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范文精选

摘要：货币错配是新兴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问题，它具有净外币负债和净外币资产两种表现形式。在新兴市场中，只要其银行体系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不管表现为哪一种形式，都会增加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且在宏观或微观经济基本面恶化的情况下，可能引发银行危机甚至是货币危机。此外，当出现不利冲击时，银行体系中存在货币错配将会导致其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恶化。

关 键 词：货币错配；银行危机；货币危机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4-0049-06

一、引言

货币错配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和家庭等）在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过程中所存在的资产与负债或收入与支出计值货币不同的一种状况（夏建伟等，2006）。[1]显然，汇率的波动会导致存在货币错配状况的经济主体的净值或净收入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并导致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等）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现行以美元和欧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一国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货币错配问题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本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和国内金融市场欠发展的新兴市场中。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型货币危机的学者（施建淮，2001；Bunda, 2003）发现，这些经历过危机的新兴市场具有如下一些基本事实：实行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进行了迅速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大量国际资本经由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中介流入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中存在着严重的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明确地或隐含地对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行担保等。[2-3]据此，一些学者们认为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会对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而且可能是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Mishkin, 1996; Krugman, 1999; Allen et al., 2002; Mulder et al., 2002)。[4-7]

进入21世纪后，新兴市场在经历了艰难的发展初期后，经济普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贸易项目上的逆差已经缩小或转为顺差，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和金融机构的净对外资产开始不断增加，但经济总体的净对外头寸和净国际投资头寸仍然为负值并在增加（少数新兴市场除外）。因此，在新兴市场中，存在着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的外汇储备和净对外资产不断增加与经济总体负的净对外头寸和净国际投资头寸（净对外负债）呈扩大趋势的两种不同方向的货币错配。新兴市场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的外汇储备和净对外资产的不断增加，直接对本币形成升值压力；而经济总体的净对外头寸和净国际投资头寸为负，则可能对本币价值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进而可能影响新兴市场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

根据新兴市场的经济特征，研究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对其金融安全的影响，并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控制货币错配积累，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货币错配条件下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发生机制；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采用1985-1999年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季度数据，选取几个重要指标，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从货币危机的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与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关系密切，因此，为了避免和缓解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应在实现内外均衡和深化金融改革的前提下开放资本账户。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度；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货币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经常账户开放，使得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开放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于资本账户开放能否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界还存在着众多争议，但是资本账户开放的确在资本流动、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资本账户开放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本账户的有效开放，就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研究采用何种形式开放本国的资本账户，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本文试图从亚洲货币危机的视角，选取1985—1999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六国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一、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1.货币危机及其指标体系

对于如何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指标。关于货币危机指标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关注单个国家危机期间的指标变化，另一类同时关注多个国家的指标变化。

大部分对单个国家的研究是为了解释特定国家货币危机的成因。这些研究包括Blanco和Garber对1976—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Cumby和VanWijnbergen对阿根廷危机的研究；Goldberg对80年代墨西哥危机的研究；Pazarasioglu和Otker对1994—1997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通常都以国内宏观经济指标来解释货币危机，如低的外汇储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较高的利差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的指标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无疑增加了测度和预警货币危机的难度，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非常重视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将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看作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最重要的指标。

7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理论一直是理论界的焦点之一，有关货币危机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数量急剧增加。在此，本文对已有的货币危机理论文献作一简要综述，总结已有的理论成果，并进行比较。由于本文总结的是理论发展，因此不涉及实证研究。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Exchange-RateRegimes，SomeLinear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字串6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attack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摘 要：本文对货币危机产生前经常账户的各项指标变化进行分析，试图建立指标变化与货币危机产生的相关关系，并进而推论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预警货币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以产生货币危机各国实证数据为基础，联系国内相关指标的特征，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就我国如何吸取各国之经验，在经济发展中防范和化解可能带来的或累积的货币风险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危机；经常账户；指标特征；预警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6)04-0033-05

货币危机的产生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冲击，并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频频发生，其范围不仅限于某一独立国家（墨西哥，1994），其带来的传染效应使得危机的辐射范围扩大至某一区域（欧洲，1992；亚洲，1997）。危机产生的原因也不再限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即使经济基本面表现良好的国家也有可能遭受突如其来的投机资本的攻击而产生货币危机，这就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货币危机预警方面的研究，①试图通过建立某种机制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测和防范。

一、货币危机的定义

保罗・克鲁格曼（1979）对货币危机进行如下描述“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同时为简便起见，钉住方法主要是通过外汇市场干预进行；在这一汇率基础上政府的外汇储备不断下降；某一时点上，由于突然性的投机性攻击，储备迅速耗尽，政府无法捍卫钉住汇率制度。”从已发生的货币危机来看，危机不仅仅造成国际储备迅速大幅下降，也往往伴随着货币的迅速大幅贬值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急剧波动。本文以危机发生时的上述伴生状况为货币危机的定义。

当全世界都在用“战争”一词来界定围绕储备货币发生的争执与变革的时候，偏偏忽视了储备货币体系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储备货币危机，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则出现在长期失衡的贸易体系当中。

美国当然要对储备货币无法继续支持世界贸易增长负起责任。如果白宫此前的几位当家人能够正视美国经济长期保持的低投资率——与世界上最贫困、经济增长最缓慢的撒哈拉以南国家不相上下，将来自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为美国赢得的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用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持续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增强国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能力，而不是毫无节制地扩大同样是债务型的消费，以及盲目扩张与此有关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那么，金融危机原本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化解。

不仅如此，美国长期以来的海外投资扩张，其本质依然是美国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的扩张，虽然明显提升了大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在生产力快速向海外流失的同时，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节节攀升。这进一步促进了支撑美元信用的基础不断裂变。

不过，一味地追究美国的责任，而不是同时反思本国的责任，绝不是一个好的态度。

换一个角度看，钱是用来花的，储备货币与任何货币一样，归根结底的用途是交易的媒介。如果发行在外的储备货币加快周转，而不是被一些国家大肆囤积，那么，当前的储备货币危机也不会严重到如此地步。

来自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7年，世界外汇储备合计由1.55万亿美元大幅增长到4.3万亿美元，累计增加额多达2.75万亿美元，相当于前10年累计增加额的4.4倍。其中，仅来自中国的增加额就高达1.4万亿美元，占以上世界外汇储备合计增加额的51％。加上日本、俄罗斯、印度及巴西同期的表现，5国合计增加额为惊人的2.82万亿美元，是同期世界外汇储备增加额的1.03倍。

储备货币的囤积，说明世界贸易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也意味着囤积储备货币的国家未能将外汇储备贡献的流动性用于促进国内经济的更快发展。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长期依赖贸易顺差贡献的流动性增长。那些真正富裕起来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借助于出口快速增长期间获得的流动性来加快本国经济的结构型转型，进而实现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后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由于劳动力成本具有十足的刚性，一旦成为制约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注定会使本国经济增长的链条出现断裂。

作者简介：高赛，女，1989年生，山东省淄博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2011级金融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给危机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学界对货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对货币危机的传统理论及其最新进展做一综述，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平台。

关键词：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综述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始于70年代后期的拉美货币危机，Paul Krugman 早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构造了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他提出的货币危机的早期理论模型是基于Salant和Henderson（1978）关于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研究。在Krugman的理论框架下，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改进、修正了这一模型，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与稳定汇率政策协调一致。货币政策的财政赤字化会造成本币供应量增加，本币继而贬值，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投资者会选择持有外币；此时央行在固定汇率制下以固定的汇率卖出外币。随着赤字的货币化，央行的外汇储备将不断减少，当外汇储备减少殆尽，固定汇率机制就会崩溃，此时货币危机发生。若是存在投机者时，当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投机者就会对本币发起冲击，耗掉央行的最后外汇储备，导致汇率崩溃。在Krugman的工作基础上，诸多学者继续改进、完善Krugman的模型： Flood和Garber（1984）将随机因素引入构建了简单的线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强调了汇率崩溃前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行为，通过分析蠕动盯住汇率体制，指出了汇率崩溃前存在的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恶化的现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学者的扩展构成了著名的第一代模型，它较好地解释了“拉美型”货币危机，如1973～1982墨西哥危机、1978～1981阿根廷危机。第一代模型主要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即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过度扩张、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等。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必须保证政策间的一致性，不断强化宏观经济基础变量。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摘要】随着美国雷曼兄弟的破产和美林银行被收购,2008年金融次贷危机进入了新高潮,从而引发了全面的经济金融危机。2009年至今,此次金融危机对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其影响正不断从金融界蔓延到经济实体等行业,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我国来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选择,是消除金融危机,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过渡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文对金融危机下我国基于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选择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扩大内需货币政策

一、引言

总理在2009年“两会”期间说,2009年可能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成果极为艰巨的一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间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在2008年开始逐渐蔓延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灾难中独善其身。2008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出现大幅下滑,经济下滑、失业和市场信心锐减随之而来。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迅速出台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货币政策是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在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疲弱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已迫在眉睫,扩大内需成为经济转型面临的迫切问题。

二、金融危机与扩大内需

此次金融危机为“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是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蔓延到我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急剧下滑,归根结底在于我国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出口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造成我国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储蓄和消费模式。我国的高额储蓄和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支撑了大规模国内投资和经济高速增长,也弥补了美国的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美国为我国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品出口市场,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中美这两种消费模式的差别形成了长期以来两国经济的互补。然而,这种“互补”经济模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次贷危机的爆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全球储蓄和消费模式极度不均衡的必然结果。此次金融危机更加彻底地暴露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消费比重过低,内需不足的严重弊端。因此,200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09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内需、保增长”的方针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内需是我国新阶段货币政策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无论是从当前反金融危机的现实需求出发还是从中长期转变经济根本发展方式出发,都刻不容缓。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基于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具体措施

1.明确“扩大内需”货币政策的各期具体目标

摘要:本币升值的压力下，为维持固定汇率，一国买入大量外币，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外汇比重，直到货币供给被外汇占款控制，该国放弃固定汇率制而转向浮动；该国货币短期内大幅升值拖累了经济增长，逐利的国际游资撤离使经济泡沫的破灭，损害该国经济发展。中国应加强资本管制，深化金融管理，促进人民币自由浮动。

关键词:本币升值 货币危机 人民币汇率

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1998）》，在被研究的53个国家经历了158次货币危机，其中发达国家42次，发展中国家116次。近年来货币危机的发生频繁，传染性和破坏力也在增加。

一、本币升值引发货币危机的机制

根据货币主义的国际收支分析法，构建本币升值引发货币危机的分析框架。

(一)基本假设

1.A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2.在不假定A国资本开放的情况下，国外资本仍可以从各种渠道（包括虚假贸易、虚假外国投资等不合法渠道）进入A国市场。逐利的国际资本对一国外汇市场供求的影响远大于进出口变动的影响。

编者按：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引发出一场关于危机起因和如何化解风险的激烈讨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真的导致了本轮危机?货币政策朱来的变化趋势如何?货币政策未来是否需要修正?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内在关系究竟是什么?瑞典中央银行副行长拉尔斯斯文森的这篇演讲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就货币政策所应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除利率之外的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新兴市场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等问题作了深刻精辟的分析。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货币政策　金融稳定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制　新兴市场国家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2)02-04-05

拉尔斯・斯文森瑞典经济学家，现任瑞典中央银行副行长、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拉尔斯・斯文森先生致力于推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在其担任瑞典中央银行副行长期间，于2009年7月率先倡导并实施了“负利率”政策，并因此闻名。

拉尔斯，斯文森先生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是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期间，加盟该校的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就职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特拉维夫大学等高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英格兰银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研究中心等金融机构，也曾任世界银行、瑞典财政部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著作有《市场竞争和跨期资源配置研究》、《瑞典的货币政策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等。

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一场关于危机起因和如何化解危机所带来的风险的讨论已经如火如茶地展开。有人认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危机埋下了伏笔。有人则更为关心货币政策未来的走向，鉴于其在本轮危机中的表现，人们积极地讨论着未来是否需要对其进行修正，以及如何重新定义其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等问题。本文将重点讨论货币政策从危机中所应吸取的教训，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除利率之外的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新兴市场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等话题。本文主要观点如下

(一)危机是由货币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引致，即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全球失衡以及美国房地产金融政策所导致的低利率等)的监管不到位，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本身并没有引致本轮危机。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即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危机共生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仅局限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共生；①而对另一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②84％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性，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性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效应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是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即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间联系的可持续性。

二、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共生性与联系效应综述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性文献（Chiodo和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和Mackowiak,2000）中。[2－5]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问题的学者，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这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Dreher等，2004）。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并在对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和Tong（2003）、Dreher等（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等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和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二是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③即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和Tong（2003）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Dreher等（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等，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和产量损失、失业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行为会使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同时，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则会使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④此外，Bauer等（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理。他们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并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11]Calvo（1998）、Benigno和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