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精选

一、十七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十七世纪，荷兰不以工业立国，而以商业称雄于世界。荷兰政府通过创办规模巨大的特许股份公司，对广阔的海外商业空间行使专营权和统治权，靠着两大商业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荷兰进行着规模巨大的殖民地贸易。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方的香料，并且在东南亚拥有规模巨大的种植园。西印度公司则垄断了非洲西海岸、美洲东海岸以及太平洋各岛屿的贸易特权。为了发展海上贸易，荷兰大力发展航运和造船业，荷兰当时所造之船，技术领先，工艺先进，生产合理，成本低廉，在各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十七世纪中期，荷兰人的商船数约占全世界商船数二分之一强，可谓执国际贸易界之牛耳。凭借其先进的船只，荷兰人的足迹遍布世界，有“海上马车夫”的美誉，荷兰也被称作是大海的女儿，其“人民在海上比在陆地更得其所”。

作为荷兰的重要经济重镇，位于大西洋沿岸的阿姆斯特丹，由于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成为欧洲最大的商港，其转口贸易与航运位居欧洲之冠。阿姆斯特丹很快就成为“各地物产和八方财富汇集之所”，是欧洲最大的“仓储中心”和世界商品的集散地。凭借在商业上优势和世界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阿姆斯特丹积聚起来了巨额商业资本，然后又转化为金融领域的优势，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的爆炸式的财富增长，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并使荷兰最终确立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那么，荷兰人又是怎样贯通金融业和商业体系的呢？

二、阿姆斯特丹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创新

1.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通过证交所向公众发行股票融资的公司

荷兰的证券市场以两个世界第一而闻名于世。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第一家证交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通过证交所向公众发行股票融资的公司。

荷兰在独立之前，与西班牙的贸易是荷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1558独立之后，西班牙封锁了荷兰经济的生命线，荷兰人决定靠自己去开辟前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

为了解决远洋航行所需要的大量资金，1602年，荷兰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联合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联合的股份公司，成为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先导。为了融资，它发行股票。早期的股票是记名的，人们来到公司的办公室，在本子上记下自己借出了的钱，公司承诺对这些股票分红，后来为了便于股票的交易，荷兰人又发明了不记名股票。

一、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型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方 明

经济学博士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

受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和美国参议员舒默的委托,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与纽约城市经济发展公司(NYCEDC)联合提交了《维持纽约和美国全球金融服务领先地位》的报告｡该报告指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纽约和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但是,由于更加开放的政策和恰当的监管措施,伦敦正在逐渐对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形成冲击｡随着科技的发展,迪拜､香港和东京也逐渐成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受美国监管过于严格的限制(包括其诉讼环境､惩罚性监管机制和严格的移民政策等方面的限制),未来十年里,纽约和美国可能会失去全球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

不过,伦敦并没有因为美国相关报告的肯定而骄傲,而是提出了多种建议以维护和提升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指出,面对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伦敦的成功取决于伦敦继续坚持其监管､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也有人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弱点提出了担忧,因为伦敦没有强大的国内经济作为支撑,当信贷周期进入低迷阶段时,伦敦可能会面临风险｡为此,英国正在大力吸引新兴市场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到伦敦金融市场中去｡而且,英国具有维护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长远战略,英国财政部长戈登・布朗在2006年提出了把伦敦金融城打造成全球金融中心的全面计划｡伦敦金融城在行政上属于伦敦市,但有自己的市长､法庭以及700名警察｡这里聚集了500多家外国银行和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每日外汇交易量达6300亿美元,是华尔街的两倍｡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金融的重要支撑点,它既是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心,也是一个经济体整体实力的表现｡根据IMF的数据,2004年,美国GDP占全球的28%以上,股票市值占全球的44%,债券融资占全球的38.6%,银行资产占全球的15%左右,而后三项占全球的31%,占GDP的比重则高达401.6%｡事实上,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纽约在美国金融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也是典型的金融发达型国家｡2004年,英国GDP占全球的5.2%,其股票市值占全球的7.7%,债券融资占全球的4.23%,银行资产占全球的11%,后三者占全球的7.6%,占GDP的比重高达545%｡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在发达的英国金融体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2004年,日本股票市值､债券融资和银行资产占全球的14%,占GDP的比重达467%｡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后起之秀的东京在日本金融发展中也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方面,金融本身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纽约市而言,金融服务业占全市产值的15%,仅次于房地产业｡过去十年中,纽约金融业产值平均增速高达6.6%,是纽约市增长最快的产业,其增速远高于纽约市产值平均3.6%的增速｡不过,伦敦对于英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远重于纽约对于美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既是其经济发展和历史决定的,也是其具有战略性眼光的政府经营的结果｡虽然20世纪英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但是,英国政府充分重视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的完善方面,还是在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开放竞争秩序的有效维护方面,还是在对海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的吸引方面,英国政府都以此为目标｡纽约和美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是20世纪以来美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决定的,也与其政府开放金融､对市场恰当的监管和对人才的吸引有关｡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实力的上升有直接关系;迪拜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油价上涨和石油美元的形成有直接关系;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其离岸金融中心的定位有直接关系｡

由于金融学的理论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统一定义，因此，人们在经济金融活动的实践中，常常默认这样的说法，即“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指的是国际金融活动发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国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来源地和集聚点。”随着国际经济的兴衰和金融中心的轮回，当今的国际金融中心正沿着多元化的新兴之路在全球各地争妍斗艳。后起的国际金融中心无论在发展速度还是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上，都已有了较大的竞争优势。

经贸重合产生金融中心

20世纪50年代之前可称为早期金融中心。那时候，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国际金融中心是与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重合的。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作为欧洲开展东方贸易的最重要港口，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货币兑换义务而发行纸币的现代银行产生于此，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也诞生于此。后来，受“郁金香泡沫”及其他因素影响，荷兰经济开始衰落，阿姆斯特丹也逐步丧失了世界金融中心地位。

取而代之的是隔海相望的英国。乘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东风，英国成为19世纪经济实力最强、殖民地最多的“日不落帝国”。凭借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英国很快就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跟随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在世界各国占领市场的步伐，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于是，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尤为重要的是，二战之后确立的以美元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为基本框架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更以国际协议的方式确定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凭借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货币特权，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欧洲美元催生离岸金融

就在纽约为其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踌躇满志之时，一个新的金融范式即“欧洲美元”正在悄悄生成。这一范式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的迅速普及不仅削弱了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且改变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路径。沿着这条路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欧洲美元的产生与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管制有关。那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世界各国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资金重建家园。由于战后的资金高度集中于美国，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经历了一个长达十余年的“美元荒”。在另一面，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却对其资本流动实施了严格的管制，限制美元资金从美国流出。资金供求被人为阻隔，更加剧了资金的短缺。然而，道高一丈，魔高一尺。那些追逐高利润的美元资本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或明或暗地向那些急需资金的欧洲地区转移，而且“一去不复返”。于是，境外美元流通的市场便首先在欧洲地区（主要是伦敦）发展起来。欧洲美元市场可以经营一切以美元为载体的金融活动，如美元存贷款的吸收和发放、保单的发放和赔付、美元定值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在美国本土之外进行。因此，这种活动又被称作“离岸”金融活动。

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近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提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和工作目标是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权威人士指出,这是北京市首次以市委、市政府文件的名义就金融业权威的指导性意见,此前只是由北京市发改委提出过相关建议。

该文件对北京金融业发展的总体布局是“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从优化金融发展环境、优化金融功能区规划建设等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

记者了解到,中信证券等国内重要金融机构正考虑将公司的注册地迁至北京。

重新定位

“对于正在向服务业经济转型的北京来说,此次明确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口号来得及时、恰到好处。”5 月5日,区域经济专家、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上海、深圳以及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天津相比,作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的首都北京,一直没有明确对外提出当地金融业的发展定位。过 去几年来,定位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北京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首要问题。由于上海早在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时就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的口号,并获得了国务院的认可 ,相当于有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尚方宝剑”。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多年来北京一直回避“金融中心”这个话题就是担心外界认为北京在搞重复建设。

事实上,与北京在金融业定位上始终含糊其词相比,除上海之外,过去几年来深圳、天津乃至西安等城市纷纷提出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北方重要金融中心”等等类似的口号。

在中国的金融发展布局中，上海居于特殊地位。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认了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划，作为金融中心建设的主战场――浦东自然被推向金融改革的最前沿，

实现金融机构、资金、人才的集聚，是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

浦东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显著。目前，493家金融机构在浦东集聚，金融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2007年金融业占新区总产值的比重为16.9％。

追赶国际：打造金融城

“与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还不牢靠，发展还不全面。”2007年6月，上海市政府《上海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发展“十一五”规划》(下称《规划》)指出。

《规划》称，陆家嘴地区现有楼宇供应不能满足金融机构快速增长的需要，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商务运营成本相对偏高等，削弱了浦东金融业发展的竞争力；金融法制建设和金融信息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高端金融人才资源稀缺，难以为金融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针对这些问题，浦东提出加强金融核心功能区规划建设。“陆家嘴金融城”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规划》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规划“一道三区”(世纪大道、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竹园商贸区、花木生态文化区)的发展布局，规划总面积达到28平方公里。

作为上海陆家嘴金融区东扩的第一站，竹园商贸区项目发展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2月底。上海市房地局正式公布竹园商贸区引进金融机构，3幅金融用地分别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底价摘得，3个项目将于2010年完成。

摘要：本文采用动态产业集群模型与方法以及经济学原理，通过对金融中心和金融服务产业的研究与分析，说明金融服务集群的经济动因,以及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动态特征，从而为研究国际金融中心(IFCs)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部门分布特征和金融产业政策奠定基础，同时展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及其未来发展战略。

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摘 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发展呈现新趋势；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更加激烈，格局正在博弈中变迁。经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自然需求，依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持久动力；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金融实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终得以崛起的基本支撑。尽管面对新兴经济体政府推动型国际金融中心越来越大的挑战，伦敦、纽约自然形成型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依然相对明显。

[关键词] 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变化；传统；发展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Since the outburs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development trend has emerged.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s more intense and the situation changes with the competi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natural demand brought by the growth is still the internal cause and lasti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strong and steady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rength 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are the base for the r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Though challenges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driving by governments of new economic bodies are increasing， London and New York， two naturally form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still have competition strength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change of situation， tradition， development

随着经济全球化尤其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日渐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全球金融环境的动荡一直未能完全平复。一方面，在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而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一向推崇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受到质疑，国际金融发展呈现出相应的新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尤其全球经济战略布局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使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展现出相应的新变化。尽管来自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日渐增大，无论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还是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Index）”均表明，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尚无可能被撼动，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赶超。

一、国际金融发展的新趋势

金融的过度创新和对虚拟经济的放松监管，被视为引爆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不断推出各种救市措施的同时，发达经济体对自由市场的态度有所改变。为规避系统性风险，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不但对金融市场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着手对既有金融监管制度施以改革，加大金融监管的力度，进一步展开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推动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体化。无论被称为“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金融改革法案”的美国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还是英国的《2009年银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抑或欧盟2010年一致通过的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2012年“折中”通过的有关对银行业进行统一监管的协议，其目的均在于此。G20、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在努力构建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框架。前者于2009年伦敦峰会明确，加强金融监管，创立更强有力、更具全球一致性的跨国合作及高标准监管框架；发表《加强金融系统》宣言，同意以崭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替代金融稳定论坛，并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不但将信用评级机构纳入其中，而且首次覆盖对冲基金，要求今后监管措施必须能够阻止过度杠杆，采取行动反对“避税港”等不合作行为。后者于2010年形成《巴塞尔协议Ⅲ》，上调资本充足率下限标准，要求设立“资本留存缓冲”，并在信贷增长过快时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监管将更加强调相互之间的超合作。

摘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由来已久。随着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在慢慢崛起，同时国家也提出到2020年基本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面临挑战。内地与香港越来越紧密的合作也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上海作为发展中的金融中心，离国际化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作为已经发展起来的香港在发展方式方面有很多可借鉴之处。本文通过讨论分析香港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结合香港的发展经验，探究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方式方法，并提出一定的建议。

关键词：香港 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 引言

根据2013年3月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香港继续蝉联第三位，自2007年该指数开始公布之日以来，香港一直在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处于前四名之内，可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一直被国际所认同，并且地位较为稳定。虽然近年来，香港面临来自各方的竞争，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可动摇，这得益于其自身长久以来的稳步发展以及面对机遇及时而准确的行动。而上海作为近年来我国大力扶持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距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存在距离，从2013年3月的全球金融指数来看，上海在总分1000分的评分标准下取得了674的分数，世界排名第24位，较2012年6月份的排名下降5位，说明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工作还需多方面的努力，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其提供很好地的指导、借鉴作用。

二、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发展、固有优势

香港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地处我国的广东省以东，与深圳市一河之隔。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是世界著名的三大天然深水港之一，这为其发展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廉洁高效着称的香港政府，普遍较高的民众教育水平，稳定多样的人才库，坚实的经济金融基础，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高效的监管体系都为其稳步发展提供了保障，大大提高了金融业的运作效率，使得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有序而高效。根据国际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对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评价可以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商业环境（包括法律体系、廉洁程度等）；税制；国际声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一）商业环境

香港的商业环境较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具有除国防和外交事务外具有高度自治权。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自由港、单独的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和维持资金流动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这为香港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商业环境。

最近，国务院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从抽象到具体、从概念到内涵、从原则到具体路径，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轮廓日益清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形成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根据《意见》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不断拓展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意在建设多层次多元、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市场体系。内容包括：不断丰富金融市场产品和工具，优化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大力发展各类金融机构等。比如，促进债券一、二级市场建设及其协调发展：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推进上市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试点。还有，加大期货市场发展力度，做深做精现有期货品种，有序推出新的能源和金属类大宗产品期货，支持境内期货交易所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探索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拓宽上市公司行业和规模覆盖面，适应多层次市场发展需要，研究建立不同市场和层次间上市公司转板机制等。这一系列的动作如果到位，上海金融市场的建设将迎来一个提速期。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总目标是，到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主要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基本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国内其他港口合理分工、紧密合作的国际航运枢纽港：二是基本形成具有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特征的现代港口综合运输体系；三是基本形成服务优质、功能完备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和优质的国际航运服务管理。针对集疏运体系中存在的“短腿”，上海计划修建铁路上岛，以发挥洋山港的枢纽港功能，提高货物中转量，积聚长三角各港口的资源。同时，上海在水水中转的“疏通”，也将进一步密集长三角各港口之间的联系。再加上上海浦东机场的货运功能，完善的集疏运体系将推动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陆、海、空大物流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亮点之一是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方面的政策突破。其中，加强航运金融服务、支持开展船舶融资、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的政策是全新的，具有探索性和突破性。这对于航运企业减少资金转换成本等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注册在上海的保险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保险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也将对航运保险业务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随着政策“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将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接近甚至赶超现有国际航运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