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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引入组织资本这一更为抽象的高级生产要素，以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把企业的组织问题纳入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框架内，以解释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问题：在经济学逻辑上将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与企业的组织问题沟通起来：在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来源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还包括组织资本这一更抽象的高级生产要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也要注重组织资本的积累。

关键词：生产要素；组织资本；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57．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6―0051―05

收稿日期：2006―06―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国际经贸活动中十分活跃的部分。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着重大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总量和高端服务贸易领域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对此现象，许多经济学家已从要素密集度、人力资本、竞争优势等角度来解释，本文在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组织资本这一更为抽象的高级生产要素，拓展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传统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及存在缺陷

1817年，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后，这一理论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国际贸易的逻辑起点。赫克歇尔和俄林所提出要素禀赋论，在假设各国同种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的情况下，一国的比较优势的产生取决于各国或各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差异，以及不同商品生产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在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生产要素一般只包括普通劳动力、资本与土地。舒尔茨与贝克尔提出和论证了人力资本理论后，把人力资本列为新的生产要素，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比较优势的文献日益增多。舒尔茨(Schultz，1964)用人力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一国的对外贸易类型。卢卡斯(Lucas，1988)以阿罗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模型为蓝本，建立了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把国际贸易引入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杨小凯和博兰(1991)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贸易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格罗斯曼和麦吉(2000)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

【摘要】 跨国公司OLI范式提出30多年来，国际分工不断变化，出现国际生产外包方式。目前，关于这一方式下跨国公司OLI范式如何变化、代工企业有何优势、国际代工企业为何也对外转移等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首先讨论和提出代工企业具有的优势二重性和核心所有权优势；在此基础上，改进折衷理论的OLI优势范式，提出代工生产方式下跨国公司的OLI范式变化和代工企业OLI范式；本研究为代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

【关键词】 外包生产 特定优势 折衷理论 OLI范式变化

一、FDI特定优势及OLI范式新发展

企业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是回答企业为什么能够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或者说是回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垄断优势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等FDI主要理论正是通过对企业特定优势分析提出的。邓宁（1979）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的优势折衷归纳为三种，认为海默的特定优势是一种所有权优势（O，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s），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优势（I，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是跨国公司形成的基础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吸收俄林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区位优势（L，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是跨国公司在特定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充分条件。OLI理论将以往几个最具解释力的FDI理论综合在一起，较全面表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同时，这个理论的分析是一种分析范式和框架，这个框架具有较强生命力并在不断发展（Cantwell and Narula，2003）。折衷理论的一个架构是邓宁（1988）年进一步将要素禀赋理论与市场失灵理论结合提出的，如图1。

邓宁采用企业优势分析企业经营方式：跨国经营中，企业上一级交易形式向下一级交易形式跳进的动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优势，企业有贸易向契约、由契约想直接投资跳进是必然的。这种关系可以表述成表1。至此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OLI优势范式（OLI Paradigm）或称折衷理论。

在折衷理论形成至今的30多年中，为了使OLI范式能够适应跨国公司经营环境及其自身的不断发展，邓宁对其理论进行了几次大的修正和补充，与代工生产研究有一定关系的是邓宁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外部资源对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意义，将战略联盟整合到OLI范式中（Dunning，2001，2003）。经过拓展，一个附加了动态内容的折衷范式，将与资产增加和联盟行为相关的跨国投资活动纳入理论框架，作为检验国际生产决定因素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个进展在解释代工生产行为上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战略联盟与代工生产内涵上的差异。战略联盟是由竞争向合作的同类型企业的合作关系。因此从生产过程看，联盟企业是同一个生产过程的企业，它应该是指品牌企业之间的联合关系或者是指代工企业之间的联合关系，而不是交叉的合作。同时，就长期战略而言，战略联盟对于公司既不稳定也不可靠，比较而言，代工生产关系更加稳定和密切。二是以OLI范式分析跨国公司合作，目标并未突破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作为一种组织优势，内部化优势仍然是一种单向、比较静态优势，难以解释跨国公司的逆内部化现象，以及跨国公司对内部化和逆内部化并重的双向、动态发展特征。因此，折衷理论的这一新发展在解释代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上尚不准确。

二、代工企业关键优势

1、代工企业优势二重性

“势”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论语汇。其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的书论、画论、文论中，是社会、时代、历史的产物。因此，要全面了解“势”的内涵、哲学基础及其理论特征，有必要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去分析其成因，以展现其产生的必然性及规律性。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是封闭型的，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士大夫的心理结构也是封闭型的，因此，“势”的产生与演变，必然与士大夫的内向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内向型的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与文学艺术，直接导致了中国古典文论家的内向性品格。而“势”正是这种内向心理结构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

一、“势”的哲学基础：气论

气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气是万物之源，是精神的根蒂。气涵盖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气有阴阳刚柔之分。古代思想家把万事万物皆纳入阴、阳两个对立的范畴之中，用阴阳对立统一哲学来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在古代思想家看来，阴阳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互相作用，不断地运动、变化、生成与更新，这就是气的运行。《周易》认为，万物的构成及其演变，皆由具有刚、柔二性的阴、阳二气所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世界万物皆由阴、阳结合而产生而演变，并呈现出各种具体的象。《周易•系辞传》曰：“阴阳不测之谓神。”［1］（P78）《淮南子•原道训》曰：“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2］（P82）由此可见，气是万物之根本，气可通神。而作为万物之根本的气，亦自然可以移之于文，故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3］（P2270）在曹丕看来，文之高下，是由气所决定的，而气的阴阳清浊，决定了创作主体气质与才性的多样化，从而也决定了其作品风格的多样化，所谓“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3］（P2271）此皆与诸人文中之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刘勰亦云：“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4］（P506）刘勰又以贾谊、司马相如、王粲、嵇康和陆机等人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其才气与文学风格的关系，认为“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4］（P506）由此，刘勰将气与“势”相联系，以进一步解释文体风格之不同：“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4］（P531）由此可见，气与“势”有着天然的内在关系。在古代文论家那里，凡言气必导向“势”，而凡言“势”则必承气而来。换言之，气为“势”奠定了必要的方法论基础。因此，以气为哲学基础的“势”，必然具有一种飞扬跃动的多变的态势。“势”之中，有阴阳二气的力的奋发，有不尽的气的动力做驱动，却又浑然天成，绝无痕迹，体现出整体性、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统一。气论为“势”提供了独特的诗学智慧。宇文所安曾说：“传统中国思想比较推崇那些把抽象物与实物统一起来的或者把心理过程和生理过程统一起来的词汇。”［5］（P68）气这一词汇正是如此。在中国人看来，气不仅是一种自然之气，更是生成一切的本原。宇宙大化的生命节奏与律动，以及人们心灵深处的节奏与律动，皆源于气。《周易》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在阴阳二气的作用下生成的，其各种卦象，均包含了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的一切信息。《管子》曰：“气者，身之充也。”［6］（P778）庄子曰：“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7］（P733）《孟子•公孙丑上》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8］（P231）既然气乃万物之根本，生命之所在，于是，气便成为主体诗性感知的生命基础。因此，气可会通创作主体与客体，所谓“文以气为主”［3］（P2270）、建安文学之“慷慨以任气”［9］（P49）、“真画一划，见其生气”［10］（P19）云云，皆是如此。气既与势相生，则气胜而“势”飞。谢赫《古画品录》曰：“六法中第一气韵生动。有气韵，则有生动矣。”［11］方东树《昭昧詹言》曰：“观于人生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则腐败恶臭不可近。诗文亦然。”［12］（P38）气乃万千，则“势”亦万千。气以混成为上，“势”以生动为要。混成则无迹，生动则流走。于是，“势”之形，诚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3］（P688）；“势”之神，则不可以形求，须“不着一字，尽得风流”［13］（P40）。至此，“势”与诗便走到了一起，从而体现出一种诗性思维，诗味。从这一层面而言，“势”拓展了文人的精神境界。

二、“势”的理论特征：自然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自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范畴。它已潜入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态中。在中国古代各种文学艺术中，自然作为艺术的合法合理性的存在，有着不证自明的天然基础；同时，自然也是艺术创作的理想和艺术批评的标准。由气而来的“势”，则鲜明地体现出对自然的审美趣味的追求，与对自然的创作方法的追求。关于“势”与自然之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有云：“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9］（P339）刘勰认为，弓上的机栝发射箭头的姿势是笔直的，曲折的山涧冲出急流的姿势是回旋的，这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向；因此，规的形体是圆的，其姿势便总是转动不已，矩阵的形体是方的，其姿势便总是安定。由此可见，“势”乃自然，所谓“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9］（P339）。激水不生波，枯木不生阴，非由造作，实出自然。在中国古代的书论、画论、诗论中，有关“势”的论述非常多。历代书画家都很重视“势”，且皆标举自然之“势”。蔡邕《九势》讨论书法的各种技巧，认为笔势的九种方法或法则，都以自然为宗旨。皎然《诗式》提出作诗应“明势”［14］（P73）、“偷势”［14］（P86），齐己的《旨格》和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则指出，在作诗时，应通过句法的前后结构安排以及巧妙配置，来营造各种不同的“势”，以使所作诗歌能达致良好的审美效果。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将“势”与神理相通，认识到了“势”对于诗歌作品意义表现的神奇功效。

王夫之认为，“势”含有自然之意。遵循自然之道，“势”体现出一种自然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方法。“势”不是苦心孤诣，不是刻意求工，也非为文造情，而是情之自然流动。当主体以虚静空灵的心，涵泳宇宙万物之生命时，主体便会自然生感；其情既满，则当自然溢出，自由地呈现宇宙生命的自然之态，追求天理之自然，寻求性情之至道。此即“势”。这是创作自由的必然，也是主体内心情感自由抒发的必然。“势”顺其自然而生，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蔡邕《九势》认为，势来与势去都是不可止的，均遵循自然之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势”对自然的创作方法的追求，也是对至法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势”体现出“道进乎技”的思想。“道进乎技”思想源于庄子。庄子云：“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15］（P49）在这里，庄子所言的“技”指具体的方法，是较低层次的；其所言的“道”则是目的，是最高层次的。“势”所体现出的各种具体的创作方法，并非为论技而论技，亦并非只是单纯地强调方法，而是借方法论“道”，以方法传“道”。“道”贯穿于世界万物运行的过程中，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核心所在。“势”所体现的方法论，则表现出目的与方法的统一。正因为如此，故“‘技’与‘道’相通，从而使‘技’超越了普通之‘技’而升华为含道之‘技’”［16］（P196）。“含道之‘技’”即自然。曾毓生说，有的同志认为王夫之诗论中的“势”，是指一种宛转屈伸的表现手法，把“势”看成纯粹的技巧，那是不正确的；“势”是存在于诗人头脑中的，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神理。［17］“势”是气力充沛、内敛外荡的审美张力，是神蕴奔涌、曲折回环的蕴蓄感，以及由内而外的力度感与穿透力。“势”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和艺术趣味。其所体现出的艺术方法，及其审美过程中所蕴含的主客体关系，构成了极高的审美境界。自然既是其目的，又是其方法。中国古典美学一贯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美。其实，自然的本质便是自由。“势”正是从此精神联系上去发现美，感受美，从而达成对自由的回归，以尽显其“韵外之致”［14］（P196）与“味外之旨”［14］（P197）。因此，自然便是“势”的最高审美理想。“势”与“气韵生动”相通。“势”能够引发超然形外的联想，表现为一种精神气韵。在此意义上，“势”是通神的。借助于“势”，文学作品可以彰显超以象外之妙，读者亦可从中领略作品气象万千之美。袁济喜在《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建立在主体心灵的经验性、超验性的统一之上。［18］（P6）“势”便是主体通过心灵的静照，达到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超越。因此，“势”体现了一种艺术精神，一种艺术价值。“势”将精神的意义扩张到人性深处，力倡人生与审美回归自我，与天地合一，从而会通天地之道与人格精神，以寻求人生与人格的最高精神境界。同时，“势”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论观念论、技术论、价值论浑然不分，互相渗透的特征，即精神与器用水融，相互促进。

“势”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重要的美学意义。“势”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心灵化的指向，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生命精神、人格精神和自然精神。“势”之产生和存在方式，以审美经验为先导，以体验为目的，以人的生命活动为中心，以意义的集群性为其存在状态。其在诗、书、画等文艺领域逐步深化，向内用功，在内省中寻求灵魂的震荡，在形、神、味等方面不断拓展，在内省中寻求情性的陶冶和心智的洗练。同时，“势”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中，并以其极强的活力和衍生能力，拓展了历史与人文时空，拓展了民族思维空间与感受范围，承载着中华民族审美体验的历史记忆。随着中国特色文论与批评体系的建构，“势”的现代。

作者：闫金玲 单位：长治市教育学院

内容摘要：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最新研究显示，影响出口质量的基础要素有进一步广义化的需要。本文在此背景下，构建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全质量观”（ALL QUALITY VIEW），旨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在全要素（ALL FACTS）研究的背景前提下，基于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解释力受到了限制及挑战，而新的要素（如制度、生态等）作为外生变量如今却起到同内生变量相同的作用效果，如不从中协调，易产生矛盾。故本文将生态、社会制度安排纳入全质量观，即构建一个基于制度视角的比较优势下的全质量观。通过构建全质量观（即包括技术、生态、社会制度三位一体的全质量观），形成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基础。

关键词：全质量观 比较优势 制度 生态 社会

引言

本文所认为的比较优势即在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劳动、资本二要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要素（如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等）参与的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一个关键及经典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但伴随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劳动、资本要素价格逐渐均等，这势必会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该问题的解释力。说明在经典的“比较之比较”公理下，还存在着些许不足和需要修复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目前的国际经贸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商品质量本身，而是从质量中延伸出生态环保需求、社会性需求等相关概念。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应更好地与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为经贸发展服务。重新诠释质量，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

文献回顾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质量标准）与贸易的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学者有Knut Blind（2006），他认为商品的标准会引发规模效应（即网络外部性），这将为产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并且会引致更多的产业内贸易。DTI（英国工业贸易部）（2005）在关于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充分论证了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1948-2002年期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3%是由标准（制度）贡献的。DIN（德国标准化学会）（2001；2004）通过数据模型，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与标准（制度）有较大的关系，在标准工作上投入7.7亿欧元，带来的直接贡献超过159亿欧元。上海标准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标准（制度）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促使国际标准进一步演化为国际贸易规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负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用海、沙玮、高耀松（2009），他们在肯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认为标准的制定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进口、形成技术垄断。徐洁香（2010）认为标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具有一定的正效应。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从标准（制度）的路径依赖角度分析，认为标准虽然对经济有贡献，但是过度的路径依赖会降低这种贡献度，出现标准次优甚至更次的选择，使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效应。Shy（1991），Kende（1991）认为如果标准形成贸易壁垒，将使得国内厂商获利而国外厂商受损。关于标准产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标准的经济效果很难定量衡量，需要综合考虑，Gandal，shy（2001）认为标准效应取决于标准的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的相对大小，但Boom（1995）认为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难以量化和比较。

作者：张阳 阿提坎木 丁源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哪些问题，其研究焦点是什么?这些问题已多次被学术界争论过。有必要从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件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等角度，通过归类和分析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有必要总结该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一系列问题，归纳真正属于跨国公司理论范畴的一些重要理论，并对该理论的研究焦点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研究焦点

一、研究背景

跨国公司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经济组织。unctad对跨国公司的定义是：跨国公司是由母公司和其海外子公司组成，而且母公司最少拥有其海外子公司10%的资产。美国经济学家雷蒙特·弗农在研究过程中，划分跨国公司的标准是在六个不同的国家经营的公司。[1]跨国公司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在一个国家经营的一般公司或大型企业，它所经营的外部经营环境包含了本国和东道国的一般宏观环境(经济特征、政府关系、相关政策、技术进步、社会文化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和行业环境(竞争对手、行业竞争强度、替代威胁、供应商以及买方等)，而内部环境条件却包含了母公司和其所有海外子公司的内部环境条件。因此，单独的一个理论或模型对一般公司或大型企业的相关理论都不能够全面解释或分析关于跨国公司的各种现象或问题。

真正的跨国公司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而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2]从跨国公司出现以来，它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不断提高，其支配能力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角色而且是全球政治外交方面的重要组织。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从总体上来关注跨国公司的活动产生的后果。因此，来自不同学科的众多专家和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采用各种方法以及运用各种理论和模型，对关于跨国公司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释和分析。笔者通过归类和分析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从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以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等方面，对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进行了探讨。

二、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一系列问题及其研究焦点

由于跨国公司的折衷性质和所处外部经营环境的庞大而复杂性，关于它的相关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也多而复杂。垄断优势理论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动因，突出了知识资产和技术优势在跨国公司fdi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货币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fdi是一种货币现象；交易费用理论被用于解释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与组织结构和行为及其股权构成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本质是公司内部化市场跨越国界的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克服政府干预、控制所引起的外部性；国际生产析衷理论将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分别看作企业进行fdi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对fdi和跨国公司行为进行了综合解释；小规模技术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来源，并对发展中国家fdi的动因和前景进行了深人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把跨国公司的fdi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比较了日本fdi与欧美国家的重大差别；技术地方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fdi动机进行了解释；讨价还价理论认为母公司、东道国合作者和东道国政府的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实力会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分支机构的股权结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fdi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与制约的互动关系；子公司理论以跨国公司子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母子公司关系、子公司角色、子公司发展机制等；战略管理学派理论从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角度对跨国公司的fdi行为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fdi；实物期权理论的战略投资管理特征使它能够为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发生和变化进行对应的解释，认为不断获取期权是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的主要动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透视当代跨国公司的演变及其特性；跨国公司全球持续竞争优势(gsca)理论主要从资源而不是从产品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的资源定位、资源与业绩、战略选择及竞争优势；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fdi行为是外部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影响的结果；资源决定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时，对当地战略资产和经营性资源依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其股权结构战略的选择；制度因素影响论强调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股权战略选择行为发挥着重大影响，认为国家风险、东道国政府股权比例限制乃至文化差异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摘要： 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一直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解决问题。本文就如何按照医学院校专业特点，通过更新教学的理念、注重教学手段和实行灵活有效的教学模式，来提升医学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的措施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 医学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2-0269-020 引言

高等学校为学生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都是以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和国防领域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具体重大事件为对象,对其做出正确阐述与剖析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也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1]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形势与政策》课担负着重要使命，同时它是教育医学生树立新的医学观念，培养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发展他们的沟通技能和协作精神主要阵地之一。为了增强该课程教学法的实效性，近年来学校通过加强教学组织领导、科学化教学管理、坚持教师集体备课制度，并促进教师在推行更新教学的理念、注重教学手段和实行灵活有效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法的实效性有较大幅度提高。本人在参于该课教学实践活动中也深深感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法实效性提升后所显现效果：

首先，学生主动参于《形势与政策》课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上课积极涌跃,出勤到课率极高，教师原为出勤率、课堂纪律所操心的事，一扫而光。有的学生为了搞清一些问题，重复多次上相同的课程来参于课堂讨论活动；甚至无此课班级的学生也腾出时间积极选此课程。

其次，课堂教学氛围良好，师生互动热烈，打破了以往教学课堂死气沉沉的局面，教与学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再次，学生对课堂的体验感受良好。根据调查，不少学生反映因为这种灵活有效教学模式，而爱上了形势与政策课，并且开始喜欢主动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兴趣。同学之间课外讨论热烈，在课余时间主动找老师交流学习心得的学生增多，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另外，课程教学考核指标达到良好，并根据学生课堂反映及所交的作业状况分析，采取新的教学手段和灵活有效教学模式，加强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升了他们的分析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经营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基于资源基础论分析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优势流失、资源劣势产生、补足资源缺失资源困境，并探析其产生的原因，为企业巩固自身资源基础，顺利开展国际化经营提出采取渐进的国际化方式、进行国外市场投资环境调研、建立稳定的战略联盟和培养组织的学习能力对策。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资源困境；资源基础论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6-0012-02

一、资源基础论的相关论述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mon，1966)、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Buekb＆Casson，1976)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81)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原因、方法和战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源基础论(RBV，Recourse-Based View)产生并完善。资源基础论(RBT)认为，企业是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集合，这种资源或者能力应该是“有价值的、独特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而且很难被复制和转移(Barney，1986)。企业运用这些资源在竞争中为顾客创造价值，并获得长期持续的竞争优势。

资源是企业形成优势的基础，基于资源和优势之间的关系，资源基础论把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所需要的资源分为优势资源、劣势资源和补足资源。优势资源是那些能够为企业提供其他竞争者不具备的优势的资源，这些资源往往贵重、稀少、很难被模仿和替代，从而使优势持续；劣势资源是那些转移企业优势或较少创造价值的资源；既不是优势资源也不是劣势资源的称为补足资源，它们虽然不能为企业创造优势，但对于企业的运作是不可缺少的。

二、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资源困境

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国外经营成本论”认为，在不确定的国外市场中运作会使企业承担额外的成本(BuckleyandCasson，1976；Hymer,1976)；从组织理论角度研究的“异质”会降低企业绩效、增加企业失败几率(Zaheer，1995；Zaheer and Mosakowski，1997)；从战略管理角度分析的企业在多个国家分散经营的管理困境，会使企业绩效降低(Tallman andLi，1996；Hitt et a1．，1997)。根据资源基础论对资源的分类，我们可以把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资源困境分为三种：资源优势流失、资源劣势产生、补足资源缺失。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对于如何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督促学生实现人生目标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存在着种种问题，比如学校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教学内容不够系统等，本文针对这些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重点强调实现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建设，致力于完善本课的教学质量，满足课程的教育培养目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教学 系统化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209-01

目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国内国际的挑战，加强对大学生的国情教育与形势政策教育，培养有知识、有思想、热爱社会主义并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人才是新时期新形势下高校教育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从总体上看，形势与政策的课程建设和发展还不够平衡，教学内容不够系统，教学模式比较单一等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效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一、《形势与政策》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形势与政策》课在高校的教学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很多高校并没有把它编入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也没有明确的课时量和规范的课程表，这就造成了教学时的随意性，并且多数院校并没有专门的教材，有的连资料都没有，学校对待课程的不重视直接给学生造成了这门课程可有可无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除此以外，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多是大课堂，人数较多，无法确保教学质量。

（二）教材建设落后，教学内容不系统

一、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跨国并购

企业战略资源的获取主要有三条途径:内部开发、外部购买和外部合作。这里的外部购买不仅包括购买目标企业的技术和诀窍,还包括企业并购。资源基础理论把市场失灵归结于国外目标企业资源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使目标企业具有某项专有优势,但这项优势并不被跨国公司所拥有或掌握。为了获取该种优势,跨国公司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或者通过自身的自然积累来培养这种独特资源花费的成本很高,或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延迟。这些因素促使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来达到对这种战略性资源的控制。

该理论不仅重视专有资源的形成和获得,更加关注专有资源的发展。通过跨国并购,“能够接触到东道国的创新,从而产生信息溢出效应,给未来组织学习和成长提供机会”。也就是说,通过对海外目标企业独特资源和能力进行控制和掌握,使实施并购的企业在原有的资源优势基础上开发出一种资源优势。

资源基础理论把跨国并购和跨国并购的业绩联系起来进行了分析。但Momsini、Shane和Singh(1998)根据资源基础理论研究后认为,通过“利用蕴含在被并购企业文化中的多种常规做法与惯例”,充分发挥被并购企业原有资源的特点,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资源之间的冲突,实现蕴含于文化差异之中的异质资源的结合,企业间的这种文化差异可以改善并购的业绩。Vermeulen和Barkema(2001)经过研究发现,通过跨国并购,企业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拓展自身的知识和资源,促进知识资源在企业间的转移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降低其惰性,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二、从资源基础论看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

资源基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我国的中小企业具有市场机制灵活、资源配置效率较高、技术相对先进等优点,可以形成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竞争优势。资源基础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企业赢利的根源在于其拥有的独特资源,这种资源存在于企业内部,是无形的且难以模仿的知识。因此企业的跨国并购肯定受到这些独特专有资源的影响。Bloodgood(1996)认为,中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能力与其累积的有形、无形资源储备有着直接的关系,有着宝贵的不可模仿、不可替代的资源储备的企业比其竞争者更具优势、更易国际化。Westhead(2001)的研究表明,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资源基础有四类,即一般人力资本资源、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财务资源、企业业主的管理能力、企业业主的资历与知识积累。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大都拥有从事进出口的经历、企业资金相对充裕、信息渠道畅通、拥有较丰富的管理经验与行业特有知识,这些资源可以使它们形成独有的竞争优势。这些处于成长中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跨国并购寻找资源、扩大市场。Chandler与Hanks(1994)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的业绩表现会随企业家管理能力的变化而变化。企业家能力是中小企业国际化资源基础的一个重点。中小企业灵活的经营特点和企业家对整个中小企业的绝对控制,使中小企业的跨国并购具有大企业不具有的独特的资源基础。

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大都资金雄厚,由于背后有政府的支持,许多企业缺乏有效的管理机构,造成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信息渠道不畅,生产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相对缺乏。这类企业的资源优势更多地体现于资金实力相对雄厚、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这些资源可以形成企业独有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成本的逐渐上升,这类企业就会渐渐失去这些优势资源,从而降低其竞争优势。同时这类企业组织的学习能力相对较差,有自己厚重的企业文化,实施跨国并购后极易因双方之间激烈的文化冲突无法有效整合资源,最终使并购归于失败。

由于资源瓶颈的制约使得这类企业的跨国并购主要体现为对自然资源的追求,通过并购使企业在原有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物质资源,实现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这从我国大型钢铁企业并购国外铁矿石企业就可以看出来。作为钢铁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和出口大国,我国对铁矿石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但自然资源的特性决定了其无法通过内生增长的方式获得,只能通过外购的方式取得并控制。钢铁企业并购铁矿石企业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对方的铁矿石资源,帮助企业获得稳定的供应渠道,以应对铁矿石原料日益飙升的价格,使其获得价格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

摘要通过分析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并总结得出了银行境外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获取超额利润。

关键词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