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论文范文精选

本文作者：衣庆泳 单位：大连大学人文学部

高校集中开展公共安全教育的时间随着年级的增加而减少，其中，大一时进行集中安全教育的时间最多。高校集中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时间（最多选3项）由高至低的比例（选取该项人数／756人）分别为：大一时（87．3％），大二时（58．4％），大三时（45．4％），大四时（14．9％）。高校每学期集中开展公共安全教育的次数不多，但普遍重视重点时期的公共安全教育工作。这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3］。大学生认为，高校每学期集中开展安全教育的次数：0次（占32．7％）；1－2次（占51．6％）；3－5次（占13％）；6次以上（占2．7％）。72．1％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强调节假日期间安全教育”；62．4％的大学生认为“看到安全隐患，辅导员及时提醒大学生”；55％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在大型活动前向大学生介绍安全须知”；52．4％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及时通报安全事故、危机事件讯息”。

老师是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的主要组织者，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媒体也成为大学生进行安全学习的重要渠道。大学生进行安全学习的主要渠道（最多选3项）比例（选取该项人数／756人）由高至低依次是：老师（63．7％）、家长（47．2％）、电视广播（32．6％）、网络（30．2％）、报纸刊物（28．6％）、朋友（27．9％）、同学（14．3％）、其它（9．5％）。其中，辅导员是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主要组织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见表1）。同时，安全专职教师和保卫部门老师也承担着部分安全教育工作。这与相关研究的调查结果相一致［4］。培养大学生的防范意识是当前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主题。大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最多选3项）比例（选取该项人数／756人）由高至低依次是防范意识培养（79．3％）、责任意识培养（39．3％）、教授法规知识（28．1％）、急救技能培训（27．1％）、自救技能培训（26．5％）、教授应急知识（17．5％）、心理教育（15．9％）、身体训练（13％）、其它（7．2％）。人身安全和防灾知识是当前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重点内容。高校传授安全知识的主要内容（最多选3项）比例（选取该项人数／756人）由高至低依次是：人身安全（72．4％）、防灾知识（53．8％）、国防安全（29．2％）、心理安全（27．1％）、消防安全（26．8％）、财物安全（24．7％）、交通安全（15．6％）、网络安全（5．6％）、其它（5．6％）。

课堂讲授、模拟演习是当前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主要形式。大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最多选3项）由高至低的比例（选取该项人数／756人）依次是：课堂讲授（57％）、模拟、演习（50．4％）、专题讲座（49．1％）、橱窗、标语宣传（28．9％）、文体活动（19．6％）、网站教育（14．3％）、安全知识考试（8．8％）、个别指导（7．7％）、其它（11．7％）。很大一部分大学生根本接触不到系统的安全教育。这与相关调查结论相一致［5］。在调查中，29％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应该将大学生安全教育纳入学分制”；37．6％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将大学生安全教育纳入课堂教学”；49．6％的大学生认为“应该有安全教育方面的教材或资料”。40％的大学生参加过大学生安全技能培训；33％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应该定期举行消防演习”；26．9％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开展过避震演习”。33％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应该有大学生安全教育网站”。50％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建立了与大学生安全教育相关的学生组织”；45．5％的大学生认为“向学长学到了很多安全常识”。

该模式以传授公共安全的系统知识、预防大学生出现安全事故为目标，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专题讲座和警示标语为主要组织形式，其着眼点在于充分挖掘大学生的记忆能力、推理能力与间接经验在掌握安全知识方面的作用，使学生能比较快速有效地掌握更多的安全信息量。该模式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认为公共安全教育是教师到学生的一种单向传递的作用，非常注重教师的权威性。该模式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范围的教育效果。调查发现，该模式是师生比较认可的主流公共安全教育模式。认知模式在过去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也将占据重要的地位。现在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正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即从向学生被动传授安全知识模式向学生主动需求安全知识、技能和素养模式转变［6］。

关怀模式该模式是大学生在辅导员、心理健康指导教师等实施者的指导下，解决面临的公共安全问题，以损失最小化为原则尽快摆脱个人处境不利的局面，从而提高大学生公共安全理论与技能水平的模式。该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老师从关爱出发，给予大学生必要的一对一咨询辅导。接受咨询辅导的大学生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存在相同问题的一组大学生。该模式在出现社会危机事件和大学生安全问题时比较常用。与其它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相比，该模式从人本主义出发，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具有关心呵护的情感性、对症下药的针对性、民主交流的平等性、保护隐私的隐蔽性、工作时机的随机性、工作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实效性等突出优势。但该模式需要教师拥有很高的组织能力和业务水平，需要教师非常敏锐地观察、把握当前的公共安全形势和大学生的发展状况，针对不同的学生、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辅导，从而避免出现讲解多于启发的局面。因此，该模式很难在大学生中大面积开展。体验模式该模式是把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放到整个社会视野中，以提高大学生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和救助技能为目标，以预防火灾事故、地震逃生和避免踩踏等群死群伤恶性事故为主要内容，以模拟演习、跨领域的警校合作和校外大学生“安全教育基地”等为主要组织形式。该模式强调安全教育实践，是当前高校中普遍采用的公共安全教育模式，也是比较受大学生欢迎的一种公共安全教育模式。该模式可以促进大学生对公共安全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内化过程，“可以使学生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地感受诸如火灾、地震等安全问题，增强广大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的能力。”［7］但是，该模式需要依靠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支持，不可控的影响因素较多，因此在教育实践中实施的难度较大。复合模式#p#分页标题#e#

在教育实践中，单一类型的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并不多见，上述三种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组合方式比较常见。例如，“空气式”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强调新生接待员“口口相传”的安全教育，逃生演练等内容［8］，体现了关怀模式和体验模式的复合特征。再如，“逐层传递式”安全教育模式，是只针对班团干部开设大学生安全教育课，再由班团干部向普通同学传达讲解的教育形式［9］，同时具有认知模式和关怀模式的特征。还如，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包含安全素质的教学模式、安全素质的实践模式等内容，强调将安全素质教育纳入教学体系，将安全防卫教育融入高校体育教学［10］，体现了认知模式和体验模式的特征。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认知模式、关怀模式、体验模式和复合模式等四种理论形态，哪一种更适合高校，这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在选择公共安全教育模式时，高校要坚持以下原则：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就是要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在模式的选择时，高校必须遵循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公共安全的学科发展规律。同时，高校必须结合学校的客观实际。高校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办学理念和不同的校园文化，决定了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特征。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如果与学校的环境条件相适应，使之能够有效地实现高校安全教育的目标，那么这个模式便是可行、有效的。

系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是指由于公共安全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特征，决定了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内部的教育时机、组织者、教育内容、组织形式和教育效果等各个因素不是零散的，而是一个存在着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在模式的选择时，高校必须把公共安全教育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选择的模式是其内外各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公共安全教育模式要体现大一到大四的全程化、校内教师与校外资源的全员化、人身财产安全教育内容与非传统安全教育内容的全面化、课堂授课和演习等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大学生健康成长与社会稳定的教育目标双重化。目的性原则目的性原则，是指高校公共安全模式要达到维护校园和社会安全稳定、培养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目的。在进行模式的选择时，高校要注重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的培养，最大程度保证大学生的人身安全。这是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最基本的目标。

一、发挥好理念先导作用

心态安全是安全生产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良好安全意识的体现。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职工，只有心态安全才会行为安全，才能保证安全制度落到实处。多年来，十堰公交多次分批组织干部职工分赴宜昌、荆门、随州、武汉等公交企业，学习其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同时也相继请来襄阳、黄石等公交企业作指导。一次次的走出去，请进来，将其他企业的先进做法转化成自己的特色，开展安全文化教育，树立科学的安全管理观，增强全员安全生产观念，促进全员对安全文化建设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今年底，十堰公交将建成安全生产教育基地，使广大职工及家属接受警示教育，不断增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始终坚持安全生产。

二、发挥好宣传教育作用

安全管理的落脚点在车队、班组，防范事故工作的终端是每一位职工。因此，如何树立起每名职工的安全意识，使之实现“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根本性转变是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十堰公交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方针，营造“人人关注安全”的良好氛围，建立起整体性的、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安全环境。不断拓宽宣传教育形式，通过电视、报刊、板报、标语、读本等方式加强安全知识宣传，还依托OA办公平台开办职工安全知识交流版块，增强与职工的良性互动。

三、发挥好活动凝聚作用

十堰公交正确引导，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参与到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通过开展青工技术比武、演讲比赛、歌咏文艺演出，参加十堰市总工会交通系统道路交通知识竞赛和修理比武、消防演练竞赛等活动，做到寓教于乐，使安全生产意识深入人心，安全知识广为传播，潜移默化地规范人的安全行为，培养人的安全心态。

四、发挥好亲情感染作用

要深入解决安全问题入心入脑的问题，还应注重情感投入，通过采用亲情教育法，时时提醒职工牢记亲人的嘱托，如为职工过生日、送警句、兄弟交心等方法向职工宣传安全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开展安全共保活动，基层单位定期向职工家属发出安全承诺书，邀请家属参加到安全共保活动中，充分发挥家属的安全第二道防线作用。

摘要：公安教育与公安职业化建设应该具有天然的联系。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两者之间实际上处于游离状态。在“职业化建设”日渐受到重视的情况下，促进两者之间的有机耦合是必然的趋势。为此，理清公安教育与公安职业化分离的现实表现和原因，探讨公安教育与公安职业化建设的结合途径，对调整公安教育改革方向，寻求理性的改革措施，造就公安职业化阶层并最终推进公安职业化建设应该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公安教育公安改革职业化建设

公安教育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安工作尤其是公安队伍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为了更好的发挥这种特殊作用，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服务，近年来公安教育不断加大改革调整的力度，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由于受客观存在的制度性因素和公安教育应然性使命具体指向不明等因素的影响，公安教育在改革和发展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一个虽被引起广泛重视但远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公安教育与公安工作的游离现象还普遍存在；公安教育为“队伍建设服务”的具体目标是什么还未达成共识，因而公安教育改革看似纷呈叠出，实则缺乏理性支撑，给人以“跟着感觉走”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映象。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是对公安教育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警察职业化①建设问题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思考，因而也还没有完全找到一种较为科学的适合职业化建设发展要求的教育模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存在于教育之外的因素，更有内部探索教育目标、功能不够的因素。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对公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而对推进警察职业化建设极有裨益。

一、对我国公安教育与公安职业化建设问题的宏观检讨

（一）公安教育与公安职业化建设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及折射出的问题应该说公安教育与公安职业化建设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却大相径庭。回顾我国公安教育的历程可以粗略地将它分为几个阶段即：初步形成阶段（自1964年——1960年）；停滞阶段（自1966年——1976年）；恢复和发展阶段（自1976年——1985年）；形成体系和调整改革阶段（1986——当前）②。各阶段公安教育的特点比较明显：早期的公安教育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公安民警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的实际，在教育内容上以学习政治为主，同时兼顾公安业务基础知识；教育形式以轮训骨干为主；而且新建和扩建的公安院校分工也非常明确。在十年“”结束以后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公安教育规模发展异常迅速，类型、层次众多（如学校层次有中专、大专、本科；学生有来自工作单位的在职公安民警、也有社会招考的；有学历教育、也有在职培训；成人学员有函授的、自考的、还有夜大、专业证书班等）；教学以理论灌输为主，内容上尽量追求大而全。而在最近20年以来公安教育的地位不断上升、院校的数量不断增加、专业分工更趋细致、培训力度不断加大、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公安教育研究逐步受到重视。

在回顾公安教育的历史时，可以看到各个时期的公安教育虽然特点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呈现着优点和缺陷交织，成绩和问题共存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一是早期的公安教育尽管层次低、规模小、不成体系、问题众多，但却适应了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和公安职业发展的需要，起到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二是此后的公安教育尽管自身系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与职业需要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近20多年来，尽管公安教育的主管部门和公安院校都在想方设法改变这一状况，但其效果却并不如人意。这种反差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公安教育事业发展、壮大的情形下它与职业化的要求之间为什么反而拉大了距离？在当前和今后公安民警的职业化建设可能、已经或必将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势下，公安教育如何调整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真正发挥出为公安队伍建设既公安职业化建设服务的作用？

（二）公安教育与公安职业“游离”现象的原因探究公安教育与公安职业之间出现“游离”现象的原因众多，主要是：

1、从宏观上看，公安职业在入口处与公安教育之间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距离。在我国，长期以来什么人可以从事公安职业并不是一个规定十分明确的问题。在1995年之前，工人转干代干、干部调动、地方招干、部队转业等等都是合法的入警途径。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对担任人民警察的条件规定了六项许可性规定和二项禁止性规定，其中并未提及必须要“公安院校学习合格”。这种状况近年来在一些地方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的更为突出。如一些地方公安院校毕业的学生工作得不到落实，而其它人员乃在不停地进入公安队伍担当人民警察；有些地方借口无编制从而将警察院校的学生拒之公安队伍之外，而在扩张的地方性编制中又不安排公安专业毕业生。造成“需要的进不来，进来的不能用”的局面。这种制度设计及运行带来的后果简单的说：一是警察职业客观上对社会开放，没有建立起类似国外的“经过警察教育后才能从事警察职业”模式，公安人士的非专业化倾向突出。二是教育成果和产品浪费积压严重；三是延缓了公安职业化进程，降低了公安职业化水平。四是从源头上削弱了公安教育的地位，威胁着公安教育事业的后继发展。

一、我国启动公安教育改革的背景分析

自2008年起，公安部直属的两所院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警学院将停止招收本科生。全国其他公安院校，亦将逐步停招本科生。据此，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警察教育培训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借鉴“美国模式”，淡化或暂停学历教育，培训将成为警校的主要职能。

在我国现有教育体制下，公安院校首先要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开设必要的文化理论课程，确保学员的文化水平达到相应的学历程度。同时，还要按照警察培训的要求，进行警务知识、专业技术、业务能力及体魄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而本科学制仅有四年，要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使学员在学历教育和警察培训两方面都达到理想要求，显然十分困难。

随着形势发展，这种公安教育模式在实践中愈来愈显现出诸多弊端。一方面，受师资力量等资源所限，其学历教育的水平与普通高等院校的差距日渐明显，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相形见绌；另一方面，沿袭多年的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死板教学方式，也使其警察培训工作与公安实践严重脱节，公安实务部门对毕业学员的认可度不断降低。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普通高校毕业的本科生急剧增多，包括警察在内的诸多公务员岗位，也已为广大学子热衷报考、激烈竞争的理想职业。在此背景下，公安机关完全可以从普通高校毕业生中选拔出所需的大量优秀人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公安部着手启动公安教育体制改革，以利于公安机关广揽人才，优化队伍素质和结构，集中精力、强化职业培训工作。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公安教育培训多年来所积累的一些深层问题，如培训内容脱离实际、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方法简单、缺乏实用性和实践性等，远非停招本科生一举能够解决。

二、教学脱离实践——当前公安教育存在的问题

公安院校的公安专业课程，从师资上来说，这些老师都是按照教育部的规格招进来的地方大学毕业的高校学生，他们根本没有公安实践，和实践严重脱节。在公安院校，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根本不听讲的现象很多。

一、城市人行道的公共安全功能

传统上城市公共安全的提供是来自国家，而公共安全建设也因缺少市民的参与而减少了其公共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以何种方式建立城邦时所提到的人们对公共事物与私人事物的不同态度问题时所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1]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不仅自己和他人有着密切联系，个人和环境也相互影响，单纯在乎“私人事物”是远远不够的，越是公共的，越是私人的。

人们在城市人行道行走或是驻足，总会有是否“安全”的顾虑。因为如果该街区或是人行道是“安全”的，就不会考虑是否安全的问题了。人不是被动的安全受益者，也不是无助危险的受害者。而一个城市街区的基本安全原则是人们在人行道上身处陌生人之间必须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受潜意识感觉到陌生人的威胁。因此，城市的人行道必须具有而又实际具有城市公共安全的功能。

二、城市人行道存在的安全问题及其原因

（一）城市人行道安全活力不高

维护城市安全是警察的责任，但是城市的公共安全不应该单是主要由警察来维持。而且，目前街道的警力不足这一现实状况，更加凸显出街道安全活力不高的问题。城市的公共安全主要应该是由一个相互联动、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一个有着自觉的抑止手段和标准的网络，它由人们自行产生，也由其强制执行，这就是城市街区自己的安全活力，它可以依靠街区人行道的安全功能发挥出来。而目前大部分的街区既没有一个自制网络来抑止不安全事故，又没有完全依靠发挥人行道的安全功能，使街区自身在街区公共安全上无所作为，致使安全活力不高。

（二）街区居民的参与程度不高

城市街区管理离不开居民参与，没有居民参与，街区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缺乏居民参与是当前中国城市街区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全面管束下，居民一方面缺少参与街区事务决策和管理的途径；另一方面他们早已习惯于事先有事直接找政府，寻求政府的帮助，等待政府的安排，因而缺乏参与街区活动的积极性。至于街区的人行道，除了主要发挥其行走功能外，居民们几乎忽略它的公共安全功能。多数人没有形成一定的观念和意识，对街区的陌生人或者是异常行为和现象缺乏警惕，行走在人行道时也缺乏交流，哪怕是眼神的交流，这样，人行道没有充分发挥出保障街区的有序和稳定的功能，居民也就不能以人行道为纽带增进居民的归属感。

一、MOOC时代传统高等教育的机遇与启示

（一）优质的教育资源有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MOOC作为一种开放的教育资源平台，在为全球学生提供学习平台的同时，也为相关专业领域的教师提供了一方开拓视野的平台。统计数据显示，伴随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自1989年到2013年，我国专职教师数量由40万增至143万，十年内专职教师的增长数量表明，当前我国专职教师中教龄在10年以下的教师达103万，占教师总数的72%。可见，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的专职教师以教学经验相对不足的青年教师为主。以Coursera为例，这家公司原本已和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全球33所学府合作。2013年2月，公司再宣布有另外29所大学加入他们的阵容。不难发现，MOOC依托其强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优势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和最新知识体系的全球共享。就传统大学而言，不仅充实了学生的学习资源，也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搭建了难得的平台。此外，由此带来的“教学改革和新的教学模式的探讨”[2]对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二）先进的教育理念引领教学改革方向

理念是改革的灵魂，教育理念的先进与否同样影响着教育改革的荣辱兴衰。与传统教育不同，MOOC不仅是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的革新，更是教育观念的深刻变革，对其理念的梳理无疑对我们传统高等教育的改革具有启示意义。第一，自由的教育。现代大学之父洪堡认为：“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机构的顶峰……其全体成员（只要可能的话），就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因此，在这一圈子中，孤独和自由便成为支配性原则。”[3]按照洪堡的设想，大学生应自主地从事其科学思考，可以接受教师的指导，也可独立研修，甚至“听课尽可偶尔为之”。[4]MOOC正是打破了传统教育对于时间、空间的限制，通过互联网的中介和平台作用，为学生搭建了一方资源共享的平台，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教育模式，能真正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习习惯等特征实现更有意义的学习。从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改革到高等教育的服务型高校建设，“生本教育”教育理念也应该实现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的转换，其中，自由教学、自主教育可以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第一课。第二，开放的教育。高深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高等教育作为高深知识的保存、传承、发现、应用和创新的载体，理应以开放的姿态面向最大化的社会群体。以1969年英国开放大学为代表的远程开放教育正是通过开放教育对象、开放教学时空、开放教学方法和开放教育理念来实现资源共享。[5]信息社会时代背景下，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加推动了开放教育理念的实现。在传统远程教育发展基础上，MOOC不仅通过技术的更新、成本的降低等扩大了受众范围，还通过对学生结构、学习效果等的互动提升服务水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服务于受教育者。此外，以加州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教师Ng和DaphneKoller创办的Cousera为例，它不仅与世界各地的著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以争取更多的优势课程资源，还增加了中文、西班牙语、发育和意大利语等语种，在整合区域资源优势，提升协同竞争力的同时，也为不同区域、语种文化的受众提供了更多的学习交流平台。MOOC将传统远程开放教育理念做了升华，也为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公安网络教育训练改革的现实基础

公安民警培训作为公安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公安金盾网和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充分利用金盾网的资源优势，改革公安民警教育训练模式，大力发展公安民警远程教育训练，建立充分适合公安民警这种业余、分散式教育训练需求的网络教育模式，构建满足公安民警终身教育训练需求的开放教育和远程教育训练体系是创新公安民警教育训练模式的必然选择。

（一）公安事业的发展呼唤公安网络教育训练的开展

摘要:公共交通作为政府支撑的公共产品,在城市交通运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提高人们对公交系统安全性的认识、加强对公交车的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是提升公交系统安全性能的关键。

关键词:公交公共产品安全

现代社会,公共交通日益便捷,公交车被人们誉为城市之舟,承担着城市交通运输的重任。但是,目前很多城市中公交车辆的安全性还存在诸多问题,既影响了道路交通的畅通和居民出行的安全性,也违背了“以人为本”交通理念,不利于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交车是一种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公共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其中以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最为代表性,即“公共产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的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按照萨缪尔森的阐述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公共产品在技术上不易排除众多的受益人;(2)公共产品还具有不可拒绝性;(3)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原则,但是排他的成本极高。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数量,或许多人可以同时消费同一种物品。1965年,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在其著名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因素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而现实社会大量存在的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称为混合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根据上述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可以判定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属于准公共产品: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共同平等地乘坐公交系统,其消费行为具有大众性、共同消费的特点,任何人对公共交通的使用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公交产品的消费,即其具有非排他性;另一方面,城市公交有运营成本,每一位想要获得城市公交使用价值的人必须付费,而当公交车出现满载,就会存在边际拥挤成本,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

二、公交车不可忽视的安全问题

公共产品的安全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石。但近年来,全国频发公交车安全事故。公共交通本身及由其带来的危害,一方面是由人的麻痹大意和对其危害程度认识不够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人对此项技术的认识不足、掌握不全面和此技术的不成熟所造成的。人对现代技术的过分依赖和崇拜,不计后果地完全享受现代技术给人带来的舒适、便捷,而忽视了这种由人的知识堆积出来的技术成果也因为人类知识的不完善存在着某种缺陷。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基于这种局限性,人们便会不恰当地使用这些技术成果。公交车况的不安全缺陷主要包括刹车失灵,轮胎爆裂,方向盘转动不灵等。刹车盘铸件属薄壁小件,技术要求高,而国内生产出口刹车盘的企业,大多采用手工造型,冲天炉熔炼铁液,成分变化较大,给生产技术管理和铸件质量控制带来一定难度,此外,刹车盘铸件在生产过程中也存在气孔、缩松、金相组织不达标等缺陷。汽车轮胎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车辆的行驶安全和运营效率,但轮胎的保养和翻修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

一、我国启动公安教育改革的背景分析

自2008年起，公安部直属的两所院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警学院将停止招收本科生。全国其他公安院校，亦将逐步停招本科生。据此，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警察教育培训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借鉴“美国模式”，淡化或暂停学历教育，培训将成为警校的主要职能。

在我国现有教育体制下，公安院校首先要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开设必要的文化理论课程，确保学员的文化水平达到相应的学历程度。同时，还要按照警察培训的要求，进行警务知识、专业技术、业务能力及体魄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而本科学制仅有四年，要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使学员在学历教育和警察培训两方面都达到理想要求，显然十分困难。

随着形势发展，这种公安教育模式在实践中愈来愈显现出诸多弊端。一方面，受师资力量等资源所限，其学历教育的水平与普通高等院校的差距日渐明显，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相形见绌；另一方面，沿袭多年的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死板教学方式，也使其警察培训工作与公安实践严重脱节，公安实务部门对毕业学员的认可度不断降低。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普通高校毕业的本科生急剧增多，包括警察在内的诸多公务员岗位，也已为广大学子热衷报考、激烈竞争的理想职业。在此背景下，公安机关完全可以从普通高校毕业生中选拔出所需的大量优秀人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公安部着手启动公安教育体制改革，以利于公安机关广揽人才，优化队伍素质和结构，集中精力、强化职业培训工作。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公安教育培训多年来所积累的一些深层问题，如培训内容脱离实际、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方法简单、缺乏实用性和实践性等，远非停招本科生一举能够解决。

二、教学脱离实践——当前公安教育存在的问题

公安院校的公安专业课程，从师资上来说，这些老师都是按照教育部的规格招进来的地方大学毕业的高校学生，他们根本没有公安实践，和实践严重脱节。在公安院校，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根本不听讲的现象很多。

一、公安院校法学教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当前，公安院校按照公安部关于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精神，围绕培养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这一改革目标，在探索实行“教、学、练、战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在法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突出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的一些学科，如将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作为重点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突出公安实务方面的教学，强调学生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增加实训内容等等。但是改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并影响到公安院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主要问题及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学学科课程设置严重失衡

作为从事公职的警察，从广度和深度上，要比普通公民更知法，更懂法。这要求警察首先必须接受系统的法学教育，奠定坚实的法学基础，建立起法律思维和法律精神。而公安院校法学教育学科课程设置严重失衡，重刑（行）轻民，即重视刑事、行政法律的教学，忽视对民法、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的教学。例如，将民法、民诉作为专业选修或公共选修课，学时缩减。课程失衡的结果是造成公安院校的学生不能接受完整系统的法学知识，很多学生没学过民事法律，毕业时还是“民事法盲”，而即便是学过的，由于课时少也仅限于较为粗浅的了解。法学学科设置失衡究其原因，是对公安职业需要的理解表面化，即认为公安工作直接适用哪些法律，就重点学哪些法律，即用什么学什么。直接用得到的就是诸如刑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而民事法律直接用不到，所以就不用学。这种对公安职业需要的表面化理解关注到的是公安工作直接用什么，而没有探究公安工作深层次的法律需要。表面上看，公安工作直接用到民事法律的时候较少，其实公安工作与民事法律联系密切，因为公安工作都直接关系公民的民事权利。例如，治安行政执法管理和处罚、刑事立案、侦查、移送审查等工作，归根到底面对的都是公民或者法人等民事主体，都涉及公民（或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利，并且是重大的民事权利。

（二）教学内容脱离公安实际

公安院校法学教学内容脱离公安实际，缺少特殊性、应用性。表现在：一是与其他普通高校法学教学的内容类似，没有反映出公安院校法学教学的独特性。例如，所使用的教材，与普通高校法学教材的体系、内容等都基本相同。教材中没有突出反映公安工作所面临的法学问题，更没有对该部分内容的法学理论阐述和分析。二是教学内容偏重传统立法规范的解释、法律原理和理论的阐述，忽略法律应用层面，缺乏针对公安执法特点的应用性训练。由于教学内容缺少特殊性、应用性，造成教学内容脱离公安实际，不利于学生的应用性法学职业技能的培养。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脱节，造成法律实务难以成为专业知识；书斋里的高头讲章与操作中的章法混乱反差强烈。造成教学内容脱离公安实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对公安院校法学教育宗旨认识不明确。公安院校法学教育已由传统的法学通识教育转向法学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也从学术研究型转向实践应用型。教学宗旨的改变必然要求教学模式和内容发生相应转变。二是公安院校法学教师本身对公安工作缺乏实际了解。目前，我国高校教师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学历，轻经验的问题，并且多年得不到解决。近年来，对高学历的追求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很多高校招录教师时非博士不要，而对工作经历没有要求。许多公安院校教师没有法学实际工作经验，从普通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公安院校当教师。饱经多年学历教育，重视理论分析与阐释，但惯于从理论到理论，其教学内容必然与实践相脱离。理论与实践两层皮，我搞我的理论，你搞你的实践。很多高校教师习惯于埋头书斋搞理论研究，在象牙塔里发现问题，并在比较法学研究中靠“拿来主义”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深入复杂的法学实践去发现本土问题，以探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虽然有公安教师下派锻炼制度，但很多流于形式，或是浅尝辄止，无法从根本上弥补教师实践经验的不足。

（三）案例教学简单化、形式化

为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其探求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公安院校法学教学致力于从传统的灌输式理论注释方法向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实训教学转变，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但当前案例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案例选择、分析，以及案例教学过程上。一是案例选择，使用的案例过于简单、缺乏真实性。二是案例分析，缺乏深入挖掘与探讨。三是案例教学过程，仍然以教师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主动提出问题的少，与教师不能展开有效对话，不能形成良性互动。案例教学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长期受传统教学模式影响，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习惯于单向灌输学生知识，而不愿意与学生展开对话与讨论，更不愿意接受学生的质疑。二是案例的提出和分析准备不够。很多教师案例提出前没有给学生进行相应的法学知识铺垫，造成学生无法对案例提出问题，无法与教师展开有效交流。三是教师本身在对案例理解与把握上信心不足。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对相关的法律原理有理论上的深入理解，还要求对复杂的法律实践有切身的体验。由于很多教师本身缺乏实践经验，在对案例的理解与把握上信心不足。这也是造成教师使用案例简单、缺乏代表性和典型性、倾向于使用书本上现成的案例而较少选择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以及不愿就案例与学生展开深入对话讨论的一个原因。

内容摘要：张友文起意做公安文学研究，其理由并不复杂：其一，他是文学科班出身，还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和诸多文学教授交好，又有相应的文学素养和理论功底；其二，他在湖北警官学院工作，经常和各警种打交道，并且自身也是二级警督。当然，张友文也完全可以不选择公安文学相对的偏门冷门作为自己的关注研究对象，这样似乎更加大众化一些。从这个层面上讲，张友文的选择多少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本文就谈谈他剑走偏锋的公安文学评论。

关键词：张友文 公安文学 评论

张友文起意做公安文学研究，其理由并不复杂，而且理直气壮：其一，他是文学科班出身，还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和诸多文学教授交好，又有相应的文学素养和理论功底；其二，他在湖北警官学院工作，经常和各警种打交道，并且自身也是二级警督。文学与警察的联姻，岂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警察文学”、“公安文学”吗？当然，张友文也完全可以不选择公安文学相对的偏门冷门作为自己的关注研究对象，这样似乎更加大众化一些。从这个层面上讲，张友文的选择多少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

在有些人看来，“剑走偏锋”多少有点“不务正业”，甚至其他一些更不好的词语都可以往上堆砌。是的，在文学这个百花园里，你研究什么不好，偏偏搞什么公安文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张友文的寂寞孤独。在我看来，张友文的“剑走偏锋”却是非常有意义。至少可以从这几点去思考：其一，公安文学自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并得以短暂繁盛之后，在90年代出现全面溃败没落的状况。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有市场的原因，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缺乏慧眼发现，缺乏有分量的文学批评。而张友文迎难而上选择公安文学作为研究和评论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这种需求。其二，文学如此繁盛，评论家也是多如牛毛，而且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要想在评论家队伍里占据一席之地，其难度可想而知。张友文在这个时候选择公安文学作为突破口，就多少有点标新立异了。他这种“剑走偏锋”的做法最开始可谓是筚路蓝缕，应和者少，看热闹与冷嘲热讽者多。但是张友文却从中尝到了甜头。首先是不少公安文学作家对他的响应，他们纷纷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张友文请他批评指点，并引以为知己，张友文因此结识了很多同道朋友。如今，公安作家圈里，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张友文了。他成功了，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评论家了。其次，这些年的辛苦终于集腋成裘，他先后出版了《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等三部评论专著。这三部作品分别由公安作家、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博士，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永健教授，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小琪教授作序点评。《文艺报》也多次发文予以肯定与鼓励。张友文的“剑走偏锋”成功了，他以公安文学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得到作家和评论家的双重认可。

我还想说的是，“剑走偏锋”实际是一个险招。因为我们靠“剑走偏锋”可以暂时占据上风，但是之后可能会被对手看出破绽进而更疯狂更有力的还击，从而让我们更被动。所以我们还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来把握整个局面才对。这个时候，张友文选择了“多路出击”。

张友文的“多路出击”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体现为三种做法。其一，是对公安文学全方位的关注。其二，对公安文学评论贯穿多重研究方法。其三，对公安文学客观公正的评价。

首先说全方位的关注。说到公安文学，我们在前面说过，它曾经有过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但是90年代以后全面下滑之后，虽然仍然有不少人坚持公安文学创作，但是“公安文学”这个词语却基本上淡出人们视线了。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多少作家愿意以公安作家的身份自居，即便有少数人如此，也很难撑起大旗。在张友文的视野中，公安文学包括两重内涵：公安作家的公安文学创作；非公安作家的公安文学创作。前者非常容易理解，身在警营写警察写警营，理所当然成为张友文关注的重点。他集中关注王仲刚、郝泽军、杨佳富、穆玉敏、但远军、李培刚、程建国、艾璞、黎明辉、翟勇彪、袁瑰秋、朱东锷、张暄等人的创作，而且遇到好的作品经常是手不释卷、反复阅读。后者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忽视。这些非公安文学作家偶尔将视角投向警察和警营写就的作品，也为张友文所关注，这就体现了他广博的视野。在三部评论专著中，他就集中评点了非公安作家张笑天、陈源斌、裘山山、刘继明、吴克敬、田耳、张西、胡学文、奚同发、王芸、劳美等人的作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公安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在张友文的视野中，小说成为公安文学的重头戏，但是他并没有忽视其他文类的创作。因此，在他的三部评论集中，他除了将重心放在颇为人们所欢迎的小说上，还将相当篇幅给了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乃至公安文学期刊杂志和网站上的其他文本。因此，张友文的公安文学评论不仅仅是对公安文学的个案研究，多少还带有为公安文学存史的价值与意义。若干年后，假如我们撰写一部“公安文学史”时，张友文的评论将给我们提供诸多线索和参考资料。从这个层面上讲，不管张友文的评论做得如何，他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