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意识范文精选

摘 要： 后现代作为一种状态，已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它已切实渗透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理念和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的渗透对于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解构基础上的兴趣建构要求：激发学生从个人经验出发，寻找学习语文的切入点；让课堂教学在“乱”中取胜；培养中学生健康的学习心态。

关键词： 语文学习 后现代主义 激发兴趣

就语文教育现状而言，随着语文标准化考试的引进，人们对科学化的理解却越来越狭隘，片面强调语文的“伪工具性”，在高考指挥棒下，语文教学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一些改革往往从一个死胡同走进另一个死胡同，例如话题作文的形式已经逐渐由多元开放性走进单一的模式化的轨道上来。语文课程的编制有了很大的飞跃，学生走出了“反封”的乏味的语言世界，仍缺了一个多样的文本理解空间，比如“朦胧诗”这种不定性的文本往往为划一为统一的“官方语言”。语文的教学过程缺失一种民间话语的多样性。

在这一背景下，学生的兴趣只能维持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范围内。学生在教材刚刚发下来时，便先睹为快，而在学习过程中，对立意肢解性的分析使学生逐渐失去阅读欲望，功利性的训练换来的是学生对“伪工具”的淡漠，划一性的结论使学生产生“似曾相识”的乏味。

当前教育的困惑，在后现代的框架内往往能得到解读。后现代主义虽然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难以把握的动态概念，但内核是它所独有的特征，是一种理念和意识，这些理念和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的渗透对于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解构基础上的兴趣建构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是解构（Yeaman）［1］，解构是确定的二元对抗，如相互对立的好坏，解构主义是将传统意识中被贬的“坏”重新提出，引起重新的认识。解构是对二元的解构，是多元的重构；是对权威的解构，是对多种可能性的重构；是对绝对普遍性的解构，是对人的独特性的重构。

1.承认多元解读，否定“完人”教育［2］，激发学生从个人经验出发，寻找学习语文的切入点。马斯洛等人在一种“主流”文化的背景下，提出培养能“自我实现”的完人，试图建立一种标准化的“完人”，当前语文教学也是在一定标准下,塑造着一种应试“主流”的“完人”（这些“完人”是包括教师在内的“优等生”制造的一个神话）。这些“完人”的存在产生了话语权力的“压迫”与“被压迫”，“非完人”往往屈从于“完人”的权威。后现代的解构理论告诉我们，应将他们从“优势话语”中解放出来，承认他们个人经验和特定文化意义。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是他解读不同文本的底色。我们都应该给予肯定，例如对乡土文学的解读，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与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会有不同的体验，对他们观点的兼收并蓄能激起更多学生的兴趣。在这种理念下，让学生都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元”，教师“全知全能”的标准是无视教育发展的时代特点和空间地域不平衡这一现实。另外，“完人”教育对“完人”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心理戕害。他们或者为自己身上的光环得意忘形，停止脚步；或者唯恐失去“优势”而诚惶诚恐，整体上不利于他们心理的健康发展。

摘 要：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20世纪后半叶影响力最为巨大的社会文化思潮，其对世界平面设计的影响亦是不可磨灭的。本文从意识形态方面系统阐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平面设计；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179-01

一、哲学思想转向

（一）世界观的嬗变

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即为世界观。后现代主义反驳并否定了现代性的机械论宇宙观。这种古老陈旧的宇宙观把世界比喻成一个大机器，其中每个“零件”的运作都根据其最初的设定执行，这些设定是有迹可循、可以预见并精确设定的。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一个“零件”都遵循特定的轨迹准确运行，偶然性就好比机械故障，是不在常规内的。

然而，最新的科学成果和战后的社会发展证明，以这种观点去看待自然和社会的时候，许多现象已经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各种各样平衡的、有序的、规则的、线性的、稳定的、渐进的规律被打破，各式各样不平衡的、无序的、不规则的、非线性的、不稳定的现象冲击着人们的眼球。而作为这一时代典型的新生代力量――后现代主义，则对这一切应对自如，它们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死板的逻辑、公式、原理等规律来衡量世界，而主张多元的、以承认区别性为前提的兼容并包，支持社会变革和文化创新。

这样的世界观奠定了后现代主义的平面设计富有活力、形式多样的、多元化，而又以人为本等的设计理念。

摘要：“领导权”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重要理论，主要是指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出发，充分吸收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的学术资源，建构了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主要是指“话语领导权”。因此，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那里发生了“后现代转向”。无疑，拉克劳、墨菲的解构与建构是统一在一起的，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构的同时，建构了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

关键词：领导权；话语领导权；转向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180—05

一、问题的提出

“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出发。继承并超越这一理论，从而为构建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奠定基础。拉克劳、墨菲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即从马克思到葛兰西再到阿尔都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总是为还原逻辑所纠缠，显而易见，这种还原逻辑妨碍了人们对分化且多元的社会性质的理解，对各种被压迫群体的自主性的理解以及对一切政治认同和斗争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理解。拉克劳、墨菲在这里所说的还原论，是指马克思主义传统存在的本质主义、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具体而言。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把一切都还原为经济与阶级，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一元论的渴望’，试图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深层意义。这种历史可以通过劳动和阶级斗争概念来理解，其逻辑具有铁一样的规律性，沿着一个严格的进化阶段序列自行演进。”他们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成了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类、性别、民族、时代）消解为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社会群体的多元性时，总是试图将它们归结为受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或‘历史集团’”所以，拉克劳、墨菲认为，上述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渴望”已无法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阶级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出发，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解构。具体而言，拉克劳、墨菲从“领导权”概念出发，利用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的学术资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批判性的解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发生了“后现代的转向”。众所周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经济或阶级主体，而拉克劳、墨菲就是要消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从而赋予另外的意义。

那么，拉克劳、墨菲的主体是什么含义呢？对此，齐泽克有明确的阐释。他说：“《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的主要特征旨在反对预先设定的作为物质本质实体的古典主体观，该主体观支配着社会过程，而不是由语境过程本身的偶然性所产生。同古典主体观相比，拉克劳、墨菲指认，我们拥有的则是一系列独特的主体身份（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主主义等等），其中的意义并没有事先设定，而是通过话语的建构，根据平等系列中主体身份的话语方式而变化。话语的建构规定了所有主体身份的认同。主体身份诸如女权主义、民主主义、和平运动和生态主义。”显然，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主要是指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在拉克劳、墨菲那里，领导权主要是指话语领导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墨菲解构了传统的领导权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拉克劳、墨菲的解构与建构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构的同时，建构了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也就是“新葛兰西主义”理论。

[摘 要]文章通过梳理艺术创作中个体意识出现的过程，探讨个体意识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当代艺术 个体意识 集体意识 主体性

本文梳理了个体意识和主体性在当代艺术领域出现和发展的脉络，以此证明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地增强，另外，对个体意识的梳理和研究，问题便会引申到后殖民情境下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严肃而具有前瞻性的话题。虽然已经被提出来反复论述过，但是对于文化的尊重、保护和促进它更积极地发展，是永远需要努力的。

背景：时间与语境 个体意识在艺术创作中出现的社会背景，从70年代末到1989年以后，以艺术呈现的方式作为评判标准来划分时间段，一共被分为三个时间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80年代中期，89后。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1989年。需要特别着重介绍的是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虽然这是一个艺术行为，但是这个展览承担了总结和表现80年代中期艺术思潮的任务，因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史节点。

历史不是断代的，而是有着前因后果的必然联系，阐释89后的个体意识在当代艺术中的表现，就必要解释在1989年2月以前，中国艺术创作的背景与情况，以及在这个时间点以后的情况。因为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创作的语境随之也有了改变，在这样的改变下，我们可以看出89年以前的个体意识由萌芽发展为一种不成熟的状态，这样的改变在尚未脱离理想主义情节的艺术家们的手下，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85美术新潮”运动转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集体意识。89艺术大展结束以后的社会背景又有了很大的改变，各种国际、国内的事件，导致了民众的精神、意志上不可估量的摧残。信仰的砰然坍塌，加上消费文化成为主流，在这样的势不可挡的社会变迁中，艺术家们缺失了理想，这种状态也自然地在艺术作品中得以反映。成为了社会变迁、历史前进的见证。

脉络：从集体意识到个体意识 由于个体意识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不曾有过的，民众在千百年来谈不及“自我”。因此需要作一个与集体意识的对比。而集体意识在现当代强烈到不可思议的表现，出现在期间。同时作为个体意识萌芽出现的前奏，它也是绕不开的一个阶段。当时的艺术工作者们在这种政治高压和意识形态的指挥下，作品自然地呈现出集体无意识的面貌，“红光亮”既是后人对美术的讥讽，也是对那个时期被压抑的艺术家们的哀叹。

到了后美术时期，个体意识开始出现了萌芽，艺术家们除了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外，也开始了对“自我”的命运的关注以及思考，但是由于的深刻伤害，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呈现一种无力的感伤。作品中多出现茫然和“伤痕”的气质。

到了轰轰烈烈的80年代中期——85新潮美术运动兴起的时候，艺术家们由于受到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引导，开始了新一轮的激动情绪，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具有高亢的“改造中国”的意志，思考作品的角度也是相当宏大。但是在这个时期，艺术家们还是延续了后时期的个体意识，本质上想在作品中传达主体性，但是这种轰轰烈烈的背景容不得等待他们的冷静思考，很快地，大多数艺术家热情地投入艺术运动，而不自觉地成为集体的组成部分，通过这场运动制造了不同于时期的另一种集体意志。

现代意识的内涵宽泛而丰富，对作家及作品创作影响深远。文学中的现代意识，主要指作家以现代人的审美感知和思想观念来审视和思考现实生活的一种现代观念。贾平凹是具有自觉现代意识的当代作家。现代意识在贾平凹的文学观念中是多角度的。多维，创新，内省，互动，这些可以说是贾平凹现代意识的关键词。正是借助现代意识的多个层面，贾平凹打破单维的文学观念，拓展文学的表现内容；强调文学的形式探索，提升了文学的审美境界；在创作与观念的互动中，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

一、多维丰富的现代意识，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内容

贾平凹注重用现代意识指导文学创作。在不同的场合，贾平凹不止一次说道，“作品的境界和内涵上要借鉴现代意识”，“现代意识说白了就是人类意识”①，人类意识不仅仅局限在个人，人性，更广泛的在全球背景下对人及人性的反思，对时代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在这里，贾平凹对现代意识的理解，其实是要求作家通过现代意识提升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水平，要求作家从认识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上和世界保持同步，共享人类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资源，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和思维的深度。正是借助现代意识，贾平凹多层次多维度表现当代生活下人性的丰富和复杂。丰富多维是贾平凹现代意识的突出表现。贾平凹说，他一直想走一条路子，那就是在精神境界上吸收外来的东西，为此他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坐飞机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块云朵，那一块云朵，所有云朵上面都是一片阳光。这个云朵下雨，那个云朵下冰雹，这个云朵下面刮风，就是各个民族不一样，环境、人种、生活方式就肯定不一样，那说话的方式就不一样。但不管怎么不一样，达到一定层次后，它的上面都是太阳光。所以，你这个云朵要有世界性，你就必须接上面的阳光，这点越大越好”，“上面的阳光”②，其实就是世界意识和现代意识。贾平凹认为要提升文学表现的境界，就要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就是如何更好的认识现在的人类和社会。作为中国作家，贾平凹从80年代起就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对于现代意识，贾氏有自己的理解，“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和内涵上要借鉴现代意识”，“现代意识说白了就是人类意识”③，在这里，贾平凹从两个方面表达自己对现代意识的理解，一是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意识就是要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和情绪，文学创作的重点应从对时代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宏观反思转向表现现代社会中人性的丰富性以及人的文化心理，思想观念和内在情绪的微妙变化。二是要在全球背景之下关注人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和变迁。

贾平凹早期的作品，重在反映时代和社会内容，写时代变革中人的观念的变化；其后的商州系列小说，地方文化风味浓厚，尤其以对地方历史掌故、乡土风俗、民间禁忌的生动描绘突出，关注地方和民间文化对人的性格和心理的影响。直至《废都》，贾平凹将写作的重点从对社会改革、地方文化、民间风俗的关注等方面转移到对现代人的灵肉矛盾的冲突上，突出表现了在中国后现代消费主义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异化，灵魂离散。至此，贾平凹抓住了文学写作中最重要的东西，写出了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以及在现代背景下如何重建民族的性格和品格。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强化了对社会和现实问题的反思的深度，这些文本一方面成为表现当代生活的范本，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精神意蕴上的多义性。《高老庄》中充满着对神秘感和死亡体验等超验事物的追索；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反思最典型体现在《怀念狼》中。贾平凹在接受廖增湖访问时谈到：“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惶恐、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和平”④，贾平凹通过文学表达着对人类命运和人性异化的深刻思考。《秦腔》和《高兴》则是作者在农耕文化衰落的当代背景下对农民命运的忧虑，对民族心理和个体人性失却文化根基的反思。近作《古炉》借助的历史记忆，反思现代人自性膨胀，提出重建民族品格的问题。贾平凹正是通过不断的创作，不断挑战写作难度，努力在作品中扩展自己的精神视野。正如谢友顺所评价的那样，贾平凹是一个“时刻背负着精神重担的作家，……是一个特别重视故事和事件背后的精神探索的作者”⑤，谢友顺引用刘再复的观点，谈及贾平凹在精神探索的道路上，是可以和西方作家媲美的，他的作品中不仅具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而且还有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自然的维度和超验的维度。在贾平凹的系列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废都》之后，贾平凹没有将自己的精神思考局限在单纯反映国家社会与时代的主题中，也没有仅仅局限在单纯的歌功颂德的主题上，而是改变观察和思考的方式，在中国背景下，开放文学的观念，开放人的观念，开放创作的观念，用现代意识观察社会，批判现实，反思人类，境界大开。

二、求新变异的现代意识，开拓了文学的表现形式

贾平凹强调用丰富多维的现代意识拓展文学表现内容，在更广泛的全球背景下对时代、社会和人性内容进行反思，在这种现代意识的指导下，贾平凹的作品呈现出持续不断地精神探寻过程，因而其作品的内蕴丰富而深刻；在文学形式的探索方面，贾平凹也注重现代意识的参与，不断突破传统的文学表现方式，开拓想象空间，创造有意味的形式。求新变异是贾平凹现代意识的灵魂。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始终是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下产生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权力话语，它对作家的压力既是非字面的，也是字面的。——所谓字面的，是指它是一个陈述，一个关于世界、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究竟所以然的陈述，它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模式和路径。因此，这样的模式和路径落实到文学中来自然就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给出了什么虚构故事是允许的，什么虚构故事是不允许的；什么文学形象是应该如此这般的，什么文学形象是不应该如此这般的。透过这套‘政治正确’的标准，意识形态控制了文学的每一个细微要素：故事、情节、人物、冲突、意象等等”⑥。作家在这套“政治正确”标准下写作，出现审美标准的单一化倾向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强调史诗性作品，出现题材决定论倾向，缺乏诗意，缺乏现实主义精神，造成文学审美境界的单一化。贾平凹认为，真正好的小说，就是要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表现出自我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而丰富性和独特性建立在对传统文学表现手段的改变和超越上。贾氏认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如果不关注和忧患当今中国的现实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些写现实题材和标榜现实主义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诗意，缺乏现实主义精神。面对这种情况，有着性灵意味的文学出现，接着又派生出个人私化性作品，这些作品形式上讲究而且优雅，却总是境界狭小失之小气”⑦。在这里贾平凹主要想表达的是文学表现手法上，思路不开阔，是以想象不高，境界狭小。当然，改变这种现状，要具有勇于改革创新的现代意识。中国作家在八十年代初，有一大批作家将文学从和意识形态直接对话的框架中拉回来，从执着于“写什么”，转而关注“怎么写”，注重形式上的求新变异，但这种学习很快变为纯粹形式的探索，一时之间，意识流、新小说、荒诞派、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实验小说等等的创作手法运用到创作具体过程中，文学创作成了文字的游戏，成了生硬的编排与模仿。贾也强调求新变异，“求新变异是现代意识的灵魂”⑧。但这种求新变异在贾平凹看来，不是跟风也不是媚俗，不是文学的新生代制作的新时代的新文字和形式游戏。贾认为，文学创作和小说创作中的新，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文学表现的形式和手段中，需要作家将自己对人情世界的独特洞察，化为“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魅力，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这种创造力，任何形式技巧的标新立异都无济于事。贾平凹小说的形式探索，就是在不断改变和创造中形成的。贾平凹小说的主要表现手法是意象，但意象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思维方式，这种形式在贾平凹的具体创作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应用。贾氏的早期创作多使用一些自然意象和人物意象，《白夜》中身心撕裂的精卫鸟，《废都》中古旧破烂的废都城墙上哀伤的埙音。这些人物意象和自然意象，都属于细节意象和局部意象，往往不能统摄其它意象，很难营造一种混沌淋漓的整体氛围。到了《怀念狼》，作者将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普查狼、寻找狼的故事情节直接处理成意象，从而使它成为情节意象，这样意与象的结合就更简单、直接和紧密。有人说：“《怀念狼》中所试验的‘整体象征’其实主要是‘情节象征’，三个主要人物由怀念狼到寻找狼，再到猎杀狼，最后又怀念狼，由此所形成的‘情节圈套’象征了人类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⑨这种将意象的运用从细节到情节的变化，是贾平凹艺术表现的创造性运用。在《秦腔》中，作者直接将现实生活中的碎片连缀起来构成意象，形成意象性现实。意象既是形而下的感性的生活内容，具有意义象征的作用，同时在结构上还起粘连情节或事件的作用。这样作者所创造的意象既有疏通行文脉络，贯穿叙事结构的作用，又有凝聚意义，揭示旨意的含义。意象的运用从细节到情节再到整体意象，是作者改变创新的现代意识指导艺术思维观念的变化。《废都》中人们总觉得奶牛形象很突兀，原因就在于在形式上没有达到整体赋形，《怀念狼》中人们又觉得过于抽象，也在于作者在形式探索中实与虚的关系没能够处理好，到了《秦腔》，秦腔，秦人，秦地三者生命精神融会贯通，虽隐去了情节，但是整个作品混沌鲜活，气韵贯通。徐志摩讲，“完美的形式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⑩，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其实也与作者对世界对存在的本质有新的认识。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文学创作领域里的创新、突破和变化的现代意识，贾平凹才找到了“有意味的表现形式”。贾平凹在文学上的改革创新，贵在求新变异。求新，主要指艺术思维和观念上的创新意识；变异，主要指文学实践中对传统审美元素的创造性变革。贾平凹认为，真正好的作家，是要做好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结合，既要继承传统也要融合新机。在具体的表现形式的探索方面，不是一味的追逐新形式，也不是一味的拘泥于传统形式，而是“在原有的形式的限定下，去发觉新表现的可能，在旧形式内或者在旧形式的极限中开发出一片天地”。贾平凹在传统意象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出新的表现空间，是传统理论现代性转换的成功尝试。不仅如此，在文体结构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贾氏也在尝试传统形式的现代转化，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表达新意识。求新变异的现代意识，促使贾平凹的写作方式和技巧处在不断的探索和变化中，促使贾平凹一直致力于追求更适合于自由思维，更富于原始美感，更适合于表现现代内容的艺术形式。

三、内省互动的现代意识，成就独特的艺术个性

贾平凹自觉的现代意识，使得贾平凹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成长为具有独特审美观念和艺术意识的作家。而一个有自觉艺术观念的作家，总能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自省，在不断创作与经验的总结上，在创作与批评的互动上，获得他对小说独特而个性的认识。内省互动的现代意识贯穿在贾平凹创作的整个过程中。贾平凹从一开始创作就在自觉思考如何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费秉勋先生评价贾平凹是一个多转移、多成效的作家，其实，他也是一个多思考多感悟的作家。从创作初始，他的作品就层出不穷且佳作连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能及时总结反思，不仅在创作上力求突破，而且在理论上对创作的规律技巧进行研究提炼。贾氏和别的小说家不同，别的小说作家的理论观念往往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现，也可以说是系统的。他对小说观念的把握是渐进的，他关于小说技巧的理念是通过不断地创作实践总结出来的。他总是在作品出来之后针对评论家的访谈或《序言》或《后记》中自觉地阐述他的创作观念，而且对上一部作品的反省性的认识，会很自然地渗透到他下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比如在《浮躁》序二中作者谈到：“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一种束缚”，“作为中国作家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么有趣的试验”。读者可以看出，《浮躁》的写作模式是传统的线性结构，属于以塑造典型人物为主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作者的下一部小说将会改头换面。接下来创作的《妊娠》和《太白山记》中，作者的写作手法确实变化很大，《妊娠》结构松散，类似散点透视，但《妊娠》中的意蕴不够鲜明，所以作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写作《太白山记》，这部作品完全遵从“以实写虚”的观念进行创作。在《太白山记》中作者认识到要使小说有多义性，必须张扬意象，所以在后来的《废都》和《白夜》写作中，作者重复使用意象，意象的巧妙运用，张扬了作品的意蕴空间。但在写完《土门》之后，作者反思单纯的意象或局部的意象在作品中过于生硬或有强加的痕迹，所以在后来的《怀念狼》写作中寻找突破。《怀念狼》后记中，贾平凹又一次阐明他的观点：“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他在艺术手法的不断探索中得到了，但批评界批评这种手法写实不够，意象过空，作者总结经验，在《秦腔》的写作中，既赋予作品整体意象，同时又有一种深邃的像大地一样的真实感。至此，他在不断地创作与经验的总结上，在创作与批评的互动上，获得了对小说的独特而个性的认识。

1后现代的知识观

1．1后现代知识Lyotard曾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后现代知识观本质上承继了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理性主义。后现代的旗手之一lyotard(1997)在其《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认为，“后现代总是隐藏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冲动。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是建立在对现代知识观批判的基础上的。现代知识的三个基本特征:“客观性”、“普遍性”和“中立性”。lyotard的观点代表了后现代知识观。根据lyotard等对后现代知识观的描述，笔者对后现代知识的转变作了如下概括和总结。1．1．1知识的动态化知识是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建构的客体，始终不断地处于流动之中。目前，所有的知识都是在人们过去经验的影响下被创造出来和被理解的，因此，知识不是“价值中立”的。某一阶段人或组织拥有的知识只是人们在某一阶段的“认识的成果”，它需要得到不断的检验、发展与更新，因此它是具有不确定性的。Lyotard曾指出:知识本质现今发生了变化，当前的知识与科学所追求的已是差异性的知识，精确地说是追求“动态性”。因为人的原始经验积累、情感体验和智力结构的差异性，其面对外部信息或外部实践时认知结果也存在差异。知识的价值不在于给人真理或价值标准，而在于主体放弃了其主体地位，而融入知识创造、更新、积累的体系中来，也就是“去中心化”。1．1．2知识的属人性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现代认识论发展的结果是，知识本身是一种目的，一种标准，而人的情感、体验往往被忽视。知识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统治人的工具。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需要个人的感悟、体验和理解，知识具有属人性。知识积累更多地依靠个人对知识的重新建构，以使其通过自己的体会、感悟、经验内化，为人们的认识活动提供了最终的解释性框架乃至知识信念。所以，后现代主义强调理解事物的多元化，即知识具有理解性。在已有经验基础上，个体知识的获得就是建构新经验的过程，是主体借助各种中介系统、概念逻辑系统、社会关系系统，依照自己的思维模式、概念结构，与客体相互作用，把世界纳入自己的解释系统的过程。1．1．3知识的境域化现代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不会因为知识产生的地域、时间不同而影响到知识本身，是客观的。因而知识不会随着个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改变而改变，具有普遍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认为，现代“知识”根本就不能称为“真理”，而是“信息知识”，它只有与特定文化背景相结合，才具有知识和真理的特性。“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而是“迹象”，是那些使用它们的人所赋予的意义。知识不再仅仅是文化的因素，而是文化的产物。任何知识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价值范式等因素之中，其意义不仅由自身陈述来表达，更由其所处的意义系统来表达，因而知识具有境域性。也就是说，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纯粹知识，所有的知识具有环境的嵌入性或境域性。1．2后现代知识管理理论研究Foucalt提出“知识就是权力”之后，知识逐步被发展为由话语实践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一组要素，在话语的背后体现的一定的权力关系。后现代主义者摒弃现代知识观中的知识价值中立的原则，提出知识具有个体性，是个人从某一角度或视角对事物的看法。在后现代社会中，管理原则、制度、艺术的游戏规则己经完全不同于从前，知识已变成“权力话语”(ApowerfulDiseourse)。在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分工程度、社会流动性变得极高，知识成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情况下，高度社会分工造成的分化、高度社会流动性和知识话语权力的重新分布所形成的社会和组织的不稳定，而造成组织内部的动荡和个人异化感的增强，引起严重的社会与组织问题。而不得不说，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虽然“知识权力”(Foucalt，1972)、“小叙事”(LyotardJF，1986)等观点为后现代知识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与思路，但直接以后现代的视角研究知识管理的理论建构匮乏。少数学者通过对于后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管理的综合后指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通过追求不确定性与自我否定的实践来寻求解构自己观点的方法(Demda，1980)，并且应该拥有一种对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的批判和怀疑的能力(Lawson，1985)，而这种能力可以通过不断的“自反”来培养与提高(Platte，1989)。

2后现代教师知识管理

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界知识管理的发展也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教育组织是人构建的;其次，教育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保证教育的正义和平等，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再次，教育管理知识是有情景和价值的，并且组织中的权力不是固定的，而是生产的，其生产性主要表现为权力的参与和分解;最后，教育界知识管理方法是多元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的。因此，可以认为，“管理是行动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动态的，更多的是偶然的、是对话的，处于解释过程。学者Fos-ter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对话”概念的前提上，“人的事务并不是全部都能够预测的;对话和分析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需要的;不存在一种最好的制度，我们处在革新和变动中”。在教育知识管理领域，我们要重视教育关系的重要性，在建立一种教育管理理论以及适当的管理知识结构时要知识民主化的问题。此外，教师的隐性知识也受到了学者的普遍重视。2002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报告《高等教育领域多产教授的隐性知识》中，关于高校多产和有影响力的教授的隐性知识的实证研究引起了关注。研究表明，多产学者的“多产”与他们所拥有的隐性知识结构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多产”学者多数情况下都有系统的知识管理体系作为支撑。

3后现代视阈下教师知识管理的特征

后现代视阈下对于教师知识的管理显著与传统“现代性危机”中的知识管理模式不同，经过对于现代知识观和后现代知识观的系统比较，从知识管理的全过程出发，可以认为，后现代视阈下的教师知识管理具有以下特征。3．1组织知识始于教师对工作遇到问题的发现和探索教学知识是学校中可意会的知识，其特性使得知识辨识较为困难。教学知识发掘只能存在于特定情境、特定问题，脱离具体问题，知识将不复存在。只有富有问题意识、创造精神、愿意钻研业务课题的教师才能发现问题，发现隐性知识存在的可能。经过灵感闪现、思考淬炼、深入讨论才能形成教师隐性知识积累，进而达到教师省时省力、顾客满意等目的。所以教学知识积累必须重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离开工作问题、工作困难，知识积累也无从谈起。3．2对“话语权力”和待遇的追逐是教师知识积累的内动力在权力赋予和待遇提高双重刺激下，教师会逐步重视知识积累过程，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知识。通过双重刺激，教师的积累热情被充分调动，教师自发地开始进行探讨、总结知识，即使这种总结是没有方向性的。上述组织知识积累过程是竞争性的，知识双方一定程度上存在一种零和博弈，即知识双方都希望本身知识最大化，进而得到领导信任，实现利益最大化。3．3明确的学校知识需求方向是知识学习的前提，话语权驱动学校隐性知识学习没有明确的知识要求和目标，学校和教师都无法完成有效率的知识管理过程。教师只有确认学校知识要求后，根据各部门的客观实际，在高待遇、高权力、领导高度关注的驱动下，明确阶段学习、培训目标，完成知识管理。这一状况下，教师往往可获得在学校经营实施过程中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驱使教师进行知识学习，通过掌握更多的知识，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进而影响学校，实现自身价值。3．4知识的学习主要源于与特定人群的深入沟通和示范互动知识具有特殊性，以往知识传递、学习所依靠的媒介书本、报纸、网络在知识学习过程中效果都不明显。经过对资料的探索性研究发现，知识学习只有与特定专业人士沟通交流，通过开放性的讨论和彼此间互动示范才能达到知识学习的目的。只有通过相互间示范，互动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知识积累。3．5保持教师忠诚是学校知识积累的重要一环，最终目的是促进教师和学校的共同成长学校在进行知识积累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教师流失问题，教师流失就意味着学校隐性知识的损失。后现代视角下，学校只有将对教师规训转变为教师的自我规训，实现教师的个人管理，教师的忠诚才能得到保持和发展。教师通过自我管理达到了学校和个体间的平衡。在此过程中，学校获得竞争优势，团队的和谐也促进了知识管理过程。这一过程实现了教师对学校和特定知识的忠诚，忠诚的教师在知识积累过程中既保证了自身成长，也促使学校进一步发展。

作者：任丽平 腾飞 韩春宇 单位：吉林医药学院管理学院 长春市宽城区南京小学

【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质疑构成现代思想倾向核心的理想、原理和价值观。没有客观真理，道德价值也是相对的。实在是由形形的社会共同体以社会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后现代主义放弃启蒙运动关于进步的信念，不再坚持乐观主义，相反，却表现出苦恼的悲观主义。启蒙运动“人类征服自然”的模式必须让位给与地球合作的态度。

【关 键 词】解构/知识/真理/启蒙运动

【 正 文 】

根据民意调查，66%的美国人相信“绝对没有绝对真理！”在年青人中，这个比例高达72%。（注：george barna,the barna report:what americans believe,1991,pp.83-85.）

“不相信真理”，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相信”意味着“认为某事是真的”。比如说，“没有什么是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是无意义的胡说。“绝对没有绝对真理！”这一陈述本身就是绝对真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嘲弄这一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哲学猜谜游戏，但却很少认真加以思考。今天，并非某些秘传的或反常的哲学家，而是衔头巷尾的普通人坚持对真理的这一看法。

西方文化经历了许多阶段。一种世界观之后是另一种世界观。18世纪，启蒙运动对支配西方文化的《圣经》综合体系发出挑战。19世纪，浪漫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占支配地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相继各领。

许多社会评论家一致认为，西方世界正处在变革之中。我们正经历一场文化转折，它类似于现代性从中世纪衰落中的诞生。这就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这一巨大转折造成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分裂。

一、“世界就是文本”：语言的解构

摘 要: 《祝福》是鲁迅进入“彷徨”时期创作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的主题意义被人们对祥林嫂命运的热情阐释所遮蔽。鲁迅通过“我”回答祥林嫂“疑惑”的心理细致描绘,解剖了现代启蒙者灵魂的矛盾与痛楚,揭示了“真诚”存在的不可能和“谎言”存在的必然,由此对“说”产生了道德恐惧。

关键词: 《祝福》 现代启蒙者 说谎 恐惧

鲁迅的小说《祝福》创作于1924年2月7日。从时间上看,它是鲁迅在“兄弟失和”事件之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收入小说集《彷徨》时被放在首篇位置。作为彷徨时代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祝福》以“祥林嫂”这个被“迫害者”的形象,表达了鲁迅开始转向对人“灵魂世界”、思想困境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与小说叙事蕴含的主题意义,一直被人们对祥林嫂不幸命运的热情阐释所遮蔽。

在我看来,《祝福》这篇小说的情节结构,是以年终回乡的“我”与祥林嫂的路遇、问答为中心。不幸的人生遭遇和巨大的精神痛苦,激起了祥林嫂向“我”探问人死后有无灵魂、地狱等问题,而她对“我”的追问迫使“我”开始正视、反思自己。因此,祥林嫂这个小说形象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她所遭受的族权、父权、政权、神权等的压迫,也不在于她周围社会对其不幸遭遇的冷漠及嘲讽,而在于她身遭巨大不幸后向“我”提出的思想疑惑。换句话说,祥林嫂所遭受的丧夫、失子的人生不幸,仅是她心中萌生追问灵魂和地狱究竟有没有的情节前因,她对“我”的探问才是小说情节的焦点和意义所在。祥林嫂是位普通的乡下妇女,她第一次守寡之后自觉恪守“一女不嫁二夫”的道德信条,但因被婆家卖给“山里人”而蒙受“不贞”的罪过。从法理和道德上讲,一个人在非自主、非自愿的处境中犯下的罪过,是不应该受到法律和道德惩罚的,而祥林嫂却无奈隐忍着这种“不干净”的罪孽,在为人妻、做人母的生活中重获人生的欢愉。但随着再次丧夫,以及可爱的儿子被狼吃掉,她希翼在死后的国度中再见到自己的儿子、丈夫,可是,这种希翼在死后究竟有没有可能?人世间究竟有没有灵魂、地狱?她需要确切知道,以便确证希望能够在死后实现。

面对祥林嫂的这个疑惑及询问,每一个思想成熟的现代人都会明白,地狱、灵魂并不存在,那仅是一种过去时代的传统迷信。那么,我们又凭什么确证它们并不存在呢?为何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相信或追问它的存在呢?自十八世纪以来,因为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崛起与盛行,宗教及神学逐渐被人类摈弃在现代知识及思想之外,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地狱、灵魂这种信念也被赋予封建迷信色彩而遭现代知识分子攻击。祥林嫂从自己生命经验中萌生的这个朴素的疑问,是很容易用唯物思想和科学知识回答的,但令读者感到意外的是,小说中的“我”面对祥林嫂的疑惑及追问,神情上却显得诧异、惶惑与紧张,“我”不仅不了解祥林嫂为何要问这样的问题,而且突然间意识到自己从前确实没有“介意”它,结果只好用“说不清楚”来搪塞,最后便“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里,心里很觉得不安逸”①。在祥林嫂眼里“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的“我”,为什么回答不出这个普遍存在人们心间的地狱、灵魂意识呢?我想,这正是鲁迅写作这篇小说的命意所在。鲁迅通过小说中“我”的“未介意”、“说不清”,来反思自我的心灵“彷徨”与“惶惑”,即灵魂、地狱等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究竟存不存在,以此解剖现代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欠缺及不足。即是说,鲁迅在《祝福》中表达的是对人类信仰世界的关切与追问。按照现代的唯物观念、科学观念及其知识体系看,绝对不存在灵魂及“阴曹地府”,但从心灵及道德信仰上说,现代人可能希望它们能够存在,因为这样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死后的亲人能够在地府中重聚而满足生命的渴望,二是它呈现着人类对正义、道德、公理的人间信仰及坚贞追求,三是它能够抚慰人类现世的心灵及精神,使人们在人间磨难与痛苦中确证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及理由。

祥林嫂对灵魂、地狱的疑惑与求教,不仅蕴涵对灵魂、地狱存在的“知性”探求,而且缠结一个无法解决的思想困难,成为摆在“我”面前不知如何回答的一个“悖论”。祥林嫂因为嫁过两个男人,按照周围人们的说法,她死后要在地狱受“刀锯”之苦,这种刀锯之苦让她产生对地狱的恐惧,为逃避惩罚的痛苦而期盼地狱不存在;丧子的悲痛及对儿子的思念,又让祥林嫂渴望地狱能够存在,这样死后就能够重见自己可爱的儿子,一家人(丈夫/孩子)又可以重新团圆。既希望地狱存在又渴望地狱不存在的矛盾心理,造成祥林嫂心灵的冲突及痛苦。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乡下普通妇女,她没有能力知道灵魂、地狱究竟是否存在,但作为一个遭遇人间最大不幸的成年女性,她渴望地狱存在但又恐惧它存在。祥林嫂的这种矛盾心理成了“我”无法回答的思想悖论,并成为“我”反思自己“言说”的逻辑难题。如果“我”告诉祥林嫂地狱存在,这能够满足她重见儿子的心愿,却给她带来被“刀锯”的地狱恐惧及痛苦;如果“我”回答祥林嫂地狱不存在,这能消解她对地狱的恐惧,却给她带来再无法见到儿子的绝望。这种逻辑悖论让“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而无论怎样都不能满足她的双重心理乞求,都不能抚慰她心中的痛苦。

可见,祥林嫂对灵魂、地狱的疑惑及探问,表面看来很寻常,其实蕴涵深奥的“知性”及“智性”难题。简单地讲,我们虽然明知道灵魂、地狱不存在,但从知识“真实性”的角度看,人类目前还没能充分“证明”它的不存在。记得杨绛先生在近年写的一篇随笔中说,每当面对生命的神奇和自然的精妙,人们都会由衷想到“神灵”的存在与伟大。同样,我们现代人虽明知道灵魂、地狱是唯心学说,但它们仍然时常萦绕在我们的心灵中。不仅如此,祥林嫂渴望又恐惧地狱的矛盾心理,也蕴含人类在思想及逻辑领域的难题,它是我们的知性、智慧不能完美回答的。祥林嫂对待地狱的矛盾心理期待,事实上成为对“我”思想能力的考验,使“我”左右犯难而匆匆逃离。可以说,《祝福》通过一个普通乡下妇女提出了一个寻常而实质上尖锐、深刻的思想难题,以一个现代知识者“我”无法确切回答的窘状,解剖及反思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缺失及思想惶惑。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反传统的“新党”、现代知识者,在年底回到思想仍然保守的故乡。在《呐喊》中,这样的叙事语境常引起现代知识者与传统社会的尖锐对立与激烈冲突。但在《祝福》中,重返故乡的“我”不仅失去了挑战社会的精神锐气,而且在知识层面上也失去了优势。面对祥林嫂“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②的询问,“我”作为一个识字的、见识多广的知识者,顿然显得悚然与惶急,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是“向来毫不介意的”。这里,鲁迅解剖了现代知识者、五四启蒙者的知识愚昧与思想缺失,即以现代民主、科学自负的现代知识者疏远了已沦为历史溃败者的“玄学”,把魂灵、地狱等视为封建迷信而拒绝在思想天空之外。因此,“我”在“灵魂”之类的问题上成为无知者,在完善的人类生活中可能沦为愚昧者。鲁迅在《好的故事》中曾表达过对完美人类生活的憧憬,那里不仅有淳朴的劳作、两性生活,而且有美的生活、信仰的存在。如果说鲁迅在“呐喊”时期,崇尚“抱诚守真”、“刚健不挠”的精神战士,塑造出死守“真理”③、挑战社会的“狂人”、“夏瑜”等形象,那么,他在《祝福》中则以“我”的知识愚昧呈现了现代知识者的思想“偏至”,它不仅使现代知识者丧失启蒙者的位置及资格,而且使其沦为像祥林嫂那样的无知者、思想的惶惑者。另外,鲁迅以“我”的惶急与无措,不仅暴露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缺失,而且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已沦为“单面人”的历史处境。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知识的发达和人们对世俗世界的迷恋,现代知识者只能通晓一个知识领域,无法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因此,“我”的惶急与“说不清楚”,隐喻了现代知识者的思想缺失,以及尴尬的历史处境。

［摘要］当前，在进一步深化高等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改革之际，人们对知识价值的看法、知识内容的认识、知识获得和知识评价的观点也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为不断推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奠定了基础。文章在阐述当代知识观的基础上，以化工类专业实践教学为例，探讨了面向当代知识观的高职实践教学的变革历程。

［关键词］知识观高职实践教学

［作者简介］黄斌（1963-），男，江苏启东人，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管理；胡虹（1977-），女，四川广安人，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工业催化及高等职业教育；仓理（1963-），男，江苏宿迁人，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基地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精细化工及高等职业教育。（江苏南京210048）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9-0168-02

人类历史在17世纪工业革命之际经历了现代知识观的洗礼，在20世纪末又迎来了后现代知识观所带来的变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对知识价值的看法、知识内容的认识、知识的获得和知识的评价等观点正从“一元”走向“多元”。后现代知识观的出现唤醒了我们对建立在科学和理性基础上的职业教育教学观、课程观、评价观等全新的思考。后现代知识观的出现，并不是否定现代知识观，使其成为了历史①，相反，后现代知识观与现代知识观共同构建起了当代知识观的发展。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以当代知识观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加强化工类高职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对生产性化工实训教学工厂的建设、运行和实践教学进行了艰苦的卓有成效的摸索与实践。

一、当代知识观的基本特征

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的产生、作用、获得及应用的总看法，是关于知识的理论观点，是教育的观念基础，也是高职实践教学乃至实训基地建设的逻辑起点。不同的知识观支配着不同的教学实践。现代知识观认为，人类掌握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和整体性，因此普遍性与必然性、客观性与确定性被认为是知识的应有属性。而后现代知识观所认识到的则是知识意义的多样性、不断可生成性，亦即意义的不断可解释性。

摘要：21世纪的中国新诗呈现出了语言上的新特点，本文从哲学命题的方式支持了诗性知识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是对知识类型的新发展。通过对舍勒、福柯、曼海姆、贝尔和贝克等社会学家的理论引用总结出了词语、语言、认知方式和意识与思维四种视角，本文对诗性知识的特征进行了归纳。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分析，本文对诗性知识的社会背景、意义转向和现实境遇进行了论述。从个体化、脆弱性和裂变式发展来预测了当代中国诗性知识的发展。

关键词：新诗；知识社会学；诗性知识；反知识

中图分类号：I207

诗歌有没有社会功能，回答是肯定的，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就曾在博客上撰文强调诗歌对社会的批判，这就引发了我们如何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诗歌的问题。但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学界的诗学研究并不多见。耿占春曾把诗歌和社会学之间的矛盾关系置于学科的层次进行过探讨。他指出，对诗歌的社会学式的批评指出了诗歌“潜在的危害性”，对诗学的发展是有益的。[1]朱国华对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将布迪厄社会学诗学置于中国文化生产领域的语境中，围绕布迪厄对于艺术祛魅、艺术自主性的论述， 其理论的跨语境效用，以及社会学诗学的理论盲点，集中进行一番批判性审理。[2]朱国华在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首次把具体的社会学理论运用于诗歌的研究中，从布迪厄的“文化场域”来探讨现代诗本土化发展路径，提出的批评意见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3]邱运华对托洛茨基的社会学诗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并对托洛茨基的文学社会学观点加以细致研究区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文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二、文学研究的阶级意识；三、强烈的功利主义美学思想趋向。[4]

这些研究已经开始深入挖掘社会学理论在诗学上的解释力，但是视野局限于单个理论，不能结合多重理论来分析现实境况，也降低了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当前的学术研究的状况使知识社会学视野在诗歌本土化研究当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着眼于知识社会学，就社会学视阈内的中国新诗进行一番考察。

一、知识分类中的诗性知识

社会学家默顿指出，知识是一切形式的文化成果。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知识与社会或者文化中其他存在因素之间的关系。诗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达观点的写作形式。文字是知识的载体，从广义来说诗歌也可归为知识的一种。诗歌作为知识，便不能不联系到知识社会学这一门兼有语言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视野的社会学分支。套用一个哲学的命题来对诗与知识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命题A1：花是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