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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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市场；市场结构；社会网络；场域
[DOI]10.13939/ki.zgsc.2017.02.023
1 背 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流经济学很早就意识到离开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难以担当起解释中国现实的重任。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有大量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对应用社会学的方法开展市场过程的研究进行了界定。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什么是市场？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弗雷格斯坦，2008）如何对人和不确定的环境进行管理以创造市场的稳定性等。
弗雷格斯坦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和持续的推动作用；治理各种交易的有效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缺少基本的政治制衡力量来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被那些既掌控着政府又控制着企业的人所汲取。”（弗雷格斯坦，2008）如果弗雷格斯坦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推进改革开放释放市场力量的政策范式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是否说明我国有一种内生的文化模式或制衡力量在支撑着市场的稳定性的达成和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呢？我国市场内部的行动者用以创造和稳定他们居于其中的方式是什么？市场场域中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创建并实现稳定的？这些问题需要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社会关系、权利、意义作为解释的核心要素对市场提出一种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
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主张用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把深入挖掘出的区域市场的政治文化特征运用到对市场理论的分析中去，他认为：“那些致力于创建市场社会的国家各不相同的经历表明，通向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我们现有的发展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路径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恰恰有助于我们识别不同国家之间在社会和政治发展过程方面所表现的异同之处……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在应对中国问题时那些由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文化模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系统地挖掘整理。”（弗雷格斯坦，2008）
由此，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比社会网络和制度两种分析方法，对如何研究我国的市场过程展开探讨。笔者主张运用弗雷格斯坦以场域为分析单位的制度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我国市场的社会结构特征并解析了有关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2 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市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认为市场是“生产者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White，1981：517）。怀特指出，只有当行动者在其行动中考虑到彼此的时候，稳定的生产市场才成为可能（White，1981）。格兰诺维特扩展了怀特的这个观点，认为所有的经济互动都集中在社会关系之中，及他所说的“市场的嵌入性”（Granovetter，1985）。
弗雷格斯坦认为市场是一种场域，它不仅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而且依赖于社会中更为一般的使在位者的权力得以保持的规则。市场场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某一特定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即供求平衡）往往会置市场中所有的企业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是因为，价格机制促使所有企业以低于其他企业的价格出售物品和服务，这就对企业财务的稳定性造成了威胁。市场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系统，凭借这一权力系统，在位（支配）企业采取策略和方法实现自身稳定，并再生产出他们相对于挑战（受控）企业的地位。
弗雷格斯坦关于市场和市场结构的论述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持续的再生产出他们的位置”（White，1981）的论述基本一致，在怀特关于市场概念的基础上运用了市场场域概念使得市场作为一个建构过程的观点更加突出。笔者认为，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区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
3 我国市场的结构
3.1 关于市场制度社会建构的两种分析模式
在涉及探讨市场制度问题时，社会学界并非只是在玩有关市场概念的游戏，每个学派都致力于建立关于市场的有潜力的社会学命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市场制度的建构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市鑫侍獾暮诵穆厶庵一。社会学界最具典型性的研究模式，分别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式和以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制度分析模式。
新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四个共性特征：一是都寻求对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的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阐释；二是都认为市场本身是一种社会结构；三是都认为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是能动的建构过程；四是社会学有关市场的核心议题是市场稳定化问题。
3.2 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有的社会学家把这个转型期描述为生产市场的过程。笔者认为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我国的市场结构必须首先遵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对于市场问题分析的共性特征：把市场本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市场是一个建构的社会过程；对于市场的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对于市场如何实现稳定的研究，即生产市场与市场的再生产如何使市场自身实现稳定。
^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构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市场场域的生成是建构在社会网络关系基础之上的，由于行动者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的不同，生成了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笔者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作为研究我国市场的结构的框架。
第一，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对法律、产权及其他交易规则进行保护，对公路、学校、基础设施等公共秩序和公共物品进行持续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公共秩序，维持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二，从外部来看，各级政府持有或控制的企业客观上形成了竞争，这些竞争使得某个地区或者某一层级的政府控制市场和进行寻租变得十分困难；从内部来看，政府有一套严密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制衡了核心权力的寻租行为，保障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三，在市场生成的过程中，市场场域中的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形成竞争。在位的企业要么由政府直接所有，要么由与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持有，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的竞争使市场场域形成，由于场域中的行动者的结构位置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市场的稳定性得以达成。
第四，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四类规则――产权、交易规则、治理结构和控制观。行动者之间的合约履行主要依靠于地方性网络关系，其次依靠于以上四类规则，四类规则的实施同样是以地方性网络关系为基础的。
正是这样的市场结构保证了我国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互动并使互动的稳定性得以达成，当然，这些研究命题还需要日后大量经济社会学者通过经验资料加以论证才能真正丰富社会学关于我国市场问题的讨论，以期获得对我国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本土阐释。
参考文献：
[1]尼尔・弗雷格斯坦.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M].甄志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距总理在贵州讲“后来居上”，已经过了五十年；距总书记在贵州讲“历史性跨越”，也过了五年了。
但是，贵州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从全国的视野审视不能不看到，贵州基础设施仍然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的状况仍然存在；经济总量不大、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全省人均生产总值最低的“帽子”仍未甩掉。
讲“后来居上”，时已至“后来”，究竟何时能“上”？
讲“历史性跨越”，机遇稍纵即逝，究竟何时跨越？
新任省委书记同志讲得好：“发展慢了人民群众必然抱怨。我们不搞盲目攀比，但是周边省份发展快，把我们抛在后面，人民群众确实是不高兴、不答应的。”
“后来”，应该来了；“跨越”，不能等了。贵州人民不高兴、不答应了；我们在外工作的贵州人，也心急如焚了。
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努力实现“十二五”期间贵州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翻一番，使“十二五”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好最快、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这是雄心壮志，也是基本要求；这是多少代的期盼，也是这一代的使命。
问题是怎么干？
一要团结合作。贵州不缺人才，但贵州却难出人才。夜郎自大、黔驴技穷，是对我们贵州人关在家里自己叫劲的讥讽。贵州人再穷志不能穷，贵州人再急也不能伤和气。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
二要解放思想。记得几十年前，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同志、省长王朝文同志就提出，在贵州搞建设、谋发展要有一股子“三不怕”的劲头。我们发展条件、基础都比人家差，靠什么后来居上，凭什么实现跨越，只能靠思想更解放一点，创新务实的办法更多一点。
三要抓好人才。“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从全国来看，金融危机骤临时，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不足、出口受限的问题凸显，驱动经济的应急之策只能是增加投资，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必须用短期政策赢得的时间，解决长期发展问题。在各种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于是，人才的重要性就空前紧迫、突出起来。只有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才能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坚实的科技和人力资源基础。贵州就更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四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从贵州来看，全国经济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诸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等，在贵州同样存在而且更为典型，按旧方式发展已走不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正如同志所说，贵州要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一、二、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尤其要加大工业发展的力度，在加大投资、扩大总量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合理有序地利用生态资源，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基础等，大力发展生态主导型的低碳工业、绿色工业、高新类工业、战略性新兴工业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要从实际出发推进城镇化建设，因为贵州是山区，城乡差别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搞城镇化一定要有利于农民致富，有利于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一定要合理配置城镇生产要素，增强对农民和农村的吸引力、辐射力。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社会影响评价的实践
社会影响评价是用来评价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项目产生了那些预先设想的对环境的变动的影响评价，早在1984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了社会性评估。随后世界银行于1997年成立了社会发展部门，把社会性评估放在项目评价阶段与经济评价、技术评价和机构评价共同进行，强化了项目社会评价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先后在一些领域开展了一些社会影响评价的实践工作，但毕竟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仍需不断的加强认识和强化实践工作，进一步深入的拓展社会影响评价的深度和广度。不过就目前种种实践活动已经表明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逐步受到重视，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发展的进程
由于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对于批准贷款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是进行社会影响评价。为合理的利用外资，在2008年12月经过山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批准成立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建设项目经济社会影响评价中心。中心成立后先后承担完成了多个利用世行和亚行投资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工作。
2014年4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建设项目经济社会影响评价中心揭牌仪式在太原举行，来自山西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出席揭牌仪式。目前山西省正处于转型综改攻坚、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大量的重点工程、民生工程、惠民工程等项目的建设与转型综改密切相关，通过进行社会影响评价，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以减少或避免项目负面社会影响的建议和措施，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对于省委省政府科学性决策、促进山西经济转型跨越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社会影响评价重视度不够
目前，在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对建设项目能否通过论证中所占份量较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对社会评价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另外由于投资者更重视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对与项目有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很少考虑，因为社会影响评价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也没有单独的管理机构进行监管，进行社会评价会增加投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致使人们对社会影响评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忽视社会影响评价将会导致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不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不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通过对投资项目进行社会评价，可以充分的认识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社会问题，比如区域内出现的贫困、社会不公平、不同地区利益冲突、不同群体文化间的冲突等社会风险，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通过对其进行研究，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消除或减轻项目实施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增加有利因素的作用，保持并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最后是不利于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投资者在进行项目投资时往往侧重考虑经济效益。
(二)从事社会评价工作的机构薄弱、人才短缺
目前山西省虽然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影响评价机构，但是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机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为综合的、权威的评价部门，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山西省从事社会评价的机构薄弱，人才短缺。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山西省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组织机构体系还没有形成。山西省的投资管理部门(省发改委)及行业管理部门(交通厅、农业厅、水利厅、环保厅、国土资源厅、住建厅、林业厅等)没有相应的机构进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政策、标准、规范制定，资质审查和行业管理，参与投资项目前期准备、规划设计、实施管理的机构，也没有专业人员负责投资项目社会评价工作。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青岩古镇；特色乡镇；特色文化产业
一、青岩古镇基本概况
青岩古镇，贵州四大古镇之一，位于贵阳市南郊，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原为军事要塞。镇人文荟萃，有历史名人周渔璜、清末状元赵以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状元）。镇内有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遗址、赵状元府第、平刚先生故居、作战指挥部等历史文物。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等革命前辈及其家属均在青岩秘密居住过。青r古镇还是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的西迁办学点之一。2005年9月青岩古镇景区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3年在顶峰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旅游规划项目中被誉为中国最具魅力小镇之一。2010年青岩古镇荣获中华诗词学会授予的“中华诗词之乡”荣誉称号，率先成为了全国的诗词之乡。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青岩古镇不断在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军事要塞，文化名镇，四教合一
青岩古镇有“茶马古道”和“南部要塞”之美誉。贵州居西南各省之中，地势极为重要。因此，雍正时云贵广西总督额尔泰奏请改流时首平贵州，夺取战略要地，以控制西南咽喉。明清“改土归流”最为剧烈动荡的时期，云贵川战事不断，尤其是贵州。青岩作为贵阳南大门，加之为“四达之涂”交通方便，本身土地承载力又强，粮米充足，军事地位由此得到极大突出。青岩“四教并存”，道教、佛教、天主教与基督教和睦相处，信众互相尊重，寺庙阁楼独具特色，相互渗透，和谐共存，成为特有的多远宗教文化景观。除此四教以外，青岩少数民族信仰、汉族民俗信仰，以及本土宗教，一应俱全，和谐共存。
（二）民俗传统，特色明显，建筑独特
青岩古镇民俗民风淳朴，传统优秀文化得以很好的传承和保护。青岩古镇的正月花灯、舞龙以及布依族的六月六是当地最为盛大的欢庆节日和庆典活动，以民俗民风为载体和表达形式，表达出青岩古镇悠久而又淳朴的传统文化，这也是当地社会发展的又一真实写照和深动体现。青岩古镇的特色美食也颇负盛名，其中青岩猪脚系列、青岩糖系列等独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尤为得名，这也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给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文化衍生消费影响。青岩古镇的另一块独具文化艺术魅力，彰显特色乡镇风采的建筑风格，深动形象地表现了青岩古镇历史文化内涵。
二、青岩古镇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青岩古镇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多彩的特色文化产业。主要表现出军事要塞，文化名镇，四教合一，民俗传统，特色明显，建筑独特等特点。基于对青岩古镇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入调查，根据青岩古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探究出其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一）保护开发并重，助推旅游发展
青岩古镇具有浓郁的风俗民情、独特的居民建筑、厚重的礼仪宗教，保护和开发并重，是青岩古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岩古镇是贵阳市首个5A级景区，也是贵州历史文化对外宣传和推广的一个重要名片。根据地方浓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度挖掘其特色资源和传统文化，收集整理其具有时代感，文化性，艺术感的民俗民风，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建筑风格，通过资源整合，历史文化的重新拾遗，宗教遗存的表达再现，地方特色的开发和培育，定能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资源，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助推旅游产业发展，在文化产业上形成地方特色和独具历史文化魅力，从而打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乡镇。
（二）发展名特优新，培育文化市场，走品牌特色发展之路
青岩古镇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完整的基础设施，名特优新的重视和发展是推进青岩古镇走特色发展之路的重要举措，是提升青岩古镇特色文化产业品质和品位的科学手段，是青岩古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文化资源建设，文化市场培育，是青岩古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性发展道路，加强文化市场的培育、建设和完善，推进和带动产业进一步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青岩古镇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贵州四大古镇之一”的文化品牌定位，走特色发展之路。
（三）加快扶贫开发，加大财政投入，加强投融资助，提高人才科技水平
加快保护传承，强化开发利用，加大财政投入，加强投融资助。保护传承是青岩古镇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开发利用是地方资源和挖掘特色，形成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财政投入给发展带来希望，给生产带来雨露，是发展的中流砥柱；投融资是资金管理的科学理论和有力手段的体现，是经济社会的联动和带动的凸显。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和深远影响，青岩古镇已经逐渐形成产业完善，链条规整，特色明显，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地域发展格局，但是青岩古镇人才基础相对薄弱，加之科学技术有待，人才和科学技术任然是当地发展亟待解决和强化的重要部分，所以青岩古镇，应加大力度人才培养和引进，文化素质高、实践能力强、文化视野宽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是发展的实干家、推动者；科学技术不仅能打破青岩古镇传统的开发生产和建设规划，而且能高效有序的实现经济效益和价值，科学技术的应用转型和人才培养是青岩古镇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保护膜、催化剂。
三、青岩古镇发展反思
青岩古镇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过程中牢牢坚守以上发展路径并且时刻保持以下几点思考，必将带来更好更大新的发展。
（一）增强意识观念新思想
青岩古镇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开发和保护的思想观念不足，产业意识、资源意识、开发意识、产权保护意识任是当前意识缺乏表现出来的的主要问题，应增强文化产业意识，使丰富的文化价值转变为经济价值。
（二）强化创新创意新理念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创意新理念背景下，注重创新创意，是贵州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对策。制度创新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保障、内容创新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保障、手段创新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外力保障。应强化创新创意新理念，助推青岩古镇更好发展。
（三）深化转型升级新举措
青岩古镇民族文化产业虽然有一定的基础、有相对的条件和有适中的设施，但是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布局，青岩古镇民族文化产业应该打破传统发展局限，摒弃保守发展观念，以发展模式转型为步调，以产业系统升级为拍子，转型升级、优化完善为思想建设，引领青岩古镇民族文化产业走新途径、新方向和新高度。
（四）坚持开发保护新常态
青岩古镇的历史地理情况、社会经济格局和文化资源特质等基本情况，深刻奠定和深远影响了青岩古镇的发展趋势、转变姿态和整体属性。开发是发展的手段，保护是发展的举措，而开发和保护并举，才是青岩古镇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结语
结合贵州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总基调，深入透析青岩古镇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结合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切合经济社会发展，践行“青岩古镇”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增强意识观念新思想，强化创新创意新理念，深化转型升级新举措，坚持开发保护新常态，坚持思想理念革新，深化举措和可持续发展，青岩古镇定能开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新前景。必将在贵州民族乡镇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曾畅.贵州省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分析[M].贵阳，企业文化，2012.
[2]麻勇斌.论推进贵州文化产业科学发展的路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3]路雁冰，刘俊娟.贵州民族文化产业与民族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M].贵阳贵阳学院学报，2011
[4]黄浩.贵阳市青岩古镇的特色及其保护[A].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1998.
[5]曾芸.贵州省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特色发展道路探究[M].贵阳，当代经济，2010.
[6]贵州省文化产业研究课题组.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
[7]金元浦.贵州文化产业必须走特色发展之路[J].当代贵州，2010.
[8]吴文仙.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三论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J].当代贵州，2016.
[9]齐勇锋，吴莉.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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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1.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
2.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3.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
4.迪恩·麦肯奈尔旅游社会学思想解读——兼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
5.STS视角下的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为的多维分析
6.旅游社会学研究初探
7.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管窥
8.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9.旅游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流派
10.关于旅游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11.发展与启示: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
12.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13.建构论旅游社会学研究述评
14.旅游社会学的建构思考
15.社会学视野下的东西方跨文化旅游交互习性研究
16.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与思考
17.教改:当前“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
18.对城市旅游景点无障碍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19.网络:旅游系统研究的新经济社会学转向
20.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社会学》课程设置及其体系构建
21.旅游文化的社会学探讨
22.旅游社会学:方法、问题和研究成果
23.皮影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四种关系研究——基于社会学视角
24.基于社会学视野的黄山市汤口镇旅游城市化特征和机制研究
25.旅游社会学简论
26.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探讨
27.论宗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
28.本真性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29.古镇旅游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以朱家角为例
30.国内体育旅游兴起动因的社会学探析
31.近地遁世旅游社会学诠释及文化小城镇供给
32.旅游社会学视角下对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与保护关系的探讨——以元上都遗址为例
33.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吸引物及其建构
34.中国体育旅游迅速发展的社会学思考
35.旅游社会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36.社会学视角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文化价值——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案例研究
37.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看旅游研究范式的确立
38.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39.西南民族地区发展体育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40.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文化现象
41.解释社会学范式:旅游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基础
42.社会区隔: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一种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43.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44.城市发展事件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45.微观社会学视角下民族旅游研究方法的再审视
46.旅游学研究的新框架:对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和现象的研究
47.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旅游：对话与思辨
48.休闲旅游之社会学范式研究
49.从社会学角度谈旅游的概念和本质特征
50.现代旅游与社会学的关系邹议
51.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浅析
52.现代性:社会学切入旅游研究的重要视角——兼论现代性条件下人们对旅游的情感纠葛
53.民族旅游消费不可持续性问题成因的社会学探析——来自贵州民族旅游开发地区的调查与思考
54.论建构旅游社会学的纲领性要素
55.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浅析
56.社会区隔: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一种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57.体育旅游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58.旅游景观的文本化与神圣化——符号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野
59.科研:社会学视角下旅游行业的新挑战
60.民族旅游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61.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62.论旅游标准化的本质——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
63.南京旅游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旅游社会学的考察
64.旅游院校学生体育锻炼的动机、特征及社会学分析
65.消费社会学下我国高端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
66.通过发展旅游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学探析——以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
67.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导游冲突问题研究
68.从社会学和旅游管理体制双角度解析旅游中的社区参与——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69.旅游活动:社会疏离缓解的新视角
70.乐山入境旅游的社会学分析
71.发展黑龙江省对俄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72.旅游的社会效用及其机制:回归正常生活的视角
73.我国旅游消费异化的社会学分析
74.虚拟旅游产生的社会学原因分析与思考
75.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特征及社会影响——以旅游消费社会学的理论为研究视角
76.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旅游:对话与思辨
77.明确旅游学的社会学学科定位
78.论个体化社会与体育旅游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79.阳朔旅游文化中的英语世界
80.旅游活动:社会疏离缓解的新视角
81.社会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宗教旅游开发研究——现实表现、社会成因与基本思路
82.近年来国内游客凝视理论应用的回顾与展望
83.基于社会学的旅游消费异化探究
84.社会学视觉下看民族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以贞丰县布依族为例
85.旅游本真性概念的发展
86.四川乡村旅游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城乡统筹融合理论的视角
87.发展与启示：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
88.基于个体视角下的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89.乡村旅游开发的社会学思考——以贞丰县纳孔村为例
90.经验与发展: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二十年
91.社会学视域下我国旅游城市体育人口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为调查个案
92.我国高端体育旅游消费群体特征分析
93.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开发与共赢理路——以中国佛教旅游开发为例
94.试论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研究体系及其对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启示
95.乡村旅游批判——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96.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及解决方案
97.俄罗斯来华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98.旅游发展研究院
99.中国女性旅游快速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100.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
101.关于旅游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102.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探讨
103.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社会学》课程设置及其体系构建
104.从旅游社会学看汉阳
105.STS视角下的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为的多维分析
106.近地遁世旅游社会学诠释及文化小城镇供给
107.论宗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
108.国内体育旅游兴起动因的社会学探析
109.休闲旅游之社会学范式研究
110.从社会学角度谈旅游的概念和本质特征
111.体育旅游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112.旅游文化的社会学探讨
113.发展黑龙江省对俄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114.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115.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及解决方案
116.乐山入境旅游的社会学分析
117.古镇旅游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以朱家角为例
118.虚拟旅游产生的社会学原因分析与思考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文献综述
一、国外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献综述
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73年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分为精英化阶段、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并认识到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高等教育会出现教育理念、教育功能、培养目标、教学方式、高校管理等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然而，马丁・特罗强调规模扩张带动高等教育发展，即高等教育大众和普及阶段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而来的，而忽视教育质量对教育发展和教育规模扩张的先导性牵引作用。同时，马丁・特罗关注的重点是高等教育的内部，仅在管理层面上对高等教育发展作出的应对之策，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产生于教育系统本身的需要，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迫切需求所致，其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Etzkowitz Henry）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教授1995年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政府―产业”三螺旋模式。指出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学成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也成为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区域内的大学成为与政府和产业同等重要的一个板块，并强调大学、企业、政府三个机构在保留自己原有身份和作用的同时亦为其它两个机构提供活力张力，三者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持续的创新流，共同发展。三螺旋模式揭示知识经济时代，开放性应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高等教育应该放眼校外，走向市场，在和本地区产业界、政府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实现三方共赢。
美国高等教育专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本世纪初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研究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明显的模式，分析导致这些趋势的原因，指出未来大学的可能发展方向，并针对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如自与责任、教学和科研地位、规模扩张等问题进行研究。其认为，尽管大学在许多基本方式上它们的机构模式和准则都具有某种一致性，但由于其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具体的现实环境之中，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也丰富多样，同时，高等教育模式也在发展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这对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快捷高效地由精英阶段向大众阶段转型很有借鉴意义。
二、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奠基人潘懋元先生在60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学说。提出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外部规律就是高等教育在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约的同时为其发展服务；内部规律就是高等教育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高等教育既要遵循外部规律，又要遵循内部规律。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以是否培养了全面发展的人、是否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作为最终评判标准。实践中，潘先生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倡导教学改革，认为只有教学改革才能建立高等教育持续创新的有效机制，高等教育只有本身的持续创新，才能培养大批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潘先生的学说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对教育规律宏观体系最深刻、最全面，也是最好的概括。
此外，自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后，社会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要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社会也成为高校的主要功能之一。教育管理学教授吴岩2010年在《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理论》文中勾勒了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理论框架，指出大学集群存在着集聚溢出效应，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应当与本地区主体功能战略发展相协调。地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将勾勒出本地区优化发展、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种类型的经济开发区，不同的区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特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决定着本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开发区内，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也就存在着先导发展、伴生发展和跟随发展等不同的关系。
在优化发展区特别是高等教育优质资源集聚的地区，应坚持高等教育先导发展战略，发挥高等教育在创新和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的核心功能，引导和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战略转型。
在国家重点开发主体功能区或者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结构的区域，高等教育应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结构要与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规模、结构相适应。
在国家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如生态涵养区）其主要功能在于保护和维持生态环境，其经济的不发展或限制性发展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些区域的高等教育为跟随发展，其更多地定位于服务生态环境的保护，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因地制宜，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如何统筹安排中原地区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优先次序与建设领域，实现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一体化发展，避免区域间的封闭发展、重复发展、恶性竞争发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集聚――溢出效应。
三、研究趋势和选题依据
根据潘懋元先生提出的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既要遵循外部规律，又要遵循内部规律。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自身正处于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我们为遵循高等教育内部规律所必须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根据“大学―政府―产业”三螺旋模式，区域高等教育应该在和本地区产业界、政府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实现三方共赢；同时根据吴岩勾勒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理论框架，必须统筹安排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先次序与建设领域，实现区域内各高校分工合作、互利共赢，发挥高等教育的集聚溢出效应，而“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将进入新阶段，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如何更好地为区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是我们为遵循高等教育外部规律所必须研究的问题。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原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如何转变，如何统筹规划，优化布局，调整结构，实现有次序分领域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区域高等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服务的功能，为中部崛起提供高质量人才，这些问题正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也是本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2012]-JKGHAC-0145）建设中原经济区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Martin Trow.The Ex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No.1，1972.
[2]教育部.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N].中国教育报，2011，（7）.
[3]菲利普・G・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菲利普・G・阿特巴赫.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J].现代大学教育，2001，（1）.
[5]吴岩，刘永武等.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理论[J].中国高教研究，2010，（2）.
[6]方展画.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批判与再认识[J].新华文摘，2005，（3）.
[7]樊纲.中国经济需要下一个30年高增长[J].新华文摘，2009，（17）.
[8]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1，（6）.
[9]谢作栩.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述评[J].现代大学教育，2001，（3）.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 要：职业教育公平问题是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不仅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而且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进行分析究，探寻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因素和解决对策，是每个职业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职业教育公平问题既是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而且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进行分析究，探寻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因素和解决对策，是每个职业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一、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边缘化的现实表象
边缘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就是非中心、非主流的状态，或者说被主流所排斥的状态。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内主要途径。但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来看，“次等”、“末流”教育的身份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边缘化状态。
（一）职业教育地位的边缘化
“地位”一般是指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职业教育地位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程度。主要指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尊重和重视的程度，对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等的认识。
2.职业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大小是决定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状态的根本，因此，这是职业教育地位的核心。一般来说，教育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开发中所谈的职业教育地位，均是指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应处的位置或发挥的作用。
3.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管理水平、理论成熟程度、体系完善程度、质量水平等不同的方面在各类教育中的横向对比位置。
4.职业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处的位置。职业教育所有功能的发挥都必须通过“人”来实现，因此，职业教育离不开“人”，脱离“人”的职业教育是无效的教育，也必然是没有地位的教育。
从职业教育地位的内涵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观念层上一直受“学而优则仕”传统文化的影响，职业教育甚至被不少人认为是“次等”、“末流”的教育，处于社会的边缘、教育的边缘。尽管我国技能型人才短缺，而且国家一直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愿意接纳和接受职业教育的家长和中学生仍然为数不多。
（二）职业教育功能的边缘化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科技、政治、文化及人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职业教育的功能，更关注的是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科技功能和文化功能，忽视甚至轻视职业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导致职业教育功能的严重残缺。
（三）职业教育对象的边缘化
职业教育是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院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职业教育对象的主体是“弱势群体”。凡是职业院校学生基本上是被“学术教育”淘汰的所谓“学业失败者”，不仅在学业上被“边缘化”了，而且其家庭基本上也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
（四）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边缘化
多年来，经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占整个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份额不仅没有提高，有的省份反而在下降。各省、各地区的职业教育专项经费，职业院校学生收费标准等都没有统一的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较，各地区投入的教育附加费也是较少的，企业、社会团体、银行等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也就更少了。特别是在实行收支两条线以后，一些落后地区把职业院校的学费收入作为财政的预算外收入，这就使本来就缺乏吸引力的职业教育处境更为艰难，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从社会学角度看职业教育不平等的根源
当今社会，教育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在社会分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不论是自致能力还是先赋能力，均缺乏优势，这是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根源。
（一）“精英”培养与职业教育价值的相对“低落”
高等教育作为目前实现向上流动的一种重要途径（对底层群体来说，实质上是唯一途径），对各个阶层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优势阶层或资本拥有者便利用政策控制能力，借助于教育“公平游戏”的各种竞争，以隐匿的方式进一步占据或获取优势资源，从而导致“精英”的再制，并实现优势资本和优势地位的“代际转移”。而中下阶层子女则希望通过自身在学业上的努力取得与优势阶层子女平等的文化资本，而且在优势教育环境中还有利于社会资本的获取，诸如师生关系、同学情谊、同乡等，均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发挥作用。美国MBA教育世界闻名，但有观点认为，美国MBA的神奇效果既不在于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也不在于教学方法的科学性，而在于参加MBA教育的群体的身份—这些有控制力的特殊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
与高等教育这种“精英”再制和资本获取成效相比，职业教育相形见绌。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群体将接受教育作为阻断家庭贫困的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而接受职业教育在改变社会地位方面的作用却非常有限。
（二）教育政策的偏离与职业教育地位的相对“低落”
1.教育分流制度。理想的教育分流应该是根据社会分工的需要，依据学生的学术倾向和心理特征，使学生分别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和课程轨道，实现学生个性发展与社会多样化人才需求的统一。分流的依据是学生的兴趣、思维特征；其立足点是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差异与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展，全面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但目前的教育分流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现象，教育分流的立足点不是学生，而是教育，其服务目的也不是教育，而是社会，不是全体社会，而是少数优势阶层。某种程度上，致使国家的教育制度屈服于“教育市场”，造成新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并进而造成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及社会地位分化的不公平，大众教育成为面向少数升学者的教育。
2.重点中学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主要是为了把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起来，为优质高等教育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但是，大部分优质资源往往又被社会中上层阶层的子女所占用，社会“弱势群体”和农村小孩占的比例非常少，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影响了教育的公平。进一步说，由于学业成绩与接受高等教育、与成功成才一脉相承，重点高中生源优先选择政策便合法化了这种不公平教育的后果。
3.教育体系制度。在我国的法律法规层面，一直强调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但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践中，在强调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目标下，一直将职业教育定位于以技能培养与就业准备为目标的就业教育，教育内容以就业技能培训为主，视“对口升学”为“异物”。为了加快我国的高等教育进程，缓解日益激烈的升学竞争，国家开始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但同时又通过政策把高等职业教育置于“等级”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之下，使得本就末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职业教育处境进一步恶化。
（三）人才政策的学历化与职业教育声望的相对“低落”
在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中，分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又被分割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互相之间流动极为困难，延伸到教育上就是造成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分流成为进入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界线，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分层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职业教育不可能成为大众的自觉选择。尤其是高级技工、熟练劳动者等，“在需要的时候是人才”，但在享受应有的待遇方面仍然处于尴尬的境地。目前的高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近年来我国人才结构的一大“顽症”，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高级技工的收入仍然偏低，“高级技工年薪超过硕士”之说只不过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而已。国家尽管提出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人才标准，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新职员或在人才流动时，不是根据人的素质进行选拔，而是依据学历高低与学校的名气进行选择，不仅造成了人才的高消费，也加剧了社会对于高学历与名学校的非正常追求。也是造成职业教育边缘化的根源。
三、职业教育公平实现的途径与方法
（一）确立正确的职业教育价值观，明确人的主体地位。当前，在分析职业教育的意义时，听到的往往是社会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很少提及人的发展需要，实际上，人的发展需要才是第一位的。在职业教育的质量评价中，人们往往更多地用一些社会标准来衡量，很少考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人的个体差异关注不够，迎合了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 “学而优则仕”、“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依旧突出，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阻碍了现代经济社会的进步。从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目标看，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是最为密切的教育，它的经济价值是表层和外在的，社会价值则为核心价值，人的价值是职业教育最根本的价值。因此，社会应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宣传，改变社会和人们歧视职业教育的现象，以人为本，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尊重人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尊重人性和人的教育权，使每个人的特性得以充分表达，使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摆脱“次等教育”的尴尬地位。
（二）建立科学的职业教育理论基础，为职业教育公平奠定学科基础。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除了遵循一般教育的规律之外，还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律。传统的职业教育沿用的是普通教育的理论基础，造成职业教育无特色、无地位的局面。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以技术理论和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为理论基础，前者是职业教育学科存在的基础，后者是职业教育个体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两个基础的支撑，职业教育的独特性必将得到进一步彰显，职业教育“无理论”的尴尬境地必将得到改变。
（三）加大教育制度创新力度，搭建职业教育平等的政策平台。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规范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是知识、情感、意志、权益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各种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体系构成其教育制度，具体内容主要是指教育基本制度、教育根本制度，教育具体制度三个方面。教育制度的创新和经济制度等的创新有较明显的区别，它的人文性特征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人性假设、目的和功能等方面，这也是教育的属性在教育制度中的体现。
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对教育公平的追求方面。在教育分流制度上，不仅要考虑整体教育的发展目标，更要尊重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品质、兴趣等，变“被迫”为“自主”；在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上不仅要考虑社会的人力资源需要，更要尊重学生就业与升学的教育选择，变“外在要求”为“内在需要”；在教育管理制度上，不仅要考虑规范和简便，更要尊重学生选择的多样与灵活，变统一为多样；在评价标准上不仅要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更要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变“补充”为“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
（四）强化教学领域的各项改革，把以人为本由理念转化为行动。随着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职业教育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之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职业教育的改革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教学观念。坚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办学，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产品的开发和管理，引导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实现从传统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二是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目前国际职业教育通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加强了学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环节，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具有较好的效果。三是深化课程和教学改革。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引起了职业教育组织形式和教学指导原则的本质性变革，职业教育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多彩，模拟教学、网络教学、项目教学等形式逐步进入课堂。
参考文献
[1]宋宁娜.教育平等、教育公平与社会进步[J].苏州大学学报，2004(3).
[2]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