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精选

一、经济学分配理论综述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分配理论发展历程看，其研究内容大体沿着如下主线发展：研究人与物、人与人分配关系为主；研究人与物、物与物分配关系为主；重新回归研究人与物、人与人分配关系为主。

（一）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

1.亚当•斯密分配理论。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他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划分为三个阶级：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区分了三个阶级对应的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认为这三种基本收入构成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他认为：价值决定于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价值决定于交换中购买的劳动；价值决定于工资、利润和地租。虽然斯密把价值决定和分配结合起来考察，但他的价值决定理论是混乱的。一方面，价值决定于劳动；另一方面，价值又决定于劳动、资本和土地。而且，价值既决定于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又决定于商品交换中购买的劳动。上述理论混乱是由于他未能科学认识价值和使用价值间的关系，以及未能一贯地坚持劳动价值论。[3]2.大卫•李嘉图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劳动价值论。他批判了斯密的价值由三种收入决定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出现后，价值仍然由劳动决定。他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工资向社会条件决定的最低生活水平接近，工资一旦增加，人口就会增加，工资就会降低，所以工人只能得到能够维持自己最低生活保障的工资。利润一旦增多，资本就会增加，相应的利润也会下降，所以利润在中长期存在下降趋势。由于自然规律作用，地租会不断增加，但是土地在短期内不会增加，所以地租总会一直增加。[4]

（二）马克思分配理论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学说，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完整、系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具有两种属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商品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上的一般人类劳动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构成包括三部分：C、V和M。C即转移的生产资料价值；V是劳动者必要劳动价值，即工资；M是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即剩余价值。[5]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突出了人的作用，认为价值是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条件下由劳动者全部创造的。这体现了生产关系中人与物（生产资料）的关系，并强调人的作用。剩余价值理论还指出了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即劳动者（无产阶级）与资产者（资本家）的经济对立关系，劳动者只能得到养家糊口的必要劳动价值，即工资，资本家却得到了全部剩余劳动价值，即剩余价值。[6]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经济分配理论以研究人与物、人与人分配关系为主。

（三）新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

这一阶段分配理论代表人物有萨伊、克拉克和马歇尔。1.萨伊分配理论。萨伊创立了效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位一体公式。他认为生产创造效用，效用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决定。要素所有者应取得相应收益，即资本家得到利息，工人得到工资，地主得到地租。2.克拉克分配理论。边际革命后，克拉克继承和发展了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要素分配论，提出了边际生产力论。该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不变条件下，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乘积之和可全部分配产出。该理论把劳动要素地位等同于其它物质生产要素，研究包括劳动要素在内的生产要素对产出的分配关系，没有指出劳动者与资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分配的对立统一关系。3.马歇尔分配理论。马歇尔发展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提出了四要素说。四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能力。他认为资本获得利息，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企业家能力获得利润。该阶段分配理论研究内容以人与物、物与物关系为主。

[摘要]维也纳大学罗斯那先生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工具分析社会政策制定的原因，并探讨了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目标、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以及两种类型的分配效应等，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本文对其进行详细述评。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宏观经济理论是学者对经济现象的判断和解读，不同的学者判断和解读会有差异，政策主张也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是学者对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总结，教科书中的理论内容差异不大，但在具体内容的组织安排上体现出编者的观点和思路。在美国，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2］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总需求理论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国内很多学者以萨缪尔森的理论体系为参考，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编著按照短期到长期分析的理论演变脉络，来按如下顺序安排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概念和理论铺垫、宏观经济分析概述、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及政策效应分析、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失业与同伙膨胀、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以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下)》为代表［3］。但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发行之后，一些评论家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开始引起轰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4］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六百余所大学用作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科书。该书的中译本在中国的流行势头逐渐超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国内选用较多的原版经济学教科书。同时曼昆编写的《经济学原理》的理论体系也逐渐被更多的中国经济学者接受，成为国内学者编著《宏观经济学》参考的对象，其中以黄亚钧的《宏观经济学》为代表［5］。黄的教科书在结构上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宏观经济的长期模型，主要是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古典理论;第二篇是宏观经济的短期模型，主要分析凯恩斯理论;第三篇则是宏观经济模型的深化，主要讨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理论体系结构基本体现了多数学者认可“古典理论用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规律，凯恩斯理论解释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行为”的观点。所以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呈现“百家争鸣”状态。从理论体系看，曼昆体系虽后来居上，但萨缪尔森体系依然为很多学者所采用。加之同为经济管理类学生不同学校定位不同，学生的培养方案也就不同，教师对《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要求也会略有差异，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师结合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自身对学科的理解，编著不同理论体系和内容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已经成为时下的趋势。

二、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

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宏观经济理论从来都是与现实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的。虽然不同学派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得出不同的经济理论，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环境的，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我们这个共和国来说仅仅是几十年的事情，几乎是全新的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绝非易事，我们不仅需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和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还要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教训。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建立的过程中，通货膨胀、失业会出现明显的过渡阶段的特征，成熟市场机制下的的失业、通货膨胀理论有时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特有的失业、通货膨胀现象，出现非完全的适用性。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的完善和建立，市场调节作用的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会逐渐回归合理。

(一)失业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自然失业、周期性失业是基于发达国家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运行历程总结出来的失业理论。关于失业治理，最早定义自然失业概念的弗里德曼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周期性失业由凯恩斯提出，他认为在经济衰退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周期性失业的根本原因，主张以扩张需求为手段，通过看得见的手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体制仍然存在，且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够通畅。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失业和转制过程中国有企业的隐蔽失业转化为公开的失业，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中国特有的失业背景是我们参考借鉴发达国家的失业理论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二)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依据发达国家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将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通货膨胀是微弱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忽略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标准，显然不够准确。中国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的通货膨胀从生成机制上看更多的和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经济转轨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造成了结构性物价上涨。经济转轨之前，中国的初级产品、基本服务实行福利化低定价，工业品高定价，生产要素的低回报。转轨过程实际是上述价格向市场化合理价格调整过程，表现为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初级产品、基本服务价格回归合理、价格上涨，实物性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推开基础上的工资成本真实化。这样的过程分解到各年度表现为成本推动，也必然会使各年度物价水平出现上涨。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经过程。很显然，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处于隐形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被隐藏，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的建立意味着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被显现，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引入的合理方式

(一)宏观经济学的模型特点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化、模型化的学科。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的得到是通过模型的建立得到，具体过程如下:将部分现实中存在但不影响根本结论的次要因素忽略不计，建立一系列假设，经数学推导得到可控因素或者政策变量，以提供政策治理方向［6］。这样的理论框架分析与高中课程的学习方式截然不同，对于仅仅接触微观经济学这样一门专业基础课、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的本科生而言，太过抽象，理论性偏强。但针对普通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需要既体现理论性又要体现实用性。这就要求在抽象的理论推导后，能将结论和现实结合起来，体现理论的实用性。理论和现实的结合，除去源自于发达国家的经典案例现实，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调节作用的逐步增强，如果能有机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经济问题那么学生的直观感觉更加强烈。

1．维纳归因理论概述

维纳在1979年提出了归因的第三个纬度———可控性纬度(Con-trolAbilityDimensions)，并将之前研究的两项归因纬度与此相结合，形成新的三因素归因纬度(2*2*2)，这样就把基本的归因因素分成了八个归因向度。维纳的这个模型是建立在对归因之原因的逻辑分析基础之上，对研究者和归因理论的发展都起到很大的启发，虽然大量的研究证明这个模型的功效，并且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归因理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医者模型为基础，但是，马什、凯恩斯等的研究表明，这个模型有一些列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不过，即便如此，维纳的思想基本原因因素还是使行为原因得到了比较完善的向度分类，即能力属于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因素;努力属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因素;任务难度属于外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运气属于外部的、不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身体状态属于内部、不稳定、不可控因素;外界环境属于外部、不稳定、不可控因素。

2．归因理论对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指导意义

教育是归因理论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教学中的师生之间的互动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我国的教育文化传统中对于这方面的探讨和关注度较少，但是随着现代教育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师生互动对于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此，众多从事教育学领域研究的专家及学者对教育实践中教与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各种教学法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等，而归因理论为改善教学质量及教学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及途径。

2．1使学生对自身学习成败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

学生对学习状态的自我归因，是学生对自身学习效果产生的原因进行自我知觉、自我评判的表现，不同性格特征的群体，具有不同的归因风格，导致不同学生群体对学习的原始期望、过程的行为方式不同。但笔者认为通过有效的归因调查问卷的设计以及调查，能够使学生群体对自身的归因风格以及归因倾向有着一定的认识，对自身学习成败的原因也有着姣好的掌握，不仅学生自身可以姣好的掌握，教师亦能根据归因调查问卷的数据结果，多学生总体以及个体归因风格以及归因倾向有着清晰的认识，为教师进行下一阶段的教学以及教学教案的设计起到提醒的作用。

2．2可用教师的回馈激发学生学习意愿以及学习动力

据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师生互动过程中，学生对学习效果成败的归因大致会经过以下的流程。由上图可知，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学生对自己学习成败的归因，并不仅仅完全以自身考试的成绩作为基础，而且很大程度上会收到来自教师的影响，他们会依据教师的所释放的信息(语言信息以及非语言信息)，来判断和猜测教师对自身学习成败的看法，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形成对自身学习成败的归因。如学生根据教师释放的信号，预测自身会取得成功，他就极有可能努力去追求成功;如果学生依据教师释放的信号，预测自己可能会失败，那么他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与挫折极有可能选择放弃，最求成功者才有可能成功，逃避困难及挫折者难免面临失败，这种心理预期与以后的成败之间无形中建立了一套隐形的因果联系。由此说明，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归因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师释放的信息甚至可以决定学生后期学习效果的状态。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复杂的经济指数计算和完美的经济模型构建，这使得经济学背离了它的原初动机——面向人类的生活和现实。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伦理不涉现象已经成为主流，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隔离。

其实，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而如今，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森说，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也对伦理学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2.1自由、可行能力、发展

在森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自由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森所界定的自由概念，和亚里士多德对生活质量的论述以及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森在论述他的自由观时，又强调了“可行能力”这一概念。在森看来，自由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这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所谓“功能性活动”则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它“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样看来，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过有价值的生活的自由。

1经济心理学的现状

1.1研究方法过于抽象和理论化

对于研究方法的分析来实现对经济心理学进行研究发展，应当注意到经济心理学是注重于实际操作与实用性的学科，因此对于参加人员的背景应当进行明确，其明确内容包括了：对经济学的背景、心理学的背景以及相关领域的分析等，这样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心理学难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使得社会人员难以很好地接受，无法实现经济心理学的全面发展。同时，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片面地强调于对实验研究的发展而忽略了采用客观公正的方式来解释与处理相关的经济现象，进而使得经济心理学难以走向大众，使得大众对其的了解较少，认为其空洞且缺乏实际价值，无法在社会实践中的到肯定与发展，也就无法进一步地实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因此，在现阶段对于经济心理学的发展应当加强对方法的合理性提高、对社会对象的发展进行通俗化地研究，这是需要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共同努力的。

1.2研究目的过于模糊、研究思路缺乏创新

经济心理学是注重于对经济现象的研究、阐释、解决的学科，其研究目的与其自身的实用性都决定了它不仅仅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是为了实现经济更好发展而提出的，因此它的发展环境不能局限于在实验室中，而应是从社会生活出发，切实对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经济现象与问题进行分析，与经济学相结合。但在目前我国对于经济心理学的发展来看其发展方向与发展的宗旨有着一定的差异，即注重于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而失去了实效性。在高校教育中，堆砌教育模式局限于对经济理论的讲解，同时其研究探讨的开展往往局限于西方的理论数据，而不是从我国的实际状况出发，其研究的方法与模式是对西方的模仿学习，缺乏中国自身的体现，尚未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方法与模式，因此中国发展的实际需求难以实现与满足，缺乏自主创新精神与对本国实际状况的清晰认识是导致我国经济心理学难以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具体分析其阻碍因素的产生原因，不难发现，在对经济心理学发展研究的队伍中，老一辈学者难以突破对固有西方模式的突破，年轻一代的学者缺乏创新的精神，难以挑起对经济心理学发展的大梁。但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经济心理学的依赖正在不断增强，倘若不能实现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无论是对该理论还是对经济发展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打击。

2经济心理学的出路

2.1步入社会生活、融入经济领域、走现代经济心理学的之

路我国的经济心理学发展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进而使得其开展模式打大抵都是通过实验室的研究来开展的，进而其发展过程中缺乏对社会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与解决，丧失了学科理论应当具备的实用性，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既有可能是心理学自身固有的不足限制，也是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发展的限制所导致，比如在2007年，对于中国证券市场上涨过快的言论产生是经济研究人员的错误播报；再者2007年5月出现的对印花税的调整，使得指数下跌幅度较大，进而产生疯狂的市场动荡。这本依靠于经济心理学的研究来实现解决，但实际情况是相关经济心理学家表现的无所事事，而单纯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又提出了哗众取宠的言论导致了经济市场的进一步动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经济心理学的发展困难重重，能够维持现状就已经是十分不易，更难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对经济心理学的产生进行分析，想要实现其发展，需要注重于对现有发展模式的突破，着重于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加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进而将经济领域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地规避与处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加强与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学科的完善性与适用性，进而共同解决经济问题与经济发展难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社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经济学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可以看作是社会的一门大众学科。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对于经济学的认识与信任也是前所未有的拔高与发展的，想要更好地发展经济心理学，也就需要在结合对现有经济学的发展状况进行充分意识的前提下，对人们的心理活动进行分析，进而更好地解决单纯靠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发展、官员的、先富人群的为富不仁等问题。对于经济心理学的发展还应意识到其发展的阶段还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学的发展对其的影响十分深远，经济心理学是基于其开展的，同时，想要取代经济学的地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想要使得经济心理学发展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发展，一方面，需要积极地对经济学进行学习与合作，来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需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到经济学的研究发展领域中去，对于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处理，进而取得“成果”实现社会对其的关注度与认可度的提高。

从心理学研究经济学，这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指出的新方向。它正在颠覆传统经济学，也颠覆着我们对于如何赚钱和如何花钱的传统理解。同时也给管理提供了新的理念，现代组织中所面临的管理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复杂，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要求管理者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所以时刻关注管理新理念并及时用于实践是十分有意义的。

卡尼曼在做诺贝尔演讲时，特地提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学。随着对奚教授的幸福学的逐步了解，我越来越觉得它能给管理学以新的启示，尤其在中国。中国人从来就很看重自己的生活，是世界上最懂得享受的民族之一，也应该是对幸福最敏感的民族之一，所以我们不是更应该研究幸福学这一新兴科学以及它的作用吗？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幸福学能给管理学什么样的的启示吧！

（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管理中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出发点、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不同的组织资源配置模式。传统的假设有：受雇人、经济人、社会人、管理人，但不论哪一种都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这也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人真的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证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假设你到桃李苑买炸排，它们在配料和口味上完全一样，只是其中一块比另一块明显大，你是不是愿意为更大块的付更多钱呢？答案似乎是显然的，人们总是愿意为更多东西付更多钱，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总是如此。让我们看一个奚教授做的冰淇淋实验吧。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起来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杯付更多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比5盎司的大。可是试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也就是不能把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反而愿意为少量冰淇淋付更多钱，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花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这让人很难接受，但更多的实验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

这便是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上述试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如何花钱的。

这对企业决策，商场摆货方式等都有启发（试验表明两样都好的东西分开来摆较好，两样都差的东西则放在一起比较好），甚至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比如政府想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降低税收水平，一种是退税。从金钱来看减收5%的税金和返还5%的税金是一样的，但是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却不大一样。人们会觉得减收的税金是自己本来该得的，是自己挣来的，所以增加消费的动力不大，但返还的税金则好比一比意外之财，刺激人们更多的消费。所以退税要比减税更有效。

一、数理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数理经济学在20世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然而，在我国却是20世纪末才逐渐开始学习和应用。国内较早对数理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杨小凯先生，后来他在国外创建了超边际分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二、对数理经济学的不同理解

如今人们对数理经济学的理解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学中的数学问题，其研究方法不同于纯数学的方法(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而是可以通过查询文献，了解数理经济学中所提出的数学问题，然后对它们进行解决。这种观点可称之为经济学中的数学问题研究，根本算不上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所以说这种理解不可能是数理经济学的合理解释。第二种观点认为：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并不是经济学新分支，它只是采用更多数学工具来描述的微观、宏观、国贸、福利经济学等经济领域问题的。这种观点是将数学作为工具，使用于经济研究领域，也不能算做是独立的科学研究，所以说这也不是对数理经济学的合理解释。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系统的大规模与复杂性，任何定量计算的结果都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采用较为艰深的数学工具，在最宽条件下来“定性”描述经济系统的行为，则可能更准确地描述经济运行规律。人们常称之为侧重于理论的数理经济学，例如由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等人创立的理论一般均衡分析等。第四种观点认为：数理经济学要给出具体的即使是不十分准确的计算结果，其主要内容为一般均衡分析或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例如在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斯卡夫、冯•纽曼、列昂惕夫等人创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目前已常见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资源市场、及国际贸易的开放等各类经济系统的分析报告之中，并形成了很多精典的数理分析模型。第五种观点认为：数理经济学就是经济控制论，只是将规划解的存在性与求解方法等问题的研究作为数理经济学的核心，而经济控制论侧重于讨论稳定性、能控性、合理性、一定时空内到达合理位置的能达性等。数理经济学试图以经济系统的确定性关系、随机性关系、经验性关系等方程来描述经济现实，建立看包括决策系统、对策系统、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灰色参数系统、集中参数系统、分布参数系统、精确系统、模糊系统等等各类经济分析系统模型。上述各种认识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数理经济学。他们的多数人只是将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独立的进行数理逻辑的分析。很少将其视为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的历史阶段，或是经济学的成熟标志。这种不从历史必然选择的视角，来观察经济学的演变规律的做法，不仅是保守思想的体现，更说明其对经济学掌握程度。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观察经济学的发展，自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甚至包括新兴古典经济学都可以看作是数理经济为主流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近代经济研究的主要成果。

三、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意义

总结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语言逻辑的局部观察，到数理逻辑的系统研究，不但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也是科学研究进步的必需。数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发展的必然阶段，其在经济研究中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使用数学语言描述能准确无误，可以减少后续的无用争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各种争论和意见分歧，究其产生的根源多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基本假设前提上产生的差异造成的。其次，数学语言是各类语言中逻辑最为严谨的科学，所以使用数理逻辑进行的推理将最为严准，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第三，数理推理过程，可以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到的结论。第四，数理分析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第五，可以在理论基础上得出精确的结论，减少经验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

四、数理经济研究的方法

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发展到数理经济分析的时代，其基本做法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重要的逻辑环节：首先，将研究的经济问题设置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并以数学中的方程式或方程组的形式描绘出来；其次，在这些方程中有些是描绘人们行为的，人们常以各种假设的方式表现出各种行为假设；第三，在既定的环境下，人们按照其行为假设行动，必然会形成明智态势，而对这种态势的预计和推论过程，就是所谓的博弈分析；第四，对博弈分析的结果与现实进行比较，当两者一致时就叫证实，而两者不同时就叫证伪，这就是所谓的实证分析；第五，当实证分析的结果被证伪时，只要其中的假设与结论之间的数理逻辑严格而无懈可击，则这逻辑链条并不会被，这时只要集中考虑假设和分析框架的问题就行了。否则我们就搞不清到底是命题中的假定不真，还是从假定到结论的逻辑推理不真，或分析框架有问题。第五，被证实的结果如果是人们所期望的，则该经济分析系统是好的，并常称之为帕累托最优的。而被证实的结果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则说明制约着人们行为的制度安排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更改制度环境，以制约人们的行为达到博弈均衡向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前进。数理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扎实的逻辑基础，也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精髓，将在下一期为广大读者做进一步的介绍。

研究思考经济伦理学，必须有一个切入的视角，或者说一个研究纬度。近几年来，不少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角度，包括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来研究；还有从经济与伦理相整合的社会生态文化学方面来探索。这些成果推动了我国经济伦理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建立与生长。本文拟从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出发，就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