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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研究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1.1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研究空白

在悠久的时空长河中，海洋体育文化不仅契合在海洋文化的成长、变迁、转型以及现代化等过程，形成并传播自身的文化特质，也在体育历史和文化发展、交流中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具有文化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的重要理论价值。通过查阅和分析现有资料，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学术文献仅有9篇，也没有检索到以海洋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落后于海洋体育的发展。而且，关于海洋体育文化的研究多属于静态的理论分析，鲜有从文化的变迁、传播、冲突、重构等动态视角上的研究。对海洋体育文化的这种研究状况既不符合海洋体育在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也难以体现海洋体育文化在休闲时代中的社会需求。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能够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研究的空白。

1.2有利于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海洋体育运动，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海洋体育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海洋体育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播、碰撞、冲突、调适、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符号和要素、独特文化特质和功能的体育文化。现代海洋体育文化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切实传承传统海洋体育文化。基于这一追求，我们需要沿着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在纵向维度上追寻海洋体育文化演进的脉络，深描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特点，在横向维度上剖析海洋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掌握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从而有利于把握海洋体育文化发展趋势，驾驭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规律，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奠定海洋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的体育文化亦应百花齐放。海洋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开放型文化，这种海洋文明产生的文化与农耕文明、大河文明产生的体育文化恰好可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因此，海洋体育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壮大和完善，不仅可以发挥海洋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塑造人的价值，还可以在体育文化中彰显来自海洋特质的文化特色，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

1.3对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洋体育立足万里海疆，以身体活动融入海洋自然和社会环境，为人们提供挑战自我、娱乐休闲、强身健体等方面的需求，这促进了海洋体育的快速发展。作为人类创造的独特运动，海洋体育无论是从当下发展模式，还是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海洋体育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现实中一些滨海地区盲目开发海洋体育资源，机械设计一些诸如应时应景的海洋体育主题公园，刻板推出了海洋体育品牌。但由于缺少了文化环境的营造和文化价值的引导，缺乏海洋文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急功近利，后劲不足，往往造成人财物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时展机遇。因此，通过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能够了解海洋体育的发展特点，全面认识海洋体育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掌握海洋体育传播的方式和方法。这对于推动海洋体育，繁荣海洋体育文化，推动海洋体育与海洋体育文化的联通和互动，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健康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结语

一、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体系的构建

根据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应具备的条件和应遵循的设计原则，以相关学者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运用综合归纳法，从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四个维度，将影响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众多因素进行归纳，确定了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体系［9］。如表1所示，本文构建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体系包含总目标层、评价综合层、评价项目层和评价因子层4个层次，13个评价项目指标，共包含36个评价因子指标。文化载体作为体现文化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物质形式，具有丰富的艺术表达手段，将其分解为新颖性、观赏性和体验性3个评价项目层。其中，新颖性包括地方性、民族性、稀缺程度和可替代性4个评价因子;观赏性包括优美度、新奇度和和谐度3个评价因子;体验性包括趣味性、参与度和多样性3个评价因子。文化内容作为文化旅游产品的各种不同的文化载体所承载的文化主题，可以分解为真实性、积极性和广泛性3个评价项目层。其中，真实性包括历史记载、文化渊源和广为人知3个评价因子;积极性包括增长见识、开拓视野和净化心灵3个评价因子;广泛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3个评价因子。文化精神作为文化旅游产品通过文化载体对文化内容的演绎所期望体现的精神境界或价值观念，可以分解为道德性、激励性、先进性和融合性4个评价项目层。其中，道德性包括言行习惯、公德意识和法规意识3个评价因子;激励性包括振奋人心和陶冶情操2个评价因子;先进性包括与时俱进和符合心理需求程度2个评价因子;融合性包括地方融合性和中外融合性2个评价因子。文化价值作为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传承作用和市场价值，可以分解为传承性、教化性和资源价值3个评价项目层。其中，传承性包括文化传承、可持续性和文化创新3个评价因子;教化性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2个评价因子;资源价值包括文化保护、文化积累和市场前景3个评价因子。

二、评价因子权重的确定

为确定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体系各层次评价因子的权重，首先，请文化资本与旅游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旅游产品的经营管理者以及游客，采用1～9标度法，对位于同一层次的各因子间相对于其上一层次的评价因子的相对重要性进行问卷评分，并构建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判断矩阵;然后，用数学方法得出每个层次判断矩阵中各因子的权重;最后，通过各层次权重的组合，得到全部因子相对于目标的权重)。问卷调查期间从2012年4月到9月，共计发放调查问卷290份，收回调查问卷226份(回收率77.93%)，其中有效问卷179份(有效率79.20%)。具体的评价因子权重如表1所示:在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四个因素中，文化载体的权重为0.0318，文化内容的权重为0.1230，文化精神的权重为0.3689，文化价值的权重为0.4763。这说明在文化资本的四层次模型中，由于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四个因素之间的由表及里关系，使得其重要性也依次递增。因此，文化价值作为文化资本的核心是至关重要的。

(一)文化载体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载体的权重层中，新颖性和观赏性的权重都是0.1390，而体验性的权重是0.7221。数据表明在文化载体的构成因素中，体验性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上一定要强化体验性，这是使得文化能够真正成为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之灵魂的关键。具体的，在新颖性的权重层中，地方性的权重是0.0521，民族性的权重是0.1563，稀缺程度的权重是0.7812，地方性的权重是0.0104。数据表明在新颖性的构成因素中，按其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稀缺程度、民族性、地方性和可替代性。在观赏性的权重层中，优美度的权重是0.6923，新奇度的权重是0.0769，和谐度的权重是0.2308。数据表明在观赏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优美度。在体验性的权重层中，体验性的权重是0.0759，参与度的权重是0.8483，多样性的权重是0.0759。数据表明在体验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度。

(二)文化内容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内容的权重层中，真实性的权重是0.2308，积极性的权重是0.6923，广泛性的权重是0.0769。数据表明在文化载体的构成因素中，积极性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的文化主题的定位上要强化积极性。具体的，在真实性的权重层中，历史记载的权重是0.0428，文化渊源的权重是0.1284，广为人知的权重是0.8288。数据表明在真实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广为人知。在积极性的权重层中，增长见识的权重是0.2561，开拓视野的权重是0.2878，净化心灵的权重是0.4561。数据表明在积极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净化心灵。在广泛性的权重层中，知名度的权重是0.4561，美誉度的权重是0．4561，市场占有率的权重是0.0878。数据表明在广泛性的构成因素中，知名度和美誉度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

随着海洋开发的逐渐深入，海洋旅游成为未来全球旅游发展的新趋向。海洋旅游中文化要素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海洋文化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正在悄然兴起，并迅猛发展。广东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为发展海洋文化旅游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能否开发和利用好海洋文化，对广东旅游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广东海洋文化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要把文化的“软实力”转化成为旅游的“硬实力”，离不开对海洋文化的探索与挖掘。因此，提高海洋文化资源开发能力，促进海洋文化旅游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人与海洋和谐相处，是广东实现由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飞跃的必由之路。

一、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旅游

人类的生命与海洋息息相关，人类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文化是属于滨海地区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世代生活在沿海地区时，借助海洋从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活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海洋特色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教育科技和文化艺术。海洋历史、海洋考古、海洋宗教、海洋军事、海洋民俗、海洋渔业、海洋生物、海洋美食、海洋信仰等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旅游是人们在海洋进行的活动，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开发海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海洋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海洋为依托，为满足人们愉悦需求而进行的旅游、休闲、度假活动。海洋文化旅游是海洋旅游产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文化为主要吸引物，为旅游者提供观光、度假、科普、教育等需求的海洋旅游产品形式。

二、广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广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特征

1.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广东是我国的海洋大省，岸线漫长，不仅拥有广阔的海洋空间优势，还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广东21个地级市中，有14个滨海城市，大陆海岸线长4100多公里，居中国沿海各省区之首。不仅如此，广东海岛众多，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就有759个；全省可供开发的滨海沙滩有174处，沙滩总长572公里；水深200米以内大陆架海洋国土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广东省的陆地面积。广东海滩资源丰富且分布较广，渔业资源产量大、种类多、品质优良。广东沿海拥有众多的优良港口资源，包括广州港、深圳港和湛江港等。生态景观红树林分布广、面积大，另外还有中国惟一的大陆缘型珊瑚礁。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祥地，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港口最多、航线最广的省份。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了许多古海港遗址，它们遍布整个广东沿海地区。除此以外，海洋非物质文化资源也比较丰富，例如潮人文化、雷州半岛文化、疍民文化等。由此可见，广东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势明显，潜力巨大。

2.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渐成体系。广东各地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内涵，开发出一系列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一是利用其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着力打造湛江东海岛、茂名放鸡岛、汕头南澳岛等自然文化观光旅游景区；二是培育了以海洋为主题的节庆、会展品牌，如珠海沙滩音乐节、湛江东海岛人龙沙滩旅游文化节、湛江海鲜美食节等；三是开发了一系列海洋文化旅游项目，其中包括具有浓郁广东地方特色的民俗戏曲和广东方言特色的民间渔歌，以及举办滨海地区休闲体育比赛、创作海洋文化特色影视作品，如《大清海战》《南海潮》等。因此，广东省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日益丰富，体系也逐渐完善，这不仅拓宽了广东省海洋文化的研究领域，也促进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3.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初具规模。目前，广东开发建设了一系列现代海洋文化旅游景区，这些景区环境清新优雅，设施完备齐全，服务水平优良，能够满足游客休闲度假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是国内外游客理想的度假目的地。惠州海滨温泉旅游度假区将海洋文化与温泉文化有机融合，创造出全新的温泉养生文化。同时，广东将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引入市场机制，积极争取举办国际国内体育赛事，扩大滨海体育的社会效应，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到广东滨海度假区域休闲疗养、养身健体，使广东的海洋文化体育产业逐渐成为全国的知名品牌。

一、广西海洋宗教文化是以海神崇拜为核心的多神崇拜

宋代以后，妈祖(天妃)由福建莆田的一个地域性海神迅速成为环中国海海域最具影响力的海神。妈祖(广西沿海称三婆)逐渐成为渔民崇信的温柔善良的女神，广西沿海的海神从神格化走向人格化。明朝洪武年间，天妃拥有“圣妃娘娘”的封号，“民间舟中所事海神不一，广琼有天妃祠，亦敕封王祭”。对天妃祭祀礼仪也因各地而异。天后宫是渔家出海前举行祭祀仪式、祈祷平安和渔获丰收的场所。在广西沿海，天后宫(天妃庙)的规格仅次于观音庙，廉州、钦州、灵山、东兴等地的沿江两岸、沿海岸、岛屿遍布天妃庙。如合浦、北海境内有20多座天妃庙(有的称天后宫，有的称三婆庙，有的以地名称之)。现存有北海涠洲岛的三婆庙，合浦乾江天后宫、海角亭天妃庙、廉中天妃庙、南康三婆庙、党江天妃庙，东兴竹山三婆庙等，甚至在佛寺和道观里也设有妈祖神位。

二、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及交融性

佛教、道教、天主教及基督教等传入广西沿海后，与当地原有的民间宗教一起构成多元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诸神一庙、诸神同拜、神灵共祭、道巫结合的现象，各种和平共处，各种文化相互交融。

1.诸神一庙现象

这在广西沿海的天妃庙、佛寺、道观中可以看到。隋唐时期是广西沿海对外交往最频繁的时期，也是寺庙出现最多的时期，在汉唐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港口合浦就出现了“一寺三庵七十二庙”。至今人们还能在史籍记载中查到的寺庙有:东山寺、真武庙、玉皇阁、元妙观、三清观、药王庙、观音堂、三官庙、三圣庙、云霞寺、大云寺、康王庙、东岳庙、准提庵、慈云寺、保子庵、庙、北山庵、三界庙、平江庙、镇海庙、武刀东庙、武刀西庙、西海庙、谭村庙、四帝庙、关帝庙、文昌庙、灵隐寺、平马三官寺、太军庙、沙场寺、永泰寺、北帝庙、满堂寺、太平寺、平隆寺、文武庙、接龙观、火神庙、龙王庙、孔庙、华光庙、地母庙、福寿庵、万灵寺、普云庵、三婆庙、真君庙、武圣宫、风神庙、惠泽庙、雷神庙、城隍庙、万寿宫、学府圣庙、武庙、文昌宫、马王庙、罗公祠、忠义祠、陈五公庙、节孝祠、贤良祠、昭忠祠、鳌鱼寺、觉音庵、海宁寺、接龙庵、万寿宫、千岁庙、新庙、地母庙、佛祖庙、丰隆寺、五谷庙等。此外在东兴有观音寺，防城有水月庵，钦州有崇宁寺和女庵庙等。其中天妃庙(又称三婆庙)占了近二十座，还有部分是道教观院如元妙观，纯粹是佛教寺的不多，大多数寺庙都具有佛道合一甚至儒佛道合一的功能。如在佛寺和道观里一般设有武帝或华光帝的神牌，天妃庙中往往出现诸神集中，在康王庙中也可看到众神聚会的现象。北海普渡晋宫是现今保留最完整的儒佛道合一庙的体现。天妃庙原是妈祖的供奉场所，但长期以来，广西沿海的天妃庙中，除供奉妈祖外，也供奉土地、神农、关帝等。有的还供奉观音菩萨，甚至释迦牟尼、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韦陀等佛教众神。天妃庙成了融佛、道与民间宗教于一身的综合性庙堂。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北海普渡震宫，是一座集佛、道、儒三家于一体的古庙宇。清末梁鸿勋在《北海杂录》里描述它“庙貌灿然，为北海诸庙冠”。普渡震宫的头座中天殿奉祀玉皇大帝，太阳太阴等神，并设立如来佛祖、孔圣先师、太上老君牌位，集佛儒道三教于一宫。金母殿，正殿祀奉瑶池金母，左殿祀奉三官大帝(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右殿祀奉二圣帝君(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地母殿的正殿祀奉地母元君，左殿祀奉观世音菩萨，右殿祀奉李铁拐，吕洞宾两大仙，殿左有厅祀奉贞烈圣母等。

2.诸神同祀现象

在广西沿海的寺庙中，所崇拜的神均有主神与非主神之分，但老百姓在日常所供奉与献祭的各种神灵是没有区别的。人们到寺庙里拜祭神祇，表达希望生活幸福，远离灾难的愿望，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它们属何教派、教义是什么等并不关心。如一个整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可以在去佛堂上香的途中拐进天后宫点燃香烛。老人过世一般都请师傅做法事，超度亡灵，以示隆重和儿女孝心。但在师傅为亡灵超度的过程中，其唱词中所涉及到的人物或事既有佛教特色也有道教特色。在人们看来，无论佛教、道教，做法事都是为超度亡灵，至于是何方神灵、属何种宗教根本无关紧要。无论哪种宗教神灵，都是令人敬畏的“神”。人们的信仰是多重的，多种信仰往往和谐地统一于一个信徒身上。

【摘 要】京族三岛海洋文化主要包括渔民的海神信仰、舞蹈、独弦琴。京族传统的海神信仰习俗的传承，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和边疆稳定。京族舞蹈穿插于祭祀仪式活动之中，生活习惯与历史文化积淀使京族舞蹈自然而然地具备了独特的民族风格――海洋性特征。独弦琴曲调时而高山流水，时而鱼翔碧波，时而百鸟朝阳，时而惊涛拍岸，音调丰富，音色优美。京族三岛海洋民俗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京族；海洋文化；社会意义

我们团队于2011年7月9日到月15日参加了京族哈节对万尾渔村进行了实地考察。

主要考察了当地的海洋文化，通过了解当地的海神信仰，具有海洋波涛的舞蹈，蕴含海洋心弦的独弦琴对京族生产、生活领域进行了深层次的了解。本文通过有趣的文字描写从而使有关专家甚至更多的普通人得到某方面的启示，或者启发某方面的兴趣。甚至为我校开设海洋方面专业提供有力依据。

京族信奉的海神主要有镇海大王、海公、海婆、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世音和伏波将军等，京族传统的海神信仰习俗的传承，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和边疆稳定。海神信仰成为京族祈求海上平安、渔业丰收、村社和谐信仰习俗之核心。京族人把镇海大王列为崇奉众海洋神灵之首。据说京族祖先迁徙到三个岛上不久，就在海岛东边的白龙岛怪石滩（旧时叫网地）西岸白龙岭上兴建镇海大王庙，后几度重建。现在保存的镇海大王庙为尾村哈亭民间事务会于2005年农历十月初六重建，次年正月二十一日立有《镇海大王庙简介》石碑。庙宇和庙碑均坐北朝南，面向大海，距海面约80m，日夜守护着这片广阔的海域①。京族人在修建或重建哈亭时还把镇海大王的牌位放在哈亭中央供奉，唱哈节期间要到海边将镇海大王迎回哈亭祭拜。

镇海大王是传说中的万尾、巫头、山心三岛开辟神兼海上保护神。京族祖先确定每年农历八月二十日为镇海大王的“诞日”，各户京族派代表到镇海大王庙内或哈亭举行祭拜仪式。镇海大王的传说和镇海大王庙的建立，表达了京族人民对英雄神仙的感恩和怀念，体现了京族惩恶扬善的传统美德。过伟和韦坚平在《京族民间信仰与神谱初录》文章中认为：外来的

京族渔民祀奉当地土著居民的海上保护神，是外来居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互认同的表现[1]。

尾村京族人苏维芳说：“镇海大王是我们京族人心目中的保护神，我们尊称他为“神翁”。凡是出海打鱼的渔民，都要在海边祭祀镇海大王，特别是到了哈节和大王诞日，全村各大姓氏的京族代表都会到哈亭和镇海大王庙拜祭镇海大王，感谢他一年来对我们的保佑，祈求

一、海洋文化时空特征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时而异，即文化的时代性。大陆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种文化随着时代变化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有的被保留下来，或融合、渗透在新诞生的文化之中，构成文化层次结构，如同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呈现文化纵向剖面。众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被英国、葡萄牙统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区大量渗入、传播，与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为特质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为底层文化沉淀下来，形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叠加现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层，本土文化在下层。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以后，内地文化更多地进入港澳。这一文化层次，是港澳新历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港澳文化的层次结构说明了文化概念的动态性。这恰如著名史地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指出的“：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题，古代海洋文化以海产捕捞、海涂围垦和海上航行、海上贸易为主，到了近现代，海上贸易成为海洋文化一项最主要内容。我国在唐宋时代，海上贸易很兴旺，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册的大事，只是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萎缩，海洋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形见绌。当代，开发海洋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产业，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个最高发展水平。同文化的时代差异一样，文化还有地域差异，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谭其骧教授也同样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1]基于此，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把全国划分为24种地域文化，即为文化地域差异的反映。诚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点，如渤海海洋文化、黄海海洋文化、东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但海水是流动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整体，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来，这决定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一般说来，凡是临近海洋的地区，海洋文化都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也有例外。山东古代渔盐业很发达，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切断了与海洋联系，到明中叶，山东人甚至不吃鱼，海洋经济式微，海洋文化大为萎缩，山东这时不属海洋文化区域[2]。而在同样“海禁”背景下，广州仍维持一口对外通商地位，岭南沿海百姓仍冒险出海，从事海事活动，海洋经济和文化从未断层，岭南也就属海洋文化区域。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摘要：文化空间，作为一个专用术语，最先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这个既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概念，也具有类型学的意义，即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类型。但是，从文化空间的形成和作用来看，它有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空间，对于保护和传承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就是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空间 虚拟现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如下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沿海居民在长期的涉海行为过程中积淀形成的具有海洋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包括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习俗、海洋节庆活动、民间传统技艺、海洋信仰等。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植根于辽阔的海域疆土，又受制于海岛的封闭性与独立性，相对来说，它具有较为稳定的海洋地域特征。于是，海洋文化空间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一种描述，但是，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形成是因为有特定的文化活动的存在，而文化空间又成为文化活动不可脱离的空间环境。

1.文化空间的概念

长久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是一个纯粹的几何、地理概念，是指由点、线、面构成的方向或者形状空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做出了新的哲学诠释。他在《空间的生产》里建立了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由原先的“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每一个社会或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相应的空间。进而，他在列举空间类型的时候，也提到了“文化空间”一词。他认为“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空间联在一起”。这样的描述，很明显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一个专门术语，文化空间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宣言指出，文化空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人类学的文化空间是物质与非物质的结合，它既有物化的形式，也有人的行为，甚至有精神的展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的“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有一个文化场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态的物理“场”；其次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者，在这个自然场、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

一、中日韩海洋史研究动向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视角

[摘要]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摘要：在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下，海洋数字档案的使用正改变着档案工作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信息安全与保密方面，对海洋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对海洋数字档案的特点、网络环境下海洋数字档案的安全隐患进行了分析，从管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海洋数字档案；信息安全；网络应用

在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下，数字化建设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基础水平的重要标志。海洋档案的管理作为社会信息资源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面临着数字化时代的挑战。随着电子文件的大量出现，档案理论界对于电子文件是否应该转化为档案材料也从争论转为接受，这一革新要求我们改变原有对文件档案的理解，顺应技术发展趋势，更好地进行海洋档案管理工作。

1海洋数字档案的概念和特点

在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美国的《档案与博物信息》编辑D.比尔曼以《虚拟档案》为题，第一次提出了与物理档案(Physicalarchive)和实态档案库(Physicalrepositoriesofarchives)相对应的虚拟档案(Virtualarchives)。国际档案理事会对数字档案的定义是:通常以代码形式记录于载体，如磁盘、磁带或穿孔卡带之上的文件档案，它的内容只能通过机器来利用，并根据来源原则来组织安排。以此类推，海洋数字档案就是以代码数字形式记录于载体，如磁盘、磁带或穿孔卡带之上的海洋方面的文件档案。数字档案改变了传统的档案载体形式与档案工作意识。数字档案的载体与传统档案的载体有很大区别，包括存贮电子文件、信件、图纸、报表所形成的软盘、光盘、硬盘和磁带等。数字档案中的信息资料不以传统的笔墨纸张等直观的形象出现，而是通过二进制代码以数字形式存贮，成为肉眼不可直接识读的记录符号。档案信息传输平台数字化，当档案信息在完成数字化后以数字形式存在时，数字网络系统就将成为其主要的传输平台，为档案信息的快速流动提供可能，通常是以网站方式提供相关档案服务。海洋数字档案也有着与其他数字档案相同的特性。

2网络环境下海洋数字档案的安全隐患

在数字化的过程中，由于受载体的转换条件、存贮介质的稳定性和技术操作等因素的影响，容易造成海洋信息的丢失或删改，却不易被察觉。

海洋电子文件的信息共享带来了一些不安全因素。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电子文件，不同于以纸张为载体的纸质档案，它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和人员的限制随意阅读，并且信息容量巨大，传输快捷，这种电子文件的共享性和易用性是其网络化运作环境决定的，是一种进步和发展。同时，也给海洋电子文件带来了不安全和泄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