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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画 传统 生活 修养
一、兼收并览,广议博考
中国画是一种文化,它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讲传统的,中国画亦是如此。所谓传统就是世代相传并长期遵循的精神、制度、风俗、艺术等。中国画传统的实质是中国文人精神,中国画传统的表层意义即历代画家所流传下来的经典绘画,其深层含义则是历代画家的思想品格所蕴涵的文化精神。
学习研究中国画,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国画的传统,对传统采取怎样的认识态度。北宋时期杰出的画家及绘画理论家郭熙在其画论著作《林泉高致》中这样述说:“人之学画,无异学书,今取钟、王、虞、柳,久必入其仿佛。至于大人达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 [1](P.633)郭熙所提到的“兼收并览,广议博考”的核心含义在于学习传统,继承传统,创新传统。“兼收并览”表明学习传统不能专学一家,当集众家之长而取之,应从传统中创新自我,而不是盲目的跟从传统而迷失自我。“广义博考”表明对中国画传统的学习要认真分析,严格选择,以便使传统的学习能更好的促进个人的绘画发展。
郭熙是继宋初李成、范宽之后北宋最重要的山水画家,郭熙的山水画能够“独步一时”,完全是其读古今高雅之书,观古今神逸之画,作画立足传统,广师先贤诸家,兼收并览,博观厚积的最终展现。郭熙的山水画曾对当时画院内外的山水画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推动北宋山水画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习中国画传统,临摹经典画作是主要方式之一。南齐谢赫“六法论”中的第六法为“传移模写”讲的就是临摹古人的优秀作品。明代董其昌撰《画旨》云“画平远师赵大年。重山叠嶂师江贯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潇湘图》点子皴,树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李将军《秋江待渡图》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画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绿,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机轴。” [2](P.349)清代山水画家王《清晖画跋》云:“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 [2](P.350)近代山水画家黄宾虹一生最勤奋的事情,就是以“朝斯夕斯,终日伏案”和“十年面壁,朝夕研练”的态度对传统绘画进行研究、传承。黄宾虹从六七岁就开始对沈周画册“学之数年不间断”,数年后,又对董其昌、查三瞻等名家真迹“习之又数年”。而后,再“遍求唐、宋画章法临之几十年”。正是黄宾虹以“兼收并览,广义博考”的严谨执着的态度学习传统,终为黄宾虹后来的山水之“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画传统是丰富灿烂的,传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学习传统的的主要目的是在接受传统经典绘画作品之后,加以分析,加以选择,借用古代画家的思想、主题、题材以及绘画语言而为己用,最终形成与众不同的个人绘画风格,而不是把模仿传统作为目的。
“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于当下意义深远。继承传统,重视民族艺术,笔墨当随时代,要求我们应向国内外的优秀艺术传统学习借鉴。中西绘画各有优长,各放异彩。固步自封,只会阻碍中国画的发展,理性明智的借鉴则是传统得以延伸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刘海粟、傅抱石、李可染等大家正是有机客观地对中国山水画和西画在构图、色彩、意境、光影处理等诸方面采取了折中融会、差异互动的处理方式,从而使中国山水画在具备中国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开创了山水画新的局面。
作为当代中国画画家,我们既不能满足于中国画传统的经典法式,同时也不能满足于对客观外物的机械描绘,而是应当充分重视学习过程中内心潜能的能动作用。我们在把自然物象转变成绘画形象,在心领神会传统经典绘画的过程中,应该能够看到传统经典绘画所蕴涵的巨大价值与个人驰聘想象后的崭新天地,应该可以很好的借鉴传统经典绘画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绘画新风格。
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出自唐代画家张的绘画理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曰:“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素,因问所受。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阁笔。” [2](P.108)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经张提出便成为中国画创作的最基本原则,并为历代画家所推崇。“造化”源自南陈姚最的“心师造化”说,即世间存在的客观物象,也就是大自然。“心源”是“造化”的归纳,是画家醉心自然、心师造化的必然产物。“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绘画理论既强调造化于山水画创作中的先在条件,同时也指出了画家主体在中国画创作中的能动作用。这就是说,中国画艺术必须来自生活,生活是中国画创作取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中国画创作提倡以生活体验为基础,没有对现实生活刻苦、谦逊的模写、学习、体验、感悟过程,中国画作品最终只能空留形式外表,绝不可能成为扣人心弦的作品。中国绘画史上,董源、荆浩、石涛、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等大家的艺术成就,都是建立在大量对景写生的生活体验基础之上的。
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记载:“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中坐,意态匆匆,人莫测其何为,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噫!此大痴之笔,所以沉郁变化,几与造化争神奇耳!” [2](P.96)清代画家石涛云:“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并曾“搜尽奇峰打草稿”极尽造化之工,终得“心源”之悟,最终成为中国画学的一代宗师。近代黄宾虹也有“造化自为我有”的满足,齐白石也有“为万虫写照”的乐事等等,这些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典型例证。
明代吴门画派画家沈颢《画尘》曰:“董源以江南真山水为稿本。黄公望隐虞山即写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笔研,遇云姿树态,临勒不舍。郭河阳至取真云惊涌作山势,尤称巧绝。应知古人稿本在大块内,吾心中,慧眼人自能觑者。” [1](P.777)可见,此时画家的稿本是在“大块内”,即以天地自然万物为师。明代绘画理论家唐志契《绘事微言》载:“凡学画山水者看真山水极长学问,便脱时人笔下套子,更无作家俗气。” [1](P.737)清代周二学的《一角编》记载了龚贤对“师造化”的理解以及他不为时风所趋而直追唐宋的绘画主张:“古人之书画,与造化同根,阴阳同候,若非今人泥粉本为先天,奉师说为上智也。然今之画学者当奈何?曰:‘心穷万物之源,目尽山川之势,取证于晋唐宋人,则得知矣’。” [2](P.100)这些绘画理论都表明感悟自然,体验生活于中国画创作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画传统的积淀来自对造化的感悟,传统是有限的,而造化是无限的。正因为造化的无限,才使得传统得以不断发展。中国画的创新是从造化中来的,对中国画创新的真正领悟要回归于对造化的认知。“师古人”,是师前人对造化的认知,“师造化”,表明任何一位画家的创作主体精神,必然离不开生活实践。有了对造化的再认识,才能中得心源,才能走出传统,才能有对造化的新体悟,才有可能创造新的绘画语言。
“外师造化”与“中得心源”是中国画创作缺一不可的基础,在当下的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中,我们往往重后者,而轻前者。史实表明,二者和谐,中国画就发展,过分强调“得心源”的主观创造作用中国画就衰落,所以,只有在坚持“师造化”,努力观察、研究、感悟客观自然,体验生活的基础之上,发挥“心源”的作用,中国画才能得以健康发展。
三、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中国文化对人的品质与格调的要求是作为品读文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来传承的。中国画通过其文化样式和经典法式,表面上给予观者以视觉上的品味与赏析,而本质上却是通过经典样式中所蕴涵的文化精神给予鉴识者心灵上的抚慰与启迪,因而对于绘画的格调和对人的品质的要求便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画注重的是人心的传达,人性的写照。中国画画家作画,历来首重“人品”的修养,所谓“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因此具有高尚人品和素养的画家才有可能创造出高逸的绘画境界。中国画论提出“清心地”、“善读书”、“却早誉”、“亲风雅”、“不可有名利之见”即是说高尚的人品能影响到笔墨,这是中国画认识论的独特之处,与西方美学观不尽相同,中国画强调“人成艺成”。历代画论均论述过人品与画品的关系,可见这一命题的重要性。
中国画画家认为“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甚至把人品列为第一位,要求“学画者先贵立品”,这是很有道理的。清代王昱《东庄论画》中说得更具体:“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 [2](P.381)近代著名画家吴昌硕在《勖仲熊》一诗中云:“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倚。” [2](P.387)作为当代中国画画家,我们应该以“画品即人品,做画先做人”的准则规范作为学习中国画的首要条件。
中国画艺术十分重视人品,对人品的要求往往超过了画品,从表层方面看,中国画的创作从笔墨入手,以笔墨为重,是一个技能问题,即从学习临摹古人的经典画作开始而逐步完善提高自己的表现技能,但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和意念问题,当从人格、品质、涵养方面着眼。北宋郭若虚言:“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2](P.380)现代画家黄宾虹认为:“人品的高下最能影响书画的技能,讲书画不能不讲人品,有了为人之道,才能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至于至善。”强调人品对画品的影响是致命的,无人品亦无画品,所谓“人品即画品”也。
中国画同样非常强调艺术反映生活的主观作用,因此绘画作品不仅反映了画家的技巧,同时包含着画家的学养、人格以及其它诸多方面。画家知识广阔,胸襟开阔,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绘画作品。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云:“文征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髹采圬墁之工争巧拙于毫厘也。” [2](P.381)清代松年《颐园论画》云:“我辈作画,必当读书明理,阅历事故,胸中学问既深,画境自然超乎凡众。” [2](P.387)可见文化修养是决定一个画家成就大小、境界深远的重要因素。
当代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讲过“好好作画好好做人”。陆俨少先生亦说“画画到最后就要看气息,比修养。”总的来说:画家身心修养的高低与深浅,制约着绘画品格的高低与雅俗。一帧上乘画作,倘若被社会及绘画界认可,必然是画家倾注自身全部修养的具体反映,文如其人、画如其人,同是一个道理。在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视人品修养的背景下,中国画画家只有建立在品格高尚的前提下,才能促进绘画艺术健康积极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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澍雨是当代青年花鸟画家中的佼佼者。作为北方人,他大学时远下杭州,在南方的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接受本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花鸟画传统基础。而后他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张立辰先生的指导下,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并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研究人员。相对于一南一北两大美院的教育体系,澍雨都可谓深入其中而又出乎其外;而相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画教育的学院化倾向,则澍雨又具有足够的研究资源与个人能力展开充分的反思。
众所周知,国画教育在中国美术学院渊源有自,自从潘天寿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以来,聘任了诸乐三、陆俨少、陆抑非、吴茀之等一大批传统派的画家,其训练更偏重于传统和基本功,对中国画教学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思考。人们常常把中国美术学院的国画教育称作“过五关斩六将”,也就是说,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中国美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的训练体系,环环相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等留学西方的画家则从建院伊始就提出了“用素描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在蒋兆和、叶浅予、江丰、吴作人等关键人物的实践和主张下,也逐渐形成了中西融合、注重个性的教学思路,对于教学方法的思考远不及对个人创作的投入。这在今天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中也有鲜明的体现。笔者在中央美术学院本科学习期间就常与同人感慨,目前我们能够想到的最理想的学习进路,就是能够在中国美术学院接受本科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后再来中央美术学院读研深造,开辟创作的胆量和思路。所幸这一梦想在澍雨这里成为了现实。
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本科学习,让澍雨对于中国花鸟画的源流脉络有了全面的理解和掌握,他没有放弃中国美院得天独厚的面对原作的临摹条件,广泛临摹了中国宋元以降花鸟画发展几个关键时期的代表性画家作品,按照导师们的指点将由林良、吕纪、陈淳、徐渭、、石涛直迄扬州八怪、赵之谦、吴昌硕的古代花鸟画传统各个击破,掌握了中国花鸟画工笔、没骨、写意各个画种的全部技法,无论双钩、设色还是水墨都达到了花鸟画科班教育所要求的全面而系统的高度。
而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中,他一方面研习古代画理画论,撰写出具有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同时也在导师张立辰先生的指导下,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画以笔墨造型语言结构自然生态的学术理念,在理论的指导下逐渐形成自己既源于传统,又与时人迥异的艺术特色。他似乎并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没骨专家”这样狭窄的定位上,而是广泛尝试各种技法,在大幅作品、扇面小品等多种表现形式上的探索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精品不断问世,毕业创作受到导师组的一致好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澍雨并没有像很多当代花鸟画家那样落入技法的俗套,陷入到那种单纯仰仗程式和概念,缺乏文人气和底蕴,“一说便俗”的境地。相反,他在技法的高度上保守出了笔墨语言的天然之趣。这是一种“拙”而非“野”的意境。用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的话说:野可顷刻立就,拙则需历尽一切境界然后解悟。野者矫揉造作,而拙者则为笔墨尽境。澍雨的笔墨技法,并非是单纯依靠程式的概念化符号,而是紧密围绕物象造型而存在,无论是花卉、兰竹还是翎毛、草虫,澍雨都能表现自如,一钩一点似乎都是为他所表现、精神为之契合的物象而生。读他的作品,能够让人在欣赏其笔墨结构甚至其书法题款的同时,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一种欲与画面物象对话的状态之中。真可谓笔墨氤氲处,朴实无华,元气淋漓时,浑然天成。
由此我们可以来回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中国画学院教育所带来的艺术生态的变化这重问题。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是,如果说徐悲鸿、蒋兆和的体系代表了西方绘画理念入侵对于中国画生态的根本性影响的话,那么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事实上潘天寿所开创的“中国画分科教育”的背后,也隐含着中国画生态的一次根本裂变。至此,中国画从传统诗书画印兼修的文人修养,蜕变成连山水、花鸟也要加以区分的现代学科和学院专业。从技法训练的角度,在当今学院教育中这当然是必须的;而对于当代中国画家的命运与选择来说,则这种专业化的后果并不总是积极和光明的。这从今天许多中国画家训练单一、知识狭窄、不通诗文甚至不敢题款等很多现象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样说绝对不是苛责前辈,而是看到,面对20世纪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命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辈学者和艺术家的见解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只能墨守的经验,不如说,是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一个永恒的、开放的问题。
雍正乾隆年间,画坛上的主要画家和绘画美学家有:四王、扬州八怪、唐岱等,师古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思潮繁盛于时。这一时期具有审美作用的绘画受到皇室重视,宫廷绘画文人化现象明显,绘画风格多迎合达官贵人的审美趣味。画家主要以取法古人,取材自然为主导,创新意识不强,有拘于“师古”风习;“形神兼备”论受到热议,形与神都得到重视;以画抒情得到主张;绘画美学思想倾向于形式主义,并主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张庚自幼孤贫,仅靠其母以针线活维持生计,有史载张庚“事祖母及母尽孝”,系钱氏近亲,少与钱维城、钱载共师从于南楼太夫人陈书画法,致力于经史、诗古文,十来岁为了生计开始历游各地,仍继续攻读诗书研习书画,后张庚与钱载萌茵于陈书的儿子钱陈群,同在1736年以博学鸿词科应荐入京。张庚在时代影响下,绘画注重“神”及意境,理论中有“师古自然”思想,以其历游各地的阅历,可见其“取法自然”,四处游学的踪迹。
张庚传世作品有乾隆十五年(1750)作的《仿江贯道秋林叠嶂图》(图录于《中国名画宝鉴》)和乾隆十九年(1754)作的《竹林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等。清・秦祖永云:“张庚逸品……笔意清洁雅秀,饶有韵致,惟姿颜媚弱,无古大家沈雄奇逸之趣,故秀润有余,苍浑不足……想是精于鉴赏。于笔墨一道,尚未深入古人也……所著论画,洞悉元微,足为后学取法。”秦祖永认为张庚的作品在品评中属于逸品,气韵雅致秀润,但不足之处在于苍劲浑厚不足。蒋泰评价为:“见居士画,若读逍遥游,祗见海、大鱼而已。”认为张庚的作品潇逸洒脱。
张庚最卓越的贡献在于其绘画理论,著述有《浦山论画》又名《图画精意识画论》《国朝画征录》又名《翰苑分书画征录》和《图画精意识》等。
《浦山论画》约成书于1750年,论画八则分别为笔、墨、品格、气韵、性情、工夫、入门和取资。语言精短扼要,独抒心得,观点精到,可谓妙语连珠。总论中叙述了派别分类及简要起源,分别提到了南北宗、浙派、松江派、新安派、西江派、“闽派”等,列举了各派的弊病,并反映了张庚的绘画思想倾向。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中说:“张庚之《浦山论画》(美术丛书本名日《图画精意识画论》)是书亦仅有八则,首则为总论,论明初画派之弊,而仍推崇王原祁,亦师生关系使之然也,其余论笔墨品格气韵性情之功夫等,有推衍成说者,有独抒己见者,惟末一节论《取资》确为至理名言。
《国朝画征录》亦名《翰苑分书画征录》,三卷,又《明人附录》一卷,续编二卷。是出始撰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成于雍正二十三年(1735),收入清初至乾隆年间画家466人,各为之评传。叙述其字号、生平、师承、画法特点、理论见解等。《国朝画征录》序中有言“读其所著画征录,其论宗法渊源造诣深浅皆确然有据而评骘不肯轻下一字非深于是者能乎。至若因人以及画或因画以及人另具奥旨微意有遗音矣盖深有得于史也。张庚“凡遇图画之可观者辄考其人而录之”,观点有据,评述相对客观,是一部断代史画史著作。张庚自述“凡画之为余寓目者”“征其迹而可信者,著于篇”。俞剑华先生评“张庚之《国朝画征录》一此书记张氏目所及见之画家,或一人一传,或数人合传,画家名言精论,亦多采入传内,传后论赞,亦极审慎,颇合史法;惟前后次序毫无规定,各种画派亦未分别,随手摘录,尚欠组织,至于推崇王原祁,贬抑吴历,尤欠平允。所列各家无特定规律可循,但从其评述中,可获知张庚的绘画美学思想及审美倾向。
《图画精意识》收录了张庚对部分画家的作品所作的评述,分析其笔墨之法,气韵之境等。王世襄在《中国画论研究》中说:“清代论画只著足与《玄览编》比拟者厥惟张浦山《图画精意识》一书。
在美术理论及绘画思想著述中多见引用张庚的理论观点,包括现今的学术论文、艺术研究等,足见其绘画思想的影响深远。
注释:
[1]《中国画学全史》郑午昌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P412.
[2]《清史列传》(卷七十一),P5870-5871.
[3]钱维城(1720-1772),清朝官吏、画家。初名辛来,字宗磐,一字幼安,号纫庵、茶山,晚号稼轩,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状元,官至刑部侍郎,谥文敏。书法苏轼,初从陈书学画写意折枝花果,后学山水受董邦达指导,著有《茶山集》.
[4]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荐石,又号匏尊,晚号万松居士、百幅老人,浙江秀水人,清朝官吏、诗人、书画家。乾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库全书》总纂,山东学政。官至二品,而家道清贫,晚年卖画为生。工诗文精画,善水墨,尤工兰竹,著有《石斋诗文集》。钱载为乾嘉年间秀水诗派的代表诗人.
[5]陈书(1660-1736),字南楼,号上元弟子,晚号南楼老人,浙江秀水人。适海监钱纶光,以长子陈员责诏封太淑人。善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其用笔类陈道复而道选过之。山水人物亦擅长,间绘观音、佛像等。后居贫卖画自给。著有《复庵吟稿》.
[6]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之下卷《书画名家》.
[7]《画史丛书(三)》.
[8]《中国绘画史》俞剑华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4第一版P243.
[9]同上.
[10]《中国画论研究》(伍)王世襄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P926.
新文人画要发展,不但是以复兴文人画为目的,更是要在继承文人画优良的传统上,大胆的弃其糟粕。传统的文人画家轻视画工,追求笔墨游戏,排斥其他流派的技法,一味模仿,过分强调传承,致使文人画走向了一个极端,影响了其自身发展。新文人画多了一个“新”字,但这个新并不简单,前辈们的技法娴熟,完美,需要继承,但在继承中如何发展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周慧.“新文人画”并非“文人画”.黑龙江:齐齐哈尔师专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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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二刚几种选择北京:美术观察1997.11.
[7]陈绶祥新文人画艺术吉林: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
[论文摘要]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使人们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中国画的笔墨语言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中国画所具有的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造型,中国画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民族艺术文化特质,是西洋绘画中所没有的。应从意境来看待画家的作品底蕴。
如何扭转当今中国画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浮躁和浅薄?如何来看待中国画的底蕴。中国画的文化品格,是由中国民族文化在其起源和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所规定的。数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国文化史,造成了中国绘画举世无双的稳定性和体系的完整性;而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品格,又都是丰富而不是背离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而且石涛是我国清代著名画家和画论家,用他的语录可以推出现代中国画的发展。现在选择三个方面略作分析。
一、中国画文化深度和广度的卓越品格和中国画独特的文化
中国画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互为表里的。中国国画是流传千古,中国的国粹。“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它的思想根基源于中国的道、儒、释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画去探寻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反过来用中国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的理念与思维去透析中国画,进而发现其中的外在与内在关联。
中国国画的特点多样性,阴与阳即黑与白的互动,这就是笔墨最原始的抽象形式,笔墨是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外化与张扬,它折射出人的综合素质,包括人的性格特征、道德修养、学识品位等。阴阳二气也蕴含在中国画的点和线中。此乃阴阳相生之道,不悟此道,断定画不出优美的点和线。显而易见,点和线在中国画形式语言体系中是画面形态的基本语汇之一,点和线突出中国画的文化品格
中国画在创作过程中,不强调自然界对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肖似真物,而更多的是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使作品达到形象兼备,遵循“立象以尽意”的原则。
如何使作品达到形象兼备,“立象以尽意”呢?一般而言,这与国画家们的品格素质有 着密切关系。向西画靠拢,西方文化的痕迹已经让许多中国画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新”,也让人感到怪怪的,新鲜形态之下,难识其审美意象之所在。不由得思衬:这样中国画就走向了现代?这样的中国画就有现代品格?失去精神内在的形式只能是短暂的时尚躯壳,它难以长期延续地进入文化品格高度。因此,必须从中国画的文化品格中去认识、光大中国画艺术应有的精神之脉,形成自然而然于现代文化之列的和合之态。如果把握不当,则有可能从根本上遮蔽掉中国画主体精神所应有的文化品格要求。
二、从诗词意境来看待画家的作品底蕴
一些诗歌寄寓了对人世丑恶现象软弱曲从、毫无骨气的社会风习的嘲讽,拓宽画境意趣,点出画面蕴含的主题,反映世态炎凉对世人心灵的扭曲。把这种夸张变形的嘲讽图深化为对世风日下、人心堕落的挽叹与痛惜。 转贴于
中国书画“成教化、助人伦”的渊源与“文以载道”的文学(包括诗词)功用相同,用张彦远之语阐释便是“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
无论变形夸张的“三驼”人物画,还是花鸟写意的芭蕉大鹅,更有泼墨写意的墨葡萄,抑或境界优美的山水田园画,都是诗情画意的杰作。中国画多是诗化了的画境,心与物冥,内心感悟的笔墨体现。这些作品,描述心智,富涵诗情,多激情,带有强烈的感染力。
西方油画,多以记录的形式,对物写生,以毕真为尚,重色彩对比,形成一套严谨、科学的画学理论,而国画则注重内涵的文化理念,它的底蕴是诗化的。所以说一首好诗,往往借助意象,笔探幽微,蕴含着渺远的物外之情,意外之意。好的画作,也应如是。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应该潜下心来,求索绘画的优良传统,讲究些气韵笔墨景思类的义理,厚积底蕴。
从以上分析可见,石涛话录中关于继承与发展的独到见解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中国画底蕴,是对后学的一种醒示。对现代国画语言的转型仍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国画当随时代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人们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审美价值较之传统农业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物质的高度发展,绘画领域中出现了用水彩颜料画中国画或用素描的方法表现中国画及用其它材质、技法表现中国画的探索和研究,其它造型艺术学科的知识已然渗透到了中国画中,使国画的表现语言可以寻找到具有现代性的其它材质作为表现的媒介。在现代,笔墨的内涵被扩大了,但仍用笔墨代指绘画的表现语言。笔墨只不过是山川形质的修饰,根据事物形体的生长规律,其他材料也可以把这个物体的形象书写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的审美思想始终是中国画笔墨书写的核心,画面的形式通过笔墨具体呈现出来的,笔墨的安排和限定随形式而生发。笔墨对事物形象的组织要以实物为参照并对审美客体进行描写,在表现审美客体时具有极大的个性化的选择性和发挥性,每位画家用笔墨应对现实生活时都有一个可发挥的空间。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画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演进而逐渐形成的,有其几千年的文明脉络和人文认知,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如果连中国画都要去迎合西方人的品评标准,那是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缺乏自信,由此也证明了对民族文化缺少深刻的了解和体悟。中国画有着完整审美体系并具独特的审美内涵,它的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品格。只有坚持这种认识并指导艺术实践,我们的中国画创作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1]郎绍君.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摘要:中国传统在的岁月中沉积了千年的精华散发出特有的气质和沁人心脾的馥香。现代艺术在审美实践的意义上,不仅在自身内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话语形式,而当代艺术对传统审美理想的颠覆冲突愈明显。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n the years of the sedimentary the one thousand essence send out a unique temperament and refreshing Fu of incense. Modern art in aesthetic practice significance, not only in their own internal sharpened the unprecedented forms of words and the contemporary art on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ideal subversion conflict is clearer.
Keywords: traditional modern conflict
中图分类号:G61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下面笔者试从三方面论述中国传统审美与现代美术的冲突
一、审美思维方式的冲突
传统的审美理想在思维方式方面上,注重万物的联系和感性自觉的体验。这种思维方式中没有把大千世界看成是独立于人以外的纯粹客体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体现一种宏观整体的审美思维方式,艺术讲求心灵的物化,又是物的情话,心物合一超以象外。云:“塞其兑,闭其门”就是清除心灵的尘灰,保持内心的最大虚空、静寂,直观体悟世界万物“和其光,同起尘”达到“玄同”的艺术理想。同时这种思维方式有着虚空灵动,就是传统审美中的神韵、飘逸、超拔、高逸、虚清等。所以在传统中国画中讲求“气韵生动”、 “妙在能会、神在能离”等一种格调清高的审美追求。
现代美术与传统审美思维的冲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现代美术缺乏主体内心的自省,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即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倾向。两者都是以“人”为中心,但两者的审美思维方向有质的差异。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强调虚静、心灵自由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现代美术在艺术思维上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属性,显示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力、控制力,人于自然产生一种外离对抗性。在一定的社会时代中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体现出了人类意识的觉醒有进步性。其次,现代美术思维方式中缺乏传统审美宏观整体性,现代美术多用类似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肢解、分割使主体思维独立单一。
二、审美价值取向的冲突
传统审美理想的价值取向,重交感,重人生。首先“交感”就是“天人合一”的动态过程,也就是万物生命的发生过程。按《周易》的观念,整个宇宙是阴,阳两种元素交感而成的动态过程。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宋明家主张的天人相通都是在审美取向上重交感。再次“重人生”源于“交感”的基础。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就是把人看作万物之灵,天地之德,天地之心。即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内在机制的宇宙一体化,天地万物看作统一生命系统。中国古人是以这种对自然的特殊情感和内求自省的方法完成美的理想追求。传统中国画家在对大自然领悟人生,借物寓意,予以挥毫把无情之物变成有情之物。现在我们还能从他们画的顽石中感受到“雪尽身还瘦,云生势不孤”的气概;从山林中感受“春山澹治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情态。
现代美术中这种“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审美价值取向很少了。现代美术审美取向倾向于个人自我价值、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分离,强调主体对社会对人生的悲观消极或厌恶不满发泄的态度。现代美术价值取向其实是自身内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话语形式,突显当代审美所面临的困惑。
三、艺术表现形式的冲突
传统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只在笔墨之间唱吟画家心声,简单而单纯的黑白水墨却孕育着中国文化之精华。 第一、以水墨为上。故有墨从笔出,笔以墨显,笔取其气,墨取其韵。中国古人将自己实践经验和精神追求集中于此,其作品中的造型符号融哲理、艺术、人生一体,体现儒道佛三家哲理。第二、重意忘形。“画之当意写,不在形似耳”【《元・汤》画鉴画论】,纵观中国美术史,除徐渭、、石涛等大写意画家不论,即便是工笔画:山水、人物、花鸟也不是单纯的模拟,刻意酷似,而是“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林泉高致・山水训》】。
关键词 文化精神 修养 创新
文章编号 1008-5807(2011)03-099-01
一、文化精神是中国画的支柱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元素种类繁多,内容广泛,更是不胜枚举,随着创意产业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民族化元素成为文化创新的捷径与代表符号,其中中国画渗透千年的文明而历久弥新,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画也需要不断创新,在原本文化传统基础上,加入新元素,加入画家思维和感受,回到现代生活,使它既不失民族风格,又必需适应和满足21世纪的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而这就需要对中国画所代表的文化有深层次的理解,在概念的创新上找到源头和方向我们文化目前所面临的处境也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确是多元并存的格局,各个国家都在这种全球一体化中凸显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把文化植入中国画中,让中国画完美体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条未形成理论文字的精神文脉,蕴含于大量存在的远古艺术,民间艺术等作品中,如果我们不能全面理清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就不可能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去创作代表中国文化的中国画。就人文精神而言,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其根源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无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情于理,心与物,超越与内在的和谐统一,因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敬天爱人”教育人们具有“悲悯之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而“天”又是“理”,是“道德”,是“心性”。所以崇尚“和谐”,“中庸”之道。人格意识成为中国的审美原则,提倡艺术家从生活审美体验上升到生命体验,感悟宇宙大道,以高尚的人品,精深的学养,超逐的才情,杰出的技巧去进行艺术创作。
二、人品修养对中国画的影响
西方的绘画学习重科学训练,尚自然物理属性,强调直观视觉效应,中国绘画则重意随笔运,尚内心世界的挖掘,重文化内涵与自身主体修养,自身修养和品德会直接体现在绘画作品中,由画品进一步涉及到人品问题,画家作画之前要注重自身人品,清代《东庄画论》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为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可见一个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人品,才能有极高的画品,人品即画品。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窃观自古奇迹,多是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操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清代松年《颐园论画》云:“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从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我国著名山水画家卢禹舜曾说过:“画家要注重品格,作品要体现出优雅,品格实际上是画家亲近生活,体验,感受,感悟生活的精神所得的外在表现;也是人品气质,道德修养。精神世界的综合体现,同时可以理解为是心境,是状态,其实人品的高下与笔墨方法和熟练程度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但与笔墨风格、笔墨质量、笔墨品格笔、墨气息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也就决定了完美的人格追求是带来高品位,高格调笔墨质量的前提。这种笔墨品格与人品相一致的追求和强调,正是中国艺术传统的本质特点之一。所以,在绘画中应追求平和恬静,悠远绵长,随意成象,随形达意,顺其自然,甚至是超然物外的情趣。
三、创新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
美学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传统的自我延续,但是如果过分依赖这种文化惯性,用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评判价值,必将失去对文化创造性的追求,我们需要新的思维,需要多种艺术角度审视中国画的发现,摒弃雷同,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是中国画的视觉面貌各异,百花争放,艺术强调个性,每位作者都可以以自己的感觉和知识为基础,以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式进行判断理解,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作品。真正的艺术创新难度是很大的,尤其是我们的传统山水画已有了千百年的发展历史它经过一代代画家的不断创造提高,艺术上已达到了非常精深的高度,而且也已形成人们十分熟悉的艺术形式,要改变它,为它添砖加瓦,创造新的因素,实在是非常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就可以永远停留在原有的模式上凝固不化,不断创新与创造是事物发展的永恒规律,没有新的创造,没有吐故纳新,就等于没有生命力,我们的山水画就没有变化,也就永远不能向前发。李可染先生曾说:“新的创造是作者在大自然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通过思维实践发展,而产生新的艺术境界和表现形式,离开了大自然和传统就不可能有任何创造,既然一切艺术都来源于大自然,来源于人生的体验,那么创新唯一的道路就只有重新回到大自然,回到艺术创作的源头去寻找突破口,在前人忽视淡化,或没有探索到位的课题上作文章,走前人没有过的路,通过创新解决美术是遗留的历史难题,为美术史增添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邵菁菁,刘静.张大千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2] 徐福官.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关键词:赋色渲染; 自然物象; 秀丽; 品格; 审美需要
空格………工笔画是中国绘画的一种比较传统的画体,它也是一种具有装饰意味的着色绘画形式,并且是中国绘画最早的形态和风格。所谓“工笔”,是指这一画体所特有的工整细致的笔法。与“水墨”、“写意”相比较,我国传统的工笔画展现出精工细丽的审美面貌。我国的传统绘画是独立的东方艺术体系,在数千年里代代相承不断演变的体系就始于工笔画。工笔画作为中国绘画最初的语言形式,是以线勾勒、赋色渲染的笔墨表现形式,它不仅成为中国画各种画体的基本描绘方法,而且还规定了中国绘画语言的特质;工笔画所独具特色的以线造型的方法,它不仅奠定了中国绘画造型观念的基础,而且还是中国画所特有的认识方式和观察方法形成的起点。
一、中国画特殊的观察方法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
中国画中的花鸟画的“写生”传统重在捕捉自然物象的特质与生命,它的形式基础是中国画特殊的观察方式。所谓特殊,是指它既不是纯粹主观的观察方法,也不是纯粹客观的观察方法。为了捕捉自然物象的生命与特质,我国历代画论都以能否认真的观察物体,掌握自然规律作为品评工笔花鸟画优劣的重要尺度之一。按照“写生”传统的价值标准,这种观察具体说来是要透过客观物像的表象,捕捉它的物理、物态和物情。所谓“写生”其实质就是立足于自然与人息息相通之整体,对物象作出本质、全面的把握。现代的与传统的工笔花鸟画形态相比,突出强调了主观感受、感觉、感情乃至潜意识的表达。虽然如此,我国当代画家所依据的也不是绝对纯粹主观的观察方法。一方面,主观的精神内容离不开客观的观察内容,离不开与造型直接关联的物像世界;另一方面,工笔画的造型要求画家以客观的观察为依据,运用视觉的生理功能和技术作用创造生动的视觉感染力。所以在工笔花鸟画的主观抒发中蕴含着对物象精微的观察,正是由于有了人性的映照和生命的光辉,画家笔下的花鸟有了灵犀,有了秀丽,有了品格。
二、工笔花鸟画体现了一定文化心理
我国工笔花鸟画在古代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种种风格的变化,如明代吕纪对工笔与写意、重彩与水墨原有格局的突破,宋代崔白的变格等等,但这是在同一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下的变化。就总体而言工笔花鸟画的古典传统稳步而持续发展,并且同于皇家花园为中心的宫廷绘画的关系密切。从画史上看,众多工笔花鸟画的名家诸如黄居、崔白、黄筌、边文进、吕纪,或职宫廷,或为画院待诏;而花鸟画史上的一批精品诸如《出水芙蓉图》等也多出于皇家宫廷的绘画机构。工笔花鸟画同时也适应了封建社会最高阶层的审美需要,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封建体制长期稳定发展形成的一定文化心理。这一传统在工笔花鸟画的历史中长久稳定的散发着影响力,尽管明清花鸟画的重心逐渐由工笔转移到体现书画同源的文人写意,然而皆未对它的风格形态构成根本的改变。直到本世纪的工笔花鸟画名家,也是由此入手把握工笔花鸟画的传统。
花鸟画最终是诉诸于人的感情,而不是诉诸于人的知性。所以画史上对花鸟画的鉴赏,往往是以其能否表达与人体验相关的情思为标准。早在中国花鸟画的成熟时期,流传于五代的北宋民谚“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就是根据黄筌、徐熙两位画家籍花鸟寄托的不同志趣来分别把握两大花鸟画风。画史上关于花鸟画的专门论文《宣和画谱・花鸟叙论》提出,“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所以,花鸟画中的花,林木等形象,如果能够与人意相互引发和结合,“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可见,早在中国的花鸟画成熟时期,就已经在理论上总结到“寓兴”的传统。这与中国文学高度发达的托物言志的传统息息相关,《论语》借松柏表现坚贞的人格,屈原以英人香草寄托诗人高尚的爱国情操,文学传统中的某些寓意可以直接成为花鸟画的“寓兴”的审美感受,这既赋予它丰富的典故,又促使花鸟画步入直觉表现审美感受的阶段。所以,中国花鸟画的命意大多与世事人情相关。花鸟画家往往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的遭遇,情感志趣的上述诸种联系,在造型、构图和笔墨、颜色等方面给以强化的表现。其艺术手段类似于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赋、比、兴”。“赋、比、兴”所标示的其实不只是表达情意的普通技巧,而且是艺术家因物感发的不同方式及其将情意传达给观者的不同的艺术手段,是对中国外物与艺术人情的感应关系的高度概括。所谓“赋”,即指画家由对花鸟的直接感受引意,并通过对花卉形象的如实描绘来引起观者的感应,这是直接绘写,即物即心,所谓“比”即针对某些特殊的情事,遵循着某种思路由现实生活的影响,触发而产生,这种方式在“情”与“物”之间除了感情的感应之外,没有路可寻,这是借物为喻。所谓“兴”是纯由心灵上某种精妙敏锐的感应之外而产生的“物”与“情”的联系,只有直觉的感应,丝毫没有理智的权衡比较在其中。这样说来,中国工笔花鸟画的真正好处和特色是在多姿多态的变化中,注意引发观者的联想与想象,使之由具体的动、植物形象感受到生命的共感,唤起人生的深刻的体验与某种精微的情思。工笔花鸟画造就了花鸟画的审美趣味、文化品质乃至批评标准,它使中国花鸟画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三、工笔花鸟画赋色的发展与转变
工笔花鸟画的赋色分勾填和勾勒两种,有根据颜色的质地分为淡彩着染、白描墨染和重彩着染。染色的步骤一般是先用浓墨勾好稿子,然后由深到浅的分染、罩染、提染。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表现,既不同于西画对某一时空结构中的客体对象明暗关系的写实,也不同于中国水墨画,而是依历代画家认识、归纳、积累而来的程式色彩而赋彩。重构现代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其一,中国画并未形成客观的色彩理论,这是由于中国画的色彩表现建立在主客观合一的色彩认识基础上。其二,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古典颜料十分丰富,并发展出完善的使用颜料的设色技法理论和色相配合的规则,其三,工笔花鸟画的传统设色技法与规则往往以色彩的质感来描述色彩关系,注重的是色彩的质地与色质的对比、调和,而较少关注色彩表象的关系。其四,如何在工笔花鸟画中发挥色彩的表情作用及其引发感觉,联想象征的作用,是画家们多方致力的一个方面。
当今的工笔花鸟画不再以适应封建社会绘画体裁由封建社会最高阶层的审美需要为宗旨,而是以现代中国人生体验与精神生活为主,满足其抒情娱性的需求。那些既能隐现造型样式的历史规范,又能体现当代人文背景下的审美时尚,并且合乎事物的根本规律的变形样式,最终会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工笔花鸟画的独特创造而流传画史。
参考文献
[1] 艺术理论基础[M].上海市教育局职教处
[2] 美术原理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