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论文范文精选

一、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流动性影响存在性研究

（一）数据及来源本部分将选择我国M2增长率和SHIBOR利率，分别从货币供给量角度和利率（价格）角度，作为我国流动性的指标。与之相对应，选取美国基础货币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作为美国货币政策指标。数据选取从2008年1月至2014年8月的月度数据，涵盖从危机兴起到QE基本退出的时段。我国M2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官网，SHIBOR来自于SHI-BOR官网，美国方面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1.中国和美国的利率变动情况比较从图1中可以看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在2008年便开始急剧走低，一直到2008年12月跌入最低点并维持在这个地位。联邦基金利率的急剧走低是美联储对次贷危机发生的基本反映，而其跌入谷底的时间恰好与QE1出台的时间相吻合，之后的三轮货币供给量化宽松政策亦是维持了这个低位基本不变。可见低利率是缓解次贷危机的一大货币政策手段。对中国利率而言，1个月期的SHIBOR利率，总体趋势是波动上升。在2008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大幅的下降，随后缓慢上调；至2012年的年中再次跌落，并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随后在2013年的6月产生了一个最高值，之后便在一个较高位上波动。从总体上看，2008年以来，我国SHIBOR利率情况可分为五大主要区间，2008年8月以前、2008年8月至2010年10月的低迷期、2010年11月至2012年5月的缓慢回升期、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的平稳期以及2013年6月之后的一期。可以看到，SHIBOR利率在2008年的走低与次贷危机加剧的时间重合；2010年后的缓慢回升在美国宣布第二轮QE后产生。最后一期的利率走高在QE4宣布之后几个月后发生。根据中国流动性变化和美国QE实行情况的重合性来看，美国货币政策选择取向变化对我国流动性是存在影响的。由此可见，SHIBOR变化趋势与次贷危机的加剧以及QE实施有明显的关系。2.中国和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变动情况比较根据图2，可见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基础货币供给量（MB）在持续较快地增长，此归功于美联储在四轮QE中大量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以及国债而放出的流动性。其中有几个快速增长的时间点，分别是2008年8月、2010年11月和2012年12月。这三个快速增长时期可以从图2的同比增长率图中看出，分别是触底反弹的时间点。而QE2的实施时间在2010年的11月，QE3、QE4的实施时间分别在2012年的9月和12月，正好与MB快速增长的时间点吻合。对中国M2变化而言，2008年以来我国M2量呈持续增长状态。就增长率而言，在2008年12月左右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和QE1的实行时间吻合。在这个时间之后，我国M2总体以波动形式缓慢下降。

（三）相关性分析1.中国利率和美国利率联动的相关关系根据SPSS输出结果，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与SHIBOR一个月利率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643，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而SHIBOR的高低可以较好地代表中国流动性情况，高SHIBOR利率会导致较低的流动性。因此，可以初步认为美国货币政策会对中国流动性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2.中国M2和美国MB联动的相关关系根据SPSS输出结果，美国MB增长率与中国M2增长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51，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即当美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我国的货币供给量也会有所提升，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流动性的增加。故而在货币角度可以初步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流动性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利率与货币供给量两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判断次贷危机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流动性产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接下来将会进一步探究其影响的路径以及影响的途径如何。

二、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流动性影响机理

根据上部分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利率和货币供给量两个角度，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流动性造成影响。在利率层面，美国持续走低的基准利率会导致中美间出现利差和汇差，进而出现资本流动。在货币供给量方面，其数量的变动会促进抑或抑制消费，进而影响贸易量；同时也会影响国际间投资，进而使得资本流动产生动荡；过多的美国MB（与国债的发行）会增加我国的美元外汇占款，增多的外汇占款会直接影响我国流动性。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流动性影响可以分为资本流动渠道和贸易渠道两大路径。

（一）资本流动渠道经济开放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其结果是各国的金融联系也日益紧密，也使金融市场波动的联动性在不断增强。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放宽了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增发货币，放宽了美国国内的流动性，并从利差、直接投资波及到他国。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后的QE政策增发大量基础货币，降低了联邦基准利率并维持在一个较低位置，美国与中国的利率差因此拉大。同时，根据汇率决定理论，利率决定汇率，利率降低会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相比之下，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于美国）增加。中美利差以及汇差的增加，套利和套汇倾向产生，会直接影响外商投资（即美国对中国的FDI）。随着经济开放的推进，对外投资成为资本输出的重要渠道。美国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国内流动性，加之上述的利差、汇差诱使，各企业公司加大国外市场的投资。而中国作为美国大部分企业分公司、加工生产所在地，被投资的份额亦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并且，当美商投资增加时会增加其他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包括国内与国外，进一步促进资本在我国的流入，从而增加流动性。

（二）贸易渠道流动性影响的贸易渠道传导主要是通过外在需求的变动表现出来的，具体表现在汇率变动引起的贸易顺差，直接来源于外汇占款的增加。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关系式：Y=C+I+G+（X-IM）一个国家的总产出（Y）等于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与贸易差额（出口X减去进口IM）之和。美国为在次贷危机后提振经济，在降低利率增加基础货币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之余，还需从国际贸易角度增加总产出。如资本渠道所述，美国QE政策降低本国利率，进而使本国有效汇率有下行趋势，使得本国商品相对国外变得便宜，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条件倾向于改善。美元有效汇率的降低会使美国贸易条件有改善的倾向。但是由于美元的增发刺激了美国的需求，进而会使进口需求增加，其改变进出口情况的效果有可能会抵消由于美元贬值导致的贸易条件改善，净效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我国2008年以来对美贸易顺差的增长率，虽然存在几个区间的负向增长，但总体是一个正向的态势。亦即净效应为正。中美贸易是中国增加外汇占款（美元为主）的两大途径，中美贸易顺差增加将会增加我国外汇占款，反之中美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减少我国外汇占款，进而影响我国流动性———如果外汇占款增加将会增加我国流动性，反之则会减少我国流动性。

论文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一、文献综述

（一）财务危机对于财务危机，国内外学者都对其做过大量研究，分别从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对财务危机进行预测。Beave（r1966）通过对财务指标预测财务危机有效性的研究发现现金流量，负债比率等指标对于财务危机预测效果较好；后续研究Beaver（1968）又发现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也会影响公司潜在财务风险；Altman（1968）的Z-score模型将影响财务危机的因素概括为营运资金比资产总额，留存收益比资产总额，息税前利润比资产总额，股东收益的市场价值总额比负债总额和销售收入比资产总额；Moyer,R.C.(1977)则在其基础上继续完善，认为未来预测模型应当加入其他因素使其更加准确，包括公司年限，宏观经济因素，收入稳定性以及对于风险管理手段的选择等；Dambolena,I.G.等人(1980)研究发现财务指标的稳定性也会对财务危机产生影响；Sush⁃ilB.Wadhwani(1986)认为高通胀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MalcolmSmith（2007）再次提出应该在现有财务危机预测模型中加入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宏观经济因素货币政策等，从而使预警模型更加准确；YipingQu(2008)通过分析2000年4月到2005年9月企业财务危机概率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得出不同宏观经济因素包括CPI、利率、汇率等对不同地方不同企业的财务风险有不同影响;F.DeGraeve,T.Kickb,M.Koetter(2008)认为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权衡关系，意外紧缩货币政策会增加公司财务风险;Jialiu（2009）的研究也表明宏观经济因素，包括利率、信贷、利润、通货膨胀等都会在长期和短期经营中对企业失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A.Bhattacharjee等人（2009）认为公司行为对破产和收购的影响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会提高破产风险，降低并购风险;吕峻等人（2008），李秉成等人（2013）的研究都说明货币政策对于企业财务风险有一定影响。

（二）过度投资过度投资会给企业价值带来严重影响，企业应合理安排投资，防止过度投资的发生。针对过度投资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两权分离问题（Jesen1986）；投资者过度自信（MalmendierandTate2005）；自由现金流过剩（Richardson,S2006）；管理者因素（姜付秀等2009，蔡吉普2009，詹雷2013等）等因素。以往文献集中于企业内部因素，对于外部因素很少提到货币政策的影响，AnilKKashyap等人（1994）曾通过对美国制造业企业在不同宏观环境下投资行为的研究发现货币紧缩期，企业投资行为较保守。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货币政策对过度投资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期，随着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利率，公开卖出有价证券等行为的发生，货币供应量会减少，从而引起资金短缺，此时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会相应减少，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增加。然而企业自由现金流减少会使企业过度投资倾向下降，管理者会更为理性地投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相反，当企业处于货币宽松期，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处于较低水平，货币供应量较多，企业的资金也就越充裕，企业可用于投资的自由现金流也相应较多，这会使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多投资，显然过度投资概率也会增加，企业资金较充裕同时会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结合上一篇过度投资与财务危机的研究结论，过度投资又会引起财务危机的发生，但存在一定滞后期。以此循环我们便得出图1。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二）指标选取与衡量1.货币政策指标本文拟采用李志平（2011）提到的名义GDP增长率与货币发行量M2之差MP来衡量货币政策，将MP大于0定义为货币紧缩期并令MP=1，将MP为负值时当作货币宽松期并令MP=0。经过调查计算在2004~2014年期间货币政策紧缩期为2004，2006，2007，2010，2011；货币政策宽松期为2003，2005，2008，2009，2012，2013。2.财务危机风险衡量指标在刘红霞（2004），岳上植（2009），李益骐（2009）等人对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研究得出的结论基础上，本文决定选择如下指标对财务危机进行预测。X1：名义GDP增长率与货币发行量M2之差MP,紧缩期取1，宽松期为0；X2：现金比率=(货币资金+短期投资)/流动负债；X3：应收账款周转率=销售收入/平均应收账款；X4：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X5：总资产净利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X6：息税前利润=销售收入总额-变动成本总额-固定经营成本=企业的净利润+企业支付的利息费用+企业支付的所得税；X7：资本积累率=股东权益增长率=当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的所有者权益×100%；X8：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现金净额-优先股股利）/流通在外普通股数量；X9：短期投资=持有时间不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有价证券和其他投资，包括各种股票、债券、基金等；X10：总资产周转率=（年末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100%；X11：息税前利润与资产总额比。上述指标中X3、X4表示的是企业经营效率，X2、X8表示企业的偿债能力，X5、X6表示企业的盈利能力，X7、X10表示企业的成长能力。3.过度投资指标基于魏明海（2007），辛清泉（2007），毛舒悦等人（2011），黄珺等人（2012）的研究，本文依旧选择Richardson模型来计算衡量企业的过度投资。模型二所述I值的取值与此模型得出的Iover（即残值ε）有关，当Iover大于0时I取1，反之取0。

（三）回归模型的建立为检验假设1我们建立了模型一：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对于财务危机模型，本文决定采用logit回归分析模型进行财务危机的预测。假设公司i在第t年发生财务危机与否是一个随机变量Yi,t。

三、实证分析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给危机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学界对货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对货币危机的传统理论及其最新进展做一综述，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平台。

关键词：货币危机理论；道德风险模型；羊群行为理论；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70年代后期的拉美货币危机开启了学术界对于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Paul Krugman是其中的先驱者，早在1979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构造了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他提出的货币危机的理论模型主要受Salant等（1978）对于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研究的启发。随后，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学者基于Krugman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对货币危机模型进行完善、修正，最终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一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不协调导致危机的爆发。当政府实施的扩张的货币政策和具有赤字化的特征的财政政策，本国货币的供应量会因此增加，外币的影子价格上升，即本币贬值，理性的投资者会抛售本币，持有外币，保证自己的资产不缩水；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本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央行会以固定的汇率卖出外币。在这一过程中，央行的外汇储备会随着赤字的货币化的加深不断减少，直至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固定汇率机制就会崩溃。而事实上，市场上的投机者的存在加速了这一过程，他们在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开始理性的投机冲击，不管外汇储备有多少，都会将其消耗殆尽。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与稳定汇率政策协调一致。在Krugman模型提出之后，诸多学者继续改进、完善Krugman的工作成果。Flood和Garber（1984）放弃了Krugman模型中市场上完全预见信贷过程的特征，将随机因素引入，认为投机攻击的时间的不确定性，构建了简单的线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着重突出一国商品在汇率崩溃前出现的相对价格行为，通过对蠕动盯住汇率体制的研究，指出汇率崩溃前存在的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恶化的现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学者的扩展一起构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又称为理性攻击模型，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较好地解释了“拉美型”货币危机，如1973～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1978～1981年的阿根廷危机。针对危机发生的基本面恶化的条件，政策制定者必须保证经济政策间的协调一致，维护加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保证基本经济面的良好。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全盛，然而第一代模型中，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外生性的变量，并没有考虑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很多发生危机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政府的行为在危机中也是有影响的。Obstfeld等人针对欧洲货币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货币危机的第二代模型。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单极还是多极；多极还是多元；激进还是渐进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等，具体资料请见：

次贷危机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唯一核心货币的基础，在美元汇率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世界经济遭遇衰退的背景下，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利益纠葛复杂，2008年11月9日和10日的G20会议并没有对未来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改革形式形成建设性想法。市场对未来核心货币的选择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有观点提倡回归金本位，有观点提倡让欧元取代美元，有观点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三足鼎立”。如此背景之下，本文循序渐进地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提出四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力图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寻觅发展方向和道路。

一、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

国内外一些略显激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复辟金本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混沌和动荡回归平静和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无法亲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汇兑本位时代，但在这些人看来，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经从57.16万亿美元骤减至30.76万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46.19％，而与此同时黄金却价值坚挺，从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黄金在危机动荡中身价徒增。毫无疑问，大多数与次贷危机紧密相关的要素都产生于信用货币体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审慎的次级房贷、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国政府长期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很多人将次贷危机的危害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并将期盼救赎的目光投向坚挺的黄金。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地讲，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有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论文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摘要]在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理论界一直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进行国际间的协调存在争议，然而在这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积极展开了各种反危机行动，不仅同时下调官方利率、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频频召开协商会议以共同缓解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从现实角度再次诠释了当代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含义。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尽管人类的脚步踏入21世纪的时间还不过10个年头，但始发于美国、并迅速波及到全球各国的金融危机就给人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为挽救世界经济的衰退，各国政府同时采取了明显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上演了国际范围内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协调行动，具体表现为持续降低利率、政府大量注资、金融机构国有化以及通过广泛开展货币互换协议、加强沟通对话等国际协作活动。这些货币政策的实施为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对经济的破坏性，增强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信心，但是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不仅理论界早有争议的观点存在，而且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各国间的货币政策协调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和谐的音符，本文拟从理论争议和现实情况两个方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展开分析，以期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一、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概念

一般而言，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就是指不同的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共同设置政策目标、积极进行交流并不断调整政策工具，以促使各国货币政策相互运作、配合适当的行为。经济学家瓦利奇(H.C.Wallich)将国际协作(collaboration)分为四种形式，从高到低依次为：协调(coordination)、调和(harmoniz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协商或磋商(consultation)，可见“协调”是国际协作的最高形式，它表示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较高，且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经济上的高度关联性并愿意采取积极的协作行动，如果这种行动表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称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二次大战以来，经济发展逐步表现出显著的全球化、一体化特征，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于是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那么，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究竟要协调什么呢?根据货币政策涵盖的内容及以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N.Coop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无外乎是三方面的协调：一是货币政策目标的协调。众所周知，货币政策有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五大最终目标，由于五大目标彼此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因此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已将维持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基本实现了最终目标的协调；在中间目标的确定方面，由于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量的可测与可控性的影响，西方各国也基本上将利率作为自己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当然，目标协调需要有关各国为了实现共同的政策目标而承担相应但不是过分不切实际的责任，特别是不能抱有“坐享其成”和“搭便车”的想法，否则协调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二是货币政策行动方向、力度以及实施时间的协调。这是货币政策实现国际协调的难点之处，因为每个国家或地区不仅经济要素的分配情况不同、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而且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经济的运行机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于是即使各国面临相同的经济冲击，经济的反应程度、具体采用的政策工具以及传输渠道都会表现出不同，最终的经济结果自然也不一样。三是货币政策相关信息的协调。由Fama的有效资本市场假说，我们可以联想到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公开披露、无渗漏传递、各国央行的准确解读以及正确、及时的货币政策决策，将促使货币政策实现高效率的国际协调，其中有关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预测、金融市场发展与结构变化以及货币政策意向等方面的信息交换与沟通最为重要。但显而易见的是，上述信息的公开交流不仅有成本，而且还存在是否对称和国家经济机密泄露等问题，所以要做到货币政策信息的协调也并非易事。

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争议

在理论界，最早开始关注货币政策国际协调问题的是James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收支》中指出，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会出现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去实现调控目标时，常常会导致政策目标发生冲突，这就是著名的“米德冲突”。之后，计量经济学家JanTinbergen进一步发展了Meade的理论，证明一国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必须使政策工具的数量不少于政策目标的数量，即“丁伯根法则”。20世纪60年代初，RobertMundell和MarcusFleming依据提出的“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区分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影响经济内外均衡方面的不同效果，并得出结论：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可以解决米德冲突。60年代后期，RichardCooper在分析Mundell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的缺陷基础上，指出在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存在“溢出效应”和“溢入效应”，因此在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具有明显的必要性。Cooper的研究为后来其他学者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理论界的相关研究却开始出现分歧，一方面继承传统理论的观点，主张国际间的货币政策有必要协调，另一方面却通过研究证明协调的收益并没有传统理论上讲的那么大，而且由于各国经济问题政治化、经济势力不均衡以及国际间协调的复杂性等因素的阻碍，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不但无法增进各成员国的净福利，甚至有可能带来净福利的损失，即货币政策的逆效协调。具体的观点如下：

[摘要]在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理论界一直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进行国际间的协调存在争议，然而在这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积极展开了各种反危机行动，不仅同时下调官方利率、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频频召开协商会议以共同缓解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从现实角度再次诠释了当代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含义。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尽管人类的脚步踏入21世纪的时间还不过10个年头，但始发于美国、并迅速波及到全球各国的金融危机就给人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为挽救世界经济的衰退，各国政府同时采取了明显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上演了国际范围内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协调行动，具体表现为持续降低利率、政府大量注资、金融机构国有化以及通过广泛开展货币互换协议、加强沟通对话等国际协作活动。这些货币政策的实施为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对经济的破坏性，增强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信心，但是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不仅理论界早有争议的观点存在，而且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各国间的货币政策协调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和谐的音符，本文拟从理论争议和现实情况两个方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展开分析，以期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一、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概念

一般而言，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就是指不同的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共同设置政策目标、积极进行交流并不断调整政策工具，以促使各国货币政策相互运作、配合适当的行为。经济学家瓦利奇(H.C.Wallich)将国际协作(collaboration)分为四种形式，从高到低依次为：协调(coordination)、调和(harmoniz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协商或磋商(consultation)，可见“协调”是国际协作的最高形式，它表示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较高，且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经济上的高度关联性并愿意采取积极的协作行动，如果这种行动表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称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二次大战以来，经济发展逐步表现出显著的全球化、一体化特征，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于是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那么，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究竟要协调什么呢?根据货币政策涵盖的内容及以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N.Coop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无外乎是三方面的协调：一是货币政策目标的协调。众所周知，货币政策有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五大最终目标，由于五大目标彼此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因此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已将维持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基本实现了最终目标的协调；在中间目标的确定方面，由于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量的可测与可控性的影响，西方各国也基本上将利率作为自己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当然，目标协调需要有关各国为了实现共同的政策目标而承担相应但不是过分不切实际的责任，特别是不能抱有“坐享其成”和“搭便车”的想法，否则协调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二是货币政策行动方向、力度以及实施时间的协调。这是货币政策实现国际协调的难点之处，因为每个国家或地区不仅经济要素的分配情况不同、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而且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经济的运行机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于是即使各国面临相同的经济冲击，经济的反应程度、具体采用的政策工具以及传输渠道都会表现出不同，最终的经济结果自然也不一样。三是货币政策相关信息的协调。由Fama的有效资本市场假说，我们可以联想到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公开披露、无渗漏传递、各国央行的准确解读以及正确、及时的货币政策决策，将促使货币政策实现高效率的国际协调，其中有关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预测、金融市场发展与结构变化以及货币政策意向等方面的信息交换与沟通最为重要。但显而易见的是，上述信息的公开交流不仅有成本，而且还存在是否对称和国家经济机密泄露等问题，所以要做到货币政策信息的协调也并非易事。

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争议

在理论界，最早开始关注货币政策国际协调问题的是James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收支》中指出，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会出现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去实现调控目标时，常常会导致政策目标发生冲突，这就是著名的“米德冲突”。之后，计量经济学家JanTinbergen进一步发展了Meade的理论，证明一国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必须使政策工具的数量不少于政策目标的数量，即“丁伯根法则”。20世纪60年代初，RobertMundell和MarcusFleming依据提出的“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区分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影响经济内外均衡方面的不同效果，并得出结论：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可以解决米德冲突。60年代后期，RichardCooper在分析Mundell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的缺陷基础上，指出在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存在“溢出效应”和“溢入效应”，因此在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具有明显的必要性。Cooper的研究为后来其他学者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理论界的相关研究却开始出现分歧，一方面继承传统理论的观点，主张国际间的货币政策有必要协调，另一方面却通过研究证明协调的收益并没有传统理论上讲的那么大，而且由于各国经济问题政治化、经济势力不均衡以及国际间协调的复杂性等因素的阻碍，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不但无法增进各成员国的净福利，甚至有可能带来净福利的损失，即货币政策的逆效协调。具体的观点如下：

【内容简介】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地无限制的流人与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债务国有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银行投机和金融危机——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90年的危机，到后来发生的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在这本文笔简练、分析透彻的著作中，欧洲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让?梯若尔分析了上述危机的特征，防范危机的制度改革，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全球金融体制的重建等重要问题。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摘要：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金融体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以支撑人民币的升值，现在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是投机资本作用下的一种扭曲反映。人民币贸然升值的结果，是经济泡沫、通货膨胀、非贸易品资产高涨、贸易状况恶化、中国经济将沦入严重衰退甚至陷入货币危机。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对外贸易银行风险债务危机货币危机

由于预期人民币升值，自2002年底以来外资尤其是美元持续流入我国。当前更是由于美国汇率贬值以及人民币利率提高，诱使大量国外投机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这部分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赌人民币升值。人们对人民币的高估，将受到格雷欣法则的惩罚：如果市场上有两种货币——良币和劣币，只要二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等同，因劣币成本低，人们在使用中往往会选择劣币，储存良币，久而久之良币会退出市场，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原理。

对于我国现在面对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分析我国的人民币是否真正的被低估；我国的经济实力是否能够支持人民币的升值，也就是说人民币是不是真正的“良币”。如果我国放开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肯定会升值，这就给大量的国际投机游资提供了可乘之机，冲击我国货币，我国人民币在被高估情况下将很快就会面对贬值风险，引发大量资本外流。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很多国家经济状况也很良好，就是因为对本币价值的认识不足，高估本国货币，放开资本帐户，顶住美元。结果在巨大投机资金的冲击下发生货币危机。

我国经济基本面分析：

一）经济增长

我国GDP的增长这几年保持在8％左右，但是从表一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投资拉动。数据显示我国近3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7.91％，而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平均为15％。投资大小容易受国家政策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波动性很大，投资占GDP的比例大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具有很大的波动，这种经济增长结构很难支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消费具有粘性，能够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保持稳定。产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居民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注意提高消费水平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必定很快会陷入产品供过于求，经济产生萎缩，工人失业，工厂倒闭，通过金融系统又会引起银行坏账增加。

二）我国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