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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雪 俊雯 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原有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都转化为居民未来的自我账户的支出,这无疑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国外学者对预防性储蓄的研究侧重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更多是由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改革不彻底、房地产市场泡沫过剩导致的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因而,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全民医保的推行,中国居民消费应该有增长的潜力。
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关于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最早研究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的理论模型是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在中年期劳动获得收入并将一部分作为储蓄是为年老提供经济保障,所以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进而对当期消费有很大影响,即社会保障能促进当期消费[1]。在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以及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MiltonFriedman)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储蓄一般指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消费者超出平常水平的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收益以及支出的波动[1]。居民家庭面临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种经济上的风险,可以去储蓄和保险两种方式区规避风险。谨慎的家庭采取增加储蓄的方法自我保险即预防性储蓄[2]。事实上,预防性储蓄理论建立在在理性消费者和消费效用最大化前提下的,它的内涵和消费储蓄生命周期假说是一致的。随后一些关于社会保障是否能刺激消费的实证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完全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致。支持者如Feldstein认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即资产替代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指社会保障财富作为家庭财富的一种形式,使得人们在退休之后仍然可以获得收入)和退休效应(退休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激励那些本领愿意工作更长时间的人提前退休,这意味着有收入的时间缩短,因而需要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他利用美国近四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预测了社会保障总给付,进而分析得出社会保障大幅度能降低储蓄额,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反对者如JonathanGruber认为,失业保险福利能够帮助失业者在失业期间平滑其消费。但失业保险福利的这种积极作用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在最初失业期间能够平滑消费,对消费水平没有永久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以上有关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都是侧重对收入不确定性的研究,然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储蓄和消费。而在未来支出中最具不确定性因素的就是医疗费用。所以基于医疗保障体系对消费的刺激效果的研究也很多。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如kotlikoff于1989在生命周期的基本框架下,基于经典的凯恩斯的消费储蓄理论,分四种情况对不同医疗保险制度影响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只有当医疗保险制度很完善的条件下,最优消费水平才会提高[3-4]。Shin-YiChou基于1995年台湾出台全国医疗保险(NationalHealthInsurance,简称NHI)制度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NHI能大幅度降低居民对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大大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5]。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国恩教授等人针对中国现行的社会医保体系中的三大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URBMI)、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UEBMI)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RCMI)是否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推行能显著提高居民消费。
研究内容和方法
由于很难获取由家庭收入、医疗费用支出、参保情况、保费支出等变量构成的大容量样本,本文将通过经济学理论假设和效用函数假定模拟政府投资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并进行数据模拟对模型进行进一步阐释。建立消费模型根据建立简单的两期的消费模型:即人们的生命周期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青年时期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收入并按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基本医疗保险金;第二期退休在家,如果生病,需要支付医疗费用,这是可以享受政府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该人的第二期(老年期)消费预算约束如下:(式略)根据以上赋值可以计算所得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支出的增加对居民人均消费的边际影响为492.59。因而,理论上政府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投入能有效拉动消费。
结语
(1)效用模型的普遍适用性文中虽然仅用效用模型证明了社会医疗保险对拉动消费的积极作用,事实上生命周期假设和效用模型富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如限定消费发展水平时可以计算出合理的社会医疗保险补偿比例;又如根据不同人群来调整效用函数方程,获得针对某群体的最优缴纳保费比例a*以及适当的补偿比例b;再如利用效用模型预估未来最大限度的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blimit,来应对参保人数上升参保群体老龄化的压力。同时效用模型也有助于分析基本医疗保险对消费的挤出效应。(2)医疗保险体系需要完善本文演绎的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医疗项目中的各种费用,适用于各种疾病种类(尤慢病、高危病)。但是,事实上基本医疗保险只能保障居民基本的卫生医疗需求。因而,只有在商业医疗保险也协同发展的条件下,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才能保证医疗保险覆盖人群更广,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医疗保险需求,提高医疗保障的质量,并进而更有效地促进消费。
论文关键词:消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信贷消费
论文摘要:在目前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过热、出口下调,所以国内消费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消费的作用与地位,分析我国当前要扩大消费的原因和其中所面临的问题,凭借可以利用的有利形势,为探求更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提出相关的对策。
1经济增长中的消费
1.1消费与GDP
消费与GDP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宏观经济领域讨论的热点,大部分学者们认为消费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有作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是增长迅速。从近期数据来看,GDP由2001年的109655亿元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经历了持续7年的高速发展,翻了一番多,增长速度为世界之最。据专家估计,10年内中国GDP将保持较高增长率。目前,中国的国内年储蓄率超过40%,还将持续15年左右,利用外资已居世界第二。另外,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成本较低,这些都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相当竞争力的几个优势。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区域不平衡与城乡差距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待开发的优势,消费水平与结构的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的不饱和蕴含着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具体的消费情况而言,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0411亿元,增长17.2%;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28799亿元,增长15.8%。目前,中国居民人均收入早已超过1200美元,正处于消费形态快速变化的时期,消费焦点主要集中在住、行等价值量大的高档商品,汽车、住房、旅游、文化等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根据2000-2007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数据显示,总体而言,消费的作用在减弱,投资的作用继续增强,外需的作用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一个发展格局。连续7年我国经济的成长速度在10%左右,这其中消费贡献在40%左右,投资的贡献在48%,外需的贡献是12%左右。这种格局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以内需为主,以外需为辅。
1.2战略调整
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大背景的变化,重新审视“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作用很有必要。目前,虽然投资至关重要,但投资过快增长也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矛盾,如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及环境等。同时,投资所产生的供给最终要由消费需求来消化,没有消费需求做支撑,往往带来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最终导致供给过剩,引发经济波动。在2007年里,流动性过剩突出、央行6次加息、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都折射出投资的过热。出口固然重要,但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将隐藏经济发展的风险。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4.4%,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会使本国经济因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处于被动地位。部分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使我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另外,截至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53万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将抑制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同时持有外汇储备的各种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美元资产储备的损失风险也会加大。所以,作为发展中大国,只有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规范与创新相关制度和政策,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持续、稳定的动力。
1镇江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1.1消费价格
价格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的货币能够购买到的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这就促使消费者在消费和储蓄之间以及各种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重新选择,从而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2]。消费品之间的比价变化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小;而一些高档奢侈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正因为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所以它们之间的比价变化会影响人们对不同消费品的需求量,进而影响消费结构。
1.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决定产品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是影响消费结构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消费资料主要来源于第一、三产业及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它们的发展状况及在整个产业体系构成中的比重直接决定了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其次,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的具体品种,反映了消费结构微观层次的变化。如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畜牧业的结构,对人们食物消费结构中的粮食、水果、肉蛋奶的消费有直接的影响。
1.3消费倾向
消费结构和储蓄之间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虽然近年来镇江城市居民消费倾向(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稳定在63%左右,但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较大差异。
2镇江市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1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1.1ADF检验
由于同时受随机趋势的影响,现实中大多数经济现象的时间序列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平稳的,检验是否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方法最常用的是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根据平稳性检验基本原理,采用ADF检验法,借助EViews7.0软件的操作,分别对lnGDP和lnEC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检验两个序列的原序列、一阶差分及二阶差分序列。检验结果表明,lnGDP和lnEC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表现为不平稳,但二阶差分后序列表现出平稳状态,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GDP和lnEC的二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检验顺利通过。
1.2协整检验
协整是检验一组非平稳序列线性组合是否具有稳定的均衡关系,即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由于lnEC和lnGDP都是二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即采用E-G两步法建立回归方程。首先,利用OLS对lnEC和lnGDP进行回归建立两者之间的协整回归方程如下:Ln(EC)t=5.11668426058+0.428867357494*l(nGDP)tT=(62.09929)(43.30398)通过Eviews估计计算得到,lnEC的方差值(R2)为0.988925,调整后的方差值为0.988398,说明方程的拟合度较高;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可决系数达到了98.89%,T和F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1.3Granger因果关系
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用来分析两个序列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另一变量的滞后影响。本文按照AIC准则通过选取1~2两个滞后期来检验lnEC和lnGDP二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得出lnEC是lnGDP的Granger因果关系、lnGDP不是lnEC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结论即1991~2013年间安徽省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一种单向因果关系。
2结语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从收入方面培育、从供给方面培育、从环境方面培育、从保障方面培育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必然选择,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消费;以人为本;培育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目的在于弥补外需萎缩、解决生产过剩、扭转经济下滑、避免经济危机。因此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好似为了生产、为了发展,扩大的是以物为本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居民福址,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1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出口为主要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开始萎缩。我国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沿海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从沿海工厂回到了内地农村无业可就,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我国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不得不选择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措施,来弥补国外需求不足、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保持国民经济增长。这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外需萎缩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
2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我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供不应求的经济、政府配置资源、企业进行生产、农民进行种养,都是为了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可谓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虽然,消费需求目标、目的是以人为本的,但是没有实现目标、目的的体制动力,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生产、提供足够、足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所以在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中,计划经济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经济体制。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产品和服务逐步丰富,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我国在当今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条件下,总是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来消化生产过剩、实现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就变成了消费是为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是生产,我生产什么你就得消费什么,我生产多少你就得消费多少。现在生产多了,消费少了,就要求扩大消费。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解决了计划经济无力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但同时冲淡、模糊了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强化、彰显实现以物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
一、能源生产结构分析
1.《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表明,截至2010年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3068亿立方米。涩北气田产能近100亿立方米,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的盐湖、冶金等特色优势产业和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提供了清洁能源保障。太阳能资源利用尚未形成规模。日照充足,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太阳能辐射强度高,日照时间长,全省年日照时数在2300-3500小时之间,仅次于,居全国第二位,太阳辐射总量在每平方米5637-7420兆焦耳之间,年接受太阳能折合标煤达623亿吨,合360亿万千瓦时电量,相当于龙羊峡电站年发电量的6万倍。截至2013年末,太阳能发电厂有124家,其中光伏发电厂123家,光热发电厂1家。太阳能发电量28.16亿千瓦时,比2012年增加13.68亿千瓦时,增长94.5%。但太阳能推广应用总体上仍处在初级阶段,太阳能产业资源与产品之间的关联度还不高,应对市场波动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太阳能建筑尚处在起步阶段,太阳灶、户用电源的利用尚未形成规模。可燃冰利用技术尚未解决。祁连山南缘成功钻获可燃冰样品,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中低纬度冻土区发现可燃冰的国家。可燃冰远景储量达到350亿吨油当量,且开发利用条件较为优越。目前关键是开发利用的环保和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不能进行大量开采:一是在开采可燃冰过程中,如果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甲烷气体,会加剧全球温室效应。二是可燃冰开采过程中会分解产生大量的水,释放岩层孔隙空间,使其赋存区地层发生固结性变差,引发地质灾变。目前全世界对“可燃冰”的研究大都只处于科学勘探层面,还没有进入实际开采实用阶段。
2.主要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本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GrangerCausalityTest)对主要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分析做进一步验证。平稳性检验。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通常来说,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必须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结果如表4。从表4看,GDP与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数据经对数化处理后,仍是非平稳数据,但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对一阶差分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5。2.格兰杰因果检验。从表5看,LNGDP是LNCP、LNNG和LNWE格兰杰意义上的原因,LNCO和LNGDP之间不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与前面的相关性分析结论基本上一致。以上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带动原煤、天然气和水电生产的主要原因,原油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关系。这说明,主要能源生产是一种被动式的发展模式,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有限,反而是经济增长带动了能源生产。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主要与发展战略有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确立了以保护生态为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更是确立了“生态立省”战略,全省经济建设都围绕保护生态开展,并未通过资源开发、销售等途径谋求带动经济发展。
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1.从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看,GDP与原煤、天然气、水电生产之间相关性较高,分别为0.9854、0.9801、0.9764,与原油相关性较低,相关系数为0.5190。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表明经济增长对原煤、天然气、水电等能源生产存在单方向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是能源生产增长的推动力。因此促进能源生产和结构改善,要以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础。
2.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的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资本拥有量弹性系数分别为0.5397和0.3031,这表明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资本的推动作用。全省GD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单位GDP能耗依然较高,节能降耗压力较大。重化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能源消费结构不尽合理,全省能源消费主要以工业为主,且煤炭的消费占有很大的比重,尽管近年来天然气消费比重有所上升,但水电开发利用能力还相对薄弱,太阳能、风能的利用还处在启动阶段。随着全省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全省能源消费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
三、建议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耗创造良好环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结构从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向节约型、集约型转变,改变以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业,加大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应为适度发展煤炭产业,进一步发展电力,提升天然气利用强度,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同时加大研发力度,探索可燃冰等能源供给新领域。一是要保持一定的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力度,保证煤炭资源的正常供给能力。二是要加大煤炭产业整合力度,促进煤炭产业优化升级。三是要重视能源清洁利用技术,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尽量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四是要制定鼓励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步伐,提高水电、太阳能、天然气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逐步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能源结构,走可持续能源发展道路。
[摘要]本文以河北的数据为依据,计算分析了1995-2008年的消费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以及消费与经济增长关联度的变化情况,在实践中印证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一、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行为经济学也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是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从研究对象看,行为经济学侧重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的动机研究;从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看,由于行为经济学注重分析微观主体的非经济动机或者非物质动机,因此不同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更多依赖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在研究中较多采用了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等方法。行为经济学继承了经济学对日益复杂化的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诉求,但是在研究具体方法上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实验经济学方法,从而将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经济行为分析一直都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亚当•斯密则试图采用“损失厌恶”等个人心理可能会对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随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对微观经济行为的研究,并号称经济学即研究经济行为的科学。但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研究框架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上的,因而分析的都是经济动机驱动下的理,而复杂多变的个人心理特征都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忽略或者抽象了。特别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消失。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乔治•卡托纳及赫伯特•西蒙开始将经济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可以将行为经济学的创立追溯到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的提出。随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科学,其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完善和成熟,极大推动了大量具有创新和探索精神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联合研究,并为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存在系统偏误,并进一步构建了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主体的判断模型,从而颠覆了主流经济学的个体选择模型,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断成熟,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际应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也不断深入,甚至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金融领域,促进了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二、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分歧与融合
行为经济学的先驱西蒙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主体在进行选择决策时并不完全依循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因而经济选择的最终结果完全可能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最优化均衡点,从而解释了现实中的复杂经济世界。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批评和发展首先就是建立在对行为人的假设上,并进一步提出了由于行为人并不总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也可能存在偏好无法排序或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形,这就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主要分歧。
(一)行为人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假设经济主体都能进行理性决策,即假定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同质的,具有完备的信息。行为经济学对这些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认为微观主体的选择和决策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理性受到了主体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而表现为“有限理性”。与此同时,在做出最终的经济决策时,决策情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特征、决策模式等都会对最终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微观主体的异常行为也因此产生,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行为经济学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强调决策作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尽管行为经济学也坚持理性假定,但是认为行为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对微观行为主体的假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同质经济理性人,承认人的复杂异质性和社会性,并且利用心理学构建了自己的分析基础,从而导致了其和主流经济学并驾齐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派。
(二)偏好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中偏好是外生的、稳定的,并满足自反性、完全性、传递性和连续性条件,从而在不确定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过程可以概括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数。所以,偏好一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理又一重要基石。以严密的逻辑和数学分析构建的预期效用理论成为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的经典理论。但是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了现实中的人们面临风险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即著名的“阿莱斯悖论”。特维斯基和卡尼曼(1979)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合理解释,并提出了前景理论。前景理论对于偏好的理解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偏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独立于判断和评价的程序;其次,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可以表示为单纯的概率分布函数,通常还取决于对给定分布函数的描述。他们的研究表明,决策程序以及决策的外在环境等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满足完备性假定,也不满足传递性假定。另外,很多研究表明,诱导偏好会导致偏好反转(perferencereversals)。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消费行为理论的主要分歧就是围绕着行为主体的理性假设人而展开的,对于前者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行为经济学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观测,发现了在现实世界中,消费者存在的非理性、非自私自利的选择行为,违背了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从而将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心理学研究成果引进来,合理解释了行为主体的“非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阿莱斯悖论”做出了解释。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分别解释了行为主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因此对复杂多变的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两种理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应该互为补充,共同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
三、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方法
行为经济学试图将心理学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并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提出了认知心理学概念,并侧重于行为主体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活动可能对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对传统经济学研究假设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前景理论”,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对经济世界的描述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一、理论模型
首先构建一个代表性农村消费者两期的基本经济模型,消费者面临两期的最优消费决策,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考虑政府财政支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为简化分析,政府财政支出仅讨论财政对农支出变量,假定财政对农支出Z的经济效率为δ,经济波动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ζ。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投入性支出增加和提升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经营环境,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营造促进农民消费的客观环境,比如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可能转变为私人自行提供,挤占私人消费,并且基础设施性质的公共物品缺乏会限制农村居民的消费,如公路道路和加油站的不足使得农民汽车消费的意愿不足。另一方面补贴性支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如2002年之前的农产品价格补贴,2002年之后对耕种农户的直接补贴等。综上,财政对农支出的经济效率是正值。经济波动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波动会导致高产出,如Schumpeter(1934)认为经济波动能降低企业改进效率行为的机会成本,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29]Mirman(1971)经济波动会导致更高的预防性储蓄和投资,最终促进经济增长。[3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波动会带来产出的损失,如凯恩斯(1936)认为,经济波动导致企业投资风险的上升,从而降低社会投资水平;[31]Bemanke(1983)、Ramey和Ramey(1991)从滞留成本出发,由于企业投资的时滞和不可逆转,经济波动增加了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投资意愿减弱。[32][33]但是,上述研究都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不能将其研究结论直接套用于我国。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李永友(2006)、陈太明(2008)等。[34][35]研究结论的不一致给提出假设带来了一定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暂且参照李永友(2006)、陈太明(2008)、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36]的研究,假定ζ小于零。当然,这一假定还有待于实证部分的检验。由式(10)知,代表性农村消费者的消费与财政对农支出具有正向关系,与经济波动具有反向关系,故提出如下两个命题:命题1: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命题2:经济波动对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说明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农村居民消费(RC)选择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为变量,为了使历年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为不变价对历年数据进行了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财政对农支出(AE)选择国家财政支出中历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作为变量,1998年和2007年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2007年开始统计口径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我们统一使用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6—2012年。经济波动(EF)选择历年实际GDP增长率减去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还采取了BP滤波方法作为参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除上述变量外,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以及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我们引入控制变量。经济增长(GDP)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作为变量,物价水平(RCPI)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100)作为变量,农村居民收入(RI)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变量,以1978年为不变价进行计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为弱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偏态性,并降低对极端观测值的敏感性,对所有变量做自然对数处理。为保证解释变量不受到自然对数化后正负号改变的影响,对数值小于1的变量加一后再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说明由于考虑了各变量可能存在的滞后性,本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来检验财政对农支出与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
三、估计结果
(一)数据的统计性描述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图1、图2和图3给出了农村居民消费、财政对农支出及经济波动的核密度图,从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分布密度的动态变化。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采用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服从非平稳的I(1)过程。为节省篇幅,不再给出具体的检验过程与结果。由于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要求。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给出迹检验与最大特征根的两种检验结果,见表2。
一、经济法的价值考量:价值关怀与对象界分
(一)基本价值
以法律价值扭合与法商复合理念为考量长久以来,之于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争议不断,在政府工作报告给予官方认可之后,学界争议暂时搁息。但之于经济法理念价值的思辨,法学学者仍然力求日新。2根据漆多俊教授的观点,经济法的价值亦不外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其指出,“以上各项价值及他们间的层次关系,无论对于法或对于其他社会规范,是一致的,这是它们共同的价值体系(价值链)”;“经济法是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同一般法的价值一样,它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笔者认为,这并非是法价值的简单堆砌,而是相互关联、有机联系。真正被累加的要死,形成法价值净效应的合拢。之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不妨视为某种程度的缔结与扭合;从另一方面观察,“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完成经济法乃法之一部的有效证成,使其与政策规范相区分。笔者赞同漆多俊教授的观点,还落于其与法商复合理念的契合。笔者将法商复合理念分解,“法”对应制度与规范,“商”对应经济与管理。则探求制度、规范、经济、管理背后的价值关怀,仍可得出正义、公平、效率、秩序的结论。而漆多俊教授强凋的中心价值链“效率一公平”,恰与“经济一规范”中的“效率一公平”吻合,使之(“经济一规范”)与经济法又存在某种冥合。鉴于法商复合理念的提出,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漆多俊所提的法价值已然包括四项内容,何以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只有两项内容。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囿于所谓广义与狭义的文字之辩,尚应另觅佳径。具体而言,包括两点:其一为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强调法制(静态居多),与“商”对应;漆多俊教授所提的法价值由应然角度出发,发端于法治的思考,故而内涵不同。其二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对照经济基础,法(规范)同步体现的价值便只得后退。
(二)主导价值
以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为考量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其主导价值不应简单落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所烘托的价值可以视作其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笔者认为,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仅就概念而言固然存在字面差异,但究其实质,探其逻辑,则应属连贯一致无疑,并无相悖之处。强调经济法的主导价值,作用有三:第一,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科学本身是人的一种理性思维运动,与人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休谟指出,因其潜在地受制于人们的认识范围且要由其的权力与能力来判断,所有各种科学均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也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关于人的科学。西方古典人文与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践已经证实: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第二,勾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策。笔者认为,社会本位是异于(但不介于)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法价值由人本观念主导并不意味着其政策性有所削弱,经济法所带有的隐性公法色彩业已基本得到学界的公认。与以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为前提假设的民事法律不同,经济法与政策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所幸的是,当下政策同样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使得经济法所受政策影响间接成为经济法主导价值的佐证。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在不同时代的侧重各有不同,当下经济法理念中“以人为本”的诉求突出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表彰。“第三,厘清与法经济学的关系。12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伊始至今,影响最盛的当数法经济学思潮。除了在分析方法上为经济法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间接证明外,它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一定程度上支撑经济法存在与发展。然而,法经济学有其固有特性——在法经济学领域,一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被经济效益(成本与效率)衡量的对象以及衡量经济效益的一种尺度。有学者从“道义价值”、“功利价值”、“实证价值”来论证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的关系,固然为两者区分提供有效依据,但笔者认为人本观念的架构,除了夯实民法之外经济法的特殊地位,也进一步明确“经济法学理念”与“法经济学工具”的关系。
(三)辐射还是反映
管窥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的“悖论”之于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似乎存在悖论:部门法既然反映经济法理念,其何以不是经济法之一支?笔者认为,解释这一“悖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部门法的划分与现行法的制定并未完全吻合。“部门法”的提法,或滥觞于中国法理学界的理论划分,多对应于应然体系;现行法的制定则是依据现实生活所需,由政策或习惯转化而来,多受命于实然需要。例如,关于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的部门法归属,似乎存在纳入商事法与金融法两可的情况,甚而一些金融法领域的学者根据现实需要与国际潮流,将民法中担保法亦纳入金融法研究范畴,力图使之体系日臻完整。之于经济法所周延的对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仅竞争法的归入在学界尚无较大争议。“部门法”既是动态变化的,用静态的形式逻辑进行判断或者实现类似民法上的“涵摄”,多少存在困难。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时空性”的特点,意在验证经济法的发展与融合、逡巡至圆熟,笔者简陋,仅假借“时空性”特点作为部门法变化演绎的理论依据,以证与现行法不存在全然的“对号入座”。第二,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为例,登记本身具有行政色彩,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确属行政程序无疑,但仅就常识而言,亦能断定婚姻法与物权法不属行政法之流。究其立法的原因背后,乃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表彰或确认相应法律关系或权属关系。第三,基于解释学的技术。以刑法醉酒驾驶入刑为例,刑法学的解释借助社会危害性、可非难性等价值判断、犯罪构成要件等工具,而笔者以法经济学之外部性解释,似乎亦能自圆其说。法律规范的犬牙交错与成文形式,为解释学的活跃提供了空间,基于各部门法的理念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为法律规范的“良法证成”与修葺完善提供条件。但是笔者认为,(其他)部门法反映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理念的表述或存瑕疵。考虑到法律的消极性,使用“反映”一词或有不妥。笔者认为,应当是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对其他部门个别或些许法律规范的深入。以侵权责任法为例,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在法律中使用了“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与大陆法系的一般民法理论——以填补为要旨,多有不符。但衡酌其立法时间与立法背景,《侵权责任法》此一立法规定受经济法理念影响(辐射)的颇深痕迹显而易见,但若言其旨在反映经济法理念或难成立。法律在其消极性之外,作为固有制度的存在,其推定力与拘束力对社会正向的有效效应,成为其他立法的有益借鉴。对于经济法理念的辐射,理宜亦然。
二、经济法的价值回应: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