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精选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1篇

摘 要 本文以国防经济史上典型人物(涉及相关的军事家、战略家、学者等)的思想为代表来概述中外经济战思想,并通过阐述传统经济战在当今世界的延续和新表现,认为中国要从平时和战时做好防御性经济战准备。

关键词经济战思想 新表现 当代意义

“经济战”(经济战争)作为一种达到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的独特手段,历来备受众多思想家、军事家和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也曾被用于诸多战争中。经济战包含着打击对方经济力、增强己方经济力两方面的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当今世界成为一个隐蔽经济战的时代。

一、中外经济战思想概论

1.古代西方国家的“以战养战”思想

古代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十分注重对经济战争手段的利用,各国常常为掠夺敌国劳动力、土地、粮草等物质财富发动战争。古罗马著名军事家凯撒曾言:“让我们以敌人丰富的资源解决我们军需的缺乏”。李奥六世在其《战术学》中对“以战养战”的经济战做了理论阐述。军事家拿破仑也认为要“以战养战,就地补给”。拿破仑时代使用经济武器创造的大陆主义是经济战最早的战例之一。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认为: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夺取敌人最富裕的地区是达成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方法。

2.中国古代的“因粮于敌”和“轻重论”思想

针对“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兵法•军争篇》)和“国之贫于师者运输”的情形,著名军事家孙武主张“囤粮于敌”。孙武在《孙子兵法》还指出,“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即因粮于敌的经济意义在于掠敌补己。孙武的因粮于敌思想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古代经济战思想的丰富内容,如断敌粮道、抄其委输、取其秋谷、废其农时等。

与孙武同处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主张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的轻重之术,《管子•轻重》足以可见。轻重之术,即一国通过与别国的经济交往,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同时破坏别国的经济实力,以便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别国。封建时代国家的富强与否关键在于生产和储存的谷物多寡,所以轻重论者主张本国谷物不外流和别国谷物流入本国,为此要提高本国谷物价格。实施“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的轻重之术,“然后可以朝天下”。以“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的贸易策略,迫使对方在经济上依附于自己,以使天下臣服。

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很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在与匈奴等国的贸易中采取“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的方针,会使匈奴等国的牲畜和畜产品,“尽为我畜”、“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这种主张利用贸易来控制支配别国的经济战思想在中国古代实为可贵。

3.经济封锁是经济战的有效手段

在20世纪30-40年代(即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新的世界大战酝酿的时期),日本学者森武夫 在《战时经济论》中指出,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未来战争,除直接打击战时敌国武装力量的武力战外,还要有进行经济上破坏的经济战。他认为,经济封锁是经济战中最有效的手段。实施相应手段和措施使敌国与外部世界“断绝一切通商上、金融上及交通上的关系”,以达到彻底经济封锁,从而实现其军事和政治目的。

4.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战思想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产生了中国经济战思想的典型代表董问樵 和、。董问樵认为战时经济是国防经济的一个阶段,其涉及一国国防经济的形态和变动情况,而并非论及该国参战与否。他也指出,战时经济实施的有利时机应该是在战争迫近时,而不是在战争开始之后,而经济战是战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军事家在1938年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提及“经济战争”,并详细论述了经济战的目的和方法。的《论持久战》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和中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判断和决策,其渗透了经济战的思想观点。

5.外贸具有战略性含义是“经济战”的实质

“冷战”时期的施莱辛格 深刻阐述了贸易战。他认为外贸的战略性在于一国可以通过贸易来获得战争实力、改变本国和盟国与敌国的相对地位,主要通过“供应”(提供经济资源)和“影响”(采取政策密切或断绝贸易关系)两方面因素作用于国防。施莱辛格当时针对美苏贸易政策,认为美国应该“建立一个与全球防御相一致的全球贸易”体系,以便于美国在外交上最大限度以贸易往来拉拢其他国家,封锁苏联,达到其战略利益。

6.对外经济援助是战略的商业性兵器,其目的是获得国防和政治利益

施莱辛格将经济援助深刻阐述成为美国日后以经济援助为手段推行霸权主义和和平演变的思想基石。因此,经济援助可以成为战略利器。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冷静对待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认清经济援助的战略意图。当然,经济援助并不能总是有效地实现战略目的。对外经济援助有利于援助国进行宣传战,可以提高其国际地位、获得军事同盟国,增强受援国的社会安定和受援国对其的友谊;而当援助成为一种例行公事时,受援国就会由感激变为更多挑剔或嫌少,同时易引起受援国和假想受援国之间的矛盾。

7.经济战的守势与攻势

攻势经济战包括经济封锁、经济抵制和经济占领等,守势经济战包括经济绝交、经济抵制和经济保护。守势经济战指用武力保护本国的经济作战能力。现代战争依赖于战略原料的供应,所以保障本国有足够的战略原料是守势经济战的一个重要方面。拉可夫斯基 认为,对外贸易与平时储备能够保障战时战略原料的供给。而战时重要的对外贸易往往遭到敌国破坏,尤其是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尤为重要。日本的石井洋 针对冷战时期的日本问题提出了保护海上运输线、维持造船能力及对干预平时经济和战时经济以此保障贸易安全。

二、当代经济战的新表现

1.传统的显性经济战具有新的内涵

经济掠夺战由传统的资源掠夺战向资源战演进。其作战手段也由武力向多元化发展。高技术战争下的资源战即可通过如物质吸引战时人力资源,或通过构建新的经济格局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来获取资源,同时利用所获得的资源借助于国际经济法规、政策等制度规范来打击和削弱敌对国或潜在敌对国的经济基础。

经济封锁战在高技术战争下将可能突破地理和传统概念的范围,出现诸如信息封锁、国际服务封锁等新形式。

经济破坏战在高技术战争下的作战空间和作战方式将不同于以往。一方面,以往单一的军事战场逐步演进到隐蔽的网络战场或外层空间战场;另一方面,以往以军事打击为主的作战方式将演进为诸如信息战、心理战等高技术手段,用以破坏对方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

2.当代的隐性经济战趋于突出

当代的金融战关键在于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把握和应用。一国可利用国际金融工具等制造敌对国或潜在敌对国的内部金融危机,从而搞垮其金融体系,进而破坏其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

当代的贸易战涵盖了民品贸易和军品贸易,出于战略利益,有意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等限制向潜在敌对国出口某些物品,或限制潜在敌对国的某些物品进入。

当代的信息经济战即利用高技术战争会以信息战为主要手段作用于经济领域以期破坏对手的信息纽带进而破坏其经济基础,从而实现其战略目的。

三、经济战思想的当代意义

经济战本身包含着打击敌方经济,保护己方经济两方面内容。对处于战略防御的一方而言,中国应做好应对敌方或潜在敌对方经济战的防御工作。

1.做好和平时期反经济战的准备工作

(1)健全国民经济体系。首先,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中的对外开放要将着眼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依据施莱辛格的思想,正确看待经济援助,不能一味乐观地表示欢迎。其次,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要合理布局、可持续发展。另外按照高技术战争条件,合理安排工业设施在空间上的布局,提高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和保证战时生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加强金融监管。从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入手,有序监控、完善金融监管,并以此为基础适度放宽必要的和可能的资本出入管理,积极消化国内储蓄,放宽必要的信贷政策,加大国内资本的利用率,引导外资走上我国密集度较低的产业与部门,从而完善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完善。这样,就能在和平时期减少金融危机的爆发率,同时也能避免潜在敌对国向我国发动金融战。

(3)注重贸易的战略性含义,善于利用国际规则。施莱辛格对于贸易的战略性含义的把握和认为贸易战是经济战的实质等思想对于当今发展中国家,尤其对我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警示意义。首先,我国应该做到熟悉和掌握国际贸易的相关规则,善于利用国际世贸组织的例外条款、国际惯例、幼稚工业保护等优惠条件,保护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增强我国反经济战的经济基础。其次,建立健全相关政策的法律法规,做到与国际接轨。不断缩小与现有国际规范的差距,为我国反经济战奠定国际规则基础,防范国际敌对势力利用WTO等规则对我国进行经济打击和制裁。

2.战时对重要经济目标要实行严密防护

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国内的所有经济目标都存在被打击的可能性。针对这一点,日本学者石井洋的经济安全保障等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首先,应该建立专门的防护机构。这样有利于组织防护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重要经济目标进行严密的防护措施。其次,适时转移和搬迁有战略性的企业,以免重要经济资源落入敌手。再次,注重保护重要的交通运输线等,尤其是海上运输线的畅通,对于采取守势经济战的国家尤为重要,这也是值得世界各国在制定军事战略时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必须注重相应信息平台的保护工作,减少或避免信息经济战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世奇,郑学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9,179.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2篇

陈体慎先生是一位令我非常尊重的网友。他与那种脱离问题见谁贬谁的愤青网友不同，始终非常认真地专注于问题本身是非的探讨。对我的文章，陈体慎有时全面赞同，甚至替我抱屈，有时却全面反对。这里专门找一篇全面反对的文章，进行切磋。

陈体慎先生（以下简称陈兄）逐段点评，全面批驳了我在《负熵与文化―后现代经济解释之二》中的观点。归纳起来，意见包括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价值论、交换论和目的论四个方面，几乎串成了一个系统。我很感兴趣，想分别从这四个方面作答。

关于经济学的范围：经济学可以不可以将熵包括进来？

陈兄说，“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语言一旦还原为热力学语言，就会变成物理问题，一旦变成物理问题，工业时代的特点和信息时代的特点就被抹杀了。”“经济学包括不了熵和负熵的过程。经济学将熵包括进来，就像经济学把社会科学包括进来一样不合逻辑。”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把熵引入经济学，我并不是第一个“肇事者”，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是较早使用这一概念的。熵这个概念虽然来自物理学，但人们对它的理解，早已不限于物理学概念的范畴，尤其是在普里高津的耗散理论提出后，熵作为系统论基本概念的地位已经超过其作为物理学概念的地位。申农的信息熵，用熵来解释信息的特点（不确定性及其消除）；阿罗的信息经济学，也是用熵的概念进行经济学解释。在国际上，从巴塔耶到布瓦索，熵的思想一步一步从概念演变成为一种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在国内，张明107万字的大部头巨著《负熵与货币―经济学的重构》，第一次以熵为基石，串联起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虽然这种体系还没有成为主流，但把熵纳入经济学范围来研究，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不仅如此，把熵纳入经济学研究，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第三次浪潮与工业化浪潮的一个重要分野，就在于“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纳入经济学研究范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熵，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或不确定性的消除，已经成为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我相信它进入一般理论经济学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其次，第三次浪潮要以人为本，就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面。经济人理性，本质上是确定性的；而幸福和快乐，在本质上却具有不确定性。我不太赞同陈兄说的“经济学研究经济人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它明确表明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关系”。诚然，如陈兄所说，“人的非理性现象在人类诞生那一天就有了，不是在后工业化才产生的”，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历史进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样一种超越经济人理性的现象，会成为后工业化社会的突出特征。而熵的观念，正好引导了一条通向人的体验的路径。我注意到，陈兄以前关于幸福的思考，与我所见略同，只是没有与熵联系起来。而巴塔耶的耗散理论，对此有过富于启发性的论述，我想请陈兄注意这一关联。

当然，如果陈兄的本意是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不要用物理学代替经济学。那我想我是不会反对的，而且也是赞成的。

关于价值论：有序和价值的关系

陈兄说，“有序和价值是不同的概念，主流经济学没有这样的说法，有序高价值就高。”

有序这个概念，是熵的延伸。熵代表不确定性、混乱度。一个系统的熵值越高，它就越显得混乱无序，或者说，它的有序化程度就会越低。主流经济学确实没有从系统论角度论证过价值，因此也不会将系统的有序化程度与价值联系起来。

但是，如果将系统论引入经济分析，就可以很自然地观察到有序与价值的内在联系。我向大家推荐张明《负熵与货币》中“劳动输出负熵”这一节。劳动创造价值，与“劳动输出负熵”是一个意思，而有序是指负熵度高。劳动输出负熵，自然提高了系统的有序度，这个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并不矛盾，有序与价值是内在相关的。

其实，我本来的观点，是不赞成“有序高价值就高”的。“有序高价值就高”，只是“翻译”主流观点。我的正面观点是，系统与环境匹配（相当于可持续发展概念）是价值的尺度。以匹配为中点，如果熵增趋近中点，熵增的价值就高于熵减的价值（有序低/价值高）；如果熵减趋近中点，则熵减的价值高于熵增的价值（有序高价值就高）。前者针对的经验事实是生产过剩；后者针对的经验事实是供给不足。

陈兄说，“生命是耗散结构，但‘熵增经济’和‘耗散经济’都是经济学上所没有的奇怪概念。生产就是减熵，消费就是增熵，这样的论断是不成立的。”我尊重陈兄的看法，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巴塔耶和鲍德里亚，已经非常鲜明地论述了陈兄所说的“奇怪的概念”，而我有条件地认同他们的观点。

至于陈兄所问到的“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对于一项生产或者消费的增熵或者减熵加以度量。无法度量，你怎么用增熵和减熵来研究经济？”我拜读过陈兄的大作《幸福指数》，其中说道，“十几年前我就考虑，既然有痛苦指数，为什么不能提出一个幸福指数呢？”幸福指数（快乐指数）正好就是熵增指数呀！小男生小女生怎么说的―酷毙了。就是这个词！COOL（酷）就是快乐的计量单位，COOL就是指熵减的程度，熵减到0，就是“酷毙了”，因为一到零度，人不就冻死了吗？我们说一个MM“美丽冻（动）人”，不就是耗散（熵增）带来快乐的证明吗？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仅不矛盾，而且还高度吻合，完全可以不必争论。

关于交换论：符号交换有特指，相对于象征交换

陈兄说，“商品交换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交换，是等价交换，不是符号交换。”

这恐怕要怪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符号交换，具有特指含义，并非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换。我说的符号交换，采用的是鲍德里亚的专用术语“符号交换”。

鲍德里亚认为，商品交换是“符号交换”。这里的符号交换，就是指等价交换，与符号交换相反的概念不是实物交换，而是“象征交换”，这是鲍德里亚的另一专用术语。

象征交换，是指一般等价物不起作用的交换，比如具有人情成分的交换；符号交换，是指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的交换，比如市场交换。两者的区别在于依赖不依赖一般等价物。

我说从感性价值上升到理性价值，是指从具体劳动上升到抽象劳动，而不是说在产品使用价值（功能）上，是否具有感性或理性的特征。陈兄所说的“感性价值的交换为什么会变成理性价值？如果我们把充满感情价值的文学作品交换出售，这部文学作品就具有理性价值了”，我认为应该这样解答，感性的文学作品具有交换价值，这个交换价值本身，是抽象的，如十元、百元。而我说的等价交换使价值形态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是在解释鲍德里亚的一个说法，即符号交换的说法。鲍德里亚的意思是，产品在自然经济中的价值是具体的、不可通约的，这种具体性正好与符号的抽象性相反。在商品经济中，具体价值上升为抽象价值，以一般等价物这个“符号”为中介进行交换。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生产者所要得到的，已不再是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而是货币这种符号化的一般等价交换物。看来我们在语言上闹误会了。

关于交换论，我的本意是想说，信息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在交换环节上，让人们惊奇地发现一个货币化的可逆过程。这就是由抽象价值再回到具体价值的逆交换过程，也就是鲍德里亚预言的象征交换。按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表述问题，大量使用信息符号的信息经济，恰恰不是符号经济，而是象征经济。信息的作用在于将货币这种抽象符号所代表的社会一般价值，转化成个性化的具体的需求满足（也就是边沁说的幸福和快乐）；也就是说，用贴上不确定之源（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方法，消解不确定性于无形。这才是熵的本意。对应的经验事实，是人工智能条件下的P2P，在无序中自发组织、自发协调，实现有序的个性化。

关于目的论：从物质需求满足到文化需求满足，经历着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针对我说的“对于布瓦索来说，经济思想是理性思想的同义语，文化思想就是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经济思想意味着以金钱为本，文化思想就意味着以人为本，真实意图，是把信息化最终引导到以人为本的目标上来”，陈兄说，“经济思想是理性思想的同义语，那其他理性科学往哪里放？也成了经济学了吗？文化思想是自由的同义语，那封建的法西斯文化思想也是自由的同义语吗？”

这些话很尖锐，也很有道理，抓住了我语言上的毛病，我需要改正。但我想说的实际上是另一个意思。陈兄也谈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是以人为本”。我解释布瓦索“将经济思想延伸到文化领域”的含义，实际落脚点正是在社会生产目的上，不在于说“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而是在说社会生产的主要动机，从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转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强调信息化有一个从形式转向内容的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我向陈兄推荐伊诺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里边有较深的思考。

陈兄评论我的观点说，“美国文化将失之于‘个人知识’的象限。儒家文化将引导经济向‘个人知识’象限回归，很难让人理解。从一般的常识，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更注重个人的权利、自由、隐私、个人知识产权和个人的知识，儒家文化正好相反。”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3篇

尽管“问题”和“问题意识”如此重要，但国内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著作，却鲜有以“问题”为核心来组织材料的。传统的“经济学说史”虽以“经济学的皇冠”――价值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骨架，却把其他包孕着丰富内涵的经济思想一笔掠过或拒之门外，甚至把不同于正统观点的学说简单斥为“谬误”。近来通行于世的经济思想史教材，例如亨利斯皮格尔编著的《经济思想的成长》，收集资料更加丰富，持论力图更加客观。然而，这些著作仍以人物和学派为纲领进行梳理，更像是博物馆里的展览陈列，读者或能“知道”更多的知识，却难在思想上得到鲜活的启示。

汪丁丁教授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是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堂实录”，也是一部以经济学核心概念的发展为中心编撰的经济学思想史。作者始终认为，“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并以十几个“元概念”为骨架组织叙述全书，例如“财富”、“效用”、“价值”、“成本”、“利润”、“货币”、“均衡”等。作者反复强调这些核心概念所本有的“生命”与“张力”――概念越是基本，所包含的不同方向就越多，围绕它的争论和对话的可能性就越多，“生命力”就越旺盛。沿着时间之流，作者对这些核心概念的演化史详加阐释，娴熟地描绘了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动态图像。

先看目录的读者也许会陷入困惑――为什么一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在讲完了“导论”（第一讲）和“方法论”（第二讲）之后，要以对“善与幸福”（第三讲）的讨论开头？细读全书可以发现，这样的安排绝非一时兴起，而是独具匠心。经济学与道德伦理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亚当斯密曾经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国富论》便是由伦理学脱胎而来。实际上，当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仍然处理相似的应用问题，即现实生活中的选择问题。经济学在讨论“效用”、“福利”的时候，免不了要追问“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追究，讨论“财富与效用”之类关键词难免底气不足。

作者以“正义”和“理性”这两个“重中之重”的概念收尾，更包含深意――如果对“社会正义”概念的论说，体现了作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那么对经济学“理性主义危机”的批判反思，则构成了作者学术思想的“阿基米德支点”。作者认为，发乎人类理解力的“情境理性”和“判断力”的运用，是解决经济学“效率”和“正义”两大问题的钥匙，然而，要找到具体的解决途径，仍需研究者付出艰苦的努力。作者坦言，“别看这部分的讲稿只有两页纸，它提出的问题，可能还要琢磨几十年”。

从上世纪90年代在《读书》上讨论《经济学的关键词》起，汪丁丁就致力于经济学核心概念“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份讲义的出版，可说是作者十余年阅读与思考的结集。为了使历史的叙述与现实相契合，作者引用了大量当代文献与思想史相互印证。不可否认，这本书体系比较庞大，不同概念间复杂的关联纠缠在所难免。对读者的整体把握能力而言，的确是一大考验。考虑到这层困难，此书在每讲前面都附有一张“心智地图”，即根据人类发散性思维特点而编制的思想网络图，以此描绘各讲的概念关联，使讲义眉目清晰，更便于读者理解和思考。

经济学是一门显学，经济学思想史却似乎是显学里的“冷门”。然而，回首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一流大学对经济思想史也是关注备至的。即使肯尼斯阿罗这样以数理见长的经济学家，也亲执《经济学思想史》课程教鞭达十余年之久。如今，经济学前沿研究充斥着深奥的数学模型与复杂的数据验证，却越来越疏远了思想，而一门缺乏思想的学科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这部讲义，也许是经济学者向思想史宝库开掘的引路之作，引导我们在“根本问题”和“核心概念”的路上，与休谟、斯密、密尔等思想大师相遇、对话、共感、相知，感受到思想元典的浑朴之力与淋漓元气。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4篇

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多学科；市民社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67-03

本综述较为全面的整理了1998—2012年来所发表的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市民社会的独特领域，研究趋势以及当代意义等方面对市民社会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多学科视角下的市民社会范畴

（一）黑格尔关于政治哲学领域的市民社会。苏咏喜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细致综合的梳理，提出了黑格尔政治哲学领域的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下的一个重要概念，黑格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实现了其政治的与市民的状态的第一次分离，“市民社会”也成为伦理观念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首次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二元分离，使其明确成为两个含义不同的范畴，在西方市民社会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料。

杨仁忠在《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政治哲学的解读可能是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一个理想维度。他认为，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层级的复合性概念：家庭是它的基础性层级，经济交往关系是它的核心性层级，而公共领域则是它的扩展性层级。这一规定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市民社会概念解释的歧义、混乱和矛盾不失为一条崭新的理路，因而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领域的市民社会。张荣军在《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基础》一文中提出，马克思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正确地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它与政治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相对应。马克思指出，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归于经济基础范围，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成员的物质活动才是政治国家的全部活动和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它是政治社会变更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从经济关系来理解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视为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中心，注重于物质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分析。

刘忠良在《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一文中，除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归在经济体系之外，还对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吸取来的，这一概念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即在马克思1843年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之前，这个概念是同国家相对立的；过渡阶段，即在经过1843、1844年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已近乎掌握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成熟阶段，即19世纪50年代末，当马克思发现把劳动力同劳动区分开来的重要性时，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便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的市民社会便完全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至此，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得到最终确定。

（三）葛兰西关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市民社会。刘义飞在《葛兰西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一文中指出，“市民社会”是葛兰西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上层建筑的两大领域之一。葛兰西的这一理论是在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他从独特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这也是其思想的一个根本点。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则是上层建筑的一个层面，主要指不属于国家的各种社会组织，其功能在于形成社会的文化价值与道德形态，因而市民社会是全部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是全部精神与理智生活。这一观察角度为我们研究市民社会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向和丰富的思想资料。

黄炎平在《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一文中也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进行了探究，并得出结论：葛兰西把市民社会视为经济基础这一结构领域向政治国家这一政治上层建筑过渡的中介，他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社会中以一定经济关系为依托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团体与组织机构，是社会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赖以生存的场所，是形态生成、孕育、传播的载体，是一定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关键。

（四）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伍俊斌在《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一文中对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哈贝马斯前期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领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领域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拓展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解释力，诊断了现代性的症候，推进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

夏昌奇在《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进路》一文中也提出过此类观点，他指出，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有两个基本进路：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与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这两个进路与其沟通行动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其市民社会理论涵括了从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到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的发展过程，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有着理论上的承继关系和相似性；在元理论层面，其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进路据以立论的理论根据不尽相同，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其市民社会理论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从以言取效行为到以言行事行为的重大转向，理论重心则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向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

二、多学科下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及对比分析

“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不同的思想家在运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差异很大，其发展也可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黑格尔最早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政治学的系统阐述；马克思批驳了黑格尔的家庭和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论点，从经济基础领域揭示了国家的基础，进一步指出了在市民社会的广阔的领域中，物质利益、物质需要或者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垄断的形成以及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活动，导致原本属于私人活动的领域失去了私人性质，国家和社会的界限模糊。葛兰西是较早认识到这个过程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实际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政治社会，一是市民社会，这二者就构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哈贝马斯作为市民社会较为晚期的研究者，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引入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使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层次也更为深入。

通过对不同学科领域内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观点的研究可以看出，随着时代进程的不断前进，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研究呈递进趋势，学科范围不断拓展，步步深入。同黑格尔相比，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就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也迥异于马克思，首先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定义基本被排除，转而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因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是基于对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葛兰西是观察到20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做出的反思；哈贝马斯则继承了以前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主要是沿着葛兰西开创的、并经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完善的研究理路，对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进行了完善和综合，他强调社会的交往与组织形式。

三、目前关于市民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趋势

当下学术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探讨可谓方兴未艾，诸多学者对市民社会的内涵、思想史梳理和现实意义等都做了广泛的研究，根据整理可以归纳出：

（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学界对于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不同立场出发，在理论层面针对其内涵及演变趋势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

经过研究分析，学界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挖掘，大多认为市民社会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具有三种不同的意蕴：描述性意蕴、分析性意蕴、价值性意蕴。它们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多义性，它们之间的同一又使这些不同的意蕴能够统一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之下。今天我们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不应偏离它在本土文化下所形成的基本内涵，而对市民社会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则必须是在对其不同意蕴具体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抽象。

（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不断深化，以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探讨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国内学者的研究角度大多由纯粹理论性的把握转向更具现实意义的分析，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得出了更多现实性、实践性更强的观点和理论。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其伴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发生内涵的转移，然而，对于究竟具有哪些不同的含义，内涵发生了怎样的转移，学界有多少种看法仍然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总的来看，在马克思所著不同的文献中，“市民社会”有“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抽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等不同含义。

（三）但是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于市民社会的问题也有了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研究角度，21世纪以来，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市民社会专题领域的挖掘，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将市民社会的概念扩大到经济基础、政治思想及上层建筑等各个独特领域，并得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结论，为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导。同时，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不再单纯停留在理论研究本身的层面，而是更注重市民社会理论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价值，使市民社会思想在当代仍然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刘义飞.葛兰西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J].宜宾学院学报，2006，（2）：5.

[4]苏咏喜.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3，（4）：4-6.

[5]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J].人文杂志，2000，（3）：13-18.

[6]张荣军.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基础[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22-126.

[7]杨平.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6）：85-89.

[8]杨仁忠.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概念[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3）：15.

[9]刘忠良.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J].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82-85.

[10]黄炎平.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9，（2）：1-2.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主义

[DOI]10.13939/ki.zgsc.2015.12.089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作了严格的区分，并对各自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在目前我国的教科书、专著、译著中对两者的区分没有统一的说法，正确理解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有助于克服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和空想论、僵化和自由化倾向，对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不可逾越性等有重大意义。

1研究历史

马克思最早使用“社会形态”一词，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3月25日的德文原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士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恺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到了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公开地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一正式的术语。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经典地阐明了“社会形态”概念所内含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即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内容和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

1867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章剩余价值率”中的“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这两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之义是人类历史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的含义。

后来来自苏联斯大林的僵化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条理论化体系的所谓社会形态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即将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在内的偷换马克思原经济基础范畴的经济结构的规范的社会形态概念的传统旧译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之舛，与马克思原著德文原意不符，是不正确观念的讹释。直到今天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

2相关研究现状

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的焦点，正确地区分两者的概念，把握其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而言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四类。

2.1等同论

等同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两个概念等同化，认为两个概念可以合并使用，没有加以区分。这种观点在哲学教科书、专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许多作者将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混用，有的著作中直接明确指出两者是同一概念。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要读本》第225页中写道：“因此，马克思也将社会形态叫做社会经济形态。”否定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2.2取代论

取代论只用其中一个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具体表现为只阐述其中一个概念，而对另一个概念则不涉及。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都只讲到社会形态，而没有提到社会经济形态。相反，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哲学理论》一书中，只阐述社会经济形态而不提社会形态。

2.3替换论

替换论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可以用另外的词来替代，两者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人类社会”一词来替换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概念。

2.4区分论

区分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加以区分，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类观点目前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戴安良、朱琳（2002）认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有本质不同，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形态的总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要素和功能，它仅指社会的物质领域。王雪峰（2000）认为应当依据生产关系的性质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能快速促进社会生产时代的进步，落后于社会生产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阻碍着社会生产时代的发展最终必然被打破。杨木（2002）提出“社会形态”的概念，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整个社会。杨木（2005）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认为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论，悖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他提出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抽象概括的生产方式内含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概念。经济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丰子义（2004）认为在同一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而要区分历史时代，必须看同一时期内何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前面，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而全球化的出现对当代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是重大的。龚杰（1983）写道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确切的含义仅仅指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包括上层建筑。而社会形态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总体。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社会的基础部分，后者则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以上对区分论的相关文献的描述可概括为下表内容。

3简要评述

由以上文献可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十分投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不是十分了解，难以形成统一观点，所以会出现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的四种理论。其次，大部分现有研究太过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大量文献总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找论据，应该跳出这个框架，使得提出的观点既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有一定的时代性。

参考文献：

[1]王雪峰.论划分社会生产时代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及其意义[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3）.

[2]戴安良，朱琳.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区分及其意义[J].探索，2002（3）：71-74.

[3]杨木.“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辩证[J].甘肃理论学刊，2002（3）：27-31.

[4]丰子义.从全球化看社会形态的演进[J].河北学刊，2004（1）：30-49.

[5]杨木.“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误读[J].甘肃理论学刊，2005（1）：108-112.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7篇

一、“异化劳动”概念解读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转(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微积分 最优化 宏观经济 极限理论

【中图分类号】 G4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8（b）-0012-01

1 数学与经济的关系

数学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理想工具，精确而严密的理论研究离不开数学。数学与经济学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借助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学，至少有三个优势：清晰，深入，严密。具体分析就是：第一，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既清晰明了又精炼，省去了分析文字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第二，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错误；第三，可利用已有的数学定理或数学模型推导出新的结果或者结论，排除一切干扰，得出更为深入的仅凭直觉不易甚至无法得出的结论，挖掘现象之间更深层次的本质联系。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可以不走或少走弯路，将讨论集中到前提假设、论证过程及模型原理问题上来，从而避免了许多无谓的争执，减少在时间与精力上的消耗，也可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此外，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从而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作用的大小。

2 微积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2.1 微积分最优化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最优化问题是经济管理活动的重点内容，是各类企业在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与盈利的有效手段，各种最优化问题也是微积分最关心的内容之一。

拿企业来说，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盈利。这就要考虑到“边际成本”和“边际利润”了，就拿边际利润来举个例子吧

已知某产品的总成本函数为

C（x）=0.1x2+10x+1000

而需求函数为

X=350-5y

其中y为单位产品销售价，x为需求量（即销售量）

求边际利润函数，以及x=70 x=100 x=150时的边际利润

解：总收益函数为R（x）= yx，而由题设需求函数有

y=1/5*（350-x），于是，

总收益函数为

R（x）=yx=1/5*（350-x）x

所以总利润函数为

L（x）=R（x）-C（x）=-0.3x^2+60x-1000

从而，边际利润函数为

L'（x）=-0.6x+60

由此得

L'（70）=18

L'（100）=0

L'（150）=-30

由所得结果可知，当销售量为70个单位时，再增加销售可使总利润增加，（再多销售一个单位产品，总利润约多增加18个单位）；当销售量为100个单位时，总利润达到最大值，再扩大销售将使总利润减少（当销售量为150个单位时，再多销售一个单位产品，总利润将减少约30个单位）所以最好的收益因为100个单位。

市场总是变幻莫测的，然而一个盈利性的机构最求最大化利益的生产目的永远都不会改变，究竟生产多少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呢？这就需要微积分发挥其巨大的潜力了。

2.2 微积分思想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

微积分思想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首先体现在对外贸易上。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既不能跑得太快，伤到别人，也不能跑得太慢，落后了自己，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考虑最优问题。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更是频繁且涉及的范围、领域逐步扩大，加之中国的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商品价格远远低于国际价格，使得反倾销接踵而至，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困境：出口多，贸易摩擦。出口少，影响经济。那么怎样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需要微积分思想的帮助，结合多方面考察，达到一个的平衡的状态。

近十年来，不论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国民生产总值，都呈现上升趋势，当我们看到中国一路飙升的经济数字时，会无比兴奋，其实这里也应用到了微积分的思想，函数的单调性。经济的单调递增，是我们经济繁荣的最好见证，但也有一些递增是我们不喜欢的，比如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这说明我们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利用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是必然选择。

2.3 微积分极限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极限概念是微积分中最基本的概念，微积分中大量的其它基本概念都是用极限概念来表达的。在极限概念的基础之上演变出了其他重要概念：导数概念、定积分概念。微积分建立在初等数学之上.能解决初等数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引进了一个新的思想方法：“极限”的思想方法。“极限”思想方法揭示了直线与曲线、有限与无限、常量与变量、匀速运动与变速运动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又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极限”思想方法，是微积分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应用微积分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重要思想来源。而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也是用微积分来解决的.其中就涉及到 “极限”思想这一重要方法。因此，用“极限”思想方法指导经济学中相关概念的学习，对于掌握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有很大的帮助。

总结：微积分的数学思想对于经济，就像阳光对于我们人类，至关重要。经济的发展需要微积分的支持，微积分的进步也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只有与经济紧密结合，微积分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实际应用中不断发展与创新。我们要充分利用数学的指导思想来引领经济的健康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工具，二者的结合也需要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龚德恩.范培华.《微积分》.高等教育出版社.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经济；熊彼特创新理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思想之源的传统路线

在新古典经济学方兴未艾的年代，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创新推动的具有“创造性的毁灭”特征的内生演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核心不在于其均衡的力量，而在于使经济系统不可避免的脱离均衡的系统内生力量，这种内生力量就是创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创新经济学兴起，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就被普遍视为创新理论的发端，熊彼特则被中外学者广泛誉为创新经济学之父。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史问题―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根源何处，由何而来？传统上，研究者主要由两条基本路线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条是追溯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某个关键概念或某个重要思想的起源，其中最常见的探索是对“企业家”和“创造性的毁灭”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追溯。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就沿着这个路线对“企业家”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做过梳理。当代研究则通常将熊彼特的这两个基本概念最终追溯到尼采。这位德国哲学家强调“超人”，强调“任何创造者必然永远是一位毁灭者”，创造和毁灭与停滞不前对立。

第二条是从熊彼特的求学和学术经历入手，考察个别经济学家或学派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影响。目前诸多学者认为，熊彼特创新理论深受马克思和历史学派创新和演化思想的影响。费格伯格就认为马克思内生演化和技术竞争思想对熊彼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概括出一种关于持续的内生经济演化（变迁）的“马克思―熊彼特模型”。在熊彼特本人的评价中也能得到这种强烈的暗示，他曾经说过：’马克思所分析的是经济结构中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永远不会达到均衡。有关内生动力的演化过程思想是马克思的独特贡献，这种思想在理论目标上与熊彼特自己是相同的。德国历史学派对创新理论为核心的熊彼特理论的影响则是在相当晚的时期才被关注。熊彼特的理论的在社会整体观、经济发展观、方法论诸方面深受施穆勒及其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影响。在中国，围绕“施穆勒纲领”，贾根良和黄阳黄的研究阐述了“施穆勒纲领”所包含历史学派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经过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韦伯、斯皮索夫等人发展后，对熊彼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在“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的毁灭”等关键概念上影响了熊彼特创新理论。

二、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主要内容

熊彼特创新理论通过三本历史性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解释了经济周期的轮转，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创新的含义、作用和运作，大公司的创新以及资本主义的毁灭等内容，对经济现象和本质有这些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这三部作品均以“创新理论”为核心，树立了熊彼特传新理论的崇高学术地位。《经济发展理论》借助“企业家”的概念首次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创新理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熊彼特明确的提出静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循环流转，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发展，经济进化理论既要研究本质问题，也要从实证分析入手，用历史的统计资料来描述经济发展的变动规律或模式。在书中，熊彼特论述了创新的含义与作用，实现创新的条件，创新的结果和运作等问题，开创性的论述了“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等。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充分运用“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并根据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以创新概念为基础，形成熊彼特的“多层次”的经济周期论。熊彼特首次提出了经济周期的长、中、短三周期论，并认为周期的交织并存解释了创新的正确性，而且个别企业家的行为是具备宏观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竞争的创新，再一次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理论，企业家创新的“模仿稳定”是熊彼特传新理论拨打、深刻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运用“创新理论”，推断出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才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从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动与和平过渡”的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通过资本家来获取他的全部前进动力的，而是通过领头的创新家获得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败和崩溃并不是应为工人阶级的崛起，而是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个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强，创新活动本身变成了制度化得例行公事，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渐衰落，利润将收敛到趋于零。

三、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熊彼特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和对经济社会学的探索是经济学乃至管理学的重大精神遗产，位于“创新”学说的核心地位，而且成为21世纪的主要思潮。熊彼特提出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创新，而且资本主义由于企业家新精神的缺失将走向灭亡而社会主义行得通，并指出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不过要避免过时的行业一下子崩溃，需要进行有秩序的撤退，这些核心观点都为我国的经济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难题指明了方向。

经济思想概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经济人有限理性展望理论价值函数

一、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动因及兴起过程概述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又称为“心理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认为，人类行为是有限理的，并且，经济人偏好不总是稳定的。

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决策

1．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的偏差

一个基本偏差是：小数法则。例如，当一位投资者观察到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去两年中的投资业绩好于平均情况，就会得出这位基金经理比其他经理优秀的结论。

2．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展望理论

莫里斯.阿莱最先提出实际情况中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并由此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说明阿莱悖论。如，给定一组选择，a：以100%的概率获得3000元收益；b：以8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20%的概率没有收益。此时，被实验者往往会选择a选项。给出第二组选择，a：以25%的概率获得3000元的收益，75%的概率没有收益；b：以2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80%的概率没有收益。与第一组选择相比，两个选项获得收益的概率同时减为四分之一，但此时被实验者往往放弃a而选择b。

卡尼曼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在此基础上，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即展望理论。

在展望理论中，相对于各种选择下效用的绝对水平，决策者重视各种选择所带来的总效用的变化。U=U[,I]-U[,0]即效用值U[,I]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的变化量，如果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效用值U[,I]增加，则U取正值，反之若见小，则U取负值。若事件A以P[,a]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U[,a]；而事件B以P[,b]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U[,b]，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决策者会选择A而放弃B。Σp[,a]U[,a]＞Σp[,b]U[,a]

（1）价值函数V（u）的解释：

价值函数V以效用值的变化为自变量。该函数呈S形，凹的部分表示收益；凸的部分表示损失。比如说，按照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以80%的概率损失4000元，20%的概率免于损失，损失期望值大于3000元的确定损失，所以应该选择后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宁愿冒一下险，选择前者。因为如果幸运的话，20%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成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体现了损失上的风险偏好。

（2）决策权重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小概率高估，大概率低估。

三、由行为经济学思想想到的对投资问题贴现模型的改进

给出两个选择，a：在未来十年里，每年可获得1.2万元的现金流，总贴现值收益为10万元；b：立刻可以获得9万元收益。现实生活里，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因为相对于唾手可得不用等待的9万元，贴现10万元的收益还要求付出“等待成本”，而且，收益的可靠性也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

所以，在传统投资贴现模型中添入一些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偏好因素及风险因子。并且，传统投资贴现模型假设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相同，而实际经济每年在发展变化，客观经济环境也在变化，利率、通货膨胀率也随之变化，结果可能未必相等。

设Pi为投资者对于每年现金流的心理偏好权重，即每年现金流相对于投资者的价值体现；每年现金流为Ci；n年里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为i；每年现金流可得性风险为Ri，实际的总贴现值对于投资者个人的价值体现为V：

V=Pi（1-Ri）

投资者会潜意识的依据自己偏好，根据贴现值在自己心理账户中的价值体现的高低，即V值的大小，来判断投资决策。

最后，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否定传统经济学，而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补充，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虽然，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自身也没有建立起严密的逻辑理论模型。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经济学会逐渐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周业安.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吗？[J].人民大学学报,2004,第2期

[2]黄祖辉,胡豹.经济学的新分支：行为经济学研究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3,第2期

[3]赵红军,尹伯成.经济学发展新方向:心理学发现对经济学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03,第6期

[4]魏建.行为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一个简单的介绍[J].新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第2期

[5]常鑫,殷红海.DanielKahneman与行为经济学[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3）:25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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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eumannvunJ,MorgenstemO.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