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金融行为相关理论及其局限

（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一、“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地掌握“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现状，探讨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实现的方法与途径，我们对河北省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当代大学生经济价值观”的抽样调查。此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笔谈和访谈为辅。运用典型抽样方法，在河北省内抽取了河北联合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六所本科院校进行问卷调查，所做问卷调查的对象覆盖文科、理科和工科专业的各个年级，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注意性别比例、政治面貌比例等情况。问卷调查采用不记名填写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数量3000份。回收问卷2850份，回收率95%，问卷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问卷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反应被调查者的性别、专业类别、政治面貌、年级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问卷的主体，涉及经济价值观取向、诚信观、竞争观、金钱观、消费观五个方面内容，每方面三个问题，每个问题分为赞同、基本赞同、不赞同三个答案，如表2所示。

（一）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当代“90后”大学生的经济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90后”大学生今后的生活、学习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影响，根据整理的调查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1.经济价值观取向功利化，理想模糊化在对待金钱和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社会地位的问题上，分别有51.56%、69.41%、58.81%的大学生反对“一切向钱看，理想是次要的”“改善经济状况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经济条件的优劣是社会地位的体现”这些观点，这说明大部分“90后”大学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他们希望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分别有48.44%、30.59%、41.19%的大学生赞同或基本赞同这些观点。说明当代“90后”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必须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2.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对“诚信是一切价值的根基”“言必信，行必果”“宁可失钱，不可失信”问题的回答中，有89.36%、93.78%、88.29%的大学生给予了赞同或者基本赞同的回答，有10.64%、6.22%、11.71%的大学生给予了否定回答。说明大部分大学生都能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认识到诚信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3.竞争观念不断增强在对“在竞争中求生存”“实现经济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竞争”问题的回答中，有98.33%、77.75%的大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充分说明大多数学生有较强的竞争意识。但仍有1.67%、22.25%的学生对这些问题持否定态度。在回答“公平是竞争的必要条件”这一问题时，99.03%学生持赞同或基本赞同的态度，0.97%的学生持否定态度。说明“90后”大学生认识到公平是竞争得以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挖掘自身的潜力，才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4.金钱观趋于理性对“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的回答上，有96.07%的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只有3.93%的学生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90后”大学生已经认识到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这对于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对“努力寻找各种赚钱的方法”这一问题的回答，77.87%的学生持有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看法，22.13%的学生持不赞同观点，说明在如何采用合理和合法的途径和方法获取经济利益，很多学生认识不清。在“收入水平体现个人能力”这一问题的回答中，84.23%的学生给出了赞同和基本赞同的观点，15.77%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把收入看成了衡量自身能力的重要标准，这可能导致大学生能力培养的不平衡。5.消费观念多元化在“只要有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追求时尚和名牌消费”问题的回答中，72.34%和84.76%的学生持有赞同或基本赞同的观点，27.66%和15.24%的学生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勤俭节约意识淡薄，攀比、享乐思想严重。在对“毕业后考虑贷款买车、买房”这一问题的回答中，84.76%的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15.24%的学生给出了不赞同的答案。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已经充分的认识了社会现实，并做好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准备。

（二）“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效率经济、竞争经济、法制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也有盲目性、自发性和逐利性的特点。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对“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从微观角度看，市场经济强调每一个经济主体的价值和独立性，这就为大学生追求自我价值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能够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重视自我、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完成社会所赋予的责任。从宏观角度讲，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这种竞争已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调查结果来看，“90后”已经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们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积极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求得更深、更广的发展。“90后”大学生的公平意识在不断增强。市场经济是公平经济，它为每一个经济主体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每一个经济主体根据自身经济利益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能够使经济主体的效率尽可能发挥到最大。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本质要求为“90后”大学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平等的享有抓住机遇的权利。（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存在很多限制自由竞争的因素，比如原有的国有企业垄断带来的行业间的资源占有、员工收入差距等问题，在社会中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现象使“90后”大学生的竞争观念发生了扭曲。导致很多学生在入党、评奖过程中寻找各种捷径。2.高校教育方式、方法的影响学校教育是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教学中，教学内容要根据实际变化不断调整，如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失信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反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等等。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公平、竞争等相关内容，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观。教学方法上，仍然以传统的灌输方式为主，缺乏增加师生的互动，实践教学模式陈旧，学生仅限于课堂学习，不能真正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学生不能够独立的运用相关知识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觉的意识。考核方法上，大多数学生都可以通过突击的方式过关，影响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效果。3.“90后”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人的成长角度来看，“90后”大学生价值观体系正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思维较为活跃，敢于创新，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所以成长环境的不同和个性化差异都会导致其产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如不同的消费观念、不同的金钱观等等。从青少年思想形成过程来看，“90后”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比较强烈，他们注重学习生活的独立性、追求自我、要求公平竞争，这是他们思想逐渐成熟的表现，但是崇尚独立、追求自我容易形成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背道而驰，只有不断加以正确引导，才能真正形成适应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中学阶段的学习模式，让他们在经济价值观的形成上存在很多弱点。进入大学校园，各种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显示出与社会现实的不协调。这也是很多大学生已有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90后”大学生树立正确经济价值观的对策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是比较健康成熟的，但也存在着官本位至上、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因此，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经济价值教育，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金钱观，正确处理好金钱、权力与理想的关系。帮助大学生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评价标准。帮助他们培养经济自控能力，强调获得财富的合理化和合法化，形成正确的经济价值手段。

作者：李淑芬 张玲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新经济社会学下的企业家行为

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结构洞理论和强弱关系理论是指导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故先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嵌入性理论。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经济社会学科的标志性概念，Granovetter在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从嵌入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及社会学研究经济行动的“社会化不足”及“过度社会化”提出了批评，指出只有嵌入于社会结构、人际网络之中的信息和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乐意接受的。在随后的研究中，Granovetter提出嵌入性分为两类，即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所谓关系性嵌入是指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嵌入于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的，与此同时，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它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因此，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嵌入其构成的社会网络即结构性嵌入。

结构洞理论。在信息和资源的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存在一些特殊结点，它处于重要结点的位置，比其它结点在竞争中拥有更多优势，能够在网络中有更多享用信息和资源的机会，而其它网络成员往往通过它才能享受这些信息和资源，Burt把这种占据其他未联结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称为“结构洞”。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holes）理论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更为常见，即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个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故称为“结构洞”。如果个体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空洞，即联系着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个体，那么该个体就获得了这种状态赋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资源的优势。因为他占有较多的结构洞，能够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结构的中间人，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机会以及控制资源能力。

强弱关系。在关系研究中，按照关系的联结强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指主体间情感密切的联系或是频繁互动所形成联系，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熟悉的朋友之间。弱关系是指以较少的交往频次、较弱的情感和较少的责任等为特征的关系。Granovetter在“弱关系地力量”一文中，指出弱关系在传递资源过程中更具重要性，这是由于强关系之间彼此很了解，其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颇多，因此相互交往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新资源与信息，所增加的资源与信息大部分都是冗余的，而如果在弱关系之间搭起某种形式的桥梁，就可以传递多种多样的资源。在新经济学视角下，由于其嵌入性，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是以企业家为中心构成的社会网络对集群发展产生的影响。由于企业家在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位置，企业可以获得对关键资源的拥有或控制，且利用企业家不同的“弱关系”，企业可以获得多样化的信息或知识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有助于企业的团队成员从原有企业中独立出来，成立与原有企业业务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新企业。因此，集群环境下的企业家行为，具有网络化、衍生化特征。

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与衍生效应

集群型企业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其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经济绩效上，更重要的是对集群内其他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第一，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产业集群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企业“扎堆”而成，而是通过企业家网络相互交融形成的有机系统。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指集群型企业家的创新行为通过企业家的强关系或弱关系网络扩散，形成集群的竞争优势，并推动集群不断发展。对于新创企业而言，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网络。由于地理上接近，集群型企业家们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念、彼此相互信任，在企业间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家之间的口头许诺或其他非契约的关系，常常代替市场中的交易方式或契约关系，这样不仅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创新的风险性随着企业家个人网络的拓展而降低，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强联系”为主的企业家个人网络就是Grannovetter提出的关系型嵌入，企业家构成以小范围、强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加强，集群型企业家往往通过革新的方式，利用“结构洞”使两个或更多没有联系的子网络建立联系，发挥桥梁功能，此时，企业家网络嵌入更大的产业网络，创新效应的扩散主要是通过大范围、弱联系为主的企业家网络。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竞争强化，企业不断兼并与淘汰，某个产业集群往往集中4-5家实力强大的企业，集群品牌基本形成，集群的发展需要集群企业家更大范围内的创新，集群型企业家会与集群外知名企业联盟，利用后者的声誉、营销渠道和自身的成本优势、领导地位，共同培育新的全国甚至国际品牌，增强集群品牌效应。在这个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以大范围、强联系为主（此时的强联系与集群发展初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特征不同，更多的是建立在频繁的业务联系和稳定的战略合作上）。

摘要：本文提出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帕森斯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第二次对话，后帕森斯时代经济学与社会学第三次对话已经并将广泛展开。

关键词学科对话，冲突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摘要：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政府间社会保障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需要依据公共产品的特征，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划分问题的依据，也是实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前提条件。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本文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我国农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1.二元经济格局迟迟不能改变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特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经济体制特征，三次产业的演变不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特征迟迟不能转变和消失，虽然农业占整个GDP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农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农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缓慢，无法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转移。

2.农业资本投入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2003年用于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1.5%，这与我国农村拥有9亿农民相比不成比例。同时，由于农村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减弱了农村吸引社会投资的能力。从农业信贷规模发展情况来看，农业信贷规模有所扩大，但是农业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均比重不到3%，农业企业和农户贷款相比之下比较难。国务院在1996年便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实际上农村建设、发展的信贷资金很难到位，而且农村大量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3.农村劳动力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建国后，为优先保证工业建设所需资源，我国建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这一方面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造成了我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城乡分割治理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较城市而言要低得多，教育投入更是不足；同时，由于薪资待遇的城乡差异大，农村人才难以回流。于是便形成一种悖论，贫穷的农村越需要人才，却越是难以获得人才。人才短缺造成新农村建设中智力支持的缺位。农村普遍存在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短缺现象，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一、高职服务社会动因与功能分析

（一）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动力

首先，高职服务社会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社区和社会公众，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动因必然与双方合作的效用相关，否则，无法实现服务的长效化；其次，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或者内容，与高职院校的资产专用性，如场地、物质、人力、知识等因素有关，这些资产应当是高职院校所拥有而其他高等院校、企业、社会没有，或者即使服务对象或其他竞争对手拥有，但服务对象内部治理费用，向其他部门索取服务的交易费用均超过向高职院校有偿索取服务的交易费用。而高职院校在与企业、社会互动过程中，双方取得价值、知识等效用高于不合作获取的效用。高职服务社会的效用，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在场地、物质、人力、知识方面的资产优势，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取得物质经济报酬，提升专业影响力，提高师资水平，促进知识溢出效应。而对于服务对象来说，服务对象在这些资产方面投资具有不规模性，无法达到效用最大化，如果利用单纯市场交易获取这些资源，使得交易费用较大。从交易成本角度来说，高职服务社会有助于降低学校、服务方双方的交易成本，降低双方不合作各自内部治理费用之和。因此，高职服务社会的最终价值在于降低社会成本、通过双方互动创造价值。换句话说，如果高职院校拥有的资产不具有专用性，而是替代性极高的通用性，则服务社会无法达到创造价值或降低成本的目的，就不具备服务社会的功能。

（二）高职服务社会的功能

本文认为“服务社会”与“社会服务”这两个词内涵一致，高职院校服务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服务，是高校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功能；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之外，在各种教育活动和教育过程中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发展所做的经常的、具体的、服务性质的活动（杨虹，2009）。本文所谈及的社会服务属狭义范围的社会服务功能。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其特点在于培养高端技能应用型人才。一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服务需求与教育所处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需求密不可分。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但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应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因此，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应立足于社会、经济、人文方面需要，功能定位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创新、先进文化传播推广三个方面。

1.人才培养功能。

高职院校本质属于高等教育，它具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功能，在人才培养功能方面和普通本科教育具有共同性。但高职教育的特性又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社会功能的特性。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社会功能中，其主要作用是为社会输送技术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功能中强调人才的技能性、实践性、应用型，区别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按照价值链理论，高职人才培养定位在核心零部件设计制造、运营管理与执行等价值链环节。社会前进中，生产技术不断更新。高职院校根据其在价值链中人才的定位，应立足于先进技术、技能的培养与培训，高端技能人才的培育。在完成本身教育工作之余，在人才培养功能方面应体现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为企业在职人员进行先进技术、高端技能的培训服务，提升在职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其次是为社会各类人员提供再就业方面的技能培训，使受训人员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满足岗位工作需求，并在长期服务中实现社会各类人员的技术、技能水平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最后是通过为农村劳动者的培训、教育等服务，一方面提升务农人员知识、技能水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另一方面还可以让进城人员学到新技术、新技能，实现农村进城人员的就业竞争力提升。概括起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体现在高端技能、新技术的人才培训服务上，通过人才培训服务实现在职人员、社会人员的整体技术、技能水平提升，并且实现社会整体从业者技术水平提升和技能结构的调整。

2.技术研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