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精选

在当今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经济方面的，最受媒体关注的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们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浪潮把经济学推到了“黄金学科”的位置，在此背景下从事经济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生逢其时，特别风光。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东奔西跑，格外忙碌，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扶持本国国有经济的发展，这对于维护其经济独立、推动其工业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针对本国具体情况，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对国有经济进行整顿和改造，并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之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高潮。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高潮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从何而来

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中长期汇率理论，或者称为名义汇率理论，主要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值。10年来，使用PPP方法，美元对人民币的比率稳定在1：4左右，绝对购买力平价水平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相差一倍。可见，人民币有长期升值的趋势。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变动由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决定，中国数年的通货紧缩与人民币升值相匹配。短期汇率理论是利率平价理论，着眼于短期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汇率走势决定于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和远期汇率预期。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利率没有市场化，因此，解释力不强，但基本趋势是不错的。转载于中国论文联盟

以外汇数量为基础的国际收支理论，可解释短期和中期汇率走势。1994年以后，中国连续出现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越来越大，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自然产生升值压力。引起外资长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国市场开放的巨大吸引力，可获得长期高回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则刺激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几方面理论和政策实践都指向人民币升值。

不仅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还可以从真实经济中找到根据。当我们在长期经济分析中根据“货币中性理论”，抛开货币因素，名义汇率就变成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定义为：名义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率，或是名义汇率除以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其深层次含义是：在中长期排除货币因素后，研究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等非货币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最新的汇率理论，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实际汇率：可贸易品价格(%)／非贸易品价格(%)

国际经济学上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在通货膨胀时期，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但在中国并不明显。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主要是消费品价格上升，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因此，在通货膨胀非常高的时候，比如1994年达到20%，但并不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因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借并轨的机会一次性贬值了50%，这是一种提前超额贬值。

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连续贬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与此同时却在积累着升值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人民币贬值的所有压力，如国内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已释放完毕，升值压力就马上显露出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长期非货币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第一，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水平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以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如果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的原创技术少，但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则可以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从而产生汇率升值压力。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而不像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上述三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或绝对下降。如果以非贸易品价格为1，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

一、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经济管理权

所谓宏观调控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采取的各种办法的综合，其基本目标是经济稳定增长、重大经济结构优化、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充分就业、公正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必要条件。

宏观调控是一种国家行为，而国家行为必须由一定的代表机构来实施，为此，国家必须设立专门机构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职权。因此，国家这种行为和实施的手段在法律上表现为国家的特定权力及其行使职权的各种形式。

对国家来说，宏观调控是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承担的新的职能，是在过去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的基础上增加的经济管理职能。国家要以宏观的调控者和管理者的身份，积极地介入经济运行。而从国家的一般理论出发，国家的一切活动不外乎对经济运行的规划、协调、引导、限制和禁止，就国家功能的角度而言，这些活动都是管理活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的管理；在法律探究方面，也就可以从国家经济管理权方面展开对经济法的熟悉。

经济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自有人类社会之始，即有了经济管理。经济管理作为社会化生产的必然要求，首先是对物的管理，即对生产、分配、消费、交换过程的经营、处理和协调。只是到了阶级社会，有了国家，管理才变成了对人的统治。我们这里所理解的经济管理，应该包括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两方面，它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也不仅仅是利用行政权进行的控制、取缔、监察等行为，而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多种形式和内容的综合体系。

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责任，为探究的方便，我们从权力的角度来界定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考察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及特征，这便是经济管理权。直言之，经济管理权是指国家经济管理职能部门依法行使的对经济运行的猜测、决策、组织、指挥、监督等诸权力的总称。它是国家行政权力在经济保护领域的运用和实施。

国家经济管理权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一）传统经济体制的不足

摘要：自由价值作为法价值中最为重要、最为终极的目标而被人类所世代追捧。体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价值也许更能诊释自由在现实生活的反映。市场经济活动本是滋生自由的温床，只有相对范围内的经济自由，才可能有效地激活市场本身潜在的力量，给予商事个体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是对经济自由的界定更多的情况下是伴随着对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限度的探讨。我国是世界多极化中极为重要的一极，解决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问题也是体制改革的重点。

关键词：自由价值、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现代经济法是对自由价值的真正超越

现代经济法产生以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颁布为标志，其历史背景在于以完全自由观念主导的市场经济出现了较大的经济危机。自由过度导致市场的无序，市场本能通过自身调节作用解决的问题已无法解决，垄断、不正当竟争、商业欺诈成为市场的顽疾。社会强烈呼唤政府的干预与调节。以调节经济、规制市场为基本手段的现代经济法应运而生，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危机。经济法对市场秩序的调控正说明了其基本作用在一定层而上限制了自由，但这种限制自由的机理在于欲实现全社会所有商事个体的最大自由。商事个体以自利为基本理性，运用各种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虽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自由，但却在另一方面损害了其他商事个体的自由，损害了整个市场的竟争秩序，而这种自由只是建立在限制其他商事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法律与政府有必要对这种自由加以限制，经济法利用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干预与调控经济，实现市场经济有序、健康的运行。因此，在规制市场秩序时，对个体的限制，即排除不正当竞争、规制垄断、打击商业欺诈等行为，是在限制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总体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法之自由价值。经济法对市场的规制与调控就是对自由的真正超越与实现，经济法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归根结底，经济法所充当的角色绝不是在扼杀自由，政府干预的目的也是在最终意义上实现真正自由。因此，制定完善的经济法律就成为法之自由价值真正实现的保障。

二、违反自由行为的理论解读

(一)电信资费问题———基于政策的反思

经济法就应以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为立法宗旨，这也是基于经济法之社会整体利益价值观的体现。消费者处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终端与中心位置，整个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消费这一必经环节，消费者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从总体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消费者，消费者权利的实现程度能很好的反映市场竟争秩序与社会发展水平。所以，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就应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价值基点，保护最广大消费者权益即是在总体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很显然，这种社会整体利益并非是国家利益，而是国家在法律的框架下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因此，很多情况下由于政府监管缺失以及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损害消费者利益，这是现今中国社会所极力解决的大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角色极为重要，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消费者如想保护自己的利益，形成有序的竞争秩序都需政府的监管。所以，基于经济法立法宗旨的探讨而对政府监管的反思是对消费者权益最好的维护。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中国许多公用企业，虽然他们表而上脱离了政府，完全企业化，但是政府(行政机关)仍对其享有自身利益，在公用企业形成垄断之际,政府监管的缺失及利益混同是形成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最大问题。这一切的一切都与信息产业部的内部政策有关，他们并没有把保护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而考虑的焦点是怎样维护竞争者的利益，以及由此带给自己的利益。政策的制定虽在表面合法化，却在实质上试图将市场竞争封锁，人为地为这些电信企业制造垄断地位，这些都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极为不相符的，行政机关没有摆正自己的监管角色，没有建立经济法立法宗旨的观念，是不可能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的，最终受到损害的却只能是可怜的消费者。然而，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们也同样是消费者，或许出现此种矛盾情况只能说明“权力寻租”带来的收益会忽略自身消费者这一弱势角色。

(二“)全国牙防组”违规认证问题———政府监管的缺失

一、进一步深化我国同拉美国家经济贸易发展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一)根据新经济形势调整双边贸易结构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获得更好地合作发展，必须根据新经济形势调整双边贸易结构。首先，对过去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进行调整，促进贸易结构由粗放型向着集约型的方向转变，用质量衡量出口的合理性。其次，要采取措施积极降低出口成本，不断提高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尤其是要增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出口比重，也就是说，出口的产品是真正的中国制造。另外，针对拉美国家消费能力强的特点，鼓励企业向拉美市场出口中高端产品，扩大中高端产品的市场，制定符合拉美地区消费特点和地区文化的营销策略，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

(二)积极拓宽我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外资合作领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以及经济增长点的调整，将拉美地区作为新的投资热点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当前，我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资源开采、制造业等少数领域，并且随着国家之间能源资源争夺的越演越烈，这种投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发展的要求，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外资合作领域。投资企业在进行外资投资领域选择的时候，应当将投资眼光集中在能源合作、生物能源技术合作、农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拓展投资领域，调整投资产业分布，强化产业链合作环节，不断推动我国与拉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三)实施本地化经营发展战略本地化经营发展战略是我国同拉美国家经贸关系更进一步的重要保障，企业在拉美国家进行投资经营的时候，应当积极探讨本地化经营策略和方式，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形式、经济发展方式和居民消费特点等等，利用技术、管理和资本运作等相关软实力增强竞争优势，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积极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要素等等，不断增强投资给当地人带来的实惠，这不仅能够增强当地人对我国企业的接受度，而且有利于良好企业形象的塑造。

(四)尽快建立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经贸合作方式目前，在拉美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大都是我国知名的大型企业，如中粮油、中国电信、华为集团等等，但是我国中小型企业由于企业资本、技术、市场营销等影响因素，与拉美国家相关企业的合作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未来，应当积极鼓励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经贸合作方式，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内生动力，进一步体现我国中小型企业适应性强、发展灵活的明显特点，国家应当在投资项目指导、投资制度说明以及拉美国家地区基本情况等方面给予中小型企业一定的指导，不断优化中小型企业的投资环境。

二、结束语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以及新经济形势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同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要充分认识到双边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积极调整双边贸易结构、拓展双边合作领域，在本地化经营策略和中小型企业主体地位上采取积极的措施，不断推动双边贸易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

作者：吴显君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摘要：国家援助作为欧盟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尽管国家援助的实施已经有很长时间，但国家援助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尚未明确。本文从政府竞争所产生的外部性入手，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分析框架，通过菜单式拍卖模型，解释政府和企业在相互博弈中各自决策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并论述了欧盟竞争法中的国家援助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国家援助；拍卖理论；竞争法

《欧盟条约》第87条至89条对国家援助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该条约第87条第1款指出，“除与本条约相反的规定外，国家给予或者通过国家财源给予的援助，不论方式如何，凡优待某个企业或者某个生产部门，以致破坏竞争或者对竞争产生威胁，从而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有不利影响时，被视为与欧盟市场相抵触。”可见，这一条款的规定并未对国家援助给出明确的定义。在1961年一次判决中欧洲法院指出，国家援助是“国家用以减少一个企业在正常情况下所承受负担的各种措施。”此后，随着欧盟统一市场的发展，法律实践的不断深入，国家援助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学术界对于国家援助的定义众说纷纭，有些定义着眼于援助对象得到的好处，其重点在于援助是成员国无代价的给予；有些则从国家援助的目的入手。上述种种观点虽然在表述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成员国所承受的负担和企业得到优惠两个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同[8]。根据条约第87条第1款、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和欧洲法院的判决，一项国家援助应该包括以下事实认定①：国家援助的主体是成员国政府或者国家资源；援助的对象为特定企业或者特定商品的生产；破坏竞争或造成对竞争的威胁，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措施引起国家财政负担；援助的措施必须具有优惠性和特殊性。

《欧盟条约》对国家援助的方式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使得国家援助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灵活性的特征。因为不同的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选择援助的方式，所以国家援助的表现形式就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但从欧盟竞争委员会的统计来看，成员国最常使用的方法包括补贴和税收优惠、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资本参与、低息贷款以及提供担保。

国家援助的基本制度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由三个部分构成，被禁止的国家援助、与欧盟市场相协调的国家援助和被豁免的国家援助。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并非成员国政府采取的任何国家援助均被认为与欧盟市场不相容，因为成员国政府实施援助计划必定出于对成员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以及区域政策上的考虑。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成员国实施的援助计划能够得到委员会的豁免。《欧盟条约》第87条第2、3款就分别规定了与欧盟市场相协调的和被禁止的国家援助。除了被禁止和相协调的国家援助，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在执行援助政策的过程中，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指南，用以豁免某些援助的实行，其目的是为了促使国家援助政策更好地发挥正面作用，减小负面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和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完善。

欧盟竞争法中的国家援助政策的实施从本质上可以看作一个资源分配问题，迄今为止，对援助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尚不明确，理论也不成熟。当衡量一项援助政策是否扭曲竞争的时候，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界定。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基本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文献综述

对于国家援助政策的经济学分析，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模型。由于各自的前提条件不同，所以得出的结果往往只在自身模型中有一定作用。而且两种模型都提出了“国家竞争”（政府之间互相竞争以吸引企业到本国生产）的思想，但国家未必只依靠国家援助来扶植企业。

论文摘要：在新经济时代，企业面对的将是一个变化无常、空间拉近、按平行方式运作、知识和信息要素占有突出地位、具有较大包容性和以人为本的大市场。上述新的经济特点，必然带来企业管理的新变革，因而需要培育和塑造新型企业家。

论文关键词：企业管理新经济时代大市场新型企业企业家经济特点运作塑造平行挑战

21世纪是一个新经济时代，它催生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和新的企业管理。2o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重要主题，就是新企业、新领导。中国要在新的世纪向新经济时代迈进，必须全面和充分认识新经济时代的新式企业经营管理，并依据其内容、特点及要求培育和塑造新型企业家。

1．快速适应、创造和过渡式的经营管理

在新经济时代，科技、产品和市场变化非常快，企业在变化无常的条件下生存，这要求企业快速适应。虽然发达的信息系统和互联网，使企业的快速适应具有技术基础，但是这对企业家仍然是一个挑战。因为信息量很大，而且许多信息还可能充满矛盾，会使企业无所适从。这就要求企业家对信息具有很高的敏感性，有透彻的分析能力，能够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但是，在高度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条件下，企业要保持与众不同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经营方式，都会通过信息网络迅速地传递出去，迅速被模仿和被利用。这就要求企业家把适应与创造统一起来，而且要使这种统一成为持续不断的过程。同时要求企业家敢于冒险投资和积极创业，又善于适当地控制和化解风险。德国贝本豪森科学和政治基金会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夫·贝尔特拉姆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过渡时代，一个不能维系长久的时代。我们今天拥有的不是、也不会成为一个具有清晰的坐标和等级的“体系”，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之后将出现什么。在新经济时代的企业也一样，很少会有一个清晰的坐标和等级的体系，也不清楚以后会出现什么，会演变成为什么。这就需要实行过渡式的管理。所谓过渡式的管理，就是不把现成的作为确定的来管理，不维持现状，主动改变现实存在，不断开拓和创造未来。但是，企业管理必须建立和维持企业的组织和秩序，而秩序又必须是现实存在的和确定的。这就给企业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把变动与秩序统一起来，使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建立和维持秩序，在建立和维持秩序中进行变革和创造。

2．战略伙伴关系、舍伙经营和集体管理

在新经济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企业与供应商和用户的关系，一方面是大大地拉近了，似乎是面对面的直接关系，可以直接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复杂化了，是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混合关系。这种既直接又复杂的关系，要求企业既不以自己为创世主，也不以消费者或用户为上帝，而是平等相待；既充分尊重、理解和服务用户．又充分掌握主动权，发现和创造需求，以发展全新的事业。企业家以能够增进社会福利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企业发展为根本使命。这其实就是要求企业家在用户、供应商各方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伙伴关系。发达的互联网联系，不仅给供应商和用户提供了选择的巨大空间和余地，而且企业自己也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和余地。但是，伙伴关系需要维系，要有稳定性。而稳定与选择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企业家必须解决这个矛盾。

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伙关系，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往往是由买卖的合作关系转变和发展成经营的合伙关系，实行合伙经营。与用户之间的合伙关系也往往包括合伙经营的内容，对于用户来说，企业的先销售后生产就是参与生产经营。不仅资本所有者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而且资本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问也是合伙经营关系，甚至连经营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伙经营关系，员工也参与经营。这对企业家来说是一种新的要求和挑战，即既要实行基于权力不对称的控制和监督，又要实行权力平等的合伙经营。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国家体制国家经济环境退化经济结构

论文摘要：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延伸，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挑战。

2O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延伸，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挑战。

一、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审视经济全球化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主流看法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他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经济全球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从自己的国际利益出发，对于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先导和主体的，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全球化。这是一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其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看，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并且这种关系在21世纪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一体化、市场世界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国家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固有界限，使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高科技手段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使国际经济全球化或者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自行运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跨人了政治、道德、文化等领域。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而且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领域的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摘要：经济的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趋势，对国家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改变着二战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关系国际政治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过程，也是两极格局逐渐终结的过程，冷战结束后，殴、美共同对抗的敌人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别是西欧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步伐明显加快但这种矛盾和分歧并未冲破西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和价值观念，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协商的方式，通过沟通、谈判．通过各种组织，特别是西方富国俱乐部——西方七国(现在因俄罗斯加入而称八国)首脑会议，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共同雏护共同的利益虽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国家因面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世界而带来的困扰和苦恼，如美国实施赫尔姆斯——怕顿法靠和迭马脱法靠．引起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强太的经济力量加上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经济联系，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问关系的主调是协调、缓和。

二、经济全球化协调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封闭对抗走向开放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