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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一、前言

保险投资在保险公司的经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作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其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利润已不能单纯依靠收取的保险费与一定概率下的保险赔付差额，而是越来越倚重于保险投资的有效运营。因为保险与给付之差，其利润率是一定的，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而保险投资的运营，其预期的利润率却是无限大的，所以只有安全有效地进行各种投资运营才能使保险资金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使保险公司获得较高的利润。可见有效的资本运营是现代保险业的支柱，是保险经营发展的生命线。

二、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和现状

（一）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沿革

建国初期，我国保险企业的资金按规定只能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无任何保险投资可言。经过20年的停办以后，我国保险业随着改革开放而获得新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并积极发展国外保险业务。

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指出：“总、分公司收入的保险费扣除赔款、赔偿准备金、费用开支和纳税金后，余下的可以自己运用”。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又从法规的角度明确了保险企业可以自主运用保险资金。这不仅是我国保险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增强我国保险业活力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对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保险企业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一、前言

保险投资在保险公司的经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作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其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利润已不能单纯依靠收取的保险费与一定概率下的保险赔付差额，而是越来越倚重于保险投资的有效运营。因为保险与给付之差，其利润率是一定的，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而保险投资的运营，其预期的利润率却是无限大的，所以只有安全有效地进行各种投资运营才能使保险资金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使保险公司获得较高的利润。可见有效的资本运营是现代保险业的支柱，是保险经营发展的生命线。

二、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和现状

（一）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沿革

建国初期，我国保险企业的资金按规定只能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无任何保险投资可言。经过20年的停办以后，我国保险业随着改革开放而获得新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并积极发展国外保险业务。

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指出：“总、分公司收入的保险费扣除赔款、赔偿准备金、费用开支和纳税金后，余下的可以自己运用”。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又从法规的角度明确了保险企业可以自主运用保险资金。这不仅是我国保险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增强我国保险业活力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对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保险企业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1984年至1988年底

[摘 要] 当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者可能会利用股利政策来传递有关公司未来前景的信息。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验证了公司股利政策的这一信号传递效应，并从中得到了启示。

[关键词] 股利政策 信号传递 信息不对称

一、引言

Miller和Modigliani在1961年提出著名的MM理论，其中包涵了股利无关论。此后，国内外学者围绕着公司股利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MM理论认为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拥有相同的信息，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却是公司的管理层是“内部人”，他们往往比外部股东更了解企业的现状、未来前景，以及企业的真实价值，即信息的不对称。股利分配政策的信号理论放宽了MM理论的假设，在管理层与公司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占有更多的有关公司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的假设条件下研究股利政策得到的信号效应。

John Lintner被认为是最早的股利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者，他在观察了公司的股利支付模式后得出结论：公司一般会保持一个目标股利支付率，股利变化与长期的可持续的收益水平变化是一致的。公司管理层相当重视股利水平的变化。在确信公司收益水平的提高能够支付长期增加的股利时，才会增发股利。同时。公司的管理者为了保持股利政策平稳，不会轻易削减股利。此后，Pettit、Miller、Scott and Keith等很多学者对于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简介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当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股利是管理当局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其掌握的内部信息的一种手段。股利能够传递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高质量的公司往往愿意通过相对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把自己同低质量的公司区别开来，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因此，管理者会利用股利政策来传递有关公司未来前景的信息。

三、股利政策信号传递效应的的案例研究

摘要:股利政策的实质是解决留存收益和分红的比例关系,股利政策已成为处理企业短期与长期利益、企业与股东等之间关系的关键,适度的股利政策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经营的稳定持续发展,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对上市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文章首先分析我国的股利现状,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股利政策,并就相关问题给出了解决建议。

关键词:理论;股利政策

一、股利政策概述及我国目前股利政策现状

(一)股利政策概述

股利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股利政策是关于公司是否发放股利、发放多少股利以及何时发放股利等方面的方针和策略,主要是确定多期间内的股利支付方式、股利支付水平、股利支付日期和股利支付程序等决策;狭义股利政策仅涉及现金股利政策,是指探讨保留盈余和普通股股利支付比例关系的问题,即股利发放比率的确定。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指股利政策均是借用狭义的股利政策。

股利政策对于投资者和证券市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股东来说,与买卖股票所获的资本利得相比,股利收入更具有确定性,风险更小且支付连续,收益率稳定;对于市场而言,稳定的股利支付政策能减少市场投机抑制市场过大波动,维持股票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但对于股利政策,理论界颇有争论,“股利之谜”至今仍悬而未决。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现状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且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所以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股利分配政策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摘要：政府管制行为的存在主要是为防止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但是由于政府管制行为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这种经济后果是否对政府管制契约产生影响是研究“公允价值计量与政府管制契约的相关问题”首要问题。为此，文章对公允价值计量与政府管制行为的相关性作了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计量并没有与政府管制行为存在必然的相关性。

关键词：政府管制；公允价值计量；实证研究

一、 引言

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除了作为提供社会公共品的需求者外，政府在市场中的另外一个主要职能是对市场经济生活中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保护或进行必要的管制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府管制行为主要是为防止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更具体地说，政府对垄断行业实施管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其垄断利润，并且利用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有效率地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福利。这时如果从契约角度来观察政府管制行为，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将政府与被管制企业之间形成的经济博弈关系看成一种政府管制契约关系。而契约有用性的原则强调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会计信息能在契约签订、监督和执行过程中保护契约双方各自权利并能减少在契约订立与履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些问题，从而保证政府管制契约及政府管制行为的顺利进行。因此，研究公允价值计量与政府管制契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政府等投资者的估值决策，而且有利于保护受政府管制企业的自身权益，从而解决契约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经济的进步和繁荣有赖于对效率和公平的权衡，市场经济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无庸置疑的是，效率和公平的实现都离不开以会计信息为基础对经济结果的衡量。由于政府管制行为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这种经济后果是否对政府管制契约产生影响是研究“公允价值计量与政府管制契约的相关问题”首要问题。我们必须厘清政府管制行为的存在是否对被管制对象的公允价值计量是否产生影响，或相对于不存在政府管制行为的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是否存在不同的表现。刘浩等（2008）认为在政府管制较严的情况下，例如石油、电力等垄断性行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将可能进一步暴露利润，如果政府对高利润行业进行严格管制，这些行业可能拒绝采用公允价值。因此，只有证明公允价值计量不受政府管制行为影响的前提下，研究公允价值计量与政府管制契约的相关问题才有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为此，我们作出以下假设：

H1：公允价值计量与政府管制行为存在一定的相性，且公允价值计量与行业垄断程度呈反向相关性，即行业垄断较强的行业或企业，其公允价值计量越少被采用。

三、 样本选取、变量解释与研究模型

作者简介：孙晓祺（1990—），女，汉族，辽宁省鞍山市人，管理学硕士，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专业，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蒋涛（1964—），女，汉族，江苏省宜兴市人，管理学硕士，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研究方向：财务管理，财务分析。

摘 要：股利分配属于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的核心政策之一，一直被利益相关方所重视。它不仅直接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而且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司融资渠道是否畅通、公司融资成本的高低和资本结构的合理与否都与股利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但是我国上市公司在股利分配上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本文试图通过相关理论分析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股利分配；股利政策

虽然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正在日益显现。然而资本市场的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问题则尤为严重。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帮助投资者实现合理投资回报，同时促进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多年来，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分红状况始终不尽人意，不分红、少分红现象普遍，缺乏对股东的回报意识。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供给与部分投资者的分红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股利分配的相关理论

1961年，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就提出了股利无关论定理，作为股利信号传递理论的基础。该理论认为在理想的资本市场中，股东的财富取决于其投资政策，与股利的支付无关。但该理论前提过于严格。1963年戈登完善“一鸟在手”理论，认为股利上升会导致公司价值的上升。1967年在进一步研究后，法拉和塞尔文提出了税差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股利的所得税率与资本所得税率不同，为了使股东财富最大化，应推迟发放股利。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提出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派发股利可以降低成本。在1984年，伊斯特布鲁克指出在非完善的市场中，当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者会利用股利政策来传递有关公司未来前景的信息。

从以上理论研究可以看出，衡量一个公司的股利政策是否合理应包括三个标准：公司价值、股东回报、股利政策持续性。过低的股利虽然使公司留有较多资金，有了更多的投资机会，有利于公司价值最大化，但达不到股东的预期回报，造成股票价格下降；过高的股利维护了股东的权益，股价上涨，但公司可用于未来发展的资金减少，影响公司未来收益。持续稳定的股利政策有利于向广大投资者传达公司发展良好的信号。

一、引言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委托关系的基础，所有者委托经营者管理公司财产，经营者向所有者承担和履行经济责任，作为受托人的公司高管直接制定与实施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公司高管的职业经历、年龄、专业方向及教育程度等特征影响着公司战略选择和绩效水平。在我国，一些民营上司公司聘用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出任公司高管，这些高管的政府背景形成了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中，普遍认为公司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政治关联能为公司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以及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等。但应明确的是，政治关联有别于腐败，其在法律层面上是合法的，是公司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影响政府部门获取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Faccio，2006）。在高管政府背景形成的公司政治关联给公司带来某种利益的同时，是否由于公司聘用曾在政府工作过的人员是否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即具有高管政府背景在给公司带来价值的同时，是否也包含着隐含成本。本文以成本为视角，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政府背景高管所带来的隐含成本进行分析，旨在发现民营上市公司中高管政府背景是否具有成本效应，进而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聘用和选拔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公司高管政府背景的概念及其影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管的政府背景这一较隐蔽且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何对公司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刘晓薇，2008）。在现有文献中，主要是从公司政治关联的普遍性、对公司价值和经营及绩效等方面，来说明政治关联对公司的影响。

（1）政治关联的普遍性。政治关联具有普遍性，不仅在泰国、巴基斯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存在政治关联，而且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也存在政治关联。Faccio（2006）从全球的角度研究了政治关联问题，发现政治关联在各个国家都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严重的国家。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根据在温州和苏南的实地调查以及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材料，指出企业家采取不同战略建立与政府的联系，通过建立企业的政治关联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2）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影响。多数学者发现，公司政治关联能够给公司带来价值的提升。姜跃龙（2008）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之后，公司价值显著高于不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的公司价值，也显著高于一般未发生高管变更的公司价值。吴文峰、吴冲锋和刘晓薇（2008）却认为，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整体上没有影响公司价值，但区分不同政府背景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且在政府干预较厉害的地区，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能增加公司价值。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政治关联与融资、税收的关系，来进一步探讨其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胡旭阳（2006）指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给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性。余明桂和潘洪波（2008）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政治关联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9）实证分析了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3）政治关联对公司经营及绩效的影响。在公司政治关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绩效，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会产生相反作用。巫景飞、何大军等（2008）以2004年~2006年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政治网络对企业业务和地域多元化经营均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卫武认为政治关联为企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在经营上获得政治竞争优势。邓建平、曾勇（2009）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不考虑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内生性问题，政治关联与企业的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差，实际控制者是政治关联时，企业的经营绩效也较差。

摘 要：当前，我国出租车行业矛盾凸显：罢运事件频发，拼客拒载普遍，群众打车困难，各种“黑车”泛滥。大多学者认为政府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是出租车行业矛盾累积的罪魁祸首，唯有放松管制、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才是根治现存问题的良策。但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管制是现阶段确保出租车行业基本稳定运行的不二选择。本文通过对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悖论分析，基本厘清出租车行业现存弊端的根源所在，据此提出推进我国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践构想。

关键词：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理论辨析

中图分类号：F570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1011105

一、引 言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出租车数量极少，服务对象主要是外国旅客和高收入者。改革开放后，出租车数量虽有所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许多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严重不足，市场对出租车需求日益增加，政府随之放开出租车市场，允许、鼓励个人和企业营运出租车。丰厚的利润导致出租车数量急剧膨胀，由此引发出租车挤占道路，交通恶化；行业竞争激烈，营运者利润微薄。为解决交通拥堵和防止过度竞争，1998年建设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确立了延伸至今的政府对出租车实行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的运行格局。这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施管制境况相似[1]。所谓数量管制是指政府根据出租车行业市场预测，按照经营权许可审批制度，强制制定区域内一定时期出租车总体数量。所谓价格管制是指政府根据区域经济社会相关指标及车辆状况，强制确定出租车营运价格。

探究《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制定与实施，其实质是凭借数量管制以防交通拥堵、确保行业稳定运营；依赖价格管制避免过度竞争、维护行业营运秩序。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租车产品是何种属性和政府职责的可行性边界多大在办法中并未予以明确。换言之，办法的出台更趋向“政府控制论”下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举措，至于政策实施的长期效果则未予充分考虑。2004年我国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第412号令》将出租车法定为有限公共资源，政府实行特许经营，但对出租车据何成为有限公共资源，许可法却未提及，这也是当前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施管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备受质疑的原因所在。

二、出租车市场化运作与政府管制运营

从理论上看，出租车行业运营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依照公共产品理论和管制俘虏理论，政府应放开出租车行业管制，实行市场化运作。但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和公共利益管制理论，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管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对我国因政府控制因素而形成的财政信用渠道与银行绩效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因素与我国商业银行绩效之间积极相关，公司性质和高管政治背景与基于财政信用渠道形成银行系统财政存量资金存在积极内在关系，并得出财政存量资金对银行绩效侵蚀的经验结论。

关键词：政府控制 信用渠道 银行绩效 侵蚀

引言

当前，始于新兴市场的金融波动不仅折射出以货币市场为代表的我国金融体系承压现状，更是反映出了以“货币空转”为代表的银行信贷资金非有效配置的运行态势。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大银行、中小银行和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主要业务集中在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而非市场经济系统，这也是信贷资金非有效配置的部分体现。基于此，激活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财政资金存量使得流转于财政渠道的货币得以有效配置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问题的应有之义。结合2013年7月3日总理所提出的激活财政沉淀资金进而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微刺激政策，可以确定的是我国当前沉淀于财政渠道的资金数量不可忽视，尤其是近年来基于政府平台的财政信贷资金的流转对于财政渠道内部资金沉淀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在此背景下，基于政府控制的视角研究通过财政信用渠道所形成财政资金存量对商业银行运行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文献回顾

当前作为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地位界定的延伸命题，公司治理结构中政治因素与公司绩效或公司价值关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各国公司运行的事实和经验研究均表明了政治因素是各国公司治理中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法制制度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薄弱的国家或地区更为显著（Faccio，2006），可以看到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政治联系因素对于公司的实际运行同时存在正向推动和负向制约的对立性结论。

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体现政府对企业控制意图的政治因素对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Roberts（1990）、Fishman（2001）等研究指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政治联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融资，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机会（Faccio，2006等）。当然除去融资方面，政治联系因素也可以为公司的发展提供税收补贴、财政引导等政策方面的优惠（Goldman et al，2009）。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也存在诸多支持政府控制对于公司发展具有正向推动的经验研究，胡旭阳（2006）经验研究表明，针对我国存在相对严格管制的金融行业而言，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可以有效帮助其突破金融行业壁垒，极大地推动了民营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机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罗党论、甄丽明，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研究指出，从融资渠道层面而言，上市民营企业高管具有官员背景和政治身份的政治因素是关系到企业是否能获取银行贷款或者长期银行信贷资源的重要因素，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信贷资源及更为优惠长期的信贷资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研究也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发展、产权保护及法制水平落后的地区，政治关系对于企业发展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当然，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政府对于公司运行的干预也不可避免为公司市场化运行产生消极影响。现有的部分经验研究揭示，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司绩效合理实现（Boubakri et al，2008等）。Fan，Wong等（2007）对中国IPO公司的研究揭示，在其公司上市3年内，以CEO为代表的公司高管政治关联因素均制约着公司股票回报、销售增长及销售回报的预期表现。Vickers，Yarrow（1998）研究认为，基于政治诉求原因，政府会引导其控制下的企业更加注重社会效应和承担社会责任，进而引致企业运行偏离市场化轨道，最终使得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对企业绩效形成制约。同时政府的干预也会使得政府成为一支掠夺之手，进而损耗公司的利润和财富（Shleifer，Vishny，1998）。而对不同国家的企业效率及绩效而言，Megginson，Netter（2001）和Djankov ，Murrel（2002）通过对不同所有制约束下的企业绩效进行系统对比分析研究，认为总体上国有控股公司企业效益一般低于私有企业效益，其绩效表现同样如此。

【摘 要】 文章以2007―2012年派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利迎合理论对机构投资者偏好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派现力度大的公司对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时，机构投资者的现金股利偏好又导致上市公司较高的股利支付倾向，即股利迎合理论能够解释机构投资者偏好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 迎合理论； 股利溢价； 股利支付意愿； 机构投资者； 偏好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3-0061-04

一、引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完善，机构投资者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在公司治理、股利政策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有文献对机构投资者与现金股利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不尽一致。事实表明，即使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相同，他们对股利政策的作用也有可能不同。因此，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将投资者心理特征作为解释变量，研究机构投资者偏好是否对股利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以及管理者是否会迎合机构投资者的偏好而制定相应的股利政策。

二、相关文献回顾

Baker and Wurgler（2004）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使得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与不发放公司的价值之间存在差异，即股利溢价，管理者为了最大化公司价值，会发放现金股利以迎合这种偏好。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较短，同时在股权结构、市场有效性、经济制度等方面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导致股利迎合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的分析出现了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