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管理范文精选

在封闭经济的年代里，市场主体和国家的博弈只发生在一国境内，可以说利益的分配只在一国境内，国家对税收的管理也比较简单。随着经济贸易联系的扩大，交易超越了国境，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经济由一国范围延伸到全球范围。全球化给一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绝对不限于个人，而对于国家的挑战则更为严峻。

一，涉外税收管理与国内税收管理的比较。

(一)征管对象的跨国性。涉外税收所涉及的纳税人主要是跨国纳税人,包括跨国自然人与法人。这些跨国自然人流动性大,税源分散;而跨国法人的经营方式、财务会计核算制度等都与国内企业不同。因此,涉外税收的征管对象具有错综复杂的跨国性。

(二)征管客体的易瞒性。涉外税收纳税人的跨国性决定了其征税对象,如收益、所得、财产价值等也具有跨国性,从而为纳税人隐瞒其收入,进行国际避逃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征管依据的复杂性。由于涉外税收的纳税人与征税对象具有跨国性,因此,要搞好涉外税收征管工作,不仅要熟悉涉外税法及其所涉及的会计核算方法,而且还需对国际税收协定等有所了解,才能把握住涉外税收的征管依据。

通过涉外税收管理与国内税收管理的比较，可以看出涉外税收要比国内税收复杂的多，尤其是在防止国际逃税方面尤其困难，涉外税收的特殊性决定了要强化涉外税收征管,除了沿用国内税收的征管方法外,还必须采用一套行之有效的反国际避逃税方法。同时,还需与有关国家的税务机关进行交流,相互提供税务情报,才能有效地抑止国际避逃税,维护我国的权益。

而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之间贸易交流更加广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全球化，即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所引起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国界等关系到国家的因素相对减弱，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税收新问题。这样给国际税收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带了的国际税收管理难题。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现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由于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始终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因此国际货币状况是以民族国家为微观基础的分立决策过程，其中少数大国的货币政策及其相互协调则是核心，由此产生了国际货币合作（IntemationalMonetaryCooperation）的问题。据称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英格兰银行和德、法、俄等国间的货币合作，而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健或崩溃均与大国间的国际货币合作状态相关，但有关国际货币合作的研究长期以来却一直处于“蒙尘的珍珠”状态，没有获得与其蕴意相称的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由于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始终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因此国际货币状况是以民族国家为微观基础的分立决策过程，其中少数大国的货币政策及其相互协调则是核心，由此产生了国际货币合作（IntemationalMonetaryCooperation）的问题。据称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英格兰银行和德、法、俄等国间的货币合作，而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健或崩溃均与大国间的国际货币合作状态相关，但有关国际货币合作的研究长期以来却一直处于“蒙尘的珍珠”状态，没有获得与其蕴意相称的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摘要：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对Ramsey(1928),Cass(1965),和Koopmans(1965)的无限期限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正，引入国际贸易这一变量，分析了净出口对利率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就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情况对国际贸易额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在固定汇率制下国际贸易额与利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在浮动汇率制下这两个变量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国际贸易额；利率；经济增长理论；汇率

一、引言

国际贸易在经济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额都呈现出阶段性的波动，国际贸易额的变动也对经济的各方面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本文将集中讨论国际贸易额和利率之间的关系。以美国和香港地区为例，净出口额和利率的变动趋势如下图所示：

图1.美国1955—2006年的净出口额图2.美国1955—2006年的利率

图3.香港1992—2006年的净出口额图4.香港1992—2006年的利率

在传统的--模型中，由于在实际中资本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因此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固定汇率制下，曲线将保持不动。假设在开始状态时国内经济达到平衡点，即曲线与曲线相交于点，但存在国际收支逆差，即点在曲线的右下方。因此，为了达到经济的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一国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使得曲线向右移动，同时配合相应的货币政策，从而使得曲线与曲线的交点落到曲线上，即使经济同时达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当达到新的均衡点时，均衡利率将会升高，由此可以看到国际收支余额与利率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汇率将会随着国际收支发生变化，导致--模型中的曲线不再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保持不变，而是发生相应的移动。假设经济在开始状态时同时达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如点所示。如果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曲线向右移动，与曲线相交于点Z，由于点Z位于曲线的右侧，该经济将处于国际收支逆差。在浮动汇率制下，该国货币将会贬值，从而使得曲线向右移动。随着货币的贬值，一国的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净出口增加，从而使曲线向右移动；同时该国货币的贬值会使国内价格上升，导致实际货币需求降低，从而使得曲线向左移动，最终曲线和曲线在上相交于一点。但在此变动过程中，最终的均衡点对应的利率水平有可能比最初的均衡点高，也有可能相等或者低。因此，这一过程净出口额增加，而利率变动方向则不确定。

摘要:近几年来,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中,国外银行业逐渐摸索形成了一种新的风险管理手段――经济资本管理。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大致包括风险计量、资本配置以及绩效评估这三大块,本文分别从这几个方面结合国际活跃银行的实际经验向读者展现目前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最新发展。

关键词:巴塞尔资本协议;经济资本;绩效评估

中图分类号:TU247.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4(c)-0062-01

早在20世纪初期,由于银行倒闭事件的日益增多,人们便开始关注银行的资本管理问题。最初国际银行业的普遍做法为,使用各种资本比例对资本进行管理,诸如资本与存款之比、资本与资产总额之比以及资本与风险资产之比等。这一阶段的资本管理属于粗犷型的数量型管理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性金融自由化的兴起,大多数银行放松了对资本的管理,最终导致其资本比率逐年降低而风险不断增加。接踵而至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拉美债务风暴再一次引起了国际银行界对资本管理的重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陆续建立了资本/资产比率的监管标准。直到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颁布,建立了各国共同参与的国际银行业风险防范体制,国际银行业资本管理也因此进入了外部监管阶段。但是监管资本仅仅规定了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却不能反映银行实际承担的实际水平,在银行规模不断增大,风险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环境下,国际银行业资本管理正悄然进行着新一轮的发展,即逐步向同时整合了资本和风险的经济资本管理转变。经济资本是一种虚拟资本,用于覆盖银行非预期损失。它不是真正的银行资本,而是一个“算出来”的数字,是一个量的概念。经济资本与银行业务风险直接挂钩,经济资本的度量也即以实际风险为基础,利用内部模型直接度量,重点在于风险非预期损失的量化。经济资本管理早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在西方银行业中初见端倪。2004年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就在于国际银行界经济资本管理的推行。对银行进行经济资本管理使银行对资本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银行而言,资本不仅是吸收风险的缓冲装置,也是银行配置资源从而获取利润的工具。而经济资本管理刚好包括商业银行风险的计量、资本配置和绩效评估这三大块,符合了资本的本质。

一、风险计量:前已述及,经济资本即为银行风险非预期损失的量化,所以本质上经济资本的计量等同于风险的计量,科学有效的进行风险度量是构建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开始。商业银行风险计量涵盖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以及商业风险等风险,大多数商业银行风险计量则主要致力于前三种风险。目前,对风险进行量化可采用的数理模型主要分两类,一类由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供,与监管资本相联系,称之为监管类,另一类是国际先进银行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自主研发,主要用以满足风险管理的市场要求的,称之为市场类。1.信用风险的度量。信用风险度量的监管模型分为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两大类,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基础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两种;信用风险的内部度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模型,CreditRisk+模型,KMV模型和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四大类。2.市场风险的度量。市场风险的资本度量方法也有标准法及内部模型法两种。内部模型法是指银行建立自身的计量模型,以模型来评估市场风险值。有关市场风险的最好指标是风险值(VaR)指标[1]。3.操作风险的计量。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相比,操作风险的识别和度量模型仍不够成熟,可用的监管类方法主要有基础指标法、标准法、内部计量法,市场类方法有损失分布法。

二、资本配置: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信孚银行首次提出了风险调整资本配置观念。自此以后,该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国际上活跃的各大银行,成为金融理论界和实业界公认有效的核心经营管理手段,很多知名银行都利用RAPM作为资本配置的基本标准。资本分配模式是将银行获得的收益与其承担的特定风险直接挂钩,明确地考虑到风险对银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配置。它的具体操作是:通过观察收益波动的历史情况,用风险收益衡量银行经济价值的波动,充分了解风险概率分布状况各种风险敞口的额度以及敞口相关性,再根据银行的风险承担度(risk contribution)来自上而下分配经济资本｡

三、绩效评估:商业银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最终落脚点是通过建立以经济增加值(EVA)和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为中心的绩效评估体系,从而促进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目前,EVA理论已在美国和欧洲的很多银行业里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其中包括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等国际知名银行。他们已建立起复杂的管理信息系统,能够计算银行整体、产品、分支机构、客户经理以及客户的EVA,并将其作为绩效评估体系中的核心指标进行衡量。EVA在数量上等于经风险调整后的净利润减去经济资本与资本期望回报率的乘积。花旗银行总部对分支机构的考核监管则主要按照地区线条逐级进行考核,按照前线和后勤来划分组织结构。构建以经济资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管理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银行业努力探索与积极实践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当前,建行、农行以及一些股份制银行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经济资本管理规章和体系。但由于国内商业银行经济资本计量基础、制度基础和管理基础都比较薄弱,我国商业银行全面建立经济资本体系仍面临巨大挑战。现阶段,我国可以从巴塞尔协议“监管资本”的要求入手,实现资本规模的计量与资产业务结构的风险敞口挂钩,充分考虑我国商业银行的内外部环境,采用“系数分配法”计量和分配资本,初步建立EVA和RAROC为核心的银行价值管理体系,并逐步完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和价值管理体系,最终实现我国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经营行为与银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统一。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金融保险学院

1、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传导机制的影响

1.1总量传导机制

1.1.1对国内价格总水平的传导。石油作为基础能源，是非常重要的国民经济的生产要素，所有以石油或石油产品为生产资料的产业都会因其价格波动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而受到影响。国内价格总水平受到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国内石油的价格，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到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已经和国际市场的价格实行联动，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升了国内石油价格。石油产业链行业成本受影响，上涨的石油价格使炼油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增加。非石油产业链行业成本受影响，交通运输、物流、纺织服装等的生产成本会全面提升。

1.1.2对国内总产出水平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供给冲击降低了真实工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结构被改变了，市场需求低迷，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石油价格上涨使市场需求低迷，并增加了企业原材料、劳动投入等生产成本，导致产业效益下降；石油价格上涨使新的消费需求热点受到阻碍，使产业结构和市场消费需求结构都发生变化，在短期内很难实现经济增长。

1.1.3对国际收支水平的传导。当前我国石油储备体系、石油定价机制的不完善，加之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石油价格，使我国的石油进口出现了买涨不买跌的怪象。石油进口量因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就大量减少了用于石油进口的外汇储备量；持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会使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降低了我国出口总额；严重影响我国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1.2配置传导机制

1.2.1在消费需求方向的传导。市场总体价格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被推高，消费者对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外的商品消费需求减少；油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更加谨慎；间接影响消费支出结构，对消费者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

1.2.2在投资需求方向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对于石油产业链下游及相关行业的生产性投资更加谨慎；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趋缓，使公共产品投资减少。

在封闭经济的年代里，市场主体和国家的博弈只发生在一国境内，可以说利益的分配只在一国境内，国家对税收的管理也比较简单。随着经济贸易联系的扩大，交易超越了国境，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经济由一国范围延伸到全球范围。全球化给一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绝对不限于个人，而对于国家的挑战则更为严峻。

一，涉外税收管理与国内税收管理的比较。

(一)征管对象的跨国性。涉外税收所涉及的纳税人主要是跨国纳税人,包括跨国自然人与法人。这些跨国自然人流动性大,税源分散;而跨国法人的经营方式、财务会计核算制度等都与国内企业不同。因此,涉外税收的征管对象具有错综复杂的跨国性。

(二)征管客体的易瞒性。涉外税收纳税人的跨国性决定了其征税对象,如收益、所得、财产价值等也具有跨国性,从而为纳税人隐瞒其收入,进行国际避逃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征管依据的复杂性。由于涉外税收的纳税人与征税对象具有跨国性,因此,要搞好涉外税收征管工作,不仅要熟悉涉外税法及其所涉及的会计核算方法,而且还需对国际税收协定等有所了解,才能把握住涉外税收的征管依据。

通过涉外税收管理与国内税收管理的比较，可以看出涉外税收要比国内税收复杂的多，尤其是在防止国际逃税方面尤其困难，涉外税收的特殊性决定了要强化涉外税收征管,除了沿用国内税收的征管方法外,还必须采用一套行之有效的反国际避逃税方法。同时,还需与有关国家的税务机关进行交流,相互提供税务情报,才能有效地抑止国际避逃税,维护我国的权益。

而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之间贸易交流更加广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全球化，即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所引起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国界等关系到国家的因素相对减弱，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税收新问题。这样给国际税收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带了的国际税收管理难题。

在封闭经济的年代里，市场主体和国家的博弈只发生在一国境内，可以说利益的分配只在一国境内，国家对税收的管理也比较简单。随着经济贸易联系的扩大，交易超越了国境，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经济由一国范围延伸到全球范围。全球化给一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绝对不限于个人，而对于国家的挑战则更为严峻。

一，涉外税收管理与国内税收管理的比较。

(一)征管对象的跨国性。涉外税收所涉及的纳税人主要是跨国纳税人,包括跨国自然人与法人。这些跨国自然人流动性大,税源分散;而跨国法人的经营方式、财务会计核算制度等都与国内企业不同。因此,涉外税收的征管对象具有错综复杂的跨国性。

(二)征管客体的易瞒性。涉外税收纳税人的跨国性决定了其征税对象,如收益、所得、财产价值等也具有跨国性,从而为纳税人隐瞒其收入,进行国际避逃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征管依据的复杂性。由于涉外税收的纳税人与征税对象具有跨国性,因此,要搞好涉外税收征管工作,不仅要熟悉涉外税法及其所涉及的会计核算方法,而且还需对国际税收协定等有所了解,才能把握住涉外税收的征管依据。

通过涉外税收管理与国内税收管理的比较，可以看出涉外税收要比国内税收复杂的多，尤其是在防止国际逃税方面尤其困难，涉外税收的特殊性决定了要强化涉外税收征管,除了沿用国内税收的征管方法外,还必须采用一套行之有效的反国际避逃税方法。同时,还需与有关国家的税务机关进行交流,相互提供税务情报,才能有效地抑止国际避逃税,维护我国的权益。

而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之间贸易交流更加广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全球化，即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所引起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国界等关系到国家的因素相对减弱，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税收新问题。这样给国际税收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带了的国际税收管理难题。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国际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当前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等进行讲述，包括了课程理论体系庞大，众多理论派别林立、国际经济学对数学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当前很多高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中普遍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学生对数学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普遍感到理解困难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庞大、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较严重目前国内高校通常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提高教师素质建设好国际经济学教师队伍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正确处理好理论模型和现实经济问题分析的关系国际经济学教学中正确处理理论模型和现实经济问题分析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当前我国国际经济学教学存在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国际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着重从提高教师素质、理论联系实际、创新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教学方法；教学质量

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提高，目前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运用微、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和模型，因此，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强，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的课程。教学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也关系教学目的的实现，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大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普遍不高。因此，探索与国际经济学内容和体系相联系的、行之有效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对提高国际经济学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1课程理论体系庞大，众多理论派别林立

从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微观部分主要研究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说明国际贸易的起因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依据。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外汇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调整理论与政策、国际货币制度等。微观部分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诸多理论内容，宏观部分中的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内容更是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流派。

1.2国际经济学对数学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