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精选

摘要：自《通论》发表以来，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论一直贯穿于整个宏观经济学界。因此，从理性预期模型出发，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进行了再分析，通过博弈论思想的引入探究了宏观经济政策能否达到理想效果。在对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际效果进行分析时指出了为何会出现“滞涨”，为何近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使得人们对经济政策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论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青睐，从美国到西欧、日本、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全方位干预和救市似乎不约而同。凯恩斯主义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预经济似乎理所应当，而主张自由市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审视、研究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是有必要的。

宏观经济实际上是由所有单个的市场主体的行为组成的，宏观的经济政策要产生效果最终必须落脚于各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消费者和厂商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一种产品或服务时会考虑这种产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在没有使用这种产品或服务之前，这种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投资时会对未来的回报率做一个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时会对市场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给能力做预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决定了总供给，而消费和投资总是离不开预期，因此，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必须考察预期，要研究最终作用于所有单个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考察预期。

无论是凯恩斯本人，还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尽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说：“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实际上，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建立在长期预期不稳定基础之上的，这在《通论》中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考察预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对当前价格的预期取决于上期的预期价格以及上期价格预期的误差，并且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这个误差对预测效果影响力将不断缩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卢卡斯发展了穆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他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成功的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供给、价格、就业以及公众对于以上各种因素的预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尽管该模型未能穷尽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说是一个囊括预期的最先进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别表示实际产出、政府支出、货币供给量、价格、误差项、实际产出的预期值、政府支出预期值、货币供给量预期值、价格预期值、潜在产出，a、b、c皆为参数。假定奥肯定率确实存在，假设向右下方弯曲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或失业率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如下，我们将得到：

y=a*g+b*m+u（1）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摘要]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的争论，自2003年第2季度开始就一直不绝于耳，媒体炒作的介入和境外传来的声音更是使这个热点变得沸沸扬扬。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来，随着200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基本明了，围绕着2004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取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度“热”起来。由于这种讨论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决策层都会产生影响，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主张进行梳理综述，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的争论，自2003年第2季度开始就一直不绝于耳，媒体炒作的介入和境外传来的声音更是使这个热点变得沸沸扬扬。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来，随着200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基本明了，围绕着2004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取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度“热”起来。由于这种讨论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决策层都会产生影响，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主张进行梳理综述，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不同判断

大多数争论不休的问题，多半与问题的含义或边界不清晰有关。这次关于是否“经济过热”问题的争论也是这样。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看，宏观经济是“过热”还是“不过热”，即总需求（增长）是不是超过总供给（增长），只能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但是，当前对这个问题却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的主要观点可概述如下：

1．认为经济存在着过热的趋势或苗头

最初引起对经济过热问题争论的，就是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这种观点。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其背后则是货币供应和贷款增加偏多。如到2003年7月底，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20．7％，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23．2％，均达到了偏高水平。对此，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于2003年7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明确提出，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同时，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兆头。

2．认为经济只出现局部过热

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只是出现了局部过热，而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或总体过热。局部过热的主要表现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30％）；一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建材、汽车等）投资和发展过热；很多地区的开发区建设（圈地）过热；地方政府主导性投资过热。这种观点可能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大多数国外报刊和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也倾向于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过热主要是一种投资性过热。

转向并非突然

主席在全球金融峰会期间表示，要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防止全球性经济衰退。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各国都竭尽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中国自不例外，当全球经济越来越难以承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时，中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这将有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中国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欢迎。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兴建铁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灾区重建、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在货币政策方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全球协调一致地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还将会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实体经济的走向等因素适时、适度地调整利率，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还会配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地放贷，缓解信用紧缩的局面。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的确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希望。

实际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严格控制信贷的增长。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中小企业的经营逐步捉襟见肘，出口面临较大的压力。为此，早在年初，面对出口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财政部就开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就采取了财政贴息、奖励和放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国务院又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要“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和防通货膨胀）。这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就开始出现了转向。

2008年7月后，随着“两房”危机的加剧，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让全球金融市场为之结舌，投资者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就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了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1个百分点。10月8日，又与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协调一致地降低了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0.5个百分点。10月29日，中国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三次调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银行创纪录地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08个百分点，下调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余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为了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在信贷增长率趋缓、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基本消除的有利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还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窗口指导，不仅如此，监管当局鼓励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放贷。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形势变化使然

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使然。

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之下，如何把政策的内容进一步夯实，进一步细化，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讨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形势所必须着眼的地方。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讲到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现在已经大致敲定，那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想说的是，稳健加积极，特别是财政政策这样一种积极，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具有导向性的概念。最困难的事情，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要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之下，如何把政策的内容进一步夯实，进一步细化。

所以，即便考虑2011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相信一条，就是201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会和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有所不同。所以，在当前这个时候，在同样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方向之下，那些细微的调整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特别去琢磨的。

所以一方面要触动深层次改革，另一方面要更加务实、更加审慎，可能在2011年表现得极其突出。比如大家都知道扩张性财政政策两个线索，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税。增支加减税几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全部内容。只是这两个线索可以演绎出若干个具体内容，大家关注的时候，可能并不仅仅关注增值减税之后的结果，就是财政赤字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特别明确地把握这个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多大。但是我说，不要只盯着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多大。2009年的时候，财政赤字是9500亿，今年财政赤字是10500亿，2011年财政赤字究竟是多大，大家自然很关注。

当前社会上关于减税这样一个呼声是非常强烈的，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家肯定寄希望于进一步减税。而请大家注意一下，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相关部门使用的口径是迥然相异的。比如国家税务总局会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是19%多一点，财政部讲宏观税负水平的时候，会说20%多一点。换一个地方，比如到了其他部门，可能会说30%多一些。

很多人会不理解，减税所面对的主要是宏观税负水平，而宏观税负水平在不同人眼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其实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当税务部门说宏观税负水平有多少的时候，它的分母是GDP，但是分子使用的是税收收入这样一个统计口径。当财政部说宏观税负有多少的时候，分母虽然仍然是GDP，但是他所说的就是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了。换其他部门，就会在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基础之上再做进一步的加法，比如说各种政府性基金的收入要加进来，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要加进来，社会保障缴费的收入要加进来，一些已经纳入了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收入要加进来，这七加八加，分母虽然没变，但是分子的数额是在增加的。所以，当你看到这样一种政府收入结构的时候，减税就有了颇多的讲究。比如说，可以在维持其他政府收入项目不变的条件下去单独地实施减税，但是总额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比如说可能表现为增税，比如环保税可能有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其他的政府收入项目会减下去。

所以当把这样一种政府收入的总体格局都纳入我们视野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各位关注总额的变化和结构性的变化。

“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临近，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近日，重要的宏观经济时间点密集出现。

12月1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会议提出了六项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12月10日晚，为加强流动性管理，适度调控货币信贷投放，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2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次上调大约能回收流动性约3500亿一4000亿元，但市场流动性依然过剩，通货膨胀压力继续存在。

12月11日上午，11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一是工业生产平稳增长。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比10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二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1―11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10698亿元，同比增长24.9％，比1―10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三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增长。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911亿元，同比增长18.7％，比10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四是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上涨。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1％，环比上涨1.1％。

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国内外发展环境日渐复杂，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总的来看，受次贷危机重创之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曲折。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费持续疲软，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虽增长较快，但经济泡沫化加剧，同时通胀压力普遍存在。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影响全球经济，美国银行抵押贷款债券回购压力依然存在。

日本和美国等重新转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进而可能会加剧我国通货膨胀。在弱势美元政策带动下，各国纷纷干预外汇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有继续强化趋势，货币战乃至贸易战风险加大。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一些国家采用加息政策，使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

一些人总是强调不计成本的治理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学教条在起作用。“我国经济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我以为这样的判断恰如其分。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为己任,就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等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共识。这一点为我们理解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景又提供了一个视角,即国际视角。

实际上,目前中国和美国所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都遇到了一定的质疑,甚至批评。而这些批评所依据的经济学思想也是一样的,即所谓货币主义思想。

斯蒂格利茨等人1987年的一篇文章(Greenwald,Stiglitz,Keynesian, New Keynesian, and New Classical Economics,NBER working paper,2160.1987)曾经评述了宏观经济学的三个学派:凯恩斯派、新凯恩斯派和新古典派。该文所指的新古典派实际是指芝加哥学派,从弗里德曼到卢卡斯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斯蒂格利茨是不接受它的。新古典派早期叫做“理性预期学派”。根据斯蒂格利茨分析,芝加哥学派强调“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强调市场出清,相当于否定失业问题的存在。斯蒂格利茨说,因为它认为没必要考虑失业问题,所以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没有必要了。这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思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失业、大量的政府救援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去否定失业的存在,是一种极其脱离实际的经济学教条。

在2008年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人强调不计成本的治理通货膨胀就是这样一种经济学教条在起作用。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和企业停产、倒闭,在美国和欧洲等地的金融危机越演越烈,已经影响到中国的背景下,还渲染通货膨胀的可怕前景和强调货币政策不能松动,其后的结果我们都很清楚,其中的教训我们不能这么快就忘记。

因此考虑是否能够对于货币政策进行调整时,首先要意识到,这一政策的产生是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关键时期的必要之举。打个比方,这也就是一个人出现重大急病时的抢救措施,这个措施的目的是救人于生死之间,而如果对于医生的救命措施喋喋不休地讨论所用药品的副作用,岂不是太不合事宜了。况且中国目前所有的价格指数都是负增长,现实的物价上升都还没有发生。我们应该懂得,现实的通货膨胀和预期的通货膨胀毕竟是两回事。有些人总喜欢预见通货膨胀势必会来,这个判断你永远是正确的,是一个打不败的预测,因为通货膨胀迟早是会来的,但是那可能是一段时候以后的事情,不能依据这个来改变现在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出台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讲到这里就必然要涉及对于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虽然有了一些好的宏观数据,但是权威的说法是――“我国经济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我以为这样的判断是恰如其分。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要考虑到宏观数据中可能存在的误差。以下试举一例。

国家统计局根据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计算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但来自财政部刚刚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税收收入的结构性分析》报告显示:1～6月,个人所得税完成2136.73亿元,同比增长0.7%。因为个人所得税是名义变量,因此可比的数据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一边是增长9.8%,一边是增长0.7%,这显然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一般而言,税收数据的可靠程度要高于抽样调查提供的收入数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讯：200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2007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对全年经济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总的要求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促进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

――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根据经济运行新的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以发展农村经济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一大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以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为重要抓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质量效益提高。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境保护，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一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进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落实和完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支持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产业转移。

――继续深化各项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加快行政管理、投资、财税体制等改革；以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优化金融结构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目标加快社会领域体制改革；以调整和完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为重点，优化商品出口结构，促进一般贸易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以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为重点，优化外商投资结构；积极有序地扩大境外投资合作。

――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加快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积极发展文化、体育等事业。做好扩大就业工作，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自2006年以来，由于外贸顺差的不断增长和市场流动性的持续增长，央行针对经济体中过度充沛的资金，采取了种种对策，包括发行短期债券、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窗口指导等。然而调控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每次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仅够应付一到两个月的贸易顺差，流动性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还逐步引发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开始出现上涨。

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几乎可以肯定是过多的资金所导致的。宏观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本身导致了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从而使得中国的货币更有价值，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汇率水平被低估。在这个过程中，贸易顺差的积累不可避免，再加上政府控制汇率升值的速度，必然导致国内经济体内的流动性过剩。

在一个国家真实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超级”商品的价格上涨速度将快于普通商品（“超级”商品是指在该经济发展阶段相对需求较大的商品），而显然房地产是中国当前阶段较为典型的“超级”商品，在真实需求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过度的流动性使得房地产和服务等非贸易品价格上升更加难以抑制。

如果名义汇率价格得不到合理的调节，宏观经济体将通过推高非贸易品价格来实现真实汇率水平的调整。这种现象在1997年以前亚洲金融危机中有过充分的体现，虽然当时泰国等国家的名义汇率水平没有出现大幅的升值，但其房地产和服务价格却大幅上扬，使得其真实汇率水平大幅上升，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短期通胀的上升更可能是由于资源价格市场化所导致的成本推动型上升，它并不具备持续性；资产价格的上升反映到CPI水平上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可能会很不显著。然而实际上，政府所面临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困难，因为通货膨胀水平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预期，而失控的通胀水平会威胁到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并最终危害社会的安定，因此即使是短期CPI的上升也会使决策机构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

在这种压力下，我们看到央行现在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行为，伴随CPI的上升，央行不断调升存款和贷款的利率水平，希望由此降低最终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压抑的内需转移到出口上，贸易顺差将持续保持较高水平，从而给经济体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反过来又增加资产价格和通胀上升的压力。也就是说，要解决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汇率升值可能是最有效的手段，其它货币政策多半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行为。

政府的政策意图，为了保证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全社会的就业水平，人民币汇率必须有控制地缓慢升值，而最终的真实汇率上升则将部分体现在名义汇率的上升，部分体现在物价水平的上升之中。央行在这个过程中将扮演一个艰难的角色，一方面，它需要控制通胀水平的过快上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又不能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趋势，也不能过度影响消费增长。因此，伴随着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的上升，我们可以预见央行将可能持续被动地采取紧缩政策，有关政策不外乎小幅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而这很难对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形成阻碍，因为央行的政策一般是以不影响实体经济为前提的，从而也就不会试图打破我们所描述的经济运行轨迹。我们不敢肯定中国资本市场会否有如此好的表现，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要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不出现转变，中国资本市场上升的动力也不会失去，资产价格上升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2007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点、新挑战，做出适度调整，主动引导社会预期，并增强执行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货币政策走向

货币政策将综合应用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定向票据等手段，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在稳健中略显紧缩。

2007年，仍将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定向票据”等综合措施适时调节市场流动性，合理控制货币信贷的增长，在防止通胀的同时，稳定房价和股价等资产价格。监管部门将加强窗口指导，引导商业银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中劣质企业的贷款，增加对农村、中小企业、助学和就业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并控制中长期贷款总量和投放节奏。鼓励和支持扩大消费信贷业务，完善住房贷款定价机制，改进住房金融服务和风险管理，支持合理住房消费。

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会得到进一步完善。将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增强双向波动的弹性，打破单边升值预期，逐步释放汇率升值压力。还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由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的利率形成机制。

外汇管理体制将有重大改革，改革的内容可能包括三方面：一是本着藏汇于民的思路改革结售汇制度；二是对外汇储备实施公司式管理；三是新增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式将更趋多元化。

财政政策走向

财政政策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打“组合拳”，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在稳健中显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