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精选

2009年12月19日,经过为期近3周的艰苦谈判,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在达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后闭幕。协议内容很短,仅有十二段。记者在此将其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同意科学界的观点,全球气温升高必须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为此必须加强长期合作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要建立一个包括国际支持在内的全面适应计划。

第二,各国需合作实现全球和各国的排放尽快达到峰值。承认发展中国家排放达到峰值所需要的时间更长。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脱贫,低排放的发展战略对可持续发展也必不可缺。

第三,发达国家应提供充足、可预见和可持续的财政资源、技术和能力建设,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适应行动。

第四,附件一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同时包括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和一些东欧转型经济国家)承诺实施2020年单独或集体的减排目标,并于2010年1月31日前将该目标提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达国家在减排和资金方面的行动将根据公约缔约方通过的原则进行测量、报告和核查(MRV)。

第五,非附件一国家将实施减缓(Mitigation)行动,并自愿于2010年1月31日前将有关行动提交公约秘书处,此后每两年提交一次。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型发展中国家可自愿并在获得支持的基础上采取行动。非附件一国家将通报减缓行动的实施信息,并提供国际咨询和分析的机会。非附件一国家的减缓可寻求国际支持。得到国际支持的减缓行动也列入提交范围,并根据公约缔约方通过的原则进行国际测量、报告和核查。

第六,需支持通过森林减排,并应该为此建立一个机制,由发达国家来调动财政资源。

就在人们对这一次举世瞩目的会议普遍感到失望的时候,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却有了“突破性”进展。截至目前,已经有70多个缔约方作出了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量之和占世界总量的80%以上

西南地区的旱情,使得气候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距离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已经过去了3个月。就在人们对这一次举世瞩目的会议普遍感到失望的时候,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却有了“突破性”进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70多个缔约方作出了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量之和占世界总量的80%以上。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 会议对《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于2012年到期后之后全球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行动进行了艰难和激烈的讨论,并发表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协议设立了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同时各国将设立各自的2020年减排目标。

目前,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和欧盟在内的主要排放国都承诺了各自的减排量和减排方式。其中,欧美国家的承诺减排幅度在18.9%~24.7%之间

除了冰岛、乌克兰、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塞浦路斯、马耳他(上述国家没有提交承诺函,或者已经递交承诺函,但联合国文件中没有显示其历史排放量数据),按照各国提交的减排承诺,36个国家(包括欧盟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非欧洲国家)到2020年共计减排33.6~43.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8.9%~24.7%。

其中,欧盟27国的减排承诺是20%-30%,美国和加拿大提出按2005年基础减排17%(相当于以1990年为基础减排20%),澳大利亚的减排目标有三个5%、15%和25%(基准年为2000年),日本25%,俄罗斯为15%至25%,挪威30%至40%,白俄罗斯和克罗地亚的基础减排目标为5%。

2009年12月7日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被比作决战,为此,从3月开始,当地每个月都有以气候为议题的会议召开,从市长到民众,都在为2025年将本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零而狂热。

哥本哈根对减排的狂热,绝对不是从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主办城市开始的。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问哥本哈根时,哥本哈根市政府送出的官方礼物就是一辆特别设计的自行车,名为“城市自行车一号”,从那时起,交通工具在哥本哈根的重视程度排名就是自行车、公共交通、轿车。

作为世界首座自行车之城,城市面积4万多平方千米,自行车足以应付。目前36%的哥本哈根人骑自行车出行,他们还想让这一比率在其他国家也不断上升,哥本哈根的交通灯变化频率甚至是根据自行车踩踏平均节奏来设置的,专门开辟的自行车道上,匀速骑行完全不会遇上拥堵。

全市街头有一百多个免费停车处,20克朗(折合人民币19元)的押金就可以随意租借,在任意一个停车点还车都行,当然,如果没有停放在规定区域,就会承受高达1000欧元的罚款。

“丹麦的经济在过去25年时间里增长了70%,但能源消耗却没有增加,一直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丹麦环境与资源部部长ConnieHedegaard介绍。哥本哈根采取了50多项减排措施,自行车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所有的减排措施都成为一种风潮,政府官员赶赴气候峰会,要想不迟到,骑自行车甚至比开车保险。

自行车开始排挤轿车,那些大型停车场都是为自行车开辟的,现在,若轿车要建同等规模的停车场,政府的答复肯定是“让我想想”。像海上发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开发都是从因地制宜出发,但自行车,完全是政府引导的潮流。

从官员到民众的狂热让哥本哈根的碳排放量怎么也高不起来。这座著名古城中的新建筑,已经揭下了砖和瓦的厚重,清一色的落地玻璃窗、人工景观湿地,为了自然采光和保暖。在丹麦住家的玻璃窗要比其他国家贵一些,北欧城市的窗户防寒能力要求较高,成本自然也高,但高出的这部分政府补贴,不用市民自己掏。

“根本不需要谈判”

8月的联合国气候谈判波恩会议,形成了一份70页的文案;天津谈判,便是期望能够逐步去掉这份文案中的数百个括号说明;但这份文案注定要带着诸多括号走向坎昆

10月4日至9日,联合国气候谈判今年第三次会议在中国天津举行。这是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坎昆谈判之前的一次关键会议。

坎昆会议能否沿着巴厘路线图,完成哥本哈根未竟之事业,在2012年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之前,续以新的协议,保护全球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成为今年以来人们关注、频繁发问的一件大事;天津会议要为坎昆的谈判定基调,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坎昆谈判走向。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主办气候谈判。尽管这只是坎昆谈判前的一系列准备会议之一,但是各国都生出额外的好奇:中国为什么要主动承办?是为了影响哥本哈根之后的国际舆论,还是向世界表示中国走低碳之路的决心与成绩?大家对东道主为中国的这次会议,期望的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分别于6月、8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另两次谈判中,基本的努力方向就是把在最后一刻夭折的《哥本哈根协议》带回谈判桌。但收效甚微,两度提议都遭到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等产油国的强烈反对。会上,沙特阿拉伯的铭牌被暴怒的环保分子扔进厕所马桶,并拍照公诸互联网。《哥本哈根协议》中各国将各自减排目标在联合国合法化的内容,也被否定。

不过,在6月有争议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主席草案,在8月毕竟有了进展,一份70页的文案获得通过。这个文本为12月坎昆气候变化大会所准备,其中包括有数百个括号说明,实际上也就有了众多的谈判备选方案。

而天津谈判的内容,便是期望逐步去掉这些括号说明――从根本上说,是进一步淘汰目前为数众多的备选方案,以使坎昆谈判能够在一个可执行的范围内进行。

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特设工作组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减排行动没有新的承诺,灵活机制也使碳市场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马拉松式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延长一天以后终于在当地时间2009年12月19日下午3时30分闭幕。经过“加时赛”的密集磋商，各方代表终于取得初步共识，达成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气候变化谈判将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再次摆在了人们面前。

未交满意答卷

分析草案内容，除了确立全球2摄氏度的温控目标还相对务实外，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与资金援助都远离预期目标。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哥本哈根大会应确立2012年以后的减排目标以延续《京都议定书》，而草案只是给出一个远期的承诺，况且还是发达国家的老生常谈。若从这个意义上说，哥本哈根没有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促使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承担大幅度量化减排的任务，而是把主要问题拖到2010年的墨西哥会议。而且发达国家在技术转让领域也未作出承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于宏源说。

更重要的是，这份草案依然是一份政治性的协议框架，而不具法律约束力，无法在同一等级上续写《京都议定书》。

发达国家应负责

从12月7日开始的大会一度几近“崩盘”。为什么会议进程如此艰难?

专家认为，发达国家难辞其咎。首先，发达国家参会缺乏足够的诚意。比如在11日举行的“总揽关键方观点”新闻会上独缺美方代表，奥巴马总统抵达哥本哈根以后并没准时抵达会议中心，致使大会延后2小时才开；频频闹出的私拟草案风波也为大会平添波澜――在大会举行的第二天，一份由英国，美国、丹麦拟写的提案浮出水面，之后，主席国丹麦“违规”操作，私自抛出一份“丹麦文本”强使大会讨论。

即使是在会议最关键的后期，在对协议草案进行磋商过程中，美国也在转移注意力，将矛盾焦点转向减排数据透明度问题上，却回避了量化减排目标这一要害。“而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为推动大会取得成功，体现了充分的诚意，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做了一些变通。”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说。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09年12月19日闭幕,最后发表了《哥本哈根协议》。但国际社会仍持续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就相关话题发表看法。

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里・图里基2009年12月22日说,《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 “我们必须以现实的态度来看待会议的成果”,这是各方经过艰苦谈判取得的成果,“确实具有积极意义”。

国际能源机构发表公报,对《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表示欢迎,称该协议为下一步的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指导。公报说,《哥本哈根协议》呼吁发达国家作出承诺,从财政上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约需2000亿美元的投资,才能在2020年前建立起一套对碳依赖相对较小的能源体系,而发达国家在协议中承诺的资金援助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黄立安认为,《哥本哈根协议》至少有三个原因令人乐观: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首次在国际协议中承诺采取减缓行动;协议对“透明度”等焦点问题作出规定;协议规定了发达国家要承担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以及穷国提供财政援助的义务。他表示,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本月预告

第26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第26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于2010年1月5日拉开帷幕。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与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日本札幌冰雪节、挪威奥斯陆雪节并称世界四大冰雪盛会。

第四届国际热带兰花博览会

2009年的年终，全球的目光注都聚焦在哥本哈根。那里召开的气候会议将决定未来地球、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命运。

然而，会议开始各国的喋喋不休的争吵使哥本哈根会议又像正在变暖的气候消融冰雪一样正在慢慢化解人们的希冀。

即使从政治和科技两个方面看，哥本哈根就有着太多的阻力和负荷。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之后伴随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向大气中排放了过多的二氧化碳，这自然引起发展中国家内心的不平衡和不满。

然而，发达国家也有不满的理由。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正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高GDP，向大气中排放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也应当负起减排二氧化碳的责任。

因此，站在道义和公正的立场，各方都有义务检讨自己的立场。作为发达国家应当毫不犹豫负起道义的责任，不仅要承担主要的减排任务，还应当资助那些贫困的国家，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困难和负担。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变暖也负有责任，也应当有一定的具体承诺，减排二氧化碳，并把保护环境纳入国民的行为和生活准则中。

在科学的层面，过去和新的研究一再说明，地球气候的变暖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基本事实。如果我们相信科学，就得相信全球变暖确实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当然，谁也说不清楚更多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所造成的危害将来会有多严重，但按目前的情况，全球变暖的严重后果到2020年就会毕显无遗。只是，如果到那时再采取行动已经为时太晚。地球上的所有人，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将面临大自然的灾难。

无论哥本哈根出现多么大的争议，无论各个国家能够承诺的减排二氧化碳的数量是多少，达成像《京都议定书》一样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协议应当是地球人的公约数。如果达不成有法律约束性的协议，或者一部分国家并不签署这样的协议，都将是哥本哈根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

人类应当而且有能力、有智慧拒绝这样的失败!

能否达成有效的协议，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是否妥协，发展中国家只需要以积极的状态去跟随利益博弈的边界变动

今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当时，联合国气候峰会仍有余温，而在不到一个月后，世界瞩目的新一轮气候峰会就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奥巴马挑选这个时间点来访华，显然是为气候与能源问题而来的。在访华期间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气候与能源问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双方前述的具体领域的协议与备忘录中，气候与能源领域也同样是重重之重。外界也都纷纷猜测，通过此次访华，中美双方就哥本哈根会议的基本立场一定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于是人们对中美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推动达成共识怀有某种期待。

12月7日，世界气候大会在哥本哈根开幕，然而会议前期磋商的前景却不甚乐观，激烈的争吵和难以弥合的分歧超过了往届的历次会议，甚至还促成了峰会主席辞职的风波。许多悲观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可能达不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而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中美妥协的基础上。这不仅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中国已经日益成为与美国并肩齐名的碳排放大国，更是基于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人们隐隐感觉到中美联手主导的“G2时代”似乎在到来。

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相应地，随着中美双边关系日益成为世界政治中最为关键的双边关系之一，有舆论认为世界政治的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政治舞台将日益成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和较量。而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自然是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利益博弈舞台。如果哥本哈根会谈最终转变为中美两家的双边会谈与妥协，则无异于宣示了“G2时代”的到来。

但与外界的期待相反，在哥本哈根会谈的全过程中，中国并未抛出其与美国达成的默契立场来呼应舆论的这一猜测，而是始终坚持与以“基础四国”(即B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国)为首、以77国集团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共同进退。在77国集团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草案不满决定罢会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国集团立即商议并退席，与77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兄弟”保持一致的立场。而从中国代表团向外界所表达的立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所有让步与坚持，都是为了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中国始终把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的代表。

事实上，在人类面临的危机问题序列中，可以说饥饿与变暖问题“拔得头筹”。但是，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非洲穷国，除了要面临气候暖化的威胁，还要面临饥饿的挑战。或许，在应对气候暖化问题上，一个可行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富人要为穷人承担一定责任。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公约里提出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甚至就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在欧洲国家的要求下，联合国甚至取消了一些给中国的CDM项目，这本来属于正常的“碳交易”，还不是国际条约所说的资金和技术问题。由此可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之所以难以达成协议，根本就在于希望享受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欧洲等发达国家，不愿意提供技术和资金来帮助希望解决饥饿问题的发展中国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欧洲的问题不仅在于吝啬，也是由于囊中羞涩，为此只能寄望于美国了，或者就是鼓动NGO利用话语主导权向中国等施压。

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直坚持发达国家应为在消耗化石燃料的基础上积累的财富埋单，要求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免费提供技术，并在节能减排事业上给予足够的金融援助。美国政府的代表断然回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但正如中国官员在各种场合不断表示的，中国不要求也从未指望发达国家会愿意向中国自身提供技术与援助，中国的目的也并非在发达国家的援助中分得一杯羹。中国此举的目的就在于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讨一个说法”。

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一纸迟来的裁决书,没有改变达能与宗庆后和解的定局,但对合资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解读材料

9月30日,凌晨5时,古老的北京城格外静谧。长安街北侧、东三环边上的国际贸易中心,一间办公室里的灯光已经亮了一夜。身着浅色正装的中国商务部欧洲司欧盟处处长林文军,望着窗外尚未泛白的天空,松了一口气。

在他的主持调解下,法国达能集团与杭州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之间涉及上百亿元资产、惊动中法两国政府最高层的商战,终于露出了“和平”曙光。

六个小时后,准确时间为北京时间11时15分,宗庆后和法国达能集团国际事务法律总顾问欧阳伯堂在中法政府代表陪同下,来到北京东北三环外的希尔顿酒店,在三楼的商务中心正式签署和解协议。

简短的签约仪式结束后,宗庆后、欧阳伯堂、法国驻华大使苏和、法国驻华经济商务公使衔参赞泰思达、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永福以及林文军,六人一字排开,拍下了或许是“达娃”负责人之间的最后合影。此时,宗庆后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腼腆笑容。

宗庆后依旧穿着他常穿的蓝色衬衫,外搭简单西装。在参加签约仪式的六人中,只有他没有系领带――他向来不喜欢。

已经年过64岁的宗庆后,在成功创业之前,曾在浙江农村从事体力劳动15年,做过纸盒厂工人,卖过冰淇淋、汽水、花粉口服液……他的身上至今仍有着一股子当年的蛮劲。正是凭着这股蛮劲,在达能一度自信要让他“余生在诉讼中度过”的情况下,宗庆后在中国国内打赢了与达能之间的所有官司,并让这家用西方法制框架认识中国的法国公司,最终低下了高傲的头。

虽然达能与宗庆后签署的是和解协议,事实上等于输掉了这场争夺,输掉了中国市场。

2009年12月19日,被迫拖延了一天才闭幕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达成了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这显然难以与《京都议定书》相提并论。这个结果再次印证了今年以来越来越清晰的一点:美欧等发达国家,如若得不到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配合,根本无力推动相关国际多边议题。美欧国家惯常使用的小范围达成协议、再通过各种途径施压别国接受的手法,已经行不通了。

哥本哈根大会不时呈现出的无序和混乱,令人怀疑丹麦等欧洲国家是否具备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协调和掌控能力。丹麦和澳大利亚在会议初期拟定的“偏心草案”不慎外流,引发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会议期间屡次发生部分国家抵制会议,使会议数度陷入僵局。会议后期,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被突然替换,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仓促上阵,违背会议基本程序,草率推出“丹麦草案”文本,试图强加给其他缔约方,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而哥本哈根大会前突发的涉及美国和欧洲气候变化科学家之间一系列私人电子邮件的“气候门”事件,直到大会结束,也没有得到一向强调公开透明的相关美欧国家政府的解释说明,致使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

从科普教育意义上讲,哥本哈根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在接近两周的会期中,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哥本哈根,相关气候变化理念得到空前密集的关注。哥本哈根大会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美欧等发达国家罔顾排放的历史责任,不仅试图要架空《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承担强制性减排,同时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援助为施舍,提出很多苛刻的附加条件。相比而言,中国做出的减排承诺,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也不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减排行动挂钩。中国的大国风范得到了与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肯定。经过此次大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美欧等国家的信任,加深了对美国这一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反射性的不信任”,发达国家已经丧失了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道义上的感召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感言中曾谈到,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类更容易认识到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但事实上,由于美欧的固执和偏激,过多关注降低排放,忽视或者有意回避帮助相对落后的国家有能力适应全球气候的变化,甚至不惜牺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利和空间。这实际上是用损害发展中国家子孙后代的福利和生活质量,来维持发达国家现有的奢侈的生活水准。

发达国家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使之有能力(技术和资金)采取高成本的低排放举措。比如哥本哈根政府提出到2025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零排放城市,采取的措施包括使风力发电成为主要的发电形式,推广电动车和氢动力车。在哥本哈根街头设有生物垃圾回收处理箱,并用太阳能板为其供电。而这些昂贵的举措和设备显然是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的。这些显著的差异,更凸显了发达国家的排放属于奢侈排放和生活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属于生存排放和发展排放。即便在发达国家,对于高成本的减排举措也并非都可以接受。美国商界就指出,大幅降低化石燃料的消耗,可能增加其生产成本,使其面对效率更高、更具竞争力的中国,处于不利地位。而澳大利亚参议院2009年12月2日再次否决了政府提出的碳排放交易议案,认为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不应该削弱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就业机会同时为国内高能耗产业增加负担。

越来越多的现实告诉发展中国家:完全指望别国救助来解决本国的经济和安全问题,是不可靠的和不体面的,最终还是要依靠本国经济的自主发展。经济发展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唯一道路,任何试图阻遏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权益的图谋,都会受到占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