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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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针对硕士生普遍提前工作的现象,提出就业压力动因,运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硕士生知识积累的探讨,给出了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建议,并指出高校和用人单位应有所作为。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提供了有助于管理工作的参考性意见,值得进一步深入,为教育管理方法和决策的理论与应用提供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硕士生;就业;博弈论;上策均衡;知识积累
1 提前工作的动因
高校毕业生包括本专科毕业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和应届博士毕业生。自本科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便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0xx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更是成为热点问题。新闻报道20xx年中国应届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70%,部分地区甚至传出应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应届大学生就业率的信息,社会惊呼“皇帝的女儿也愁嫁”。而20xx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辽宁考察时对大学生求职者表示的那样,“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将有超过700万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伴随着全球性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国内人才市场的需求减少与高校扩招政策综合作用,形成了一个非良性的流程。
如图1所示:大学生就业困难,于是转向升学,升学需求的增加迫使硕士扩招。硕士毕业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挤占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造成自身就业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现了所谓“1500应届硕士竞聘卖猪肉”、“十万年薪聘请大学生掏粪”的新闻现象。并且,由于预计2010年博士学位的年授予人数将达到突破历史性的5万,已经开始有学者开始担心博士培养质量的下降,质量下降的博士毕业生以后还要去培养硕士生和本专科学生,势必进一步造成硕士毕业生和本专科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从而更加剧了他们的就业压力,令他们倾向于尽早适应市场,做出提前工作地选择。
本研究仅以硕士生为对象进行探讨。硕士生是高级科研人才的后备军,而高级科研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对硕士生的培养需要投入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若硕士生提前工作则有可能令实际培养时间不足,培养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对其今后的就业也将产生影响。所以,于国于己,硕士生的选择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论概述
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种“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军事战略问题、进化生物学以及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以及诸如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有重要联系。
一个博弈论模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势。局中人是指在一个博弈中有权决定自己行动策略的参加者,一般要求一个博弈中至少要有两个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选择的,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策略的集合,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应包括两个策略。局势是指一个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选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组。当局势出现后,博弈的结果也就确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理论。上策是指这样一种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这种策略都是最优的。博弈论中的均衡是指一种稳定的结果,当这种结果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变他们所选择的策略。因此,所谓上策均衡即指一种局中人选择的都是上策时的博弈均衡状态。
3 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设定
出于能够更明确地表现分析结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两两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其中硕士生按照意愿倾向还可分为两类,因此实际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个,以报酬矩阵形式表现。
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两个策略。高校可以选择允许或者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可以选择接收还是不接收在读硕士生,两类持不同意愿倾向的硕士生都可以选择提前工作或者毕业后工作。
每个局势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选择的一个策略,每个模型产生四个局势,通过分析可得出其中满足上策均衡的局势。
3.1.2 度量方式设定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每个局中人对各种选择所产生结果,假设这种结果可以用满意或不满意两个属性值来度量。
一般来说,高校希望硕士生能够静下心来搞科学研究,一方面能够对导师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硕士生的目标就是使硕士生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如果没有科研和论文的培养则有失这个目标的要求,如果硕士生提前进入找工作阶段则科研的最佳时期――研二和研三――就没有发挥作用。从上述角度来看,可以说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证满意的结果;若做出允许的选择则总会有一部分硕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养结果达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认为是不满意的。
而作为用人单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虑,他们要求自己员工的综合素质越高越好,独立行为能力越强越好,因此硕士生能否提前来单位实习决定了要不要在硕士生毕业正式上岗后付出一笔培养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资和其它费用。可以认为,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是令自己满意的,而选择不接收的结果则是不满意的。
最后,按照硕士生的意愿倾向可以把硕士生分为倾向提前工作,倾向毕业后工作两类。对于第一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对于第二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提前工作影响学业完成的质量,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设满意的值为1,不满意的值为-1,以此量化不同选择带来的结果。
3.2 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
根据上文对高校和用人单位选择结果的假设,本研究可以构建如表1所示的报酬矩阵,矩阵的每一个局势设为(E,S)。
当高校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若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则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高校则因此不满意(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则必定不满意,而因为在读硕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没有接收单位,所以高校最终得到满意的局势(-1,1)。当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硕士生受到纪律限制,则高校不管怎样都将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用人单位无论做何种选择都接收不到在读硕士生,结果必定是不满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达到一个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却接收在读硕士生。两方的最优决策是相冲突的,而这恰恰解释了现状,即本研究前面说的高校要实现培养目标,而用人单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与用人单位的这种冲突将不断得到体现。
3.3 两类意愿倾向的硕士生与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博弈
3.3.1 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E)。
先来分析硕士生与高校的博弈,现实中总存在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当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时,若高校也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与后者形成的一个局势是(1,-1),若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受到纪律约束的局势为(-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则高校的选择不再重要并总会获得满意的局势(-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个上策均衡,即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
再来分析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博弈。当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面对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时,结果自然是“双赢”(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则结果自然是“双输”(-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用人单位的选择也不再重要,结果总是双方都不满意(-1,-1)。这里的上策均衡是“双赢”。
在这两个博弈中,硕士生面对的最优决策总是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由它们之间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冲突,这就解释了倾向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们为何会采取各种手段“欺骗”高校,出去寻找工作。
3.3.2 倾向毕业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E)。
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别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硕士生只要高校允许,就会达成(-1,-1)的局势,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则硕士生和高校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当硕士生不存在经济困难或自己另想办法克服了困难时,必然会坚持好好完成学业,毕业后工作的选择,这种情况中高校与硕士生总是“双赢”。所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是这一博弈中的双方最优决策。
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必定与硕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势总是(1,-1)。当用人单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只有选择了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会让其实现满意的局势(-1,1)。这里的上策均衡却是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而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
高校最喜欢的自然是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就如同用人单位最喜欢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然而这并不是说无论持何种意愿倾向,只要选择了提前工作,用人单位都无差别的一视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经探讨过,用人单位希望聘用的员工综合素质越高越好,而硕士生的科研水平无疑是衡量其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认为只有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动静下心来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从而达到令高校和用人单位都满意的科研水平,很遗憾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满意的对象。也就是说,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其最满意的硕士生的最优决策相冲突,再换句话说,用人单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标与对员工素质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进行到这里,此时的问题是,硕士生是否应该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单位是否应该有所作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进行一个探索性地讨论。
4 关于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讨论
4.1 硕士生是否应该选择提前工作
让硕士生们产生不同意愿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对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知识的可积累性给出探讨。
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不同,“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社会知识就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并得以延续和更新,而个人知识积累得益于社会知识的积累沉淀,同样不断增长。这种知识积累是质和量双方面的,在当今的经济形态下,已成为整个经济的基础。在校学习可看做知识积累的最稳定途径之一,因此硕士生花在在校学习与科研方面的时间越长,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其创造价值的潜力越大,可以预期较大的未来收益。若提前工作,放弃的学习时间不谈,在工作中能获得知识多少也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人们选择读硕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两个,这两个目的的实现都要求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用人单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硕士生。如果硕士生都能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影响,认真完成学业,在毕业后凭借优异的知识积累接受社会的选拔应该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单位,都应该为促成硕士生做出这种选择而有所作为。
4.2 对高校和用人单位提出的建议
(1) 高校安排好硕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广自费制的同时,设置更多的奖学金和生活补助项目,提高物质激励的比重以降低硕士生的总成本,解决高校与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硕士生的冲突,并保障完成对硕士生的培养目标。
(2) 用人单位要把目光放长远,对接收在读硕士生工作的决策应当有所限制。应当看到一个科研功底扎实的硕士在未来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为单位创造的价值将远远大于一个水平一般,仅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经验的硕士,足以弥补用人单位短期的成本损失。
(3) 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冲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认识外,最好能够更多地进行“产学研”合作。用人单位欢迎高校前来调研和利用知识储备解决问题,高校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确立科研项目,设置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如此,一方面硕士生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把科研和实践联合起来,必能提高其知识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为高校协助解决的问题支付的费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硕士生的经济状况。
(4) 整个社会应当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不要宣传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为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努力发展经济。
5 结论
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电子档案；档案管理；研究
档案以保存、提供利用为主要责任，面对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和利用等任务。当前数字化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各行各业都面临管理上的巨大挑战，档案行业也不例外。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推进，新型电子档案产生并逐步完善，有取代传统纸质档案的趋势，无论是个人档案或者集体档案，档案承担着记载信息、传承信息以及提供保存、检索供社会利用的责任，落实好档案管理工作十分重要，而在信息社会中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是档案管理工作者面对的重要课题。
1 电子档案的定义
电子档案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应运而生的新生档案类型，关于它的定义尚未形成绝对的统一，本文选取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来阐释电子档案的含义：
学者张雪香在论文《高校电子档案管理》一文中指出，要避免简单的将电子档案等同于电子文件，她认为电子档案比较确切的定义，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于数字设备及环境中直接形成以数码形式记录到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赖计算机系统阅读、处理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输的有档案价值的文件”。即电子档案是借助计算机系统生成、利用和保存的档案文件。
学者孙笑一则通过特征来阐释电子档案的定义，他提到电子档案具有实体的虚拟化，手段的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化，时效性强、周期短，具有交互性和个性化，加工标准化、信息海量化和检索的智能化等特征。
孙丽茹则采用了国家档案局在《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档发[2012]7号）中的定义，即电子档案是指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并归档保存的电子文件。
综上，本文认为电子档案对应的是我们通常说的纸质档案，指可以通过计算机磁盘等载体进行存储的电子文件的集合。
2 电子档案管理现状
档案管理电子化进程必然是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当不可否认这也是必然趋势，电子档案较之于传统纸质档案优势明显，但在转型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本章从电子档案的优势劣势和电子档案管理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2方面谈谈我国电子档案管理现状。
2.1 电子档案管理优势
电子档案相比于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优势主要体现在：1）降低人力成本，减轻人力负荷。电子档案的载体是数字载体，信息采集和上传也可以通过计算机软硬件完成；2）更利于保存和检索利用。纸质档案的保存对空间及空间条件要求很高，电子档案更容易保存，利用计算机系统也更容易检索利用；3）管理方式更加灵活。电子档案信息修改更加方便，为有序、数字化现代化管理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电子档案在带来诸多方便，使得档案管理效率提高，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比如档案文件的真实性和数据保存的安全性问题。电子档案容易修改增删，真实性的保障有赖互联网技术的提高；电子档案数据安全问题也不容小觑，互联网的数据有可能遭遇病毒、黑客袭击等，电子档案存储在终端也面临这样的隐患。
2.2 电子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电子档案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但档案管理电子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大形势下，要明确电子档案管理发展方向，有必要先对目前电子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作一了解。
2.2.1对档案管理重视程度不够，意识淡薄
档案管理属于我们所说的冷门专业，岗位也属于偏边缘的岗位，目前我国很多有关部门对于档案管理这一工作并不重视，甚至认为可有可无，不需要花费精力在这一项工作上，使得档案管理工作人员也抱着随意的态度对待工作，这是一个不良循环，而电子档案管理需要运用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意识问题和管理理念是根本对问题。
2.2.2综合型专业人才匮乏
档案工作者对档案管理的专业性自不必说，但既懂档案管理知识也懂信息技术，的综合性专业人才匮乏，给电子档案管理工作高效进行带来了挑战。
2.2.3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互联网知识产权问题还处于起步阶段，电子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尚未形成体系，有关电子档案管理的专门规则条例极少，统一适用性对法律较少。
3 电子档案管理发展方向
当今社会，社会经济发展高速，时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逐渐兴起；大数据时代带来了海量的数据资源，革新了各行各业的常规模式，现代化技术手段强势来袭。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档案管理的意义不言而喻，而随着新技术的逐步渗透，人员管理、档案管理侧重点等都必须同步协调发展，本章将从3个方面谈一谈我国电子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
3.1 管理理念和管理意识向着现代化、电子化方向发展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社会的高速运转，电子档案管理也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变革的开始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正确认识当前档案管理大环境，电子档案管理的必要性和优劣势，树立良好的管理理念，积极了解形势、环境的变化，促进电子档案管理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
3.2 电子档案管人才向着专业化趋势发展
电子档案管理人员愈加专业化。档案管理工作处于不断的发展中以适应新形势需要，人员专业化很重要。电子档案管理不仅涉及到档案管理的专业化知识，对从业人员计算机知识、互联网技术应用、相关法律条文等方面的能力素质也有很高的要求。电子档案管理起步至今，到逐渐发展，慢慢取代传统纸质档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管理人才向着专业化发展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向。
3.3 多机构、跨部门合作，共同创造安全可靠的互联网大环境
良好的互联网大环境对提高电子档案管理安全性很有帮助，这就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构建完善的档案应用机制，构建完善的电子档案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充分考虑到潜在的一些安全性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正规杀毒，防范黑客攻击；归档规范化，管理程序化；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借助法律机构职能作用确保电子档案的安全性。
4 总结
综上所述，档案管理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需要专业的理论知识指导和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辅佐，不断发展创新，探求更加高效、便于利用的管理方法，子档案正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对管理及保护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完善的电子档案管理体系和安全保护机制，做好档案管理工作从传统向电子化进程的转变，做好电子档案的维护工作，加强相关专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不断提高电子档案管理水平，保障电子档案信息的安全。
参考文献
[1]张雪香.大高校电子档案管理研究[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1）：81-83.
[2]周茂玉.浅谈电子档案在档案管理中的作用[J].办公室业务，2015，（247）：103，138.
[3]孙笑一.浅析电子档案的主要特征及管理保护策略.[A]“决策论坛――公共政策的创新与分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C]，2016.
[4]孙丽茹.试析如何做好电子档案管理.[A]“决策论坛――公共政策的创新与分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C]，2016.
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19世纪末期，马克斯•韦伯创建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核心理论——官僚制。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权威基础上的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其特点是：在职能专门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严格规定等级层次结构；运用规章制度清晰明确划分责权；人际关系非人格化；遵守严格的系统工作程序；以业务能力作为选拔提升的依据。管理效率是官僚制的核心价值观念。
传统公共行政学获得了极大成功，为世界各国政府广泛采用。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行政学家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对官僚制行政理论的效率至上原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学只重视效率，将公民当作实现政府目标的工具。他们提出的改革主张是建立政府与公民对话、沟通、互动的机制，使政府能对公民的需求积极地做出响应，从而实现公共行政的社会性效率。
20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以后，伴随着信息化及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公众对政府官员和公共机构管理人员的服务品质要求更高，于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政府机构改革潮流，出现了以市场机制逐渐取代政府干预；减少政府开支、鼓励私人投资；缩小文官队伍的规模；鼓励公司竞争及公共事务向私营部门转移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行政管理进行了反思，强调调整政府和社会管理公共事务职能之间的关系，重塑政府管理自身和社会事务的手段、过程和模式。基本的做法是为了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将政府的“掌舵”职能和“划桨”职能相对分离，将后者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民营化。［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西方政府改革的研究报告总结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关心服务效率、效果和质量方面的结果；高度集权、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为分权的管理环境所取代。在分权的环境中，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的决策更加接近第一线，并为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反馈提供更多的余地；灵活地选择成本效益比更好的方法，如市场的方法，来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包括生产力目标的设定，在公共部门组织之间建立竞争性的环境；强化国家核心战略能力，引导国家变得能够自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要做出反应。
2西方公共事业管理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科学意义上的公共事业管理起源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把科学管理的方法运用到政府的公共部门，形成了公共管理，它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公共管理的发展是迅速和曲折的，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之研究》的论文，是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开始的标志。1911年，纽约市政研究局创办“公共服务培训学校”，美国公共管理教育正式启动。1924年，“公共服务培训学校”迁到了锡拉丘兹大学，并与新成立的“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合并，面向公共管理领域创办了综合性的教育与培训课程。大学开设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是为公民社会的管理培养专职的优秀管理和研究人才，以便他们能够智慧地与公众打交道和在现代公共组织中有效工作—不论是在地方、州、还是中央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对公共事务研究的热潮，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已成为很多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这可以从国外许多知名高校设置公共事务专业得到证明，如哈佛大学的公共事务专业；纽约大学的公共、非营利事业管理专业；康奈尔大学的公共事务专业等等。
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对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的推崇。美国的许多大的公共管理院系都鼓励教师和学生通过做项目参与社会实践，或到政府挂职，或鼓励边工作边学习的学生结合工作实际写策论，还聘请在管理岗位上的市政经理和部门领导为学生开课。美国公共管理教育的培养目标通常是培养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等方面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为政府机关和非赢利组织培养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素养，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精通某一具体政策领域的专业化管理者、领导者和政策分析人才。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教学内容面向公共领域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目前，美国开设公共事业管理课程的学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到目前为止，根据彼德森大学指南，美国有312个公共管理院系，其中244个重公共管理方向，81个有公共政策方向。美国公共管理的学科原则和传统有三大重要理念：培养专业化管理人才(Professionalism)，注重公共服务精神(publicservice)，强调实践和操作(practice)。例如，作为美国最早的公共管理专业化教育课程体系，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管理课程，注意培养学员的四方面技能：量化统计方面的技能、经济分析方面的技能、预算和公共财政方面的技能以及公共管理知识技能。为此，该学院为学员开设了五类核心课程，分别是公共行政与民主类、统计分析类、经济分析类、预算和公共财政类、公共管理类。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办学目标是培养高层次的公共管理人才和从事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分析人员。在其研究生教育中，要求学生掌握三方面的基本知识：即政策和制度分析、公共组织的战略管理、政治主张和领导艺术。
3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基本情况
1996年，东北大学娄成武教授和云南大学崔运武教授，到国外考察公共事业管理发展情况后开始酝酿在我国高校建设公共事业管理专业。1997年东北大学、云南大学分别向教育部报告，申请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列入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原国家教委(现为教育部)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中，设立了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1999年在云南大学和东北大学首开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以来，该专业发展迅速。到2000年，全国有57所高校招收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大学生。2001年全国招收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本科大学生的高校发展到132所，2002年迅速增加到180多所，2007年已有322所。对这个专业的招生，教育部原本是想由东北大学、云南大学两校通过四年的专业建设，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但由于各高校自主办学，特别是教育部对各省属高校难以控制。如此增长速度，可称得上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
虽然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公共事业管理在我国仅有十年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可现实的遭遇和形势却使该专业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主要表现有：专业的社会认可度差、专业方向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模糊、学生就业难等不少问题。其原因是各高校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认识不足，造成专业课程设置散乱甚至混乱；教学内容死板，教学方式单一，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专业教材建设滞后、师资力量相对缺乏等。该专业目前的办学规模和发展速度已超出了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的速度和公共管理体制、公共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专业缺乏明显特色，就业方向不明确，所培养的学生缺乏不可替代性，社会对该专业的认识和了解也比较少。因此，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如何构建更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推进专业建设，进而提升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竞争力，成为当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面临的棘手问题。
4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科建设的改革途径
4.1变革专业意识，塑造服务意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善治理论指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这一核心之外，还应包括非政府组织。公共管理的职能除了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之外，还需强调社会服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服务除了面向于政府和事业单位，还应包括企业和相关社会团体。因此，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要强调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非政府性和职能的服务性。
4.2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确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公共事业管理是社会组织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或部分成员的共同需要和协调发展，采取各种形式，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生产、调节和控制的过程。针对当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多样化和模糊化的问题，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教学内容面向公共领域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培养目标要强调注重公共服务精神，强调实践和操作，使之与当前经济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也保障了本专业学生更好的就业前景。以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的教育资源优势，灵活制定培养计划。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人才需求的调研，结合自身的教育资源优势，灵活的确定培养方案。另外，人才培养方案是动态变化的，在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要进行全程就业信息管理工作。要依据就业市场、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评价结果，检验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对不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时修改完善。
4.3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各项技能。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具备较高的办事效能、实际策划、运用理论及操作能力，必须具有良好的思维创新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必须具有动手操作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项技能培养：一是社会调查技能。公共事业管理作为实践性应用性学科，其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其理论也必须适合于并应用于社会实践。能熟练应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步骤，使学生了解社会、熟悉公共管理的实际，市场运作技能熟练。二是社会适应技能。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能够应付各种社会变化，具有应对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心理素质。三是熟练的表达技能。包括语言讲述能力和应用写作能力，这也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作为社会管理的决策人员和主要参与者，其设想、方案等要通过语言和文字准确、顺畅表达出来，否则就会限制能力的发挥，无法履行管理职责。公共管理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只有通过有效地表达才能与人沟通，否则不会得到他人的配合，工作也将无法开展。
4.4强化实践教育环节。由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因此综合的知识结构和管理素质是从事公共事业管理工作的先决条件。公共事业管理面对的问题涉及社会发展、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等不同的层次，涵盖领域广泛。这就要求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具有全面的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学校要为本专业的学生创造各种时间平台。除建立相关的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锻炼机会外，还可以开设电子政务、案例分析等课程，邀请公共事业管理单位相关人员为学生提供讲座和培训；不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实验室、实习基地等开展好相关社会实践，学校与当地政府部门和有关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合作，建立专业见习、实习基地，并在学生见习、实习期间组织教师不定期进行指导、检查、考核，保证专业见习、实习有场所，有人指导，有人监督，不走过程，不搞形式；在学生中大力提倡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活动，鼓励学生利用假期、周末参与进行社会调查和实践。通过参与社会调查、科研能力培养和论文撰写，使学生社会调查与理论知识相结合，进一步扩大他们的知识面，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发现了大量的摩尼教经典抄本残片以及壁画，从而引发了中亚及中国摩尼教研究的研究热潮，也改变了以往只能依靠基督教、伊斯兰教记载研究摩尼教的局面。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论是对文献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东方摩尼教史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该教东向传播的过程中，唐代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拟就学者们对唐代摩尼教史的研究情况做一番清理，总结成绩和不足，以期推动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一个宗教。他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创建了自己的教义、教规和教仪，宣称自己是继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耶稣之后的第四位先知，并试图建立一个拯救人类的世界性宗教。[1]
该教以“二宗三际”为核心，所谓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三际即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分离的初际、二者相互混战的中际和二者秩序重置的后际。在摩尼教创立之初，曾得到萨珊波斯王沙卜尔一世的支持，但该教反对生产、生育，这势必会引起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公元277年摩尼被剥皮而死，教徒四散逃亡。随后，到“6世纪时，在教会和王权合力压迫之下，它被罗马帝国驱逐了出来。”[2]但在中国，直至17世纪的史料中还能找到它的痕迹。被不少人称为“道德宗教”的摩尼教，确曾以世界宗教的面貌盛行于中古的亚、非、欧洲，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一 摩尼教传入中原的时间问题
既然是唐代摩尼教史的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探讨其入华时间，这也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早在1909年，蒋斧据《长安志》中关于隋开皇四年立有光明寺的记载，认为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在周、隋之间。[3]沙畹、伯希和则以为“694年摩尼教由一所谓拂多诞输入中国。”[4]其后，陈垣先生也根据《佛祖统记》卷三九“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推断“摩尼教之始通中国，以现在所见，莫先于《佛祖统记》所载之唐武后延载元年(694)”[5]。对此，张星烺却表示怀疑：“祆教后魏时已入中国，景教、回教皆以唐太宗时入中国，何摩尼教迟至唐武后时始入中国耶？”[6]羽田亨认为“摩尼教从楚河更东渐传入天山南路之西域，应在中国的则天武后延载元年以前”。林梅村则引用唐人所著《灵鬼志》上的一段关于太元十二年白衣道士的记载，认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是目前所知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7]还有柳存仁和林悟殊教授也主张摩尼教于武后前早已入华，林悟殊以为“延载元年拂多诞来朝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得到官方承认，开始公开传播而已，在此之前，摩尼教已在民间流传多时了。……中国内地可能在四世纪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8]持这两种看法的学者们由于暂时均无法找到具体而明确的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以，要给摩尼教的入华加一个清楚、统一的时间定义还十分困难。
在以上两种分歧中，后一种似乎更具说服力。宗教是一种排它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种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不是在短暂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恩格斯曾说过“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9]由此可见宗教和政治关系之密切，反之，如果统治者想要在领土范围内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异域宗教，只靠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强制施行肯定是不行的。“某种外国宗教要想在中国传播，必然遇到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排他性所阻挠”。[10]这涉及到一个长期的民族传统转变和民众心理接受的过程。既然一种宗教的存在和流传要受多方面的约束，那么，中国统治者就不会仅仅因为几卷“伪教”经文而去大力推广前所未闻的摩尼教，并使得该教在短期内流传甚广。所以，不难想象那些由中亚远道而来的异域传教者们若想使摩尼教在佛教、道教早已生根的中原占有一席之地，需要做的远不是携带经卷觐见皇上那么简单。可以认为，在拂多诞来华之前，中国民间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的摩尼教基础，或者已经有了摩尼教的影响存在。
此前中原摩尼教之传入源头在哪里，学术界尚有分歧：有人认为“摩尼教自三世纪创立到唐武后延载元年已经经历了四百余年，并早已在西域地区广为流传。”[11]唐摩尼教传自于西域。但西域早期是否流传该教目前还无确实之证据。至少出土文献所见高昌摩尼教的初传的年代是在元和元年（806）以后。[12]因而，也有人认为中原的摩尼教系由中亚地区直接传播而来的。但摩尼教在延载元年之前可能已经通过非正式途径传入了中原，这样，该教才得以在不长的时期内拥有更多的信徒。不可否认，各国的民间交流历来都比官方的正式交往更繁荣，信息传递的也更迅速。但在上述各种入华时间的推论中，我认为“东晋说”似乎欠缺证据，显然我们不能将中国史书中所有“尚白”、会幻术之人均定义为摩尼教徒，因为史料记载中来自西域、中亚甚至欧洲各国穿白衣、会奇技的人并不罕见，而他们大多不是摩尼教徒。
摩尼教的传入并没有引起统治者足够的重视，他们“不过是以平常心处之。”[13]甚至曾因其“妄称佛教，诳惑黎元”而“严加禁断”[14]。直到唐代宗大历年间它才在回鹘的支持下得以在唐都城和四大州置大云光明寺。[15]
二 开元之禁断问题
尼教命运之转折发生在开元二十年。《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三部汉文摩尼教残经之一。其标题后署：“开元十九年六月八日，大德拂多诞奉诏集贤院译”，说明《仪略》是731年摩尼教拂多诞奉玄宗诏令于集贤院撰成，主要是介绍摩尼教的创教者、经典、教仪和教规等。就在《仪略》写成的第二年，即开元二十年七月，玄宗敕令：“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16]此令一下，摩尼教便成为只可以在胡人中传播的“”了。
关于禁断之原因有很多学者讨论过。因为有关中原摩尼教的史料记载很少，而关于唐前期情况的史料就更为罕见，这样，许多学者都将目光转向了《仪略》，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玄宗在的敕令中断其罪名为“妄称佛教”，所以摩尼教的禁断应该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玄宗很可能是受到佛僧的极力挑拨，才下这道敕令的”[17]；王见川则认为，玄宗并非如一般所说：受佛教僧侣鼓惑才禁断摩尼教的，而是把它当作佛教异端来禁止[18]。刘屹认为，《仪略》毫无顾忌地突显了摩尼教自身的本质和特色，同时还否定了李唐皇室所认可的道教神学的基础。这触怒了唐朝君臣，使他们实在不能仅仅将摩尼教视作佛教别派，也根本无法将其归并在老君教化之下[19]。上述观点实际可分为两类。一种认为摩尼教“披上”释氏外衣、冒称佛教招来了统治者的厌恶，另一种则认为摩尼教“脱下”佛教外衣、坚持本教特色造成开元之禁断。
玄宗的宗教政策是“道教释教，其归一体，都忘彼我，不自贵高”，[20]没有强调道释两教何者更为尊贵，但和唐代其他皇帝比，他并不是一个佞佛的君主。摩尼教禁令之前曾有该教慕闍，即大主教“现身”唐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记：“（开元七年）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闍，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其长男吉猎颠。’”[21]虽不知唐代统治者是否真如文中所请为这位大主教设置了法堂，但文中“本教”一词表明它是一种有别于正统佛教之宗教，应足以让大唐皇帝清楚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仅仅因为摩尼教僧侣在写《仪略》时“脱落”了原有的佛教外衣而使玄宗下令禁断，此结论似乎有些简单和武断。相较而言，更有可能的是玄宗在佛僧的挑唆下，不能容忍“本是邪见”的摩尼教堂而皇之地用佛教外衣来掩盖其“邪恶”本质，最终下诏禁断。
开元禁断之后，摩尼教在中文史籍中几乎全不见踪影。直到安史之乱后，它凭着回鹘可汗之力，以国教之姿重新出现于漠北回鹘汗国的领土上。
三 漠北回鹘摩尼教研究
摩尼教是由波斯人或“九姓胡”传入中国的。但大历以后，它在中原地区的再次兴盛却是因回鹘人所致。该教入华数十年后即遭禁断，只许其在胡人中流传，但这只是它在中原王朝流传的第一个阶段而已，更为繁荣的第二阶段正是回鹘人带来的。
安史乱时，回鹘牟羽可汗于肃宗宝应元年（762）率援兵入唐讨伐史朝义，收复洛阳，在那里他遇见了几位摩尼师并于次年（763）将他们带回了一直信仰萨满的漠北回鹘国。这些摩尼师经过几天的辩论，终于战胜萨满教而成为了回鹘的国教。此事已从《九姓回鹘可汗碑》上得到了证实。
摩尼教何时传入回鹘的，还难以确定。对此学界有几种推测，一种认为763年“就是摩尼教传入回鹘地区开始。”[22]如沙畹、伯希和和克林凯特等；一种认为“回鹘在763年之前不仅可能已接触了摩尼教，而且也可能接触了流行于汉族的其他宗教。”[23]如羽田亨、刘义棠和林悟殊等。陈垣先生认为“摩尼教之入回鹘，与入中国，其时代相去不远。”[24]语义模糊——他曾主张该教于延载元年（694）始入华，那么694年与763年是否“相去不远”？研究一种宗教的流传情况应该和当时社会背景相联系。回鹘一直是一个信仰萨满教的漠北游牧民族，“萨满教，严格言之，并不能称之为教，乃极其原始之自然灵力崇拜而已。”[25]它的原始教义与当时回鹘社会的生活方式、统治手段正好相符，因而到763年时萨满已经在回鹘根深蒂固。如果仅仅是由于摩尼僧们“才高海岳，辩若悬河”使得回鹘可汗立刻下决心“悔前非”、“事正教”，同时回鹘也成为了“蔬饭之乡”、“劝善之国”，似乎太过神奇！而且，即使可汗果然“心灵如有所失，忐忑不安”，“跪在选民之前，乞求宽宥了他的罪恶”，皈依摩尼教，那些萨满教徒又如何会轻易罢休？何况“事实上萨满教在摩尼教传入回鹘后并未立即消失，萨满依然受到群众甚至达干们的尊敬和崇信。”[26]由此可以看到，摩尼之国教地位并非旦夕之间便能树立，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段艰苦的斗争。南北朝至隋唐，回鹘已直接或间接与中亚接触，回鹘在763年以前接触摩尼教是有可能的[27]。该教在这之前已传入回纥可以立为一说[28]。甚至还有将摩尼教入回鹘的上限定在5世纪上半期[29]。不过，我们认为在763之前，通过那些频繁往来于中西世界间的粟特人，回纥民间应该已有一定的摩尼信仰基础。这和前面研究它入唐时间的思路其实应该是相同的。
那么，回鹘为何最终决定放弃萨满而改宗摩尼呢？林悟殊认为：“牟羽可汗选择摩尼教而不选择其他宗教为国教，主要是由于回鹘助唐平乱后，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因而在宗教信仰上不得不受到信奉摩尼教的粟特人左右。”而且回鹘的封建化也要求一个较为完善的宗教来加强政治统治。[30]杨圣敏以为除了经济和政治原因之外，当回鹘从“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完全转化为阶级社会的国家时”，“天神崇拜的萨满教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31]所以，“包含了一整套阶级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和不同阶级的行为规范”的摩尼教顺理成章地成了回鹘国教。从当时的回鹘社会来看，粟特人已经占据了上层地位，为了更好地控制和巩固所取得的权利，他们势必要将其生活习俗、文化思想灌输到回鹘人中间，其中摩尼教的输入就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应该说粟特人的扶植也使得该教在回鹘的兴盛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回鹘人的改宗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首先，摩尼教徒们为了译经“创造了一种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它使回鹘人在西域诸民族中荣享卓越书记官的美名。”[32]更为重要是，“此时回鹘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由畜牧而逐渐增加农业，由不定居而转向半定居”，摩尼僧还常和可汗议政。[33]艾尚连除了提出摩尼僧们在回鹘的重要政治地位以外，还认为在经济方面，他们“和‘九姓胡’帮助回鹘贵族经商求利，地位也很重要”。[34]而且，在与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回鹘人也学到了经商的本领，成了商贸活动中的一支积极力量[35]。此外，粟特人还得以参预军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艾尚连将史料里回鹘军队中占卜军情的“巫师”认作摩尼僧或许欠缺考虑。[36]关于摩尼僧是否经商至今还无定论。张国杰认为摩尼僧在议政、出使入贡、和亲、经商所谓“回鹘社会中的四件大事”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37]甚至有人进一步将摩尼教理解为“一种集宗教商业于一身的宗教”。[38]显然，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有些学者认为摩尼教的流行和摩尼僧的掌权使回鹘社会加速衰落，这显然是不客观的，虽然摩尼僧和九姓胡的跋扈张扬可能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但不应过分夸大他们所起的消极作用。分析当时的回鹘就可以看到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普通民众的贫困都预示着它840年的最终衰亡。
此后，漠北摩尼教的势力重新延伸到唐朝境内，该教寺院也陆续出现在中原许多地方。《佛祖统记》卷四十一载：大历三年（768），“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大历六年（771），“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这之后，暂无摩尼教之相关记载，直到元和二年（807），《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从此，直至漠北回鹘灭亡的840年，其入华使者中频繁出现有摩尼僧人。
四 高昌回鹘摩尼教研究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亡于黠戛斯。西迁高昌后的回鹘部族依然奉摩尼教为国教。“公元九至十二世纪的高昌回鹘，是世界摩尼教的实际中心。”[39]
摩尼教初传高昌一般都认为是在840年之后。克林凯特曾根据一个由帕提亚语/突厥语书写的小残片作出一个较为大胆的推测。他认为可能早在665年，摩尼教就从中原传至吐鲁番地区[40]。安部健夫认为，怀信可汗时代（795—808年）高昌就已成为摩尼教的根据地[41]。荣新江从考古、文献和历史学多个角度展开论证，认为803年漠北回鹘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团立稳脚跟，并渐渐广泛传播[42]。有学者认为该教出现在西域的时间要早于此：“摩尼教与天山之间稳定关系的建立大致就在8世纪中叶。在光明使者诞生后的第546年，即762/3年，焉耆一座庙中的粟特人就开始抄写《摩尼教赞美诗》。”[43]
高昌回鹘摩尼教的封建化问题也是学者研究较多的，它的封建化是毫无疑问的，但封建化程度如何争论就比较大了，主要是围绕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寺院文书而展开。该文书照片由黄文弼先生发表在《吐鲁番考古记》中，耿世民先生将之全文转写并译成汉语[44]。刘南强通过对该寺院文书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分析，认为当时的摩尼僧已经背离或放松了苦行主义，他们饮酒、饲养家畜、役使奴婢并且严格等级制度，“积极卷入了回鹘王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45]林悟殊表示赞同，他认为摩尼教“在政治上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在经济上也加入了封建剥削阶级的行列，其宗教本身必然也要相应地封建化”。僧侣们“放松或忽视原始摩尼教苦行主义的原则，乃是其封建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他还提出摩尼僧“势必也要在经典上修改了古训”，这样对出土文书的识别就成为一项必要的工作。[46]他还认为寺院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经济，役用缴纳劳役地租的农奴。孙振玉则认为“对于摩尼教教义的某些基本精神……（僧侣们）有坚持，亦有放弃，似坚持者多，放弃者少，或在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上是坚持。对此，不应过分夸大它对原始摩尼教义的背离。”[47]孙振玉文中还对耿世民的翻译提出了修改建议，分析了寺院的两级组织机构、高昌地区摩尼寺院数量，他将寺院经济看作是一种靠官府和社会施舍、且与商业市场有联系的经济形式，将寺院中工役视为出于超经济原因为不得不服务的人，并且还提醒学者们对于摩尼僧是否参加农业劳动这个问题应该慎下结论。针对上述一些文章，杨富学、牛汝极提出了一些细节性的反驳意见，他们认为耿和孙的译文都存在着问题，而且高昌摩尼寺有三座，不是孙文说的两座。文书中的“课布”一词是指“吐鲁番、哈密更地所产的一种可用以制作衣服的亚麻布，而不是‘偿付地租的布品单位’（刘南强语），更不是什么‘葡萄酒的计量单位’（孙振玉语）。”[48]但对于整个寺院的经济和劳役形式没有更多的论述。
从出土文书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寺院的种植经济、严格的等级还是工役的使用都证明高昌回鹘的摩尼教已经有很深的封建化烙印了。这种封建化显然是受当时社会的影响，高昌回鹘在中原封建文化和周围众多绿洲国家的带动下，改变了原来的生活和社会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摩尼教为了保持宗教地位必然也要适时地、相应地封建化。孙振玉认为摩尼僧仍坚持的某些教义从宗教角度来看已经是最为基本的了，倘若摩尼僧们连这些也放弃的话，那无异于“亡教”。所以，应该承认此时的摩尼教早已背离原始教义很远了。
对高昌回鹘境内摩尼寺院、洞窟遗址的研究是另一个热点。除了高昌城中的K和α摩尼寺遗址之外，吐鲁番地区应该还有为数不少的摩尼教洞窟。1909年，奥登堡率领的俄国考察队在柏孜克里克辨认出一个摩尼教洞窟，即柏孜克里克38号窟（采新编号，以下皆同）的初建窟。到30年代，J. Hackin将柏孜克里克27号窟的初建窟定性为摩尼教石窟[49]。80年代，森安孝夫在柏孜克里克还发现了两个摩尼教洞窟，第35窟的初建窟和曾经出土过摩尼教文书的2号窟[50]。此后，晁华山在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和胜金口三处进行实地考察，认为其中还有30多个摩尼教石窟和不少于30个有待进一步确认者[51]。不过，对晁氏的论断学术界颇有争议。如对于胜金口寺院遗址，柳洪亮就提出异议。他认为北寺是建于唐西州时期（640年—9世纪中叶）的一种类似于“影窟”的佛教洞窟[52]。贾应逸则认为，吐峪沟中区洞窟里的“日月星辰图”风格明显不属摩尼教体系[53]，而“阴阳人图”也属于小乘佛教传统中的“白骨观”，并非象征着摩尼教的明暗二宗[54]。按已知的考古发现，胜金口、吐峪沟或柏孜克里克定有数座摩尼寺的存在，但对于它们的定性尚需更深入、谨慎的研究。
至于该教何时消失于高昌回鹘，目前并无定论。但宗德曼曾指出，11世纪前后的摩尼教已开始显现衰弱的迹象，其发展中心可能从高昌都城迁移到了吐峪沟[55]。陈俊谋认为最后消亡的时间在11世纪左右；林悟殊认为它和佛教并行了几百年，一直到14世纪绝迹；克林凯特的观点是13世纪时回鹘仍有该教，而巴尔托里德在《蒙古时代的突厥斯坦》中则提到该教在13世纪的回鹘社会已经不存在了。[56]羽田亨也认为“必在公元十三世纪起，摩尼教始不盛行于回鹘部族中，自可信也。”对此，刘义棠表示赞同。[57]它的衰亡有些人认为是由于10世纪左右回鹘统治者皈依佛教的原因，也有观点认为是由于12世纪末伊斯兰教的渗透才使得回鹘渐次放弃摩尼教的。[58]但在研究其消亡原因的时候，除了其他宗教的排挤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背离教义之后的摩尼教早已含有自身腐败的因素了。
综上所述，通过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唐代的摩尼教研究在20世纪初就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来的研究在前辈学者的成就上有所深化：“把摩尼教入华的时间由唐代推向唐前；明确唐代摩尼教与中亚摩尼教团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回纥与唐代摩尼教的关系。”[59]当然，摩尼教史研究的部分成果来自对吐鲁番出土摩尼教残片的研究。同时，国内外学术界在残片的语言、文字及释义等方面也已取得累累硕果。但囿于篇幅，残片的研究以及唐之后东南摩尼教的研究情况此处从略，拟另撰文详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原始文献、古代语言掌握的程度上存在着一定差距，国外学者的研究远比国内的速度要快，论著出版的数量也多，但“西方摩尼教研究专家大都把精力放在对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上。”[60]因而，中国学者应该在摩尼教汉化研究方面找到和发挥自己的优势，更深一层次地去探究中国摩尼教独特的传播形式和整个发展源流。
[1] H.Jonas， The Gnostic Religion: The Message of the Alien God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2d ed. Boston 1963， p.206.
[2] H. J.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 Gnostic Parables， Hymns&Prayer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3， p.2.
[3]蒋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
[4]沙畹、伯希和撰，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8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43—104页。
[5]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329—397页。
[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150页。
[7]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393页。
[8]林悟殊《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文史》第18辑，1983年，69—81页。
[9]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88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33页。
[10]韩秉芳《传入中国的摩尼教是如何演化为秘密宗教的？》，《宗教.科学.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58—376页。
[11]阎万钧《唐代昭武九姓之宗教的东传》，《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132—140页。
[12]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385页。
[13]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页。
[14]《通典》卷四十。
[15]《僧史略》卷下，《佛祖统记》四一、五四。
[16]《通典》卷四十。
[17]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8页。
[18]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151页。
[19]刘屹《唐开元年间摩尼教命运的转折——以敦煌本〈老子西升化胡经序说〉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为中心》，原拟提交2004年9月泉州国际摩尼教会议，该会议现已因故取消。论文由荣新江先生提供，在此向刘屹及荣新江先生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20]《僧尼拜父母敕》，《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商务印书馆，1959年。
[21] [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中华书局，3848页。该记载末尾之“……其长男吉猎颠”六字，其他学者未见引用，不知是否为衍文？
[22]程溯洛《从〈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看唐代回鹘民族和祖国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20—28页。
[23]林悟殊《摩尼教在回鹘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136—144页。
[24]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
[25]刘义棠《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1975年，436页。
[26]陈俊谋《试论摩尼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37—42页。
[27]张美华《漠北回鹘的摩尼教信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53—57页。
[28]周耀明《从信仰摩尼教看漠北回纥与粟特人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15—22页。
[29]王艳明《摩尼教入回鹘考》，《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102—106页。
[30]林悟殊《摩尼教在回鹘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
[31]杨圣敏《试论回纥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73—79页。
[32]（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264页。
[33]程溯洛《从〈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看唐代回鹘民族和祖国的关系》。
[34]艾尚连《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西北史地》1981年第1期，34—40页。
[35]周耀明《从信仰摩尼教看漠北回纥与粟特人的关系》。
[36]艾尚连《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
[37]张国杰《摩尼教与回鹘》，《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67—75页。
[38]钟进文《甘州回鹘和摩尼教的关系—兼述东西贸易中的宗教因素》，《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13—15页。
[39]林悟殊《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9—16页。
[40] H. J.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 Gnostic Parables， Hymns & Prayers from Central Asia. p.368.
[41]安部健夫著，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156页。
[42]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385页。
[43]赫尔芬著，杨富学译《西伯利亚岩刻所见黠嘎斯摩尼教》，《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322—337页。
[44]参见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497—516页。
[45]刘南强著，林悟殊译《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24—37页。
[46]林悟殊《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
[47]孙振玉《从古文书看高昌回鹘摩尼教—对〈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再研究》，《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21—28页。
[48]杨富学、牛汝极《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释文的几处商榷》，《西北史地》1992年第4期，40—46页。
[49]参见J. Hackin Recherches Archeologiques en Asie Centrale， Paris， 1936。
[50]森安孝夫《ウイゲ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27—28页。
[51]参见晁华山著《火焰山下无名的摩尼古寺》，《文物天地》1992年第5期，26—29页；《初寻高昌摩尼寺的踪迹》，《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84—93页，110页；《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第8期，1993年，1—20页；《大漠掩埋的摩尼教绘画》，《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8页。
[52]柳洪亮《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247页。
[53]贾应逸《新疆吐峪沟石窟佛教壁画泛论》，《佛学研究》第4期，1995年，240—259页。
[54]宫治昭著，李静杰译《阿弥陀净土之观想——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壁画我见》，《佛学研究》第9期，2000年，278—285页。
[55]W.Sundermann， "Completion and Corr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Work by Philological Means: the case of the Turfan Texts"，Histoire et cultes de l’Asie centrale preislamique， Paris 1991， pp.283-288.
[56]刘戈《回鹘摩尼教研究综述》，《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97—104页。
[57]刘义棠《维吾尔研究》。
[58] Samuel N.C.Lieu，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ublished b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24.
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博弈论；会计准则；准则制定
1.博弈论内涵概述
博弈论（GAME THEORY），又名对策论，它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它作为一门理论的出现，以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思坦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问世为标志；此后，经许多博弈论专家学者的发展，使得它已经融入到主流经济学当中，并对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因此，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J.纳什、J.海撒尼、R.泽尔腾三位博弈论专家和经济学家；1995年、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颁发给在博弈论应用领域有所创造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ROBERT LUCAS）和研究信息经济学的莫里斯（JAMESMIRRLEES）及维克里（WILLIAMS VIKREY）。
博弈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经济人假设，强调它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二是个体理性，强调的是有限理性，大凡对博弈论中涉及的非完全且完美类型的博弈论有所了解的人不难发现这个假设前提。博弈论涉及四个基本要素：博弈方、博弈规则、行动策略和支付函数，通过两个基本假设和四个基本要素，博弈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基本范式，在这种分析框架中构建经济行为模型，并考虑各种情况下的信息特征和动态特征，从而成为对行为主题间复杂过程进行建构的最适合的工具。它的信息类型有完全完美信息、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等；它的行动类型有静态和动态两种。不同的信息类型与不同的行动类型结合，使得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更广阔。目前，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已经广泛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主要部分内容，研究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及市场绩效的评价）、信息经济学、讨价还价、拍卖、公共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分析、国际贸易政策、宏观经济决策分析、保险市场、金融市场、企业管理、跨国公司经营等领域。
2.博弈论与会计准则
博弈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后果观。斯蒂芬·泽夫（Stephen Zeff，1978）在其早期论文《‘经济后果’的产生》中给出了一个至今仍然适用的概念。他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该定义的实质是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实际决策，而非仅仅反映决策结果。泽夫引用了几个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试图影响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其前身会计程序委员会制定会计准则。经济后果观认为，“不论有效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如果会计政策无关紧要，会计政策的选择只严格存在于准则制定机构和使准则得到落实的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之间。如果只有这两方参与，建立在成本和收入配比、实现原则和稳健主义等众所周知的概念基础上的传统会计模式将会得到应用。但是实务中，往往并不是这样，总是会遇到其他方的一些干涉，比如企业管理层或者政府机关等，而与此同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还会针对这些干涉做出一些反应，比如征求意见稿，使不同的参与者能对提议的会计政策变动发表意见。很显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陷入了两难境地。为保持会计人员的可信性，他们需要制定与财务会计模式和该模式下传统的配比概念等相符的会计政策。但是在非理想的环境下，没有理论明确的指明应采用什么会计政策进而获取相应的净收益。这就为各个利益集团参与进来，争取自己偏爱的会计政策打开了大门。经济后果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复杂化，管理当局所偏好的政策可能与向投资者提供最佳信息的政策存在差异，使得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和会计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更具挑战性和趣味性。
在会计领域，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的情况是能够观察得到的，而且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并不完全清楚企业的效用函数和各类战略空间，这就将资本市场双方的经济博弈演化成一种动态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投资者更需要获得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以帮助他们估计预期的价值和投资风险。然而，企业很可能不希望披露投资者想知道的全部信息。这样，企业与投资者之间需要就具体披露什么信息，怎样披露信息签订一项约束性的文件，而这项文件又必须由双方都信任的权威会计机构来制定，所以当今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都是由本国独立的会计专业团体或国家权力机构来制订的。会计准则是各方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会计准则的实施会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无论哪个机构制定都必然引起各方的关注和参与，并试图对准则的制定或修订施加影响，从而使会计准则的制定类似于其他法规、政策的制定，成为各利益集团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3.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博弈
会计信息使用者非常广泛，包括政府、债权者、投资者、企业经营者、供应商等，他们均会从各自利益出发，关注会计信息的披露。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各异，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在会计准则产生过程中的决策也不相同。一般认为，现代企业是一种多元契约关系的联结体。如果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那么各个缔约方拥有排他性的财产所有权是进行交易的前提。广义地理解企业的契约性质，其合约边界遍及股东、债权人、管理者、政府、供应商、顾客等在内的所有利害关系人。而狭义的理解，其边界只涉及企业所有生产要素提供者，企业的生产要素提供者可以分为人力资本提供者和非人力资本提供者。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准则与准则制定，我们可以将准则视为一项主要用来规范和约束企业会计信息加工、提供制度安排，准则制定（制订新准则或修订已有准则）则可以看成是博弈的暂时均衡。虽然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存在差异，但是通过重复博弈，他们的行动逐步演化成一个稳定结果（行动组合少）。博弈参与者可以知道其他参与者的行动的一些浓缩信息，参与者依靠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状态下的行动规则。当他们在反复博弈中获得充分的信息，形成某种共同的信念，使博弈参与者的行动规则趋于一致并成为公认的博弈规则时，那么，也就形成了会计准则，达到了所谓的纳什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状态不会持久，因为随着会计环境的累积变化和不完全信息获取的相对完全性，使得已经制定的《会计准则》未能涵盖所有业务或者不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或者说是有漏洞，便引发新一轮的博弈，其结果又会达到新的纳什均衡状态。可以看到“纳什均衡”点会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境界逼近，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目前，我国的会计制度仍处于博弈的初级阶段，离“纳什均衡”还有一段距离，其主要原因：一是各项制度的制定未能很好体现所有局中人的利益，而基本上是从政府利益出发，从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二是社会的监督制约不力，注册会计师作为博弈中的“裁判”，其作用未能得以真正发挥，从而难以体现博弈中公正的原则。三是激励与惩罚机制不健全，对制假造假的会计与经营人员未进行有力地惩处，从而阻碍了博弈的有效进行。
4.准则实施后完善时的博弈
美国曾一度认为其制定的会计准则是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有着权威性的决定权。但是安然事件的发生使一切既定的理念都发生了变化。美国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国500强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富创新能力”的公司，连续六年排名居于微软、英特尔这些大公司之前。这是一个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尊重的超级公司，但是为什么它的破产会来的那么突然而使投资者完全不知情呢？如果准则制定的很完善，考虑到了投资者等相关各方的利益，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者开始思考自身的问题。其实，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技术等无形资产在各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大部分自创无形资产，由于会计准则滞后而得不到在表内确认，对已确认的无形资产，其计量的准确性也没有客观标准，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对此无明确规定，为企业提供了财务造假的机会。所以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完善也是个重要的方面。
我国的会计准则从制定与颁布的模式来看仍属于政府行为，没有经历一个多重博弈的过程。所以政府要转变观念，通过会计准则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进一步修订会计准则，以使各种利益得到更好的兼容，最终达到较为理想的纳什均衡状态。为此应注意几个问题：（1）准则制定过程应更具公开性和充分参与性，这样才能保证各博弈方广泛参与其中，加强博弈各方的信息交流，使新准则能较好地满足各方的利益。（2）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公正立场，便于为博弈各方提出不偏不倚的意见稿。（3）广开言路，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使会计准则欠佳的地方得到及时的修正。（4）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惩恶亦能扬善，确保有一个良好的会计环境，使会计准则得以很好地执行。
5.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完善
评价《会计准则》完善的标准，一方面，要使博弈双方的信息公开。对会计博弈双方而言，公开其信息，让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其间，不仅可以减少“欺诈”、“偷窃”等市场交易费用，而且是会计秩序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使《会计准则》公平（或公认）。用博弈活动来阐述准则的制定过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准则制定中会遇到的问题：即准则的制定过程不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博弈过程。这样，准则制定机构在制定与实施新准则时，一定要关注其对投资人和企业管理者，包括政府等各方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只有几方都接受新准则，才能确保准则顺利实施。
（1）对准则制定机制、人员构成的改革。无论IASB、FASB还是我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尽管准则制定人员的构成形式多种多样，但其人员构成都具有专业性、代表性。制定人员的专业性，是由会计准则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决定的。会计准则的科学性是会计理论科学性的自然延伸。制定人员的代表性，是由会计准则的桥梁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会计准则客观上涉及各方利害关系决定的。
据笔者的了解，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似乎缺少各类颇富实际经验的各方面技术咨询专家。为此，建议会计司可以设立一个兼职的会计准则专家咨询组。专家咨询小组人员的构成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学术界、企业界、证券交易所、政府、财务分析师等与准则的研究和运用相关的重要部门都应该有所考虑，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阶段应该首先在这些专家中展开，使他们能够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及时发表有价值和负责任的意见，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普适性。此外，将制定具体准则的各项目小组纳入统一的团队中，以促进他们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增强具体准则之间的协调性以及适当增强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等。这些都是完善准则制定机制、人员构成的重要措施。
（2）加强会计准则制定部门的独立性。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历史上，曾先后有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负责。前两个机构因独立性不够而遭受很多批评，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在形势和实质上独立性都得到很大提高。首先，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由财务基金会任命，是专职的、有报酬的。其次，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资金来自于财务会计基金会，不依赖于外界资金的资助。在我国，由于缺乏强大的外部投资人，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得不依赖于政府2001年国际会计部门，其独立性有待加强。计准则委员会进行了战略性改组，改组后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设有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和解释委员会四个机构。其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是制定会计准则的核心部门，全权负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制定。
（3）会计准则制定与利益相关者。会计利益性决定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将影响众多相关者利益。利益相关者，有财政、税务、银行、投资者等，也有管理层、职工、客户等，又可以细分为专业技术者和非专业技术者，前者有能力使用遵循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信息，后者则无。从目前来看，制定会计准则实际倾向于决策有用观，即极力为企业外部投资者服务，满足其利益。然而，外部投资者可以细分为专业技术者和非专业技术者，后者没有能力、甚至不需要使用会计信息，而且不占少数。过度考虑这部分相关者利益而制定会计准则，势必导致不经济。同时，应该承认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也需要符合他们要求的会计准则，这符合经管责任观。在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难分伯仲情况下，制定会计准则的最终用户是多元的，需求呈多样性，应该艺术地兼顾各方利益，在科学性的前提下以公平为第一要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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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钟高，韩立军.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复杂的博弈分析[J].财会通讯，2005（10）.
[3]孙广毅.博弈论及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8）.
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
1引言
随着我国在医疗领域逐年增加的各项综合性的投入，医院的基建工作也迅速发展起来。医院档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医院的基建档案，所以为了医疗服务更好地创新，并满足医疗改革的要求，对于基建档案工作的建设就需要大型医院投入大量的资源，并利用科学信息化技术进行管理，对于大型医院基建档案信息资源的运用要进行加强。因此，本文就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进行思考分析，进而对于大型医院基建工作的质量进行提高。
2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的概念及特点
2.1概念
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基建工程档案，这也是基建工程项目的记录以及法律的凭证，同时更是单位档案中的组成部分之一[1]。大型医院在基础建设的工作领域内的信息资源的集合体就是所谓的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在如今我国信息化技术以及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期，对大型医院的工作进行信息化、创新化以及数据化改革已经成为了一种新趋势。而对于大型医院基建档案的管理工作来说，就是指利用档案管理系统、计算机及网络终端等，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人员对于医院的基建档案进行技术性管理的一种新的形式。
2.2特点
2.2.1情况复杂，部门多
在医院的基建档案工程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档案整理和收集需要与多个部门合作，同时涉及到的人员也非常多，所以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不同人员和部门之间的档案业务水平以及档案意识都存在着差异，这样就是使得收集的基建档案发生材料缺失以及不完整的情况[2]。
2.2.2工程工期长
基建工程档案和其他的档案业务不同的地方在于，从提出基建工程方案，到工程的立项、勘查、施工及验收等，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资料都是属于档案要进行收集的内容和对象，所以整个工程的工期长，对其管理的难度比较大。
2.2.3专业性较强
对于大型医院来说，基建工程档案会涉及到工程、规划以及设计等很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并且还要使用很多的专业术语，对于档案材料来说，不仅有设计的图纸，还有承包方投保书、预算的资金分析报表以及合同签订书等。如果从事基建档案整理以及收集的人员没有进行专业的培训和训练，这样就很难熟练掌握工程的各个程序，在进行档案的整理和收集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发生错误，进而使得一些重要的资料发生丢失，造成不能挽回的损失[3]。
3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
3.1与时代的发展需求相适应
档案管理领域在信息时展当中的重要体现就是大型医院基建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要想适应时展的需求就必须要对医院的基建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工作进行积极的推进，政府也可以制定相关的政策，使得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转向电子管理模式。
3.2满足现实需求
传统的档案管理中，采取的是纸质的档案，这样的管理模式会占据许多的储存空间，并且对于基建档案的利用、信息梳理以及管理等方面来说都是不利的。而进行了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之后，对于这些数据信息资料就可以直接储存在硬盘或者光盘中，并且还可以和云储存以及云计算等技术进行结合，将进行了科学信息化管理的基建工程档案储存在专用的数据库或者局域网内[4]。这样就可以使得档案的存储空间极大地减少，对于纸质的档案来说，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并且有利于基建工程档案的后期查找。
3.3提高服务水平
利用档案工作就是档案存在的价值，对于大型医院的基建档案来说亦是如此。对于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之后，对于基建工程档案所有信息的搜索、储存以及查找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的管理来进行，并且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所需要的档案资料的查找，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院基建工程建设的效率，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基建工程资料的快速收集，进而使得投入的财力、人力以及物力减少，提高医院的服务以及科学化水平。
4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4.1信息技术应用问题
对于大型医院的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来说，这是一项宏观的工程，这个工程里不仅有通过档案管理系统以及计算机对医院的基建工程档案进行的管理，还含有利用云技术、区域链、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技术等进行的多元基建工程档案的管理[5]。就现在信息技术的运用领域来说，对于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层次不够深入，这也成为了对医院基建工程档案进行科学信息化管理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进行医院的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时候，部分大型医院的管理人员只是使用档案管理系统来进行管理，这虽然可以使管理效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提升，但是却不能将信息资源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使得医院基建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的科学性以及技术性很难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信息化技术还有互联网技术来说，一些大型医院的管理人员并没有对其进行融合，所以对于信息资源的整理、收集以及归档等就不能高质量的完成，对于大型医院基建工程工作的后期开展就会造成影响。
4.2工作人员素质问题
虽然很多大型医院在办公自动化的背景之下，都组织了很多和信息技术有关的培训活动，但有一些大型医院的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人员只是掌握了最基础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对于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机制以及模式并没有进行创新[6]，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2.1缺少专业知识
对于专业知识的缺少使得一些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人员对于档案的目录编制还有数据化的处理工作的质量以及效率并不高，所以无法对于医院基建工程档案进行大范围的目录编制以及数据化处理。
4.2.2信息化技术了解不足
因为对于信息技术缺少相关的了解和熟悉，所以使得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的科学信息化管理工作缺少创新。同时，有一些大型医院进行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工作时，只是单纯参考其他单位或者医院的模式进行，不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符合自身要求的工作模式设计。
4.2.3新老员工交替
目前，一些大型医院的基建工程档案管理方面出现了年龄断层的问题，一些有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经验的老员工退休以后，新的员工对于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经验缺乏，对于科学信息化管理的环境不能够快速的适应，这对于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工作来说，不利于其长远的发展[7]。
5提高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的策略
5.1加强信息化技术应用
为了更好挖掘医院基建工程档案中的信息资源，并且对基建工程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使用，大型医院必须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的一站式服务和管理，延长医院基建工程档案保管的时限，并做好备份工作，对于档案要进行规范安全的管理，满足医院基础建设的需要。同时，要实现医院基建工程信息资源的互通互联，对于基建工程信息资源的流通环节减少，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重复劳动。
5.2加强人员培训
对于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人员来说，大型医院应该尽可能为其提供学习、交流以及培训的精准、广阔的平台，使得管理人员不仅可以对于像计算机这样的软硬件设施进行熟练的运用，还可以对于档案管理系统以及数字信息技术进行熟练的掌握，进而为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大型医院可以邀请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在医院进行相关方面的讲座，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还可以组织与其他医院之间的合作和沟通，拓宽管理人员的工作思路[8]。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做好新老接替的工作，避免年龄断层的问题出现，依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及时引进人才，并且采用老带新的办法，对于新入职的员工来说，这样可以快速提高其工作技能，进而提升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的质量。
6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就是医疗服务，并且在人们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医疗系统的不断建设，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的管理工作的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所以对于大型医院来说，就需要对基建工程档案管理的模式及技术等进行不断的创新，实现大型医院基建工程档案科学信息化管理，重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以保证管理的质量，进而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使大型医院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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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亚琦.对医院基建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几点思考[J].兰台内外，2019(13)：7-8.
[3]曲文，汤琦.基于BIM的医院基建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思考与探讨[J].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2020，21(6)：98-100.
[4]雷宏敏.浅析医院基建档案特点和管理[J].健康导报：理论周刊，2014(3)：30.
[5]康红岩.医院基建档案科学化管理的几点措施[J].办公室业务，2017(10)：68.
[6]钟金顺.浅谈医院基建档案的管理[J].中华现代医院管理杂志，2008，6(3)：44-46.
[7]陈雷.关于医院基建档案管理工作的思考[C]//决策论坛：经营管理决策的应用与分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16：244.
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环境；自组织；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086-06
一、引 言
以系统科学的视角分析内部控制的演进，内部控制是沿着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的[1]：一条线索是源于企业内在需求的“自组织”的发展；另一条线索是源于社会监管需要的“他组织”的发展。然而，目前内部控制演进的两种线索却出现了发展失衡的情况。一方面，在外部监管的推动下，内部控制以内部牵制为起点，经历了内部控制制度阶段、内部控制结构阶段进入到整合框架阶段，内部控制的监管理论和手段逐步完善；另一方面，企业对各项内部控制规范的反应比较消极，外部监管效率和内部管理效率普遍不高。尤其在《萨班斯法案》出台后，更加突出的矛盾表现为政策与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递增，而其制度收益却递减。外部监管的强势推动没有能够带动企业内在需求的同步提高。企业自身推进内部控制的动力不足，导致将内部控制过多地局限在财务报告领域，并且执行效果欠佳。
突破内部控制发展瓶颈的关键在于加强企业内在发展动力，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自组织发展。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所有控制要素的基础，由多个构成因素整合而成，其中的每一个控制环境因素都是独立的企业管理制度，能够对内部控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内部控制环境的要素构成、结构特点和运行机制决定了其成为内部控制内生动力源泉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内部控制环境的自组织状态是内部控制自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因。
Singleton[2]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环境是为了能够建立充分、相应的政策，结合有效的监督和报告系统以确保管理者的目标实现。Susan 和 Joseph[3]的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控制环境能够对其他内部控制要素起到支持和加强的作用，并且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甚至打破他们原有的工作底线。而薄弱的控制环境可能导致其他控制活动和控制手段失效，导致员工无视工作程序，结果会增加舞弊的可能性。
刘瑞文[4]指出内部控制环境问题是我国多数企业内部控制失效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内部控制环境主要关乎内部控制构建和实施的“态度”问题，对有效性的影响来自治理结构问题与观念和意识问题两个关键的控制环境因素。李心合[5]指出，企业内部环境与内部控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实际上是完善的内部环境的体现。反过来，内部控制的创新和深化也将促进内部控制环境的完善。杨瑞平[6]等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内部控制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
内部控制环境的研究成果加强了人们对控制环境作用的认识，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侧重单一环境因素的作用，忽视因素间耦合作用。（2）对整体控制环境的研究缺乏专门、系统的理论支持，零散、片面，不成体系。（3）内部控制环境管理处于被动状态，缺乏自身创新能力。本文尝试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关注内部控制环境的内生动力和整体组织能力，建立高效的内部控制环境管理机制。
二、自组织理论为内部控制环境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自组织理论是研究自组织现象、规律学说的一种集合，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一种有序结构演变至另一种有序结构。
哈肯[7]从自组织产生的动力出发，认为如果一个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吴彤[8]在哈肯的基础上，从事物本身如何组织起来的方式把组织划分为“自组织”与“他组织”。认为他组织是指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存在外界的特定干预，其结构和功能是外界加给系统的，而外界也以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范阳东[9]认为，自组织作为一个过程演化的概念时，它包含了三个过程：一是从非组织到组织，即从混沌到有序，它意味着组织的起源；二是由组织程度低到组织程度高的过程，即组织层次上升跃迁的过程，是有序程度得到提升的过程；三是在相同层次上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依存。自组织与他组织并不能完全割裂，它们共存于一个组织系统中。
三、内部控制环境是具有特定结构的复杂系统
1. 控制环境构成因素的确定
借鉴COSO报告[10-11]，
根据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规定[12]，笔者认为内部控制环境包括八个构成因素：发展战略、治理层的监督与指导、组织结构、权责分配、员工的胜任能力、组织和开发其员工的方式、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风格和员工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这八个要素可以归纳为四类：发展战略、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
2.控制环境构成因素的异质性分析
管理组织理论的发展趋势逐渐由理性的科学管理即“硬”管理向非理性的人文管理即“软”管理转变，管理思想的转变为控制手段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帕斯卡尔和阿索斯[13]提出“7S”模型，即结构、战略、制度、技能、员工、最高目标和作风。其中结构、战略和制度称之为“硬三角”，而技能、员工、最高目标和作风是“软性的”。
笔者认为控制环境构成因素也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可分为硬因素和软因素两类，并形成不同的控制环境因素体系。
（1）控制环境硬因素体系在组织层面为内部控制构建了一个制度平台。
COSO报告[10]指出，控制环境是其他所有构成要素的基础，为内部控制提供了秩序和结构，这里强调的就是控制环境硬因素的作用。内部控制环境硬因素为内部控制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在组织层面为内部控制构建了一个制度平台。控制环境硬因素包括发展战略、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可细划为发展战略、治理层的监督与指导、组织结构、权责分配、员工的胜任能力、组织和开发其员工的方式六个子因素。这六个子因素在组织中均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存在，可以通过组织理论进行很好的诠释。控制环境硬因素的管理目标是以战略为导向，实现制度层面上的自组织。
（2）控制环境软因素体系形成企业的文化氛围。
COSO报告[10]指出内部控制环境设定了一个组织的基调，我国《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12]指出控制环境支配着企业全体员工的内部控制意识，这些规定都阐述了控制环境软因素的作用。控制环境软因素可以概括为企业文化，可细化为治理层责任、管理层的管理理念和经营风格、员工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等构成因素。控制环境软因素在组织中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存在，为企业设定了一种文化氛围，引导员工的内部控制意识。控制环境软因素管理的目标是建立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实现文化层面上的自组织。
3.控制环境构成因素的双重属性分析
（1）发展战略的双重属性形成对内部控制环境的统领作用。
发展战略作为正式的管理制度，具备成熟的战略管理理论，体现出控制环境硬因素的特征，战略管理分为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战略控制四个阶段。战略作为控制环境硬因素体系的核心，对其他控制环境因素如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同时，发展战略又表现出控制环境软因素的特征。首先，战略是一种精神产品，是企业家个人的思维过程。不同的战略管理流派都指出战略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特殊的、组织未来的一种愿景，不仅涉及人类意识中最复杂、最细微的内容，也涉及人类的潜意识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其次，战略的软因素属性在控制环境中体现为战略领导意识。托马斯[14]指出战略领导意识是指为保证战略的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的目标，高层管理人员必须对企业内外环境信息、战略实施基本问题、实施过程行为控制等方面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较强的洞察力。战略领导意识为控制环境提供了指导思想与行动框架。
（2）人的双重属性为控制环境提供了创新的保障。
人既是内部控制的主体，又是内部控制的客体，还是所有控制环境构成因素的载体。人由物质和精神两部分属性组成。人的物质属性形成人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是人力资源政策的核心，属于控制环境硬因素体系。人的精神属性表现为道德品质和职业素质，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治理层责任、管理层观念、员工诚信与价值观都发挥着重要的软控制的作用。
4.控制环境自组织机制产生的动力分析
由内部控制环境构成因素的异质性和双重属性，可知内部控制环境是一个复杂系统，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更进一步可以推导出提高内部控制环境有效性的两条路径：单因素优化和多因素之间的耦合作用，而这两条途径恰好反映了控制环境构成因素之间的竞争与协同。根据自组织理论，如果把竞争看做是促进原来系统分解的开始与动因，那协同则发挥着整合而形成新系统的过程。因此，单因素优化和多因素耦合正是内部控制环境自组织行为过程中最基本的双重驱动力。
四、单因素优化体现控制环境因素之间的竞争
竞争是系统论的基本概念，任何整体都是以其要素间的竞争为基础，而且以“部分间的竞争”为先决条件。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协同的基本前提与条件，是系统演化的动力。
1.发展战略是控制环境理论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
内部控制理论、管理控制理论、控制环境理论与战略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推动。战略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动关系，战略决策理论的管理思想注重企业外部大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企业经营的决定作用，认为企业战略的基点是适应环境，实施战略需要组织结构的变化与适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对COSO报告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战略管理理论相吻合，《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突破了惯用的内部控制的程序政策论等静态概念的界定，指出内部控制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为了保证战略实施有效，COSO报告开始加强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并于2004年《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新增战略目标为最高目标，战略化的集中控制能力成为评价内部控制系统强弱的重要标准，由此可见，发展战略在内部控制理论和控制环境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2. 将内部控制上升到公司治理层面是控制环境自组织的一个重要前提
公司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构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作为控制环境构成因素的公司治理，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主要来自治理层对自身内部控制责任的认识和行动，所以是狭义的公司治理，可以将其明确为治理层的监督与指导。
公司治理结构是股份制公司的基石，也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基础。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把握企业内部控制的正确航向，落实内部控制的实施，为企业所有者创造更多的价值。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高级管理层的基调，是内部控制实施的制度环境。要彻底改变内部控制目前的控制盲控区和弱控区[15]，必须将内部控制上升到公司治理的层面，这也是内部控制环境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
3.组织结构是控制环境运行的依据
组织结构既是内部控制的环境，又是内部控制的手段，实施内部控制需要以组织结构为载体，组织结构是内部控制得以实施的直接组织依托。同时，组织结构设置需要体现内部控制思想。从简单组织结构，到层级制组织结构，再到新型组织结构的变迁，是组织结构适应内部控制实现方式变化的表现。传统组织主要通过等级、权力和指令等方式进行控制，是他组织。被动的、等级制的组织已经走向终结，自我管理和引导式管理才是未来组织的发展方向。以学习型组织为代表的新型组织结构，在管理体制上通常是扁平式的柔性管理模式，表现出自主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等特征，是一种典型的自组织管理模式。
4.人力资源系统影响其他控制环境构成因素的设计和执行
企业中的所有成员既是内部控制的实施客体（作用对象），又是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执行者），因而组织成员对内部控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尤其重要。人力资源作为控制环境因素包括员工的能力和素质以及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
员工的能力和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控制环境构成因素。企业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决定战略制定的科学性，决定对内部控制监督与指导责任的履行，决定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经营风格。员工的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内部控制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影响企业文化被理解与接受的程度。
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是企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依据，是企业员工能力和素质获得与提高的重要保障。若企业所有的人力资源政策（尤其是聘用、培训、业绩管理、提升、报酬等）都强调内部控制是所有员工的职责，那么内部控制的执行就会成为员工的“自觉”行动。若不能通过企业人力资源政策的各个环节予以体现和加强，内部控制就只能停留在理论或概念层面，而对员工工作中的行为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
5.管理层观念决定控制环境的氛围
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内部控制环境以及整个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是否合理、运行是否有效。管理层观念是企业管理层指导内部控制的思维根源，是企业行为规范和员工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因此，管理层观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企业文化的形成首先是来自于高层的管理理念，来自于管理理念与社会文化、个体目标的沟通与配合，并逐渐成为组织中主流共识的价值体系和行为体系。积极的管理层观念推动内部控制环境自组织机制的形成。
6. 员工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影响内部控制文化的稳定性
员工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形成员工的责任心，即从“主观”上愿意履行对本职工作所做的承诺，具有责任心的员工更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责任心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内部控制”型人格特征，最终实现“自我控制”的组织目标。
从结构阶段开始，员工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便成为内部控制关注的内容之一。如果员工缺乏应有的诚信及职业道德，那么就可能无视内部控制制度，导致内部控制失效。员工的诚信和职业道德既与其本身的特质有关，也与企业的奖惩制度和管理氛围等有关，良好的控制环境基础能够矫正员工的价值观，进而巩固和发展企业文化。
五、多因素耦合作用体现控制环境因素之间的协同
协同是指系统中诸多子系统相互协调的、合作的或同步的联合作用与集体行为。协同是系统整体性、相关性的内在表现。
根据系统科学理论，内部控制环境不仅表现为各构成因素的多样性、异质性和双重属性，还具有软、硬因素体系所不具有的、通过构成因素之间耦合作用形成的整体特性。控制环境构成因素的异质性和双重属性为控制环境的耦合提供了作用基础，软、硬因素体系内部以及软、硬因素体系之间都存在着高度耦合。
1. 控制环境硬因素体系内的耦合作用形成制度层面上的自组织
发展战略在控制环境硬因素体系内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内部控制可以通过合理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分工等方式来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公司治理是企业管理体系的最高层次，是主要的战略管理主体。一般来说，战略对公司治理的决定关系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公司治理结构要与战略相匹配，如设置战略管理委员会，从高层组织机构上为战略提供保障。第二，治理主体的观念和行为要和战略相匹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将内部控制提升到治理层面的目标。
组织结构的设置要以战略为导向，确保组织结构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使组织在开放的环境中发展演化，推动企业从传统的组织模式向新型组织模式的成功转变。郑石桥[16]认为战略对组织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企业在不同的战略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组织；企业不同的产业组合需要不同的组织；企业不同的战略态势需要不同的组织。
人力资源建设以战略的需要为出发点，制定人员的选聘、培养、评价、激励机制，注重企业长远发展而非短期利益，既为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又为企业储备丰富的战略型人才。
控制环境硬因素是组织理论相关内容的缩影，经济发展、组织演化和内部控制环境之间存在多路径反映和相互影响。根据组织管理理论，组织本身就能产生自发的控制行为。控制环境硬因素体系内的耦合作用，为控制环境的自组织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
2. 控制环境软因素体系内的耦合作用形成文化层面上的自组织
内部控制环境的软因素体系包括自上而下的三个层次，依次是治理层责任、管理层观念和员工价值观，这三个层次都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紧密链接与互动，形成不同的管理情境，推动企业内部控制文化的形成。
治理层责任决定了控制环境的风格及其演化，董事会下设的各类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战略管理委员会能否设立及作用发挥的效果，都与治理层责任有关。
治理层的恪尽职守带动管理层树立积极、健康的管理理念。管理层观念代表了管理层对待经营风险的态度、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管理层观念指导员工的行为方式，使其朝着企业的基本信念努力，产生实现目标的动力。管理层清楚、准确地表述自己的内部控制政策能够积极推动组织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环境。
管理层观念左右着企业的员工价值观的取向。然而，企业家精神和管理层观念只有得到员工的支持和认可，才能正向强化员工的诚信和职业道德，促进员工自愿接受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和控制，自觉地对个体行为进行引导，最终成为内部控制文化的忠实追随者。
控制环境软因素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于组织凝聚力的培养、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组织成员实现自我管理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3. 软硬因素体系之间的耦合作用形成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控制环境
内部控制环境单个构成因素越独立、对内部控制的影响越强，组合在一起构成的控制环境就越复杂。每个控制环境构成因素除了属性不同之外，稳定性也存在差异。比如，治理结构相对稳定，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确定；组织结构需要配合战略的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跟随经营周期的变化；而企业文化则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内部引导和外部渗透共同形成的，由日常的量变发展为质变。多个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叠加、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相互磨合、相互适应。
程新生[17]认为单独的正式控制系统和非正式控制系统都有其缺陷：过度的正式控制，由于其刚性会导致过高的契约成本；非正式控制是一种柔性控制，容易流于形式，控制效果不容易度量。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结合起来，能够在刚性和柔性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
战略不仅对控制环境硬因素体系具有统领作用，也是整个控制环境的核心构成因素。发展战略对内部控制具有根本导向和基本影响因素的作用，决定着内部控制的内容、方式和方法[18]。管理层的经营风格要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员工的价值观要与企业的战略思维同步发展，不能只关注既得利益。
治理层责任和管理层观念可以概括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控制环境的软因素，又是整个内部控制环境生发器。第一，战略是企业家精神的反映，是企业家思维和意识的体现。第二，企业家精神支配着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的形成和演化。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是根据企业家意志建立起来的，是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基础与空间。就整体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迁而言，是一个渐变、演化的过程，但就某一企业的变革而言，往往是组织领导者的设计或推动的结果。第三，企业家精神决定了企业文化的内容及其演化方向。
在内部控制环境中，企业文化是一个无形的网络，将由控制环境的各个构成因素形成的节点连接起来。同时各项管理制度也是企业文化的载体，制度对企业文化的巩固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演化，企业文化更趋完善与稳固。学习型组织能够防止企业文化的刚性和蜕变。在学习型组织环境下，员工价值观、胜任能力、管理层的管理哲学和管理风格都会表现出自我学习、自我控制的特征。
控制环境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既有控制手段、控制方法的变化，又有触动核心的本质特征、功能定位、控制理念的变化，后者就是由于文化的变革而形成的影响。内部控制环境是各项管理制度在内部控制文化作用下的自组织系统，一致性的内部控制理念和控制文化可以减少对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要求。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从他组织到自组织是内部控制环境从管理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化的两个不同时期。笔者认为，在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下，内部控制环境的功能得到提升，能够在基础功能之上形成衍生功能。
基础功能是控制环境构成因素自身具有的功能。内部控制环境通过硬因素为其他控制要素提供必需的制度基础，为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构建秩序和结构。通过软因素设定了一个组织的基调、形成一种氛围，影响组织成员的内部控制理念和内部控制意识，塑造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
控制环境的自组织演进以组织变革和文化变革为背景，这两种异质性的变革力量，同时增强控制环境的适应能力与创新能力，推动控制环境构成因素从量变到质变，实现自我更新。也就是说，自组织状态下的内部控制环境，能够产生内部驱动的动态创新机制，并且通过内部控制系统内的能量传递，成为内部控制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是内部控制环境的衍生功能。
在内部控制环境自组织机制的引导下，内部控制也将进入到更高层次的自组织发展阶段，使内部控制真正内生于企业，并伴随企业的演化而动态演化。同时，在宏观上实现外部监管驱动与内部需求推动的动态平衡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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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郑石桥.管理制度设计理论与方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论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正文…………………………………………………2
一、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2
二、民营企业法律服务的宗旨……………………………………………………3
三、搞好民营企业法律服务的意义………………………………………………3
四、搞好民营企业法律服务初探…………………………………………………4
1、立项方面的法律服务……………………………………………………………4
2、经营模式的选择…………………………………………………………………4
3、企业组建中的法律服务…………………………………………………………5
4、企业运行中的法律服务…………………………………………………………6
五、搞好民营企业法律服务的几点建议…………………………………………8
注释…………………………………………………………………………………8
参考文献……………………………………………………………………………9
论文摘要
尽管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代表着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实力。但作为非公制经济的民营经济是目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民营企业的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为繁荣市场，增加就业岗位，增加社会财富贡献其力量。这就有必要搞清民营企业的现状，摸索出企业发展规律。由于民营企业在我国发展起步低、基础差，就存在着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引导民营企业一开始就踏入正规，走上正常的经营之道。法律服务就必须跟得上，从项目立项、企业经营模式、企业组建，特别是企业在运行中，有关劳动关系、环保、知识产权等方方面面搞好法律服务，法律服务本着防范纠纷、超前控制的宗旨，把“超前、务实、至诚、优质”作为法律服务理念，搞好企业全过程法律服务和企业合同系统管理服务，有效地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有效地预防疏漏，避免纠纷。本文就如何搞好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作以下理论探讨，愿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近几年的中国国情看，尽管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代表着国家的技术、经济实力，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民营企业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的“黑马”，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据统计，沿海发达地区，民营企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数量上年年递增，质量上也是有目共睹，民营企业越作越大，对社会的贡献日益明显。民营企业以她灵活、高效率的姿态活跃在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成为增加就业岗位的重要渠道。国家和集体从业人员在锐减的同时，民营企业平均净增加300多万个工作岗位，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为稳定社会做出了贡献。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同时，民营企业是推动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利用其机制灵活的优势活跃在大企业尚未涉足的领域。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势必推动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再者，民营企业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依托。随着经济的发展，股份多元化，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对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竟相发展，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涌流。”这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经典词句。党的十六大同时提出：“要鼓励一部分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一切的劳动收入和合理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一论断预示着我国民营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学专定认为，民营不足一个所有制概念。民营是以经济主体的不同来定义的一个概念，重点应突出一个“营”字，民营经济包括的范围，大体上相当于非国有经济，但比非国有经济的概念的外延还要宽。因为国有经济可以采了民营的形式，实行民营，在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采取由私人或民间机构来租赁承包、委托经营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必不可少的角色，它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一是商业的劳务性适用民营企业的自主管理。二是企业的组织性和分散性适应民营企业的独立经济，让商业的运行方式、经营方法、行业特色等比较适于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机动灵活的机制。因此，民营企业必须在市场浪潮中不断受到冲击、淘汰、兼并、联合、连锁，从而涌现出上规模、上档次、组织化程度高和科技含量高的实力型民营企业。
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活力源。主要表现在：一、民营经济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源。三、民营经济是繁荣市场，增加供应的主力军。四、发展民营经济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渠道。五、发展民营经济是改善地方面貌，建设新兴城市的重要依托。六、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七、民营经济是实现科技进步、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依托。八、它是解决业就问题的重要渠道。九是有助深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革。十、民营企业会成为出口创汇的主力军。十一、可为国家税收做出生重要贡献。十二、它将对于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希望所在。
二、民营企业法律服务的宗旨
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过程。民营企业作为新生事物固然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解、帮助和引导，有的民营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把企业做大做好，但好景不长，有的甚至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是与民营企业的经济理念、管理体制、决策体制分不开。作为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者，首先要考虑企业的社会效益，这是积极的一面，是主流，大方面。然后再考虑如何使民营企业逐步纳入正轨，步入良性循环，这是速度的问题。民营企业这辆经济快车，只有速度显然是不行的，方向正确才不至于失去控制、倾覆，民营企业“铁本”片面追究经济效益，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顶风立项，和地方政府一起欺上瞒下，违规侵占农田，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最后，业主被依法刑事拘留，巨额资金浪费，造成人财两空的局面。这个教训不能不说是深刻的，作为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在企业运行之初就做好服务，及时敲响警钟就不会造成失败的局面。可见，法律服务在民营企业的运行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三、搞好民营企业法律服务的意义
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其民营企业要规范化，首先是必须搞好其法律服务。这样才能使其成为市场经济的活跃元素，这对当前的国有大中企业的改制与发展起着重要依托的作用。民营企业建立健全法人治理机构，就为今后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从而实现股份多元化，促进政企分开，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机构，这对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具有决定性作用，民营企业还是推动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由于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国有大企业尚未涉足的领域，使得这些领域的竞争更加充分，市场更加灵活。
四、民营企业法律服务初探
1、如何搞好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呢，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首要目的。民营企业由于立项没有象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那样主营机营把关，有企业管理方面的人才优势，民营企业的立项往往是企业主依靠个人的市场感觉，况且有些项目虽好，经济效益可观，但不符合环保要求，有的不符合当时的产业政策，因此作为企业的法律提供者出具一份既符合产业政策又符合法律的法律意见书尤其显得重要，如国家三令五申下马的“五小”项目，企业主如何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顾政府的产业政策，匆匆上马，其结果可想而知。由于项目得不到批准，企业的营业执照当然批准不下来，那么企业的命运自然是短命的，这样，资产被闲置，必然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2、体制是企业的生命。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确定一种经营体制对于企业日后的正常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营企业根据业主的多少可建立个人独立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建立个人独资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投资人为一个自然人。（二）有合法的企业名称。（三）投资人申报的出资。（四）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业主须递交申请书，申请书中须注明：（一）企业的名称和住所。（二）投资人的姓名和居所。（三）投资人的出资额及出资方式。（四）经营范围。企业登记时，个人出资必须明确，是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还是以个人财产为出资的。以家庭共有财产为个人出资的，应当以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个人财产出资的，只能由个人而不是家庭承担企业的无限责任。个人独资企业在法律上无出资额的限制，但业主不能纯粹以劳务技术为出资额。这对于仅有技术等无形资产而无资金的业主不能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只能设立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而成为其股东。根据《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务下列条件：（一）有二个以上合伙人，并且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二）有书面合伙协议。（三）有各合伙的实际缴付的出资。（四）有合伙企业的名称。（五）有经营场所从事合伙经营的必要条件。由于合伙企业是资合而不是人合，因此合伙人之间订立一个能够实际履行的，防止纠纷发生或者说一旦发生纠纷便有据可查的协议至关重要。合伙协议便是合伙人之间约定的法律，因此合伙协议尽可能制订周详，根据实践合伙协议应当载明的事项有：（一）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二）合伙目的和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三）合伙人姓名及其住所；（四）合伙人出资的方式、数额的缴付出资的期限；（五）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办法；（六）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七）入伙与退伙；（八）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九）违约责任；（十）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十一）急诊议解决办法；其中利润分担和亏损分担办法是合伙人依协议约定，可以按出资额多少定，合伙人就应该平均分配和分担。由于场地、技术条件等限制不能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而希望通过加入合伙而达到成为合伙人的，由于入伙后要对合伙前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地入伙前的债权无权要求分配，因此新入伙的合伙人必须了解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最恰当的方法就是要对经前财务状况作以结算，明确权利和义务的份额。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发生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必须及时办理不得使用与登记不一致的企业名称，不能冠以“有限”或者“有限责任”之类的字样。如果业主人数较多，资金数额大，那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优越性就突出出来，作为民营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仅是民营企业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发展之路，有限公司最大的特点是责任有限，公司仅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以投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它的最大优点是：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使其财产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股东可以参与管理，也可以不参加管理，公司运行的科学性、规范性是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无法比拟的，因此，民营企业要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者必须提供其与其相适应的经营模式
、企业组建中的法律服务
一个企业的建立，往往从领取营业执照或法人执照开始。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如果经营范围是必须经特殊行业主营部门批准的，首先要取得特殊行业许可证。而特殊行业许可证往往是以技术为前提的，因此招聘特殊人才首当其冲。如制造船业，企业首先取得船舶生产许可证后才能生产船舶。特殊行业许可证是企业领取营业执照、法人执照的前提，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企业要运行营业场所必不可少，作为民营企业的厂址首选是国有土地，但购买国有土地不仅要花费巨额的出让金，这会占用生产成本，由于我国可耕地近几年的锐减，国家在宏观控制土地方面已加强，再者，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占用数量不菲的资金购买厂址是值得三思的。第二，由于当前国有小企业、集体企业纷纷下马，其厂址闲置很多，租用这些厂的厂址，不仅一次性出资占生产成本较小，使用年限也可协商决定，而且缩短建厂时间、生产周期，为产品尽快占有市场提供先机。
4、企业运行中的法律服务
一个企业必须讲效益，效益就是生命，一个企业如何占稳、发展市场必须选择经营方式。根据现有经验，我认为有三种方法：第一：送料加工，再总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遭到重创。很多民营企业纷纷下马。日本民营企业为图生存，更轻装上阵，采取送料加工的方式，迅速扭转残局，这种方式为：不建厂房或者尽可能少建厂房，把有限的生产资金用在产品开发上。把产品分解成几部分，让给其它企业加工，然后总装，这样节约了大量资金，缓解了资金紧张的矛盾，又能把适销对路的产品尽快打入市场。第二，根据我国《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的规定，租赁经营小型工业企业。由于目前县级经济逐步取消国有小企业，这就为民营企业发展让出了空间。这种租赁方式首先要解决小型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多方管理的问题，要用法律解决后顾之忧。要在发革委的主持下，租赁方、出租方签订协议书，同时要求司法公正，赋予其严肃性。为确保承租方的利益不受侵犯，争议解决的方式必须明确，有操作性。第三，采取嫁接同类企业的方法。通过合伙、入股渗透到现有企业。这样通过换汤不换药的方法嫁接企业。这类企业往往是经营不善或产品老化、产品不对路。如果另建一个新的企业，一方面往往涉及到特种行业许可，建设周期长，易错过销售旺季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一旦嫁接成功，就等于已经在竞争过程中吃掉了一个对手。如驻马店高新区天中船舶有限公司仅成立一年有余，由于两个股东对市场销售信息不灵，加之内部不团结，公司濒临破产。这样，一个私营企业主得到这个消息后，就主动找到其中一股东，要求购买整个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是独立法人，不允许象商品一样灵卖过户。这样，通过入股的方式换掉原来的股东，加入新的股东，这样，原来的企业通过变更股东进而重新选举法人代表，就达成成功嫁接企业的目的。
企业成立后，招用职工必须根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其中值得注意有以下几点：一、严禁招用童工、未成年工。二、工资标准，无论采用计时工，还计件工，工资均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三、聘用技术人员、营销、行管人员时，严把审查关。其中聘用上述人员时尤其慎之又慎。首先查清其身份，看其是否与原工作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否则，直接违犯《劳动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驻马店市龙升造船厂聘请泌阳县游艇厂的技术人员一案，由于前者在诉讼中败诉，被聘请的技术人员是位农民，无资产可供执行，最终法院执行龙升船艇厂的设备产品，致使该厂已停产数月，濒临倒闭。这个教训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再者民营企业也应当应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由于职工工伤一旦发生，赔偿额一般较高，平时及时交纳社会保险费可化解风险、减少损失，及时对工伤事故的处理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也会赢得职工的向心力，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成功地保护好自己的工业知识产权。一个企业必须有自己的品牌。品牌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打江山难，坐江山更不易，一旦产品上市有销路，就必须对自己的牌子申请注册商标，以便使客户从众多品牌中认准该商标，民营企业主要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的头脑，作为法律服务者及时、有效地为之提供服务，为确保民营企业健康地发展献策献计，再者民营企业也要有做大事业，敢于闯世界的精神和气魄，随着网络化日益普及，产品上网销售，这样民营企业也有自己的网址、网页、产品足不出户，就能广告到五湖四海。这样，就会产生极佳的广告效能。
作为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者，不仅要为企业主提供优质的服务，而且要为整个企业，甚至灌输到每个员工，至少是行管、营销人员一个法律理念。在日常的工作中不自觉地运用法律知识为企业服务。这就要求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看对管理层、营销人员进行基础的法律知识培训。针对人员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法律知识。例如：企业的营销人员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不可能每笔合同都经业主签章。实际工作中，只需委托一定的权限即可。这样，企业主对委托书的管理就要慎重。以免销售人员利用假委托、超期委托与别的企业签订合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再者企业主出具的委托书尽可能周祥，委托权限，委托期限，尽可能一目了然，不含糊。
五、搞好民营企业法律服务的几点建议
一、政府扶制。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起点低，基础差，法律服务存在有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政府部门为培植税源，搞活地方经济，对于那些新产品适销对路、能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民营企业给予政策倾斜，给予扶制。政府要承担部分甚至全部的法律服务费。同时，政府要选派一批业务素质高的法律服务者到沿海发达地区参观、取经，甚至深造，为民营企业搞好法律服务提供人才保障。
二、广泛参与。要搞好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单靠民营企业、法律服务机构力量是有限的，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如劳动、工商、环保等部门应组织民营企业有关人员宣传法律，给民营企业灌输以法治企的经营理念。
三、健全奖励机制。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费用，政府部门承担部分或全部的。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时，政府作为监督合同履行的一方。对于那些恪尽职守，为民营企业献计献策，出色完成法律服务的法律服务者，政府应给予物质奖励。政府应逐步健全这种机制。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大家都来关心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的话民营企业的春天，就很快到来。
注释
本文有关数据引自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河南经济与社会发展策论》，该书编者为万兵、王玉堂。
参考文献
1、《知识产权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黄勤南主编
2、《商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卫国主编
3、《财政金融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史文青蔡福元主编
4、《房地产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东旭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