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迹论文
历史遗迹论文范文第1篇
城市文化景观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在1992提出的一个概念，并被正式列入到世界遗产当中。城市景观主要的侧重点是：地域、历史、文化以及具有特色的城市改造和再现。随着经济时代的快速发展，城市无论是内在的精神文化还是外在的街道建筑，也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然而在我国拥有深远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历史的文化遗迹却在某些时候成为了城市设计的最大阻碍，因此，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和城市的改建成为了我国城市设计研究课题当中的城市建造和改建主要问题。这自然也是历史古都西安所在面临的问题，这座独具特色的自身发展历史，城市的设计是主要部分，但是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更是重中之重，所以本文将如何在城市设计当中维护历史文化遗迹，又如何在文化历史遗迹当中发展城市设计等问题作为主要探究对象。
2对西安历史文化景观和遗迹的探究
文化是一个城市区别与另一个城市的独有的特色文明，其一般包括：艺术作品，风俗传统，学术思想，工艺技术，文学著作等人类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是一个城市对于文明的记忆，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城市景观的表现，是城市景观以建筑的形式对历史的传承，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中许多的历史文化已经慢慢消逝了，许多历史遗迹需要修复还原，例如：西安的城墙是我国至今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城墙，在明代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经过西安改造和开发，成为了西安城市官的代表性建筑，还有小雁塔，寒窑遗址公园，大明宫等一些经过原地遗迹修建的休闲娱乐场所和主题公园都成为了西安城的独特历史文化景观，可以看出在西安的城市设计和改造中，不仅需要继承更需要被保护，只有通过修复城市的历史文化遗迹，运用现代的景观建筑观念来设计，以景观讲述历史表示场景，才能够让前来参观的人对城市的文化传承有很深入的了解，了解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和文化。
3西安历史文化背景及现状
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风貌的形象，是一个城市提搞精神品质的最佳辅助，西安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遗迹颇多的城市，身为十三朝古都，历经周、秦、汉、唐两千年岁月历史的冲刷和演变，依然能够看见留存的建筑风格和风俗文化。因此在西安城市景观的设计上，要以其特有丰富历史文化、自然天赋、大气的人文精神以及目前城市基本情况和客观的发展规律为前基础，将完善城市功能，改善民众环境，提高民众生活质量为目的，在创造、保护、展示的基础上将西安打造成富有特色的城市风貌和建筑风格。在国际旅游特色与历史特色的大文化背景下，西安定制了统一计划改建设计，即在发展现代建的筑理念当中坚守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修复古城墙，改建护城河，将汉唐格调的园林景观设计进行构建，在地面上改造鼓楼广场，将商业空间置于负层，这是西安风貌设计的基础定位与重点保护。并在其遗迹保护设计理念的指导下，改造南大街商业街，西大街商业街，保护和开发大雁塔曲江桥的旅游区等工程，将修复和改造设计贯穿于整个西安城市，设计出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现代建筑，例如对汉城湖，大雁塔南北广场，大唐芙蓉圆，唐城墙遗址公园的开发设计，充分展现了秦汉古韵的城市文化景观，收到社会的一致赞赏。
4探究历史文化遗迹在当今城市景观运用
因受现今环境的不佳以及城市的快速变化与改建等影响，人们开始着重保护自身生活的城市，面对城市中历史遗迹的修复和改建。不管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是文化传承的问题都是设计者多多考虑的方向，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简单历史修复与保护，而是一个城市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层面，是城市风貌、物质空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城市内在特色的物质表现，在时代的不断更替当中，西安城市景观一直在努力探索城市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的问题，例如西大街城隍庙改造项目，具有六百多年沧桑的城隍庙，一直都是道教的胜地，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随着时代历史的迁移，逐渐被各种商店百货占据，于是在2003年3月份，西安市政府出巨资把庙中的商业区迁移出去，将庙回归历史，交由道教协会。跟随对西大街改造工程将城隍庙做了全方位位的重修规划，修复了城隍庙当年的英姿，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景观，设计的元素在总体上是按照改造、恢复的新颖思路来实行，将道家文化元素和古建筑的抖拱结构作为主要表现文化景区，西大街的大牌坊与山门便是新景观表现。截止日前，其项目工程已经竣工，西大街标志性建筑除了改造设计的大牌楼和山门作为“点“单体之外，还恢复了周边历史环境基调，从风格色彩、街坊形式以及高度体量等方面和钟鼓楼的广场相互呼应，完成了城市景观对历史遗迹维护的要求，成为了西安古城一道靓丽的景点。除了西大街城隍庙改造外，在西安还有天郎大兴综合设计的项目。此项目以公寓、商业、住宅等多种业态的融合开发，继承了汉文化的精华，将文化建筑的风格作为城市区域建造开发的助推器，其设计旨在建立休闲娱乐、商业居住等特色主题，在园林的山、水、屋、树等元素中巧妙将汉代元素融入其中，深刻体现了设计师对历史文化的探究。
总而言之，历史文化遗迹的恢复与改造是城市景观设计主题的主线，通过继承设计将历史文化景观激活，体现出城市深沉而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有因时代变迁而发展的城市景观，要学会将二者灵巧运用创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就像西安一样设计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用城市景观表达历史文化遗迹，让历史文化遗迹与城市景观一起进步，一起成长。
作者:张继红 单位: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参考文献：
［1］詹秦川，王婕弘.大尺度空间下大明宫遗址公园景观设计的体验性探究［J］.艺术评论，2016，14（9）:172~174.
历史遗迹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庆州；古城保护；城市开发
中图分类号：G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149-02
一、序论
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蕴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量信息。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己成为所有历史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要发展经济，进行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又要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使二者不相冲突，协调发展，这本身就是很难做到的。因此目前国家重视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确保文化古城建设有序合理的发展。
韩国虽然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半岛国家，但是却拥有9处世界文化遗产，各种历史文化遗产很好地加以保护和传承。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一些历史文化古城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并且利用历史文化遗迹和传统文化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协调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他们的成功保护和开发利用策略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学习。
本文主要以韩国历史古城庆州为例，深入研究韩国古城保护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他们的发展策略，从中可以找到解决我国古城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难题的办法，为我国主要的古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庆州古城保护及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庆州位于韩国东南部庆尚北道，属于韩国中等城市，庆州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其中有约一千年的时间（公元前57年至935年）是作为新罗王朝的首都，遍布着新罗时代的文化遗址。庆州是朝鲜半岛历史文化和文物最丰富的地方，具韩国国土研究院调查资料显示，庆州具有指定的国家级、道级文化遗产297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12个文化都市之一，被誉为 “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庆州的佛国寺、石窟庵、历史遗址群被指定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庆州作为国际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其主要特色。庆州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不仅对国内游客，也对海外游客尤其是欧美国家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每年都有很多外国人前去参观游玩，进行文化旅游。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很好的保护了庆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庆州的文物古迹和空间格局得到很好的保存，同时也发挥了对市民的贡献，旅游产业的可观收入也为继续进行文物的管理和修葺提供了资金。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
庆州在古城发展上，首先确保历史文化资源的永存，庆州是新罗长达992 年的千年古都，拥有最具韩国特点的自然景观以及新罗时代的遗址， 因此在开发中突出其“天然博物馆”的特色。同时韩国政府花费巨资修复了庆州的许多古迹，并将连同庆州及其郊区共214平方公里的地区全部划为历史保护区。为保护古迹和人文环境，庆州不准建造高楼大厦，农村和城镇居民住房多为古色古香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平房或2-3层的楼房，与整个庆州的文化古迹相相得益彰。因此庆州地区基本保持古都昔日风貌。同时有形与无形资源开发相结合，民间新罗节庆习俗、传统花郎武艺、传统民俗娃娃和韩纸的制作等，很好地展示了庆州的文化旅游特色。
庆州大力保护历史文化古迹，并没有影响庆州经济发展。庆州大力发展有特色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通过召开庆州世界文化博览会、新罗文化节及韩国美酒及糕点宴会等代表韩国的庆典和国际性活动发展成为国际性文化艺术城市。吸引了很多国内外游客，成为国际性历史文化名城。
三、庆州古城历史遗迹保护与发展规划实践特点分析
（一）国家的法律支持和庆州市政府的主导
韩国国家于2005年制定了《古城保护特别法》，将古城保护上升到法律高度，从文化遗址的个别保护上升到历史文化大环境的保护。庆州古城保护与发展得益于此法律。为庆州的规划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庆州市城市基本规划成五个区域，历史遗迹保护区、历史景观保护区、开发促进区、新城区、普门观光区，具有不同的城市功能。
庆州制定了具体针对庆州文物古迹保护的相关法规和条例，有“文物保护法”、“都市计划法”、“建筑法”等。比如规定保护区范围，木柱、石柱建筑，从建筑物外檐在地面投影起20-100米内为保护区，王陵、古墓等封土下端起10-100米内为保护区等。还规定了市区内建筑物高度，庆州旧市区内的建筑高度在7米至25米之间。另一方面，通过条例加强对韩国传统住宅区的保护和管理。为了传承韩国传统住宅文化，市政府要求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几个历史遗迹区周边建造历史文化美观区，即区内各种建筑要按照古时的民宅式样建造。规定建筑物的围墙、大门、屋顶样式、色彩、材料等。这些规定都细致入微的起到对古城建设的指导作用，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另外庆州市的发展也同样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主导。在庆州制定了综合发展规划以后，韩国国家各个部门及庆州市市政府、庆州文化管理委员会、庆州主要公司等共同参与工程的推进，一个部门只负责一个任务，避免平行部门的混合管理，行政管理体制比较完善。同时庆州市古城保护和发展采取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营机制，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是由政府部门投入，极大的提高了古城开发的运作能力。
（二）妥善解决开发与保护之间产生的矛盾问题
庆州在进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时候，始终做到开发和保护并举。将旧城街区大部分地区都划到特别保护区和历史文化环境区内，强化了对旧街区的保护力度。从个别物的个别保护转向对文物系统的整体保护，旧城区原有遗迹的修复和保护与新城区建设同步进行。庆州禁止对大陵园内古坟的挖掘和开发，禁止在旧城区建设高层建筑，禁止兴建有污染的企业。而现代化高层建筑大多在市外20-30公里的地方。
庆州发展避开历史遗迹丰富的旧城区，遵循新罗王京地区遗留轮廓，营造与地区景观相配合的中、低密度的居住空间。周边的绿地、河流、文化遗迹成为一个整体，在保护文化古迹的同时，也给居民创造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时庆州新区的开发成功联合了周边主要城市，如大邱、蔚山、浦项等，发展成为综合新都市。
（三）维护居民利益，引导居民自发进行古城保护
由于韩国是土地私有制，在庆州进行古城保护和利用的过程中，古城很多土地都属于当地居民私有财产，由于刚开始缺乏政府主导，居民乱建房屋，开发混乱。后来在旧城遗址复原和改造过程中，庆州政府注重对居民拆迁的安抚工作，制定明确细致的补偿方案。花巨资分次集中购买居民土地，并在新区进行房屋的加倍补偿措施，很居民利益得到了保护。
另外鼓励居民根据条例规定建造房屋。如果建造的传统韩屋能够显示出传统建筑美感，并有利于保护周边地区景观时，政府则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对独立住宅每平米提供25万韩元（约合250美元），对房屋屋顶的维修每平米提供5万韩元（50美元）以下的资金。这样使得居民在利益不受损害的同时，体会到了古城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和质量的提高，因此自发的加强对古城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并积极支持政府的规划建设。
（四）开展各种节庆活动和博览会，大力进行外宣活动
庆州政府在古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对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以政府为主导对当地的旅游活动进行宣传。由政府牵头，利用韩国观光公司在海外的分公司，对庆州的古城旅游商品进行企划，包装，然后通过媒体进行报道，通过网络进行宣传。并以文化观光庆典为导线，进行海外市场开发活动。庆州开发了多种多样的庆典活动，分布于各个季节和时间，庆典有政府支援和当地居民的参与，各个部门联合对庆典进行策划和旅游商品的开发、销售。并且制作庆州市市政府和庆州文化旅游网站，设有英语、日语、中国语多国语言网页，内容详尽，设计新颖。起到很好的外宣作用。
四、给我国古城保护与开发的启示
（一）利用先进理念进行古城建设设计长远规划
城市规划对于古城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能够减少很多开发过程中对于古城文化资源的破坏，缓解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各级政府要对相关城市进行全方位的调研与分析，制定符合该城市特点的规划，并带头执行。不仅要有短期规划还要有长远规划，同时确保换届不换规划，保证规划持续进行。合理规划好古城与新城的关系，用新城发展带动旧城的保护和改造，用新城发展弥补旧城空间和功能上的不足，起到互补作用，形成统一体。
每个古城按照自身发展阶段和特点，对于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古城环境、格局等进行不同层次的保护和维护，对老城区要坚持保护、保存和修整结合的方针，对新城要坚持科学合理规划、现代管理模式运营的方针。
（二）加强政府主导和资金的投入
要重视发挥文物部门在古城保护中的作用，多部门进行协作。要加大古城历史文物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与整治资金投入，同时积极探索多元投资渠道，开拓有特色的新型产业，探索建立古城保护的补偿机制。同时加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开发文化旅游资源来扩充文物古迹保护经费，从旅游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专项文化保护资金，既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实现了文物资源的长久保护。另外政府要出面进行文化产业资源招商引资，吸引港澳台和海外资金的注入。
（三）调动市民保护积极性与参与性
我国很多古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和传播还主要是政府推动，地方和民间都是配角，积极性还没有被激发出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广大民众应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以主人翁的姿态来面对古城的保护和传承。古城举办的各种旅游节和文化庆典活动，应以民众为主体，让民众找到节日文化主人的感觉，进而投身到古城历史文明对外传播的队伍中去。政府应打造广大民众对于所在城市的自信力和自豪感，使广大民众自发地调动起积极性，投身到古城保护和建设行列中去。
（四）开发各种旅游产品、加强外宣
针对古城自身历史资源特色，开发各种旅游产品、策划各种庆典活动，政府组织专门的人员进行这些产品和活动的包装、广告策划，拓宽传播途径，有效利用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体积极向国内外进行宣传。进一步扩大古城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古城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庆尚北道.庆北圈观光开发计划[R].2002.
[2]韩国观光资源部.庆州传统文化中心城市的观光发展构想[R].2009.
[3]王景慧、阮仪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4]刘汉州.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的保护与发展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
历史遗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历史遗迹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胶东半岛 炮台 韩国 申遗
胶东半岛上的青岛、烟台、威海都是旅游观光城市，由于山东省重视古代历史文化资源，炮台等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还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海旅游观光城市的文化魅力，有待开发和利用。
一、胶东半岛炮台分布和开发利用现状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海岸蜿蜒曲折，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代开始就是中国海上防御的要塞，胶州湾的青岛，芝罘湾的烟台，威海湾的威海，是胶东半岛上的主要港口城市，因其地理位置独特，在近现代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目标，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其中最具特色、数量最多的就是作为海防设施之一的炮台。
青岛是炮台分布最多的地区。在德国入侵以前，清政府为防御海盗，修筑了许多炮台，1897年，德国人占领青岛以后，或是新建，或是对清政府修筑的炮台进行再建或扩建。炮台主要分布于青岛市东南部的青岛湾、汇泉湾、太平湾北部一带，分为海防炮台、陆防炮台、临时炮台三部分。这些炮台中，青岛山炮台、团岛炮台、西岭炮台等六座非常重要的海防炮台，同卑斯麦北炮台、伊尔其斯北炮台、伊尔其斯东炮台、仲家洼炮台四座陆防炮台，以及22座临时炮台形成了完整的海陆防御体系。
其中的青岛山炮台，是由德军于1899年建造的，被称为“青岛炮台之最”。青岛市政府于1997年投资500万对其进行了全面修复，经过数年的发展建设，现已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是一处寓教于游的人文景观。
烟台的炮台有西炮台和东炮台两座，西炮台始建于19世纪70年代清朝末期，1861年，烟台开埠，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修筑了西炮台。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积极推进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清政府于1899年聘请德国技师弗里德里希・克鲁勃对西炮台进行扩建，始成今日之规模。西炮台位于芝罘区西北部的通伸岗上，由瓮城、炮台、指挥所、演兵场、弹药库、城墙等组成，炮台、炮位是建筑的主体。1987年，西炮台被确立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西炮台更名为“西炮台国防公园”，同年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炮台位于岿岱山与东西北三面深约20米的临海悬崖上，与崆峒岛、芝罘岛形成鼎足之势，与西炮台形成交叉火力，是烟台的天然要塞。东炮台始建于189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经过实地考察选址后，奏请在烟台筹建东炮台，并从德国订购了克虏伯大炮，安装在该炮台上。1901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东炮台一度被下令拆除，1903年得以重修。1938年，被侵华日军炸毁了炮身及炮座。新中国成立后，东炮台成为国防军事重地，并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威海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主战场，清朝末期，清政府邀请德国技师于威海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修筑了15座炮台，但经过中日战争后，其中的8座成为废墟。现在所说的威海炮台位于威海海岸山坡及山顶。后炮台在水师学堂堞墙北150米的小山上，包括地下掩蔽与炮位两部分。炮台屡经修复，原貌保存较好。
综上所述，从文物保护方面来看，青岛、烟台和威海三地的炮台都经过了修复，对于破损严重的地方也进行了抢救性的维修，在修复过程中，并没有改变其总体布局和建筑形式。目前，三地的炮台都已列入国家级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作为旅游观光景点对游客开放，但就其开发利用情况，还不尽如人意，原因就是胶东半岛自身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光靠这一点就足够吸引游客，从而忽略了其文化资源，缺少文化底蕴，影响了旅游景点的整体形象。
二、韩国仁川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申遗
江华岛是韩国第5大岛，行政上属于仁川广域市江华郡，是首尔西部的咽喉要道，这里曾发生多次影响韩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在古代史上，江华岛作为高丽朝鲜两朝中央政权的避难所，多次见证了王朝的危急时刻。在近代史上，1866年法国军队的入侵，即所谓“丙寅洋扰”，以及韩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岛条约》的签订，都发生在这里。江华岛居住过许多名人，历史文物众多，是被世界遗产组织指定的保护场所。除了已经被指定为世界遗产、闻名于世的支石墓吸引着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外，这里的海防遗迹也相当出名。
江华岛海洋海防遗迹指的是17至19世纪修筑的环绕江华海岸的江华山城（史迹132号）、江华外城（史迹452号）、三郎城（史迹130号）、26座江华墩台等海边要塞，还包括在江华岛对岸建造的文殊山城（史迹139号）和德浦镇（292号）炮台等。
韩国政府于2015年对江华海洋海防遗迹进行申遗准备工作，仁川市政府计划经3个阶段完成申遗：首先，以江华郡民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大力宣传，普及相关知识，获得居民的支持；其次，向文化财厅提交申请书，于2016年设立仁川市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申遗；最后，由文化财厅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申报，此申遗预计从2017年开始，至2021年完成。
2016年6月，韩国国土情报公司（LX公司）仁川本部于27日同江华高丽历史财团为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的申遗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协议，两个机构为江华海洋海防遗迹中的5个镇、7个城堡、54座墩台能在2021年前完成世界遗产的申报，将运用无人机进行遗迹调查和测量工作。此外，还将进行空间信息相关技术合作、共享历史资料等。
2016年7月，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的申遗工作暂时放缓，因为按照原先构想，如果申请的遗迹中包含金浦市的相关遗迹，申遗名称却只定为“江华”，似有不妥，所以就申遗名称还需要与京畿道金浦市方面作进一步协商，申遗工作虽暂时放缓，但也说明了两地都认识到了江华海洋海防遗迹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三、韩国仁川海防遗迹申遗对胶东半岛炮台开发利用的启示
1988年汉城运动会前后，韩国经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经济发展，人民在对文化需求增强的同时，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日益高涨，这直接表现在韩国对本国文化遗产的申遗上，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文化遗产，韩国的申遗热情一直经久不衰。迄今为止，被收录进世界遗产的韩国文化遗产共计11件，共有18个项目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这些文化遗产的申遗，无论是从其文化意义本身，还是其衍生出的经济效益，皆有目共睹。韩国文化部门的“申遗控”，从侧面说明韩国对于自己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心理。
江华海洋海防设施是以守护国家的目的建立的，它见证了韩国屈辱的历史，经历数百年风雨，留存至今，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同时是岛屿、大海及周边山城巧妙结合的文化景观。可以预见，随着申遗工作的启动，此处必将成为国内外游客旅游的热点，其作为旅游观光资源的价值巨大。此次仁川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的申遗，再一次表现出韩国人民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推崇和保护。
同样作为海防遗迹的胶东半岛炮台的开发利用，从中能得到怎样的启示呢？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申遗中虽然在命名上存在一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整体意识非常明显，其出发点就是海防设施这一整体概念，不仅包括炮台，还有墩台、城堡等。胶东半岛同样可以借鉴这一整体概念，不管是地域的整体概念，还是炮台本身近现代历史遗迹的整体概念，运用其进行相关文化遗产的申报，在提高申报成功率的同时，也提升了知名度，从而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最终创造出巨大旅游收益，实现其开发利用。
胶东半岛的炮台作为近现代历史文化遗迹，其作为旅游观光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也十分巨大，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的申遗对胶东半岛炮台的开发利用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我们在借鉴一个国家文化的时候，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是让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禹英兰.探析山东半岛近现代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2]王涛，于建华，徐德学.烟台东炮台保护利用研究，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六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3]王海鹏，高爱东，闫勇.烟台西炮台遗址现状与保护对策，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4.
历史遗迹论文范文第5篇
1.1构筑城市文化精神
旅顺的城市历史文化精神充满了悲情与悲壮。当代旅顺的城市文化精神体现出宽厚包容，高贵典雅，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是旅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财富；是大连城市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图腾一样铭刻在旅顺的城市建筑上。通过创建历史文化名城，有利于发掘整合区域历史文化资源，宏扬城市文化精神，增强城市的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
1.2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
创建历史文化名城，一方面，可以保护历史街区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城市的知名度。因为历史街区、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旅游资源，它们具有多重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战争遗迹，恢复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战争遗迹、文化遗产、历史街区的保护可以增加城市的知名度，同时旅游业的拓展可以给城市带来信息、资金等联动经济效益，吸引外资到地方投资设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连带经济效益，还表现为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服务业的发展，完善城市功能。
1.3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
历史文化名城的氛围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可以对旅游者、居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普及推广历史文化知识，此外也为考察历史城市及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素材。名城荣誉会激发各利益主体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促进更多的历史价值地区和文物得到保护，珍贵遗产、遗迹会得以保留，历史文脉会得以延续。
1.4促进经济转型
通过历史文化名城的创建，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破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打破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促进机制，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实现由开发利用资源型经济向开放服务型经济转型，促进旅顺口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托区域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战争遗迹，顺势而为，可以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以遗产观光、历史科考、海滨休闲度假、娱乐休闲为主题，加快全区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以旅游业为主体的服务业的大发展。
1.5获得生态效益
经由开发高端低碳的文化休闲产业，不但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财富收入，还能够促使资源合理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增进节能减排，改善区域生产环境及人居环境，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资源，并带来丰厚的生态效益，居民可以从优美的生态环境中永久受益。
2基础条件分析
2.1旅顺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旅顺口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重镇、军事要地；也曾是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乃至世界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比如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她因拥有众多珍贵的文物遗迹、战争遗迹而享有盛名。
2.2具有保留完好的历史街区
从1880年开始，清朝政府在这里扎营盘、筑炮台、修船坞、建军港、设立水师兵营[3]，使之成为亚洲著名的军港而驰名海内外。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旅顺口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沙皇俄国曾统治旅顺口7年余，日俄战争结束后，旅顺口又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40年之久。在反侵略、反压迫、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留有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
2.3多元文化的交流地
自古以来，旅顺口就是我国关内与关外文化互动的枢纽地。由于旅顺的地理位置，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同山东通商联姻的传统，特别是在元明两朝，旅顺地区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归属于山东登州府管辖，由于这种历史渊源关系，致使旅顺成为了关内和关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地，留有大量的珍贵遗迹、遗址及遗产。近百年来，旅顺成为中西文化交融场所。日本、俄罗斯和朝韩等国的舶来文化与本土独特的山海人文风韵在这里交融生长，积累了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旅顺口区的文化影响力直达日韩俄等东北亚各国乃至欧洲各国[4]。久远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古迹赋予了旅顺口“露天博物馆”称号；近代历经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既是朝韩民族的爱国义士安重根壮烈就义之所，又是二战中国战场的终结之地，堪称“半部中国近代史”。
3城市建设中的认识误区
3.1重视城市更新，忽视文化传承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基础设施改善和良好生活环境的诉求也进一步提高，老城区正在经历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的高潮[5]。很多人认为历史街区和文化遗迹等形象破旧，没有价值；也有人认为它是落后的标志，已经过时，不能满足当前人们生活生产需要。正如阮仪三[6]所说，“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没有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被当做发展的障碍物一除为快”。
3.2重视经济价值，缺乏全面的考量
历史街区和文化遗迹、遗址往往占据城市中心位置，区位优势明显，地产开发潜在的经济价值巨大。因此，很多人觊觎这些地区，而且认为这些历史街区和文化遗产等不合今用，它的存在是浪费用地。也有人认为它阻碍发展，碍手碍脚，不利于成片整区开发。总而言之，历史文化街区不仅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还具有历史文化科考价值，承载着城市的发展历史，表征着她曾经的身世，是文化的积淀。同时，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彰显城市自身特色的一张名片。
3.3旅顺殖民地色彩浓厚，国耻不宜宣传张扬
旅顺口区众多遗迹为殖民统治者所留下，很多人认为不宜作为遗迹、遗产加以保护，更不能对其进行宣传，理应清除殖民地色彩，拆毁古建筑。其实，这些主张是不负责任的，更是不可取的。保留战争遗迹、殖民遗产，可以见证旅顺口曾经经历的沧桑，也可以教育后人，促进世界和平。
4现实困境
4.1产权制度缺乏，不能统一管理
建国以来，旅顺口作为我国主要的军事基地之一，既有重要的军事设施，同时也是边防军队驻地，很多历史街区、遗址古迹为军队所有。此外，还因为历史遗留等原因，很多近代战争遗址及遗迹的归属问题、管理问题没有明确的、统一的责任主体。尽管以太阳沟为主体的老城区内很多近代遗迹在军队管辖范围中而没有被破坏，然而，由于很多历史街区、遗址古迹所属关系多元、房屋产权关系复杂，有的产权关系甚至缺失，导致很多街道与房屋年久失修，其他利益主体因为街区和遗址古迹的产权不明，以及其多头管理等因素，不愿意参与开发与保护工作。进而，导致保护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渠道少，保护资金严重匮乏，区域众多珍贵遗产得不到修缮保护，历史建筑陈旧，安全隐患严重；传统风貌和非物质文化正在消失；其价值也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明确责任主体，明晰产权关系，制定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规划，吸引保护与开发资金，这对于旅顺口区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非凡。
4.2快速城市化与有限土地之争
随着旅顺口区被确定为大连市主城区，旅顺口区常驻人口达30万[7]。自2009年，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后，旅顺口区又于2011年被全域纳入辽宁沿海经济带重点发展区域，城市核心区建设步伐加快，实施了行政区搬迁，建成旅顺大学园区，完善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工作得到加强，这为旅顺口区未来加速城市化进程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管理保障，也为旅顺口区率先实行全域城市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基于旅顺口区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到2015年末旅顺城市化水平达到90%，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95%。但另一方面，旅顺口区土地资源等要素十分有限，因此，集约节约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尤其是建设用地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区，这对于缓解快速城市化与有限土地之间的矛盾，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4.3“旧城改造”引发“建设性破坏”
旅顺口区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保护意识，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缺乏超前的和系统的保护措施及保护方案，以至于“建设性破坏”的事件频频发生。一些部门和个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不合理地要求“就地平衡”，盲目拆旧迎新，造成历史文化街区的格局被破坏，珍贵遗产被野蛮拆迁，使得旅顺口区一些地方的珍贵遗产及其环境遭到毁坏。因此，制定旧城保护规划，并加快落实，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珍贵遗产迫在眉睫。
5制约机制分析
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是否得到保护性开发，或者被破坏拆除，受到街区客观条件、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其利益博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若受到短期、局部利益驱动，加之对街区、珍贵遗产的规划与管理方法不当，会对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采取粗暴方式—拆旧迎新，造成对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的毁灭性破坏。相反，如果受到长期、全局利益驱动，加之对街区、珍贵遗产的规划与管理方法得当，会对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采取保护性开发，使得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得以传承，其价值将会在保护性开发的过程中逐步释放（如图1所示）。在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利益主体的保护意识是根本，开发与保护的资金是关键，相关制度及政策是核心，它们将决定博弈的结果。造成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5.1客观条件制约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时代背景、历史基础等一系列客观因素或条件的制约，比如：①城区人口密度过大；②多数古老房屋危险残破，或经过多次翻建失去原貌；③投机的房地产开发；④无序的交通；⑤大部分平房区生活质量很差，水、火隐患不能排除；⑥许多历史街区已经插入不少艺术质量低下的非传统风貌的永久或半永久建筑，传统风貌残缺不全。
5.2相关利益主体参与
①开发经营者，只有在靠近有历史基础的地方，开发经营才有最高的回报率；②城市领导者，在人们最容易见到的地方，才最能表现其政绩，才能得到赞誉；③一些鳖脚规划师、建筑师，要么不懂，要么迎合，从大拆大迁中得到好处；④部分居民，原来无力通过自己改善居住条件的，可能从拆迁中得到一定的补偿（被强迫命令者除外）。
5.3规划与管理失误
将历史城区和现代城市两种不同的城市功能强行叠加在同一空间。历史城区保护所要求的是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而现代城市所需要的是交通便利和工作高效。两种互为矛盾的城市功能被人为地置于激化的焦点之上，造成相互排斥、互相掣肘。
6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对策
6.1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机构
旅顺口区大多数历史遗存因部队管理而被保存下来，但也由于部队的管理不善使一些有价值的建筑遭到破坏和拆毁。由于90%的有价值的历史建筑物仍属军队管理，地方政府难于作为。旅顺不单是中国军方和地方政府的，也是中国的和世界的。建议成立高级别的权威性的军地联动常设机构直接负责保护和管理，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协调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确保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开发与有效管理。应成立由总参谋部和旅顺口区政府组成的高级别的旅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委员会，以明确责任主体，协调各利益主体关系，确保旅顺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保护与管理。
6.2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建设机构
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让投资商或企业来参股，共同组成投资开发公司，以公司为主体[8]，实现在旅顺国家历史名城保护管理机构的领导下开展投资与经营活动。
6.3积极保护历史街区，保证保护工作有效得力
6.3.1保存是保护的基础
“控制”应当是第一阶段的目标。目前的任务是，划定明确的保护区范围，控制拆除，防止人为破坏。
6.3.2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参与
上一阶段的控制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使得保护区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得不到很大改善，为了减少恶化需要投入更多的维护费用，这也是代价之一。作为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加强宣传教育，得到社区的理解与支持，引导居民参与其中显得尤为重要。
6.3.3历史街区风貌全景归复
第三阶段，通过整治、更新原物保护历史建筑，完整保护街区肌理，梳理轮廓，全面复归历史文化街区固有的尺度、格调、风貌[9]。
6.4举办旅顺历史文化名城论坛活动
加强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借势”与“造势”活动，通过有影响力的论坛等学术活动的策划与实施，吸引国内外公众的参与和注意，并通过新闻媒体渠道，形成新闻热点，不仅可以形成短期的冲击力，而且有助于塑造旅顺口区长期的良好社会形象。
6.5社区主体，全民参与
以历史文化街区所在的社区为主体，动员全体居民积极参与创建活动。通过培训教育，将“沟通关联”和“培育情感”作为公民的应尽职责，积极倡导社区居民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者和受益人的理念。
6.6建立并逐步完善保护建设相关法规
历史遗迹论文范文第6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急速重建城市之余，意识到建设时要平衡保护历史文化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遗产理事会于1964年在威尼斯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亦称《威尼斯》[6]，首次将西方保护历史建筑的共识确立为指引，亦成为日后国际保护指引的参考基础。明确指出古迹的艺术性与历史性需要并重(第三条)，以平息十八世纪以来两派之争。首先引入“真实性”的原则（引言），改变以往欧洲建筑师常以自己对古建筑风格的理解随意演绎实物的陋习，然而当时并未意识到“真实性”这个名词在非欧洲建筑可能遇上的理解困境，埋下了日后国际文物保护界颇具争议的难题。澳洲站在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之间，澳洲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遂在1981年写下一套比较具有泛民族视野的文件，称为《保护具有文化重要性之地点的》，简称《巴拉》[7]。《巴拉》一改欧洲文明侧重个别君主或建筑师风格的观念，提倡以艺术性、历史性、科学性和社会性四项人类共通的文化价值观(CulturalValues)主导保护方案，因而比较适合重视社群文化的亚洲文明，因此《巴拉》是现时众多非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原则的参考基础。《巴拉》并不强求将古迹回复到特定历史面貌，反而提倡重叠层面的理念，认为“需要尊重地点上各方面的文化重要性的贡献”（第15.4条）。对于以砖石为主的西方建筑而言，当然极少会发生历史某时段前人为维修而局部换去某些砖石的情况，但是定期更换组件却是东方建筑的传统特性，因此对木建筑来说，保存历史层次的概念应包括更换的组件。对于中国民间建筑而言，依据当代的民俗和工艺修缮其实是重要的历史见证，不应强求修正或统一而铲除历史层面，需知同时保存及修复文物建筑不同时代的饰面是符合当今国际理念的。国家文物局从1997年起与美国及澳洲专家合作，将国际保护最佳原则与中国文物遗产的特点结合，最终在2002年完成《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简称《中国准则》[8]。尤其第5条指出“对文物价值(重要性)的评估应当置于首要位置”，意即在保护工作之前，必须先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文化价值评估，文物工作者不应单凭直觉和经验判断处理手法，这是与《巴拉》的理念相符的。而对修复中国古建而言，第21条指出“保存现存实物的历史状况及不失讯息，任何修复应当尊重现存实物的重要性”，旨在防止有人为了方便讲述一套历史故事而篡改现存历史实体。
2国际保护意念中真实性理念的分析
如前所述，现今国际保护文物古迹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忠实尊重历史信息，不应为方便演绎而任意修改古迹，这就是所谓的“真实性”，国际上用的是”Authenticity”一词。其实这个词语沿自希腊文字“Authentikos”，意即“自动、自我、同样”，后演变为拉丁系统的欧洲语言（如法文或意大利文）里“Authenticity”一词。在英国牛津大词典里，这个词语有八项不同解释：权威性、合法性、事实性、拥有性、原本性、诚恳性、自创性以及无可争议之源头[9]，并无证据支持这个词语在英文里既“原”又“真”的必然性。如果尝试用中文“原真性”这个简化的三字词去等同这个多重含意的欧洲词汇，甚至反过来为了符合国际保护文物标准而推断为要“真”及“原”，这种理解就欠缺科学性。如何最佳地翻译这个拉丁文字，本文尝试依据实证分析。国际上第一次将“Authenticity”一词用于保护文物之上的是1964年的《威尼斯》，这是因为当年执笔者十之八九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在当时，Authenticity一词的概念并无引起太大的注意或争论，因为参与撰写《威尼斯》的人分享相似的背景，对于保护文物的难题的性质及应付手法早已有了大致的假设”[10]。对于一位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来说，界定“Authenticity”这个常用词是无聊之举，但是对于非拉丁文明的工作者来说，却不能顺手拈来将简化的翻译作为专业标准。然而1993年出版的世界遗产（简称“世遗”）的《管理指引》（ManagementGuideline）却首先将这个词语的矛盾带到国际保护文物界去。其第24条规定“要符合申请成为世界遗产，必须通过在设计、物料、工艺及环境方面作出‘Authenticity’的测试”[11]。但凡测试必须基于普遍及客观的科学准则，而申请世遗要动用庞大人力物力，因此国际社会要求世遗组织公布“Authenticity”一词的国际通用的定义，是十分合理的要求。可是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文字里，翻译这个拉丁词汇根本是不可能的。在1994年的奈良峰会上阿拉伯及肯亚的专家均指出其语文中找不到一个相近的意念，而日本专家更加表示在日文字典中是将“Authenticity”译为惊人的“独裁”一词。因此，以常用字典去翻译“Authenticity”这个拉丁词汇并试应用专业文物保护的不合理性就非常明显了。其实现今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早已与跟当年起草威尼斯或世遗指引时相去甚远。昔日欧洲专家集中保护纪念性历史建筑的美学风格或残留证物，但是现今“对民居建筑、文化地域或是精神价值的重视，已经将重心转移”[12]。何谓民居建筑的原来设计、何谓民间文化的真实传统，无法单纯从现存遗址或物质中完美地表达，因此亦无法跟随1993年版的世遗指引，以简单的测试来判断。事件终于在1994年获得突破。“日本（的文物保护界）恐防他们将重要历史木建筑定期落架重建的传统，有可能在西方的框架中被视为并不真实”[13]，向世遗组织正式要求为“Authenticity”一词作出客观及适合全球文化的诠释。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遂于当年在日本奈良举行峰会，颁布了《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简称《奈良文件》。该文件强调“保护文化遗产必须扎根于其传统的价值，视乎这些讯息可否符合‘真诚’（Credible）及‘事实’（Truthful）的理解”（第九条）。基于以上概念，在文化遗产的领域中，“Authenticity”这个拉丁词汇便应该解释为“真诚性”（Credibility）及“事实性”（Truthfulness）两个观念的总和，理由是只有这两个理念方才可以为世界任何语言都拥有的词汇。而我国的《中国准则》将它翻译为中文时，放弃了“原真性”一词，采用了包含了上述两个理念的“真实性”一词作为符合《奈良文件》对“Authenticity”概念的共识的最适合翻译。接受奈良会议的成果，世界遗产组织于2005颁布崭新一份《实施世遗公约的操作指引》对“真实性”作出优化的诠释，不再硬性规定通过某些测试，转而是要求“（文物遗产）‘真诚’和‘事实’地表达其文化价值，（包括）形态、实质、用途、传统、环境及其他非物质传统与人民精神等因素”[14]。举例来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的福建永定高北村土楼群，包括了明代客闽先民的土楼残址、清末民初的现存土楼，甚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海外华侨回乡所建的新土楼（图1），而近代村民因生活模式转型而对土楼的务实改动并不影响其文化价值，成为世遗当之无愧。
3我国对修复彩画工程保持真实性的讨论
梁思成先生曾指出以往的工匠常“将已破败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15]；对待饱经沧桑的中国古建彩画及壁画，柴泽俊先生亦注意到近代有些粗陋的维修工程上，“绘了新颖的晚期彩画图案大大损害了古建筑的时代特征和科学性，降低了文物的价值”[16]。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传统建筑彩画不单是一件视觉艺术，更加是文化遗产的时候，就应该遵守《中国准则》第23条所说：“文物古迹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它的历史真实性，不允许为了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至于怎样才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中第21条所说之“不改变文物原状”，又是否等同西方“真实性”的概念，多年来都成为古建筑修缮保护工作中一个争议性很强的学术问题。在2005年由《古建园林技术》杂志集合专家及匠师对此议题讨论并总结而成《曲阜宣言》[17]。对于近年一些仿效西方砖石遗址极力维持旧状的做法，宣言明确地解释“衰败破坏不是原状，是现状；对于已改变了原状的文物建筑，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要尽早恢复原状”（第8条）。宣言特别指出，中国建筑彩画除了“保护木骨、美化建筑，同时还有彰显建筑等级、昭示建筑功能的作用，（因此）如果残存的油饰彩画已经完全失去原有功能且无保存的艺术价值时，就应当重新修复”（第7条）。这样就解释了《保护法》中的“原状”其实不能狭义地限定为古貌，而应该理解为整体可以彰显“原有功能”（包括《曲阜宣言》所指的保护木质、礼制等级和艺术精神等功能）的状态。这个见解基于中国彩画的原本色彩构图和工艺制度所表达的文化价值比其残迹所传递的讯息重要，所以有限度地补绘遗迹彩画是符合《巴拉》1.4条所说的“保护的意义是一切维护设定遗产地点的（文化）重要性的步骤”原则的。西方文明将修复古迹的传统手法称为“补缺”（Lacunae），特别着重“可识别”原则，我国有些人误解为“留白”，其实西方人强调的是“艺术完整性”，就是说补缺的部分应该在“视觉上比原物稍为后退，却又融合而不干扰地加强整体性。普遍原则是补缺要视觉上比原物后退，但又融合、不干扰而加强整体”[18]。罗马斗兽场的外墙也是用比原物颜色较淡的砖石修补的（图2）。我国一项较早就遵从《威尼斯》原则的案例是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教授主持的广东省从化市广裕祠堂修复工程——梁上的木雕人像在“”时被斩去上半截，补上的半截雕像保留新木质感，既恢复了雕像视觉上的完整性，又保存了原物与补缺之分别，符合《威尼斯》的原则（图3）。此外，该工程亦刻意保留墙上“”标语（图4），以示建筑上历史图文真迹，无分雅俗悲喜，符合《奈良文件》中“真诚”和“事实”地表达文物的文化价值的要求。广裕祠堂修复工程得到国际专家高度评价，荣获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物保护全年最高杰出奖。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在北京举行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与世遗中心邀请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审议了国际保护理念的相关文件对当前保护东亚建筑的适用性，并发表了《北京文件》[19]。《北京文件》指出“任何维修与修复的目的应是保持这些(文化传统)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完好无损。在可行的条件下，应对延续不断的传统做法予以应有的尊重，比如在有必要对建筑物表面重新进行油饰彩画时”。这是因为东亚建筑的髹饰及彩图并不等同西方砖石建筑表面的附加装饰，而是该文物建筑的美学、历史、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元素，因此不应要求像西方建筑任由饰面残缺而完全不用干预，因此文件提倡基于科学分析及传统手法重绘是符合“真实性”的保护方法。在2008年的《北京备忘录》更对此深入解释为“彩画保护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其真实性表现为设计、图案、色彩的真实性，制作材料和工艺的真实性，精神与情感以及历史上干预痕迹的真实性等；完整性是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特征的全面和完整”[20]。
4修复中国民间彩画的现代案例
4.1云南沙溪寺登街戏台彩画修复云南沙溪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保存最完整的民居市集，政府与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专家合作进行全面保护，笔者参与其戏台木构彩画修复的工作。由于前人草率地在清代历史彩画上髹以丙烯酸化学颜料，故要先清洗这些错误的干预层，工序有四步：一，先用橡皮擦蘸上唾沫(含有酶成分)逐一擦去彩画上之灰尘（图5）及污秽；二，以海绵蘸上冰草酸小心抹去顽固化学塑彩；三，用纤维笔扫去木纹内之塑彩（图6）；四，浸稀释氨水的日本纸敷木表面，以中和冰草酸以免侵损木材及底层历史彩画。其实至此清洗及恢复原状已基本完成。根据西方尊重原物的精神，专家坚持对半褪色的彩画痕迹不作任何补色或填充（图7）。唯一要补绘的是木版画，偶有对色彩变淡之处稍作修补，坚持不在有笔足的部分修补，而在画面白色背景之处轻轻用毛笔蘸上近白矿物颜料加强白底，衬托出真正画面（图8）；对新补的画面，尽量以比原色稍淡之色和稍平之笔迹，令远看画面和谐，细看则新旧可辨。这种手法是严格遵守西方补缺和可识别性原则的，在我国实属罕见，更获得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优异奖。4.2香港青山禅院修复护法殿弥勒画像修复由县志和古诗显示，公元五世纪中期杯渡禅师从东南亚乘舟来华遭遇风浪，停在珠江口香港西岸，在山上岩洞禅修，后人设立青山禅院，该禅院可能是佛教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最早地点之一。青山禅院辗转于1927年扩建成禅宗山寺的伽蓝七堂格局，其护法殿坐落中轴线的中央，其面向前的弥勒画像虽然已遭水迹严重破损（图9），却仍肩负七堂制的迎客重任，是重要的历史和建筑特征。笔者负责禅院修复工程，在保护弥勒画像时先洗去碍眼的污迹，再以稍退的色调补上缺失处，集中以调和背景的手法来突出残留的原来笔迹，而避免补绘主要线条，严守国际文物界补缺的理念，亦平衡中国建筑对回复画像的礼制讯息的真实性的要求。4.3香港景贤里大宅近代仿彩画修复在二十世纪初，我国新一代受西方教育的建筑师立志肩负“中体西用”的使命，尝试创出一套“中国民族主义建筑”风格，抽取我国传统建筑里的布局或制度反映在新的建筑设计里，如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1931）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红楼均采用了演化了的清代官式彩画以暗示礼制或美学的精神。香港景贤里大宅（1937）的主人李氏乃二十世纪初的望族，负责联系英国政府和本土华商，因此大宅刻意以当时先进的水磨石预制件技术营造仿清代官式彩画装饰，以创意工艺造出立体藻头、圭线和十瓣旋花彩图等。近年景贤里大宅受恶意毁坏而几乎全失，政府及专家根据残物及旧照复原，笔者参与训练工匠帮助其重拾打磨水磨石（图11）和石灰塑纹铺金（图12）等技巧，恢复昔日以建筑演绎“中体西用”的历史讯息。4.4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神仙赴会图”保养流落海外的大型中国古代壁画中，最著名而现存最完整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博物馆内称为“神仙赴会图”的元代壁画（图13）。该壁画在1920年代由不法日籍商人从山西省某不知名道观切割后偷运出境，更在1933年为了方便运输和脱手而不惜毁坏画面以粗陋手法切割装轴，加剧画面裂痕。壁画辗转终由加拿大政府购入。笔者访问负责修复该壁画的波兰籍资深画师EwaDziadowiec，她首先将璧画进行全面清污，用与原来泥层同色的有机黏土加胶水填补空缺，再加热轻压令各层重新黏合，之后她根据当年未装裱前的照片忠实补绘。整个过程严守威尼斯第12条里补缺文物的原则，以与原画背景相近颜色的底板补在四周边沿，在缺失的地方抽取原画围绕缺失处的颜色淡化，以无笔迹的淡色补上，以求远看形态重现，近看新旧笔迹可辨。这是不折不扣以海外技术拯救中国古代壁画的成功实例。
5结论
历史遗迹论文范文第7篇
一位意大利导演自豪地说，在意大利拍历史剧，根本用不着在摄影棚里搭景，将马路边的广告牌一撤，就是自然完好的历史画面。
墨西哥文物根据时代不同分为古文物、历史文物、艺术文物三类。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一、二类文物（指古迹遗址）就有11万处之多，被联合教科文组织宣布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就有19处。
法国文化部遗产司戈万先生认为，要说法国在遗产保护政策上的特点，那就是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
法国大革命促使遗产保护思想产生。大革命中，宫殿被砸，教堂被毁，文化遗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有一个名叫格雷茹瓦的教士最早提出了保护遗产的建议。他说，摧毁祖先留下来、象征着我们文化遗产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他的忠告被接受了。1793年，“共和二年法令”问世，法令规定，不论哪一类艺术品，在法国的领土上必须受到保护。
共和法令使文化遗产在动荡的年代免遭浩劫。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产保护法诞生，这就是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1913年法”至今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
1964年，在文化部长马尔罗主持下，法国对遗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点造册。仅国家登记入册的历史建筑遗产就有4万件。文化遗产的涵盖面更宽，总数远超过4万。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因为出现了两个新趋势，一是遗产的概念在扩展，人们想要保护的不限于宫殿、教堂，而扩展到百年老厂，矿井等。第二个趋势是遗产“年轻化”，20世纪一些知名建筑师、时装设计师的作品也被列为文化遗产。有专家认为，这两个趋势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渴望寻找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担心全球化潮流吞噬了民族特性，因此，凡是能够加强这种认同感的遗产都受到欢迎。
印度文保部门对文物的抢救和修复工作一贯秉承他们在1932年的原则，即“对古建筑残迹的修复，不论多么简单，第一责任不是修旧如新，而是保护残迹”，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原物。
印度在文物保护，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的保护和维修上相当成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多方参与筹措经费
首先，建立国家文化基金会。国内外团体和公众在免税的情况下，通过基金会对特定或普遍的项目提供资金或捐赠。其次，鼓励本国私人企业参与保护和修复工作。最后，寻求国际合作。自1977年以来，印度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积极支持者，并与一些国际机构紧密合作。
先进的专业技术人才
印度有着一支技术比较先进的文物保存和修复队伍。早在1917年，“印度考古研究所”就设有一个化学处理处，负责博物馆展品和其他文物的化学处理和保存工作，分析研究古迹的材料来源和和古迹损坏的原因，从而发现改善和保存它们的方法。经过他们的努力，印度考古界成功地应对了不同情况下不同原因造成的问题。
广大民众的支持
“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这是印度文物界对外宣传的一句口号。印度决定每年的11月19至25日为“世界遗产周”，每到此时，印度文物考古界就大力进行文保宣传，提高民众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近年来，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在印度各地参观时发现，这里基本上没有在古迹上乱涂乱刻的现象。印度的古迹一般面积都比较大，但除了少量经允许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和食品店之外，没有店铺泛滥的情况。
在墨西哥，古代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认同、和凝聚全体国民的基本要素之一，保护和传播古文化遗产是国家的责任。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和属下的文物保护单位，所需经费由国家出资，不靠门票收入。一些古迹区和博物馆一个特点，就是门票便宜和各种优惠措施。
墨西哥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是国家负责文物保护工作的最高也是唯一领导和管理机关，它有四大职能：对文物的保护、研究、传播和培养专业人员。因此，除下属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它还直接管理全国172处已经开放的文物考古区、110家博物馆、1家出版社、2所文物保护专业学校。它向全国32个州级行政单位派驻代表，领导和管理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这种管理体制的好处是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依法统一领导、管理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有职有权。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到“三个结合”。一是保护文物与扶贫结合。大多数文物古迹都位处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把文物保护工程同扶贫项目结合起来，吸收文物古迹所在地居民参加文物古遗保护工作，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二是保护文物与合理利用结合。以保护文物为前提，开发以古文物遗址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充分发挥古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同时促进旅游业发展。 三是国家为主与公众结合。搞好文物保护，公众参与是一个重要方面。保护文物的观念在墨西哥公众中有比较广泛和深厚的基础。墨西哥有很多公众自发成立的保护文物古迹的组织和文物保护志愿者。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意大利保存着世界上70%的文物古迹，这就使意大利人不仅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而且也有很强的责任感，因为这些文物不仅属于意大利，而且属于全人类，保护好这些文物，就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对于意大利来说，要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保护好，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意大利文化部长的艺术顾问丹尼尔认为意大利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的成功来源于三个保证。
一是政策保证。意大利将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写入宪法。在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九条中明确规定，意大利共和国负责对国家的艺术、历史遗产和景点进行保护。意大利的文物保护与其历史悠久密切相关，还在意大利统一之前，已经存在着不少有关保护文物的规定。意大利统一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条例。1975年，意大利政府正式组建文化遗产部，负责意大利的文物保护工作。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对于城区建筑管理相当严格，古老街道和建筑物不许随便改造，不仅外型不能变，就连外墙涂料及窗户颜色都要保持原样。
二是经费保证。近几年来，意大利在文物保护经费保证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一是每年大约20亿欧元的财政预算保证文物保护的经费开支。另外，自1996年以来，国家通过法律形式规定，将彩票收入的千分之八作为文物保护的资金。此外，意大利还在税收方面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政策。
历史遗迹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抗战遗迹 城市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 世界文化名城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发展脉络。广州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广州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在这片洒满热血的土地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抗战遗迹，这些抗战遗迹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的素材，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广州在大力发展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发挥抗战遗迹的历史作用，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当前，广州在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方面，跟国内外先进城市相比，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相比，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何实现城市经济与历史遗迹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对广大市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本文将重点从抗战遗迹与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论述。
一、广州抗日救亡运动中留下的遗迹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最初，日军作战目标主要是华北和华中，对于广州所在的华南地区主要是发动突然袭击。从1937年8月31日敌机首次空袭广州起，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空袭广州的日机共有近百批900多架次，共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毁坏房屋4000多间，毁沉船只近百艘。[1]P205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广州城顿成瓦砾与尸骸相互堆积的城市。“广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黄沙车站附近，已经是一片平地了，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几十步不是一堆焦土的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2]P212—213广州人民终日在惊慌与无望中度过。在现在的广州市黄华路黄华塘有一块高1.71米、宽0.76米的花岗岩石碑，上面刻有“血泪洒黄华”5个血红的大字，正是记述日寇轰炸广州惨痛史的一个见证。1993年，这里被确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广州也是国共合作抗日的见证地。在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一起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迫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1937年9月下旬，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此，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7年10月，中共代表张云逸为筹建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而专程抵达广州；次年1月，办事处正式成立，成为中共在广州进行救亡活动的公开合法机构。[3]P508办事处积极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组织进步爱国青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掩护中共广东省委和地下党的活动，对促使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位于现德政北路77号，后迁到现中山二路8—10号。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旧址建筑已不存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氛围下，中共在上海创刊的《救亡日报》由上海南迁广州，大批文化人在上海失陷后也撤退到香港和广州。《救亡日报》始终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内容十分丰富，成为抗战初期党在粤港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从而大为增强。社址现位于广州市长寿东路。
正当广州人民抗日救国热情高涨的时候，在日本侵略者的狂轰乱炸之下，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随着日伪政权的建立，他们对广州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位于今广州南石头街的“粤港难民之墓”就是日军杀害香港和广东难民的罪证，他们死在罪恶的细菌武器下。这一惨痛的历史在掩盖了半个世纪之久后，终于昭彰于世。在日伪政权的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党组织力量也开始向农村转移，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各游击队也纷纷派党员潜回广州建立秘密联络点。所以，广州这时期也留下了党秘密活动的一些重要据点。如现位于广州中山四路谈家巷的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旧址、位于米市路1号的珠江纵队广州联络站、位于荔湾区文昌北路的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秘密活动机关旧址都是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历史见证。
1945年，世界人民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1945年9月16日上午10时，广州地区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现广州东风中路中山纪念堂举行，由中国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受降。张发奎询问日军代表田中久一等身份后，命令坐下，随即下达国字第一号命令，通过翻译宣读，日代表垂头聆听，精神颓丧，宣读完毕，日代表田中久一签署投降书，历时40分钟，完成广州历史最光荣的一页。[4]P17如今，历经沧桑的中山纪念堂已经成为广州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然，在广州这片热土上还有很多抗日遗迹，如位于先烈路的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原位于白云山麓马头岗的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等。
总之，广州拥有的众多抗日遗迹可以让你读懂日本铁蹄下的广州史，从而激发广大民众爱国爱乡的热情，不忘屈辱，奋发图强，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建设广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