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哲学不应走上僵化之路。中国哲学之创新和发展是中国学人面临的一大课题。若干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的语境下对此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于欧美的后现代主义目前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已由“边缘话语”成为“世界性话语”，表征出西方哲学一种新的发展形态。崭新的西方哲学形态再一次与古老的中国哲学相遇、碰撞。

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之现代价值、创新与发展的原则。希通过此文，为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中国哲学；现代价值；创新与发展

一、后现代主义的英文是postmodernism。前缀“后”（post）一词在英语中有双关性：一是指“不”（not），表“否定”；二是指“高于”（hyper）, 表“超越”。基于对“后”的含义的不同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要可以分为两派：一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Derrida）、 福柯（Foucault）、利奥塔（Lyotard）、德鲁兹（Deleuze）, 美国的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反现代主义”，主要特征是否定性。二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蒂（Rorty）、霍伊(Hoy)、格里芬(Griffin)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超越现代主义”，主要特征在于建设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其本质在于“重释”、批判“现代性”，即对起源于希腊的西方传统哲学及继承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现代性（modernity）以及现代性导致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格里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主义属于“问题哲学”，没有统一的思维范式和理论框架。其基本思想概括如下：

1．反对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建基于基础主义之上。所谓基础主义，是指一切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必须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学说。这种基础是由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构成。后现代哲学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反对形而上学。他们认为，现代哲学反对前现代哲学是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人”取代了“上帝”，但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并没有改变。后现代哲学家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第一原理”，也没有先验的假设。另一个层面是反对传统的哲学理论框架和等级体系。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的哲学框架和体系是“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它所带来的是“权威话语”(discourse)和“现化性神话”。而实际上，每个人认识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因而对世界的解释是无限的，意义是多元的；知识和真理不是以表象为基础，而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用小型叙事（mininarrative）来取代宏大叙事。

2．解构（deconstruct）本质主义。所谓“解构”（消解），是指对于理论体系及其根据、矛盾等的分析和批判。后现代哲学家对本质主义的解构主要集中于对中心主义的消解。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它认为存在着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而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其实质就是假定存在着一个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它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理念、实体、上帝等等。这种思想在西方哲学中一直处于主流并封闭着人们的思想，它是“理性的霸权”，使人们在把握世界时以牺牲事物的丰富性为代价。德里达主张用“分延”和“异质”来消解这样的中心和结构。

现代哲学认为，“言语”优于“书写”，而“书写”是低一层次的。因为“言语”更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书写”则在我们和我们想理解的意义之间塞入了“文字”这样一个附加符号层。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声音中心主义”。他反对说，“言语”不过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书写”则比言语更能反映符号“不在场”的本质，因而“书写”比“言语”更具有优越性。德里达通过颠倒“言语”与“书写”的等级关系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从而也就进一步颠覆了建筑在原有语言结构上的传统形而上学。

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具有丰厚的学术内容，并直接或间接涉及与中国哲学（史）相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究竟中国有无哲学、究竟如何看待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等，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在此将这些成果的内容略加表彰，并对有关问题稍陈管见。

一、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相及其近代以来的际遇

中华民族是拥有悠久哲学思维传统、高明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哲学理论资源的伟大民族。有学者曾经通过梳理八卦、五行、阴阳、太极观念的发生与形成过程，并抉发这些观念的哲学内涵，认定“从传说为伏羲始创而至迟在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的八卦观念，到同样于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甚至更早的五行观念，再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便已成熟的阴阳观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纪出现的太极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一贯的哲学思维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断言，那种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论点，完全是傲慢的偏见或无知的臆说”①。

不过，中国虽然拥有悠久、高明、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中国古代可以被归入现代所谓“哲学”范畴的关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根本问题的论说，都浑融于经子之学乃至史学和文学之中。中国古代学术的这种特点，当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相关，我们的先人在面对当下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往往从根本处、总体上以及历史传承中设思，穷原竟委，比类属义，从而贞定思想立场，这样，他们的认识成果就不免具有浑融的特点了。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国古代学术特点自有其价值所在，仅从它积累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博大精深、宏富赅备的学术文化资源这一端即可证明。只是在近代西方凭借富强优势而逐步获得全球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中国古代学术相对于西方分类学术标准才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学术分类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随着19世纪末维新人物将日本学者西周借用汉字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新创的“哲学”一词引入中国，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便逐渐被从浑融的学术资源中提取到专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也就开始了学科化的历程。

从有实无名到名实俱备，从浑融到专门，从学科体制中的附庸蔚为大国，亦即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变至今业已经过百年发展。一般人对于这一过程不知其详，往往以为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振古如兹；而业内人士对于这一过程则颇多争论。坚持中国学术根源性的人士认为，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结构来切割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内在神气的丧失；以西化的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国传统观念（所谓“汉话胡说”），又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由此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而执守西方哲学标准的人士则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缺乏哲学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没有绝对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过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因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①。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在拒斥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课题撰写的一组论文，便显得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

田文军教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录》）、《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萧萐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等。这些论文展示了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以及由中国哲学的承传发展所构成的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勾稽出他们在进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指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与局限，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关于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推王国维。《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一文第一节拈出王氏《哲学辨惑》（1903）、《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4篇文章，阐发了王氏关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等观点，陈述了王氏对于“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麴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这类现象的批评，表彰了王氏对张之洞等朝廷重臣将哲学排斥于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门类之外这种不当做法的批驳，以及针锋相对提出的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大学哲学学科课程设想。尽管作为布衣书生的王国维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当时的体制内得以确立，但是，“王国维早年给予哲学的关注与热情，对于后来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建设中独立发展的影响，却少有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所能比拟。同时，在现代中国学术领域，哲学学科的确立，当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形成的基础与前提，而王国维对于哲学的推崇与辨析，对于确立这样的基础与前提，也可以说是居功甚伟”②。即是说，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民国初年最终得以确立，王国维功莫大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2-389-02

摘 要 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相结合、把握中国特色主义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浅述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说中国古典文献中没有“哲学”这个词，或者说中西思想传统差异极大，用“哲学”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会有极大困难，都不是什么新发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如胡适、特别是冯友兰早就对此有自觉。（景海峰教授在《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对此有所分析）在一个世纪之后，要质疑这个学科的合法性，起码得先了解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思想文化功能。

我曾经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考察，包括：一、它的建立与演变同现代思想文化的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二、整个学科背后自觉或不自觉的方法论预设。关于第一点，它是同中国现代文化（包括思想的与学术的）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冯友兰就说，“......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哲学，则无此困难。”虽然现代文化整体上是西学放下的框架，但不要忘记，接受西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也是源于西方）的生活方式。第二点，用“哲学”解释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某些内容，是通过比较进行的。一开始如梁启超在各种“泰西学案”中要向国人介绍培根、笛卡儿及康德，就分别借朱熹、孟子及王阳明来解说。其方式虽然有些简单，但要介绍或解释一种陌生的事物，你就需要运用固有的知识资源，否则就无法取得成效。一旦西学的价值深入知识界以后，理解的框架就被颠倒了，所以就有“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其实，比较与解释是相通的，一旦比较的标准往单边倾斜，就变成解释。“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方法上就是变比较为解释的产物。就历史影响来看，这个学科的建立或这个论域的开辟，对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第一，它为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中西精神文化的异同提供学术讨论的途径，胡适把哲学定义为对生活中根本的问题寻求根本的解决，正是为此提供概念框架。要否定它，得提供另外一种比它更好的学术言路。第二，对现代的“中国哲学”创作提供学术资源，如冯友兰建构性“新理学”与牟宗三诠释性的新心学。不管古典中国的“哲学”形态如何，推动以传统为反思对象的哲学创作总是重要的。有了这两点，这个学科存在的意义就毋需置疑（参考拙作《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析》、《论比较哲学——从现代中国学术的经验看》中的相关论述）。

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哲学史”学科不需要进一步检讨，更非表示我们对它的现状非常满意。相反，的确存在让人感到忧虑的地方。概括地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许多教科书式的著述中，传统思想被纳入西方哲学的分析框架后，固有的完整意义被肢解，变得面目全非。这样，读经典与读教科书的解说，感觉完全脱节。一是这种模式化的哲学史叙述，往往用中国概念比附西方哲学范畴，中国古典无形中变成说明西方哲学的例证。不需要更深入的阐释，而只作简单的归类判断即可，结果是变得越来越没有哲学味。我想，这是“中国哲学史”的怀疑论者试图摆脱它的根本原因。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表面上不一样，其实根源于相同的原因，首先就是对西方哲学缺乏稍为深入的了解。事实是，中国哲学学者，很少有能同西方哲学专家在同一专业水平上讨论西方哲学问题的。怀疑论者大概能同意这一判断。但是，如果怀疑论者以为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本体论与认识论，谈中国“哲学”便是对此不了解而导致的错误，我就想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一个世纪来，用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大多数范畴，如本体、现象，主体、客体，共相、殊相，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感性、理性，原因、结果，先验、经验，等等，哪一对与本体论或认识论无关？基本上，它们都来自西方近代哲学，即唯理论、经验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这些范畴如果被不恰当地用来理解中国“哲学”经验的话，有可能是由于对西方哲学理解的偏差，也有可能由对中国经验理解不当所致。我不想说它们都是乱用的，只想说在许多情况下被滥用了。情形很可能是，传统论说者同怀疑论对哲学的理解恰好一致，他们地差别表现在对中国经验的对立看法上。而这两者对哲学的理解是过份狭隘了。正因为这样，我以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需要改进，而不应放弃。“需要改进”是针对传统论说，而“不应抛弃”则针对怀疑论调而言的。

我的态度也是建立在对“哲学”的一种理解上。没有人能找到一种古今哲学家都能接受的、固定不变的哲学定义。形而上学—本体论在中世纪、在近代的位置举足轻重，但进入现代则成为不同哲学流派的众矢之的。尼采反它，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也反它。同是反本体论，逻辑实证主义是从认识论的阵地出发的，而尼采、海德格尔则连认识论也一起攻击。罗蒂更绝，提倡“后哲学文化”，连哲学也准备放弃。其实以康德或黑格尔为标准，古希腊的智者也未必合乎要求，至少他们没有提供理论论述上体系完备的哲学著作。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分析入手，揭示哲学这个词同“游戏”一样，都不存在什么本质规定，而是一种“家族类似”概念。我想是能说明问题的。既是“家族类型”，那就表示：一方面，在“哲学”一词所能指称的各种思想或知识现象中，没有严格划一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这些现象中也有一些离散的或相对接近的特征存在。以西方哲学史中公认的哲学家为标本取样，我们可以找到谈本体、认识、主体、存在、真理、自然、人性、神性、理性、道德等不同的论题。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同时对这些论题有兴趣，每个人关心的侧重点可以不一样。所以，谈哲学也可以只谈论其中个别问题，甚至从中派生出新的论题来。例如，维特根斯坦就从前期的谈逻辑转变为后期的谈语言，并由此展开一个新的哲学论域——日常语言分析。其实我们还可以说，哲学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对象。决定所谈内容是否是哲学，不仅话题重要，有时候谈法或论述方式更重要。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经典的哲学话题，在许多教科书式的作品中，可以被谈得索然无味。于是，我们又可以引出新的问题：存在标准的哲学论述方式吗？追问起来，又是需要不断分析澄清的问题。说有，很容易被指出它不是论述哲学特有的方式。说无，则无法说明日常话题又是如何可能变成哲学论题的。也许，不断寻根问底的问答就是导致哲学问题产生的方式之一。其它的方式也是存在的，但不说一篇短文、就是一辈子也难以就此说清楚。这不是要故弄玄虚，而是想提醒注意，在讨论如此重大的精神文化现象时，不要把问题简单化。同时还想表明，以此为参照，用“哲学”讨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某些论题，自有它的正当性。

胡适说，“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个说法很聪明，既涉及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又为从中国传统寻哲学找到正当的理由。像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怎可能没有人从根本上想过人生中切要的问题呢？虽然作为定义不算合格，且胡适后来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也不成功，但“根本”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下面粗略列举一些可能是“根本”的问题：讨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天人关系”，关于人的本质的“性”，探讨未知力量的“命”，寻求最佳生存方式的“道”，描述宇宙发展动力的“阴阳”，等等。这些问题既不是从另外的问题推演而来，相互间也无严格的推导关系，然而却可能是回答许多其它问题的前提，所以是“根本”。但这些问题也很难从西方哲学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因而是中国的。有人会说，这些所谓“根本”的问题，也是宗教的问题。我承认西方宗教与哲学共享着一些问题，如神学与伦理学都讨论道德，但不能由此就说，道德问题就是宗教问题。关键在于讨论的方式。如果有人一定要说，上述这类问题的传统论述都是宗教式的。那退一步，我们还可举出不仅从问题，而且连论述方式也能与西方哲学会通的问题。例如，庄子《齐物论》中关于人与物甚至人与人相知难的论述。它由不同的主体均有自己的“知”，即自主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及权利，由此导出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的态度。《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所涉及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还有《肇论》关于“物不迁”的辩论中，对理解一个人成长或衰老过程中的同一性的疑难。这三个论题都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问题有关，第一个是以对人相互沟通的可能性的质疑为前提，第二个涉及认识过程中概念的使用及吊诡，第三个则是理智如何把握变动中的事物。除第一点混合有隐喻的修辞外，其它二题采取的都是对概念进行分析的方式。与古希腊哲人的说法比，它们非常“哲学”。进而言之，如道家的“道”、玄学的“无”及理学的“理”，这类与经验相对，然而又超越于经验的概念，都是古代学者把握人生与世界的基本范畴。说它不是哲学，而是宗教，宗教学者也可能以某一类型的宗教观念对之提出类似的异议。或许有人主张，既不要哲学也不要宗教，就叫儒家、道家，或玄学、理学好。那就是要把古典观念同现代学术文化彻底切割开来，做得到吗？

为“中国哲学”的正当性辩护，得建立在对“哲学”现象更全面的理解上。同时，也得强调，不是所有我们打算称做哲学的论题，其它文化中都有一致的见解。哲学不仅表现为理论范畴，更重要的也许是论述方式，不要轻易把不同范畴划等号。论述方式也不限于一种套路，但西方哲学中以系统的理论分析见长是事实，这种思想方式对发展现代学术很重要，现代哲学史学者需要学习与培养这种思想方式。简言之，“中国哲学史”研究既要理解古典精神的完整性，又要有把它诠释成不仅现代读者可以了解、而且能从中得到启发的努力。

这样说即意味着，研究中国古典哲学不只是用于比较文化、沟通中西，虽然这仍然需要，而且要推动中国哲学创新。依冯友兰的区分，中国哲学有“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底哲学”之别。“中国的哲学”意即“哲学在中国”，今日在中国研究或发表的哲学论文都在此列。而“中国底哲学”则指其内容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如冯氏的“新理学”（陈来教授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对此有论述）。我这里的“中国哲学”指后者。以冯氏为例就可显示“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的区别。冯的方式是接过传统中的哲学问题，然后用现代的哲学论述方式予以表达。就此而言，只要中国古代有哲学问题，即使没有完整的哲学论说，我们仍然可进行中国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带有创作的性质。但我想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即使不从古典的哲学问题出发，我们是否仍可进行“中国哲学”研究？想想西方哲学家的创作经验，他们的研究对象，无非是理论与生活经验。没有生活经验的哲学研究，只是哲学文献研究。但是生活经验有古有今，在生活方式日益全球化的背景，哲学反思的结果可能是国际性的，很难说是属于哪国哲学。但如果反思的是古代生活的经验，它就与相关的文化观念难以分割。中国思想经典有一个特点，就是表达思想观点同提供生活经验相一致，它体现在各式各样的语录、对话录、传灯录、传习录中。这类语录实际就是以对话为中心的各种思想生活的故事，即古典思想家的生活经验。里面自然有大量的哲学问题供后人继续探讨，但更有许有没有明言的思想资源等待挖掘。对这样的资源作充分的挖掘、加工，我以为也是中国哲学创作的另一途径。最近我们以“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典哲学”为题，召开一次研讨会（中山大学，2003年3月），便是试图推动这一工作的尝试。

西方文化中历来有所谓“哲学”一门，此门学问源远流长。比照西方的哲学叙述和讨论，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都曾讨论到“中国有没有哲学”或“什么是中国哲学”。其实，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本来，即使在19世纪以前的欧洲也不成其为问题，至少在1687年，巴黎已经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莱布尼茨颇受此书影响，他自己后来写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又名《关于中国哲学的信》，1716年）。对于莱布尼茨，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他自己颇为之所吸引。

黑格尔固然贬低中国哲学，但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仍列有“中国哲学”一节。康德似少谈到中国哲学，但这位被尼采称为“柯尼斯堡的伟大中国人”，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仍强调：“以道德哲学高于理性所有一切其他职务，故古人之所谓哲学家，常特指道德家而言；即在今日，吾人由某种比拟，称以理性自制之人为哲学家，固不问其知识之如何浅狭也。”在康德的哲学家定义下，历史上的儒学大师当然是哲学家。

黑格尔之后，伴随近代西方的强盛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形上学传统不强，认识论与逻辑不发达，即使中国有哲学，也偏于政治与伦理。其实，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意识影响下的局限。近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转向”发展到“语言的转向”，出现了消解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努力，乃至海德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终结”的断言，彻底改变了现代哲学的问题视界。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古典哲学的傲慢也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越来越成为哲学的关切焦点。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近年来坚持“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对欧美哲学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不同于20世纪前期的新背景。

一、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

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二、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11-0010-02

摘要:科学是讲求一脉相承的，在我看来近代科学的产生主要不在于继承了希腊的文明，而在于继承了希腊的精神，一种乐观、乐于开拓的精神。虽然古希腊的实验理性，逻辑理性和数学理性的解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推动作用，但是却并非必须。而希腊民族的乐于进取的精神才是近代科学产生土壤。哲学和实践相结合使这精神得到了极大发挥，于是文艺复兴不久的欧洲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对于科技哲学而言，它的进程发展是有自己道路的，它的轨迹并不是复制与古希腊文明，而是在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一门学科。

关键词:科技哲学 古希腊哲学 结合

1 古希腊哲学

1.1 古希腊哲学的概念:对于哲学，我们都知道它最基本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而对于古希腊哲学，我们具有知道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古希腊哲学（Graeco philosophy）公元前6～公元5世纪出现在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小亚细亚西部、意大利南部的哲学学说。又称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最初发生和发展的阶段。古典希腊哲学，或称早期希腊哲学集中在辩论与质询的任务。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早期希腊哲学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从早期穆斯林哲学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的普通科学。

1.2 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地位: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古希腊哲学。在宗教方面，古典希腊哲学对早期不同宗教的希腊化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中，古希腊哲学是它的幼年时期。最初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不满足于原始宗教和神话，根据自己的直观，以人类正常的常识为依据，用自然现象本身来说明世界；他们从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中看到它们的统一和联系，看到它们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看到它们的矛盾和对立。这对后现代的科技哲学的影响至深。

2 科技哲学

2.1 科技哲学的概念:科技哲学就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简称。科学技术哲学属于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社会，我们从事的大量的活动，很多都是可学的活动，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科学，与此同时，哲学在日常生活中夜如影随形。

哲学的祛魅——当代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

哲学旨在通过联系的方法来阐述问题，使人了解我们的经验世界，并为创造更伟大的创造而作各种尝试。一种哲学思想的变化，往往能决定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甚至带来某种巨大的社会变革。

一、哲学史概说

科学和哲学可以说都起源于宗教，或者毋宁说，起初科学、哲学、和宗教是一回事，神话是了解世界最原始的尝试。因此，在西方世界有一句名言“神学大于科学”，就是这个道理。人最初根据自己浅薄的经验来解释那大部分以某种理由（主要是实用的理由）而引起注意的现象，人赋之以生命，把设想现象看作是活着的灵魂，因此有了“神话”之说，神话将其人们无法合理解释的自然及社会现象物化，因此有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在许多名族中间，这种模糊不清的物化论，慢慢地影响着个人的创造或他们的逻辑思维，进而变成了他们所拥有的智慧，当然，其中想像和意志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哲学史要包括所有名族的哲学，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不可以称之为历史。

目前我们所提到的哲学史，通常意义上都是指西方哲学史，而西方哲学往往从古希腊人开始，现代哲学文明都是建立古希腊人的文化之上的。我们通常把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当代哲学。哲学史有其继承、演变、发挥和的过程，要研究整个哲学史，不是在一篇文章甚至一部著作中就能完成的，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哲学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并且尽如人意。因此，笔者再次无意探讨这一浩繁的历史画卷，仅就当代哲学发展历程做一粗浅的探讨。

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意义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大。很多有识之士都对目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干兴趣，都力求为人类如何在文明世界中找到自我而绞尽脑汁，然而，答案向来不统一。顾名思义，人们要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之根本生存原理，就必须弄清过去和当代的理论、宗教、政治、法律和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而当代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了解当代西方哲学地位变化，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以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哲学演进的影响

如果给当代西方哲学一个时间界限，笔者认为应该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那个时候，西方哲学在主题、对象、方法、内容及表达形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西方哲学在其发展方向、行动趋势以及历史地位上完成了彻底转折，其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当下的很多哲学思潮的出现，都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次变革相关。哲学领域的这次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主要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相关，后现代主义这场席卷当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具有反叛性、革命性、时尚性和另类的思想运动。它首先颠覆了传统哲学的霸主地位，褪去了哲学头上的光环，洗尽了哲学曾有的魅力和神秘，使被称之为科学之科学的西方哲学风华不再，流浪人间。同时，后现代主义使哲学领域绽放出了一道五光十色的异彩，呈现出了哲学多元化的场景，这种多元化进而成为了未来哲学发展的潮流。

[关键词]对话；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关注现实问题，然而如何关注现实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地在我们的时代“出场”，这是当代学界研究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和焦点。“对话”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范式，使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与中国现实对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话范式作为国内学界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无疑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22-06

长久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往往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分析、文本的解读等等，而鲜有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对于以什么样的范式来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纵观近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以多种形式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其中，在解读中“对话”无疑是一种非常主要的出场形式，这种对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到”马克思，更重要的是让马克思在我们的时代真正“在场”。本文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话范式给予科学分析和理论梳理，通过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逻辑，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文明谱系中的作用，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从“当年”到“当代”：对话范式的成因与特征

无论有多少种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无论在众多的学说中存在多么尖锐的冲突，但是在有一点上存在着共识，即马克思只有从“当年”走向“当代”，他的学说才会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因此，与马克思对话，让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对话，似乎是每个时代的学者所面临的使命。尤其在当代，人类实践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以现代性、资本全球化、物化异化、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表现出来，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命运。这里，对话不仅是回应当今时展诉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和逻辑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是在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时代落差中进行的。由于中国社会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因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必将遭遇更复杂的困境和难题。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呼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同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现实紧密“对话”，这样才会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学术图景，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平等而多元的对话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展开，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当代现实之间的对话和交锋。首先，对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哲学之间展开。事实上，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我们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论“补充”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许多涉及社会发展的时代重大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答案。面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如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类生活的物化异化、环境污染与破坏、精神与信仰危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资源，提出了涉及消费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等诸多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和方法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在当前国内理论研究中，我们需要科学分析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共同点和特质，在批判吸收西方哲学合理思想资源和方法的同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总结经验、创新思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视域与新方向。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开展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时，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与核心地位。忽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会偏离方向走入歧路。

摘 要：随着音乐教育哲学这一交叉学科逐渐兴起，我国学者对于音乐教育哲学这一领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均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基础，也推动了我国音乐教育事业逐步向前发展。笔者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试图从主要成果及成果特点两方面来依次介绍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现状。

关键词：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现状

近年来，音乐教育倍受社会及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国内外，都对音乐教育这一专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而随着音乐教育哲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兴起，更是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意从文献梳理的角度对近二十年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主要成果和成果特点两个方面来进行简单的叙述。

一、 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专著类

目前为止，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专著较少，最早涉及音乐教育哲学的书目是管建华老师编著的《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第一章内容，这部分从多元音乐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后哲学文化、音乐教育文化哲学以及德国音乐教育学的后现代转向，指引我国音乐教育哲学事业的发展方向①。

马达、陈雅先合编《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论稿》，本书为国内第一本有关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论著，书中收录了当今北美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戴维・埃利奥特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以及国内该领域著名专家的多篇专论，对研究和学习音乐教育哲学理论有重要的帮助②。

覃江梅著的《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审美与实践之维》，对西方音乐审美哲学历史作了较详尽的梳理，特别是对北美音乐教育哲学作了细心的研究，其中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三个版本（1970，1989，2003）的对照以及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都有深入的解析③。

论文关键词:哲学本体论　文学本质论　客体性

论文摘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学本质论。他们的哲学本体论是客体性的,其文学本质论因而也是客体性的。西方哲学和文论的这种客体性起点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学创作论和批评论都从属于各自的文学本质论,并最终从属于各自的哲学本体论。

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大体而言,西方古代哲学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文论就侧重本质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客体性;西方近代哲学侧重认识论,西方近代文论就侧重创作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主体性;西方现代哲学侧重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论就侧重批评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中介性——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性,如语言性、文本性等。这正是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核心观念在哲学和文论关系上的合逻辑的发展。

本文只论述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这种关系,其余两种关系将另文专论。西方古代哲学着重研究客体对象的本源,这就表现为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着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乃至整个西方古代文论。这种决定关系应主要考察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哲学与文论的关系,因为他俩的哲学和文论统治了随后的整个古代时期,并对西方近代和现生重大影响。比较而言,柏拉图在哲学上的影响尤为深巨,亚里士多德在文论上的影响最为广远。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曾分别提出“水”、“气”、“火”、“种子”、“原子”等具体事物或者设想的物质微粒,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这是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于这样的哲学本体论,文艺便被认为是对由这些本体所构成的自然事物的模仿。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是和谐的,是由于模仿了自然;德谟克里特认为人们从鸟的歌唱学会了唱歌。这种模仿论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本质论,它还是直观的、朴素的,也是片面的,因为它仅仅从文艺的外在源泉看问题。

古希腊哲学和文论发展到柏拉图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和巴门尼德的抽象存在论的影响下,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般概念的影响下,提出由多种多样的理式组成的理式世界是真实的本体,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虚幻的,是对真实的理式世界的模仿和分享,是后者的“影子”和“模本”。柏拉图的理式实际上是关于事物和世界的抽象概念,但是被绝对化、神秘化而作为先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客体。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柏拉图的这种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完全摆脱了感性直观的束缚和局限而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从此,思索和探求隐藏在所谓虚幻的感性世界后面的真实本质或者说存在本体——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便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流。

柏拉图的文论是在继承前代文艺模仿论的基础上,从上述他的理式论直接推出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理式本体论对前代模仿论的改造。他在《理想国》等对话中承认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艺因而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它“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尽管如此,文艺模仿论却因此而不再是直观的、朴素的了,而是辩证地触及了文艺的本质:文艺在模仿现实事物的同时,应当体现隐蔽在事物表象后的本质(依柏拉图,那本质即真理,亦即理式)。柏拉图还据此把诗分成两类,一类是单纯模仿性的诗,即只是模仿事物的表象以满足人的从而毒害人的理性的诗;另一类则是分享了理式的诗,是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在文艺本质观上,我们与柏拉图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依据柏拉图,文艺所体现的本质是先于现实事物而存在并作为后者来源的理式本体;而我们则认为,那本质其实是根源于现实事物的,是对后者深入认识的结果。可知我们对柏拉图文艺本质论的肯定是在颠倒的意义上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论可以说是对以往不同性质的本体论的综合或者说调和,因而有不一致之处。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即本体,一般即事物的“种”和“属”是“第二实体”,两者并不割裂,因为个别事物之外并不存在一般。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却认为,在构成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这两个因素中,形式先于质料,形式决定某物之为某物,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才是作为本体的实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论最后变成了形式本体论,与柏拉图的理式本体论相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