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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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新闻传播 职业预期 核心竞争力 职业能力构建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学校在培养新闻传播学类学生时，其主要着眼点是学生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提升学生在职场的竞争力应该充分考虑其在校期间所学知识的实用性和毕业后的实际操作能力。不同的学生对未来的不同的预期，学生在自己职业预期的指引下，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接触相关项目，从而达到构建自己职业能力的目的。
一、职业预期与职业能力
大学生的职业预期是指其为自己将来职业做出的设定和选择。职业预期的实质就是在专业内二次选择，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一次选择。每一个专业培养学生都是按照教学要求，学生要达到什么样的学分，以及每门课程要达到什么样分值才能结业，这种设计是根据本专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根据大多数学生的需求设定，每个专业的专业课程都可能成为未来学生就业的方向。新闻传播类学生毕业后，既可能是做记者，也可能是做媒体经营人员，还可能做企业宣传人员。在就业专业化的格局下，记者这一岗位又可以分为经济新闻记者、时政新闻记者、社会新闻记者等多个方向。所以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要为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做出一种选择，并依据自己的职业预期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即是要从事某项工作所具备的基本能力，它包括一般职业能力、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一般职业能力是一种基本能力，是要从事该项工作的基本要求；专业能力是从事某项工作时在专业上的基本要求；职业综合能力是出色地完成本专业工作所要具备的能力，包括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的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个人能力等诸方面。
职业预期是职业能力构建的根本指南，职业能力培养是增加职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闻传播类学生一旦确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或者目标岗位就需要着力构建自己的职业能力，使增强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实现自己的职业预期。
二、职业能力构建的误区
大学毕业后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困扰大学生的问题。一些大学生在就业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我要做什么”，很少去考虑“我能干什么”，作为大学毕业生，首先是要衡量自己能干什么，再去决定自己要干什么。新闻传播类学生在构建自己职业能力时，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容易进入误区。
1.通修所开课程导致个性缺失
由于新闻传播类就业口径较宽，学生不知道如何培养自己的职业能力。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学生就不在专业内进行细分，或者进行再选择，于是把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毫无选择地进行选修，毕业进入社会时，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调动知识支撑其岗位需求。但是。由于本科在校的学习时间有限，要用大量时间来学习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并不是每一门课都能精通，这就导致学生原来全才预期发生偏差，甚至全而不才。也就是目前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动手能力不强，甚至不能独立完成一项具体工作。大学生眼高手低直接后果是就现在一些学校的就业率不及中职或中技，以及大学生完成大学学业后回到中职或中技去学习。也就是说，大学生在校中没有自己的职业预期，就很储备自己的职业能力。也就是说在职业预期时，不能把自己培养成全才，而是婴把自己培养成专才。
2.职业预期飘浮常换更换预期
不少大学生在校期间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去想“我要干什么”，由于人的成长具有阶段性，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不同的阶段受到外界的影响不同，不少学生在受到外界影响会不断地调整自己对未来的预期。不同的职业预期所要具备的知识是不同，所以这些学生就根据某一阶段对自己未来的设定选修相应的课程，有的甚至完全不同的就业预期，这样导致学生所修课程没有系统性，其后果同学生毕业后，所学很多课程，却没有能真正可以增强其竞争力。
3.理论实践能力不能同步发展
职业能力由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构成，对于新闻传播类毕业生而言，既要能讲出理论，也能动手操作具体事件。可一些在学生构建自己职业能力时片面理解能力，一部分学生只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理论知识点，烂熟于胸。可是让他们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操作一项具体工作却无能为力，甚至案例分析也会不会做；相同，另外一部分学生虽然可以动手操作一些具体项目，但问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时，却无法回答。所以学生在构建自己的职业能力时，既要学好理论知识，也要善于操作实际项目，更重要的是，不仅培养自己的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做到二者都不偏废。
三、职业能力构建的路径选择
职业能力构建关键的一步就是使自己从通才、全才向专才转换，落实到在校的新闻传播类大学生的职业能力构建简单地说就是打牢基础，突出专长，重在运用。
1.学分与修业时间突破原框架
大学教学计划是按知识结构和职业能力安排，一般有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和专业选修课等几个体系构成。其中专业选修课是学校根据本专业学生在达到的基本能力所安排，学生根据自我的兴趣和爱好自主选择。目前众多学校开设的选修课是在本学院或本专业内开设，学生自主选择。这种选课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学生自主性，满足学生的职业需求，但其存的问题也不能规避。新闻传播类学生就业口径相对宽，每一个岗位的要求也不一样。有论者认为，随着传媒科技的发展，新闻传播业岗位人才需求也正在细分。如果一个的预期是毕业后从事财经新闻工作。这就需要学生要具备经济学知识、政治经济学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财务知识等，而对于一般新闻传播类专业组织教学的院系一般仅根据本学科知识配置教师和课程，这就需要院际之间、校际之间打破原有的专业壁垒，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相关课程，且所获得的学分互相承认。
与跨专业选课同等重要的是灵活学制，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实践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中止在校学习，而选择校外见(实)习，后恢复在校学习，补充学分。在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学校推行灵活的学制。目前国内大学正在推行以学分制教学改革。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学校可以推行弹性学制，要求学生相应的时间内完成课业修完学分即可申请毕业和学位。允许自主选择毕业时间，鼓励学生在校期间，不选课或少选课而到相关岗位从事相应的工作。
通过课程选修和休学实践，学生基本可以为自己的未来职业预期构建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基本具备期望岗位知识与能力的要求。
2.课堂教学与考核方式的突破
课堂教学是针对大多数学生组织的教方式，这种教学方式主要在于传授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课堂教学本身需要突破原有大一统的内容灌输，在传播必要有知识点后，留出必要有时间让学生自修。主要体现在案例分析上。在
应用教学环节，针对同一门课程，可以细分内容，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预期进行案例选择和分析。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传媒经济专业《传媒经济概论》、《新媒体产业导论》、《媒介资本运营》等课程教学中，遵循这一原则，完成课堂教学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相应课程细分的案例进行分析。如在新媒体赢利分析的案例分析课中，学生根据自己对新媒体的理解，自己的爱好，选择诸如电子杂志、地方门户网站等媒介的赢利模式进行分析。因为是学生自己的爱好，其准备较为充分，教师根据学生对案例的分析有针对性的评析又有效地补充了学生分析的不足。对同一门课而言，课堂教学实现了必修知识的掌握。通过案例课使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
与大课教学相对应的是，对课程考核的方式需要多元化。对课程的结业考试或考核使用得最多的是统一考试、课堂论文和课程设计等几种方式。几种方式各有优劣。目前采用的考核方式是同一门课程考核方式相同，但不同的学生对自己未来的预期不同，针对课堂结业的方式可以尝试多元化，由学生根据自己的预期和自己的擅长选择适合自身的考核方式，也就是说，同一门课程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考核。由学生申请，教师和相关部门根据课程的性质、特点进行审核，确定是否同意其申请。
3.根据职业预期选择论文方向
独特的学业个性是大学构建职业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在学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可以通过论文选题构建自身学业个性。要求大学生撰写论文是考核其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撰写好学生要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论文的要求决定了学生必须对所选题目涉及到的知识进行补充和强化。所以在论文撰写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相应的论文方向，通过完成论文促使学生强化理论知识的学习。
新闻传播类学生的论文可以是论文，也可以是项目设计。论文主要是运用某个工具解决某一个问题，或者把某些现象上升到理论。项目设计则是根据要达到的目标，运用一定的理论知识完成一项工作。前者注重理论培养，后者注重实际动手能力。学生毕业需要就业，可以选择做一个项目策划；毕业后需要考研或者从事其他非实务性工作，可以选择做论文。不管是项目设计还是撰写论文，学生都可以自主选择，这种选择都导向是构建自身的竞争力。该项学习不能为完成而完成。要着实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一个行业，并能把握这个行业动向；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使自己能完成预期职业所要完全的基本工作。
4.构建导师制实现教与学互动
对学生核心竞争力的构建需要充分发挥两个基地两个导师的作用。即校内实践基地、校外实习基地和理论导师、专业导师。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新闻机构联手合作开设了覆盖全国的实习项目。这些实习项目主要是针对三、四年级学生进行的一周到三周的新闻实践，诸如到CTV新闻、TSN、CANWEST新闻、探索频道、加拿大地理杂志等媒体进行实习，并让他们独立制作影视节目。。校内实践基地学习根据理论教学需要建设的实践基地，该基地可以保证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校外实习基地既要保证理论知识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促使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校内的教师担任的是理论导师，因为学校教育强调学理性，校内教师具备较强的水平，可以解决学生在实际运用中理论知识不足的问题，
而校外导师是一些在业内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士，他们中。有的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有的具有丰富从业经验，却缺乏相应的理论知识，两个导师相互配合，学生一旦遇到相应的专业问题，可以直接向两个导师寻求帮助。特别是在专业导师的引导下，培养动手能力，并反向作用，促使其对理论知识的补充。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传媒经济专业几名学生在学习新媒体产业课时对电子杂志产业兴趣，创办了《默闻》杂志，两个月时间，单期最高网络下载量达到900余次。学生在制作电子杂志过程中，不仅熟悉了媒体内部运作程序、机理，还学会了相关的软件使用。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1.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最初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仅局限于个别学者，而且是零星的、述评式的。研究者当中，业界、学界平分秋色，各擅所长。卢惠民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上的《漫步新闻书林——1979至1988年新闻学书籍出版评述》是较早的研究文章。作者将1979年到1988年10年间我国公开和内部出版发行的近千种新闻类图书分为新闻基础理论等10大类，在肯定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研究比较扎实的同时，也指出了新闻出版作品过热、重复出版、抄袭作品冒头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曹鹏也是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他先后在中华传媒网（1997年）与《新闻出版报》（1998年）连载过“报业书话”，多达20余篇，这是国内最早系列评介新闻专业图书的文章。此外，2000年前后他在《新闻三昧》《新闻实践》与《新闻记者》都发表过长文，重点评介媒介经济学专著。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并不大，因此研究仅限于个别学者，没有太多人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显现，相应成果也明显增多。
陈力丹和童兵是较为系统研究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学者。陈力丹于2002年、2003年发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概述》同题文章，在对上一年度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总体评价后，再对主要著作进行点评。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内容涉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如《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9》，其中有一节内容为《回归新闻学本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教材结构的变化》。自2006年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该报告梳理和评介该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概况和成果，包括这一年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主要研究领域、重要代表性论文及观点、重要学术会议和公开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这些述评既有利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脉络，又对读者起到了导读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体述评，注意从不同视角切入，分门别类、多角度进行分析，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陈贝贝分析了传媒类图书的特点，认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导致了传媒类图书市场不仅存在数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结构性短缺，敏锐地指出“传媒类图书成长期更可以体现出出版社对传媒类图书品质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对战略智慧的考验。此时，出版社对市场的细分、对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定位就显得至关重要”。张涛甫、章永宏则指出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繁荣主要表现为中低端市场的繁荣，尤其在教材出版领域呈恶性竞争之势。韩隽通过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使用，同时比照国内同学科教材的内容、风格、定位以及总体理念，归纳了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形态机理特点。刘鸿英则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进的建议。
2.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之前少有的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许欣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出版数量、主题内容、译著、译著国别、合著率、核心著者、多产出版社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力求发现中国大陆20余年来传播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和特点，同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殷琦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对2002～2006年国内出版的译著进行文献检索与统计分析，描述了译著的总体概况，并归纳与分析了译著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以期展现在此5年内我国译著的导入情况，以及导入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与研究视野。钱玲飞、孙辉对CSSCI中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列出被引次数前100名的出版社，将这些出版社按综合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专业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机构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类进行分析，得出对新闻传播学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综合类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结论；对新闻传播学引用次数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单本被引最多的结论。将被引次数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为核心出版社，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苏新宁（2011）对CSSCI中2000～2007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学术影响力很有帮助。
3.新闻传播学说史研究与图书出版研究互相借鉴学说史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研究，通过学说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学说发展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但图书出版研究不同于学说史，二者价值评判标准不尽一致。最根本的一点是，学说史是以学术为本位，出版研究则是以读者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视角，如影响出版的各项政策、阅读心理等各种因素，出版机构与读者研究等。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研究目前已经较为充分，专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2006），丁淦林、商娜红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2005），谢鼎新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2008），王怡红、胡翼青的《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2010）等。我们从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闻传播学专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况。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仅对新闻传播代表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点评，也对作者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谢鼎新的著作重点在新闻学研究演变的路径，其中关于“研究主体的构成与研究风格”类似于作者研究，用实务派和学院派对学者进行归类，还分析了研究主体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新闻学研究人员构成的代际关系等。这些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说明从出版学角度研究学说史可以拓宽视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书目研究较为充分，如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收录了从1903年至1987年我国出版的新闻学书目1900多种。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周伟民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更是收录新闻传播类图书近5000种，上自1903年我国首部新闻学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间有关新闻传播类图书，主要包括专著、教材、论文集、译作、工具书等。自1982年始历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也辟有新书简介专栏，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闻传播类书目，并对部分重点图书做选介。书目研究对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条就标明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在卷七《汉书叙例》条中又重申其义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二、我国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成果显著，不足也很明显。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系统性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关著作呈现激增局面，但该领域的图书出版尚未被当作出版专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从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在出版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难发现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规律。总体上看，对图书内容评介的多，对出版与社会文化及阅读心理研究的少；对作者评介的多，对出版机构、编辑和读者研究的少。在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该学科出版专史的博士论文或专著已有不少，而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图书出版有上百年的历史，理当有系统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单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史等理论，才能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纳入历史文明进程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出版传播系统的整体性、出版与社会环境、传播要素间的关联性，并把握好图书传播的个性和特征，这样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如张仲民从文化史的视角，结合既有的中国近代书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报纸杂志中的书籍史资料，特别是广告资料，对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够的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主要是生理卫生书籍、生殖医学书籍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书籍的广告及其内容大多将其与身体、种族和国家建立了关系，透过这种修辞策略，它们获得了出版和应该被阅读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虽然近年来引入了传播统计学的方法，但仍显得单一，尤其是业界、学界缺乏交流，结论自然片面。如对出版社、图书和作者影响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对论文引用图书进行统计分析，选出被引次数较多的图书，分析其学术影响力。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要更加客观、全面，还需要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法、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以反映该领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3.概念不明，分类不清，评判标准不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在人文社科类图书中，虽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对杂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还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加之作者学科背景复杂，又有学院派与实务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场、视角，研究的对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样性，因此图书的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专业与非专业、理论型与实务型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成为一大难题。我们从历年的《中国新闻年鉴》新书介绍栏目，以及周伟明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等书可以看出种类的庞杂性。没有哪个学科面临如此“光怪陆离”的局面。严格地讲，《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收录的近5000种图书，相当一部分因为缺乏学术性，或过于偏重资料性和应用性，不能算作“新闻传播学图书”，书名冠之以“中国新闻传播类图书精介”较为恰当。正因为界限混乱、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闻图书”“传媒类图书”“新闻传播图书”等多种叫法，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差别的。像媒介观察、采编心得、媒体企业或人物实录之类作品，属于传媒类图书，但不是新闻传播学图书。如肖克•罗斯著《默多克传：一个王国的诞生》、袁友兴著《报业风云：南方都市报经营实录》等。有些新闻业务和媒介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图书既是传媒类图书，也可归属新闻传播学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处。如杰克•卡彭著《美联社新闻写作指南》、约翰•V•帕夫利克著《新闻业与新媒介》等。虽然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十分困难，但作出相对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则“放进篮子都是菜”，只会加剧混乱。如果没有区分，在价值评判上就只能执行人文社科学术出版的一致标准，而忽视新闻传播学科及传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谈到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时，“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常为人所诟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实务的传媒类或新闻类图书，没有注释也未尝不可——暨大新闻学院院长、南方报业集团原董事长范以锦根据实战经验写的《南方报业战略》，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原《深圳日报》总编辑辜晓进通过现场采访写的《走进美国大报》等书，全书未见一个注释，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严谨。所以，新闻传播类论文或图书要根据内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细分，执行不同的评判标准，否则不仅影响到图书的价值评判，也影响到学术评判和作者评价。
三、结语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1.从计算到数据新闻:计算机辅助报道的起源、发展、现状
2.大数据与新闻报道
3.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模式
4.著作权法中不受保护的“时事新闻”
5.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
6.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
7.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
8.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
9.“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
10.作为开放新闻的数据新闻——英国《卫报》的数据新闻实践
11.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运用及其影响因素:一项针对上海青年新闻从业者的调查研究
12.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理念变革、产品创新与流程再造
13.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
14.搜索类新闻聚合APP的侵权认定分析
15.新闻媒体报道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
16.微信公众平台:新闻传播变革的又一个机遇——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账号为例
17.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
18.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
19.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
20.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技术:新闻传播的新范式——“大数据与新闻传播创新”研讨会综述
21.从出现到扩散:社会实践视角下的数据新闻
22.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可视化传播的创新路径
23.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
24.数据新闻:“讲一个好故事”?——数据新闻对传统新闻的继承与变革
25.中国新闻类APP的市场竞争格局及其盈利模式探讨
26.新闻漫画多模态隐喻表征方式研究——模态配置的类型、特点及理据
27.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的兴起与传统新闻业的转向
28.实践新闻专业性 实现新闻公共性——基于新闻观的视角
29.试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新闻评论的话语方式
30.一种基于特征演变的新闻话题演化挖掘方法
31.当代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可能选择:发展新闻专业主义
32.数据新闻:一个亟待确立专业规范的领域——基于国内五个数据新闻栏目的定量研究
33.语言语境与新闻理解——英语硬新闻语篇评价策略解读
34.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财经新闻汉译本的词汇特征研究
35.众筹新闻:变革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
36.基于增强现实媒介的新闻叙事创新策略探索
37.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探索
38.新闻业的未来:网络新闻
39.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基于18所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
40.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考察
41.“共”时代的开创——试论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形成的新闻学意义
42.数据新闻:价值与局限
43.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
44.自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反思
45.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传播特征与规律研究——以新浪微博和新浪新闻平台为例
46.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的核心竞争力
47.困境中的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
48.“大数据”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新震荡
49.“数据新闻学”的发展路径与前景
50.创新与坚守:美国经验与新环境下国内新闻教育路径探索
51.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52.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生产:现状、影响与反思
5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理念与路径
54.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聚合的著作权法规制——以网络商业模式的创新为视角
55 .移动新闻推荐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56.财经新闻报道中数据的功用——以彭博新闻社财经报道为例
57.“风险规避”逻辑下的新闻报道常规——对国内媒体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分析
58.大数据对于新闻业态重构的革命性改变
59.新闻话语表征的形式、功能和意识形态
60.2014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61.记者为什么成了不可爱的人?——兼论网络时代新闻生产者、使用者的“冲突”
62.大数据与新闻理念创新——以全球首届“数据新闻奖”为例
63.大数据方法与新闻传播创新:从理论定义到操作路线
64.移动化、智能化技术趋势下新闻生产的再定义
65.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
66.“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
67.“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概念之辨——兼论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68.伪新闻:虚假新闻的“隐存者”
69.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
70.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报道——以英国《卫报》为例
71.未来新闻的知识形态
72.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
73.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个新问题
74.新媒体时代时政新闻如何突围——也谈澎湃新闻的竞争策略
75.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电视新闻的嬗变与发展
76.塑造新闻权威: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
77.澎湃新闻,能否成为新闻客户端的标杆?——对澎湃新闻的几点思考
78.《新闻联播》简史:中国电视新闻与政治的交互影响(1978-2013)
79.“再叙事”视阈下的英汉新闻编译
80.浅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的关系
81.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
82.面向Web新闻的事件多要素检索方法
83.重建新闻的公共性共识是否可能?——从近期的传媒伦理争议谈起
84.一种中文微博新闻话题检测的方法
85.网络新闻“标题党”的现状与叙述策略——对8家网站新闻排行榜的定量分析
86.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困境与革新
87.《新闻联播》:从信息媒介到政治仪式的回归
88.新闻客户端:信息聚合或信息挖掘——从“澎湃新闻”、《纽约客》的实践说起
89.为什么我们没有“新闻法”——反思我国新闻传播立法研究
90.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一
91.翻译中的超文本成分:以新闻翻译为例
92.社会化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认知转变与职业转型
93.数据新闻学的发展现状与功能
94.学术文献的文体特征及其检索意义——计算机科学文献与相关新闻报道文体的比较研究
95.众筹新闻:网络时代美国新闻业的创新及启示
96.新闻编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转换探索
97.新闻工作者微博应用的困境及其根源
98.职业理念够了吗: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另面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时隔4年，网络新闻工作者再次获奖，从行业整体角度说，这是全国网络新闻人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缩影，是网络新闻界这个集体的荣誉：也正是由于有一大批同行生动的发展实践，才为互联网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研究不断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从行业细分角度看，重点新闻网站的内容建设研究受到评委们的高度关注无疑承载了更多的共识：在《2010新媒体发展蓝皮书》中，国家权威研究机构第一次把重点新闻网站纳入主流媒体之列，极具标志性意义。起始于2009年的国家首批转企改制十家重点新闻网站试点至今已拓展到第二批的40多家单位。重点新闻网站的发展正驶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因此，我更愿意把这篇获奖论文看成是整个行业发展中涌现的一朵理论创新浪花。
人们为了从事实践活动，不仅要反映事物的现象，还须透过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在观念中分解、加工和改造对象，运用一系列的科学抽象方法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人们为了从事实践活动，不仅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必须基于这种认识，塑造出符合主体需要的理想客体，这更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髓，也是不断改进我们新闻宣传工作的方法论。《新闻立网、服务强网的路径优化》的写作过程，也正是基于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实践。这种在思考中实践，在实践中思考的工作方法，从自己3年前迈入新闻网站工作的那一天开始，一直进行着，还将继续延续下去。毕竟，论文中提出的重点新闻网站内容建设的三大短板，有些问题依然存在于我们的工作中，新闻立网的三个维度我们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服务强网的三种结合我们依然有更广阔的空间，采编提升的三项学习仍将贯穿于我们事业发展的始终，没有尽头。
我常常和一些部门负责的同事交流这样一个观点：什么是干部？干部就是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就必须不断学习。爱书才会赢，实践出真知，因此，必须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只有这样推动工作，才能无愧于我们肩上的责任、心中的使命。
大众报业集团有着浓厚的业务研究氛围。记得自己13年前刚到集团的时候，就不知深浅地在内部刊物《业务研究》上与前辈们进行过业务争鸣，这些老前辈以极大的宽容和爱护，让我这个后生晚辈表达观点。
《青年记者》的编辑、领导不断给我出题目、约稿子，甚至还为自己开设了两年专栏，直到我提出知识储备不够需要搁笔充电，才告一段落。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公共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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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有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其学术背景除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外,还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具有多学科视角。其中有博士学位的人占教师总数的65%,绝大部分教师有海外留学或长期在国外进修、研究的经历。
学院有在校本科生409人,硕士研究生216人,博士研究生68人。本科教育阶段有4个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阶段有若干个专业方向,包括新闻史论、新闻实务、大众传播、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广告学、编辑出版、新媒体与网络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等等。
最近这些年,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还是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类专业已经达到661个。新闻传播专业显然已经成为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中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如此众多的新闻类专业中,每一个学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如何定位,办出特色,就成为学院管理者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学院定位或学院特色方面,我们的考虑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是依托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底蕴深厚的综合性大学建立的,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资源。因此,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势”,也就是充分利用校内资源,汲取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之精华,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特色和优势正在逐渐形成。
教学方面,学校历来主张打破学科限制,进行通识教育,走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道路。为此学校在世纪之交推出了“元培实验班”,增设了“通识教育选修课”,为学生在本科基础教育阶段拓展知识、拓宽视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种思路和模式正好可以满足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才培养的特殊需要。因为从大的方面说,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采写、报道等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客观上要求从业者具备多学科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面,成为“通识”型人才。因此,最近这些年,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尽可能发掘和利用校内资源,鼓励和指导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选修全校通选课,选修第二学位。目前我们的本科生中拿到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第二学位的已经占到学生(本科生)总数的50%。
作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实际步骤,目前学校正准备进一步打通学科限制,实施文史哲、社会科学等学科群类大类培养的方案,搭建大平台,每个群类中的每一个专业都要为这个平台输送精品课程,提供给学科大类中所有专业的学生。大类培养方案的实施,对于新闻传播学院的人才培养,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学校对新闻传播学院的发展非常关注,高度重视。为了满足新闻传播学院人才培养的特殊需要,使它与人才市场的走向相适应,学校领导和我们多次探讨,尝试在新闻传播学院进行学生培养模式改革,目的是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进行高端建设,使我们的人才优势更加突出。
总之,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思路就是,依托北京大学综合学科的优势,充分利用校内资源,走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道路。培养知识广博、学养深厚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希望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但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是我们的邵华泽院长对学生――未来的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每个新学期的开始,他都会在讲课中给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多学科(起码是两个学科)的知识储备,毕业后能够胜任在某一专业领域中进行深谈、深访、深度报道的工作,以及在新闻传播相关领域中进行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
从科研角度看,学校非常重视并且一再强调三个方面的结合或接轨:与国外学科前沿的结合(或接轨);校内不同学科研究的结合(或接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接轨),并且为三个方面的结合或接轨创造条件。
在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学院在以上三个方面也进行了努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与国外学科前沿领域接轨方面,我们借重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一年一度“北京论坛”的品牌优势,力求开办好分论坛,主题的设定充分考虑到国内外,特别是国际上学术界关注的前沿问题。2006年分论坛的主题是“全球传播、媒介与创意产业”,2007年分论坛的主题是“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每年我们都会利用“北京论坛”提供的资金条件,把这一学术领域中的领军人物请来,进行交流。去年就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论坛(也邀请了一部分国内学者参加),他们的论文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三辑上以专题形式刊登。2002年至今,学院还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联合举办中国互联网年会,目前已经举办了5届,分别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举行。
在利用“北京论坛”等平台与国外研究接轨的同时,学院还鼓励老师们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在经费方面予以支持。学院有一个新的规定,每年为所有老师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提供一次经费支持(远程坐飞机往返的费用)。每年一次,年年支持。这样,老师们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次数就明显增加了。2002年以来,学院共有100多人次赴海外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在校内不同学科研究的结合方面,学院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比如由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发起成立,由社会学系、法学院等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就有我们的老师参加。他们参与撰写全面反映国内公民社会发展和研究状况的“蓝皮书”,参与公益组织的非盈利性培训以及其他的研究、交流活动。最近,有老师代表学院参加了由北大历史系、国际关系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的研究项目,题目是“文明的网络:比较文化与比较政治”。历史系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国际关系学院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新闻传播学院则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各自都把本学科研究上的优势发挥了出来。这方面还要开设相应的课程。此外,我们学院政府传播研究,也引起政府管理学院老师的兴趣,一些基础性的合作已经开始。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学院也是积极推进,大力支持。不少老师逐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向实务界延伸和拓展,或者针对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阐释,提供决策参考意见。目前学院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卫生部等政府部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要新闻媒体都有合作项目,不少课题正在进行中,包括《十一五期间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大型媒体集团发展研究》、《中国报业与广告业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发展战略研究》、《中外公共传播模式研究》、《公共卫生事件传播中的风险沟通研究》等等。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被有关部门采纳,并对该部门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学院教师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国际传播学》、《国际传播学教程》、《跨文化交流学》、《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文化与帝国主义》(译著)、《因特网与社会:论网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电子出版技术》、《新媒体与广告》、《现代出版学》、《中国出版通史》、《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实用年鉴学》、《插图本中国图书史》、《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新闻写作教程》、《超越:北京交通广播解析》、《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