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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体融合概述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金融创新监管的经济学分析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外部性与金融创新监管、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时社会成本或利益与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间存在的偏差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客户需要、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与交易有关的信息、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市场竞争往往最后导致行业的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金融深化过程中,有必要进行金融监管以及如何进行金融监管。基于金融创新的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特征、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1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
现实中,由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金融创新是使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经不在旧监管的框架之内。随着金融创新与证券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有的甚至超过表外业务的一到二倍,成为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重要内容。
(2)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用同样的资本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能量,不断进攻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
(3)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极易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论文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当展经济学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论文关键词:区域创新经济增长经济差异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地区间经济差异,将中国按地域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选择人均实际GDP以及三大区域创新活动状况,从区域创新的视角分析区域存在经济差异的原因,为决策者决策提供参考的依据。
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正改变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并促使欠发达的中西部区域由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转向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因此,欠发达的中西部省际区域应当相应调整其区域发展政策,寻求新的区域发展途径。
一、区域创新的基本理论
(一)区域创新概述
在现有的文献中,对区域创新研究的方面很多,但对区域创新所作的确切定义却不多,甚至使人有此概念不证自明之感。由于区域作为地理空间,具有高度的涵容性与综合性,是一个中观层次的自然、经济、技术、社会综合体。从宽泛的含义上理解,区域创新是发生于区域内的所有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区域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层次性特征。区域创新与国家创新的主要差异总体上表现为,区域创新具有地方性、独特性、开放性,在体现与国家创新的共性时也能体现出区域特质。
(二)区位因素的变化与区域创新环境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下,区位因素的成分和重要性发生了变化,非实物因素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作用在区域发展和创新中的作用凸现出来,区域发展业绩所表现的差异性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区域发展的非物质、非贸易的区位因素,它们构成区域创新环境的内容,而创新环境的质量和优势则决定了区域创新的基础条件及区域吸引和留住各种流动性资源的豁性;地理临近性和动态的集聚经济对区域创新有重要意义。
【摘要】合理划分经济区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考虑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充分利用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信息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和设计划分方案,大量收集相关数据,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的方法。
【关键词】经济区域划分
一、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划分经济区域,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断,还是对经济的更好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区域视为一个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和处理的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区划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法。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区划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国生产力分工的区划模式。刘再兴(1985)把全国划分为六大一级经济区;胡序威(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邹家华(1996)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厉以宁(2000)给出了现行的中国经济区域打破省、市、自治区的界限,以专区或县为单位的区域划分结果;在《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3)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大陆划分为经济区。顾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杨建荣(1996)中国分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国建设“九大都市圈”的设想。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分值,再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最后确定最佳方案。
二、经济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评价体系设立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省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两个指标全面地反映出来。因此,需设置相应的具体指标来反映各方面的具体效果,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的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方法为依据,这样才能证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相应指标量化的计算与合成、体系结构的建立应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数据资源要便于获取,准确可靠,尽量利用现存数据和已有的规范标准,以便于计算。
【摘要】合理划分经济区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考虑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充分利用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信息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和设计划分方案,大量收集相关数据,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的方法。
【关键词】经济区域划分
一、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划分经济区域,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断,还是对经济的更好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区域视为一个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和处理的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区划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法。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区划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国生产力分工的区划模式。刘再兴(1985)把全国划分为六大一级经济区;胡序威(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邹家华(1996)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厉以宁(2000)给出了现行的中国经济区域打破省、市、自治区的界限,以专区或县为单位的区域划分结果;在《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3)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大陆划分为经济区。顾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杨建荣(1996)中国分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国建设“九大都市圈”的设想。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分值,再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最后确定最佳方案。
二、经济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评价体系设立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省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两个指标全面地反映出来。因此,需设置相应的具体指标来反映各方面的具体效果,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的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方法为依据,这样才能证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相应指标量化的计算与合成、体系结构的建立应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数据资源要便于获取,准确可靠,尽量利用现存数据和已有的规范标准,以便于计算。
一、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行为经济学也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是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从研究对象看,行为经济学侧重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的动机研究;从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看,由于行为经济学注重分析微观主体的非经济动机或者非物质动机,因此不同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更多依赖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在研究中较多采用了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等方法。行为经济学继承了经济学对日益复杂化的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诉求,但是在研究具体方法上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实验经济学方法,从而将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经济行为分析一直都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亚当•斯密则试图采用“损失厌恶”等个人心理可能会对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随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对微观经济行为的研究,并号称经济学即研究经济行为的科学。但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研究框架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上的,因而分析的都是经济动机驱动下的理,而复杂多变的个人心理特征都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忽略或者抽象了。特别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消失。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乔治•卡托纳及赫伯特•西蒙开始将经济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可以将行为经济学的创立追溯到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的提出。随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科学,其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完善和成熟,极大推动了大量具有创新和探索精神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联合研究,并为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存在系统偏误,并进一步构建了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主体的判断模型,从而颠覆了主流经济学的个体选择模型,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断成熟,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际应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也不断深入,甚至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金融领域,促进了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二、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分歧与融合
行为经济学的先驱西蒙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主体在进行选择决策时并不完全依循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因而经济选择的最终结果完全可能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最优化均衡点,从而解释了现实中的复杂经济世界。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批评和发展首先就是建立在对行为人的假设上,并进一步提出了由于行为人并不总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也可能存在偏好无法排序或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形,这就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主要分歧。
(一)行为人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假设经济主体都能进行理性决策,即假定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同质的,具有完备的信息。行为经济学对这些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认为微观主体的选择和决策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理性受到了主体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而表现为“有限理性”。与此同时,在做出最终的经济决策时,决策情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特征、决策模式等都会对最终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微观主体的异常行为也因此产生,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行为经济学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强调决策作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尽管行为经济学也坚持理性假定,但是认为行为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对微观行为主体的假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同质经济理性人,承认人的复杂异质性和社会性,并且利用心理学构建了自己的分析基础,从而导致了其和主流经济学并驾齐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派。
(二)偏好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中偏好是外生的、稳定的,并满足自反性、完全性、传递性和连续性条件,从而在不确定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过程可以概括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数。所以,偏好一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理又一重要基石。以严密的逻辑和数学分析构建的预期效用理论成为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的经典理论。但是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了现实中的人们面临风险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即著名的“阿莱斯悖论”。特维斯基和卡尼曼(1979)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合理解释,并提出了前景理论。前景理论对于偏好的理解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偏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独立于判断和评价的程序;其次,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可以表示为单纯的概率分布函数,通常还取决于对给定分布函数的描述。他们的研究表明,决策程序以及决策的外在环境等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满足完备性假定,也不满足传递性假定。另外,很多研究表明,诱导偏好会导致偏好反转(perferencereversals)。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消费行为理论的主要分歧就是围绕着行为主体的理性假设人而展开的,对于前者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行为经济学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观测,发现了在现实世界中,消费者存在的非理性、非自私自利的选择行为,违背了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从而将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心理学研究成果引进来,合理解释了行为主体的“非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阿莱斯悖论”做出了解释。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分别解释了行为主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因此对复杂多变的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两种理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应该互为补充,共同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
三、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方法
行为经济学试图将心理学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并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提出了认知心理学概念,并侧重于行为主体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活动可能对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对传统经济学研究假设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前景理论”,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对经济世界的描述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1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在研究语言和文化之后,语言经济学才涌现出来,属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新兴边缘学科,该学科涉及语言学和经济学以及教育学等,也就是说为实现经济活动,该语言交际把必要条件提供出来。在1965年,JacobMarschak第一次提出语言经济学说法,把效益和价值,以及费用和效用这些语言经济学性质揭示出来。以下三个发展阶段为语言经济学主要研究经历:
(1)以民族归属对待语言,致使种群区别的基础源于语言,人类社会经济中产生了地位差别,最突出的就是收入的差异。这个研究阶段经常把收入差异的对象定位为美国黑人及白人,在加拿大把母语确定为英语与法语者。
(2)把语言以人力资源对待,并和其他能力技巧同等地位,对语言教育进行投资,就可把收益得到。
(3)语言作为人们身份和经济资源的符号,也是对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的属性。
2商务英语课程改革探索
(1)改革课程内容,提高学生英语实际操作能力对其课程设置进行改革立足语言经济价值视角,有利于商务英语教育质量和语言价值的提高。商务英语的学习能够带来经济价值,这已经为大家所公认。但目前教育出来的学生是以英语和知识还有能力三大板块为基础的,难以满足企业的需要,多数情况下英语作为通用英语,和大众沟通是它的基本作用,但就商务知识方面,大多使用中文,汉语授课为一般状况,所以完全融合两者很难,很容易使学生认为商务英语的学习意义不重要。其次,实际商务操作能力不具备成为大部分英语教师的状态,因此实训课使学生业务实践能力得不到有效地提高。而通过平时与学生的接触了解到,对当前的课程期望改革的学生占很大一部分。基于国际商务,培养的人才能够有效地完成与供应商或客户谈判任务,这就是商务英语教育的目的所在。经济利益特征表现得很强,所以说经济上的回报是建立在与用人单位需求相符合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说,商务英语专业要以语言经济学理论做导向,根据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应具有的知识构成,社会需要的能力要求以及人才数量,对企业进行深入调查,和企业家一同研究商议,确定改变商务英语教学目标,其意义非常重要。通过调研商务英语方面运用较好的浙江省了解到,具备相应的工作才能、工作经验,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能够完成相应的文秘工作任务,并在涉外商务活动中,涉外交流或谈判工作任务能够完成,是用人单位对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要求。基于此,行业和企业的商务专家被课程开发小组教师邀请来,在共同论证后,培养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目标被确定,即:学生掌握的基本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方面,了解基本国际商务知识,英语交际能力水平应较高,实际操作相关国际商务业务能力应具备,对相关专业岗位工作过程应熟悉,与周围外向型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对外事秘书和翻译以及对外贸易业务都能够从事,这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才是实际需要的人才标准。
(2)以用人单位及学生就业需求为导向,设置商务英语课程就实现人才培育目的来说,重要的方式以及途径就是课程,决定教育成功与失败的因素之一就是课程。而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属于人力资本,一定的投入是对这种人力资本进行学习并掌握的必备条件;具有高低的划分是语言价值的特征,使用密度将制约语言发挥的效用。这两个基本观点将发挥指导对商务英语课程重新认识作用。这几年,国内有关方面提出了高等教育要具有经济价值的要求,不过一直以来,英语学科都束缚着职业英语专业课程内容,在改革中,“针对性”和“职业性”表现得匮乏。那么在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上能否以对用人单位和学生需求的满足作为出发点,人才的经济价值能否真正实现,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要实现人才的经济作用,在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以培育目标作为引导,整合人才市场的供需要求,对应的调整所设置的商务英语课程。在与企业和行业专家商讨后,以一般专业课程方式设置传统的语言基础和专业知识以及应用能力三个模块,而且设置专业核心和拓展课程,设置这些课程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企业的需求,实现了有机融合商务知识与专业英语的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业基础课程,它产生的源头在于企业专家和职业教育专家,以及课程开发小组教师在一起整合研究分析后确定的,展现出下面两个特点:
一、辽宁省产业经济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辽宁省共有50多所高等院校,大部分开设了产业经济学课程,其教学模式均比较传统,以理论教学为主,辅之以少数课堂案例讲解、课外实践则更为缺乏。目前,辽宁省专门的产业经济学实践基地比较匮乏,产业经济人才培养缺乏与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辽宁省高校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学课时紧张与庞大的知识体系间的矛盾。
近年来,产业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迅速,不仅其研究方法和成果逐渐丰富,并且与其他经济学和管理学科在产业组织、厂商理论、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许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融合、交叉和渗透,使得产业经济学逐渐在拓展其研究领域的深度、维度以及研究视角。因此,除了产业经济学传统理论体系所涵盖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政策等核心知识体系以外,学生还需要具备扎实的数理分析基础以及相关交叉学科的理论基础知识,而这则需要充足的教学课时。近几年课程改革的总体趋势是适当控制课时数的同时增加开设课程门数,因此,缩减后的40学时或48学时对于产业经济学课程而言往往显得不足,辽宁省很多高校都面临着产业经济学课程紧张的课时与日益庞大繁杂的知识体系间的矛盾。
2.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脱节。
产业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科属性决定了其理论课堂教学中的知识只有与实践较好地结合,才能使学生有效地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产业经济问题。而目前省内大多高校的产业经济学课程仅限于理论课程。相比之下,其它管理类课程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生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管理类课程在设置时充分考虑了其管理学科的微观特点,在课程内容、讲授方式、考核方法等方面,充分将理论教学与生产经营实践紧密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与学”以及“教学与科研”形成良好循环,使人才培养符合社会的需求。产业经济学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脱节的原因主要归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对于其他经济学科,产业经济学课程理论体系相当繁琐,其知识跨越程度大、覆盖面广,以及本身的理论缺陷导致其在研究领域中的结论争议较多,从理论到实践的延伸与衔接被拖后;第二,各高校在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对课程实践环节未给予充分重视,对于产业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科特点的认识和开发不足;第三,产业经济学课程的任课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需要提升,科班出身的产业经济学教师仍为少数,从而造成对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接轨的理解不足。
3.教学目标与考核模式的冲突。
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标是是期望学生运用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前沿发展成果,分析当前经济社会的一些产业问题或现象,并尝试找出问题的解决途径。如今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考核评价方式仅局限于传统的考试模式,缺乏对产业经济学实践能力的考核。在现有的课程考核体系中,学生成绩的评估通常是运用加权的方法,即学生的平时成绩占20%~30%,期末考试成绩占80%~70%的方式,二者累加。其中,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和课程论文等方面的综合评估是教师评定其平时成绩的依据,在总成绩中占相对较低的比重。在这种考核模式下,笔试成绩更容易决定一个学生的最终成绩,从而使学生进一步忽视课程实践的重要性,背离产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论文关键词:产权;环境产权;自然资源
论文摘要: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通过对环境产权的性质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环境产权也就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产权制度安排或制度缺失有关。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的弊端,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把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经济分析道路。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环境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
一、环境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它反映了产权主体对客体的权利,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并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社会工具。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从法律的角度,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以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1]也就是说,产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自由。产权界定的实质是财产权利的配置,不同的产权界定方式不仅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影响财产分配的公平。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意义在于,至少使能够给他人带来利益的人能得到受益者的认可和回报,使损害他人利益的人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因此,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强调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即便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只有在对产权有明确的界定后,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只要产权不明确,外部害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明确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性。
产权理论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产权交易。人们进行产权交易的原因就在于不同主体对同一物品的经济价值会有不同的评价,即它可以给不同的主体带来不同的收益。科斯认为,在零交易成本的环境中,产权交易在清晰的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当然,现实中的交易不可能没有成本。因此,不同的产权的结构设计可以带来不同的效率,而作为权利最基本的反映形式,法律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二、环境产权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