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范文精选

供给学派尽管声誉不佳，但在政策实践领域，往往是挨骂最多，反而最为成功。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不仅实践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并成为实践典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向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政策，取得空前成功。但好景不长，上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陷入滞胀危机，令推崇需求管理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于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横空出世。从80年代开始，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不仅使两国成功摆脱了滞胀，而且还开创了全球经济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时代。据拉弗的估算，1980年里根上台时美国私人部门的实际净财富存量（资产减去负债）大约为25万亿美元，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5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人近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之前200年还要多。

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精髓在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管住“看得见的手”，另一方面放开“看不见的手”，这既不同于过度信赖政府的传统凯恩斯主义，又和过度信赖市场的古典自由主义有显著区别，可沿四条主线来理解这一逻辑。

第一条主线叫“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即强调限制政府的权力，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主张缩减政府税收和开支；推动国有资本向私人资本出售，撒切尔夫人任内对2/3的国企完成了私有化改革；同时着力放松不必要的监管。正如里根所说，很多情况下，“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损害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使经济走上“通往奴役之路”，最好的政府不是自己做成大事，而是帮助人民做成大事；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赞同过度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在限制“大政府”的同时保留有限的“小政府”，里根将政府的职责概括为：“如果经济增长，对其征税；如果经济持续增长，对其监管；如果经济停止增长，给其补贴。”

第二条主线叫“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即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边际消费倾向

第三条主线叫“货币主义”（Monetarism），即通过稳定货币发行遏制通胀。凯恩斯曾说过：“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通胀正是搞坏一国货币、破坏社会信用基础的杀手。里根的重要智囊、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通过研究证明，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应增长过快的结果。里根和撒切尔采纳了他的观点，提出“稳健货币”的目标，通过减少央行购买国债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最低贷款利率等手段，严控货币增长。

第四条主线叫“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即通过减税提高效率，以效率促进公平。里根和撒切尔认为，公平应当作为目标，而不是手段。让穷人变富的最好方法是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分配有限的蛋糕。换句话说，促进公平应当更多地从初次分配入手，而不是再分配。为此，他们一方面大举减税，尤其是富人的个人所得税，里根任内将平均税率从70%大幅削减到28%，撒切尔也将最高税率从82%削减至40%，以此激发富人的创富热情，为穷人创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里根批评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演化为“提前预支的带薪假期”，撒切尔也指责部分人把个人问题强加给社会，患上了“福利病”和“懒人病”。80年代后，里根和撒切尔开始大举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推动福利体系改革。

克鲁格曼曾说，经济学家只有一个样本，那就是历史。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未如英美当年陷入滞胀困境，但政府过度干预的问题却如出一辙。当年里根和撒切尔用一场思想革命将“大政府”送入历史，中国也同样需要一场发展思想的革命。总理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目的就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

关于轻税，中西各学派都有不少的论述。但比较起来，我国古代各学派中尤以儒家的轻税思想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全部是轻税论者；国外则尤以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最为有名，影响最广。本文就以上两派的轻税思想作以粗浅的分析比较，以期对我国目前的改革有所裨益。

一、两派轻税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

儒家产生于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我国经济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促进这个过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人民大众和新兴地主阶级。伴随着经济大变革，出现了政治大变动。首先是周王室权力的瓦解，继之是国家分裂和兼并战争。战争与动乱给劳动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破坏了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代表人物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探讨社会改革、安帮定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后世称之为儒、法、墨、道、农等许多学派。儒家的轻税思想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供给学派轻税思想也是在社会经济动荡条件下产生的。1973-1975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恐慌。1975年联邦预算赤字为450亿美元，是战后最高记录，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失业率猛增，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准8.5%。这宣告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摆脱“滞涨”局面，尽快使经济复苏，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起来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逐渐形成了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各派群起逐鹿的局面。供给学派以减税从而增加供给，恢复经济发展而独树一帜，并一度成为官方学派。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产生的年代相距两千多年，而且一个在太平洋西岸，一个在太平洋东岸，但其轻税思想产生的时论背景却有相似之处：都是处在经济或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或威胁，急需恢复和发展的大变革时期，都是处在思想自由，诸派纷争的时代背景下，而且儒家思想产生后从汉代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经济学也一度成为官方经济学，它们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儒家轻税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纵向的、长期的，它对其后封建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影响则主要是横向的、短期的，它对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轰动一时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所得税率的大幅度削减上）。

二、两派轻税思想的具体比较

1.出发点和目的的异同

儒家和供给学派主张轻税的出发点都是发展经济，涵养税源，扩大税基。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涵养税源、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孔子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则要求“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下》），即税收征收要有节制，不可伤及税本。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明确地主张“田野县鄙（农村）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荀子·富国》）生产是财富的本源，生产发展才能使“上下俱富”。

关于轻税，中西各学派都有不少的论述。但比较起来，我国古代各学派中尤以儒家的轻税思想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全部是轻税论者；国外则尤以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最为有名，影响最广。本文就以上两派的轻税思想作以粗浅的分析比较，以期对我国目前的改革有所裨益。

一、两派轻税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

儒家产生于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我国经济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促进这个过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人民大众和新兴地主阶级。伴随着经济大变革，出现了政治大变动。首先是周王室权力的瓦解，继之是国家分裂和兼并战争。战争与动乱给劳动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破坏了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代表人物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探讨社会改革、安帮定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后世称之为儒、法、墨、道、农等许多学派。儒家的轻税思想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供给学派轻税思想也是在社会经济动荡条件下产生的。1973-1975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恐慌。1975年联邦预算赤字为450亿美元，是战后最高记录，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失业率猛增，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准8.5%。这宣告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摆脱“滞涨”局面，尽快使经济复苏，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起来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逐渐形成了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各派群起逐鹿的局面。供给学派以减税从而增加供给，恢复经济发展而独树一帜，并一度成为官方学派。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产生的年代相距两千多年，而且一个在太平洋西岸，一个在太平洋东岸，但其轻税思想产生的时论背景却有相似之处：都是处在经济或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或威胁，急需恢复和发展的大变革时期，都是处在思想自由，诸派纷争的时代背景下，而且儒家思想产生后从汉代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经济学也一度成为官方经济学，它们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儒家轻税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纵向的、长期的，它对其后封建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影响则主要是横向的、短期的，它对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轰动一时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所得税率的大幅度削减上）。

二、两派轻税思想的具体比较

1.出发点和目的的异同

儒家和供给学派主张轻税的出发点都是发展经济，涵养税源，扩大税基。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涵养税源、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孔子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则要求“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下》），即税收征收要有节制，不可伤及税本。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明确地主张“田野县鄙（农村）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荀子·富国》）生产是财富的本源，生产发展才能使“上下俱富”。

[摘 要]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理论和实践都是比较成功的。当前，我国面临着税收过重、负担不公、经济效益低下、政府开支过大、第三部门发育不足等问题，这就需要借鉴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当前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税收和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的干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供给学派 我国经济现状 有益启示

一、供给学派

1.供给学派的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奉行以凯恩斯强调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它对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过度强调消费，导致美国出现经济滞胀。这一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并予以解决的。此时，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他们重拾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强调供给在供需关系中的首要地位。供给学派认为应将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重点从消费转向供给，他们认为：要素供给是前提，供给效率是枢纽和关键，而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是结果。

2.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主要的经济政策主张是：第一，大幅度地、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第二，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从而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第三，供给学派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主张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第四，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这其中，减税是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二、当前我国需要借鉴供给学派理论的原因

摘要：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探讨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我国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宏观经济增长及市场环境稳定的影响。分析我国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的效应。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供给学派；必要性；效应

中图分类号：FS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0-0245-02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就是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其实质就是扩大抵扣范围，即允许抵扣当期购人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我国现行增值税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及时入库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税作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弊端，从经济层面来看抵扣范围狭窄不利于刺激企业投资，从政治层面看为政府提供了“印钞机”导致众多的经济犯罪。鉴于此，增值税转型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减税，为此供给学派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固定设备的更新，从而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每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劳务，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供给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资的积极性。

3　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

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看，“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外需急剧收缩。出口受到重创。同时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出现经济的周期性回调都反映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我国目前内外夹击的经济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无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给方面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资乘数效应将会弥补转型后政府财政的税收收入，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带动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从而带来较高的就业率和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消除这次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

客观地说，增值税转型的契机已成熟。经济过热的风险悄然降温之际。减税呼声中的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国目前减税呼声此起彼伏，国内外减税潮流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等备受期待，这些减税政策无疑比政府投资更能够促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关头更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摘 要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逐渐兴起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它是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面和批判者而出现的。因此，本文也将围绕着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要观点的分歧进行论述，阐述其主要观点以及其合理性。

关键词：供给学派 主要观点 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一、供给学源的主要观点

凯恩斯在《通论》的结尾处有一句名言：“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知他会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一代实行家已经成为他本人的信徒。至少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要摆脱凯恩斯，并不比当初他摆脱古典学派的束缚来得容易。

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由市场机制自然决定的总消费需求会小于充分就业时的总供给，因此会出现失业和衰退。所以，必然采用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增加总需求。

然而，经济并不总是处于萧条期，例如，在18世纪中后期，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高潮，经济增长持续而稳定。但在这一时期，基尼系数也上升得非常快。凯恩斯认为，基尼系数的上升表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并导致消费需求的减少。但在那一时期，尽管没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更缺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经济的持续发展说明，消费需求一定是充分、而不是不足的。如果我们不接受萨伊定律的简单说法，那么至少在经济的这一持续增长期，一定有一种力量，使总需求和总供给不断地持续扩张，并同时使总需求保持充分。而总需求的这种扩张，并不是由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收人分配的恶化在这一时期并未带来消费需求的不足。

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萨伊定理，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结论隐含的假定是，循环流程可以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它包含三个要点：首先，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第二，由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最后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从2010年的两位数的10.6%的增长速度，一直下滑到2015年的6.9%，而且继续下滑的压力还挺大。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对2010年到现在六年的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必须判断清楚。

国内普遍的看法（国际上也有很多人持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是中国自身的经济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采取的4万亿反周期措施的后遗症共同造成的。

那么这种判断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完全正确呢？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的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又该怎么理解这一总的政策取向呢？

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下滑

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中国肯定有很多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的问题需要解决，这点必须承认，勇于面对。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措施，由于应对的是一个突发的危机，在政策推行时肯定也有不少疏忽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是我认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史，可以说是一部反复抑制总需求过快膨胀的历史，但今天中国经济第一次遇到了总供给冲击的新问题。由于劳动用工、原材料、环保、税负等成本的上升，导致总供给曲线收缩，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这种总成本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回避的战略课题。针对这一问题，当前的宏观调控应攻守兼备：一方面坚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守住总需求管理，避免恶性通胀；但更重要的是攻，其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包括财税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革以及打破垄断的改革，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控制住物价，又保住增长，更为实现大国发展的宏图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近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上半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还相当好，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正在不断解决：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超过消费增长率这一问题有所缓解，这两个增长率之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9个百分点；再比如，外贸出口增速远低于进口增速，上半年贸易顺差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可以说，这几年来，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调控达到的目标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的中国经济蕴含着非常显著的潜在问题乃至于风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些宏观经济的问题无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总需求方面的波动，第二就是总供给方面受到的冲击。

总需求膨胀之外，总供给收缩成为新问题

总需求波动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总需求方面受到的冲击主要体现为信贷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这些问题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包括各级政府都有大干快上、以固定资产投资和物质投资为龙头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机。

最近一年多以来，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体系遭遇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造成国际游资纷纷逃离发达经济体而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这体现为“热钱”的涌入，而“热钱”涌入又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为总需求过旺的压力。

这个由外部输入的总需求膨胀，构成了中国经济一年多以来从紧货币政策的基本背景。这种经济过热的趋势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掌舵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反复抑制总需求过快膨胀的历史，为此我们也付出过惨重的代价。1988年和1994年的两次高速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肯定还记忆犹新，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是刻骨铭心的。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附图)，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胀”。

多方成本上升压迫总供给曲线回缩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古典经济学关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理念精髓抛弃，专门研究既定分工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永恒和最完美的制度，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的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义这一支）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又不断演化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逻辑矛盾和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和宏观经济学（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马歇尔在英国学派、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基础上创立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坚持“经济人”假设和“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主张自由竞争能够达到市场出清、实现充分就业，反对国家干预。在宏观层次上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说(派）主要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但真正能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相衔接的宏观经济学乃是理性预期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虽然在政策主张上与新古典主义不谋而合，但其理论内核则是完全相背或不完全等同的。

二、新古典主义理论宏观体系的发展过程

1.货币学派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坚持经济自由原则，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想的经济制度，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但也并不主张完全放任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货币主义者强调“惟有货币要紧”(only money matters）,而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货币也要紧”(money matters too),两句话不过一字之差而已。托宾就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人会主张：“货币不要紧，货币政策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没有关系。”

虽然货币主义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同凯恩斯主义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相背的，但两派都坚持“需求创造供给”，都属于西方宏观经济学需求管理的范畴，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供给创造需求”是不相容的；并且以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更注重于经验数据的统计检验，在逻辑和内容上仍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不能看作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扩展。

2.供给学派

摘 要：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滞胀”问题，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供给学派复活了古代的萨伊定律。整个供给学派按观点又可分为以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为代表的激进派供给经济学，和以M・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为代表的温和派供给经济学。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为里根所采纳，较为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但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财政赤字增加等负面影响。针对我国目前经济出现的“四降一升”的问题，中央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不能与西方的供给经济学混为一谈。

关键词：滞胀 萨伊定律 拉弗曲线 激进派供给经济学 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043-02

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很难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供给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从供给方面强调税收对产量、劳动供给、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刺激作用，实际上是一种与凯恩斯需求学派的财税政策完全对立的主张。

一、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凯恩斯理论中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在需求侧管理者看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扩大需求，具体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出口需求。刺激这些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失业与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的局面，到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高达7.1%（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