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成本的论文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机会成本的论文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机会成本的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专业阅读；资源配置；无形之手；有形之手；机会成本；效度；热度；厚度
中图分类号：G7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6C-0064-04
教师阅读的目的，除了获得相关知识和实现精神愉悦之外，大多数都是与专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朱永新认为，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他的读史，在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专”项目中，他将专业阅读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专业阅读对于教师成长的重要促进作用，阅读应该成为教师自带的基因，即教师是一个天生的阅读者，但面对烟波浩渺的“人类知识宝库”，教师不免产生焦虑感和恐慌感，如何进行有效的专业阅读呢？
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专业阅读效度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的现实存在，……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1]在一个社会里，资源稀缺是普遍存在的。与无穷的人的欲望相比，满足欲望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因此，怎样选择和配置资源就成了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项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资源。
对于教师而言，首要的稀缺资源就是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已经成为教师的“天问”，每天的工作千头万绪、琐碎无比，除上课备课、批改作业、学生管理之外，教师还得完成各类评估创建、检查验收、岗位晋升、教育科研、培训学习等任务。
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普通教师的时间表：早上7点多进了校门，便马不停蹄：检查作业情况，督促打扫卫生，辅导学生晨读，之后上两个班的课。课间操30分钟，午休40分钟：了解学生情况，进行思想教育。晚上夜自习辅导结束后巡视学生宿舍。所剩无几的时间还要批改作业，出试题，备课……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除此以外，还有每周的教研活动、备课组活动，每周的学校例会，每学期的教研进修；填表格，册，作总结，析数据；数不清的领导听课，忙不完的各种赛事，做不够的大小活动……等回到家已经疲惫至极，哪里有阅读，特别是“专业阅读”的时间和心思呢？这也往往成为教师逃避专业阅读的理由和借口。
对此，笔者认为必须对时间这个最大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完成以下“三步曲”：
第一步是记录诊断。如何利用时间，保证专业阅读，实实在在考验着教师的智慧和能力。教师如果学会用经济学眼光看待时间，就能更有效的分配时间、利用时间，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使专业阅读就在整个时间系统中得到更大的保障。
因此，教师首先要对自己每天的时间进行详细的记录和诊断，彻底弄清自己的时间去哪里了：被何人占据？被何事消耗？彻底区分哪些是有效时间，哪些是无效时间。
第二步是分类处理。教师每天的事务虽然繁杂，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可采用“四象限”法则，按照重要度和紧急度两个不同的维度和程度建立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既紧急又重要、重要但不紧急、紧急但不重要、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然后把事务分别填入不同的象限，这样一来，如何处理就一目了然了：对于重要而紧急的事情，应该优先解决立刻做，如马上要进行的公开课；对于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应该制定计划去做，如专业阅读；对于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放权交给别人去做，教师浪费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这个象限，因此要深入思考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还有很多时间是被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事情占据了，比如上网聊天玩游戏，对于这些事情，对策是尽量别做。[2]
第三步是坚决执行。要在此基础上安排好一天的工作时间表，列出每天的相对完整、不受打扰的阅读板块，如同健身时间一样，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做任何与阅读无关的事情，一次只专注于阅读这一件事情，既不多线工作，也不随意中断，直到这个时间段结束。这样，不仅提高了阅读的单位时间利用效率，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感，可以极大地提升自我效能感。
二、做好“两手”准备，持续专业阅读热度
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要保持活力，必须用好“两只手”：“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所谓“无形之手”，出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指的是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价格、供求和竞争这些机制就像一只“无形之手”，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做出各自的决策，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流动。所谓“有形之手”，出自另一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指的是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者管理。主要办法是通过制定计划指明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通过制定法律规范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或者通过行政命令直接管理经济活动。
在教师的专业阅读中，也存在着这两只手：教师自发的阅读需求如同“无形之手”，如个人的兴趣爱好、个人的上课备课需求、个人的写论文评职称需求等；而来自组织的外部制度如同“有形之手”，如学校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制订的制度、开展的活动、举办的比赛等等。
这“两只手”也是各有利弊：“无形之手”引导下的专业阅读因教师“自己愿意”而更加真实、深入、持久，一部分有着强烈专业追求的教师，阅读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从自发走向了自觉，从阅读走向了“悦读”。即使在应试教育的夹缝里，他们也能通过阅读进入专业成长的快车道。事实也已经充分证明，一个优秀的教师，一定是一个优秀的阅读者。
其弊端在于分散化、见效慢、影响范围小，一是文学休闲类阅读多而教育名著类少，大部分教师最喜欢的是更悠闲轻松的文学消遣类书籍，而很少有人静下心来阅读需要耗神费劲的教育教学名著和现代教育技术类书籍，停留在阅读“舒适区”不思进取；二是由于无人“监控”，即便有些教师认识到专业阅读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往往以“没时间”“工作忙”为借口逃避读书，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注意力容易被分散，即使在阅读，也喜欢短的小的东西，长的深的看不下去，从而使阅读变得肤浅化、碎片化；三是还有不少教师功利化阅读，仅仅将阅读视作写论文评职称的工具或者应付上级检查的任务，一旦达到目的、完成任务，其阅读的热情便明显下降，有些教师甚至除了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之外，几无阅读。这些弊端导致了专业阅读的严重“贫富不均”，拉低了整个教师队伍的平均素质。
“有形之手”引下的专业阅读因有组织介入、有制度保障、有评价考核而使效果更加明显，其优势在于能够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范围”内在面上迅速营造出“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激发出教师的阅读兴趣，生产出一批阅读成果。不少学校、地方为促进教师的专业阅读，已经采取了种种措施，比如制定教师阅读制度、举办阅读节、举行阅读沙龙、进行读书比赛，这些制度措施，也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教师的素养，改善了教育教学效果。
但是它的弊端表现得也很明显：专业阅读真正对教师产生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改进的过程，正如叶圣陶先生“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的观点，一场活动、一个制度、一次评比，就如同一颗种子植入教师心中，要开出美丽的鲜花，必须有空气阳光水分土壤的持续的滋养。否则，“看上去很美”的初衷，很可能变成“式”的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际上运动过后一切回到原点，效果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取得教师的认可，反而引发教师的反感、疲惫等不良心理，遏制教师的热情，跌入形式主义陷阱。比如有些学校、有些区域规定，教师每年每学期要完成阅读的内容和数量，要写多少篇论文，要写多少字读书笔记，甚至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通过微信、微博、QQ等网络对教师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浸润”。而教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应对，让这些简单粗暴的强迫手段倍显无奈和尴尬。
因此，推动教师的专业阅读，不仅需要教师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管理者的努力。不能仅靠一只手，而要适时用好“两只手”，充分发挥教师内部需求（无形之手）的决定性作用和组织外部控制（有形之手）的保障性作用，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扬长避短、相互配合，形成两手的最佳组合，这样，专业阅读才真正成为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状态，成为整个职业生涯中一项贯穿始终、持续改进的行动，最终实现教师、组织的“双赢”。
三、核算机会成本，培植专业阅读厚度
经济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机会成本。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当某种资源被用于这些地方时，就不能被同时用在其他地方，即这个方面的获得是以其他方面的失去为代价的。机会成本就是指为了得到某样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样东西的最大价值。比如在图书馆看书学习还是看电视剧之间进行选择，在图书馆看书学习的机会成本便是没有享受电视剧带来的快乐，而看电视剧的机会成本则是失去了在图书馆看书学习所得到的东西。[3]
可见，机会成本与选择息息相关，当决策者面临众多选择的时候，机会成本的核算，为决策者进行正确理性的选择提供逻辑严谨、论据有力的答案。力求机会成本最小化，成为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准则之一。
机会成本在专业阅读中也无处不在，当教师面临海量阅读对象的时候，若能进行一番机会成本的核算，反复权衡、择优而从之，就能做出“最佳选择”，将有限的精力和专注力投放到最佳的阅读上去，让自己的专业阅读“利益最大化”，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具体说来，在核算专业阅读机会成本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三件事：
一是算大账：计算专业阅读的机会成本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读？”考验的是教师在公与私之间的权衡，在个人名利得失与教育使命职责之间，不可鼠目寸光、唯利是图，只想着个人的名利得失，必须将个人的阅读与教育使命结合起来，一个教师只有将自己的个人阅读行为置于教育事业的宏大背景中，才可能真正铸就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辉煌。失去的是个人“小世界”，得到的却是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没有胸怀和格局的所谓专业阅读，注定是走不长和走不远的。
二是算细账：读什么？这也是容易引发阅读焦虑的一个问题，有时候，花数十元、数天的时间、投入精力阅读了一本书，如果发现“不虚此读”，一种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如果发现此书是垃圾，便会后悔不迭，付出的机会成本很高，浪费的不仅是金钱，更要紧的是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金钱、时间、精力本来可以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创造更多价值上的。因此，教师的专业阅读要杂更要精。
表面上看来，当今的阅读市场红红火火，图书之丰富甚至让人产生选择恐惧症，但真正值得读的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如钱理群先生在谈到读书的时候说：“真正的原典的东西是不多的，任何一个文化里面原典的东西是不多的。”以中国文学为例，他开出的书单是：首先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然后是司马迁的《史记》，接下来是唐诗，然后是《红楼梦》，还有鲁迅。钱先生说，把这几本书读好读通了，其他的书就好读了，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根。可见，教师专业阅读一个有效的选择就是抓住根本，尤其在当下读物良莠不齐、质量堪忧、内容重复的情况下，教师一定要学会对书籍的科学选择，舍弃垃圾图书，阅读经典的、原典的、源头的图书。
三是算长账：正如职业生涯需要规划一样，专业阅读也需要规划，专业阅读需要的是“立长志”而不是“常立志”。完善的阅读规划，能够保证教师的阅读活动有序开展，增强阅读的针对性、有效性，将隐性的机会成本变成现实的收益。教师要站到自己整个职业生涯规划的高度，“顶层设计”自己的阅读计划。科学分析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的不同阶段的需求，实事求是的评估自己专业素养构成中的缺陷，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内容和进程。需要明确的是，阅读规划的形式可以是个性化的、灵活的，但付诸行动、持之以恒才是发挥规划效用的不二法则。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吉姆・兰德尔.时间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3]缪代文.机会成本原理运用分析[J].成人高教学刊.2012（2）.
机会成本的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在考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作为风险企业家与有限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j-~E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管理支持力度的合理分配，达到可行的帕累托边界，并最终实现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的利润最大化。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二、投资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三、一般合伙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机会成本的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当今整个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信用经济时代”，建设一个完善的诚信体系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然而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是现在的社会诚信度普遍偏低，这一被大家普遍认同的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却得不到普遍的遵守，诚信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诚信又如何构建呢？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行率只有50％左右。中国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近5855亿元。由于市场交易主体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竞争，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诚信缺失不仅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加强诚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诚信的经济学含义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诚信已被人们公认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更多地应用于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行业内外竞争的秩序化。诚信不仅属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现代意义的诚信是在中国传统信义原则的基础上并借鉴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经验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保证社会活动的顺畅进行，各方在诚信原则的协调下都能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态势。世界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诚信作为一种“人类制度”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它遵循投资、收益、支出、回报等经济学的规律，可以用货币曲线来描绘。“诚信”的观念原本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常情况下，诚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级的诚信后还要付出维护诚信的成本和扩大诚信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和源源不断的收益。诚信的投资与收益关系为正比关系，投资越大收益越高。但是这种比例关系还要考虑客观条件的因素，比如社会信用环境等。
二、诚信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在这里，笔者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理论来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
“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基本含义：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者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私利，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经济人要追求金钱或物质利益，而诚信是获得这些的手段之一。对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个人对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
如果市场主体是诚实和守信用的，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进行交易，最终获取利润。此时，人是一个经济人，诚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维持诚信也是有代价的。在交易中，必须要守诺，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难，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也必须要守信，以维持信誉。
市场主体是否坚守诚信取决于守信的机会成本与不守信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如果维护信用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诚信的动机会降低。如果不诚信会给市场主体带来巨大的损害，诚信的动机就加强。事实上，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都不遵守约定，则互惠的交易不能实现。其实每个人本质上都还是认同诚信的，而且诚信也能增进所有人的福利。那么为什么诚信又会缺失呢？诚信是在相互交往中实现的，问题也就出现在交易对象之间的博弈中。我们可以从这种博弈当中来分析市场交易主体的机会成本。交易实际上是一个囚犯困境式的结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诺、诚实交易，对双方来说会形成双赢；如果一方守诺而另一方背信，背信一方就能得到比双方都守信还要高得多的收益，而守信者一定损失惨重。结果，当对方遵守承诺时，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则更是暴利；而当对方不守约定时，守信就损失惨重，背信则可避免损失。这样一来，无论对方守信与否，背信都是最佳选择，因此双方都会选择背信。由于不守诚信，交易就无法开展，因此结果一定劣于都守信时的状况，此即囚犯困境，因此双方的机会成本都是相当大的。
在市场主体的交易中，不同情况决定了其机会成本的大小，也决定了其是否诚信。情况一，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结果诚信缺失的概率就非常大。不过，如果反复交往，结果会有所变化。因为一次易中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要小得多，而获利更多，而在反复的交易中，如果一方失信，则会导致对方的不信任，因此对方就会加强防范风险的措施，甚至会取消交易，机会成本就会大得多，自己获利的概率就要小得多甚至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无限连续交易博弈，每次交易的均衡都表现为双方都遵守规则、坚守诚信，因而是最优结局。情况二，和不同的人交易，每个人都只交易有限次数，但与不同人的一系列交易在时间上错开，而且其交易对象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信息，这也等同于与同一个人连续交易，其结果是双方也会选择守信。情况三，和不同的人交易有限次数，但其交易对象也在时间上错开，但并不共享信息，或信息共享的范围是区域性的。由于信息传递的阻塞导致信息不对称，因此结果跟第一种情况是一致的，欺骗的动机会强化，而诚实的心理会减弱。
正如亚当·期密所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和别人有生意上的来往，他就不盼望从一次交易契约来图非分的利得而宁可在各次交易中诚实守约。一个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宁愿牺牲一点应得的权利，而不愿启人疑窦。”
三、诚信构建的理性思考
1.建立以强制性建设为主的诚信制度
上述市场主体在交易博弈当中诚信缺失的分析是建立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而外界的约束最好的方式便是制度。有效率的制度不仅会减少直接监督、法律制裁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消除损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动机。制度的设计应该在承认个人利已动机的前提下，设计一套约束规则，使经济主体在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能服从制度制定者的意图。
制度的形成有诱致性方式也有强制性方式。诚信的诱致性的制度变革，内涵着市场主体在博弈中自己教育自己，制度安排所需时间相对太长，故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诚信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在构造有关诚信的制度安排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强制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构造诚信的制度安排的总体判断是强制性制度安排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统一。但是，因为诚信的诱致性建设所需时间太长，所以，从总体上讲，应当是强制性推动为主的。
2.诚信制度的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
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博弈当中是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而决定是否守信的。而在现实当中，之所以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会选择不诚信，是因为不诚信的低成本和维持诚信的高成本。我们在制度设置中就必须针对“经济人”的自利目的，加大对不诚信的打击力度，增大其不诚信的成本。只要在制度中适当设计规则，使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不诚信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在社会上出现那么多不诚信现象主要原因就是现阶段我国诚信制度不健全，不诚信获益，而诚信相比会“吃亏”，在巨大的利益诱惑这之下,作为“经济人”必然会选择不诚信。因此，在诚信制度建设中，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让“经济人”为其不诚信付出应有的代价。
3.诚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诚信体系的建设
我们在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时得知，不诚信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共享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就应通过诚信体系的建设构建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对个人信誉的记录就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警察局对个人违法犯罪等污点的记录也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这些机制足以保证一个人的交易信用为其他人获知，从而使得他的交易具有无限连续的性质。诚信体系在我国虽然已经受到重视并着手开始建设，但是以诱致性为主，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具有制度约束力的统一的诚信体系。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既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信用记录体系，也缺乏其他传递和共享个人信用的机制。因此，应该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体系，让个人的诚信记录成为共享的信息。信息的共享可以将交易或交往变成无限连续的博弈，从而增加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
总之，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交易博弈中追求功利最大化是诚信缺失的经济根源。而要扼制“经济人”的不诚信就要强制性建设有效的制度进行外在约束。在制度设计中一是要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同时要建立全国性的旨在信息共享的诚信体系。
参考文献：
[1]程国慧:《失信损失触目惊心》[N].《京华时报》,2002年3月13日
机会成本的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虽都是业绩评价指标，既存在明显的区别，又在作用、方法和数量上仍存在一定的联系。会计利润是事后利润。经济利润是一种事前预测，考虑了股权投资的机会成本，消除了传统会计核算无偿耗用股东资本的弊端，更能全面地反映经营业绩，揭示利润产生轨迹，可以引导企业转变经营思想更新经营管理理念，在相关性、真实性、有用性上优于会计利润。
1 经济利润的含义及分析
经济利润是企业投资资本收益超过加权平均资金成本部分的价值，或者企业未来现金流量以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折现后的现值大于零后的部分。计算公式如下：经济利润=（投资资本收益率—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投资资本总额。早在1890年，经济学家佛雷德·马歇尔在出版的书中提到“所有者或经理的利润在按现行利率扣除了资本利息后剩余的部分可称为经营收益或管理收益”，该意思实际上就是把股东投入的资本的机会成本按照现行利率来计算，在计算经济利润时再加以扣除，马歇尔说“公司在任何期间创造的价值，不但必须要考虑到会计账目中所记录的费用开支，而且要考虑到业务所占用资本的机会成本。”传统的会计利润恰恰忽略了资本需求和资金成本，经济利润消除了传统会计核算无偿耗用股东资金成本的弊端，要求扣除所用资源的成本，包括所有者权益资金成本。
2 会计利润的含义及分析
会计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可简单表示为：会计利润=收入-费用，分析会计利润有利于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分析企业经营成果，有利于考核管理层的工作绩效。
3 经济利润与会计利润的区别：
3.1 服务主体不同。会计利润服务的对象是企业外部的使用者。设置会计利润的目的是为了客观地反映经济活动，并为利润分配提供可靠依据。设置经济利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加强管理，对企业面临的可供选择方案的风险收益进行预测，使企业管理决策更加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3.2 目的角度不同。会计利润是站在企业所有者角度的经营成果指标，经济利润是站在公司的角度，公司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可以通过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两个渠道来筹集资本，对于公司而言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都是“投资者”，当公司通过计算得出有经济利润时，说明投资这家公司就会获得“超额利润”，自然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公司。
3.3 计量的范围不同。会计利润仅考虑与企业经营相关，可以用货币计量的生产要素，而经济利润还考虑股权资本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机会成本，经济利润的计量还要涉及到生产要素以外更复杂的概念。
3.4 计量依据不同。会计利润是以收人与费用相抵后计算出来的，因此会计利润依据的是权责发生制，经济利润需要在会计利润基础上扣除投资资本成本，而这项内容不是实际发生的，因此经济利润不都是依据权责发生制，经济收入是指期末和期初同样富有的情况下，一定期间的最大花费。即：本期收入=期末财产-期初财产。
3.5 成本计量不同。会计成本只确认和计量债务成本，而对于股权资本则不作体现。经济成本不仅包括会计上实际支付的成本，而且还包括机会成本，即：企业为将资源从其他生产机会中吸引过来而必须向资源提供者支付的报酬。这些报酬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会计成本仅确认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往往不被认识，经济成本是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二者之和，是企业运作过程中的全部成本。
3.6 应用范围不同。会计利润是企业一定时期内收入、成本、费用的综合反映，是在各个领域中运用的最为广泛的绩效类指标之一，经济利润则多应用于投资决策、绩效评价、收购重组、激励机制设计等方面。
3.7 计量的程序不同。会计利润的计量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和方法将企业的经济业务从发生到利润的形成都规范地记录下来。而经济利润的计算则没有固定的程序和方法，会计利润的计算必须遵守统一的会计准则，而经济利润则不受准则的限制。
3.8 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依据不同。会计利润是依据过去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并且可以以货币计量的事项，对于未知的没有发生的事项在会计上则不予确认和计量的。而经济利润既包括已发生的也包括尚未发生的经济事项。如机会成本，沉没成本等。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在作用、方法和数量上存在一定的联系。首先，都是对于企业某一时期的经济活动的评价，只不过两者考虑的因素不同。其次，在数量上两个指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会计利润是会计人员日常工作的积累。利用会计利润进行调整，可以得出经济利润。会计利润的缺陷：①会计利润是按收人实现原则来确定的，它反映企业已实现的利润，而不反映未实现的利润，利润表体现的是狭义的经营成果。②会计上的资产按历史成本计价，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过去未分摊的资产成本的余额，在各种经济条件变化情况下，资产的价值会失去真实性。③会计利润按历史成本转销费用，但收人按现行价格计量，这使收人与费用并未真正建立在同一时间基础上，收益的计量缺乏内在的逻辑上的统一性。④会计按配比原则确定利润，使一些性质上不是资产或负债的递延项目也作为资产或负债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资产负债表的有用性。经济利润的优势：①评价企业经济效益时，经济利润对企业的决策更具有相关性。经济利润既包括已经发生的也包括尚未发生的经济事项。还考虑机会成本、沉没成本等问题。②经济利润所提供的信息更具真实性。经济利润主要依据现行市价确定企业的收益和费用，收人和费用不仅在内容上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时间上也完全统一。③经济利润的计量还涉及到生产要素以外更复杂的概念，它更全面地反映生产要素成本，对成本的计量更客观合理。从以上分析可见，经济利润克服会计利润的一些缺陷，在相关性、真实性、有用性上优于会计利润，但经济利润须以重置成本或现行成本来计量企业的资产净值，必然增加实际操作中的难度。另外，经济利润的计算还没有固定的程序和方法。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按经济利润反映经营成果，各企业利润就缺乏可比性。所以，经济利润主要为企业内部进行预测、决策和对项目进行评估。
4 意义
4.1 引导企业转变经营思想更新经营管理理念 会计利润是单一评价指标，经济利润是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随着人们对公司绩效指标复杂性，多层次和多维度性认识的加深，多指标的综合评价逐渐被重视，由于会计利润忽略了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在公司经营业绩考核方面往往夸大经营利润，扩大了管理层的经营业绩，同时忽略了股东资本带来的价值。经济利润考虑了投资者的投资资本成本，使得管理层关注创造的价值，关注资金的组成结构，这一点在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犹为突出，长期以来，管理层普遍认为权益资本是无偿使用的，偏面追求利润而忽视了企业价值最大化，致使资本回报率较低，引入经济利润这个综合评价指标，将引导企业关注股东价值的创造。
4.2 经济利润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盈利能力和盈利状况 盈利能力是所有与企业相关的投资者，债权人和经理人所关注的，会计利润忽视了资本成本也就相应高估了利润，不能准确地反映经营者的经营业绩。而经济利润指标还原了收益，使企业的净收益更能真实地揭示经营者的经营业绩，站在股东的角度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价。
4.3 经济利润更能揭示利润产生的轨迹 经济利润克服了会计利润的局限性，在完整反映企业经济活动成果时，考虑了各种影响损益的因素，更具有真实性，在经济效益评价方面更加客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会计利润相比，尽管经济利润在许多情况下对一些具体指标不能准确量化。但是，由于经济利润考虑了股权投资的机会成本，消除了传统利润核算无偿耗用股东资本的弊端，把经营者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极大地发挥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导向和核心作用。因而，是一个更为全面的衡量经济效益的指标。现代企业财务战略的核心是价值管理，而价值管理则是一套以经济利润为核心的分析指标，它包括公司战略制定，组织架构建设和管理流程一套完整的战略性管理体系，可见，经济利润对于企业价值管理和财务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侯明.浅析经济利润[J].工作研究.2006.（12）.
[2]李玉明，张淑华，赵红梅.经济利润与会计利润的差异分析[J].商业经济.2006.（7）.
[3]李金香.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的评价[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4]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计实务科目考试辅导用书[M].大连出版社.2007：182-183.
[5]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6]董颖.浅议经济利润挑战传统会计准则下的会计利润[J].当代经理人.2006.（21）.
机会成本的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成本；投入；供给
在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断受到质疑的今天，理论视角的转换、问题域的扩展、实践运作方式的变革，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突破点现代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精细剖析，为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价值缺乏共识，要求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性质及其价值
长期以来，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性质和价值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模糊认识。一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参与生产，其劳动成果没有使用价值，也不创造价值。二是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为看重的是物质利益，只有讲物质利益、给钱给物，才是“实打实”，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是“空对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三是不能正确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认为军事训练可以从射击的环数、投弹的米数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效果是难以衡量的。显然，澄清这些模糊认识，要求准确定位和辨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性质和价值。
(一)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性质。首先，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性生产劳动。人类社会生产是由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组成的。精神生产本质上是人类的主观精神活动，是人们凭借自己的认识和思维器官——大脑，对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客观世界的精神生产对象进行精神性加工、整理和制作而形成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的过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影响人改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运用精神生产资料，即运用人类社会传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理论对官兵的精神心理世界施加影响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其劳动样式可分为以文字符号系统为劳动对象的理论研究(初始生产劳动)和以官兵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领域为劳动对象的宣传教育(再生产劳动)两种形式，在性质上是一种脑体兼有的综合性劳动，因而也是一种复杂性劳动，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性劳动。
(二)合理廓清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形态是思想产品和增强的人力资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性生产劳动，其初始生产劳动生产出的是思想产品，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创作、生产、使用的包含各种思想、观点和理论的思想材料等，以文字符号为劳动对象，包括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精神劳动成果，如讲稿、材料、笔记、音像带、光盘等物质载体，以及以非实物形式存在的思想劳动，如谈心、谈话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再生产劳动生产出的是增强的人力资本。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培养人的活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则是受教育者知识技能的增加和能力素质的提高，用教育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受教育者人力资本的增强。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所增强的人力资本，最终又表现为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官兵的全面发展。
(三)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通过其生产的思想产品和增强的人力资本来体现，具体表现在政治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方面。如思想政治教育生产出来的思想产品因其政治和军事需要特征，表现出政治价值和军事价值，一定条件下思想产品还可以创造出一定的经济效益，又表现出经济价值。再如思想政治教育所增强的人力资本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国防实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安全保障，又间接地创造了社会财富，创造了经济价值。和平稳定的环境要靠强大的国防来维系和创造，而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则又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上所流通的各种商品的价值，都包含着军人的一份汗水，军队和军人不只是消费者，也是间接的生产者。因此，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隐藏于社会经济效益之中，只是这种价值不易察觉，但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二、教育有效供给相对不足，要求加大供求调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质量
在经济学上，供给可分为有效供给与无效供给。“有效供给是指供给的量、质、价等都能为需求者认可、所能接受的供给。无效供给则相反。”…据此可以认为，有效供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中真正起作用的、真正能解决思想问题的并能为受教育者认可和接受的教育；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在教育中起不到积极影响的或者不能为受教育者所接受的教育，是无效的供给或多余的供给。其中，有效与无效之别，不仅在质，还在于量。品质低劣，是无效供给；品质好，但超越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和需求量，超过的部分也是无效供给。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供不应求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供大于求两种情况，其实质则是有效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内容空泛、方法老套，适应不了受教育者的需求；二是不能针对受教育者的实际提供及时有效的教育引导和思想疏导，以致官兵想听的听不到或听了不解渴，不想听的却大量灌输；三是忽视或轻视心理问题，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心理问题上的投入相对较少，满足不了官兵的需求。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一)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的市场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意义的市场关系”，即思想产品的“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愿意表达自己头脑中形成的想法，这是供给；有人欣赏这种思想，这是需求。只有两者同时存在，才可能形成思想产品。思想产品的交换活动的总和，就是思想市场。”思想政治教育是生产、传播和应用思想产品的工作，既然是产品，就得面向市场。思想政治教育能为“销售”的对象所接受、欢迎和信服，就有市场；接受的人数多，市场就大；接受的人数少，市场就小；没有人接受，就没有市场。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始终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去占领。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增强市场意识，重视市场、研究市场、推向市场，并牢牢占领思想市场的主阵地，才能真正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生命力。
(二)加大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供给调控。在物质生产领域，针对需求大力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以适应市场需要。这种行为是自发的，也是市场机制力量的体现。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简单地搬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但可以借鉴物质生产领域刺激生产积极性的方法来调控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精神产品在“思想市场”都有机会亮相登台，由思想政治教育者提供的“精神产品”不一定具有稳定的“垄断”优势，因而要保证其精神产品的生命力和优势，应当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供给的调控力度，对那些生产出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军事效益的精神产品者给予奖励，激励其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广大官兵的需求。
三、教育投入质量效益相对不高，要求增强成本意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收益
成本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生产一种产品所需的全部费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性劳动，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也必然涉及到成本问题。从我军的实际情况看，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投人逐年加大，但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问题较为突出，有的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虽不断加大，但质量效益却不高，更有的不计成本，不讲代价，盲目搞教育，造成投入多产出少、有投入无产出甚至出现负产出的现象。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路子。
(一)机会成本：正确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机和内容。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是指将稀缺资源用于某一用途时所放弃的其他可供选择的用途的价值，即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放弃的其他东西。比如，休闲时间内有听音乐、看电影、打乒乓球等各种选择，选择了听音乐，那么就享受不到看电影和打乒乓球的快乐，选择听音乐的机会成本就是看电影或打乒乓球的收益。机会成本是一种观念上的成本，是因放弃其他选择预计可能丧失的最大收益。机会成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在于：一是增强时机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要讲求时机，抓住时机展开思想疏导和教育引导工作，特别是在国家和军队改革发展、政策制度调整、国际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军队阶段性工作转换等对官兵思想容易造成冲击的时段和时间，要开展及时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尽可能地减少因错过时机造成的教育机会成本的损失。二是精准地选择教育内容。机会成本发生在多种选择之间。不同的教育内容对相同的教育对象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因而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内容也存在一个机会成本问题。这就是说，教育者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在教育效果上会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为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的牵引下，正确把握教育对象的内在精神需要，科学地选择教育内容，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尽力减少因教育内容选择不当而损失的机会成本。
(二)无形成本：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无形投入质量。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在形态上可分为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有形成本主要指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各个环节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投入，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基础；无形成本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时间、精力、思维劳动、自身气质形象、人格魅力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投入，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尔所说，在管理中“无形因素始终起着作用”。无形成本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仅靠有形成本的投入不会产生高效益，而低质量或劣质的无形成本投入只会产生低效益甚至负效益，高质量的无形成本投入是取得思想政治教育高效益的必由之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无形成本，努力提高无形成本的投入质量。
机会成本的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存货，成本，管理人员
存货是企业非常重要的流动资产，他不仅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且是产生利润的的主要来源，因此存货核算和管理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笔者发现企业虽然能够认识到存货的重要性，但企业会计人员对如何决定存货的价值、企业管理人员如何对存货进行管理并不是太了解，笔者决定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存货的定义
国际会计准则第02号-存货对存货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
（1）在正常经营过程为销售而持有的资产；
（2）为这种销售而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产；
（3）在生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需要消耗的以材料和物料形式存在的资产。
我国将存货定义为：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者为了出售仍然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或者将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强调了存货的最基本特征是为了出售，而不论是可供直接出售还是需经过进一步加工后才能出售，从而明显有别于固定资产。
二、对存货的会计计量
国际会计准则第02号-存货对存货的计量规定存货应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中的低者来加以计量。可变见净值，是指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估计销售价格减去完工和销售估计所需费用后的净额。存货的成本应由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所组成。
在美国,存货计价一般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至于这种方法中的成本,则有个别认定法、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方法可以选用。其中的后进先出法则在以前相当流行,这是以前美国存货会计与许多西方国家存货会计的一个重要区别。但是由于采用后进先出法,由于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会使资产价值低估，与存货的实物流和配比原则不符。美国在几年的调研之后，已经取消了后进先出法。
英国会计准则(SSAP)规定:存货成本按先进先出法计算,理由是这种方法能够与存货的实物流转相一致,也比较符合配比原则。论文参考网。因此,英国反对某些国家采用后进先出法,认为这样做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一方面会导致企业的期末存货价值很低,与该存货的市价相差很大;另一方面又会导致企业的前期收益较低,后期收益较高,这又违背了配比原则。
企业财会人员对存货的处理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存货》有严格的规定，我国存货入账价值的确定体现了以历史成本为计量标准，明确初始计量原则或者说存货的入账价值是历史成本，指出存货会计处理的首要基础是成本，即一般定义为购置一项资产所支付的价款或代价。原则上，成本意味着使一项物品达到目前状态所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和支付的金额。包括在存货中的成本仅限于使存货达到目前状态所必须发生的成本。论文参考网。达到目前状态所必须发生的成本。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存货》规定：存货发出的实际成本，可以采用的方法有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和后进先出法等。关于存货的期末计量，充分考虑到了谨慎性原则的应用，即当存货因毁损、变质、价格水平的变动或其他原因使其产生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受到影响时，应当将由此带来的损失从存货价值中扣除，因而无论是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比较还是成本与市价比较，其采用的孰低原则均符合谨慎性原则，避免了虚计资产。对于企业财务人员应该严格按照谨慎性原则，根据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存货》的规定，做好企业存货的实际成本计量，包括存货的进货成本和储藏成本。进货成本是指企业在材料和商品采购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按照其与定货次数的关系，进货成本可以分为变动进货成本和固定进货成本两大类。 变动进货成本一般随着进货次数的变动而变动，是相关成本。主要包括存货的购买价，其金额等于进货数量和单价的乘积。在每次采购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运杂费、挑选整理费等。固定进货成本是指不随着进货次数变动而发生变动的进货成本，是无关成本。主要包括在采购过程中发生的办公费，采购机构的日常开支等费用。储存成本是指存货在储存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按照其与存货数量的关系也可以分为变动储存成本和固定储存成本。变动储存成本是相关成本，随着存货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包括存货的机会成本即存货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为存货支付的保险费以及存货在仓库的毁损损失等。固定储存成本是无关成本，不随着存货数量的变动而变动，主要包括仓库的折旧费、仓库职工工资等。
三、企业相关人员的职能
对于企业财会人员要在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前提下，为企业投资者提供可靠、相关的财务信息，必须明确的是，财务会计工作不属于企业管理工作的组成部分，它的职能只是向外部投资者和企业的管理当局生产提供进行各种决策所需要的财务信息（中级财务管理，汪平）。财会人员的职能重在客观反映，而不参与和干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一个合格的会计能够给领导提供准确而有价值的信息,可以为企业当家理财,当好参谋,有助于领导的正确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相反,如果没有合格的会计人员,无法提供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领导的决策就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对企业的存货财务人员要能够及时准确地对其进行计量，给领导提供真实有用的存货成本信息。
对于企业管理人员最主要的是要调整好企业的生产经营，更多的是要考虑企业存货的机会成本（缺货成本），根据会计人员提供的存货的成本确定最佳的采购方法和采购量。企业的机会成本为是指存货供应中断而给企业生产和销售造成的损失，缺货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供应中断而造成的停工待料损失、或产成品库存不足导致延误发货造成的信誉损失，以及丧失销售机会的损失、紧急采购材料而发生的紧急外购成本等。论文参考网。企业管理人员要通过财会人员提供的企业存货的成本，根据市场上的原材料的价格的变动，同时考虑企业的机会成本，来决定企业的定货量和定货次数。同时还要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掌握市场信息，搞好市场调研，把握市场行情，搞好预测工作，为存货管理和控制提供充分依据；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对一些长期合作单位信誉进行评估。加强定货合同的管理，严格按合同办事。积极掌握主动权，以防微杜渐；进行全方位监督、管理，及时掌握存货资金占用、使用情况，根据生产任务的轻重缓急，细作安排。
四、如何确定企业存货的定货量和次数
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在管理人员和财会人员的配合下,确定正确的企业存货的定货量和次数.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利用微分求极值的原理，求出存货的总成本最小的进货量和次数。
为了方便公式的推导，我们进行如下假设
(一)、全年的需求量稳定。即需求量为已知数， 暂时用T来表示。
(二)、存货能集中到货。即每次的采购量同时到货，而非陆续到货，每次采购量用Q来表示
(三)、存货的消耗是均匀的，则可认为平均库存量为Q/2
(四)、存货的购买单价不变，即单价P为已知常量
(五)、每次采购变动成本用A表示采购固定成本用B表示，单位存货的年储存变动成本用C表示，固定储存成本用表示D
(六)、企业由于缺货造成的损失为 K。
公式的推导
上述假设成立，则存货总成本的公式可以这样来表示
存货总成本=采购成本+订货成本+储存成本+缺货成本
TC=T*P+B+T/Q*A+Q*C/2+D+K
对Q求导，若使TC最小，则
Q=√2TA/C
最佳订货次数N=T/Q=√T*C/（2A）
所以得到企业的最佳订货量为√2TA/C，最佳订货次数为√T*C/（2A）。企业可以根据财会人员提供的数据和以往的生产经营情况确定T、C、A的值，从而管理人员能够正确地确定企业的最佳订货量和订货次数。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货控制或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反映并决定着企业收益、风险、流动性的综合水平。因此，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就必须学会预测、控制存货风险，掌握存货管理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汪平，2004，中级财务管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葛家树，2003，中级财务会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机会成本的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高等学历信号的有效性是指高等学历信号能否时能力不同的人进行有效甄别，而高等教育体制会对高等学历信号的有效性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使高等学历信号失效。失效后的高等学历信号对劳动力就业市场、对社会生产率、对个人的选择及对高等教育本身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教育具有筛选功能，教育水平高的人群比教育水平低的人群更容易获得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急需高能力人才时，高学历人才的就业不会出现困难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扩招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巨大，各种研究表明中国高素质人才的供给明显不足;而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甚至需要政府花很大气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从筛选理论的角度看，如果获得同等学历的人群中，能力差别较大，说明学历信号失效了。代表教育程度的学历不再能有效地区别能力不同的人，也就无法改善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也就不难理解，然而为什么学历信号会失效呢？
一、信号有效性的条件
在劳动力市场上，按劳动能力可划分为高能力雇员和低能力雇员.如果雇主能够对能力不同的雇员进行很好的区分，雇主愿意支付给高能力雇员高工资支付给低能力雇员低工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不能直接现察到雇员的生产能力，只能按市场中不同能力雇员的大致比例给全体雇员。个加权平均工资这样.低能力雇员就以高能力雇员为代价挣得更多.而高能力雇员不再愿意投人市场，结果整个市场只剩下了低能力雇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并没有带来帕累托最优，没有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率.因为，想雇用高能力雇员的雇主没有雇到高能力雇员，而高能力雇员也面临着失业，市场上出现了“逆向选择”，如果高能力雇员能向雇主发送可以证明自己能力的信号，使雇主根据信号将自己从低能力雇员中区别出来，将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斯宾塞认为教育程度是一个强信号，它可以有效地将高能力雇员和低能力雇员区分开来.其原因在于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不同能力的人的最优教育程度不同，在实现雇员净收益最大化时，高能力雇员选择的教育程度高于低能力雇员选择的教育程度。
教育起到筛选作用的关键是雇员选择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而雇员选择不同程度教育的条件是:教育成本与其个人能力成反比教育成本和个人能力是影响教育信号的两个重要因素，我们以此来分析教育信号有效性的条件。
首先，分析个人能力。直接影响教育成本的能力是人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越强，相应的教育成本越低。然而教育信号所要传递的是人的生产能力信息。学习能力并不完全等于生产能力理论上一般认为.学习能力强的人比较聪明。主动性较强，精力较旺盛，工作较努力。而这一切对其生产能力也适用.因此，教育信号有效性的一个条件是:人的学习能力与其生产能力高度相关。如果不相关，教育信号所发出的仅仅是学习能力信息，而非生产能力信息。不同的教育模式对人的生产能力与学习能力的相关性有很大影响。
其次，对教育成本的分析。对于同一层次的教育(相同学历的教育)，教育成本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只要个体之间存在能力上的差别，在接受相同层次的教育时，就需要表现出成本上的差别。如果在同一教育层次上的成本对所有个体都一样，则个体间的能力差别无法反映。因此，教育信号要有效，获得相同层次教育的成本对于不同能力的人必须是不同的。
与很多信号不同的是，发出教育信号必须借助于教育机构，达到什么样的教育程度由教育机构认定。学历就是由教育机构给予的一个人教育层次或教育程度的证明。不同的教育体制通过教育机构影响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接受教育的成本大小以及一个人能为自己选择的教育层次和类型。总之，教育体制影响着教育信号，不同的教育体制使教育信号传递出的信息不一样。
二、高等教育体制对高等学历信号的影响
接受合格的高等教育后所发出的教育信号是高等学历信号，世界上绝大多数劳动力市场都主要以高等学历信号来对雇员的能力进行甄别。针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的高等学历信号有效性问题。
(一)进入高等教育的选拔制度对高等学历信号的影响
进入高等院校的方式在我国是通过高考制度，不但如此，在几乎所有的从低一级向高一级教育的升级中，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来选拔的。产生这一制度的原因有我国教育的历史传统因素，也有教育资源短缺、教育供给不能满足教育需求的因素。在这一教育选拔制度下，我国教育整体上表现为“应试教育”，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式都以应对考试为中心，学生的学习能力最终是以考试能力体现出来的。应试教育使学生的学习具有被动性，视野狭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差，死记硬背能力强的学生往往会获得较好的成绩，但人的生产能力主要体现在创造性、应用性和主动性上。因此，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学习能力与生产能力相关度极低，甚至极端强化了的应试教育可能使两种能力呈负相关关系，社会上普遍反映的高校学生“高分低能”就是最好的例证。
高等学历信号最直接传递的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与生产能力的相关度越低，高等学历信号传递生产能力信息的效果就越差。事实上，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下，高等学历信号传递的是一种“考试能力”。低成本的完成高等教育需要的是高水平的考试能力，那些生产能力高，但考试能力低的人，也需要付出高昂的教育成本。这样，高等学历信号作为甄别生产能力不同的人的作用就丧失了。
(二)高等教育成本对高等学历信号的影响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下，高等教育成本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教育成本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成本最明显的体现为：学费成本、学习期间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努力成本及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成本。
1．学费成本。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与信号传递模型中所讲的教育成本差异是不同的。在信号传递模型中，能力不同的人在选择“完全相同的教育”时，由于其能力不同，教育成本不相同，也就是说教育成本的差异不是因为教育类型的不同，而是因为人的能力的不同。我国高等教育的学费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学校及不同专业上，而对于相同学校、相同层次、相同专业，不论是能力高的学生还是能力低的学生，付出的学费是一样的。如果有奖学金，则能力高的学生在获得奖学金的补偿后，其实际学费低于能力低的学生，学费成本会产生差别。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中奖学金规模太小(无论是奖学金覆盖面，还是奖学金数额)，学费成本对不同能力的学生来说差异微乎其微。
另外，由于我国传统的家庭抚养方式影响，高等教育学费几乎全部由学生的父母提供，这部分成本的支付与学生的个人能力无关，因此，即便是学费成本有差异，学费成本也无法甄别出学生能力的高低。如果学费是由学生自己勤工俭学挣来的，则学费成本可以反映出学生能力的高低，自己挣的比例越高，反映能力越强。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限制(比如必须在四年时间里完成本科学业)，学生不能暂时放弃学业打工赚钱，等挣够学费后再回校读书，所以，由自己挣的这部分学费少之又少。从总体上看，我国学费成本与学生能力无关。
2．学习期间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工作可获得收益，不工作而去学习，放弃工作所损失的收益就成为学习的机会成本。在校学习时间越长，机会成本越高。如果高等学历是一个标准，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获得相应的学历，而不论用多少时间去学习。那么获得相同的高等学历，能力低的学生所需的时间比能力高的学生要长，其机会成本高于能力高的学生。
“学分制”教育体制是指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即可获得相应的学历，其学习时间弹性较大。能力高的学生可用较短的时间修满规定的学分，其机会成本较低，而能力低的学生则需要较多的时间，其机会成本较高。因此，在学分制下，机会成本与学生的能力是相关的。
“学年制”教育体制是指学生必须连续读满规定的学年才可获得相应的学历，学生学习时间具有极大的刚性，获得相同学历的所有学生所耗费的时间基本一样。人为地设定学习时间，使能力不同学生的机会成本没有差别。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采取的是学年制，这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后，虽然学分制在高校中推行了很多年，但整齐划一的学习时间却没有改变。比如，大学本科在4年里完成学业，硕士研究生在3年里完成学业等。这种教育体制使获得相同学历的所有学生的机会成本相同，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与学生的能力不相关。
3．努力成本和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成本。在接受相同的教育时，高能力的学生学习较为轻松，较容易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其努力成本和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成本都较低，而低能力学生这两方面的成本都较高。努力成本和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成本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对学生的学习质量控制得很松，学历证书很容易获得，则学生的努力成本会大大降低。努力成本越低，学生的能力差别越无法显示。
学历证书是接受相应教育并达到相应要求的一个证明，教育信号实际上是以学历证书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的，没有获得学历证书，也就没有发出相应的教育信号。低能力的人虽然可以选择较高层次的教育，但其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很高，一旦获不了学历证书，其支付的学费成本、机会成本以及努力成本等都将无法收回。事实上，对个人来说，教育成本中的最大成本就是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成本。正因为风险成本的极其高昂，才使得低能力的人不敢贸然选择自己能力达不到的教育，不同能力的人才可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育。
对获得学历证书控制得越严格，能力不同学生的努力成本和风险成本差异就越大。获得相同学历证书时，低能力学生要比高能力学生付出更多的努力；付出同样的努力时，低能力学生的风险成本就要远远高于高能力的学生。我国的高等教育采取的是“宽出”体制，即只要能考上大学、完成规定的学习年限，就可以顺利毕业。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努力成本和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成本，能力不同的学生在这两种成本上相差无几。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下，高等教育成本出现了固定化的特点，能力不同的人在选择相同的高等教育时，所付出的学费成本、机会成本、努力成本和风险成本都高度一致。高等教育成本与个人能力无关，不能满足信号传递模型中所要求的能力与教育成本成反比的条件，因此，高等学历信号也就失去了传递能力信号的功能。
既然高等教育体制使高等学历信号作为甄别能力的功能失效了，那么为什么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前，高等学历信号还具有相当的“能力甄别”作用呢?这是因为在扩招之前，中国高等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进入高等教育的门槛很高。通过极为严格的高考筛选，进入高等教育的人可以说能力相对较高，但未进入高等教育的人，能力并不一定就低，高考筛选只是把“部分”高能力的人挑选出来。高等教育在这时仍没有起到筛选作用，因为高等教育是通过完成高等教育所要求的成本不同来对能力不同的人进行筛选。事实上，我国所谓高等教育的筛选是在进入高等教育之时，而不是在高等教育过程之中，是高考起到了筛选作用，高等学历信号仅仅是对高考甄别结果的一个反映而已。高考门槛越高，进入高等教育的人的能力差别越小，高考筛选的能力越强，但这种筛选是以部分能力高的人被筛选掉作为代价的。随着高校扩招，高考的门槛大幅度降低，进入高校的人群能力差异增大，高考的筛选功能逐渐丧失，而高等教育由于其体制原因又没有充分实现筛选功能时，高等学历信号对能力的甄别功能也就失效了。
三、高等学历信号失效的社会影响
高等学历信号的失效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就业市场的影响
高等学历信号失效后，用人单位就失去了一个对能力不同的人进行甄别的有效手段，就业市场又重新回到了信息不对称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给出的工资水平不再以学历作为依据，而是以其对能力不同的人的分布概率给出一个平均工资，这使获得高等学历的高校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下降。由于平均工资牺牲了高能力人的利益，就业市场出现了逆向选择。在生产能力高的人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工资要求时，就出现了找工作难的局面。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题正是高等学历信号失效，市场做出的“逆向选择”的结果。
另外，高等学历信号失效，用人单位会寻找其他相对有效的信号来对能力不同的人进行甄别，比如看是否有工作经验，是否考取了相关证书等。
(二)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
当用人单位不能根据学历信号对能力不同的人进行甄别时，也就无法将能力不同的人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一般来说，用人单位在无法判别一个人能力高低时，通常采取的是“从低原则”，即不贸然认为他是高能力的人，而先将其安排到低生产率的岗位上。这一方面造成了高能力的人不能被配置到高生产率的岗位上，整个社会出现人才短缺；另一方面高能力的人被配置到低生产率的岗位上，使整个社会的生产率降低了。正是因为高等学历信号失效导致了市场对劳动力配置的偏差，使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和所学专业对口的岗位，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低生产率的工作。
(三)对个人选择的影响
高等学历信号失效并不等于高等学历信号没有任何价值，虽然对于获得高等学历的人不能判断其一定就是高能力的人，但对于没有获得高等学历的人基本可以判断是低能力的人。当高等教育成本对低能力的人和高能力的人没有差别时，低能力的人为了隐瞒自己的低能力会争相发出高等学历信号，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过度需求。而对于高能力的人来说，当高等学历信号不能把自己和低能力的人区别开来时，就会积极寻找其他能表明自己能力的信号，高校中的考研热、考证热正说明了这一点。或者，高能力的人会放弃这种使高等学历信号失效的教育，转而选择能保证信号有效的教育，如选择出国留学。
(四)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高等学历信号失效，意味着用人单位在确定工资标准时高等学历信号的影响力减弱，即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而把学历放在较次要的地位。高等学历信号对工资的影响力越弱，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后所能获得的收入预期就越低。对高等教育的预期越低，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评价就越低。对价值下降了的高等教育，人们获得它所愿意支付的努力成本会下降。另外，由于高等学历信号失效，人的努力程度与高等学历信号无关，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无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都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努力水平。
机会成本的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本文基于经济分析的立场，从理性人治安防控者的假设出发，分析了治安防控的经济属性，探讨了防控成本和防控收益，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学治安防空理性人假设
犯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一如有鼠就有猫、有矛就有盾、有阴就有阳，有犯罪就当有犯罪的应对—即治安防控。如同犯罪研究的多视角一样，治安防控的研究自然也可以是多视角的。在此，我们同样以经济学为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一、理性的治安防控者
同“理性的犯罪人”所暗含的意义相同，“理性的治安防控者”这一表述本身就预示着，“理性人”的假设仍然是我们展开分析的前提;因为既然“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而治安防控行为并没能逃脱“人类行为”这一范畴.单位、社会和自然人一样，都会趋利避害。那么，作为治安防控的主体——个人或是单位、社会——被假设为“理性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治安防控者是理性的，其寓意如同对“理性的犯罪人”对“人是理性最大化者”的假设所暗示的意义——“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的借鉴一样，当我们把“人们”理解或界定为“治安防控者”的时候，就会得出另一个推论，即:治安防控者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他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防控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去防控。
因此，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理性的治安防控者”与“理性的犯罪人”有实质性区别，二者都不过是“理性人”这个“总纲”下具有相对意义的“子目”，表象不同，实质统一;治安防控行为与犯罪行为也没有实质性差别，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虽然二者的目的是针锋相对的。
二、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
治安防控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这决定了其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成本与收益是两个决定性因素。
1.治安防控成本。治安防控成本指社会为预防犯罪而投入的成本。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就像犯罪并不总是“空手套白狼”的活一样，治安防控也不是只说不练的“假把式”，所有的防控措施，即使按照目前公安机关所提的人防、物防、技防的“三防”建设——一定数量的现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有的还可能是巨额资金的投入。这些为预防犯罪所作的物质上的准备，都归入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
其次，治安防控的精神性成本。治安防控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投入，人们为防控所做的比如思考、规划、计算甚至有些情况下所受的煎熬等等精神性的工作都是一种投入，这些精力、心智等的精神损失当计入治安防控的成本。
再次，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与犯罪的机会成本的寓意相同，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意味着人们将资源用于防控而丧失了用于其他方面可能得到的收益。换句话说，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的确定“参考”于拥有同样资源投入的另一个经济行为的价值。
最后，治安防控的预期投入成本(也称预期防控成本)。预期防控成本是防控者打算投入的成本或者是能投入的成本，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由于防控者的理性决定了防控者会尽可能的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益，因而，对预期损失的测度将决定防控成本投入的多少。
2.治安防控收益。治安防控收益是指由于防控成本的投入而避免的损失。这种被避免的损失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精神性的。相对于物质性收益的容易测度，精神性收益是一笔不容易计量的收入，因此，为分析的简便，仅将治安防控收益限定为物质性收益，而将精神性收益忽略不计，尽管它使社会总福利增加了。治安防控收益的多寡取决于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而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的预期损失，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
治安防控所要避免的是未来的损失，也即损失尚未发生;同理，治安防控所要取得的收益也是未来的收益，也即收益尚未得到，因而治安防控的收益实质上是一种预期收益，将防控收益称为预期防控收益似更恰当。
三、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之比较分析
由于犯罪者与防控者的“理性”统一性和犯罪行为与防控行为的“经济”统一性，犯罪模型完全可以套用过来用以解释治安防控行为，即:治安防控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为了在使用情境上与犯罪模型区别开来，我们姑且称之为治安防控模型。
治安防控模型对防控行为条件的概括意味着，在治安防控者的“理性”中，当既得利益大于既付代价时防控者才会积极作为。这寓意着:首先，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时，防控者将会采取防控措施以阻止不法侵害;并且随着预期收益越大，防控者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小于其预期成本时，其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而且预期收益越小越不可能进行投资。再次，当犯罪人认为其预期收益相当于其预期成本时，防控者可能对犯罪防控抱无所谓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