”，达成有效的城市品牌价值提升的目标。
区域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心中，可以接收和欣赏的文化元素会有一定的区别。最为显著的例子是，赵本山的小品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很受欢迎，在东北地区更是男女老少乐此不疲。但是在长江以南，因为文化和民俗方面的差异，受欢迎程度大为降低。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近几年来，因为其显著的北方中原文化特色，其在南方，特别是广东地区的吸引力较北方地区大为减弱。相应地，曾经火爆一时的粤语歌曲在北方广大区域的吸引力也呈现逐渐减弱之势。这些被上海谐星周立波称为“吃大蒜的”与“喝咖啡的”文化喜好之间的差别，都是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中显示出的“文化折扣”的实例。
在城市品牌传播过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座城市将本地居民认为最有特点的民俗文化向外地公众展示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比如，各个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区域和城市都会有一些地方剧种，广东的粤剧、浙江的越剧、安徽的黄梅戏等等，长时间地流传，会积淀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曲目，同时也会涌现出一批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通常情况下，对本地居民来说，这些曲目和表演艺术家可以带来非常美好的艺术享受和对某种历史文化的感情体认。但是，如果将这些地域文化特色显著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向其他地区的公众推介，就会遇到接受度和认可度方面的“折扣”。
如何才能超越这种区域文化特征的限制，使区域文化样式和民俗特质成为城市品牌的标志性符号？传播实践表明，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使之共识化、泛区域化，可以实现城市品牌文化符号的跨区域传播与接收，从而提升城市品牌传播的效率。所谓共识化就是让不同区域的受众对于某一特征性的文化标志与城市形象之间建立起同一的联想，如山东人的好客，北京的历史文化等；所谓泛区域化，就是将特定区域的文化标志转化为更开阔的区域标识，扩展对于同一文化现象具有心理认同感的人群范围，比如对于人间天堂的说法，苏州杭州因为历史的原因当仁不让，同时，这一美誉又被泛化到整个苏杭地区。共识化和泛区域化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扩展同一文化元素的心理认同人群数量；另一方面，可以淡化区域间隔，实现城市品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区域投射，最终实现城市品牌传播的效益最大化。
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国际传播中因为语言、历史、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比同一国度的不同区域之间更为显著，因而产生“文化折扣”的几率和程度也都会增加。
霍斯金斯等人在研究影视类节目的跨文化传播时发现，扎根于一种特定文化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有可能在国内市场很有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会发生明显的降低，因为不同地方和国度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基于这样的观察，他们认为，文化结构差异是导致出现“文化折扣”现象的主要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城市品牌的国际化传播越来越普遍，遇到“文化折扣”的现象也越来越常见。虽然具有城市区域特征的文化符号在国内传播时也会遭遇到文化折扣，但毕竟有统一的文字系统和共同的历史传承，与对外传播相比还是一种同质化的文化环境中的传播。而对外传播过程中，不但语言差别很大，更重要的是历史、价值观甚至方面的差异，都有可能成为品牌传播的障碍。
国内有一座对外形象传播做得比较早、效果也算不错的城市，其外宣部门有这样的困惑：城市品牌传播者希望得以传播的信息和形象在境外媒体上出现的几率甚低，反而是他们认为不经意的一些活动内容被外媒大肆炒作。其实，这样的困惑背后正是“文化折扣”在起作用，海外媒体关注的正是海外受众所热心的，城市品牌推广者所设计的，可能是境外受众不关心或者是难以理解的。在了解了造成这一困惑的文化因素之后，我们接受委托，对城市品牌推广的对象国受众和媒体的关注热点进行梳理，发现了他们对于中国城市的认知基础和文化偏好，并据此设计对外传播的有效框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跨平台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文化差异的理解都集中在有形的物理空间上，殊不知，网络构建的新媒体空间，正在制造另外一种文化差异。
如果只看到网络传播平台的媒体性质，而忽视了它所培养起来的全新的“网络居民”（netizen）在信息接收、交往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的差异，就会无视物理空间相同的人们，因为虚拟空间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如果在城市品牌传播过程中，无视这种差异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跨平台传播的“文化折扣”，从而降低传播效率，甚至有可能带来传播危机。
网络文化与传统媒体文化的差异，集中体现在传受关系的变化。传统媒体环境下，受众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传播者的信息，无法及时反馈，更不要说自己意见的及时表达了。新媒体环境下，自媒体环境已经形成，每个人都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众，在这样的环境下，网民对传统信息传播模式的认同感降低，对传统信息表达形式以及传统文化权威和标志的认同感也同样降低。
网络传播平台中的“文化折扣”现象，常常表现在城市形象遭受损害的危机事件突发时。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仅仅有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不够的，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过去大为增加，官方的任何信息都会通过其他信息渠道接受网民的质疑和验证，网络舆论的力量在改变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两个方面的对比度的同时，也对官方信息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
当然，与其他跨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平台上的城市品牌传播有时存在“过犹不及”的现象，也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因为过于迎合网民的表达方式，最终呈现为一种“恶俗”的状态，导致社会公众的指责和批评，从而形成在普通公众中的“折扣”。
减少城市品牌传播中“文化折扣”的方法
清晰地了解到城市品牌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文化折扣”现象，目的当然不仅是知道这一现象的存在而徒生感慨，而是要找到积极的应对方法，减少这种“文化折扣”发生的概率和幅度，从而提升城市品牌传播的效果。事实上，虽然不同区域、不同国度以及不同传播平台上出现的“文化折扣”现象背后的直接原因不同，但终极原因还是目标受众和传播者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因此，解决之道就在于了解目标受众并与之产生文化层面上的共鸣。具体说来，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一是熟悉城市品牌传播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不管是不同区域还是不同国度的人们，抑或是不同传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受众，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趣味并不是“变动不居，无迹可寻”的，只要传播者在开始一项传播活动之前，能够在受众调研方面做扎实的调研，就可以精准地把握他们的文化趣味，以适合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的方式，将城市品牌传播的核心诉求传递到他们的心里。以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为例，如果城市品牌传播者自身游离于新媒体之外，怎么有可能了解网络化生存的受众，怎么会了解他们的信息接收方式、偏好和心理呢？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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