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精选

一

据记载，曹雪芹本身就是一位极其出色的画师，在曹雪芹友人留下的诗篇中，有很多是称赞曹雪芹的画作。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有《题芹圃画石》一诗:“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芹圃是曹雪芹的字，从诗题中就可看出敦敏此诗是题于雪芹画作之上的，以画石来书写心中愤懑，更衬托出了作者的傲骨与不羁。曹雪芹另一好友张宜泉也在《伤芹溪居士》的小注里写道:“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便可看出曹雪芹在绘画造诣上的不凡。我们今日虽然无缘得见曹雪芹的画作，但是从《红楼梦》的文本里可以了解曹雪芹的绘画理论和情趣，并进而对明清以降的绘画流脉和创作理论有所认识。纵奇才。而张彦远的观念则重在后天的物质培养。应该说，这两者都是成为艺术家的重要途径，但侧重点的不同也分别说明了两人的审美意向。曹雪芹的这种观念与道家的“真”性情是分不开的，与传统的​绘画艺术精神也紧密相合，这在文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在第十七、十八回的游览大观园中，贾宝玉力排众议，以稻香村为契机，阐述了他对“自然”的认知———“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③，同理，只有师法自然、得自然之气，才是真正的“善画者”，这与道家的“化工”之论，主张浑然天成、反对人工造作的主旨是相吻合的。应该说，不单是对绘画艺术创作主体，甚至在整部书中，曹雪芹都在推崇有“真心”和保持自我人格的独立性。

二

曹雪芹在绘画领域的观念主要是通过薛宝钗之口娓娓道来。这也与宝钗博学多闻的才情有关，从宝钗嘴里道出这炫技般的绘画理论也不会让读者觉得突兀。第四十二回众人商讨惜春画大观园的时候，宝钗的论述极为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宝钗的话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绘画中的写意。宝钗道:“……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才能成画。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画诀》中道:“读万卷书，行也影响了曹雪芹，这是文中极为典型的一例。

三

画论之余，薛宝钗又谈到了绘画的材料工具。受禅宗影响，传统的文人山水画也有南北二宗。一般而言，南宗提倡笔情墨趣，气韵天成，因此重墨不重色，用纸不用绢。北宗画宗师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以青绿山水为特色。很显然，大观园的创作更倾向北宗画法，因此，“又大又托墨”、“禁得皴染”的雪浪纸决然不适合《大观园图》了。实际上，薛宝钗很明智地选择以建造大观园的图纸为原型，依传统的描摹法复制成《大观园图》。以建筑图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增删剪裁，添补人物，再以工细楼台之法制成即可。不得不说，薛宝钗的建议大大减轻了惜春的负担，也颇值得今人借鉴。薛宝钗随即又提出了具体的制作方法:“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也得他们配去。你们也得另爖上风炉子，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得一张粉油大案，铺上毡子。”⑦这是典型的工笔金碧山水的颜料和制法，惜春听罢犯难:“我何曾有这些画器?不过随手写字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笔就完了。”⑧惜春说的四种颜色的确是写意画的传统用色，但用于《大观园图》这类工笔兼写意的作品则显不足。由此引出了薛宝钗罗列画具的篇章。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曹雪芹在书中真真假假，古董摆设都是亦假亦真，这里列出的这张单子却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基本将工笔画的画具包含在内，甚至对用绢的矾制提出了要求。而且在忙里偷闲中，还穿插了黛玉的插科打诨:“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的。”淡妆浓抹总相宜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⑤这所谓的胸中“丘壑”自然是与创作者的阅历和知识素养相关的，宝钗此处用“丘壑”是指创作主体对创作客体整体的把握和认知。只有具备初步的领悟，才能方便下一步的构图创作。而所谓“看纸的地步远近……该露的要露”正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切要因素之一———写意，也是构图的关键所在。正如宝钗所言，倘若完全按照现实来画，未免拘谨，形似而无神，唯有按照胸中“丘壑”分主宾、增添得当方能得其精髓，于画上造出意境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论”中就有“经营位置”这一重要法则。在传统的文人画中，尤其是山水画，位置的远近经营极为重要。曹雪芹论画，并非一味写意，尤其是大观园有很多亭台楼阁，并非纯粹的山水画作，因此又提出了“界划”问题。宝钗的原话是:“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划的。一点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矶也离了缝，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⑥按，“界划”即“界画”，亦即陶宗仪《辍耕录》里“画家十三科”中的第十科“界画楼台”。界画需要用尺引笔，虽然工于细致，但不免近乎“死笔”，易成匠气。但若以写意为之，又难免如宝钗所言，可见画亭台楼阁之难。

在传统的文人画中，不但要求景物的写意，人物同样要气韵生动。这也是宝钗画论中的第三个要素———“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写意山水、飘渺楼阁，于大观园来讲是不够的，起码是不完整的，正如贾母所讲“成了房样子”，因此人物是必不可少的。总的说来，如果真要创作出一幅完整的《大观园图》，工笔界画，写意经营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创作者要求是很严格的，无怪乎四姑娘犯难了。雍正时期，宫廷画家袁江、袁耀的青绿山水和楼阁界画正风一《红楼梦》里既有大段论画的篇章，如第四十二回薛宝钗论绘画、列画具，也有很多章回是名画、名家点缀其间，它们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由于曹雪芹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画师，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因此他对创作主体也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要求。

在《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颠覆了传统儒家的大善大恶理论，如果粗暴地以善恶划分人性，那必然不能细致地认识和了解人性的意义所在。鉴于此，贾雨村提出了秉正邪之余气诞生的一类人。他列举的这些人物中，大都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有所成就者。仅书画领域就有宋徽宗、米芾、顾恺之、倪瓒、唐伯虎等。当然，曹雪芹举出这几个优秀人物，除了要展示人性的复杂多样外，也表明了自己对优秀艺术家的理解———“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①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提到:“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高逸之士，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②两者其实都在肯定只有保持人格的独立才有可能成为“善画者”，但曹雪芹侧重灵性，以秉正邪二气之余而淡妆浓抹总相宜惹得众女儿开怀大笑，行文显得极其活泼。宝钗也笑着解释:“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了，一经了火是要炸的。”⑨宝钗事无巨细，考虑周全，无怪乎众人赞叹了。联系上文宝钗的“兰言解疑癖”，宝钗和黛玉此刻的关系很是亲密，较之前些章回两人的紧张关系，本回也是宝钗黛玉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因此此处插入黛玉的一番戏谑，既使得行文不至乏味，也推动了故事情节，深化了人物形象。让读者对宝钗的博学和黛玉雅谑的一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出曹雪芹对传统绘画的熟悉，以及明清以来文人画的盛行。

[摘 要] 《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引领后世无数的红楼读者及研究学者所做的异常华美的文学梦，益感家族兴盛、岁月荣光早已不在的曹雪芹，试图将昔日的繁华景象、世间的悲欢离合借用文字的魅力，使其不断的流传不息，以其一生的追思回忆，将过去与现在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将一个充满着华美的世界留给了后人。《红楼梦》中的美学，在悲剧之美，在人物性格之美，在建筑之美，在言辞之美等，如禅般的意象、绝美的悲剧意识、广富心灵解放历程的意蕴以及包含人物哲学的性格世界，都足以使《红楼梦》从具体的学问升华为理想艺术与优秀艺术完美结合的美学哲学。

[关键词] 《红楼梦》；美学；红楼美学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所呈现给后世之人是的可以被用以养眼的优美画卷，可以被用以养耳的悠扬乐曲，可以被用以养身的美味食物，以及可以被用以养心的澄澈清明的精神世界，如此林林总总都将一个极具美学的世界展示给后来之人。而人们也是为了不断的寻求这种更加美好的事物，凭借着自身的灵明心性、道德本性及善良美好进行着更加极有神奇色彩及其实意义的多种创造，而这种创造绝非没有意义的，人类正是在这种永不间断的创造之中，逐渐的建立起了理想及信念等，净土之美就更加的成为了红楼美学之美的所在。

一、《红楼梦》概述

人们更多的时候将曹先生的《红楼梦》称之为红楼，这更多的反映着后世之人对该著作的喜爱。就普通的国人大众而言，无论识字与否，大致从懂事之日起就会熟知《红楼梦》中的经典片段，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在大观园里有个整天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衔玉而生的宝哥哥、有个人缘极好端庄富态的宝姐姐，还有个总是爱哭、常与宝玉闹脾气的林妹妹，这是人们对红楼梦最为基本的认识，《红楼梦》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政治家而言，伟大的领域曾将《红楼梦》与我国的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相提并论，将其置于国宝级的高度上以使人们为此感到永久的骄傲，还倡议将其作为政治小说及历史小说来深入阅读，在众多的历史学家及政治学家中，喜爱《红楼梦》者并不鲜见。而在学术界之内，早已为专门从事《红楼梦》的相关研究工作而成立起了“红学”，就任何的著作而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殊荣，曾有相关红学研究学者效仿“英国宁可失去女王王冠上的明珠-印度，也不可失去莎士比亚”的说法，提出了“中国宁可失去万里长城，也不可失去《红楼梦》！”该言论之下可能在初见时难以接受，但细想下来除了学者对其的钟爱之外，也有其另外的含义及道理所在，万里长城固然壮观，但毕竟是物质性的东西，终有一天会淹没的历史长河下的风雨之中，可《红楼梦》确是会永远屹立于国人心中永远不倒的精神珠峰。如此高的评价与赞赏是任何著作从来没有的殊荣，终其原因就是因为《红楼梦》的确具有着不凡的研究价值，其中的美学价值就是不可轻视的重要内容。

二、美学概述

美学作为一门学问是较为复杂和难缠的，曾有很多的美学研究人员对其争论不休，对美学的诸多看法及言论也是永无休止的，就曾有相关的美学教材中指出，很多人都知道美，但鲜有人知道美学，也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追求美，同样鲜有人去追求美学。将美学提升至如此的高度，更加的让人想弄清楚，这让众人弄不懂也不追求的美学，何以能够存在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我国的经典论著中“有美无学”及西方的经典论著的“有美有学”，所共同强调的都是美的现实存在与普遍公认，美感多是人类明显的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的标志，诸多的创造也是依循美的规律所逐渐的发展下来的，无论关于美学的诸多阐述是怎样的种类繁多，甚至是自相矛盾，美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美的追求并不会受到来至美学争论的任何干扰。在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历程中，人们逐渐的提出了最带有个性及最带有文化本质的审美要求，普遍的认为唯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才能够真正的唤起人们审美的高峰体验，而《红楼梦》当之无愧的就可以成为这种能够最大程度的张扬个性及焕发文化光彩的著作。进行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的艺术创作实践的研讨，就充分体现美学所具有的人踪及人气的特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艺术实践提升至美学哲学的高度，进行红楼美学研究显然已具备其可行性与必要性。

三、《红楼梦》中有美学

内容提要：影视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作品，自然与曹雪芹的小说魅力密不可分。然而一部文学作品被翻译为影视作品的时候，影响其收视率的不仅仅在于文学作品本身，还在于影视作品的创作成果。一部影视剧的服装、音乐、后期制作等方方面面都将成为衡量其价值的审美标准。87版《红楼梦》不仅男女主角符合小说原著特色，而且其音乐艺术也独放异彩，而越剧交响版《红楼梦》则体现了红楼梦的戏曲音乐艺术。本文从影视剧《红楼梦》音乐艺术概览入手，结合越剧交响版《红楼梦》的艺术特色，针对两部作品中的传统型的乐器伴奏和悲剧氛围的塑造来对比分析《红楼梦》的音乐艺术。

关键词：红楼梦；音乐；艺术；《红楼梦》

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巨著，自问世以来就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随着科技的进步对于《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也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的文本解读到后来的《红楼梦》连环画小说，以及到如今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影视剧作品解读。这一系列对于经典的解读都说明了《红楼梦》的重要价值，每一种解读都有着其独特的风格。而87版《红楼梦》则是最为人熟知的影视作品，纵然有些人没有读过《红楼梦》原著，然而也一定看过影视剧《红楼梦》，这就是影视剧《红楼梦》的魅力所在。除此之外，戏曲《红楼梦》里的经典唱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也是众所周知的经典桥段，即使不熟悉戏曲的人，也一定听过这样一句经典唱词。这就是源自上海越剧团出品的越剧《红楼梦》，主演徐玉兰和王文娟塑造了戏剧界最为经典的一对贾宝玉和林黛玉。

一、影视剧《红楼梦》与越剧《红楼梦》音乐艺术概览

红楼梦的音乐艺术与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密不可分，例如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葬花吟》是大家所熟知的音乐桥段，林黛玉以弱柳扶风之姿袅袅娜娜葬落花，配合画面响起悠扬而伤感的音乐，情景交融中让人体会到黛玉伤春的少女情怀，同时也能在音乐中走入林黛玉的内心世界。当然，除此之外，《枉凝眉》也是一首广为人知的曲子。音乐缓缓流淌而出，曲词道尽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前世今生，却又让人在音乐艺术中感知到人生的无奈与苍白。总之，这些红楼梦音乐艺术大多以中国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即1、2、3、5、6）五音阶特色为主，然而又不局限与中国传统的音阶。为了使得乐曲更加哀婉动听，王立平往往采用“7”这个半音来增强感彩。总之，影视剧《红楼梦》音乐作品一共包含了13首曲子，分别是：《序曲》《引子》（红楼梦曲）《好了歌》《红豆曲》《枉凝眉》《葬花吟》《晴雯歌》《紫菱洲歌》《秋窗风雨夕》《聪明累》《题帕三绝》《分骨肉》《叹香菱》。红楼梦的音乐艺术随着人物性格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音乐特色，有随着抒情主人公的故事情节而不断推进，众多精彩华章够了红楼梦音乐艺术的大观园。越剧版《红楼梦》从剧场艺术特点出发，更为强化剧目的音乐性，使得舞台剧的演出样式精致化、典雅化。越剧《红楼梦》则更为注重音乐与戏曲唱腔的配合，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唱腔基础上，借用音乐的艺术魅力，打造经典唱段，塑造戏曲作品的音乐艺术。越剧版《红楼梦》采用音乐主题的表达方式，利用音乐来统帅全剧，借用音乐的表达方式来塑造人物。这就使得融歌舞为一体的戏曲，更加突出其音乐的强大作用。通过写意的音乐表现，演绎了宝黛初相见“天下掉下个林妹妹”的经典唱段。同时，以高亢而悲壮的音乐元素，为《宝玉哭灵》这一折戏曲增加了更加打动人心听觉震撼。

二、《红楼梦》音乐艺术特色

王立平作为著名的词曲作家数十年研究红楼梦，潜心打造了这部与文学作品相得益彰的影视剧《红楼梦》音乐艺术。他采用中国传统的管弦乐，以浓厚的中国风来演绎发生在大观园的女儿情长。同时又深谙《红楼梦》是一部悲剧艺术的集大成者，故而在创作音乐艺术时也注入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总之，无论是从影视剧《红楼梦》音乐艺术的创作思想而言，还是从其创作风格而言，都注入了王立平的无限心血。越剧《红楼梦》有着不同的版本，不同越剧版《红楼梦》又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例如广为人知的是徐玉兰和王文娟的经典版《红楼梦》，除此之外还有赵志刚和方亚芬倾情演绎的交响乐版越剧《红楼梦》。当然，本文以上海越剧院在2015年60华诞之际推出《红楼•音越剧场》为个案来分析越剧《红楼梦》的音乐艺术特色。这部戏在继承了经典版的音乐精髓，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87年电视剧版《红楼梦》和《红楼•音越剧场》各具特色，然而二者也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对于传统乐器伴奏的经典运用上，二者都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才能。同时，利用音乐来衬托《红楼梦》悲剧性的主体氛围，这也是精彩之处。（一）传统型的乐器伴奏在影视剧《红楼梦》中全部音乐均采用传统的中国式语言，即由民族管弦乐演奏完成。在演出中不仅注重音乐的线条、色彩，更加注重于委婉细腻的艺术特色，传承了我国独特的优雅古朴。例如，作曲家以悠扬的箫声作为《黛玉别父进京》中的情感独白，渲染了黛玉凄楚无依的内心世界。然而在《刘姥姥进大观园》场景中则采用了活泼的演奏方式，运用二胡与三弦的俏皮对话，来衬托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的各种新奇和惊喜。同样是主人公林黛玉，在《秋窗风雨夕》为了表现作者内心的愁苦，作曲家采用了中筝与琵琶的一唱一叹，来表示黛玉内心深处的无尽哀愁。再加之二胡点缀，则更衬托了黛玉在贾府之中纵然锦衣玉食，可到底还是内心世界有所愁苦无法排遣。在黛玉悲叹命运的高潮时，作曲家则将音色采用多层展现的方式来辅助主人公抒发充沛的感情。无论是打击乐器钟鼓声的动人心扉，还是琵琶语的悠悠诉说，都是作者对于音乐的出色运用。正是作者的种种用心配置，才让观众渐渐从红楼梦的音乐艺术魅力中走进红楼梦的世界。《红楼•音越剧场》在继承了原有音乐程式的基础上，注重传统乐器的伴奏功效，同时也在演唱形式上有所创新。例如，越剧的合唱向来是以幕后形式出现，即便是伴唱也是以幕后进行。但是，在《红楼•音越剧场》中，通过“符合化”的人物设定让幕后人物走到幕前，使得他们参与到音乐表演中来，起到渲染氛围的作用。有时候，他们还恰到好处的交代剧情或是吐露剧中人物心声，为全剧添彩。（二）悲剧性的主体氛围王立平先生的《红楼梦》音乐艺术在王立平先生的精心打造下呈现出了旋律优美、主题鲜明的特点。曹雪芹曾经言道“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然而隔着时空的遥远，王立平成为了曹雪芹的知音。他在红楼梦创作中反复揣摩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分析剧中人物特征和命运起伏。所以，王立平才将《枉凝眉》作为全剧的主题歌，以这种无可奈何的情愫来表达主人公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同时也蕴含了悲愁忧苦的人生蕴藉。而越剧《红楼梦》音乐艺术的价值更体现在其音乐艺术对于《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悲剧性的合理诠释。戏曲中哀婉深沉的音乐更能映衬男女主人公不如意的人生，多种音乐的诠释让人们感受到锦衣玉食之外的内心痛楚。越剧《红楼梦》的音乐艺术以悲剧性为主体氛围，这符合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作中倾注的血泪。总之，《红楼梦》艺术博大精深，为后世的音乐艺术创造提供了多种素材。而优秀的作曲家又以出色的音乐艺术为红楼梦增添流光溢彩，87版电视剧《红楼梦》和越剧《红楼梦》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音乐对于影视剧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戏曲中音乐的合理运用也成功塑造了经典传世作品。参考文献：[1]李宁宁.谈王立平《红楼梦》音乐的艺术风格及创作思想[J].黄河之声.2011(05)[2]赵佳佳.音乐与文学的契合———87版电视剧《红楼梦》音乐探析[J].艺海.2010(06)[3]蔡志妮.浅谈《红楼梦》音乐的风格特征[J].黄河之声.2010(21).

作者：张艺帆

［摘 要］ 本文从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互文性、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影视文本与社会、文化这种“大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三个方面探讨了《红楼梦》电视剧改编。一切与原著有关的文本乃至不可溯源的文化都成为改编的对象，这无疑显示出了改编活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为改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改编从原来的单单考虑原著与影视作品“似与不似”的问题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 名著改编；互文性；《红楼梦》电视剧

《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最早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1975年摄制的5集粤语电视剧《红楼梦》，截止到2010年各台热播的李少红版50集《红楼梦》和李平版35集《黛玉传》，共有70来部(段)《红楼梦》电视剧(片)。与方兴未艾的《红楼梦》重拍现象相呼应,有关《红楼梦》影视改编的研究也颇为兴盛。对《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的研究，前人主要集中在改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改编的原则和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改编的方式模式与具体方法以及影视改编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作用等论题。①从当今的学术眼光来看，这些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大家研究都习惯从影视剧本身及与小说原著比较其成败得失，改编时考虑的对象也局限于原著与改编作品，长期陷入似与不似的僵局中。本文引用互文性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电视剧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关注一切与原著有关的文本乃至不可溯源的文化因素，以期为今后的影视改编创作提供一点启示。

互文性指“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②，描述了一部作品和它自己以及其他文本所形成的关系中的变迁。而改编行为即是找到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间的孕育渗透关系，从而达到艺术形态的转换。因此，任何一种改编行为必然包含着互文性，互文性是改编的内在机制。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改编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互文性活动，改编活动本身涉及两种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转换，并且借助于改编者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个过程充满了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文学作品所处时代的文化与影视文本所处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对话互动。笼统而言，《红楼梦》电视剧改编的互文性主要可分为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关系、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影视文本与社会、文化这种“大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一、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互文性

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互文最为明显。文学文本是影视文本的原型和基础，是最具有互文参考价值的语篇。每一次对《红楼梦》的改编都和《红楼梦》小说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出于“正说”的电视剧改编作品总是试图“忠于原著”，体现“原著的精髓”。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文本，改编者还需要阅读和研究相关的文献、评论等资料，例如原著的时代特点、对于原著的评论等，这些相关资料会对作者的理解产生影响并在影视文本里体现出互文痕迹。如1987年央视版的《红楼梦》电视剧在八十回之后另起炉灶，摒弃了人们普遍认可的程高续本，而根据前八十回正文伏线，脂批提示，并参考高续和红学研究成果，逻辑地推演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

另一方面，《红楼梦》电视剧改编也影响着原著的流通与普及。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的拍摄就引发了全民的红学热、读书热、中华传统文化热。电视剧在北京卫视和安徽卫视播出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原著小说，销售量直线上升。③早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红楼梦》电视剧时，全国上下也掀起了“红学”热潮，街谈巷议争说红楼。这是互文性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表现。按照巴特的理论，《红楼梦》原著、《红楼梦》各个版本的影视作品及一切与红楼梦相关的事物都是观众的记忆，而在收看电视剧时，这种记忆偶然或者默许地在观众心中升腾，并且激发了观众阅读原著文本追忆以往作品的愿望。又因为《红楼梦》特殊的古典名著文化身份，进而引发了观众的其他古典名著追忆热。“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相互孕育，相互滋养，相互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地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是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④萨莫瓦纳的这一段话有力地印证了笔者以上的论述。

二、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与学术价值

一 引言

在美学与德国哲学的洗礼下，王国维将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对《红楼梦》的探究中，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与文学观，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游戏说”，王国维认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这种文学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红楼梦评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它开辟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因此，它在文学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 《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文化融合、裂变和冲突的时代，因此，王国维将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将西方哲学作为辅助，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融会贯通。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阐释和发现，指的是将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点转变为自身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结合。《红楼梦评论》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作为基础，阐释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释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脱。在王国维的思想之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浓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在融合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后，将西方思想作为立足点，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悲剧艺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西方的悲剧理论，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来源欲望的满足与否。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悲剧的演化。作为西方的悲剧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意志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欲望，论文联盟这些都为《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充满深刻的悲剧思想，并站在与传统乐天思想相背离的高度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表现了王国维独到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悲剧来源于哲学，将人的本质作为最本质的问题，是人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哲学的归宿和出发点是人，悲剧的归宿和出发点也是人，《红楼梦》将人作为描写的目的，是其悲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识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红楼梦》通过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们通过减少生活的欲望而获得的解脱。但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解脱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觉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观察别人的痛苦。例如，贾宝玉的解脱就是一种悲壮和悲剧的解脱，将生活作为立足点，将悲剧的苦痛作为基础，最终成就人世的解脱，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伟大的原因。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美学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且认为《红楼梦》的结局就是悲剧人物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生活的欲望，从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目睹了大观园中的生命走向痛苦与绝望，并深刻感受到个体在悲剧命运中的渺小，最终他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寻找到解脱的方式，放弃了世俗的享乐与美好。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故而，他认为贾宝玉最终真正走上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悲剧美学。但是，由于叔本华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所以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应从西方哲学悲剧思想的角度客观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悲剧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异而造成的，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深刻揭示了这个观点。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三点，但是，他觉得《红楼梦》悲剧中最后一种最感人。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更大的悲剧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的不同，黛玉与宝玉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在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找到了解脱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国维正是看到了别人忽视的悲剧性，以悲剧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评价做了新的诠释。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价》对中国的传统悲剧模式来讲是一种新的突破，对中国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认为，悲剧能够将真善美相结合，在没有建立完善的美学历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学理论对悲剧进行审查，在深层次上对人类进行研究。通过对悲剧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浅薄而带来的危害，虽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意识，但是转变以往中国悲剧的开展模式，对中国悲剧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悲剧美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逃离和忘却，王国维反对以文载道的思想，重视在文艺中存在着的独立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意识。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甚至于整个大家族的兴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人内在的问题，在通过痛苦的经历之后得到解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悲剧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剧理论的过程中，王国维从小说无功利的、人性的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避免了外部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将人作为本体进行结构和剖析，对人性进行道德评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悲剧的固有性和深刻性进行揭示，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感受。王国维的美学和哲学观点，正是对人生的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的问题的阐释。

[摘要]多年前就有重拍红楼梦的传闻。2006年北京电视台、中影集团、华录百纳联合举行“50集电视剧《红楼梦》启动仪式”，开始面向全球华人招选演员。2007年红楼梦剧组举行“新版《红楼梦》正式启动仪式”，初步确定拍摄日程，其间，舆论对剧本质量、导演水平、演员人选等问题不断提出质疑。

[关键词]红楼梦；文学；影视；再创作

明清时期是我国小说繁荣时期。长篇章回小说有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施耐庵的英雄小说《水浒传》、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爱情小说《红楼梦》；拟话本小说有冯梦龙的通俗小说《三言》、凌蒙初的通俗小说《二拍》；传奇笔记小说有蒲松龄的神怪小说《聊斋志异》。西方影视技术引进中国，影视界就不断将这些作品搬上银幕，成就与名著不朽的梦想。《红楼梦》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影视红楼梦创作及特点

1924年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京剧黑白默片《黛玉葬花》，梅兰芳演林黛玉。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拍摄时装黑白默片《红楼梦》，周空空演刘姥姥。1928年上海孔雀影片公司拍摄古装黑白默片《红楼梦》。1936年上海大华影片公司拍摄古装有声歌唱片《黛玉葬花》，李雪芳演林黛玉。1939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顾兰君演王熙凤。1944年上海中华联合影片公司拍摄黑白有声故事片《红楼梦》，卜万仓导演，周璇等人主演，演员阵容强大。1951年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拍摄现代时装片《新红楼梦》，李萍倩导演，李丽华等人主演，是红楼梦现代版。1961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版《红楼梦》，袁秋枫导演，是黄梅戏经典版。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越剧电影版《红楼梦》，岑范导演，徐玉兰、王文娟主演，是越剧经典版。1975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6年香港丽的电视台拍摄剧《红楼梦》，林家声等人主演。1977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古装歌舞彩《金玉良缘红楼梦》，李翰祥导演，林青霞等人主演，是香港十佳华语电影。1977年香港思远影业公司拍摄《红楼春上春》，金鑫导演，张国荣等人主演，是。1977年香港佳艺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8年香港今日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新红楼梦》，金汉导演，李菁演等人主演，演员阵容豪华。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王扶林导演，欧阳奋强、陈晓旭等人主演。是电视剧经典版，198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楼梦》，谢铁骊导演，夏钦、刘晓庆等人主演，票房不佳。20世纪90年代台湾中华电视台拍摄73集《红楼梦》，张玉燕等人主演，收视率不高。2003年泰国正大集团、上海电视台拍摄数字高清电视舞台艺术片新版越剧《红楼梦》，钱惠丽、单仰萍主演。

本人认为：“红楼梦的多指向隐义结构决定了红楼梦主题的无正解性。红楼梦的未完成性更是促成了这个谜局的形成”。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艺术偏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见解，重拍红楼梦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综观红楼梦影视史，概括出几个特点。1　拍摄频率高，在短短80年时间里，红楼梦影视版有近20个版本。2　科技进步带动影视发展。黑白到彩色，无声到有声，长镜头到蒙太奇，红楼梦拍摄在不断进步。3　篇幅越来越长。单本剧到多本剧，红楼梦故事越来越完整。4　主题日趋复杂，从塑造人物形象，到敷演人物故事，最后是演绎全本红楼梦。5　艺术形式多样。戏剧片就有京剧、越剧、黄梅戏、粤剧之分。6　艺术风格多样。有古装、时装，有传统、现代，有高雅、低俗。7　演员多用明星。影视创作培养和成就了大批演职人员。8　横向看，成败参半；纵向看，失败居多。

二、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风险

从红楼梦影视史角度分析，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第一次创作风险较小。尊重原著，实现艺术形式转变，基本上就会成功。红楼梦影视版早期作品原创多，相对地位较高。如：京剧版、越剧版、黄梅戏版、粤剧版。

摘 要： 近年来，《红楼梦》服饰研究逐渐成为红学研究的热点，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对1982年以来，三十年间的相关论文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同时对这些论文作了一定的分析与评论，以期对《红楼梦》服饰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 红楼梦 服饰 研究综述

国内有许多学者都潜心研究《红楼梦》，他们从历史背景、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成果卓著。近年来，《红楼梦》服饰文化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传柬议“红楼”》中便收录了《红楼服饰屑》一文，认为红楼服饰绝非摹拟戏装，而基本以写实为原则，不过是夹带一点点“障眼法（荒唐言）”。天津工业大学华梅教授在《华梅谈服饰文化》中也谈到了《红楼梦》服饰，她联系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地位，着手分析《红楼梦》服饰。从文献考证《红楼梦》人物服饰是郭若愚，他从清代记录服饰的文献着手，如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清稗类钞》等，逐个分析《红楼梦》主要人物服饰的具体造型、材料、色彩、配饰甚至详细列举了各种毛皮的种类及主要特征，最后得出了《红楼梦》人物服饰可以认为是研究清代初期服饰的可靠资料这一结论。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里亦有考证，他认为《红楼梦》人物服饰形式面料详实可靠，均能在故宫藏品中找到原形。

综上所述，国内专家学者从历史背景、文献考证、文学欣赏等不同角度分析《红楼梦》服饰，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红楼梦》服饰文化的启迪和思考。不过，研究《红楼梦》服饰的专著还不够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季学源所著《服饰鉴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该书将叙、考、论和鉴赏熔于一炉，将书中有关服饰的情节和重要细节，按先后顺序加以梳理、叙述并进行考证，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服饰形象和一些独具特色的服饰物品进行鉴赏和论析，为红学研究者和服饰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资料。

单篇论文则较为丰富，据笔者统计，自1982年以来，三十年间共有63篇论文对《红楼梦》服饰进行了专门探讨，本文经过梳理，将其归纳为七类，包括《红楼梦》服饰宏观研究、文化研究、色彩研究、人物及个案研究、具体物件研究、翻译与比较研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研究。现分类总结如下：

一、宏观研究：

总计9篇。这些论文从各个角度切入，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对《红楼梦》服饰描写取得的艺术效果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中钟兆祥《〈红楼梦〉服饰初探》一文值得关注，该论文从民俗学的角度，在分析《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巨著中某些服饰的典型意义的同时，对作家如何运用服饰细节刻画人物个性和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探讨。结合文本，条理清楚，论述有力，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刘晓枫、崔荣荣《从〈红楼梦〉人物服饰看“意境美”的表达》一文从《红楼梦》中典型人物的服饰着手，联系审美艺术的“意境美”，论述了《红楼梦》一书通过人物服饰美所营造出的“虚”“实”相映、“情”“景”相生、“天人合一”的艺术氛围。文章观点新颖、立论独特，但论述简略，略显粗陋。颜湘君《论〈红楼梦〉的服饰描写艺术》则专门针对前八十回，具体分析了《红楼梦》人物服饰描写的三种艺术手法——重点描写个体、全面展示众人、略貌取神的刻画。论述具体详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此外，曾慧《小说〈红楼梦〉服饰研究》是七篇论文中最为全面详尽的一篇。该文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归类法和综合研究法，将《红楼梦》服饰分为女性服饰、男性服饰两大类，分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进而分析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及身份地位与服饰的关系。结合文本、举例丰富、论证有力，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文化研究

摘 要：一般而论，各类艺术的美学特征与它的艺术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影视艺术语言的多样性也导致了其美学特征的复杂性，使影视艺术具有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特征。如果仅仅把《红楼梦》当作一部“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的爱情小说，虽然它却以爱情故事贯穿始终，这样的审美判断就脱离了对对象的整体把握而有失偏颇。《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不会低于任何一部现代作品，古典审美体现了个性不发展时代的审美理想，但它偏于理性、规范的美不逊于现代审美文化的超理性的、自由的美。

关键词：艺术；美学；《红楼梦》

《红楼梦》，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因为它突出了审美意义，它不只具有消遣娱乐性，也不只具有现实性，还具有突出的超越性品格。它提出了人的生活道路和生存意义问题，因此更深刻、更感人、更有永恒的魅力。《红楼梦》中的“美”呈现给世人不一样的感觉。

1 《红楼梦》中的艺术美

《红楼梦》的艺术之美，集中表现在它对中国古典美的深刻反映和刻画上。红楼梦算得上是描写我国封建社会各方各面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的文学、音乐、建筑、绘画、雕塑、风俗人情、宗教祭祀、衣食住行中蕴含着的美令人叹为观止。文学上，其中的诗词曲赋深深体现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幽、雅、朴、深得特点。其中的描写秦可卿一句：“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语言虽朴质无华，但其中的意味无尽。将抽象的，难以形容的“气质”“才华”用可嗅可视的兰，仙比喻，淡雅贴切。而更为重要的是，曹雪芹对汉语有深刻的造诣，游刃有余地运用了文字的意境，这当然也得益于汉字的简而深，朴而广的特点。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财富，而曹雪芹超乎常人且游刃有余的将其达到极致。而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运用如此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曹雪芹一人而已。《红楼梦》中的语言是如此有意境，并且这种意境是多样的。同是咏柳，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的《唐多令*咏柳》中的“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凭尔去，忍淹留”与自傲世故的薛宝钗的“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决然两种不同的境界。一为婉约，一为豪放，一以悲情惆怅胜，一以自负不羁胜。《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即将人物与诗词的意境紧密结合，同时也赋予普通事物以更广阔更深的内涵，而第一点尤引人注目。

2 《红楼梦》中的音乐美

《红楼梦》中的音乐之美与它的文学之美都植根于中国古典艺术美，因而具有同样的特色。不论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听的高雅仙乐，还是薛蟠在酒馆茶肆听的红牙小曲儿，无不有美妙的意境。中国古典之美，或俗或雅，皆得优雅幽深隐约之意境。

3 《红楼梦》中的建筑美

内容摘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红学”回归文学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种：传统方法、西方理论、传统与西方之间的摇摆。这三种思路分别存在文学工具化、非文学性批评、文学性理论原创等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辨析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念创新的问题。

关键词：当代“红学” 文学工具化 文学性 理论原创

十八世纪，《红楼梦》横空出世，其巨大冲击波绵延不绝，形成“红学”，红学有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之分，当代红学总体而言延续了三大学脉：一是王国维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哲学研究；二是胡适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据学研究；三是俞平伯1922年的《红楼梦辩》为代表的从考据学转向文学本身的研究。尽管胡适后来屡遭批判，但考证之学成果丰硕，而由王、俞开创的两大学脉却衰弱不振，缺乏强有力的嗣响。20世纪是考据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为红学研究主流，文学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压抑而处于边缘状态。

1976到1979年，随着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不少红学研究的文章还没跳出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及意义。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张毕来的《漫说红楼》，1979年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还有1979年台湾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书面发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i同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将红学的范畴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谁家的事，即“本事”，认为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红学学科范畴的讨论，如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讨论引发学者们对于文学何以谓之为文学的思考：纯文学，文学性，艺术性，文学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关系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红学”回归文学文本研究的呼声渐兴，红学界逐渐趋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文学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种：传统方法、西方理论、传统与西方之间的摇摆，这三种思路分别存在的一些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辨析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念创新的问题。

一.传统方法与文学工具化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红楼梦》，这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其中以《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表现出层层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张锦池《红楼十二论》（1982年）、周中明《红梦楼艺术论》（1980年）、周书文《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高潮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Z政和贾宝玉绕功名仕进问题而进行的冲突，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又将围绕主要矛盾冲突的其它矛盾冲突归纳为：背景性矛盾冲突、从属性矛盾冲突、交叉性矛盾冲突、转化性矛盾冲突四种。最后，总结出王夫人和贾宝玉的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人的生存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实现的悲剧。作者提出的“钗正黛次说”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后，人民网、新浪网、学术交流网等多家网站都予以转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还有舒芜《说梦录》（1982年）、吴晓南《“钗黛合一”新论》（1985年）、白盾《红楼梦新评》（1986年）、朱眉叔《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1986年）等等。

摘要：语言前景化作为一种独有的艺术风格，在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文学作品的分析来看，这种通过语言艺术的技巧性应用的表达方式，能巧妙地形成个性化的语言及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整部作品的表达中。本文将围绕前景化视角理论进行分析，并阐述《红楼梦》译本的文学特色，进而探讨语言前景化视角下对《红楼梦》译本的解读方式，从更多角度阐述《红楼梦》译本的整体风格。

关键词：语言前景化 视角 《红楼梦》译本 解读

《红楼梦》译本作为一种有着丰富内涵的艺术作品，在整体的运用中能构建出全方位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整个前景化视角下进行深入分析，能形成整体的艺术魅力，因此，通过采用前景化的翻译方式，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个性化语言等给予综合分析，从而实现对整部作品的风格把握。

一、简述前景化视角的理论运用

（一）概念分析。前景化是功能文体学极其重要的概念。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率先明确提出前景化的概念，后来经由雅各布森、韩礼德、利奇等语言学家对前景化理论做了补充和发展。穆卡洛夫斯基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前景化”的概念，他认为：“前景化，是‘自动化’的对立面，是对一种行为的‘非自动化’；客观地讲，‘自动化’能使事件‘程式化’，而‘前景化’是对‘程式’的违背”。韩礼德认为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利奇则认为“前景化就是一种对艺术的偏离”。前景化把标准语言推到背景位置，从而把对标准语言的种种违反推向前景。由此可见，前景化是将变异的语言表现形式凸现出来，目的是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感到惊异和陌生，从而产生强烈的美感。

（二）整体作用。“前景化”的概念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经过穆卡罗夫斯基、雅各布森等布拉格学派学者的阐发，后又经过利奇、韩礼德等英国文体学家的加工与发展而最终形成。“前景化”的概念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则是由穆卡罗夫斯基（JanMukarovsky）首先提出，根据他的观点，诗歌语言并不构成标准语言的一种，但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标准语言构成诗歌语言的背景，对标准语言的规则系统的违反使得语言诗意（化）成为可能；如没有这一可能性，就没有诗歌，而否定诗歌作品对标准语言规则的违反的权利就等于否定了诗歌。在文体分析中，“它指一种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东西的前景化，或从背景中突出的技巧。被突出的特征是语言上的偏离，而背景是人们一致接受的语言系统。语言可看作必须遵守的一套规则，而‘突出’是违反这套规则，是出于艺术目的的偏离。”

二、分析《红楼梦》译本的风格作用

（一）不同译本的特色分析。《红楼梦》在1830年就有了第一个英文译本。在1830-1892年，总共出了4个版本的《红楼梦》英文译本。这些译本不仅不准确，而且显得很荒唐，译者为了渲染这部书的“异国情调”，满足异国读者的猎奇心理，把黛玉翻译成Black Jade，（虽然字面上的翻译还说得过去，但是，却不顾这个名称在英语中的引申意义，给外国读者在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的时候带来了极大影响。进入20世纪，《红楼梦》又陆续出现了3种英文译本，其中一个是从《红楼梦》德文版转译的。另外两个译本，分别由王良志和王际真翻译。王良志，纽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师，在1927年出版了他的译本；王际真，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在1929年出版了他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