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水经济是现代经济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文章从水资源的属性出发，研究了水经济系统的模型，并对水经济的构成要素———水产业、水产业的产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现代水经济的概念，初步分析了现代水经济的特点。

关键词水经济模型水产业产出现代水经济

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对人类至今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也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将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种资源，就是水资源。水资源对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已经显现出其绝对重要的地位，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水经济”，已经开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1水经济系统

从有生产活动开始，人类就在不停地探索利用水资源创造财富的途径，这些途径日益得到拓展，时至今日，人类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根据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已经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经济系统，我们称围绕水资源属性建立的经济系统为“水经济系统”。

2水资源

大家都知道“石油经济”的概念。但是，对于人类而言，水比石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水具有比石油复杂得多的资源属性。认识水的复杂资源属性，对于形成现代水资源价值观念，建立现代水经济系统，意义重大。

2.1按水资源用途划分的属性

一、经济学原理学期论文有如下要求

1、正文两页左右，建议用五号字、宋体、单倍行距。摘要、参考文献、附图等不计算在两页限制之内。

2、打印版论文上交的最后期限是期末考试开考前，即2009年1月3日19点前。电子版论文最后上交期限为2009年1月3日23点59分前。论文过期不收，按零分处理。

3、论文要同时提交电子版和打印版，电子版提交地址是lunwen1@，电子版以提交后24小时内收到助教回复为提交成功的标志，如果没收到回复，请联系助教。打印版建议在2009年1月3日上午答疑时提交（答疑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可以交给任何一个助教。

4、论文要运用原理课所学相关知识、原理、分析框架对某一问题、现象等进行分析，要有自己的分析、立论等。

5、论文要按照经济学论文的格式撰写，具体见第二点。

二、经济学论文的基本格式

1、经济学论文有一定的格式要求，这种要求不是为了一种“形式”，而是为了通过规范格式帮助作者组织好自己的思路、论述，也让阅读论文的人能更有效地理解论文要表达的思想、论文的逻辑。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参考经济中心“《经济学》（季刊）”的论文格式的要求，，大家可以去参考下（但不要试图抄里面的内容）。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1热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概述

热经济学起源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创始人为美国的Tribus。他在其指导的博士论文“能量系统的火用分析”中,第一次将经济因素引入到了火用分析之中,并首次提出了通过系统逐个寻优达到全局最优的目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热经济学初步有了完善的体系，并被学术界命名为thermo-economics。Tribus的学生R.Evans还发表了热经济学孤立化原理的数学论证。随后，美国的另一学派代表人物R.Gaggioli，他以代数为主要数学计算模式，进而发展了代数模式的热经济学。德国的Beyer，结构系数模式经济学发展为符号经济学，也称矩阵模式热经济学（因为西方国家习惯称矩阵为符号），矩阵模式代表了热经济学的成熟阶段。到了1995年,王加璇等科学工作者开始在我国推行国际上各种流派的火用经济学的先进理论。部分学者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其研究应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流派。

2热经济学的原理与优势

目前存在的能量评价方法包括以热力学第一定律为基础的能量分析法。这种分析法虽然操作简单，且已经被广泛应用，但评价值侧重于“量”而没有评价“质”。另一种是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和火用平衡理论为框架的火用分析法。这种方法在对能量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的时候，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法顾及经济因素。目前最为科学全面的分析是法是本文研究的将热力学分析与经济因素综合分析的热经济学分析法也称火用经济学分析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工程经济学、系统工程、最优化技术以及决策理论等基本思想，兼顾能量使用的“量”与“质”，并将系统的火用流价格数据化，能够评估兼顾能量使用效率与经济价值的综合结果，这种分析法在复杂的工程分析、诊断、优化、改进中，都有重大作用，技术优势非常明显。热经济学的分析能够全面辅助系统的优化，它的基本原理是在进行系统优化时，确定考虑的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选择约束条件和决策变量，最后用数学手段描述出目标函数与约束方程，进行求解。求解答案能够对项目设计提供重要参考资料，包括对可行方案的选择、对改进措施的评价、对成本的真实计算以及单元系统的维护与更替。

3热经济学的应用

热经济学是分析现代工程系统中一切与能力相关的系统的热力学方法，一般来说，从原则上区分，可以分为两大类方法，一是在卡诺和克劳修斯研究框架中，利用系统能平衡概念分析的系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完善程度，通过把被研究系统与卡诺循环理想循环系统进行对比，从它们之间的接近的程度判定系统的完善程度。二是以吉布斯理论为框架，采取热力学势概念的分析方法，分析系统中能量转换过程，以热力学势为分析重点，进而分析各种形式之下功的数值。从这一原理出发，我们可以评估被分析系统任意一点上的物流与能流所做功的性能。这一点能够无视系统的机构复杂程度而直接对系统性能进行评估，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方法的特点，分析得到需要的全部信息。这种方法，首先在化学热力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而其他领域一般仍沿用第一类方法。在我国热经济学分析法被引入到热力系统，我国学者首先主要通过概念模型来分析热力系统，并实际通过绘制结构图对实际操作进行了指导，热经济学理论并且被用于分析复杂的能量体系，模拟故障诊断，并用于计算成本。在系统的优化方面，热经济学被用于对系统进行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燃料、产品流的成本，和最红产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计算编辑火用成本的变化能够建立能量损耗分析模型，实现了在线诊断系统性能的目标，随后热经济学概念引入到火电机组，建立了加热器故障诊断指标的通用数学模型，实现了加热器故障诊断的可能性。还有学者通过研究火用流的计价和费用分配问题，对把输入的火用流进行拆分,提出了基于能级相近最大化相供的火用流计价策略，并将此原理应用于热电联产热力系统之中。生态系统的求解问题通常会遇到非线性问题和Lyapounov含义的稳定问题，对这类问题进行求解，必须使用微分几何与张量代数、步骤较为繁琐，且这些方法难度较大。再忽略精度细微误差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网络热力学方法去求解，网络热力学分析法是近年来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计算方法，虽然目前仍有待完善，但是前景光明。

4结语

目前，能源问题是我国发展的重点问题，而热经济学研究目的就是把能源效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为企业发展制定长期的宏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兼顾节能效益与经济效益，为企业或者其他社会单位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所以，研究热经济学对于我国能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文题目：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和经济学解释

英文题目：AnExplanationofBiologyandEconomicstoAltruisticBehavior

提要：“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但本文认为，要对“利他主义”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这点是不够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解释。

关键词：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隐性遗传广义效用

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

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1984)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中央财经大学是财政部直属的重点高等院校，1949年建校，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财经方面专业人才。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史上。

经济管理系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传统专业，在学校各个专业中首先设立博士点，现在拥有4位博士生导师，硕士点为国民经济学，下设4个专业，分别是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涉外经济管理和工商管理。

一、招生情况

一般的情况下，每年经济管理系会招收4～5名计划内的硕士研究生和1～2名委托培养及自费的硕士研究生，计划内的名额中会有2～3名保送名额和保留学籍的名额。因此，您在报考时应仔细调查清楚。一般情况下，每年会有50～60人报考，因此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这就要求您作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这里向您介绍一下近两年的招生情况：1998年，计划内招生3人，计划外1人，保送2人，报考人数为60人；1999年计划内招生2人，计划外1人，保送3人，报考人数48人，可以看出通过考试的录取比例为15：1～20：1。

二、教材的准备

经济管理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为：数学(四)，英语，政治(文)，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公共课的教材是一定的，下面介绍一下专业课教材的准备。

(1)《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高稚光等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计量经济学论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测模型的分析

(一)模型变量的选择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t）。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因素比较多，根据其影响因素的大小和资料的可比以及预测模型的要求等方面原因，本文选择以下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X1t)、财政支出总量(X2t)、固定资产投资总量(X3t)、上期国内生产总值(X4t)、出口额(X5t)等。在这些指进标中,储蓄能够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过多的储蓄也会减缓经济的发展;财政支出有利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因素;上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对下期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定的影响;进出口额能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因此,上述解释变量的选取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二)理论模型的设计

通过散点图发现,被解释变量Yt跟解释变量X1t、X2t、X3t、X4t、X5t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于是得到模型的理论方程：

Yt=β0+β1X1t+β2X2t+β3X3t+β4X4t+β5X5t+чtt=1980、……、2001

1．模型的参数估计

对于理论模型运用OLS进行参数估计，再用Eviews

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宏观经济理论是学者对经济现象的判断和解读，不同的学者判断和解读会有差异，政策主张也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是学者对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总结，教科书中的理论内容差异不大，但在具体内容的组织安排上体现出编者的观点和思路。在美国，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2］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总需求理论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国内很多学者以萨缪尔森的理论体系为参考，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编著按照短期到长期分析的理论演变脉络，来按如下顺序安排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概念和理论铺垫、宏观经济分析概述、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及政策效应分析、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失业与同伙膨胀、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以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下)》为代表［3］。但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发行之后，一些评论家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开始引起轰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4］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六百余所大学用作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科书。该书的中译本在中国的流行势头逐渐超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国内选用较多的原版经济学教科书。同时曼昆编写的《经济学原理》的理论体系也逐渐被更多的中国经济学者接受，成为国内学者编著《宏观经济学》参考的对象，其中以黄亚钧的《宏观经济学》为代表［5］。黄的教科书在结构上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宏观经济的长期模型，主要是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古典理论;第二篇是宏观经济的短期模型，主要分析凯恩斯理论;第三篇则是宏观经济模型的深化，主要讨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理论体系结构基本体现了多数学者认可“古典理论用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规律，凯恩斯理论解释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行为”的观点。所以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呈现“百家争鸣”状态。从理论体系看，曼昆体系虽后来居上，但萨缪尔森体系依然为很多学者所采用。加之同为经济管理类学生不同学校定位不同，学生的培养方案也就不同，教师对《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要求也会略有差异，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师结合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自身对学科的理解，编著不同理论体系和内容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已经成为时下的趋势。

二、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

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宏观经济理论从来都是与现实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的。虽然不同学派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得出不同的经济理论，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环境的，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我们这个共和国来说仅仅是几十年的事情，几乎是全新的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绝非易事，我们不仅需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和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还要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教训。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建立的过程中，通货膨胀、失业会出现明显的过渡阶段的特征，成熟市场机制下的的失业、通货膨胀理论有时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特有的失业、通货膨胀现象，出现非完全的适用性。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的完善和建立，市场调节作用的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会逐渐回归合理。

(一)失业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自然失业、周期性失业是基于发达国家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运行历程总结出来的失业理论。关于失业治理，最早定义自然失业概念的弗里德曼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周期性失业由凯恩斯提出，他认为在经济衰退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周期性失业的根本原因，主张以扩张需求为手段，通过看得见的手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体制仍然存在，且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够通畅。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失业和转制过程中国有企业的隐蔽失业转化为公开的失业，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中国特有的失业背景是我们参考借鉴发达国家的失业理论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二)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依据发达国家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将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通货膨胀是微弱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忽略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标准，显然不够准确。中国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的通货膨胀从生成机制上看更多的和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经济转轨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造成了结构性物价上涨。经济转轨之前，中国的初级产品、基本服务实行福利化低定价，工业品高定价，生产要素的低回报。转轨过程实际是上述价格向市场化合理价格调整过程，表现为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初级产品、基本服务价格回归合理、价格上涨，实物性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推开基础上的工资成本真实化。这样的过程分解到各年度表现为成本推动，也必然会使各年度物价水平出现上涨。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经过程。很显然，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处于隐形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被隐藏，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的建立意味着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被显现，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引入的合理方式

(一)宏观经济学的模型特点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化、模型化的学科。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的得到是通过模型的建立得到，具体过程如下:将部分现实中存在但不影响根本结论的次要因素忽略不计，建立一系列假设，经数学推导得到可控因素或者政策变量，以提供政策治理方向［6］。这样的理论框架分析与高中课程的学习方式截然不同，对于仅仅接触微观经济学这样一门专业基础课、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的本科生而言，太过抽象，理论性偏强。但针对普通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需要既体现理论性又要体现实用性。这就要求在抽象的理论推导后，能将结论和现实结合起来，体现理论的实用性。理论和现实的结合，除去源自于发达国家的经典案例现实，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调节作用的逐步增强，如果能有机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经济问题那么学生的直观感觉更加强烈。

一、权利的依据

“naturalrights”在汉语中被译为“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或“天然权利”。它的根据是代表宇宙秩序的自然法。自然法就是天然的法则或天法。按照古希腊罗马哲学里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它来源于人的本性，普遍适用，永恒不变。既然自然法被认为来自自然并由自然来规定的标准或规则，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必须遵守自然法。同时自然法高于人为法或任何社会契约，是一切正义的来源和依据。［4］它超越实在法而存在，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完美的。因为自然权利理论是基于人本性的理论，而人的本性是多样的，不同的人对本性的标准也不同，从本性中衍生出来的需求又五花八门。同时，对于每个人如何凭借自己的本性，通过既存的法律来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主张权利也众说纷纭。所以通常人们仍然认为，权利需要依托实在法才能得以确立和实现，即使有超越法定权利的权利，也需要通过国家法律来实现。［5］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以法律、秩序为名施行残酷暴行，使人们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无论政治制度或法律规定如何，都不可侵犯。然而，这些“基本权利”与普通权利之间或“基本权利”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二、权利限制的界限

按照康德的理念，自由的个人是引导其实现自我生活方式的最佳人选。为了实现自由，人们需要行使权利。但并不是所有权利的行使都是绝对有利的，许多选择对他人甚至自己有害。很多时候，两种同样合理合法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必须做出一种选择。费因伯格拒绝将权利依据价值高地而排出位阶。在他看来，权利是个人对于正义的表达和选择。这样的选择不可能仅通过对比其基本价值而以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偏好各异的人们。因此，他明确地拒绝以“爱”、“怜悯”或“神圣义务”为理由而取舍权利，认为这样做将会违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允许克制一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赋予立法机关对于善的选择以特权。”［6］但是除了像费因伯格一样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学者还是赞成限制权利的，因为事实证明，个人权利的无限制行为将会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关于权利限制的标准也是各陈一词。有人认为，关于权利的冲突和权利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区分哪些权利绝对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优于其他，哪些权利可以适当进行限缩。一般来说，对于国际人权立法中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就是公认的无论以何种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的权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列举的七项权利:生命权(第6条);禁止酷刑(第7条);禁止奴役和强迫劳役(第8条第1款和第2款);禁止因欠债而被监禁(第15条);禁止有溯及力的刑法(第15条);被承认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第16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8条)。另外，也有人将宪法和普通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与一般权利的划分作为不能侵犯和可以限制的依据。这样的方法将所有权利进行人为位阶划分，把权利分为上位法和下位法，以达到保护较优权利，化解权利冲突的目的。但其实不妥。划分“不可克减权利”与可克减权利的依据是属于公法的国际法，而国际法的主要参与者是国家，也就是说这七种不可克减权利主要是针对国家而制定的义务。但是我们所谓的权利冲突，更多是从一种私法意义上来讲，是平等法律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苏力先生在其《“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提出，当两个权利，特别是非物质性权利发生冲突，“尽管当事人无恶意伤害他人，但事实上有或没有过错地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应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什么才是恰当和必要的限制。”［7］对此，他的解决方式是:当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高位阶权利(如反映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而牺牲较低位权利(如私人权利的肖像权)也无需予以赔偿。因为社会必然有风险，总得有人来承担风险的损失或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给他人来支付，或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8］苏力先生认为这种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即避免更大伤害或实现产出最大化，认为这是其对法学的最大贡献之一。那么这种权利配置效率观是否具有普适性?

三、法律经济学与科斯定理

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开篇就指出，在分析产生“公害”及其类似工商业企业行为时，传统的做法就是要求企业对其引起的公害给予损害赔偿。但这种做法不一定是合适的。因为一旦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了损害，人们便常常会不由自主同情“受害者”。但实际上权利并不绝对，权利和权利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界定和保护其中一种权利并不意味着界定和保护了另外一种权利。如果我们不事先假设哪一方的权利更重要，就会发现无论法院支持哪一种权利，都必然会损害另一种权利。“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9］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法律的本质都是利益的分配，并且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利益分配，与私人意思自治的利益交换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性因素，而是制度性因素。制度经济学作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实现法律制度的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论依据。传统古典经济学假定“理性人”，即每个人都能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最优选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然而实际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加上市场信息的不完善，人不可能成为“理性人”，此时制度的产生与完善降低了不确定性，减少了交易成本，将人的有限理性所带来的风险降低。正如科斯所言:“在一个重新安排法律体系确立的权利需耗费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处理妨碍的案件中，实际上是在决策经济问题和决定种种资源如何利用。”［10］科斯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将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分配转化为权利配置，并得出如下结论:“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由于“理性个人”为基础的经济学前提下，社会安排的选择并不简单等于个人选择的叠加，依据权利的相互性和利益的分配，现有制度的变化在使得某些人受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让另一些人处境恶化。无论是市场调控还是政府管理，每一项机制的变化都会产生成本，我们应当考虑总的效果。［11］可以看到，即使科斯定理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直接将其运用到权利冲突中仍然是略有不妥。首先，科斯将法院类比为企业，忽视了两者的差别。企业相当于一个理性个人，以营利为目的，自负风险。但法院不需要负担盈亏，但却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因此法律考虑的不仅仅是法院自身的司法执行，而是对于社会公众在规则选择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没有也无法推广到社会全部领域，特别是难以估价的精神领域。其次，平衡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在大陆法系，法官无权创设法律，只能遵守并运用既存法律。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安排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即使不完美不合理，一旦破坏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社会成本来重新达成平衡。而现存的制度一般规定，除特殊情况［12］外应该保护既存的合法权利，侵害方承担赔偿义务。这明显与苏力文中支持的牺牲既存的肖像权的观点不符，与权利配置效率观不符。可以说，《秋菊》剧组仍应该承担疏忽大意的责任。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所有竞争对手天然平等，并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在法律世界中，不能草率的贯彻优胜劣汰进行权利优化配置，因为矫正社会分配不公、保护弱者更是法律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片面追求效率目标是无法实现的。［13］

四、结语

权利的界限模糊和权利的相互性导致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法律的权利界定，起源于利益分歧，终于利益分配。科斯开创的法律经济学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冲突权利优化配置应当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法律经济学的效率观也不能简单认为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原理价值观念。政府或者法院利用国家强制力介入冲突权利重新分配时，不仅要十分慎重，而且应当合理补偿合法权利由此遭受的损害。同时，强行配置冲突权利也不应当频繁使用，更不可突破受损合法权利应当得到救济的法治底线。这样才能真正将冲突权利优化配置变为促进权利有效配置和提高司法资源利用效率的工具，而非将法律演变为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商事活动逻辑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