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范文精选

摘 要：货币局制度，是指在一些已经实施货币局制度的国家中不仅仅只是按照经典的模式进行运行的。对于最近的几年来说，货币局制度已经作为一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的汇率制度存在了，我们可以根据相应的情况来做出一些反映。本文也是通过对货币局制度的概念、特征与优缺点来进行了研究。展望了一部分货币局制度的发展的前景以及对于货币局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货币局制度；运行制度；发展

一、货币局制度的基本定义

货币局的基本概念是指使用某一固定的汇率制度形式存在的汇率制度，规定则是通过政府立法的方式规定的。 承诺由本币与确定的外国货币进行没有限制的兑换，而货币当局的作用则是去确保可以实现的汇率制度。 货币局制度可以是一种简单的发行与兑换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是指一种汇率的制度。对于货币局制度的分析，首先，我们要从货币的发行与兑换的制度来分析，货币局制度的行使首先我们就需要考虑到是否是以法律作为根据， 我们必要以法律作为全部的基础。 其次，我们考虑的则是它是指汇率的制度，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持兑换时可以按照当时约定的确定汇率进行兑换。 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兑换过来的外国货币是可以作为本国的储备货币而存在的。货币局制度是一种比较具有可信度的固定汇率的特殊制度。 货币局制度需要钉住单一或者是一篮子的国际货币的特殊制度。

货币局制度要求本国的货币与外国的货币以某一固定汇率自由交换，而这一要求也是在法律与条文中被明确规定的，这一制度也是需要对本国的货币在发行方面加以限制，以确保这一法律制度可以达到保持固定交换率的目的。 若一国想要发行货币就需要用100%的外汇储备当作保证，这既是货币局制度的意义。在发行本币的时候，发行国可以钉住一种货币来进行发行，也可以钉住一篮子的货币进行发行。 这个制度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的固定汇率制度。 也是因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使得货币局制度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

二、现阶段货币局制度的基本特征

货币局制度的起源需要追溯到19世纪的中期，那个时期金本位制度正在处于盛行的时期，主要是以金本位制度作为主要的货币制度， 少部分国家则主要是以金汇兑本位制作为主要的制度。 是以本国的货币作为发行的准备按照固定的汇率去与黄金进行兑换，最终完成与黄金挂钩的梦想。 但是，到了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的时期。 许多国家都希望保留具有本国经济色彩的货币局制度，所以导致了当时许多国家开始使用自己的中央银行制度，使得货币局制度有了自己的雏形。 到了20世纪80年代时，世界的国家中使用货币局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而货币局制度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完善。 而各个国家采用货币局制度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让本国的人民对自己国家的货币保持一定的信心，并且维持本国的经济发展前景。 在发行货币的过程中，有一定关联的货币的是本国的货币与储备的货币，并且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关联会被称之为联系汇率制度。 货币局制度在发展的时候一般是具有五大特征的解释如下：

1.本国货币对储备货币的汇率进行规定

一

唐王朝建立后，较有政治眼光的统治阶级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1] 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与此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绮、缣、?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就货币制度本身而言，存有明显的缺陷：多元的货币形态不但必然会造成其内部复杂多变的比价问题，容易引起货币流通的混乱，而且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和排他性是相矛盾的。马克思指出：“两个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2] 又说：“价值尺度的职能同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不相容的”。[3] 钱帛兼行制乃是多种商品依法充当货币，造成了法币的多样化，其内部的矛盾冲突自然更加剧烈。

不过，货币制度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对发展中的不足应历史地看待，不宜苛求。如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由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货币形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经历的由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作为由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即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又对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货币制度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则起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货币理论同样适合于作为我们研究唐代货币制度的指导思想。从有唐一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有其适应小商品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时候，也有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阻碍作用的时候。

唐王朝建立在亡隋的废墟之上。初期，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既有多种实物货币，又有单位价值较小的铜钱，从而较好地适应了小额商品交易的需要。这是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贞观后期，尤其是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逐渐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现在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储藏等缺点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绢帛作为货币的职能趋于衰退，商品交易趋向喜欢使用更高一级的铜钱作中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铜钱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营铸币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铜钱短缺的日益加剧，又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铜钱的私铸和滥铸，造成了物价波动、货币流通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混乱，对国家财政制度造成威胁，使唐政府大伤脑筋。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绢帛受到市场排挤和铜钱短缺，说明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已不能较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从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兼行向全部金属货币改进提高的客观要求。从当时铜矿资源有限，官铸铜钱效率不高，甚至赔本，铸币总量不多，无法满足市场对金属货币的需求来看，借鉴汉代以金为上币铜为下币的历史经验，及时起用贵金属金银作为主币，以铜钱作为辅币，改行金银与铜钱相结合的主辅币的货币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最好的办法。但是，由于错误落后的货币思想的影响，唐代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主动地调整货币制度，而是采取了极力维护钱帛兼行制度的多种措施，结果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对良好的货币流通的客观要求得不到满足，与落后的货币制度间的冲突日趋激化，成为中唐以后，特别是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二

唐王朝是以法律、财政、行政等的综合手段来极力维护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的。为了叙述的条理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以概其要。

货币局制度（CBA）起源于19世纪中期，它的原则最早可以1844年英国《银行法》的条款里找到，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部所起的作用就类似货币局。这一原则后来被引进到英、法等国的海外殖民地，在20世纪初较为谛行。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国家的相继独立，这些国家纷纷采取了中央银行制度。而到了20世纪末期，货币局制度又重新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虽然在全世界大规模恢复货币局制度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范围内其仍具备可行性，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某些国家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作出的适应性选择。

CBA实质是一种汇率安排，同时也是一种货币制度，虽然不同国家实行的货币局制度存在一些区别，但有三个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本国货币与一种作为锚货币的外汇保持固定汇率关系；本国的货币发行完全以外汇储备作为后盾，并随时准备以固定汇率把本币兑换成外汇：本国为维持这一制度所作的长期承诺，通常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与中央银行制度比较，CBA虽然操作相对简单，但要成功地运作，一系列基本条件和环境的安排非常关键。这包括锚货币的选择，确定可行的汇率水平，银行安全网的建立，界定货币局与政府的金融联系，健全的法律基础；等等。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货币局制度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可以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在货币局制度下，货币发厅必须有100％的外汇储备支持，不存在信用发行的问题，因此，剥夺了政府滥用货币政策的可能性。通过对IMF所有会员国25年相关数据的比较，发现与实行其他汇率制度的国家相比，实行CBA国家的平均通胀率要低35％。1991年阿根廷在引入了货币局制度后，曾一度成功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经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通过建立货币局制度，迅速为它们独立后发行的新货币赢得了信誉。1997年保加利亚决定采取CBA，以结束国内经济的混乱局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是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促讲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这是因于CBA创造的低通胀经济环境减少了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使个人、企业都有稳定的预期，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货币局制度下，政府对维持固定汇率和本外币自由兑换的正式承诺，为经济体带来更为严格的金融纪律，从而消除了外国投资者对汇率风险和外汇管制的担忧，从而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货币局制度的缺陷通常被认为与固定汇率安排密切相关，它容易导致以下的后果：

一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在货币局制度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本国货币供给和利率决定丧失了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盯住国的货币政策。由于实行CBA的是发展中国家，而被盯住的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与非同步性，使得实行CBA的国家往往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内部均衡以换取相对的外部均衡，即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而牺牲国内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

二是鼓励不稳定性投机，加大了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汇率归根到屁是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其货币相对价值发生变化，汇率也必然应该发生变化。而货币局制度下长期盯住的汇率使这种变化趋势被人为抑制，累积的“抑制效应”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实质经济基础。在货币局制度下，货币的兑换性只是针对国内的基础货币，并不包括其他存款，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如果有某种强大的外来冲击使公众信心动摇，就容易出现挤兑发生信用危机。

实行货币局制度的经济体，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却不甚理想，我们无法单纯地对货币局制度的作用进行评价。事实上，CBA也有其适用的范围。比如，CBA虽然有助于约束政府支出，削弱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但如果实行CBA以后，巨额的财政赤字无法弥补，可能迫使政府放弃货币局制度，通货膨胀率仍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摘要：货币资金是单位流动性最强、控制风险最高的资产，是单位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必须加强对单位货币资金的管理与控制。本文讨论了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目标，分析了如何建立健全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以更好地促进单位货币资金的管理和控制。

关键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

随着企业内外环境的日益复杂以及企业间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日益增加，如何辨别、分析、防范和控制风险，建立健全的企业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一、货币资金的定义及特点

货币资金是指资金循环周转中停留在货币形态的资金，是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流动性较强的一种资产，按货币资金的用途和存放地点的不同，分为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由于货币资金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较高的控制风险，单位在组织会计核算的过程中，加强货币资金的控制与核算，对于保障单位资产安全完整、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益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货币资金业务的特点，结合单位自身的经营管理实际，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货币资金控制制度和核算方法，从而更有利于单位货币资金的管理和控制。完善而有效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对加强单位经营管理、保护单位财产安全、保证单位会计信息真实完整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目标

内部控制目标是单位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根本出发点。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应达到以下目标：第一，货币资金的安全性。通过良好的内部控制，确保单位库存现金安全，预防被盗窃、诈骗和挪用。第二，货币资金的完整性。检查单位收到的货币资金是否已全部入账，预防私设“小金库”等侵占单位收入的违法行为。第三，货币资金的合法性。检查货币资金的取得、使用是否符合国家法规，手续是否齐备。第四，货币资金的效益性。合理调度货币资金，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三、建立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

梅内姆政府发起的这项广泛的结构调整改革，在初期触发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89年年底通胀率曾高达5000%。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至1990年，阿根廷共发生了7次货币危机，每一次货币危机都伴随着严重的通胀。在1975～1990年的16年间，除1986年的通胀率为90.1%外，其他年份的通胀率均在100%以上。在长期恶性通胀的打击下，投资者对阿根廷货币已失去信心，从而导致经济的完全美元化。这成为阿根廷采取货币局制度的直接原因。1991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卡瓦略就任阿根廷经济部长，同年3月推出《自由兑换法》即货币局制度，恶性通胀因而得到控制，到1994年通胀率降至4%。货币局制度成为梅内姆政府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的重要一环。

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摘要：为了提高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货币市场建设；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转变和回归其合理定位；加大金融机构改革力度，调整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加强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人民币汇率

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比较

货币政策目标一般有四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与是一致的，币值稳定定则包含国内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两个方面，而汇率稳定又与收支平衡关联，因此，四个货币政策最终目的在于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世界各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也不同。

1、欧盟

欧盟各成员央行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在不违背物价稳定目标的同时，还应该支持欧盟的整体经济政策，为实现欧盟的目标做出贡献。欧盟的目标是确保高就业，实现经济在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可持续增长，增强欧洲经济实力。

2、美国

美联储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和信贷长期增长同经济增长相一致，以此实现就业的最大化，稳定的物价和适中的长期利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单位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和管理，保证货币资金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本规范所称货币资金是指单位所拥有的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第三条本规范适用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统称单位）。

第四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范，制定本部门或本系统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规定。

各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范，结合部门或系统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规定，建立适合本单位业务特点和管理要求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以及货币资金的安全完整负责。

第二章岗位分工及授权批准

梅内姆政府发起的这项广泛的结构调整改革，在初期触发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89年年底通胀率曾高达5000%。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至1990年，阿根廷共发生了7次货币危机，每一次货币危机都伴随着严重的通胀。在1975～1990年的16年间，除1986年的通胀率为90.1%外，其他年份的通胀率均在100%以上。在长期恶性通胀的打击下，投资者对阿根廷货币已失去信心，从而导致经济的完全美元化。这成为阿根廷采取货币局制度的直接原因。1991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卡瓦略就任阿根廷经济部长，同年3月推出《自由兑换法》即货币局制度，恶性通胀因而得到控制，到1994年通胀率降至4%。货币局制度成为梅内姆政府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的重要一环。

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经过1991～1994年的经济增长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经济即出现了负增长。在货币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又使政府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财政政策就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选择。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不断上升，加之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索币值被高估，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因此，通过举借外债弥补赤字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主体行为错位、制度缺位、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等，具体资料请见：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现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