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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药文化教育;中医药人才培养
高等学校既是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先进文化创新和传承的重要基地。现代大学的本质是在积淀和创造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就其历史原生态而言,中医药学是一门人文主导型的经验性学科。因此,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人才培养更应注重人文素质教育,尤其是中医药文化教育。
中医药学具有深刻的哲理性、科学性和伦理观,横跨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蕴藏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优秀的高级中医药人才须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中医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必须立足于中医药学的人文特质,突出中医药院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特点和亮点,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同时,中医药文化中所蕴涵的中国古代天人文化、人文文化和大一统文化也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把中医药的人文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是中医药院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突破点。
一、中医药文化的提出与素质教育的关联
中医药文化的概念是在2005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上首次被确立的。会议将中医药文化的定义解释为:中医药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1]。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广义的说,中医药文化是指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创造的中医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狭义来说,是指中医药行业独有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人文习惯。
中医药学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中,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蕴含着丰富的医学精神和伦理道德,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不同于西方医学,其工作对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属性[2]。
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来说,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涵在中医文化中大都有所反映,甚至成为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思辨原则和重要的治疗法则。所以,中医药文化从本质上讲,是构成中医学的母体,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的民族文化体系;从功能上讲,是传承中医药学的载体,承载了中医药学数千年的文明史、光辉史,更是世界人民的医学财富。
素质教育所关注的是一个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在中医药文化之中讲究“辨证论治”,学生素质教育讲求的是“因材施教”“天人合一”的中医药文化的观点,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培养学生整体素质时也是十分注重环境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如此看来,中医药文化中的许多观点与素质教育对学生培养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学生在中医药文化的感染下能够更充分的将素质教育的目的内化,并从更深层内涵之中将素质教育的方式方法营运到学生的“精气血脉”之中。结合素质教育强调的要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文化修养、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多面和过硬的能力、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学生们就能更好地继承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并以“启古纳今”的精神完善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
二、中医药文化教育是中医药院校的基本职能
中医药院校的办学历史已半个世纪。时至今日,中医药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思想日趋成熟。中医药院校在着力中医药现代化的同时,有必要对办学的理念进行反思。高等中医药教育应当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强化中医药文化教育。
(一)中医药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发生、发育和发展的思想母体和动力源泉。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宝库,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与人文的成功交融是中医药学的基本特质。在世界医学史上,许多文明古国都有过自己的传统医学。但是,历尽几千年的沧桑,目前硕果仅存,并且承传不绝的只有中医药学。中医药学之所
以能够生存和发展,是因为其有合理的存在价值,是因为其具有先进文化的合理内涵。中医药学是中国对人类知识宝库的最辉煌贡献之一。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蕴涵着许多原创性的宝藏。中医药学的价
值和生命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所看重。
(二)中医药教育要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
广义上讲,大学是典型的文化机构。大学教育承载着文化教育的根本任务。传承文化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创新文化是现代大学的崇高使命,研究文化是现代大学全部活动的基础。高等中医院校是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才的重要基地,进行中医药文化教育理应成为中医药院校的基本职能。传承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院校的基本职能,弘扬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院校的神圣使命,而创新中医药文化则是中医药院校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医药学要继承、创新,中医药院校要发展、强壮,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不容忽视。某种意义上说,特色就是市场。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人才培养在重视学生专业素质教育的同时,更应注重中医药文化教育。
三、中医药文化教育与中医药人才培养关系探讨
(一)中医药人才培养目前所面临的现状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今的中医药教育或多或少存在着中医药文化教育减少与削弱的问题。学校存在重视专业业务教育,轻视人文素质教育;学生中较为普遍地存在重视西医学习,轻视中医学习;乐于亲近西方时尚文化,久而疏远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由此可见,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重视中医药文化教育已是迫在眉睫。
(二)中医药文化教育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实践针对中医药专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我校在中医药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从新生入学伊始,我院就制定了形式多样、内容详尽的入学教育计划。把加强中医药文化熏陶,加强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和巩固专业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多层次-多领域地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利用参观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药用植物园,观看《情铸医魂》等励志录像,邀请专家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开展“叩开中医之门”系列讲座等形式,让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中医药文化教育,激发学生对中医专业的热爱,教育学生以继承发扬中医药学,丰富现代医学,弘扬和发展我国特色医学为己任。
(三)中医药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1、弘扬传统文化精髓,丰富高等中医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整个传统中医理论体系都是以中国文化的若干范畴为理论基础的,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没有现有中医药理论。或者说,中医中药的理论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纵观中医药学发展史,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医药学在历朝历代中都在进行当时的“现代化”,所以,中医药学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是以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地理、数学、天文、军事等多种学科知识的营养。新时期的文化发展要求传统文化进校园、弘扬民族文化,而中医药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文化知识和人文底蕴,其思维模式还具有一定的临床实际意义。在医科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中国的传统医药文化,一方面有利于培养新时期融专业知识和人文素质于一体的综合型人才;另一方面不仅是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升中国文化地位和价值,而且也是在促进医学学科更快更好地发展[3]。
2、树立大医精诚风范,培养中医药人才高尚职业道德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历代医学家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不仅编写诸多医学书籍传承中医药知识,还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医德医风。以孙思邈“大医精诚”为核心的中医药人文精神与行医理念是中医诊疗服务的基本准则,也是当今医疗服务者所应遵守的基本准则。“苍生大医”的最高境界是“无欲无求”,“恻隐之心”是医师的灵魂,“至亲之想”是行为准则。作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对待患者应当具有爱心、耐心、诚心、慈悲同情之心,感同身受;应一心一意地救治患者,没有其他私心杂念;对待所有的患者应该像是对待自己的“至亲”一样,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应当不畏艰辛,不图名利,不避风险,要有尽善尽美和至真至爱的情怀,亦是当今行医者应具有的风范。
“医者,仁术也”,医学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生命学科,医生不仅需要有过硬的医学基础知识和精湛的临床诊疗技术,更要具备“仁爱”的人文思想,只有精诚仁爱才能成为大医,才符合21世纪“生物-心理-社会”的人性化的医学模式。现代医疗工作者应当是“仁”与“术”的结合,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引入中医药学有关医学仁爱思想理论,对于在新时期培养具有医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体系的综合医学人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长远的现实意义[3]。
(四)中医药文化教育与中医药人才培养结合的途径与方式
中医院校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应是多层次,多途径的。在学校层面,要在办学理念、办学方针、指导思想上突出中医药特色。要努力营造中医药校园文化氛围,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医药文化熏陶。在教师层面,中医院校教师的表率作用可以说非同寻常地重要。教师对中医药文化的看法、观点,很大程度影响着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学习兴趣和专业态度。要对教师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先进性教育,要强化教师对中医药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认识,师的思想。来自非中医院校的教师要自觉加强中医药文化的学习,了解中医药文化。在学生层面,要在教育的形式、手段和方法上,根据学生的特点,采用多渠道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
〔关键词〕PBL教学法;LBL教学法;中医文献检索;实践研究;比较研究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11.031
〔中图分类号〕G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3)11-0152-03
我国教育部非常重视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分别于1984年、1992年、1998年发文要求高等院校开设“文献检索利用”课程。从1984年至今,我国高校文检课程的开设从无至有,从尝试趋于成熟,已历经了20多年,可以说截至今日,全国绝大多数高校都开设了这门课程。笔者曾选取了国内的14所中医药大学作为调研对象,对其文检课程开设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调研分析,发现在教学方法和模式上,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传统的课堂教学仍占据着文检课教学的中心地位,在所有调研学校中课堂教学用时基本占总体教学时间的50%,这样的教学安排造成了教与学严重脱离,发挥不了学生的主动性,所以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主动性不够,影响了学生对情报信息的获取。基于此原因,本文笔者进行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文检课教学改革研究,将该课程中上机实践部分进行PBL教学法的尝试,得到了一定成果,为该课程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
1 PBL教学法的含义和在医学各领域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PBL教学法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霍华德·白瑞斯(Barrows)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1],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目前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它将学习与问题挂钩,使学生投入于问题中,通过自主探究和组员协作来解决问题。以“提出问题、收集资料讨论、得出结论总结”的三阶段教育替代传统的“组织教学、复习旧课、上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的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由单一“教”转变为既“教”又“导”。
近年来,该方法在国内医学领域的教学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有关PBL教学法在医学各领域教学中运用的科研论文有3 000余篇,如在基础医学[2-3]、临床医学[4-5]、护理学[6]、药学[7]甚至循证医学[8]等领域的教学工作中都有此方法的使用。PBL教学法在当代医学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中也有展现,但此类研究报道较少,仅见于山西医科大学[9]、辽宁医学院[10]、安徽医科大学[11]、广东医学院[12]和首都医科大学[13]等西医院校,而且这些报道关注的问题集中于问题的选择、教学效果的评价方法和教学安排方式,而在中医文献检索课程中开展此类教学方法,或对其实践效果进行总结的论文尚未见报道。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2010级中医护理专业的1、2、4、5班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共224名学生。
2.2 研究方法
2.2.1 试验设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中医护理专业4、5班的113名同学为实验组,采用PBL教学;随机抽取中医护理专业1、2班的111名同学为对照组,采用LBL教学法。两组同学在性别、人数和理论笔试成绩上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2.2.2 教材及教学内容
两组所用教材均为邓罛、辛宁主编《中医药文献检索(第2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参考资料为本教研室教师制作的中外文数据库使用多媒体课件。
教学内容为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维普信息资源系统、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中医药数据库检索系统、中国专利、Pubmed、web of science、美国专利、欧洲专利数据库,以及Google和Baidu的使用方法。
2.2.3 PBL实施
PBL实验组:采用PBL教育理念,以“设问——讨论——总结”3段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学生自由组合,每6~8名学生为1小组,民主推荐1名小组长,负责组织讨论、记录和汇报总结。
教学模式:①问题构建:首先从参与全体实验的同学处收集大家感兴趣的专业问题,共收集了如抚触对新生儿黄疸的影响、风险管理对护理质量管理的影响、冻伤护理、老年肾病护理、医疗诊断与护理诊断的区别、肝硬化护理6个问题,学生可以从这6个问题中自由挑选一个问题作为整个PBL教学期间的研究专题。②自主学习:当学生选定了研讨问题之后,其现有的知识不足以解决当前问题,这时以小组为单位,制定学习计划,分工协作,通过教材和数据库使用多媒课件自学各种数据库和网络资源的检索方法,然后查询相关文献资料,小组讨论检索方法的优劣和筛选出密切相关文献,形成小组观点,按照教师的要求撰写文献检索报告,并制作PPT为集中讨论做准备,同时记录整个自学和讨论过程。③集中讨论:第一轮:教师在授课当日先利用较短时间概述各数据库的检索特点,然后以问题为中心进行集中讨论,每组选1名学生代表小组发言,其他同学共同参加讨论,教师引导和启发学生,提示学生在使用各种数据库查询的注意事项,并就共性、争议大、疑难问题进行讲解分析。第二轮:通过第一次讨论之后,学生回去查漏补缺,形成最终检索报告,并将最终结果同全班汇报,提交检索报告。④总结:教师对整体教学内容的重点及难点进行解析,如要查询不同文献类型时,侧重选择的数据库,针对所涉及的探讨专题,学生查询专业文献资料时的最优查询方法和最优筛选密切文献的方法。
LBL教学对照组:采用LBL教学方法,教师通过集中授课演示教学内容中各类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布置检索实习题目(同PBL组的研讨专题),让学生自由组合,6~8名学生组成1小组,民主推荐1名小组长,下发检索报告模板,以小组提交检索报告的形式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小组长负责分配任务、协调工作和监控各组员的任务完成情况。
2.2.4 教学效果评价
主要以检索报告成绩(占总成绩的60%,总分计为60分)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评判教学成效。检索报告成绩的给定标准采用教师评分加小组成员内部自评打分方案,比例为3∶1。问卷调查探讨了PBL教学法和LBL教学法是否能提高学习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参与意识、提高综合分析能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提高自学能力、提高信息获取能力、提高信息分析与利用能力、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加强师生交流沟通、加强团队协作意识、提高学习效率、加强消化理解能力、提高写作能力、增强实践能力,以及是否愿意继续实施此种教法等方面。
2.2.5 统计学处理
3 结 果
3.1 检索报告成绩比较(详见表1)
4 讨 论
4.1 PBL应用于中医文检课教学中的益处
将PBL教学法应用于中医文检课教学中发现,它容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消化理解和综合运用能力。同时通过PBL教学,教师也能不断自我完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随着对知识的逐步了解,会提出各种超出书本的内容,教师如果想对有关问题进行准确、合理的解释,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相关知识,需要教师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才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4.2 PBL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在实施PBL教学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一,很多学生由于受传统课堂教学的影响,开始很不适应此种教学方法,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怎样下手去学习,教师必须要不间断的与其沟通交流,教师要付出比课堂教学更多的时间。其二,有部分学生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有了学习就是为了拿学分的功利思想,认为这种教学方法虽然好,但要进行2~3轮的总结讨论,且课下需在此门课中花费大量的时间,有些“浪费时间”的想法,因而在问卷中只有73.3%的学生认为能提高学习效率。其三,如果要将PBL教学法贯彻的好,每个班需要2~3个教师进行交流辅导,这在中医文检教师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实施的。其四,现阶段还缺乏对学生个人学习效果全面、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其五,尚未有一套针对中医文检课PBL教学的规范教材。
总而言之,PBL教学打破了以往教师上面讲,学生坐着听,教师动手操作,学生观摩的传统教学方法,它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主导作用,它适用如中医文检课这样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它能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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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华医院坚持不懈地走“名医、名科、名院”发展之路,迄今名医荟萃、人才辈出。2001年,医院首创“名中医工作室”传承模式,堪称全国中医界学习典范。如今,上海龙华医院由31位名老中医所带领的工作室,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掌舵领航、薪火传承,160余名中青年名中医崭露头角。在此基础上,作为一所“研究型中医院”,上海龙华医院陆续培养出28支龙医团队、28位龙医学者、280名龙医团队成员,如春笋般涌现的新生力量正在接过“继承、发展、创新”的接力棒,逐步承担起医院医疗、科研、教学、转化、推广的重任。可以自豪地讲,上海龙华医院不仅为上海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中医药人才,更是钻研出一大批原创性中医临床科研成果。目前,上海龙华医院成为全国唯一承担两个重点研究病种的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一期建设,顺利进入二期建设。
经过几代学术带头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上海龙华医院在中医骨伤科、中医肿瘤、中医外科、中医肾病、中医脾胃病、中医呼吸病等领域均取得重大创新,相继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时至今日,上海龙华医院走出了一条“国内领先、亚洲著名、国际知名”的现代中医传承与创新发展之路,并在探索如何建设现代化研究型中医院的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可以说,不忘中医文化之本的“龙医人”带着浓厚的“中药味”,在不断变换的时代中传承着历史赋予的重任。
展望未来,上海龙华医院将进一步围绕“打基础、建机制、谋长远、出成果”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临床研究为根本,强化临床科研规范化,培养高水平人才与队伍,基地与医院相互依托,不断完善学科与基地联动发展机制,为实现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总体建设目标继续努力。
中西结合 医研融汇
现如今,提及老中医,难免给人一种“玄之又玄”的错觉:望闻问切,把脉开诊,之乎者也,写方抓药。
全自动多色分析流式细胞仪系统、多功能全自动样本制备工作站、荧光倒置显微镜、病理图像分析仪、冰冻切片机、Micro-CT图像采集与分析工作站、Ⅰ期临床试验病房、GCP研究平台、临床科研信息一体化平台……走进上海龙华医院,各类实验室,各种各样的进口实验设备可谓琳琅满目、种类齐全。让人不禁心生疑惑,这难道是中医院吗?
不错,这是一所现代化的研究型中医院。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中医通常根据经验诊治,不作试验、缺乏数据、鲜有分析,全凭个体经验感觉。正是在这种所谓“黑箱理论”的影响下,困于难以找到符合现代循证医学框架的理论根据,传统中医一直饱受欧美发达国家医学界的诟病。上海龙华医院一改久有的“经验”体系,引进现代化、国际化研究模式,与西方国家采用同样的试验标准、同样的临床设计方案、同样的检测方法,参照“循证医学”要求,不断填补与夯实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循证证据。
具体而言,中医治疗恶性肿瘤,被誉为是继西医手术、放疗、化疗“三大法宝”之外的“第四把利剑”。但是长期以来中医多采用以攻邪为主的“攻法治疗”,治疗效果不甚显著。令人赞叹的是,上海龙华医院肿瘤科刘嘉湘教授突破了这一理论瓶颈,以现代科学方法不断丰富“扶正治癌”法则,成为中医治疗肿瘤“铸剑师”中的佼佼者。而“铸剑征途”耗费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年华。
历经多年临床实践与探索研究,1972年,刘嘉湘教授提出“扶正法”治疗恶性肿瘤,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以及防治肿瘤放、化疗毒性反应的中医诊治体系。创始之初,他遭受到超出预估的质疑与诋毁。为了得出最准确的试验数据,刘嘉湘严格采用国际科学试验方法。一开始不知道是随机试验好还是队列研究好,他就去咨询统计学专家,得知随机数据更有代表性就坚定选择随机化设计。他严格遵循西医统计学方法执行,将患者随机分组,一组只采用化疗,另一组仅给予中药,第三组既接受化疗又服用中药,方法学规范、严格流程控制,每天护士定时定量备药、发药、监督吃药,谨防患者乱吃药等偏倚因素干扰。最后,数据统计全部由第三方把控。而且,前期动物实验的数据资料齐备。
从“六五”、“七五”、“八五”直至“十一五”,刘嘉湘观察了上千个病例,应用实验肿瘤学、现代免疫学、生物化学、细胞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临床观察与动物体内外实验研究,统计了大量病患的5年生存率、中位生存期等硬指标数据。最终论证了由他研发的“扶正中药”――金复康的显著治疗效果。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金复康治疗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13.5个月,5年生存率为11.17%;中药联合化疗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5个月,5年生存率为20.71%,均优于单纯化疗组患者(8.9个月)。
在一系列临床有效病例和经得住考验的循证数据面前,人们不由得口服心服。目前,由他首创的“扶正治癌法”不仅被国内中医、西医学术界广泛接纳,成为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主要治则之一,而且获得世界医学重视。至今,这位79岁的抗癌大师仍活跃在临床一线。
除金复康口服液外,刘嘉湘在“扶正治癌”理论基础上研发的肺癌中药治疗新药还包括芪天扶正胶囊,以及中药外贴治疗癌痛的蟾乌巴布膏。临床证据表明,上述扶正中药不仅能够提高机体细胞的免疫能力、有显著镇痛效果,有效率高达93%,同时长期用药无成瘾性和毒副作用风险,堪称国内首创并达国际先进水平,被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国家级中药新药。凭着这些沉甸甸、高含金量的数据分析、实验报告,中药新药“金复康”还喜获素以标准苛刻著称的美国药监界首肯,经美国FDA批准现于美国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进行Ⅱ期临床试验。一旦通过,我国首个治疗肺癌的中药新药将有望步入国际市场。
交叉协作 佳绩频传
中医学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同于传统中医的“固执己见”,在科研上,上海龙华医院历来鼓励龙医人大胆创新,提出“向西医同道学习,强化医院临床科研能力”的宗旨。
在骨伤科王拥军教授头脑中,科学研究也需要战略眼光,要把握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大势;既要具备清醒的自我认识、开放的全球视野、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要明白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在世界医学、生命科学发展中具有的原创性科研意义;以古鉴今,深刻理解中西方文化与医学的内涵,虚心学习并开拓创新之术。他将上述中医科研思想高度浓缩为“取势、明道、优术”六个字。
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国后,眼界大开的王拥军率先在脊柱病研究所“大展拳脚”,启动一系列改革:建立中医脊柱病、骨代谢疾病以及骨免疫疾病实验室,引进并完善“符合中医特色,具有世界水平”的实验室管理技术,将脊柱三维步态分析系统、芯片检测技术、Micro-CT、RNAi、系统生物学、基因敲除和转基因模式动物技术等先进科技方法运用于中医药研究。他在国内中医院校率先建立基于表达特异性报导基因克隆细胞株的体外药物筛选平台,以及基于基因敲除、转基因动物的体内药物筛选平台……
不仅如此,上海龙华医院向来注重多学科交叉协作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实验研究,除与国内高校保持合作外,亦先后与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等5所美国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加拿大温哥华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建立长期稳固的临床与科研合作关系。2005年,上海龙华医院在泰国华侨中医院开设龙华中医肿瘤中心;2007年,再与新加坡义安中医药中心达成协议,长期选派人员开展相关临床任务,实现业务量不断上升同时大力推进了与国外医疗机构的合作交流。
近年,上海龙华医院的中医理论创新、中医方法学研究、中药复方研究、证病结合研究能力不断提高,SCI收录学术论文影响因子逐渐提高。通过不懈努力,现已经完成“扶正祛邪法”、“益气化瘀补肾法”、“筋骨平衡法”、“健脾法为主”、“益气养阴、调摄冲任法”等多项子领域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研究。例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益气化瘀补肾法”治疗颈椎病的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筋骨平衡法”防治慢性筋骨病,“健脾法为主”辨证治疗中晚期胃癌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益气养阴、调摄冲任法”治疗乳腺癌的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等。肺癌中医辨证分型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被列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颈椎病中医诊断疗效标准被纳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中医、中西医结合颈腰综合征诊疗指南成为中华中医药学会整脊分会规范,脊柱侧弯体疗操治疗青少年脊柱侧弯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广项目。
5年来,上海龙华医院还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奖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各类奖项30多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7项,公示19项;形成165个医院制剂,拥有中药新药证书12项,实现成果转化39项,成果推广应用19项。
再者,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室/中医三级实验室、卫生部“十二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上海市临床医学中心/“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百余国家级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级别、项目量和科研经费在上海市同类医院均名列第一……这累累硕果绝非偶然。
作为上海唯一拥有上海市中医外科和中医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两家临床医学中心的中医院,科研一直都是上海龙华医院的重中之重。“以科研为核心带动临床,以临床为基础带动科研创新”,即临床产生的问题由研究所研究,研究所研发的技术、药物再由临床检验。正是得益于此医研融合,上海龙华医院这所中医院才能在与西医院的惨烈竞争中辟出一条“康庄大道”,永葆中医的神奇魅力。
老干扶持 小荷初绽
在上海龙华医院,尊老是一种传统。
硕士生、博士生高级别“徒弟”每日接送“老师傅”上下班,中午帮着打饭,陪同“师傅”前往外地开会调研……事无巨细,凡是和师傅有关的工作,徒弟们全都亲力亲为。点点滴滴,都出自内心的敬重与爱戴。
老中医,愈老愈贵。54年前,黄文东等八位知名老中医齐聚上海龙华医院,将毕生行医所学带来并留在这里。他们对医院精心“呵护”,为医院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学术与人文基石。继第一代“元老”之后,胡建华、姚乃中、邵长荣、王大增、刘嘉湘、施杞、陆德铭等28位第二代名中医渐行成长成熟并挑起大梁。
新生代力量的培养始终是上海龙华医院的核心工作。传统中医,以名医招收弟子的方式得以传承。上海龙华医院不仅一直坚守着“师徒”传承模式,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名中医工作室”。由医院牵头,名老中医公开招收学生,各位学生可自愿报名,经遴选后正式献花鞠躬拜师,一位老中医亲带3?5名学生。每周,工作室的师生要共同门诊2?4次,并一起参与查房,由老师口授心传,确保弟子如愿得偿“真传”。弟子们在抄方子、整理病案、报成果、口授内容整理汇编过程中受益匪浅。名中医刘嘉湘总结提出,有的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要多听多看,有时候一两句话却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经验之谈。
“名中医工作室”为上海龙华医院培养了一拨又一拨“名师高徒”,如妇科李祥云教授、学生郑锦,骨伤科施杞教授、学生王拥军,肾内科陈以平教授、学生邓跃毅等。2007年施杞与王拥军师徒二人同时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一时传为美谈。
王拥军对师傅施杞教授满怀感激之情,因为对他而言,施杞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长者,更是如同父亲一般的亲人。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回想当年,王拥军有机会公费出国深造,但必须交纳保证金,施杞“拥军出国,我来担保,不用交押金!”的一句话令王拥军铭记一生。师傅传承给学生的,不单是学术思想,还有一种精神。师傅常说“于仁厚处用心,于熟精处用功。对待患者博爱,对待学术踏实”,这种仁爱、博爱的医德,又何尝不是前辈们留给我们最美好、最珍贵的一剂“良药”。循着师傅的足迹,现今王拥军也已桃李天下,徒弟梁倩倩博士荣登“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得主,这在上海市中医界尚属首例。
毋庸置疑的是,“名中医工作室”发掘中医古籍经典并融汇新知,为中医继承发展留下了理论精华。数据显示,自工作室创建以来,已然整理医案医话超过万则,临床随诊笔记两万余篇,出版书籍230余种,千余篇,而且收集了大量的宝贵影像资料。刘嘉湘教授的“扶正法治癌”,朱培庭教授的“胆病从肝论治”,邹菊生教授的“眼深部望诊、角膜深层辨证”等,无不成为现代中医理论创新的经典之作。
如今,上海龙华医院已从当年的“元老”丰富发展为拥有31个“名中医工作室”的全国示范中医院、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而且“名中医工作室”效应已席卷全国各大中医医疗机构,成为中医传承的不二法门,其中不乏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上海市海派中医流传传承研究基地。2012年9月8日,上海龙华医院又率先创立了全国首个以专家姓名冠名的中医流派学术研究中心――“石筱山伤科学术研究中心”。
再者,上海龙华医院针对年轻人的苗圃计划、龙医团队系列人才培养方案陆续出台。新的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以及中医复合型人才“六结合培养模式”再次大放异彩。“六结合培养模式”,具体包括中医与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医古文与外语结合,医药学与生物学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业务技术与组织管理结合。
此外,上海龙华医院“注重人格培养,立身树人”。因为,中医药要发展、要走出国门,更需要优秀的中医科研人员。由此,医院要求学生加强外文文献的阅读和整理,要求在国外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正是在这种严格要求的氛围下,研究所的创新团队佳绩频传。
半亩方溏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施杞教授根据长期的临床、科研与教学实践,总结出“1+1>2”的人才培养超越模式。“1”是指施杞教授对学生们所做的工作――“引路、铺路、养路”,即引领学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科研思路,培育弟子们献身中医药事业的高尚情操。他坚持一手抓软件、一手抓硬件,建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医骨伤科现代研究平台。2012年,施杞教授荣获“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正是在这些培养模式轨道中,上海龙华医院走出了王拥军、许玲、季光、莫文、李和根、刘胜、张惠勇、梁倩倩、杨燕萍、卞琴、崔学军、李晨光、王琛、王琳、钟逸斐、孙建立等后辈翘楚。
软硬俱佳 云帆沧海
走进国际学界,将中医药发扬光大,雄心勃勃的“龙医人”从没有停下脚步。闭门造车的中医发展模式已让传统中医吃尽了苦头,走不出国门、得不到国际认可。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国际影响就等意味着没有竞争力。作者认定医院必须培养一批不但中医功底厚实而且具备中西医结合实力的复合人才,谈国际影响才不是一句空话。
在施杞教授、王拥军教授的带领下,“前移式培养模式”率先在脊柱病研究所实行。近5年,研究所共计投入超过160万元,资助优秀医生、科研骨干、优秀博士研究生出国深造,学成之后再为医院、为研究所、为国家做贡献。截至今日,上海龙华医院先后派出17个博士研究生“好苗子”中,学成期满的12位已满载16个国际级学术奖项悉数“衣锦还乡”。
归功于“有中医内涵的留学博士”,研究所成功申请到3个国家级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这在过去是龙医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目前,这所中国中医药界的首家脊柱病研究所已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多所著名高校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携手深化中医药防治椎间盘退变性疾病、中医药促进脊髓修复与再生以及中医药治疗骨退变性疾病等相关领域研究。
2008年,上海龙华医院被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格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同期承担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和“骨退行性病变”二大疾病系的研究。2012年,医院成为上海市“重中之重”的“中医药防治慢病(恶性肿瘤、骨退行性病变)临床医学中心”。
上海龙华医院再接再厉、不断奋进,今年又组织申请了“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意义有三:其一,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以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临床规范化研究评价为切入点,以高水平临床循证医学研究为核心,构建中医药综合防治恶性肿瘤临床科研协作网络,使临床研究水平达到国际规范化要求,并不断向社区、基层转化。其二,建立国际临床规范化研究技术平台,使之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临床评价的基地和转化医学中心,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其三,积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和技术揭示“扶正治癌”治疗恶性肿瘤的生物学基础,为中医肿瘤学的临床推广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这是上海龙华医院给自己规划出的三点新坐标,无疑对科研水平、临床水平、国际合作、人才储备、硬件配套再次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在这里,任何一个决策都经历过规范的“循证分析”考证。医院相关人员负责收集数据,把全国各家同类型医院的政策数据全都汇总起来,共计分析了973例,同时制定出96个参数,十几大项用于政策研究。继而,借助医学科研循证方法,包括科技投资比例、配备专业人员、科技成本效益产出比等医院建设的各核心要素标准都具备科学的政策研究和指标依据。每一项决策都确保了雄图壮志的主观意愿与科学管理理念、手段的客观保障有机和谐。
在合理宏观决策同时,上海龙华医院更强调“精细化管理”,使办公流程更加科技化。通过计划、统筹、决策,通过信息化技术监督执行,行政科研效率大大提高,为民众服务更为便捷。
目前,一幢总面积37245m2的17层综合大楼,一幢规划面积13500m2的10层科研大楼拔地而起,研究型门诊、研究型病房、医技用房、临床教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临床科研信息中心等基建蓝图指日可成。
刘向明,1951年出生,湖南省石门人,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2001年4月毕业。现任中南民族大学学科带头人,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他在医学、生物学和数学的交叉处探索医药系统研究工作的新途径,侧重于探讨离子通道门控动力学及药物对其影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填补了我国在此领域里的空白。近年来,其在民族药物研发中做出开拓性工作,享誉国际业界。曾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获国务院政府津贴。
刘向明教授多年来走过的科研道路,一直遵循这样一点:当确定好的科研思路和目标时,纵有千沟万壑和重重艰辛,也要不管不顾地坚持下去,直到迎来胜利的曙光――就像他推动民族医药与现代技术的“联姻”所创造的最新医学果实。
刘向明是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数学专业出身,后转向生物统计和生物数学研究领域。在开展医学、生物学和数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中,他破解了传统医药研发的新兴领域反向药理学中的关键问题,重塑了民族医药学的价值与地位。
一
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开展具有民族医药理论特点、资源特色和治疗优势的民族药新药的研发和生产,以促进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
说到民族医药,大家都不陌生。可以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来自大自然中的丰富传统,给炎黄子孙生命与健康以不可或缺的支撑。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西药“来效快”、“时髦”等观念的冲击,不少人“眼睛向外”,忽视了传统民族医药的巨大价值与作用,当然在科研、资源保护等方面也缺少必要的力度。国家在“十二五”中对民族医药的重视,也正是一种“重塑”与“救赎”。
好在总有一些像刘向明教授这样的科研人员,能够立足“本土化”开掘民族医药的价值与作用,给医药科研和大众健康带来新的惊喜。
刘向明教授是年至半百时“进军”传统医药领域的,正所谓有心人,天不负,他十年磨一剑终有所成。
“民族传统药物虽然有较好的疗效,但其作用机理和靶点却并未在现代科技的水平上得以阐明,另外,传统药物是具有多种药理效应的多种化学成分的混合物,究竟哪些成分能产生原药物的哪种效应并未得到确证。仅此两点就使得其在采用现代西方医药标准体系的医学领域里寸步难行。”这是刘向明教授作出的论断。
2000年,本着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宗旨,开拓传统药物发展的新途径,刘向明教授在中南民族大学组建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药物神经药理研究室,确立了以反向药理学的模式(临床―实验室)开展民族传统药物药效物质研究的思路,承担了有关民族药物(傣药)药效物质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工作。
科研过程中,刘向明教授提出:选取在长期医疗实践中被证实确有疗效的传统药物,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进一步确证其效应,阐明其药理机制和识别相应的有效成分或药效物质,为传统药物的现代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为传统药物的安全性评估和质量控制奠定基础,为创制新的化学实体药物发现新的先导物。而这一思路与国际上一些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在研究印度草医药中所提倡的“反向药理学”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另外,刘向明教授认为:与化学实体药物的情形不同,传统药物的药理研究要求在阐明药物的一种药理作用时要确定药物中哪些成分(组合)产生了这种作用;药理作用要通过确定产生它的药效物质来揭示其本质,而药效物质的确定又依赖于药物作用机理的阐明。这既是从药效物质和作用机理二者的相关性来阐明传统药物临床疗效的科学根据的关键问题,也是按照反向药理学研究模式,如何从传统药物获得能体现原药物良好性能的先导物的方法学问题。
基于上述两点,刘向明教授指出:传统药物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在于传统药物的药理研究既要阐明其产生药理效应的作用机理,又要确定其产生特定药理效应的药效物质基础,必须从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这二者的相关性着手来阐明传统药物临床有效的科学根据。至此,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亮相前的帷幕徐徐拉开了。
二
以傣药龙血竭的镇痛效应研究为生物学背景,刘向明教授创造性的提出了以传统药物本身的药理效应为参照、将药物的化学成分(组合)的效应与药物本身的效应进行比较,寻求能替代产生原药物效应的化学成分(组合)作为研发新药的先导物这一全新方法学的基本原则,并且根据这一原则建立起定量化的传统药物药效物质的现代概念和评价传统药物药效物质中化学成分相互作用类型的数学模型,把对传统药物药效物质基础的探求转化为传统药物本身的药理效应与其成分(组合)的药理效应之间关系的检测、表达与分析这样一个能按现代科学的要求进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传统药物药理与物质基础研究的框架,并充分证明了龙血竭的镇痛效应由它的三种成分协同作用产生。
目前,关于龙血竭的镇痛效应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他们在龙血竭中找到了对新型镇痛靶点TTX-R钠通道和TRPV1受体具有调制作用的有效成分组合―剑叶龙血素A、剑叶龙血素B和龙血素B,并证实确实是这三种成分协同调制痛觉信息在初级感觉神经元和脊髓上传导使龙血竭产生了镇痛效应。
这一研究结果对多组分、多靶点新型镇痛药的研发具有启迪意义并提供了天然的范例。刘向明教授的全新成果,说明了以植物为本的各民族传统药物,将是国际药品市场巨大的潜在资源。
三
“我们实现了民族医药与现代生物学技术的相互融合,取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交叉学科研究与边缘学科研究成果。可以说,我们以原始创新,做到了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刘向明自豪地说。
冰心老人有句名言:“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回顾刘向明教授的科研历程,又怎不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牺牲呢?
在医学、生物学和数学的交叉处探索医药系统研究工作,需要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如果没有一股子韧劲和狠劲,想有所作为只能是痴人说梦。此外,他在科研中还面临着科研经费、设备等“绊脚石”问题,个中滋味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真正明白。
然而,在推动民族医药发展的宏伟目标驱动下,刘向明教授带领团队得以一步步“突出重围”。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高端翻译严重匮乏,需求的专业结构趋向多样化。高等学校外语教育在语种结构、人才培养模式及语言能力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趋同化,是造成高端人才短缺的根本原因。对高端翻译的旺盛需求不仅要有现实的紧迫感,而且要有顺应发展趋向的长远眼光。解决高端翻译人才匮乏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传统外语教育,注重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关怀的办学特色;改革办学体制,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特别是要注重科技外语和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的翻译市场现状不容乐观,而高端译员的匮乏已成为这个市场健康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语翻译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交流的功能越来越彰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信息涌入中国,翻译人员如果不能及时而正确地消化国际信息流,将导致大量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信息的流失。翻译能力薄弱的问题不解决,还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政企涉外活动的开展,甚至影响中国的持续发展,妨碍中国全球化的推进速度。
一、翻译市场的强烈讯号:精英人才匮乏,呼唤高端翻译的多样化
当前中国翻译大国地位与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形成强烈的反差。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了巨大的翻译市场。来自中国翻译协会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注册翻译公司有近3000家,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仅在北京注册的就有400多家。全国翻译从业人员多达50万人。从规模来说,中国已成为“翻译大国”,但并非“翻译强国”。因为这支队伍中的专业翻译人才只有6万,真正有水平的、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仅占5%。
翻译人才青黄不接集中表现为高端译员匮乏。而且从译员需求的专业结构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高端人才匮乏是世界人才市场的共同特征,然而在中国翻译市场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其中突出的表现是:
(一)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这主要反映在外国文学翻译质量下降。以2005年初举行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为例,在涉及文学翻译的5个奖项中,竟被评委无奈地空缺了3个。外国文学翻译之所以遭遇窘境,是因为优秀文学译著要求译者深刻把握两种语言的精髓,特别是要有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然而达到这种要求的译员太少,导致优秀文学译作稀缺。时至今日,人们对20世纪中国的一代翻译大家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例如钱钟书不仅英语基础好,而且博览群书,还有浓厚的文学兴趣,其译作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萧乾先生以集文学创作、翻译和记者于一身而著称,得益于他深厚的母语修养和对英语文学的娴熟研究背景。然而中国本来翻译大家就不多,随着一代名师的相继逝世,优秀翻译后继乏人。
(二)科技翻译,尤其是高新科技翻译人才稀缺。多年来外语院校十分重视外语复合人才的培养,但存在着重文轻理的倾向。当前,外语复合人才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外语专业知识与经济、贸易、金融、新闻与法律知识的复合,而外语专业知识与理工科知识的复合结构则长期受到忽视,以至于当前懂经贸、商法的文科复合型人才很多,但熟练掌握外语的工程技术人员稀缺。机械、化工、软件、信息技术和电子专业都紧缺外语人才。
(三)口译人才匮乏,尤其同声传译人才稀缺。随着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中国口译人才严重短缺。目前国内能够熟练地在商务活动、国际会议中担任翻译的人才实在太少。同声传译作为语言金字塔的“塔尖”,被称为外语专业的最高境界,因而培养也十分困难。这种人才不仅在我国紧缺,甚至是全球化的人才难题,被称为“二十一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有资料显示,中国口译人才缺口百万,第六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对中国的口译人才短缺表示担忧。
(四)中译外人才紧缺,尤其是经典著作和重要政治文献方面的中译外,面临重大问题。中译外比外译中难度更大,写作风格与语言习惯要适合外国人的要求,对译者的中外文水准、政策把握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尤其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还有古文、文言文的阻隔。现代文人能够阅读文言文的已经寥寥无几,因此存在着把古典文献翻译成现代汉语,再由现代汉语翻译成外语的双重语言转换问题,难度可想而知。而且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中译外涉及的语言也越来越多。仅有英、法、德、日、俄等常用语种显然不够,而稀有语种的翻译人才就更显得匮乏。
二、外语教育的缺失:教育理念和体系陈旧,办学模式趋同化
在2004年举办的“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为主题的一次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正陷入一个办学误区:办学模式趋同化。大学普遍按照一个模式培养相同规格的人才,而不是根据个性差异来培养各类创新人才。
中国高等学校的外语教育的办学趋同化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专业语种结构趋同。开设英语专业的学校过多,英语专业招生人数远远超过小语种。目前全国有800多所院校开设外语院系,同时全国兴起了一批以新东方学校为代表的外语培训机构,而所有的院系及培训机构均设置英语专业或进行英语培训。以至导致英语专业人才饱和,毕业生就业由“热”转“冷”,而小语种尤其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则供不应求。
(二)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多年来,传统外语教育只注重语言和文化双重关怀,而忽视综合知识的传授。近年来,又清一色地转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外语专业本色,造成了多元文化的缺失。这种现象的认识误区在于:把外语仅仅当作语言的工具,进行语言技能的训练,而淡化了包括汉语文学在内的中外文化教学,以至于跨学科界限的知识性课程——法律、经贸、金融、新闻——的过量,而导致语言专业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了深层次的中外文化的熏陶,语言人才失去语言与文化为特征的传统特色。
(三)语言能力的评价方法趋同。中国的外语教育长期以教学服务于考试为导向,导致学生只关注知识和语言技巧,而忽视了语言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以测试为标准的外语能力评价方式,导致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时间长,资源投入大,整体效率低。而以客观题为主体的语言测试方式只测试了学生的记忆能力和知识存量,却忽视了用主观题对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的评价。记忆能力和语言知识的存储状况是可以见诸卷面的,而语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则难以在卷面上展现。然而外语的写作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至少对于翻译人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诚然,过去清一色的培养纯外语人才,毕业生知识结构过窄,曾经是外语毕业生就业由“热”转“冷”的主因。因此培养“外语+专业”、“英语+小语种”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是适应社会需要、应对就业难的根本出路,更是教学型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应用性”,而对于研究型大学的精英教育来说,必须保持语言教育的文化多元性,培养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只有具备比一般外语学习者更高的外语水平和更扎实的中外文化基础,其毕业生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研究型外语大学必须把坚持外语教育专业的办学特色作为一种理性选择。
三、解决高端翻译人才匮乏的根本出路:把握外语教育的“市场定位”,坚持办学的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多样性
(一)对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不仅要关注现实的紧迫性。而且要有放眼国际化的远大眼光。高端外语人才需求旺盛及其需求专业结构的多样化,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实,而且是社会发展对语言人才需求的大趋势。从全球视角看,信息时代促使我们的湛蓝色星球变成了“地球村”;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交融促使整个世界趋向“全球化”;文化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必然要求异域文化与教育的“国际化”。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看,随着我国加入WTO,北京申奥成功,以及上海迎来世博会,必然大大刺激人才市场对高端人才的旺盛需求。在这种大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不容动摇,同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为了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外语教育语种多元化,也是一种必然要求。
从现实情况已经看到外语教育落后的紧迫感。全世界学术刊物的80%~90%都是英语刊物,离开英语就无法吸收外国学术资源;全世界的计算机信息90%都用英语表达,我国计算机软件教育的国际化与标准化已大大落后于印度,而英语教育水准不高,理工科硕、博士的翻译能力不足是软件人才国际化的一道坎儿。在这种大背景下,上海外语大学校长戴炜栋,在近年强劲的“全民学外语是国力资源的一种浪费”的惊呼声中,清醒地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看,不足以说明‘全民学外语’。”并指出,从外语教育的现状看,“中国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比一些亚洲国家要低”,“英语在中国是一种外国语,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语则是第二语言”。当然我国的外语水平更不能与欧洲相比,在荷兰有80%的国民熟悉英语。
(二)根据外语需求的市场定位,改革办学体制,推进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必须承认:“全民学英语是国力资源的一种浪费”的惊呼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它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前以服务于考试为导向的英语学习方法的弊端,以及外语教育在包括教育观念、办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趋同化。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外语教学的低效化。这种呼声对外语教育提出了警醒,启发了人们必须认清外语教育的两个改革方向。
首先,要根据市场需求认真把握外语教育的市场定位,对不同语种、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提出不同的外语教育办学要求。例如,从语种的专业结构规划看,必须肯定地认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把英语教学作为外语教育的范本;同时注意纠正当前小语种专业办学只限于几个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的状况,注重在更多院校发展小语种教育,实现外语语种的多样化。从不同地区的外语教育要求看,对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及上海等未来的国际化都市必须普及英语教育,提高全民的外语水准;而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则主要要求学好他们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从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看,研究型大学应该倾情于外语精英的培养,在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必须坚持以注重语言与文化双重关怀的传统英语教育特色;而教学型大学则应坚持外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并以培养语言复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
其次,必须十分注重不同专业结构的外语精英的培养,实现高端外语人才的多样化。英语教育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而精英外语教育则具有一定的导向性。高等学校必须坚持其应该具有的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和导向性品格。在外语教育中,这种品格主要表现在注重各类专业外语精英的培养,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前瞻性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针对外语人才模式趋同化的弊端,实现专业结构的多样化,除了必须加速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及在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同时,保持传统外语教育的特色外,应特别注重两种外语专业的发展:一是在理工科院校发展科技外语教育,二是大力发展翻译专业。
在外语教育中应当认清两种复合型人才的区别:一种是传统的“语言+语言”(例如:“英语+汉语”,“英语+小语种”),以及“外语+社会科学”(经贸、金融、法律、新闻)等以外语为主体知识结构的“语言型”外语复合人才。另一种是以科技知识为主体知识结构的“科技+外语”的“科技型”专业外语复合人才。后者实质是一种专门用途外语人才,它的第一能力是理工科知识,本质上属于科技型人才。
科技外语专业人才的能力结构及教学要求都有异于语言型的外语复合人才。从能力要求看,台湾科普翻译家侯捷指出,“一般人认为英文好就能翻译英文文稿,这是大错特错的说法,进行科技翻译与你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密不可分”;“科技翻译的关键不在外文功底,如果要列出科技翻译成功的要素应该是:专业素养,中文程度,中文文采,英语程度”。同时理工科外语教学的要求也有异于文科型的外语教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钟美荪指出:“大学生英语不必都能说会道,文理科英语教学要求不宜一刀切。”许多专家认为不同类型学科的英语能力有不同要求,阅读英语专著及查阅英文资料的实际能力对理工科高层次人才是最重要的。科技外语人才的培养应该在理工科院校进行,因为纯外语的人才培养不出合格的科技外语人才,钟美荪副校长就说过“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存在很多困难,主要原因是英语教师都毕业于英语专业,教师通常按英语教育的思维和标准去教授不同学科的学生。英语专业毕业生与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同,双方难以找到结合点”。
关键词:新媒体;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文化自觉;文化传播舆论导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18-04
一、引言
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丰富程度彰显一个地方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否,安徽是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强省,特别的地域文化造就安徽特有的文化气质,安徽最早的文化历史痕迹可从两百万年前的繁昌县人字洞的人类活动遗址说起,安徽依据独特的地形与环境,在漫长地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三大文化板块:涡淮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新安文化),以合肥为中心的新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逐渐成为安徽省第四文化圈,安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安徽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化素养,成为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作为安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皖风徽韵最为世人称道,人们总以博大精深赋予安徽民间文化最高端的称谓,但我们看到安徽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与当前安徽发展十分有限的民间文化产业规模、民间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不足、民间文化精品化与成果推广难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局面,除安徽民间文化存在地域分散、文化系统之间管理松弛、民间文化市场难以开拓、安徽民间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等原因造成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在安徽其他地域乃至全国推广受到严重的限制,新媒体在推介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舆论引导途径上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二、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自觉
地域文化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长期的风俗习成,它是集地域特色文化之大成。梁启超曾论:“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1]梁启超向我们展示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深度影响。安徽民间文化潜伏在安徽四大丰富的文化板块或文化圈中,“文化自觉”作为安徽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深深的根扎安徽地域的“文人墨士”之中,安徽人的“文化自觉”带来安徽民间文化的繁荣,我们能从多个方面看到安徽人的“文化自觉”给安徽民间文化带来发展的契机,实现安徽民间文化的内涵提升,有效整合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增添安徽民间文化的学术价值。
安徽民间文化中之戏曲文化对中国戏曲文化影响至深至远,在王世华先生所撰写的《徽商与戏剧的发展》[2]一文中指出:“徽戏”进京导致国剧――“京剧”的产生。罗可曼先生在其所撰写的《从明清徽商、家乐班的活动探徽剧文化的张力》[3]中指出,徽剧作为安徽地方戏明以前只是活动在安徽地方规模的民间小戏,后来在社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徽剧取百家之长,海纳百川之胸怀,兼收并蓄,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国家大剧。徽剧是京剧的前身,京剧在骨子里找到徽州文化的精髓,徽州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凸显安徽地域文化的张力,徽剧作为安徽民间戏曲文化的代表其戏曲价值与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安徽民间戏曲之黄梅戏,作为中国目前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安徽的地域名片,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黄梅戏以其独特的音韵、表演艺术、服装舞美等曾征服了戏曲史上最庞大的海外观众群,观众的存在是建立在他们对某种文化存在文化的共识,法国史学家兼文艺理论家丹诺在他的著作《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的特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和时代创造一种永恒的美,“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4]黄梅戏的产生和发展与其赖以生存的皖江历史文化的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特征分不开的。安徽的其他戏曲文化,青阳腔、岳西高腔、泗州戏,花鼓戏等,每一种戏曲无不是本地人们社会生活、语言特征和思想意识的表达和建构,反映了当地普遍的文化心理,关注安徽民间戏曲文化,从发生学的角度,必须对他们生存的共同的人文环境进行了解,找寻他们的血脉联系,充分发挥皖人对皖戏曲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文化自觉”作为精神内核,加强安徽戏曲文化内涵式培育,实现安徽戏曲文化的整合,促进安徽戏曲文化的发展。戏曲中只有在不断地找寻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最佳结合点,才有可能找寻到其生存发展的空间。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蕴藏着中原文化的哲学基因,“老庄文化”中所体现的道家思想对中国辩证法哲学的发展起到代表性的引领作用,道家思想的独树一帜与本土性,使其在中国哲学发展乃至世界哲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体现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同时安徽民俗文化也是华夏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积淀之一,“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概括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范式”[5],反映了他们朴素的道德行为和原始情感。安徽许多民俗于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延续至今,展现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重要的节日安徽民间保持着祖先流传下来的习惯做法:大年三十接祖宗、除夕吃团圆饭,贴春联、守岁,春节走亲戚拜年,元宵节送祖宗、清明节祭祖、端午节插艾叶、中秋节吃月饼等,展现安徽节日风俗文化的辉煌事象。安徽饮食风俗文化也独具风情:安徽民间对“豆腐”情有独钟,安徽乡间“豆腐作坊”几乎家家俱设,过年做豆腐几乎是安徽民间乡村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各种形式以豆腐为主菜食的豆腐菜肴是安徽春节迎接客人饭桌上的主要美食,长期的生活习惯,让豆腐菜肴成为安徽食谱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豆腐不成席”。最具代表性的豆腐文化当属“淮南豆腐文化”,这个可从学术上找到考据,宋学大师朱熹在其《豆腐》一诗中指出,豆腐应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日本驰名商标“唐传豆腐淮南唐制”,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等等这些考据佐证了安徽淮南的豆腐文化。安徽婚嫁风俗中的“哭嫁”文化,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和依恋之情,安徽丧葬风俗中“送终、报丧、入殓、请七、出丧、安葬”是安徽丧葬礼俗必须对送别逝者要举行的葬礼环节,体现了安徽人对死的重视,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徽州曾流行一句话“要生生在苏州、要死死在徽州”,由此可见,安徽在对逝者的礼数与其它地方的确不同。表达对死者的尊重,深刻体现了“死者为大”的民俗理念。安徽民俗文化作为安徽最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文化,深深融合在安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待传统民俗文化安徽民俗学家要用“时代”的眼光和“文化自觉”的意识对其进行资源整合,取其对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益的部分,去其具有封建迷信的部分,同时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文明理念等对其进行改良创新,安徽民俗文化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定能焕发新春。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尤以“桐城歌”为胜,桐城歌是最具有桐城地域特色的文化之一,其语言表达与艺术风格独树一帜,这和他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土壤是分不开的,桐城自古就有“文都”之称,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发祥地,历代英杰名士群星璀璨,素有“文化之乡”的美称,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优美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桐城歌”这个民间文学的奇葩,桐城歌在明中叶自“两淮以至江南”,民间歌谣盛行,民间歌谣为两淮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共有”格局,它使属于音乐范畴的黄梅调找到了文学的依附,对黄梅戏的剧种产生具有基因孕育作用,它涉及的领域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它是我省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珍贵的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尺巷”以民间故事形式流传的安徽民间文学,其文化内涵中折射出的“和合”思想反映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社会的历史文化道德传统,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有深刻影响。“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辞》并称“乐府诗双璧”,是中国汉乐府民歌中最长的叙事诗,它以赞颂诗中主人翁兰芝和焦仲卿坚贞不渝的爱情而千百年来为文人墨客所称道,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风俗价值和史料价值,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光辉诗篇,在安徽民间对不讲道理的婆婆至今仍有称之谓“焦母”的说法,可见这一民间文学的影响至深,在安徽怀宁还建有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安徽民间文学折射出皖人在文学造诣上的深厚功底,“文化自觉”精神深深渗透在安徽民间文学古今的宏篇创制之中,实现安徽民间文学的资源整合对传承安徽民间文化,展现安徽民间文学的优秀成果,树立皖人的文化自信,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安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美术的艺术底蕴和文化内涵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笔,“徽州三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徽州三雕包含徽派风格的“木雕、石雕、砖雕”三种民间雕刻工艺,它是在繁华的“徽州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徽学”和“敦煌学、藏学”并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学派,“以质趋文”的徽州文化造就了黄宾虹、查士标、石涛、黄士陵等中国美术史上罕见的书画家群体,他们是中国美术史上公认的大家,这些奠定了“徽州三雕”的美学艺术水准。徽州三雕的雕刻主题文化意蕴“忠、孝、节、义”“忍让、中庸”“崇王”“恩荣”“读书及第”、“观礼”中包含着对儒家文化的崇拜和儒家文化的教化,徽州是朱熹的故乡,朱熹是程朱理学的儒家思想代表,自然成为徽州儒生膜拜的对象,这为徽州三雕浓郁的儒家文化特征找到母体的根源.徽州三雕是以徽商能提供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徽商富可敌国的财力、敦实淳厚的徽文化、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高超绝伦的雕刻技巧,使徽派建筑具有鲜明的汉风唐韵,完整地设计规划,立体的空间感官,程式的寓意表达,完美的建筑装饰使我们感受到其它艺术所不能感受到的艺术感染力。徽州三雕是“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晚期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最后的传统,终点的辉煌。”[6]徽州篆刻、徽州版画与徽州三雕并称“徽州三绝”,安徽合肥的“火笔画”,安徽宿州的“灵璧钟馗画”“萧县农民画”,安徽滁州的“凤画”,安徽池州的“青阳农民画”安徽安庆的“望江挑花”以及安徽阜阳的“民间剪纸”这些淳朴的民间美术文化已融合在安徽民间百姓的生活中,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这些民间文化在当代皖人“文化自觉”的传承创新中呈现出新的美学常态。
安徽的文化资源必须坚持属于自己的、同时又具有全国、乃至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符号,才能不断地提高本省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安徽人必须以“文化自觉”的精神和状态传承和发展安徽优秀的文化资源,建立皖人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信”,树立皖人起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豪”,唤醒皖人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记忆”。安徽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提出安徽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变,提出建立“文化强省”的重要目标,在文化建设中以安徽“经济圈”作为经济后盾、安徽“四大文化圈”作为文化基础,提升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内涵、实现安徽民间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加快安徽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提升安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新媒体下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的传播舆论导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历史上以皖人“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传承至今,“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在历史上曾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随着文化的多元发展和文化传播媒介的日益广泛,安徽民间文化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文化自觉”的传播方式明显的出现“弱化”的表现。时至今日,安徽许多民间文化濒临灭绝的边缘,除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文化发展制度上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致使传统文化出现传承断层的制度原因,缺乏文化宣传策略、文化传播途径、文化依附载体、文化内涵提升等都是安徽民间文化在现阶段出现“式微”表现的传播原因。
20世纪以来,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飞跃发展带来了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舆论生态的重整,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极大的充实了传统的传播体系,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讲话中曾多次强调“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要运用新技术新运用创新媒体传播形式,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7]新媒体作为新技术体系下新的传播形态,以覆盖率高、互动性强、推广方便等特征在现代传媒界保持飞速增长,这为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网络”“手机”的逐渐兴起,传播模式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形成两个“舆论场”,新媒体“互联网”“微信”“微博”“腾讯qq”等构成新的“舆论导向格局”,这让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处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呈现新的传播规则。
(一)发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内容生产力,大量的原创性、首发性报道来在于传统的媒体,据尼尔森评级数据一项名为《再现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说明:新媒体67%的新闻来自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传统媒体专业化的新闻传播理念和运营方式及专业素养在新闻报道的深度、广度、高度上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同时传统媒体长期的运营和发展,在受众群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形成了品牌效应,这也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因此传统媒体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政策宣传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特色专栏节目的制作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知识普及上等发挥其质量传播优势。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以新兴工具和传播工具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时代到来,新媒体的信息传播量、低成本的宣传营销手段、与消费者的自主互动、广告的创意空间、与用户的创意共享、对客户的个性化定位、潜在消费用户数据的简易获得,企业与新媒体新的利益分享方式的建构,有效应对危机公关等是其优势,新媒体通过多平台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建立起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群讨论”的良性互动模式,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唯美”广告宣传,尤其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用户消费群中的新媒体平台上如微信、微博、Facebook、博客等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能在更多的民众中推广安徽民间文化。
安徽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不同的优势领域发挥其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传播价值,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共同为推广安徽民间文化的服务,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二)加强对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正确舆论引导,传承安徽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对于安徽民间文化,我们应当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全面的观点来一分为二来分析评判,我们了解到安徽民间文化传承至今,其间安徽民间文化中的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凝聚了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我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底蕴,再现了我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表现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培养了特立独行的深受“徽文化”影响,具有“皖风徽韵”气质的安徽人,但我们同样看到安徽民间文化中还存在腐朽的,不合时宜的文化元素,它是封建文化的遗毒,是人本性中的劣根,需要我们以时代的眼光、创新的思维、敏锐的嗅觉、开拓的视野、破釜成舟的胆略对其加以剔除或改造,传承和发展符合时代文化需求的优秀的安徽民间文化。
以“传播信息量大和传播速度快”而著称的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舆论的导向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在传播过程中宣传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是能进入公众视野的主要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它不仅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认知层次,还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态度,新媒体可以通过对安徽民间文化报道与不报道、报道的多与报道的少等手段和措施来主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关注程度和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媒介宣传力度,同时在对安徽民间文化在宣传的过程中注意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确舆论引导,让更多的民众在关注新媒体传播内容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接受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艺术熏陶,让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中不合时宜的文化因素在传播的过程中以不报道和反面报道的方式引起公众的警惕和注意,从传播舆论导向上引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内容辩证的选择。
安徽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新媒体的舆论监管,在舆论导向要注重对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大力宣传,对不合时宜的安徽民间文化,新媒体要在传播的过程中要降低其对公众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加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面舆论引导。
(三)新媒体要有地方文化全球化传播理念,培养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
新媒体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理念的准确把握是新媒体自身获得深度发展和形成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新媒体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文化传播理念会影响文化受众群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价值的准确评价和新媒体在文化受众群中的受欢迎程度,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要以开阔的视野、奔放的胸怀、国际化的视角表达出对人性的尊重、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反映人类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传播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化,体现对人类自由、平等精神的肯定”[8],绝不把自己的文化意识加于与他人的文化意识之上,崇尚自由多元,又要有强烈的时代感、现代感的文化,以包容的心态传播西方的文化的同时向世界推广本地区的文化,这是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传播价值观。
新媒体要真实、准确地传播安徽民间文化,制作更多的高品质的安徽民间文化的大型文化专题节目,通过向外界不断的推介安徽民间文化,使更多的国内外人士能准确地真实地了解安徽民间文化,消除因空间距离和政治倾向等因素造成的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误解,让国内外人士在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交流和传播,同时让更多的安徽人通过新媒体了解到本地区民间文化艺术魅力,自觉地接收本地区文化知识的艺术教育,主动地承担宣传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使命,增强安徽人自觉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责任感,使安徽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得以彰显。走进安徽、安徽民俗文化节、安徽黄梅戏艺术节艺术展演等大型文化节目,在安徽民众中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媒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能实现文化在全球范围类的自由传播,它俨然已成为构建当代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既体现本身的传播价值,又通过文化的传播体现其传播的社会价值,新媒体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理性的传播文化,灌输给受众优秀的民间文化的“心灵鸡汤”,陶冶民众的文化情怀,引领时代情势下文化传播的社会任务。
四、结语
安徽民间文化深受徽文化的影响,徽文化离不开徽人的文化自觉,徽商是传播徽文化的主要群体,徽商的文化自觉推动了徽州地区的文化繁荣,给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养分,打好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根基,奠定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底蕴,“一个群体的精神也反映一个群体的特征,是一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9]安徽民间文化哺育了安徽人,赋予安徽人独特的徽文化气质,形成独具特色的徽文化体系,促成整个华夏文化体系的结构养成,历史的成就代表的是过去的辉煌,今天我们皖人仍需担负起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重责。
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传播工具,其广泛存在的传播形式:网络论坛(BBS)、博客(Blog)、播客(Podcasting)、掘客(Digg)、即时通信(如QQ、MSN)、社交网络(SNS)、微博(Twitter)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其他媒体所没有的传播渠道,实现了普通民众对文化信息的自主提供和文化共享,颠覆了传统文化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方式,更加体现了对受众文化选择权利的尊重,满足了受众文化自由的心理需求,对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传承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有力于安徽民间文化在更广泛地域领域与传播领域的宣传推广。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王世华.徽商与戏剧的发展[J].新视野,2010(5).
〔3〕罗可曼.从明清徽商、家乐班的活动探徽剧文化的张力[J].中国音乐,2012(1).
〔4〕[法]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陈琴建.中国民俗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吴玉红.徽州“三雕”的成因及艺术特色[J].美术,2008(10).
〔7〕.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2013-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