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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行政论文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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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论文

摘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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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论文

摘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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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机构微博内容与互动研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校区政府技术研究中心纽约12205

[摘要]通过案例分析法,选取来自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10个政府机构微博开展研究,以探究目前国内政府机构微博的内容与互动现状,具体包括微博信息的发文数量、时段、信息内容、信息类别、信息形式、信息来源、信息推送、语言风格、信息相关群体、信息相关层级、网民评论及态度、评论群体类型和评论回复等方面,并在研究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机构微博内容互动

[分类号]D630.1

引言

政府机构微博可有效提升政府透明度,提供公共服务,并改善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逐条分析了1O个处于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政府机构微博的内容与互动现状,并对中国政府机构微博的深入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2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美国国会议员使用推特(Twitter)的情况进行了分析(Golbeck、Grimes和Rogers,2010年),主要研究对象为国会议员所的内容。研究表明,国会议员主要通过Twitter来有关自己的新闻报道和自己的博客文章,并通过Twitter来公布自己的日常活动。研究发现美国国会议员使用Twitter并不能提升政府和立法过程的透明性,但也的确提升了公民与国会议员之间直接沟通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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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开放获取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机制探讨

摘要:财政资助科研论文涉及的利益主体有作者、作者雇主单位、财政资助机构和出版者,对此类论文的开放获取会在不同主体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应综合运用财政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科研单位的开放获取制度、相关主体与出版者之间的协议等机制来解决这些利益冲突,并适时制定开放获取专门法,促进开放获取的发展。

关键词: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开放获取;利益冲突;利益主体;开放获取专门法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章编号:1009-2374(2015)09-0003-05 DOI:10.13535/ki.11-4406/n.2015.0759

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4年5月19日《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这是我国官方机构的第一份开放获取(Open Access)政策。开放获取运动肇始于2002年2月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其宗旨在于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免费提供特定文献,公众可以通过阅读、下载、复制、传递、打印、搜索、建立超链接和索引的方式使用这些文献,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提出了开放获取的两种实现形式,即开放出版和开放存储。前者指期刊出版后,在互联网上实现对作品全文的免费开放,即公众可以免费获取期刊中的文章,这类期刊也被称为开放获取期刊(即OA期刊)。后者指作者在传统期刊后,将论文存储到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立即或延迟一段时间(一般为6~12个月)后免费向公众开放。根据英国诺丁汉姆大学主办的OpenDOAR的统计,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从2005年12月1日的128家,增加到2014年10月1日的2730家。开放获取的主要推动者是科研项目财政资助机构和教育科研机构,少数国家和地区已经通过立法方式推进开放获取。美国伊利诺伊斯州的开放获取法已经于2013年8月9日生效,秘鲁、阿根廷分别于2013年3月和11月通过了推行开放获取的相关法律。

对于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期刊论文等作品(下称“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涉及作者、作者雇主单位、财政资助机构、出版者等不同主体,各主体的著作权和相关权益是不一致的。这些权益冲突是开放获取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探寻解决这些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是促进开放获取发展的必然途径。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1 财政资助科研论文的权利归属分析

2002年2月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将开放获取的对象重点放在科学文献上。2003年10月,在德国马普学会发起召开的柏林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的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提出开放获取的对象是经科学界认可的人类知识和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信息资源。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年12月颁布的《开放获取公共资助研究数据的原则和指南》,公共财政资助的科学研究数据也是开放获取的对象。从数量上说,开放获取的对象主要是受版权保护的科研论文等作品。财政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论文,由于开放获取主要是针对期刊论文,故本文主要以财政资助项目期刊论文的开放获取为研究对象。下文将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法规,对开放获取所涉及的不同主体对财政资助科研论文所享有的著作权和其他权益进行分析。

1.1 作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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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中的民主化初探

一、社会结构视野中的民主转型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闭。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圈。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41=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xr''''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

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1。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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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还是政务?

[摘要] 分析《电子政务》近4年所的研究热点、作者单位、合作研究与引文等数据,发现目前《电子政务》所发论文的主要来源机构是政府信息部门与大学信息管理类院系,研究主题中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等“电子”类研究占据优势地位,行政与治理等“政务”类研究所占比重相对较少,从而辨识出目前电子政务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信息,其次才是政务,最后指出未来电子政务的研究重点应当关注“电子”与“政务”的结合。

[关键词]电子政务 期刊 文献计量 引文分析

在我国,人们对电子政务的关注始于政府上网工程。1999年后,我国学者开始广泛关注电子政务发展,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针对本学科的特点进行电子政务研究。由于电子政务的跨学科属性,其研究成果分散于管理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计算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专业期刊上[1]。近年来,随着电子政务技术的不断成熟,实践领域关于“是电子还是政务”的争论不断升温。一方面,大量的学术研究主题集中于电子政务的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管理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电子政务的管理与应用部门不断呼吁,决定电子政务成败的关键因素已经不再是早期的技术因素,而是政府管理体制、决策机制与流程等政务因素。实践层面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研究的指导,因而会很快反映在学术研究当中。但是,由于目前电子政务的研究成果分散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公共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领域,自然形成的专业分隔难以综合反映电子政务的最新进展,为此,我们需要选择综合性的电子政务专业期刊,来考察目前电子政务实践与理论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焦点主题。

《电子政务》是我国首家电子政务专业期刊,创刊于2004年。该刊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主办的学术性专业期刊(月刊),着眼数字时代中国政府公共管理和政府未来发展,致力于探讨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道路和模式,提供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性和参考性意见,着力推进国家信息化和中国电子政务进程。对《电子政务》进行统计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国目前电子政务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现状。本文对该期刊2007-2010年4年间发表的1 172篇文章进行研究热点与主题、作者及作者单位、期刊引文等方面的分析,以揭示我国电子政务实践与理论前沿所关心的研究主题、研究合作以及学术影响情况。

1 作者与合作分析

1.1 核心作者分析

通过对《电子政务》期刊四年间所的作者频次进行统计,发现该刊4年间共出现过939位作者,其中727位作者仅出现过1次,出现2次的作者有135位,出现3次及3次以上的作者有77位。表1为出现频次为4次及4次以上的作者,可视之为该期刊的核心作者。

出现频次10次以上的作者有3位,分别为张少彤、姚国章、张向宏。其中张少彤和张向宏均来自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姚国章来自南京邮电大学电子商务与政务研究所。排名第四位的杨道玲和第五位的张新红,出现频次分别为10和9,两位作者均来自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从对作者频次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电子政务》期刊已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单位的从事电子政务研究的优秀作者,形成了广泛的作者群,并且具备一批稳定的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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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偏好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摘 要】 文章以2007―2012年派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利迎合理论对机构投资者偏好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派现力度大的公司对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时,机构投资者的现金股利偏好又导致上市公司较高的股利支付倾向,即股利迎合理论能够解释机构投资者偏好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 迎合理论; 股利溢价; 股利支付意愿; 机构投资者; 偏好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3-0061-04

一、引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完善,机构投资者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在公司治理、股利政策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有文献对机构投资者与现金股利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不尽一致。事实表明,即使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相同,他们对股利政策的作用也有可能不同。因此,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将投资者心理特征作为解释变量,研究机构投资者偏好是否对股利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以及管理者是否会迎合机构投资者的偏好而制定相应的股利政策。

二、相关文献回顾

Baker and Wurgler(2004)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使得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与不发放公司的价值之间存在差异,即股利溢价,管理者为了最大化公司价值,会发放现金股利以迎合这种偏好。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较短,同时在股权结构、市场有效性、经济制度等方面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导致股利迎合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的分析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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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措施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2.1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2.2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企业管理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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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行政化及其克服

商事仲裁机构是民间性组织,与国家行政机构没有隶属关系。但是,在仲裁实务中,我国许多地方的仲裁机构呈现出很强的行政化倾向,即仲裁的行政化。仲裁行政化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与国际通行做法格格不入。《仲裁法》对仲裁机构定位的模糊、前苏联行政仲裁模式带来的路径依赖及我国现行行政体制的影响,是造成仲裁行政化的重要原因。克服仲裁行政化倾向,应该同时从仲裁文化的培育及仲裁制度建立这两方面进行。仲裁制度的构建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先进的仲裁文化作为支撑,那么,再先进的仲裁制度在实践中也难以得到正确的实施。

[关键词]仲裁;商事仲裁;仲裁法;仲裁行政化

[中图分类号]D9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146-07

罗楚湘(1965-),男,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北京 100876)

一、仲裁行政化问题的由来

自从1995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称《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仲裁事业经过10多年的探索,在仲裁员队伍培养建设、仲裁机构的重组与完善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的仲裁立法与实践尚存在诸多问题。仲裁行政化正是仲裁法立法时语焉不详、各地仲裁机构在进一步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之一。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仲裁法“借鉴国外仲裁制度的有益经验和国际通行做法”,实现了由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过渡,但是,《仲裁法》的实施只是我国仲裁制度整体转型的一个开始,而非结束。在仲裁的组织层面,行政化在许多地方不仅是过去的残留或与“国情”妥协的产物,甚至在小范围内还被期许为发展方向。

所谓仲裁行政化,实质上是指仲裁机构的行政化,即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仲裁机构加以管理或干预,使其在诸多层面具有政府行政特征的一个过程或者结果。它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动态表明它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仲裁机构进行管理或干预的一个过程;静态表明许多新组建的仲裁机构已经具备行政特征这一结果。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所谓仲裁机构管理方面的分歧或争论,实际上只是仲裁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人、财、物的管理定位问题,不能笼统地说是仲裁机构的定位问题。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笔者认为,在具体的仲裁实践中,仲裁委员会往往很“虚”,而仲裁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因为行使着仲裁事务管理权,所以往往很“实”。人们对仲裁机构性质、特征的判断,常常来源于对其下设办事机构的认知程度。因此,仲裁机构的定位问题,既包括仲裁机构本身的定位问题,也包括仲裁机构下设办事机构的定位问题。

在实践中,仲裁行政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是,政府行政主导下的仲裁机构的运行模式,是我国仲裁机构行政化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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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制度与国务院机构改革联动性分析

[提要]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应系统性分析与其他改革内容的联动性,但是由于我国政体权利结构存在“条块分割”的特点,目前成熟的分析框架并不多。本文从国务院机构改革入手,从内在逻辑和改革历程两方面分析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联动性,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联动性结构进行初探。

关键词:行政审批;机构改革;联动性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7月28日

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是一个特定的政府在操作层面上“要做什么”和“在做着什么”。不同的政府职能是要由相应的“机构”来承担的,因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运行必然要由政府机构这个基础做支撑。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史无前例的成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当头炮”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手棋”,国内学界和理论界也都十分重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出了大量理论成果和实践探索。尽管如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多作为独立单元进行研究,很少系统性分析与行政体制改革其他内容的联动性,也导致在实践探索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常是单兵作战,无法实现以点带面,巩固改革成果。有鉴于此,本文选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务院机构改革,从内在逻辑和改革历程方面系统性分析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联动性。

一、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内在逻辑上看联动性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上看,其联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同一”。

第一,同一个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入推进而逐渐确立起来的政府理念和目标。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服务”,政府的本职工作是为社会大众分配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安全、秩序、平等、正义、自由等在内的各种公共利益和价值。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政府屡次进行的机构改革还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都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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