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范文精选

摘 要：讲授古代汉语，要注意讲授的对象是当今的学生，多注意学生的语言环境。从与今天现代汉语有联系的角度来讲授古代汉语，能使学生感觉古代汉语并不遥远和古老，这样有助于学生学习古代汉语。

关键词：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汉语方言

谈到古代汉语的学习，人们一般是站在与现代汉语差异性的角度来讲的，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在附录（三）“怎样学习古代汉语”中谈到：“古代汉语的一些基本的词语，如‘人’‘山’‘笑’‘大’等，古今意义没有什么变化，这些我们就不必再去学习了。但还有两类词语，是需要我们下工夫学习的。一类是古代汉语中比较常用，而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的词语。……一类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很常用，但意义不完全相同的词语。……这两类词语都要努力掌握，但后一类词语值得注意。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说，学习古代汉语词汇，难点不在于‘迥别’，而在于‘微殊’，这是说得很对的。……所以，对后一类词语要更加重视，一定要注意其古今意义的区别。”[1]（P562～563）诚然，学习古代汉语，作为今天的人来说，的确是要注意掌握与现代汉语不同的部分，如果了解并掌握了古今汉语的差异，学习上就顺畅多了。但是，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一味地强调古今汉语的不同，容易使学生对古代汉语产生一种排斥心理。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注意讲授古今汉语差异性的同时，更多的是着重讲解二者的一些联系性，目的是为了拉近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距离，让学生感觉古代汉语并不“古”，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以词汇部分举例说明。

古代汉语中有一些词，初学者觉得很特别，在古代汉语中找同类现象也的确不多，显得另类。如合音词“诸”（《郑伯克段于鄢》“公伐诸鄢”），学生在接触这个词时普遍感觉这个词很特别，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词，对其不解。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是一个要重点掌握的词，它的确与现代汉语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讲授时假如只简单地强调该词的特殊性而要求学生注意的话，那学生也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这时我们可以联系现代汉语，结合现代汉语的语言现象，去解说这个词。在普通话中，我们可以找到合音词现象，如：“甭”是“不用”的合音，“居心叵测”中“叵”是“不可”的合音。现代汉语方言中也有合音词现象，如吴方言“”是“勿要”的合音①，据温昌衍（2003）客家话中“口盲”是“唔省”（义为“暂时还不……”或“暂时还没……”）的合音[2]。笔者的母语江西赣语中表示指示词“这样”意义的“个样”有合音词，一般写作“港”。这些合音词都有对应的字形，假如再去寻找今天现代汉语中没有产生相对应的字形记录语言中的合音词现象，那就更多了。例如（词下短横表示两词形成了合音词）：无会（厦门）、毛会（福州）、冒有（武汉）、勿曾（苏州）、唔有（温州）、唔好（潮州、广州）、唔爱（潮州）、否要（温州）、不要（西安）。[3]（P607～608）徐睿渊（2013）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厦门方言里丰富的合音词现象[4]。由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去思考古代汉语合音词“诸”的形成原因。首先，合音词现象一般出现在口语中，是口语中语音上容易结合的词才出现合音现象。再来反观古代汉语，由于我们接触的古代汉语实际上是古代的书面语，古代的口语我们已无从听到，但完全可以想象今天现代汉语中会出现某些口语词进入书面语一样，古代汉语也应有此现象，而这个合音词“诸”完全有可能是古代口语渗透进入古代书面语的。其次，“诸”的字形也有可能是“之於”合音的记音字，正如笔者的母语赣语中“个样”合音写作“港”一样。所以，在句中理解合音词“诸”的时候要还原成“之於”，而与“诸”字的字义无关。这样，通过从现代汉语同类语言现象的分析入手，学生不但理解了“诸”这个合音词，而且也认识到了古今汉语存在着一些共性，从而也感觉到古代汉语并没有脱离今天的语言。

古代汉语中有一些词在今天看来已是死去的古语词，假如硬性地要求学生强记强背，这样的要求多了的话，自然也会增加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厌恶感。实际上我们经常说“死去的古语词”一般是立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来讲的，假如扩大到现代汉语方言来看，“死去的古语词”实际并没死去。笔者执教于客家方言区，经常从客家方言中寻找与古代汉语有联系的词汇。如：《左传・成公六年》：“民愁则执隘，于是乎有沉溺重i之疾。”杜预注：“重i，足肿。”句中“i”是浮肿的意思，今梅县客家方言腿脚浮肿说“脚i”，脸肿说“面i”，手肿说“手i”，即是此词。曹植《洛神赋》：“明眸善睐，靥辅承权。”李善注：“睐，旁视。”今梅县客家方言斜眼看一下说“睐一下”，斜眼偷看说“偷睐”，承此词。《诗・豳风・七月》：“昼尔于茅，宵尔索。”毛传：“，绞也。”②今梅县客家方言拴牛说“牛”，绑被子说“被”，沿用此词。《庄子・则阳》：“并溃漏发，不择所出，漂疽疥痈，内热溲膏是也。”陆德明释文：“漂本亦作瘭。瘭疽，谓病疮脓出也。”今梅县客家方言称还未破的水泡或血泡为“瘭”，虽没有脓疮严重（表义程度已减轻），但也是沿用了此古语词。

另外还有一些词，在今天是常见字，其古代的词义在普通话中已不用，但却保留在某些汉语方言中。同样以客家方言为例。《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内给之祭。晏子闻之，谏。……公曰：‘善。’趣庖治狗，以会朝属。”注云：“治，宰也。”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帝曰：‘水中有鱼乎？’（葛）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之。”两句中的“治”都是宰杀之义，今梅县客家方言杀鸡说“治鸡”，杀鱼说“治鱼”，即保留了该词的古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句中“经”与“织”同义，今梅县客家方言用手工织布即说“经布”，手工织席即说“经席”。还有一些客家方言词义虽然不是古代词义的完全延用，但其与古代汉语的联系显而易见，也可援用。如：《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朱熹集注：“陈谓军师行伍之列。”此句中的“陈”字后来写作“阵”。今梅县客家方言邀伙伴说“邀阵”，结伴说“同阵”，本伙人说“本阵”，而散伙或分手则说“拆阵”。梅县方言“阵”指同伴、伙伴义当从古义“军队行列人多、成群结队”义演变而来。《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赵岐注：“掌，主也。”今梅县客家方言看管房子或看家说“掌屋”，看门说“掌门”，看管山林说“掌山”，放牛、放羊分别说“掌牛”“掌羊”。梅县方言“掌”的“看守”和“放牧”[5]义当从古代的“职掌、主管”义引申而来。

以上多从当今汉语方言的角度关注古今词语的联系，实际上从普通话的角度也可以谈此问题。如《郑伯克段于鄢》中“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及“颍考叔为颍谷封人”中的“鄙”（指边疆）和“封”（指疆界），二者的表面意义都与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如果从现代汉语中为什么有“鄙视”“鄙夷”“密封”“封锁”“封建”“一封信”[6]等这样的词语开始发问，以及这些词语与该文选中的“鄙”和“封”有什么关系，那么就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联系起来了。另外，古代词义存留在现代汉语中的例子也不少，如 “就职”“就业”中的“就”是古义“接近、靠近”的保留，“谢罪”的“谢”是古义“道歉”的保留，“长城”的“城”是古义“城墙”的保留。至于今天的成语，那就是更多古语古义的表现了，此处不赘。

总而言之，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时，要注意讲授的对象是当今的学生。多注意学生的语言环境（包括时代环境和区域环境），从与现代汉语有联系的角度来讲授古代汉语，能使学生感觉古代汉语并不遥远和古老，这有助于学生学习古代汉语。

通假字

古今字是指古时只有某一个字，后来为了把这个古字所表示的几个概念用不同的字形来区别，造出了另一个或几个今字（多数以原来的字为声旁），让原来的字专门表示另一个或几个概念。如“要”，本义是腰部的意思，后来因为“要”还有其他意义，就在它左边加一个“月”，用原来的“要”作声旁，形成了“腰”字，“要”和“腰”就是古今字。其他如“莫”和“暮”、“暴”和“曝”等，在课文注释中表示为“甲”同“乙”。通假字在形体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仅是声音上相同或相似，是信手找来的一个同音字，它其实就是古人写的错字，如“右手攀右趾”（《核舟记》）中把“扳”写成“攀”，并不是因为当时没有“扳”字，这可以从“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伤仲永》）中看出。在课文注释中表示为“甲”通“乙”。中学阶段“同”“通”没有统一的规范，统一看成“通假字”。

词类活用

在古代汉语中，某些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可以灵活运用，临时改变它的基本功能，在句中充当其他词类。词的这种临时的灵活运用，就叫词类活用。它一般是文言实词，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活用较普遍，数词的活用较少。

文言句式

判断句

判断句是用来判定主语所指的人或事物是什么的句子。在现代汉语中，判断句通常在主语的后面用判断动词“是”表示，“是”与它后面的名词（名词性词组）、代词组合成谓语，说明主语是什么。而在古代汉语中，判断句一般用名词（名词性词组）作谓语来表判断，一般不用“是”，而用“者、也”为标志，或用某些副词来帮助判断。大约一直到汉代才开始用“是”表判断，而先秦的“是”基本上都翻译成“这”。

判断句可分为四大类：

摘 要：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数目很多，而且十分讲究格的形式，并且在使用中没有单数复数的差别；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简单明了，清晰易懂。在考察了先秦汉语人称代词的大量用例之后，又结合近、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的特点，比较分析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差异性及其原因；追溯现代汉语称代系统的源流发展，可以说明现代汉语对上古汉语称代上的继承性。

关键词：上古汉语；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特点；差异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191-02

在阅读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常常会碰见名目繁多的人称代词。上古汉语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与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的显著差别上，上古汉语的语法系统也和现代汉语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人称代词就是上古汉语语法的一个很突出的方面。笔者在比较了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后，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从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开始说起，比较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差异，从而得出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的特点，同时看出了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继承，这些方面不仅是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认识，也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现在仍然蓬勃向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一、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简要介绍

不同的用字是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最大的差别。在第一人称代词中，现代汉语只说“我”，而上古汉语除了“我”外还会使用“余、予、吾、台、朕、”这些字。再看第二人称代词，我们现在只说“你”（敬称用“您”），而上古汉语中常用的有“尔、汝、女、若、而、乃”。最后看第三人称代词，现在我们用“他、她、它”，上古汉语中只有借代第三人称的词，没有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现在用“我”，可以做主语、宾语，没有格位。但是第一人称代词在上古时代使用情况很复杂。 “”字只在《尚书》、《诗经》中出现，《论语》、《孟子》就不再使用了，所以我们将它看成是古语词。“朕”大多用在《尚书》，而在秦始皇使用后，它就变成了古代帝王专用的人称代词了。郑玄注《周礼》说：“余、予古今字。”也就是说“余”和“予”其实是一个字，按周生亚的说法“‘台’是‘余’（予）的变体。”因此“余”、“予”、“台”这三个字都是一个字。上古汉语中还经常使用的“吾”，在《论语》和《左传》以后都还经常被人们使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二人称代词是“你”。使用敬称“您”的时间不久，而且只有在北京口语中用得较多，并且只限于在单数情况下使用。上古汉语的情况就很复杂了，“女、汝、乃、尔、而、戎”等都是上古使用的。“尔”是上古汉语比较常用的第二人称代词，不仅可以作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并且“尔”还属于“雅言”系统。“女”和“汝”是通假字的关系。第二人称代词还有“而”和“乃”，可以看成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乃”主要用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就不用“乃”了。只有《左传》还有少量的“乃”，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乃”也是古词语。

内容提要：正如在西方一样，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他者"意识。根据这种意识，他人乃是一种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在者。这是"你-我"这种本真的、健康的存在状态的异化。这种他者意识首先是与关于自我所属族类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与其族类意识密切相关的：异族的存在规定着本族的存在，进而族类的存在规定着自我的存在。于是，本真的自我也就不复存在了。这种他者意识渗透于汉语全套人称代词"他"、"你"、"我"中：如果说"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外在的他者"，那么"我"就只是一种"内在的他者"。

关键词：他；你；我；他者意识

孤独是你我的裂变/裂变是黑色的沦陷/捉不住你的眼波/眼波从肩头滑过/

你我似飘忽的星体/星体在悄然地红移/生命已散成碎片/碎片零落在荒原/

愿你像黑洞般神秘/释放出无声的引力/再不要抽身远去/来吧让你我遭遇/

Oh,forgetHeandforgetShe/Itaketoyou,youtaketome/

这是我曾经写下的一首诗《我和你的商籁--读马丁·布伯哲学有感》[1]，它是有感于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2]的思想而发的：在他看来，"他"或"她"是一种与"我"对立的、疏远的、陌生的、异己的在者；只有化"他"为"你"，在"你-我"对话的情景里，我们才能返回到本真存在的"我"。这与另一位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的体悟一致，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深刻的揭示。但不幸的是，自从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来，这种"我-他"异在的生存处境就一直是人自身的一种基本的存在论事实。这个事实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意识中一再反映出来，西方世界最近的一个著名例证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而其实在中国，近代以来直至今日，我们津津乐道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就其以"中-西"文化二元对峙作为其全部立论的基本预设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我-他"异在的态度模式？西方人固然视我们为"他者"，而我们未尝不视他们为"他者"？所以，西方人固然需要反省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我们中国人又何尝不需要反省自己的某种"华夏中心主义"？然而很无奈，我这里仍然在区分"我们"和"他们"。可见我们自己的这种以异族为"他者"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并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古代汉语人称代词"你"、"我"、"他"的语义分析，反省我们自己的这种"他者"意识。

1．他：缺席的他者

摘 要：古代汉语课程是高校文科专业的基础课程，但教学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如何做到“死”课“活”讲，一直是古代汉语教师思考的问题。本文讨论了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音韵、词汇、语法教学方面的作用及应用，认为将汉语方言这一语言“活化石”引入古代汉语课堂，以“今”证“古”，不失为提高教学效果的好办法。

关键词：汉语方言 古代汉语 教学

无论是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还是在日常言语交际中，我们一贯强调“要讲普通话”，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更是如此，这是为了工作需要、交流方便。然而，古代汉语教学则不同，我们提倡学生讲普通话的同时，还应该鼓励学生关注方言，分析、研究方言，联系方言学习、理解古代汉语。这是因为“古与今异言，古语未尽废也”（李恭，1988）。“古语未尽废”，是说“古语”存于汉语方言中，语音、词汇、语法诸要素均有保留。那么，如何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发挥汉语方言的作用，提高古代汉语教学的效果呢？

古代汉语是高校文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门“死语言”课，教学效果都不太理想。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教学局面，很多学者、古代汉语教师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与研究。纵观这些探究，个人遇到的情况不同，所以教学改革的方法、手段、内容也不尽相同，因而效果也千差万别。有的古代汉语教师从教学内容入手进行改革，有的教师则从教学方法进行探索，还有的教师提倡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对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进行尝试性改革。尽管改革的侧重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都希望获得好的教学效果，取得好的教学成绩，培养优秀的古代汉语教学与科研人才，传授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笔者长期工作在古代汉语教学战线上，做了相应的教学改革，自然也饱尝了古代汉语教学的艰辛，并先后撰文《实现古代汉语教学功能多元化的一些思考》《论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当前的古代汉语教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前古代汉语教学，不应将这门课单纯地作为工具课程，应该结合社会文化发展大背景，开发古代汉语课程文化传承与传播、人文教育、审美情趣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试图通过穿插、讲授一些传统文化，如中国古代的礼制、职官、人文精神等内容，来提升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实际上，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新的问题是，我们发现讲到古代汉语音韵、语法的发展规律时，很多现象都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所没有的，因此，尽管教师讲得精彩，但学生依然听得一头雾水，不能很好地理解。通过不断摸索，我们欣喜地发现古代汉语中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汉语方言得到印证。于是尝试将汉语方言引入到古代汉语教学中，以“活化石”印证“古语”，同学们顿时茅塞顿开，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谈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我们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和应用实践，我们认为，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音韵、语法、词汇诸方面教学中都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语音韵发展变化的规律

语音的特点是一发即逝，古人的说话、读书声音我们已无从得知。音韵学是一门难懂的学问，古代汉语学习中，音韵是重要的内容，也是难点之一。凡是涉及音韵，学生大多会感到头疼。如古今语音的异同问题即如此，韵律问题也不例外。如果我们以方音对照讲解，则可以有效地化解这一危机。我们读古诗时，发现有些诗歌用现代普通话来读是不押韵的，但从我国诗歌的特点来说不押韵是不可能的。如唐代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按照诗律来说，本诗韵脚是“斜”“家”“花”。可是用现代语音来读，则“斜”并不入韵，这让学生很困惑。有的教师根据诗韵特点，改读“斜”为xiá，押韵倒是押韵了，可字典中却查不到“斜”还有xiá的读音（《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中上注明“旧读xiá”,修订版中取消了这一说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王力先生教我们一招，就是从方言中去印证，王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在唐代“斜”读作siá（s读浊音），和现代上海“斜”字的读音一样，在当时是谐和的（王力，2000）。意思是说这首诗如果用上海话来读，大概是押韵的。这给我们很大启发。

【摘要】古代汉语是阅读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语言工具，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基础，更是进一步探求现代汉语源起和发展的基础，改革古代汉语教学意义重大。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改革

一、调整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界的前辈们明确提出了古代汉语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现在的教学大纲也非常明确地作了规定。作为一门工具课，这一教学目的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然而，如单一地实施，不加多元化的调整，显然不适合时代的需要。现在的学生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他们实际需要阅读古书的机会并不多，因此认为学而无用，不如不学。对教师来讲，目的太单一，也束缚了教学多样化的开展，使教学走向了死胡同。因此，笔者认为，在坚持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同时，还应加强与现代汉语的联系，把培养学生的古汉语知识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能力作为教学目的。古今汉语是一脉相承的，有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语音、修辞等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而来的，要让学生认识到，要学好现代汉语，必须要学好古代汉语，学习古汉语，并不脱离现实生活与学习，是学而有用，不是学而无用。我们教学要以此为目的，培养学生运用古汉语知识去深刻认识现代汉语，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并从古代汉语中汲取营养，增强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教师在施教过程中，要注意古今联系，既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汉语知识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能力。

二、更新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

更新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其中教材建设是关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包括三个部分，即文选、通论、常用词。这三部分有机结合，感性认识和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其合理性被学术界所公认，以后编的教材基本上只是在此模式上作些调整。但正如教学目的一样，此类教材也与当前的知识体系不甚吻合，主要表现在：一是文选与中学教材所选的文言文重复太多。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加重了文言文的比例，有相当一部分以前大学才讲授的作品现在在中学课本中出现，尽管侧重点和深度不一样，但学生总觉得在“炒冷饭”，没有兴趣；二是注释太简单。仅有释义，没有相应的例句，没有整句的串讲，学生容易过目就忘，留不下深刻印象。还有当注不注的地方较多，不便于学生自学；三是理论知识没有汲取当前的研究成果，使知识处于滞后状态；四是常用词部分选词和释义不精要，贪多图全，反而象字典、词典那样，给人留不下深印象；五是解字、释义上也没有突出历代演变的概貌，缺乏古今联系。因此，编写一部更新、更精、更实用的教材是教学内容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我们每一个教学工作者的期盼。当然，教学内容的革新还在于任课教师授课时的把握。教材固然起指导作用，但教师还是有很大主动权的，选讲什么，精讲什么，补充什么，要求什么，一般都由教师来决定。

三、改革古代汉语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古代汉语的教学方法比较刻板，大都按照教材内容，按部就班地系统讲授，往往教师在上面“咬文嚼字”，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造成了教师费力、学生乏味、效率低下的局面。笔者以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教学方法上应突出要改革的是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教学方法要有现代化手段。在多媒体时代，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教学，既能增加知识的形象性，符合当今学生的需要，也能节省课堂时间，事半功倍。教师可制作一些课件，把讲义中的重点、难点、例句放进去，可利用图片形式展示相关资料，也可利用语音播放功能和视频播放功能把一些语音材料、名篇朗读、经典场景提供给学生，还可在网上建立自主学习平台把重点提示、难点解析、练习答疑、复习指导等内容放上去，便于学生随时自学；其二，教学方法要有互动式内容。古汉语教学要生动活泼，教师必须设计互动式内容，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其中并展开广泛的思考和讨论，教师主要作些点拨、指导，最后作好归纳、总结，其教学效果比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要提高百倍；其三，教学方法要有实践性活动。实践性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练习训练。在古汉语教学中，我认为阅读方面的练习训练必须突出，因为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性阅读。实践性活动的另一方面是让学生走出课堂，把学到的知识应用起来。如可以带学生到图书馆、藏书楼去，真实感受古籍的原貌；可以带学生到名胜古迹中去，真实感受古代的氛围，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其中的语言现象。总之，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兴趣，学以致用。

作者简介：吴沙沙，女，汉族，河北省保定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11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摘 要：汉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产生发展，绵延五千年中华文化之脉搏。从其来源上说，是一个“图画文字画原始文字”的过程。图画即比类取象，由此可见汉字自起源之时便具有了理据性。而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汉字的使用者又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

关键词：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字；理据性；重构

一、关于汉字

汉字属于世界文字的一种，具有世界文字的任意性、系统性以及层次性。但是汉字之所以独立于世界文字之林，自然有它的独特魅力。品味汉字如同品味中国文化，愈久弥新。

汉字作为唯一通用的自源文字，具有以下性质：1.汉字直接起源于图画和契刻；2.如索绪尔所说：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系统。汉字产生于汉语之后，但并不代表汉字附属于汉语，从历史发展及其起源来看汉字并非天生就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从逻辑角度看，汉字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认知作用和文化价值。①潘文国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及过程”②。王玉新认为，“汉字并不是为语言而去记录汉语的，而是为了认知才会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所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认知工具。汉字记录汉语只是认知作用的一个环节，终是为了认知才会产生和存在的。”③汉字的理据性指的是汉字词义形成的道理或依据问题。

二、汉字最初的理据――自然万物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但并不是和所标志的事物毫无关系的。我们的祖先临摹自然万物化成各种各样的图画、雕刻等以达到交流的目的，此时这些表意的图画还不能叫做汉字，但作为汉字的前身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理据性基础。甲骨文出现之初，在龟壳上的文字画总是模拟事物本来的样子，如“日”“水”“山”“车”等的样子，给予事物原始名称。其本质便是汉字自身所带有的理据性。

摘要： 论述了古代汉语课程的建立以及培养目的和培养对象，指出了目前需要改革的三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古代汉语 课程 改革

说到目前古代汉语课程的改革问题，应回顾一下古代汉语课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对于改革的思路是很有意义的。

古代汉语课程，是从传统的“小学”的基础上改造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小学”，主要以字形方面的文字学、字音方面的音韵学和字义方面的训诂学这三大块为知识体系的核心，它特别注重于经传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是为学习和研究古代经典服务的，它一向被看作经学的附庸，称之为“小学”。从知识体系上看，它不够科学和完备，例如缺乏“词”的观念，缺少语法学这一重要的门类；从课程性质上看，它是以文字为对象，而不是以语言为对象的，属于语文学（Philology）而不是语言学（Linguistics）；从课程目的上看，它显得相当狭隘和封建保守。但它注重实用、注重感性认识、注重文字、注重先秦经典，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

到了乾嘉之后，古音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传统的音韵学前进了一大步，同时，由于对音义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开始摆脱了文字的束缚，可以说已开始进入到真正的语言词汇领域。训诂学已初步得到了改造。到了清末，由于西洋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古汉语语法学体系，为知识体系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门类，而甲骨学的异军突起，使古文字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突破了以前的说文小篆之学。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为标志，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了。到此，古代汉语课程的五大门类知识――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都已基本齐备了，只是词汇学显得比较单薄而又缺乏划时代的代表作而已。

然而，正当古代汉语课程的知识体系刚刚初步更新完毕，剧变的时代选择了白话文，古文终于被时代所冷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可喜进步。就是对古文本身来说，也未必不值得庆幸，它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和语文素养方面的自身价值，是可以一眼看到的。解放后，悠久丰富的祖国文化遗产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急需批判地继承、普及和挖掘，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现代语文取得了历史地位之后，也急需从古文中吸收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于是古代汉语课程也就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应新时代的出路，那就是为培养群众的阅读古书的能力，以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提高群众的语文素养；吸收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推进祖国的语言科学而服务。古代语言虽然已经过时了，但古代汉语课程却成为中学要初步学习、大学要专门学习的一门基础课程。到此，传统的“小学”才真正完全地改造为现代的古代汉语课程。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一代在古文素养上，已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不必讳言的。现在学习古汉语的青少年，古文底子薄，但课时却不多，要求又不低，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到今后或许还会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古代汉语课程要特别注重基础和自学能力的培养。起点不要太高，要循序渐进，要精讲多练，关键要有一个适合现代青少年实际的科学的教学计划，对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进行量化，有步骤地进行实施。我们认为，目前高校的古代汉语课程和教学，在三个方面的问题较大，应当加以改革：

第一，教学计划缺乏量化标准。

一、与专业结合，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和意义

明确古代汉语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古代汉语课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工具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所学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古书的阅读方面,‘阅读’是其工具性最充分的直接体现。这一点也正是古汉语课的工具性与现代汉语课的工具性在‘工具’使用范围上的不同表现。现代汉语课的学习也是为了运用，但它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文的阅读上,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指导人们更好地说话和写作上。学习古代汉语则没有说和写的要求。”[1]明确古代汉语的工具性这一特点，教师才可以在教学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与安排教学内容，加大重点难点的教学力度，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才可以明确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作用，并依此确定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基础性和语言性也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性质。

所谓基础性，是指古代汉语是学习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的基础，如果不具备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就无法看懂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献内容。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古代汉语课也是我们的基础课呢？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古书，这门课程似乎与本专业没多大联系，学习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教师对课程性质和意义的讲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笔者在讲授时，往往把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与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列举一两部学生熟悉的电视剧、电影中的台词或场景，让他们找出里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如《走西口》里田青与田耀祖喝酒时，田青说：“我父亲叫田耀祖。”田耀祖说：“认识，原来他就是你的家父啊！”学生一听，马上指出：古代称呼自己的父亲是“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是“令尊”，应该说“原来他就是令尊啊”才对。《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吃玉米的镜头，学生纷纷指出：玉米是明朝时候从美洲引进中国的，三国时期哪里会有呢？之后，教师再明确：如果平时注意积累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就会不犯或少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从而产生学习兴趣。古代汉语的语言性，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因为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差别，听课时不知如何分别对待。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课讲过的文选，古代文学课不必再讲，古代文学课讲过的篇目，古代汉语也可略去。笔者第一节课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绪论”时，就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同一部作品，古代文学偏重文学，侧重分析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古代汉语强调的是语言性，侧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把握。只有对古汉语语言性有明确的认识，对古汉语课的学习内容才能了解得更加具体，从而采取适宜的方法来准确地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积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呢？笔者认为，在授课时，古代汉语理论知识可以有选择地去讲授，不必像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讲得全面系统；应该重点介绍那些较为实用的、能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内容。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不必拘泥于能够准确分析文章中的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的来龙去脉，集中体现在能够认识繁体字，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近的文言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很多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仍是“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授课方式,教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授知识、满堂灌，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只有少数学生听讲并记笔记，课堂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为了激发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笔者根据近些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可采用的方法有：

（一）古今结合，突出古代汉语的实用性

古今汉语是“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发展来的，学好古代汉语，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现代汉语。笔者在给戏剧影视文学的学生讲课时，特别注意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并鼓励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知识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语言问题。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古代汉语很实用，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现代汉语中很多词语的意义是从古代汉语沿袭或发展来的，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加深印象。比如“奔”字，现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意义呢？从简化字的字形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看金文中的字形，上面是人甩着胳膊走，下面三只脚表示走得很急很快，不就是奔跑吗？再如，每年的1月1日是新年的开始，我们称为“元旦”。“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的是人最上面的部分即人头，由此引申出“开始”的意义。“旦”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太阳刚从地面升起，本义“早晨”，引申出“天”的意义。“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还往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通过成语和来剖析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不但使古代汉语易懂易学,还可以使学生对这些成语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从而运用得更加准确。例如，“唯利是图”是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一种常见格式，“唯”是语气词，表示单一性、排他性；“是”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利是图”就是“唯图利”，意即“只追求利益”。成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胫而走、星罗棋布、风餐露宿、衣锦还乡、丰衣足食、不耻下问等等。这些成语典故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通过它们来讲古汉语语法知识，能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

词汇的发展变化是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成正比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文化生活不断变化着，词汇就处于经常变动之中。某些演变或消失了的文化，至今我们可以在词汇中找到它的痕迹。比如，我国上古社会生产经历过畜牧、农业等不同发展阶段，作为这种原始社会文化的反映，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相应词汇。据《说文解字》记载，从“马”的字有117个，从“牛”的有46个，而且分类十分细致，单就“马”，从年龄、颜色、性别分有几十种之多，如“驹、骓（毛色黑白混杂的马）、骊（黑色的马）、骘（公马）、骝（黑尾的红马）、骏（好马）、骒（专指母马）”等。如此细致的分类，说明上古社会畜牧业的兴盛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农业、蚕桑业和纺织业的发展，词汇中出现了表谷类的词“黍、稷、禾、稻、麦、牟、果、梁、糜、菽、麻”等，表丝织业的词“絮（粗丝）、绵（精丝）、纥（下等丝）、绪（丝的头绪）、缯（丝织品的总称）”，这些词语是了解古代农业、畜牧业和纺织业的“化石”。由此透视出上古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和聪明才智，尽管现代汉语中有些词语已经消亡，但有一部分已进入基本词汇保留下来，如马、牛、稻、麦等。

即使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基本常用词语，它往往也承载着浓厚的古代文化意蕴，只是人们习焉不察，忽视了它与古代文化的联系。如“天”这个常用词，通常理解为“天空、苍天”等自然之意，实际上这个意义是后起的，“天”的初始意义是“头、首”，《说文解字》释为“天，颠也”。其造字法为一个象形的大字表示人，上面一横表示头部所在，属于指事字，由人的最高处头部引申为自然界的最高处“天”，“天”作为自然界的最高处，又不限于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具有同人一样的意志力、统治力乃至浓烈的情感。因此，“天公、天子、天意、天赐、天威、天颜、天戒、天假、天道、天机、天条、天灾、天火、天经地义、天灾人祸、天网恢恢、天书”等，以“天”为词根的一系列词语应运而生，细品这些词语，我们能够感知到古代先民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道生万物”的古代文化信仰城府之深。

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从其使用的意义渊源看，很多都与古代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妨以表示颜色的词语为例稍作了解。汉语中常用色彩词有红、黄、青、绿、紫、黑、白等，这些词不仅表示颜色，而且蕴涵着深邃的古代文化背景。色彩与上古所谓的“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感万物”的阴阳五行说相联系，这种五行分据五方，又各有一种颜色相配：“木色青，故青者东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根据五德始终、天道循环的观点，朝代之间的更替都符合周而复始的无行相生相克的规律，不同朝代“德”各有不同，其崇尚的“色”也就相异。古代传说中黄帝为土德，色尚黄；禹木德，色尚青；汤金德，色尚白；周火德，色尚赤；秦水德，色尚黑等，因此普通的色彩词就带有浓重的文化意蕴，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今天。商代以金为德，色尚白，到纣王时被周武王，周人以火为德，应合“火胜金”的“天意”，故能成功，火德崇尚的色彩为红色，故以红为贵、以白为贱的观念在周初就已经形成。如今人们观念意识中喜红不喜白，结婚披红挂彩，丧事则白衣缟素，就是周代这种礼法观念的延伸。

由这种文化观念主宰的封建社会，色彩就自然地与等级地位紧密挂钩，古代的国家政治关系讲究民顺、臣忠、君仁，延续到家族血缘关系的子孝、妇从、父慈，封建礼教规范和宗法伦理观念都特别重视上下有别、长幼有序和尊卑有度，色彩便用作表示这种等级观念的重要手段，某种色彩经常同某种等级地位相应，这种色彩就带上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如黄色代表帝王之尊，“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谥也”，从汉至清，我国历代帝王都以黄色为尊，其他人禁用黄色；白色，历来被作为平头百姓的通称，如“白衣、白丁、白姓”、“散民不敢服杂彩”（董仲舒《春秋繁露》），“唐制：庶人以白”（《旧唐书•舆服志》）；“朱、紫、青、绿”作为官服之色，所谓“拖朱垂紫”是指位高权重者，“青衫绿袍”是指刚入仕或遭贬降者，明乎此，对白居易《琵琶行》中“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虽然现代社会的服色早已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由于历史文化的浸润，许多颜色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喜与悲、光明与黑暗、高尚与低级、吉与凶的不同标识，历史上所组成的许多文化词，至今仍然活跃在人们的口头和笔下，如“张灯结彩、黄榜中状元、红颜薄命、满堂红、绿帽子、黑五类、蓝天白云、黑心、黑户、大红大紫、白衣天使、白衣公卿、白鹤仙子”等。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同动物的关系极为密切。动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远古时代的图腾，到十二生肖，动物世界与民族文化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马、牛”的吃苦耐劳、忠心耿耿，最早被誉为人类得力的助手，因此由“马、牛”产生的联想意义多含褒义，由“牛、马”构成的词语大多含有美好的象征意义，如“千里马、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马不停蹄、俯首甘为孺子牛、真牛、挺牛的、牛刀小试”等。相比之下，自然界的动物“鼠”“乌鸦”给人们的印象便稍逊一筹，从此产生的象征意义大多含贬义，如“鼠目寸光、鼠辈、鼠窜、鼠变虎（指小人得势）、乌鸦嘴、天下乌鸦一般黑”等。人们寄托赞美和谴责之情的流露，借助自然界的动物，诉诸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性、文化传统、心理特点乃至古老的图腾文化，以动物名称为语素而构成的词语，大大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综观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很多词语都蕴含丰富的古代文化积淀，如果我们平时多一份细心，多一点思考，再多一些探究，就可以在积累更多词语的过程中收获宝贵的古代文化资源。

作者：文海章 单位：安徽省肥东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