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精选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11-0010-02

摘要:科学是讲求一脉相承的，在我看来近代科学的产生主要不在于继承了希腊的文明，而在于继承了希腊的精神，一种乐观、乐于开拓的精神。虽然古希腊的实验理性，逻辑理性和数学理性的解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推动作用，但是却并非必须。而希腊民族的乐于进取的精神才是近代科学产生土壤。哲学和实践相结合使这精神得到了极大发挥，于是文艺复兴不久的欧洲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对于科技哲学而言，它的进程发展是有自己道路的，它的轨迹并不是复制与古希腊文明，而是在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一门学科。

关键词:科技哲学 古希腊哲学 结合

1 古希腊哲学

1.1 古希腊哲学的概念:对于哲学，我们都知道它最基本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而对于古希腊哲学，我们具有知道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古希腊哲学（Graeco philosophy）公元前6～公元5世纪出现在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小亚细亚西部、意大利南部的哲学学说。又称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最初发生和发展的阶段。古典希腊哲学，或称早期希腊哲学集中在辩论与质询的任务。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早期希腊哲学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从早期穆斯林哲学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的普通科学。

1.2 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地位: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古希腊哲学。在宗教方面，古典希腊哲学对早期不同宗教的希腊化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中，古希腊哲学是它的幼年时期。最初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不满足于原始宗教和神话，根据自己的直观，以人类正常的常识为依据，用自然现象本身来说明世界；他们从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中看到它们的统一和联系，看到它们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看到它们的矛盾和对立。这对后现代的科技哲学的影响至深。

2 科技哲学

2.1 科技哲学的概念:科技哲学就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简称。科学技术哲学属于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社会，我们从事的大量的活动，很多都是可学的活动，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科学，与此同时，哲学在日常生活中夜如影随形。

试论古希腊神话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哲学，和文学一样靠语言符号表达本意，二者也势必有着内在的关联。在中外文学史，尤其是外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中，文学的样式几经变化，但其探求人、世界的深度、广度，却是很多经典作家坚持的永恒主题。语言的不同、修辞的变化、文体的求新求变，似乎都脱离不了一种哲学的思索和人文的终极关怀。尽管文学作品无力在作品中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但不同的作家却用其独有的方式试图接近问题的实质。有的学者提出，哲学是使人快乐的学问。这看似简单的定义其实暗含深意。再看欧美文学历史当中的作品，不少其实并不让人愉快，有的甚至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式作品。但即便这样，文学和哲学在各自的内心深处似乎都有一些共鸣的内容。本文拟就对古希腊神话和哲学的关系展开探讨，以求对文学和哲学关系问题的认识有所助益。

首先，古希腊文学对古希腊哲学是一种直接影响。这个开始反映在古希腊神话以其自身的哲理内涵为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奠定了文化土壤。虽然，后来的哲学家并不是都赞成神话中的观点，但这种对人和世界的哲理思考却启悟了古希腊人的哲学头脑。古希腊神话的哲理内涵围绕着左右人的行动、社会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层含义：第一，认为人们对利的追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侧重表现英雄人物对自我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如神话传说中的阿喀琉斯为一个女俘虏和阿伽门侬争吵，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财产”，负气离开战场，给希腊军团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二，认为另一动力是奥林匹斯诸神的和意志。古希腊神具有同人同性的特征。他们也有人的不足，具有好色、好嫉妒、好复仇等性格特征。神之间的斗争也是决定人、社会变化的原因之一；第三，认为高于前两者的决定因素是神秘不可知的“命运”。尽管如此，古希腊人对现实并没有屈从，而是顽强地反抗。如西西弗是敢于向荒诞世界反抗的荒诞英雄，俄狄浦斯则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英雄。

直接影响的另一种反映，主要是哲学对文学的引用；进行哲学思辨、探索、归纳方面。有的哲学家为了表明自己的理论观点，直接借用了神话中的语句。如《荷马史诗》中说道：“理性存在于头脑，激情存在于胸部，欲望存在于腹部。”古希腊哲学家用《荷马史诗》中的这一句话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并用希腊神话中有关宙斯的故事去证明灵魂和身体结合这一堕落的必然。文学艺术作为哲学认识对象中的一类，也没有逃出哲学家的视野。尼采对古希腊的艺术精神进行了哲理式的归纳，并在《悲剧的诞生》中，用传说中的酒神和日神来代表希腊人的价值观：“酒神”象征悲剧和音乐的本质；而“日神”象征光明、限制，希腊悲剧是酒神和日神的综合。当文学恰当地借助于哲学思辨的力量时，其本身的说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甚至文学本身会被研究者提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层面来加以认知，这不能不归功于哲学的功劳。又如，斯多葛主义的学说主要是有关宇宙论和人类自由的，其代表人物是芝诺。他认为自然的过程是自然律决定的，自然起初只有火，然后才出现其他的元素，但随着宇宙的重新燃烧，一切又归结于火。但是，斯多葛主义者也指出，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自然界的终结，而仅仅是自然循环过程的一部分。克雷安德是芝诺的继承人，他的诗歌《宙斯颂》充满着后世的宗教味道。与此同时，毕达哥拉斯派则认为，所有的星包括地球不是环绕着太阳而是环绕着“中心的火”作圆形运动，他们叫“中心的火”为“宙斯之家”或“众神之母”。

其次，古希腊神话对现代欧洲哲学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影响。由于哲学家对古希腊神话采取的是借用、发挥的策略，而这种影响较之直接影响作用并未减弱，甚至因为运用哲学话语充实、完善神话，进而发展出新的哲学理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其论著中大量例举了欧洲的各类神话，既有古希腊的，也有古罗马和基督教《圣经》中的，而古希腊神话所占比例不在少数。众所周知，古罗马神话也是承袭了古罗马神话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甚至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古希腊神话常被经典作家们娴熟地运用，从而使很多艰涩的理论显得质朴、生动、活泼。有的神话还被他们作为论据充分发掘，如马克思著名的：“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是深深扎根于欧洲文明之中的。无独有偶，神话被运用于阐发一定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也能找到。《庄子》中的寓言、神话不仅使人们对于道家思想有了更好的理解，这部作品还被当成文学作品阅读，足见其审美价值也是被人们所肯定的。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引用不少关于古希腊神话的例证；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中也常涉及到古希腊神话，这种运用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用引申而来的内容。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现代自然科学进行阐述时，曾这样写道：

“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近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

这里的阿莉尼德线就来源于古希腊神话。阿莉阿德尼是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提修斯之所以能逃出迷宫，就是由于她提供的线团。后人常用“阿莉阿德尼线”来比喻能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者更是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内容来说明当时社会的结构等诸多问题。在谈到“一夫一妻制家庭”这个问题时，恩格斯借用了《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女奴的纠纷事件，以及珈桑德拉被亚加米农作为战利品带回家的事件，阐述道：“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在谈到希腊氏族关于“军事首长（巴赛勒斯）”的内容时，恩格斯用《伊利亚特》勇士的统帅亚加米农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事例，来说明马克思关于荷马时代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的。‘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起源于宙斯。甚至非自由民，如牧猪人优玛士以及其他人，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与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 社会主义》中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解释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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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希腊哲学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而宗教作为当时上层建筑的顶端对古希腊哲学的产生起来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无不受到希腊神话和宗教的影响，因此他们提出来的观点都能在宗教和和神话中找到应有的依据。文章主要通过对希腊宗教和神话本身的认识，探讨希腊宗教与神话在古希腊哲学中关系。

【关键词】古希腊宗教；神话；古希腊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80-01

宗教与神话在人类早期在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下，面对自然界的威力，相信有超自然的神力存在，使人对这种超自然的神力的一种盲目的崇拜。希腊哲学早期正是在宗教和神话的孕育下产生，正如王晓朝所讲“希腊宗教是希腊哲学的母体①”。从对世界本原的探讨到宇宙的演化等我们都能看到希腊宗教与神话在古希腊哲学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又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古希腊宗教和神话之所以对古希腊哲学产生与形成中有着这么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以下的几个原因。

首先在于宗教与神话现象最早是比哲学先出现，发展时间也比哲学悠久，它丰富的内容为希腊哲学产生提供了源泉。希腊作为古文明国之一，宗教和神话早在公元前2000年起就存在了，在这段历史的长河中希腊出现了无数多宗教而希腊人信奉的宗教也各有不同，一直到后期奥林波斯教的出现才使得希腊民族有了在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宗教的产生本身就是伴随着神话，希腊宗教中璀璨的文化也都存在与经历了长时间发展的希腊神话之中，神话中的内容包含了历史、自然、社会、道德、宗教成为了希腊民族早期的百科全书。而希腊人民很早便受到希腊宗教与神话的熏陶。这种熏陶不仅表现在希腊哲学有了丰富的思维材料还表现在后期的希腊哲学家借用神话的语言方式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

其次希腊宗教与神话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也对希腊哲学的产生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希腊的宗教和神话中的神不都是本土的神灵还有外来的神灵比如现奥林匹斯教中的爱情女神阿弗洛狄特， 据资料显示， 它是源于东方古老的闪族，后来才传入希腊的， 经过希腊人的改造并最终成为奥林匹斯教中的十二主神之一。这就表明希腊宗教和神话体系是一个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体系，这样的体系极大的丰富希腊宗教和神话内容，而且这样品质在宗教和神话的传承下使得希腊人民对于一切的外来文明有着包容的态度，这种态度对对真理和自由充满追求，当然这种品质与他们的地理位置有关，因此我们在后期能看到希腊哲学思想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除了这样的特点外，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宗教中的神灵除了不会死之外具备了人的外形和人的性格，人的弱点，人的需求，掌管的事物也都源自于人们的生活，他们生活也跟人类一样并且也会出现人类社会中的阴暗的一面比如兄弟反目，为利益勾心斗角。对于这种神与人的同形首先表示着着希腊民族对于人类与自然区别，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是其主要还是通过神人同形表明着人们希望通过神来解决自己对周围世界的无知，所以与其说古希腊神话是一种荒诞还不如说这是希腊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如伯恩特在《世界文明史》中所言，“希腊人的神是为着人的利益存在， 所以他赞美神就是赞美自己②”。希腊人民这种用宗教和神话的方式解释着周围的世界，其实本质是对万物起源、发展、变化以及事物内部之间联系的探讨，是一种爱智的精神。比如赫拉克利特说：“思想是最大优点，智慧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③。”爱智的精神是的希腊哲学家具有怀疑批判的态度而不是因循守旧，这才使得希腊哲学不断在更新与向前发展，从泰勒斯的水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无疑不是在超越和批判。

最后早期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问题主要受到了古希腊宗教和神话的影响，古希腊哲学最早主要是对万物的本原问题进行探讨，反之我们会问为什么一开始不是对其他问题的探讨呢？这一切都要归之于早期希腊的宗教和神话，希腊关于创世论神话不是一天的发展起来，是长期的发展和完善，这套理论主要探寻的就是整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这种探讨区别与一般对个别事物来源的探讨。作为解释世界来源问题的一种拟人化和幻想的方式的创世理论本身就是没有很据的猜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是不会满足与这种没有根据的猜测，反而希望得到科学的解释，这种需求促进了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对万物本原的探讨，已解决人们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所以这时的神便成了对本原问题的探讨，因此我们不能把对世界本原的探讨认为是一种偶然它实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受当时发展条件所限制的，发展也只能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早期的希腊哲学比如说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毕泰戈拉派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等主要靠具体的事物解决本原问题，到后来社会的进步深入事物本质用一般代替个别试图解决万物的本原问题所以才会出现比如巴曼尼德的存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总之古希腊哲学所探讨的哲学问题时受到了希腊宗教和神话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希腊哲学家在万物本原的思考上做出了贡献。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地指出：“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④”。所以古希腊哲学起源古希腊宗教和神话，古希腊哲学所具有的特点是希腊宗教和神话的特点的表现。古希腊哲学是在希腊宗教和神话的影响下逐步发展和超越，对希腊宗教和神话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的了解学习希腊哲学。

摘 要：古希腊哲学是古代文明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珍品之一， 包括人类全部的知识领域智慧的母体。收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初的自然科学尚不可能独立，只能在古希腊哲学的母体内孕育萌发，文章通过对哲学的内涵、哲学的起源及水原说的意义等方面，分析其中蕴含的自然科学因素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论证自然科学理与古希腊哲学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

关键词：希腊哲学；科学哲学；水原说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5-031-01

古希腊哲学是欧洲哲学之始，是人类认识史上伟大的思想宝库，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恩格斯曾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希腊哲学中的一些科学因素对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若无苏格拉底的伦理哲学等哲学假说的研究，也不会有近现代的西方乃至世界的社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伟大成果。

哲学概念在古希腊的内在底蕴是思考希腊哲学中科学因素的理论参照和逻辑始点。由于哲学内涵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要以哲学在希腊的本义为依据而不应该涉及近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希腊人最初将哲学称为“智慧”。后来苏格拉底为了与诡辩学者相区别，称自己是爱好智慧的人。因此爱好智慧、流传智慧便是哲学的意思。因而哲学是“智慧”及其追求过程的统一体。

有关智慧在古希腊的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可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很明确；智慧是一种关于事物普遍规律的知识，智慧告诉人们的不仅是有关事物的一般“what”，更重要的是“why”。他又指出：“谁能更善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这些论述虽有一定局限性，但可见哲学在古希腊有以下特征；1、哲学研究对象是有关事物深层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而非表面的显现知识。2、哲学具体内容是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体系，它根植于对自然、社会发展和规律进行的具体探索和认知过程中而决非。3、哲学思维方式是逻辑抽象的，是人们借助抽象思维对概念和规律的提升与把握的过程及其成果。因此对“自然”、“宇宙”及其“本原”的终极追问和探讨贯穿于希腊哲学始终的问题，兼具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任务。因此哲学在古希腊所代表的内涵就体现了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包含了自然的真实性、普遍性、规律性在其中。

有关古希腊哲学起源的认识主要有四种观点：宗教说、阶级说、概念说、水原说。但是国内外有关论著往往都把泰勒斯率先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的哲学命题视为希腊哲学史上的第一人。罗素认为，“每本哲学教科书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在哲学起源中有多少科学因素呢？须从哲学起源加以反推，自泰勒斯向前追溯，追寻一下作为潜在哲学形态下希腊人的认知成果及其发展轨迹。作为潜哲学形态的思想意识在希腊的形式有：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宗教神话。它们渐次进化，最终进入了哲学王国的门槛。科学技术是人类最基本需要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与概括。科学技术及科学思维作为潜哲学形态的思想意识，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对古希腊哲学普遍性、客观性、规律性和精确性的思维气质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文学艺术是潜哲学时期另一主要形态，早期的人类在与自然与他人交往中，猎取了某种自然物的胜利而欢乐中，逐渐懂得了一种特殊需要表达和流露。这些生活情感经语言提炼和思维加工后便形成了最初的文学艺术，反映了他们原始而真实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内容，包含着后者对自然法则关切的萌芽，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古希腊宗教神话的思想形式、表达方式和研究内容接近哲学，广泛涉及自然、人生和社会各个领域。在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神是整个希腊世界的折射与再演。古希腊哲学就是在神话之中发现它隐藏着的其它意义并推侧更深的逻辑规律。这影响了早期希腊哲学的思维意向的追寻。综上所述，早期希腊的科学思想、文学艺术和宗教神话作为哲学思维的潜在形态，潜在地规定了后来起源的自然哲学，是后者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基于潜在哲学时期的思辨，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生命本身的维系对水的依赖，对生物之水状源的观察，水的三态转化和可塑性，以及水作为常见组分存在于多样物体中，泰勒斯得出结论――水是万物的本原。水原说首先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做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回答，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而不是神所创造的。这是第一个与宗教蒙昧相对立的唯物论的世界现，表明人类智慧已祛除了神话迷雾，透露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神圣之光。关于水是万物的根源，标志着人类认识从直观幻想朝观察思考过渡，开始了人类以科学分析与哲学概念认识世界的新纪元。

摘 要：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我们探索哲学的起源，哲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带有自身特色的产生条件，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哲学其探究的哲学思想和思想体系特征并不相同。本文从地理环境、物质基础、社会条件三个方面来分析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从中西方哲学的不同产生条件看中西哲学的思想特征和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 起 源 条件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个带上自身烙印的发展历程，其自身特色的最终形成和定格都会与其他的社会文化形成产生明显的区别，不同的文化甚至会出现截然不同的鲜明区分。而要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不仅要从历程中区辨别更需要去探寻文化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理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便是如此。本文旨在探讨中西方哲学产生条件之对比，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示。[1]

公元3000年前，地中海及其东部爱琴海域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文化因素孕育产生了古希腊哲学，而古希腊哲学恰恰正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哲学思潮不断延伸，虽然出现不同的方向以致后面的种种学派，但是后面的学者们一直没有离开其源头-古希腊的核心灵魂-对事物本质的探索以及现象原因的追求;中国哲学历史悠久，从先秦时百家争鸣中出现自《易经》始至少有三千年历史。其产生，也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区间，只是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2]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带上自身特色的产生条件，哲学的产生也是如此。[1]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开端和起源由于其鲜明的自然地理风格及民族演变交融历程以及社会发展脉络让我们更好的找寻其哲学产生条件，当然中国哲学也不例外，由于其典型的大陆国家和相对封闭的社会发展体制也给我们探究其哲学起源提供了条件。下面本文将从地理环境、物质基础、社会基调三个方面来分析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发展脉络，以期更好的帮助大家理解两种哲学的产生：

从地理环境上说：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因此古希腊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利用它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2]，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之间的互通有无，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形成了独特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相对稳定性。

从物质基础来讲：古希腊社会经济发展中，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使探讨政治和哲学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形态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全体人口的绝大部分，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是以土地分配和利用为中心的。由此发展的中国家族制度非常重视伦理的构建，因为，只有通过“家国同构”这样的方式才能更好的管理这个国家，人民的思想大多关注自身，有一定的局限性。[3]

再对比两个哲学体系产生的社会氛围：受到分散的地理区域的限制古希腊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隔离开来独立发展。而多样性的环境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4]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比较早，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于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产生了以小农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之间小范围关系以求得安稳的观念取向。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于文化发展的封闭性限制，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5]

浅析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自然观的差异性

一、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自然观的差异

西方哲学的传入过程也正论文联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崩解与现代学术的重构过程,此时才有了“中国哲学”的提出与确立,才有了“中国哲学史”的创立与建构。也正因如此,20世纪“中国哲学”之确立、“中国哲学史”之建构,几乎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甚至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但是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自然观毕竟是根植于两种不同的文明土壤两种自然观,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在自然观上研究目的不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认为“西方文化是以神为文化中心的宗教文化,人的灵魂是要靠上帝来管理的。中国文化则不然,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的灵魂是要靠自己来管理的。这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对“道”的不懈探求,是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古希腊哲学是以追求“真理”为宗旨,他们都认为“真理”是人们的知识应当追求的目标,是人应当服从的规律。,

其次,自然观方面中国先秦哲学明显抽象于古希腊哲学。本文以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道”为代表进行比较。老子的“道”被用来指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的“道”被用来指火与万物相互交换的过程,而巴门尼德的“道”则用来指认识万物的途径。在综合程度上,老子的“道”是最高的,它既是“有”和“无”的统一,又是“动”和“静”的统一,因此也显得空洞和含糊,以至于使后人很难理解其本意而被窜改得面目全非;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道”在综合程度上尽管不如老子的“道”,但却阐发了“一”和“多”、对立面的斗争与同一,开始意识到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因而显得更具体和明确;由此可以说明先秦自然哲学的抽象性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具体性。

再次,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在在自然观上本位不同。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以及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基础。以《大传》和《形而上学》为例,《易大传》以阴阳之道建立起了卦爻体系,解释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其核心是以天地为准则,作为人事的依据,它既是周以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集成,又为秦汉“天人感应说”奠定了基础;《形而上学》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的思想,在《形而上学》中得到哲学的概括,并形成完整的体系。《形而上学》在实体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的体系,并解释生成和发展,其核心是以目的作为事物的原因。它不是以人为本位,而是以神为本位;它是古代灵魂说的引申,并最终与犹太神学相结合,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来源。

二、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自然观不同的原因

1.自然环境对中国先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自然观的影响

摘要：本文首先阐析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说，具体展示了实践智慧中蕴含的实践知识性中的权衡和直觉这两个概念和实践智慧区别于理论智慧的身体性特点，将其落实在伦理学和政治学层面上的个人的善于国家的善这两个维度上。继而，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藏的身体――自然、个人――国家这两个隐喻出发，揭示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包含的实践知识和与实践智慧的相互契合。最后，以体育与知识的关系为基础，凸显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实践智慧在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体育运动；体育哲学；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16-05

一直以来，古希腊体育被认为是现代体育的起源，尤其是古奥运会，其中蕴含的人文思想、哲学意味都被体育哲学各位论家诠释、阐发。在此中，古希腊哲学思想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之间的关联成为解释的关键所在。在先前较多的研究中，古希腊体育运动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表现”、“实现”特定哲学观念和文化理念的中介，而它的自性则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所以，厘清先前研究中古希腊体育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深挖古希腊哲学思想中蕴含的实践智慧，对古希腊体育作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诠释，使之有着更为饱满的哲学思考内涵是该文的思维导向。

当在体育运动领域论及古希腊哲学家及其思想时，最常被引用的一个例证是古希腊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尤其是伟大的师徒三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出色的运动家，其中还不乏奥运桂冠获得者［1］［2］。以此为依据，在较为宽泛的历史文化层面来树立体育运动在古希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古希腊哲学与古希腊运动在形成伊始所具备的紧密关联。而在古希腊哲学家的原著中挖掘其思想内涵和论述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之间的关联则能开出另一条研究径路。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说

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被称为“爱智慧”（希腊语为philosophia）［2］，意旨于对睿智的追求、热爱。但是凸显智慧的实践性，换言之确定实践智慧的内涵与意义的却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区别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知识或科学知识；第二类是实践的智慧、实践的知识或者明智、审慎；第三类是技艺、技巧或生产的知识、制作的知识” ［3］（这三类分别对应希腊文episteme,phronesis和techne），本文所主要关注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phronesis，即实践智慧这一概念。不同于理论知识，实践智慧包含着伦理学与政治学，他们的研究目标是善和善的行为。国家和个人的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而在实现善的过程中，实践智慧作为“一种体现为行动的知识”即实践知识，得到了凸显。

1.1 实践智慧与实践知识

以国人对于西学的重视,言必称希腊似属当然,《柏拉图全集》和《亚里斯多德全集》率先出版便是一个明证。然而在所谓的轴心期之后,国人对于西方文明重要整合期的希腊化-罗马哲学却知之甚少。面对一系列庞杂的流派和人物,国人难免一头雾水。国内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零散翻译,如四十年前商务馆的《物性论》,开放以后“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猫头鹰文库”中的《西塞罗文集》、《塞涅卡道德书简》、《皮浪主义文集》,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的普卢塔克《名人传》等，然而毕竟失之于零碎而不成系统。究其原因也许是在世人眼中,希腊化时期,古典哲学的高峰已过,开始凋零。殊不知,这一时期跨度大、流派多、人物繁,恰是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内在复杂性及其张力有着非凡的意义。相形之下,国内的研究太少,译介太少,重视远远不够。令人欣喜的是,《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已经摆上了学人的书桌,这套由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包利民、章雪富先生编译的丛书,很好地弥补了国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上的一大缺门。该《译丛》选编视角独到,涉猎内容广泛,值得学人瞩目。

将西方文明喻之为“两希”由来已久,梁漱溟先生曾说,“两希”如西方文明之“两翼”,“两轮”助其前行。然细查国内研究的现状,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却每每只言希腊,当然对于希腊的研究亦是不足,更遑论对希伯来的研究,这犹如独轮车行路,走起来未免不稳。然而“雅典”还是“耶路撒冷”,是西方永恒的话题,更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君不见犹太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最早是亚里山大城的斐洛,他的喻意解经法预示了长达数世纪的希腊精神与希伯莱精神相结合的过程;迈蒙尼德的思想又预示了亚里斯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主宰;斯宾诺莎则在多方面肇示了近代欧洲诸多思潮的兴起。马丁·布伯、罗森茨维格更无疑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此“希”对于彼“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然编者并不是单纯从希腊或希伯来的经典来编纂译丛,而是从“两希文明”融合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涵盖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希腊化-罗马时期哲学的特征,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他们独到的学术视野。

整套丛书共选取了十一位作者:伊壁鸠鲁学派的伊壁鸠鲁(341-271BC)和卢克莱修(94-44BC)、晚期斯多亚主义的塞涅卡(4BC-AD65)和爱比克泰德(AD55-135)、怀疑主义的恩披里克(AD160-210)、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提诺(AD204-270)、犹太-希腊哲学的斐洛(25BC-AD50),新共和主义者西塞罗(106B.C.-43B.C.)和普鲁塔克(AD46-120),以及古罗马时期的希腊教父哲学尼斯的格列高利(AD335-395)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AD354-430)。《译丛》涵盖了后亚里斯多德哲学中几乎所有的流派,涵盖面之广前所未有。

从历史上来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东征,直到公元476年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废,西罗马帝国覆灭,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直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古典哲学终结。这一段时期被可以看作整个希腊化-罗马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他们的文化扩大到非希腊血统的国家中去,事实上这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复合文化,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曾打到印度的旁泽普,罗马军团的一支也曾消失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但究其根本还是一个“两希”融合的过程,是西方文明的塑造期。《译丛》所选取的哲学家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由于其选择面的广泛,很好地显示了这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侧面,以及基督教在希腊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特质。就《译丛》选取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后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经典流派,主要是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其二是基督教神学形成的主流从斐洛、普洛提诺、尼撒的格列高利到奥古斯丁,其三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西塞罗和普卢塔克。然而除了从斐洛到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和基督教的关系外,其他流派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亦是自有定论。因此,在这个所谓“两希文明”融合的背后,体现的恰是基督教神学的产生。这也是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视角。

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对于西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打破了原有的城邦政治,在城邦丧失独立性之后,对城邦的虔诚不复存在,个体问题因而彰显。个人开始反省自我,从自身寻找幸福,个人主义开始形成。哲学形态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关注形而上学、本体论,转而更为关注伦理和心灵问题,即便是伦理学也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社会政治伦理转变成个体伦理学。哲学开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哲学走向宗教式的神秘。这种伦理化的哲学最终为宗教的兴起所吞没,哲学家的沉思终不及宗教教义的影响。这似乎是那个时期哲学的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译丛》的编排粗略地揭示了哲学的这一走向。

在后亚里斯多德经典的三大流派中,伊壁鸠鲁派认为,灵魂的安宁具有最高价值。所以,研究哲学,通晓自然,就能达于精神的健康,这精神的快乐要高于肉体享受。对此,《译丛》选取了伊壁鸠鲁的书信、概要和残篇,以及卢克来修的《万物本性论》予以表达。斯多亚派秉承犬儒的倾向,坚持德性人乃是自我克制的人,后受亚里斯多德影响,强调按自然生活。《译丛》选取晚期斯多亚派塞涅卡的《伦理文选》和爱比克泰德的《哲学谈话录》。而怀疑派则认为文明不足认识事物,对于事物我们一无所知,所以要克制自己,悬置判断,不采取行动,从而摆脱尘世。《译丛》则选取了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的《皮罗学说概要》及其他一些作品。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些思潮作为人类主观的“自由意识”发展而保留在它的精神发展的历程中。但最终还是要走向“苦恼意识”,这就体现在哲学向宗教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代表就是斐洛的犹太哲学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在《译丛》中则体现为斐洛的伦理神学文章,以及普洛提诺《九章集》的选本。当理论不再给自己的发展提供动力,哲学就必然在另一种意识形态中寻求保存自身,那便是基督教哲学的诞生,《译丛》中尼撒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论灵魂的作品则在此列。我们知道,这个时期不仅有基督教的形成,世界主义、平等主义、个体主义等一系列深刻影响人类世界的思想也初现端倪。基督教既是彻底的希腊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最能体现“两希”融合世界思潮。除了斯多亚派、伊壁鸠鲁和怀疑主义,体现“两希”融合的当属斐洛、普洛提诺、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希伯来文化以信仰为主,而希腊文化讲究哲学理性。“两希”的融合,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如何协调信仰和理性的问题。这方面基督教教父哲学是一个极大的代表。当然就教父哲学而言,无论是希腊教父还是拉丁教父,人物众多,特色鲜明,单单教父哲学就可以编纂几十卷的文集,在《译丛》中则选取了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以作代表。

在“两希”融合这条线索中,首先是斐洛,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是首先将和哲学理性结合起来的犹太哲学家;而在宗教史上,他主张逻各斯是上帝和人的中介,被认为是基督教的神学先驱,基督教神学之父。就斐洛的方法论来说,他用喻意解经法来沟通哲学和圣经。正如编者章雪富先生所言:寓意解经法“体现了希腊化犹太人看待自身传统和希腊传统的方式。”那就是把希腊主义和犹太文化结合起来。斐洛认为在希伯来的经典中摩西使用神话、历史叙述、祭仪律法等外在形式表述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而这种内在精神是和希腊哲学完全一致的。通过斐洛的喻意解经法,把摩西五经中的神秘含义翻译成希腊哲学的用语,把其中的道德法律内容翻译成了希腊人的哲学语汇。这样,宗教性的事件就开始进入了伦理和知识的领域。斐洛的解经法,开创了犹太教,尤其是基督教解经学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为用宗教神学来替代哲学打下了基础。斐洛的喻意解经法坦然面对文化因素的差异性,并把这种差异性表达为跨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固守各自的传统。尽管《译丛》中的这个选本关注的是希腊化犹太伦理的神学本质,但还是深切体现了斐洛对于摩西五经的哲学解释。这就是整个西方文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而且这个进程还在继续。

其次是普罗提诺,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竭力从超感觉世界中引伸出感觉世界。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不仅有哲学的论证,亦有宗教的神秘体验。这样,新柏拉图主义以对启示的需要来代替独立的哲学研究。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有很强的东方色彩,以至于有人认为普洛提诺首先是埃及的宗教人士,是通过哲学来表达其宗教经验,否则就无法解释普罗提诺的观点。在普洛提诺的学说中三个神圣实体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影响最大,他通过重新解读柏拉图,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解决了从终极第一实体“至善/太一”流溢,并逐步下降,经由神圣的第二实体理智到第三实体灵魂,最后进入最低的可感现象世界的世界图像。从而与基督教圣经中创世纪的教诲相应合。在《译丛》中《九章集》的选本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普洛提诺对于自然、凝思和太一的看法。

以国人对于西学的重视,言必称希腊似属当然,《柏拉图全集》和《亚里斯多德全集》率先出版便是一个明证。然而在所谓的轴心期之后,国人对于西方文明重要整合期的希腊化-罗马哲学却知之甚少。面对一系列庞杂的流派和人物,国人难免一头雾水。国内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零散翻译,如四十年前商务馆的《物性论》,开放以后“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猫头鹰文库”中的《西塞罗文集》、《塞涅卡道德书简》、《皮浪主义文集》,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的普卢塔克《名人传》等，然而毕竟失之于零碎而不成系统。究其原因也许是在世人眼中,希腊化时期,古典哲学的高峰已过,开始凋零。殊不知,这一时期跨度大、流派多、人物繁,恰是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内在复杂性及其张力有着非凡的意义。相形之下,国内的研究太少,译介太少,重视远远不够。令人欣喜的是,《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已经摆上了学人的书桌,这套由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包利民、章雪富先生编译的丛书,很好地弥补了国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上的一大缺门。该《译丛》选编视角独到,涉猎内容广泛,值得学人瞩目。

将西方文明喻之为“两希”由来已久,梁漱溟先生曾说,“两希”如西方文明之“两翼”,“两轮”助其前行。然细查国内研究的现状,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却每每只言希腊,当然对于希腊的研究亦是不足,更遑论对希伯来的研究,这犹如独轮车行路,走起来未免不稳。然而“雅典”还是“耶路撒冷”,是西方永恒的话题,更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君不见犹太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最早是亚里山大城的斐洛,他的喻意解经法预示了长达数世纪的希腊精神与希伯莱精神相结合的过程;迈蒙尼德的思想又预示了亚里斯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主宰;斯宾诺莎则在多方面肇示了近代欧洲诸多思潮的兴起。马丁·布伯、罗森茨维格更无疑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此“希”对于彼“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然编者并不是单纯从希腊或希伯来的经典来编纂译丛,而是从“两希文明”融合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涵盖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希腊化-罗马时期哲学的特征,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他们独到的学术视野。

整套丛书共选取了十一位作者:伊壁鸠鲁学派的伊壁鸠鲁(341-271bc)和卢克莱修(94-44bc)、晚期斯多亚主义的塞涅卡(4bc-ad65)和爱比克泰德(ad55-135)、怀疑主义的恩披里克(ad160-210)、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提诺(ad204-270)、犹太-希腊哲学的斐洛(25bc-ad50),新共和主义者西塞罗(106b.c.-43b.c.)和普鲁塔克(ad46-120),以及古罗马时期的希腊教父哲学尼斯的格列高利(ad335-395)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ad354-430)。《译丛》涵盖了后亚里斯多德哲学中几乎所有的流派,涵盖面之广前所未有。

从历史上来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东征,直到公元476年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废,西罗马帝国覆灭,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直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古典哲学终结。这一段时期被可以看作整个希腊化-罗马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他们的文化扩大到非希腊血统的国家中去,事实上这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复合文化,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曾打到印度的旁泽普,罗马军团的一支也曾消失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但究其根本还是一个“两希”融合的过程,是西方文明的塑造期。《译丛》所选取的哲学家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由于其选择面的广泛,很好地显示了这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侧面,以及基督教在希腊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特质。就《译丛》选取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后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经典流派,主要是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其二是基督教神学形成的主流从斐洛、普洛提诺、尼撒的格列高利到奥古斯丁,其三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西塞罗和普卢塔克。然而除了从斐洛到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和基督教的关系外,其他流派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亦是自有定论。因此,在这个所谓“两希文明”融合的背后,体现的恰是基督教神学的产生。这也是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视角。

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对于西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打破了原有的城邦政治,在城邦丧失独立性之后,对城邦的虔诚不复存在,个体问题因而彰显。个人开始反省自我,从自身寻找幸福,个人主义开始形成。哲学形态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关注形而上学、本体论,转而更为关注伦理和心灵问题,即便是伦理学也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社会政治伦理转变成个体伦理学。哲学开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哲学走向宗教式的神秘。这种伦理化的哲学最终为宗教的兴起所吞没,哲学家的沉思终不及宗教教义的影响。这似乎是那个时期哲学的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译丛》的编排粗略地揭示了哲学的这一走向。

在后亚里斯多德经典的三大流派中,伊壁鸠鲁派认为,灵魂的安宁具有最高价值。所以,研究哲学,通晓自然,就能达于精神的健康,这精神的快乐要高于肉体享受。对此,《译丛》选取了伊壁鸠鲁的书信、概要和残篇,以及卢克来修的《万物本性论》予以表达。斯多亚派秉承犬儒的倾向,坚持德性人乃是自我克制的人,后受亚里斯多德影响,强调按自然生活。《译丛》选取晚期斯多亚派塞涅卡的《伦理文选》和爱比克泰德的《哲学谈话录》。而怀疑派则认为文明不足认识事物,对于事物我们一无所知,所以要克制自己,悬置判断,不采取行动,从而摆脱尘世。《译丛》则选取了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的《皮罗学说概要》及其他一些作品。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些思潮作为人类主观的“自由意识”发展而保留在它的精神发展的历程中。但最终还是要走向“苦恼意识”,这就体现在哲学向宗教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代表就是斐洛的犹太哲学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在《译丛》中则体现为斐洛的伦理神学文章,以及普洛提诺《九章集》的选本。当理论不再给自己的发展提供动力,哲学就必然在另一种意识形态中寻求保存自身,那便是基督教哲学的诞生,《译丛》中尼撒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论灵魂的作品则在此列。我们知道,这个时期不仅有基督教的形成,世界主义、平等主义、个体主义等一系列深刻影响人类世界的思想也初现端倪。基督教既是彻底的希腊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最能体现“两希”融合世界思潮。

除了斯多亚派、伊壁鸠鲁和怀疑主义,体现“两希”融合的当属斐洛、普洛提诺、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希伯来文化以信仰为主,而希腊文化讲究哲学理性。“两希”的融合,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如何协调信仰和理性的问题。这方面基督教教父哲学是一个极大的代表。当然就教父哲学而言,无论是希腊教父还是拉丁教父,人物众多,特色鲜明,单单教父哲学就可以编纂几十卷的文集,在《译丛》中则选取了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以作代表。

在“两希”融合这条线索中,首先是斐洛,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是首先将和哲学理性结合起来的犹太哲学家;而在宗教史上,他主张逻各斯是上帝和人的中介,被认为是基督教的神学先驱,基督教神学之父。就斐洛的方法论来说,他用喻意解经法来沟通哲学和圣经。正如编者章雪富先生所言:寓意解经法“体现了希腊化犹太人看待自身传统和希腊传统的方式。”那就是把希腊主义和犹太文化结合起来。斐洛认为在希伯来的经典中摩西使用神话、历史叙述、祭仪律法等外在形式表述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而这种内在精神是和希腊哲学完全一致的。通过斐洛的喻意解经法,把摩西五经中的神秘含义翻译成希腊哲学的用语,把其中的道德法律内容翻译成了希腊人的哲学语汇。这样,宗教性的事件就开始进入了伦理和知识的领域。斐洛的解经法,开创了犹太教,尤其是基督教解经学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为用宗教神学来替代哲学打下了基础。斐洛的喻意解经法坦然面对文化因素的差异性,并把这种差异性表达为跨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固守各自的传统。尽管《译丛》中的这个选本关注的是希腊化犹太伦理的神学本质,但还是深切体现了斐洛对于摩西五经的哲学解释。这就是整个西方文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而且这个进程还在继续。

以国人对于西学的重视，言必称希腊似属当然，《柏拉图全集》和《亚里斯多德全集》率先出版便是一个明证。然而在所谓的轴心期之后，国人对于西方文明重要整合期的希腊化-罗马哲学却知之甚少。面对一系列庞杂的流派和人物，国人难免一头雾水。国内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零散翻译，如四十年前商务馆的《物性论》，开放以后“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猫头鹰文库”中的《西塞罗文集》、《塞涅卡道德书简》、《皮浪主义文集》，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的普卢塔克《名人传》等，然而毕竟失之于零碎而不成系统。究其原因也许是在世人眼中，希腊化时期，古典哲学的高峰已过，开始凋零。殊不知，这一时期跨度大、流派多、人物繁，恰是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内在复杂性及其张力有着非凡的意义。相形之下，国内的研究太少，译介太少，重视远远不够。令人欣喜的是，《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已经摆上了学人的书桌，这套由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包利民、章雪富先生编译的丛书，很好地弥补了国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上的一大缺门。该《译丛》选编视角独到，涉猎内容广泛，值得学人瞩目。

将西方文明喻之为“两希”由来已久，梁漱溟先生曾说，“两希”如西方文明之“两翼”，“两轮”助其前行。然细查国内研究的现状，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却每每只言希腊，当然对于希腊的研究亦是不足，更遑论对希伯来的研究，这犹如独轮车行路，走起来未免不稳。然而“雅典”还是“耶路撒冷”，是西方永恒的话题，更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君不见犹太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最早是亚里山大城的斐洛，他的喻意解经法预示了长达数世纪的希腊精神与希伯莱精神相结合的过程；迈蒙尼德的思想又预示了亚里斯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主宰；斯宾诺莎则在多方面肇示了近代欧洲诸多思潮的兴起。马丁?布伯、罗森茨维格更无疑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此“希”对于彼“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然编者并不是单纯从希腊或希伯来的经典来编纂译丛，而是从“两希文明”融合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涵盖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希腊化-罗马时期哲学的特征，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他们独到的学术视野。

整套丛书共选取了十一位作者：伊壁鸠鲁学派的伊壁鸠鲁(341-271BC)和卢克莱修(94-44BC)、晚期斯多亚主义的塞涅卡(4BC-AD65)和爱比克泰德(AD55-135)、怀疑主义的恩披里克(AD160-210)、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提诺(AD204-270)、犹太-希腊哲学的斐洛(25BC-AD50)，新共和主义者西塞罗(106B.C.-43B.C.)和普鲁塔克(AD46-120)，以及古罗马时期的希腊教父哲学尼斯的格列高利(AD335-395)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AD354-430)。《译丛》涵盖了后亚里斯多德哲学中几乎所有的流派，涵盖面之广前所未有。

从历史上来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东征，直到公元476年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废，西罗马帝国覆灭，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直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古典哲学终结。这一段时期被可以看作整个希腊化-罗马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他们的文化扩大到非希腊血统的国家中去，事实上这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复合文化，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曾打到印度的旁泽普，罗马军团的一支也曾消失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但究其根本还是一个“两希”融合的过程，是西方文明的塑造期。《译丛》所选取的哲学家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由于其选择面的广泛，很好地显示了这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侧面，以及基督教在希腊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特质。就《译丛》选取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后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经典流派，主要是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其二是基督教神学形成的主流从斐洛、普洛提诺、尼撒的格列高利到奥古斯丁，其三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西塞罗和普卢塔克。然而除了从斐洛到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和基督教的关系外，其他流派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亦是自有定论。因此，在这个所谓“两希文明”融合的背后，体现的恰是基督教神学的产生。这也是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视角。

一、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对于西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于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打破了原有的城邦政治，在城邦丧失独立性之后，对城邦的虔诚不复存在，个体问题因而彰显。个人开始反省自我，从自身寻找幸福，个人主义开始形成。哲学形态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关注形而上学、本体论，转而更为关注伦理和心灵问题，即便是伦理学也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社会政治伦理转变成个体伦理学。哲学开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哲学走向宗教式的神秘。这种伦理化的哲学最终为宗教的兴起所吞没，哲学家的沉思终不及宗教教义的影响。这似乎是那个时期哲学的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译丛》的编排粗略地揭示了哲学的这一走向。

在后亚里斯多德经典的三大流派中，伊壁鸠鲁派认为，灵魂的安宁具有最高价值。所以，研究哲学，通晓自然，就能达于精神的健康，这精神的快乐要高于肉体享受。对此，《译丛》选取了伊壁鸠鲁的书信、概要和残篇，以及卢克来修的《万物本性论》予以表达。斯多亚派秉承犬儒的倾向，坚持德性人乃是自我克制的人，后受亚里斯多德影响，强调按自然生活。《译丛》选取晚期斯多亚派塞涅卡的《伦理文选》和爱比克泰德的《哲学谈话录》。而怀疑派则认为文明不足认识事物，对于事物我们一无所知，所以要克制自己，悬置判断，不采取行动，从而摆脱尘世。《译丛》则选取了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的《皮罗学说概要》及其他一些作品。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些思潮作为人类主观的“自由意识”发展而保留在它的精神发展的历程中。但最终还是要走向“苦恼意识”，这就体现在哲学向宗教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代表就是斐洛的犹太哲学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在《译丛》中则体现为斐洛的伦理神学文章，以及普洛提诺《九章集》的选本。当理论不再给自己的发展提供动力，哲学就必然在另一种意识形态中寻求保存自身，那便是基督教哲学的诞生，《译丛》中尼撒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论灵魂的作品则在此列。我们知道，这个时期不仅有基督教的形成，世界主义、平等主义、个体主义等一系列深刻影响人类世界的思想也初现端倪。基督教既是彻底的希腊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最能体现“两希”融合世界思潮。

除了斯多亚派、伊壁鸠鲁和怀疑主义，体现“两希”融合的当属斐洛、普洛提诺、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希伯来文化以信仰为主，而希腊文化讲究哲学理性。“两希”的融合，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如何协调信仰和理性的问题。这方面基督教教父哲学是一个极大的代表。当然就教父哲学而言，无论是希腊教父还是拉丁教父，人物众多，特色鲜明，单单教父哲学就可以编纂几十卷的文集，在《译丛》中则选取了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以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