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论文范文精选

内容摘要：PPT（ProPoorTourism）是第一个把反贫困和旅游联系起来的概念。但由于其带有非公平的歧视含义，已经被ST-EP（SustainableTourism-EliminatingPoverty）用法所取代。把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途径可以引导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走向繁荣，甚至帮助一些国家摆脱贫困。目前许多国际发展机构正密切关注这一领域，并开始帮助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实施ST-EP战略。正确把握和理解这一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的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关国际组织或基金的捐助，切实推进旅游扶贫。

关键词：PPTST-EP旅游扶贫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超过50个的旅游业产值在本国国民经济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业也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中，唯一显示顺差的一项服务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2000年的统计，第三世界旅游业当年的顺差额达到6600万美元。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一些援助组织和国际基金机构才意识到旅游业可以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武器。

PPT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它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局资助的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合作组织（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为“引导贫困人口净利益增长的旅游”。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减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以提高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扩大非经济的生存利益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与合作为目标。它关注的焦点不是哪一种旅游产品或是哪一类旅游企业能带来上述目标的实现，而是到底有多少净利益的增长是为贫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与PPT意义最相近的词汇是“旅游扶贫”。

PPT强调的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发展”便不仅代表着经济总量的增加，更意味着质的方面的变化，包括最基层贫困人口的脱贫、观念贫困的根除、贫困人口发展机会的增加等核心问题。只有人口的质提高了，才能增强贫困地区的能力建设，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返贫的机会。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义的提升

一、教育扶贫的形式与教育扶贫工程

教育扶贫作为致力于解决教育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一种有效措施，其主要形式包括：（1）开办“教育扶贫班”；（2）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与就业扶贫；（3）为国家扶贫重点县建立现代远程教学站；（4）实施教育扶贫工程；（5）设立教育扶贫基金，为贫困学生提供必要而稳定的经济保障；（6）捐献钱物；（7）国家和社会机构为学校提供各种资金，为在校学生提供奖、贷、勤、补、减的资助体系等。教育扶贫工程是为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涉及的680个县实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该工程旨在通过全面加强基础教育、加快发展现代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能力、提高学生资助水平以及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等举措，让农村落后地区的青少年普遍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劳动者人人掌握职业技能，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者素质，使连片特困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就我国来说，在国家层面，我国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是在1995年，为推动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党和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这是一项教育扶贫的伟大工程，在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利用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组织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从地方层面来说，最早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的是2002年辽宁省实施“大中城市对口支援贫困地区中小学工程”“省内高校对口支援贫困县基础教育工程”“各市城镇学校对口支援农村中小学工程”和“社会各界援助贫困地区中小学工程”系列教育扶贫工程。

国外如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相对较早。日本的教育扶贫实践最为典型并具有借鉴意义。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大量的失业、无业人群聚居东京的城郊，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鉴于此，日本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实施了几个主要教育扶贫政策：其一，在特殊地区尤其是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建立贫困学校；其二，在收容所设立附属小学；其三，成立专门的夜校；其四，重视偏远山区的教育扶贫。美国将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通过制定专项政策，确保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设立专项资金，完善农村学前教育机构条件；采取专项措施，保障农村学前教育优质师资，对提升美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英国则采用“差别原则”实施“教育优先区”方案和“教育行动区”计划。

二、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与作用

同志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教育扶贫作为一种扶贫开发的方式，是针对农村地区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的现状所提出的一项旨在提高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提质高农村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举措。这对提高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也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分布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维护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最终实现全国教育事业的“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

（一）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教育公平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亦或是在古代和现代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的现实矛盾情况下，教育公平的问题愈发凸显和激化。教育公平有三个层次的目标，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必须包括这三个层次：(1)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2)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3)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很多手段和途径，包括政策制度的保障、经费投入、教育信息化等。教育扶贫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之一。它通过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或者是使其获得一技之能，增加其人力资本，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因此，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具有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二）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作用教育扶贫作为推进实现教育公平的一项举措，对于实现教育公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社会、学校、个人通过不同的名义，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教育扶贫，其目的就是要提高教育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这些教育扶贫工程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有力地推进了教育公平。以湖北省为例，秦巴山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以及恩施州地区的入学率、毕业率等受教育情况，自从湖北省政府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投入、政策制度保障，以及一些部属和省属高校的对口支援等扶贫工程的帮助，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教育扶贫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公平的发展。反之，在逐渐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也对教育扶贫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教育公平促进了教育扶贫工作的多元化、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得教育扶贫的工作更加多元，更加注重地区、人口特点，更加富有成效。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不断完善着双方的发展，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最终将实现双方的优化以及效果的最大、最优化。

摘要：中国农村在反贫困领域已经进入了“两轮驱动”(低保和扶贫开发)的历史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对扶贫开发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机制进行重新认识和设计。本文在回顾农村低保制度出台背景和实施过程并展望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低保制度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潜在影响，对低保制度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功能定位进行了重新认识和界定，并据此初步设计了“发展型”的工作机制。

关键词：农村低保扶贫开发功能定位发展机制

2007年7月，在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在全国农村全面施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3月，中央决定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新的标准将原来的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并统一提高到家庭人均纯收入1，196元。上述制度安排标志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国政府对抗贫困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两轮驱动”的历史阶段：低保制度维持生存、扶贫开发促进发展，开发与救助相结合。

作为一项重大而且长期的制度安排，低保制度必然对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产生巨大影响。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所有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都是扶贫开发工作部门的职责所在，而在低保制度背景下，扶贫开发的工作对象和工作职责与目标已经发生变化，职能部门对此不仅必须在理论上要有清晰认识，更应在实际工作中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设计。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在低保制度背景下，扶贫开发应该有着区别于低保的职能定位和工作分工，对此已有共识。但究竟如何定位，建立什么样的工作机制才能实现其“发展”目标，迄今为止尚未见到系统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

一、农村低保制度出台背景和实施过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制度)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在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援助的社会保障制度。其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对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行差额救助，其保障对象则是处于温饱线以下的贫困家庭。

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财力稳步提高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切实解决少部分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让贫困人群分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探索建立城市低保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2006年9月底，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2，227余万人，人均月保障标准为162元，1至9月份的人均补助差额为76元。应当说，中国城市低保制度基本覆盖了全体城镇居民，城市低保制度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我国对农村低保制度的探索并不晚，实际上还早于城市，但受传统农村集体福利思维定式的束缚和农村税费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其进展一度比较缓慢。2003年，在城市低保制度取得突破后，民政部着手重新部署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工作，并决定在在全面摸清农村特困户底数的基础上，在未开展农村低保制度的地区建立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由此中国农村形成了低保制度和特困户救助制度“双轨并行”的局面。这一制度安排也在事实上为顺利实现“全民低保”目标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大战略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民生的关注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步伐因此明显加快。到2006年底，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省区市已经达到24个，2007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都已经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了2,068万人。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并确保在年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到户。至此，先经地方政府实践探索，后经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终得以全面确立施行，这是中国政府继全面取消农业税等重大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决策。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现状；对改进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几点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重点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贫困状况明显缓解、重点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生活环境得到改善、贫困群众素质得到提高、存在许多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地方、扶贫资金的投入与扶贫任务的艰巨性不相适应、扶贫方式与增强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不相适应、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与有针对性地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不相适应、资金管理手续繁琐与提高工作效率不相适应、扶贫机构自身建设与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不相适应、全体动员，加大扶贫投入、统筹兼顾，努力增加群众收入、突出重点，瞄准贫困群体、强化服务，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等，具体请详见。

一、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现状

自2001年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以来，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乡、村的各级干部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重点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贫困状况明显缓解。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以来，在上级扶贫部门的正确指导和亲切关怀下，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井冈山革命精神，千方百计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永新县石桥镇白鹭村全村养殖鱼苗600多亩。户均超过一亩；井冈山市睦村乡靠种植油茶、果树增加收入，实现脱贫致富。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市贫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59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20，1万人。

二是重点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在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中，我们在坚持工作到村，扶贫到户原则的同时，十分注重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近5年，全市投入扶贫资金19156万元，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扶持贫困乡、村农田基本建设项目2180个，扶持交通建设项目1060个，扶持电力建设项目53个，扶持文教卫生项目141个，兴建和改造乡村中、小学117所，乡村卫生院24所。永新县怀忠镇茶源村和石桥镇北岭村每个村小组都通了水泥路，交通重要条件极大改善。

三是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坚持整村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在重点村进行了新农村建设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各重点村开展“三清三改”，使各重点村脏、乱、差环境得到有效整治，村容村貌大有改观。永新县怀忠镇茶源村共有15个自然村，其中有11个自然村已实施了新农村建设，现在村内环境优美，村容整洁，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同时，还为8.28万户贫困群众安装了自来水；建沼气池3.09万座，受益农户达3.13万户；贫困群众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四是贫困群众素质得到提高。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综合素质作为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一是大力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近五年，全市扶贫系统共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1421期，培训12.3万人次。二是着力抓好劳动力转移培训。我们按照政府扶持，群众参与，市场运作，分级负责的原则，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2005年以来，全市扶贫系统劳动力转移培训达42845人次，通过培训农民工劳务收入普遍提高。

多年来的扶贫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贫困地区群众也比较满意。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相互衔接的对策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扶贫开发工作与农村低保工作是相互衔接、扶贫开发扶持与农村低保对象识别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实施，滋长了部分贫困户懒惰之风、低保维持生存，扶贫促进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建立健全贫困识别机制、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应稳步渐进、逐步完善、适时调整扶贫开发政策措施、调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调整扶贫开发投入体制、调整扶贫开发主要政策、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突出重点，统筹扶贫规划等，具体请详见。

一、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扶贫开发工作与农村低保工作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只有合理配置二者的社会资源，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充分发挥两方面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扶贫开发工作和农村低保制度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两项工作分别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部门实施，又因部门之间统计口径不同，实施办法和方式不同，故而二者在实施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问题。

1、扶贫开发扶持与农村低保对象识别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扶贫开发扶持和农村低保对象识别过程中，扶贫、民政部门由于受工作经费缺乏、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及统计口径不一等影响，很难百分之百准确确定扶贫、低保对象，难免会出现该扶贫而没有扶贫、该低保救济而没有享受低保救济的现象。

2、现有低保资金有限，不能达到“应保尽保”。如我县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财政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配套资金落实农村低保，致使低保标准低。据统计，2008年全县有贫困人口32041人，占总人口的6.96％；纳入农村低保的贫困人口只有18830人，占贫困人口的58.7％，还有41.3％的贫困人口未享受农村低保。另外，低保补差也较低，2008年我县农村低保人均补差只有52.7元。

3、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实施，滋长了部分贫困户懒惰之风。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和现行的农村低保政策，覆盖面广，滋长了部分人的懒惰习惯。如有些贫困户，自定为低保户以后，每个月都往银行跑，看政府是否把钱存入折子，一旦进账则取出消费一空。此举一方面反映出贫困户确实贫困，家里的大部分开支寄希望于低保金；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部分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对发展生产存在畏难情绪，迈不开步子。

二、加强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相互衔接的对策建议

低保维持生存，扶贫促进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并行不悖、功能各异，不能互相替代，是今后我国完善扶贫战略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低保是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兜底性”的制度安排，而扶贫开发则是实现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因此，只有把开发式扶贫方针与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起来，才能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摘要：目前，对于是否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存在不同看法。文章认为：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表明，开发式扶贫方针是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必须坚持。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式扶贫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行完善与拓展。

关键词：开发式扶贫方针；参与式扶贫体系；完善与拓展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期评估结果显示，纲要实施5年来，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927万减少到2365万，减少了562万；低收入贫困人口从6102万减少到4067万，减少了2035万。同时，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2005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访问中国时说：“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数据也显示，我国减少贫困人口的速度明显趋缓。20世纪80年代，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70万；90年代年均减少620万，进入2l世纪年均减少只有150万。于是，对如何解决剩下的2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的问题，有关讨论提出了多种解决办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方针已不适应新阶段的扶贫形势，扶贫应以救济救助为主。目前农村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只要国家财政给每个贫困人口提供1000元生活保障，也就是每年拿出200多亿元，农村的贫困问题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农村贫困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简单地用低保的方式解决现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否定开发式扶贫方针，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我国农村目前贫困问题的实际，也不符合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基本方针，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笔者在同意后一种观点的同时认为：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表明，开发式扶贫方针是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必须坚持。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式扶贫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行完善与拓展。

一、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必然性

回顾我国扶贫工作的历程，根据推动减贫的主要手段，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一是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我国基本采取传统的社会救济扶贫方针，政府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和制度变革实现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平均化，总体上避免了贫困程度的加深；二是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大规模减缓贫困，这一阶段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逐步形成了我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方针，即开发式扶贫。

开发式扶贫是对过去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经多年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2001年我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指出，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据此，开发式扶贫方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贫困农户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2)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国家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赈资金，鼓励、支持贫困农户投工投劳，开展农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3)国家安排优惠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重点帮助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项目，促进增产增收；(4)开展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5)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发展后劲。

摘要：中国农村在反贫困领域已经进入了“两轮驱动”(低保和扶贫开发)的历史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对扶贫开发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机制进行重新认识和设计。本文在回顾农村低保制度出台背景和实施过程并展望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低保制度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潜在影响，对低保制度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功能定位进行了重新认识和界定，并据此初步设计了“发展型”的工作机制。

关键词：农村低保;扶贫开发;功能定位;发展机制

2007年7月，在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在全国农村全面施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3月，中央决定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新的标准将原来的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并统一提高到家庭人均纯收入1，196元。上述制度安排标志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国政府对抗贫困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两轮驱动”的历史阶段：低保制度维持生存、扶贫开发促进发展，开发与救助相结合。

作为一项重大而且长期的制度安排，低保制度必然对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产生巨大影响。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所有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都是扶贫开发工作部门的职责所在，而在低保制度背景下，扶贫开发的工作对象和工作职责与目标已经发生变化，职能部门对此不仅必须在理论上要有清晰认识，更应在实际工作中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设计。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在低保制度背景下，扶贫开发应该有着区别于低保的职能定位和工作分工，对此已有共识。但究竟如何定位，建立什么样的工作机制才能实现其“发展”目标，迄今为止尚未见到系统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

一、农村低保制度出台背景和实施过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制度)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在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援助的社会保障制度。其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对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行差额救助，其保障对象则是处于温饱线以下的贫困家庭。

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财力稳步提高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切实解决少部分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让贫困人群分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探索建立城市低保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2006年9月底，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2，227余万人，人均月保障标准为162元，1至9月份的人均补助差额为76元。应当说，中国城市低保制度基本覆盖了全体城镇居民，城市低保制度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我国对农村低保制度的探索并不晚，实际上还早于城市，但受传统农村集体福利思维定式的束缚和农村税费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其进展一度比较缓慢。2003年，在城市低保制度取得突破后，民政部着手重新部署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工作，并决定在在全面摸清农村特困户底数的基础上，在未开展农村低保制度的地区建立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由此中国农村形成了低保制度和特困户救助制度“双轨并行”的局面。这一制度安排也在事实上为顺利实现“全民低保”目标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大战略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民生的关注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步伐因此明显加快。到2006年底，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省区市已经达到24个，2007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都已经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了2,068万人。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并确保在年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到户。至此，先经地方政府实践探索，后经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终得以全面确立施行，这是中国政府继全面取消农业税等重大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决策。

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要“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持”，“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四川省南江县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如何围绕“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南江”工作主题，打好老区扶贫攻坚战和发展翻身仗，值得思考。

一、扶贫开发前提在顺势借势

“势”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判断；“势”是一种发展态势，也是一种历史机遇。顺势借势，就是科学认知机遇、准确把握机遇，在抢抓机遇中形成新的优势、实现新的发展。由于历史欠账多、发展底子薄、造血功能差，南江的发展仍是低基础上的新发展、增长仍是低水平上的新增长、进步仍是低起点上的新进步，基本县情要求我们必须抓好扶贫，根本任务决定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最大实际促使我们拼抢机遇。南江扶贫开发，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要登高望远谋势。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谋全局。南江扶贫开发若仅靠自身力量推进，不仅过程长、成本大、见效慢，而且同发达地区差距会更大，抓住机遇不仅能加快，而且会事半功倍。全县各级干部要不断强化知责之心、担责之能、履责之行，不断提高捕捉机遇、把握机遇、利用机遇、创造机遇的能力；要组织专门力量学习政策、研究政策、对接政策、细化政策、培训政策、宣讲政策，将国家普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最大程度地转化为项目、转化为加快南江发展的资源和财富；要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一线情况和阶段特征，使决策达到愿与事相一、人与事相宜、时与事相适；要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活动常态化；要强化垫背意识，立足当前，狠抓长远，多干打基础、谋长远、利百姓的事。

二要眼观六路谋市。环境千变万化，机遇稍纵即失。市场经济条件下，机遇无处不在，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才能抢占先机，否则就会错失良机。扶贫开发的基础在改善民生，重点在产业发展，核心在增收致富，出路在市场拉动。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市场规律，对接市场需求，做强市场商品，发展市场经济。向上看，要吃准摸透市场行情，准确把握发展方向；向下看，要突出南江资源优势和传统产业，做大主导产业，扩大市场份额；向前看，别只想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要多思考长远发展、长期规划、长年打算；向后看，边前进边回顾，边推进边总结，力求扬长避短、难中求进；向外看，向先进典型学习，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向内看，多自我检查、自我总结，增强抓扶贫开发的主动性。

三要沉下身子谋事。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机遇是一种可能性，不是现实性。机遇多，但利用率低，产生的效果不一定好；机遇少，但利用率高，往往会产生奇迹，关键要在实干中利用和转换机遇。全县各级干部要沉下身子，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要围绕“四个特别”，加快机关效能建设，采取铁的手段，彻底根除“醒得早、起得晚”，“说得多、做得少”，“出经验、不出成果”，“思想解放、行动迟缓”等痼疾。要始终保持一种“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以主动出击的战斗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做一个积极主动的执行者，领导苦抓，部门苦战，干部苦干；敢于吃苦，敢于吃亏，敢于吃硬；稳住心神，坐稳板凳，扎稳马步，不讲困难讲实干，不讲条件讲发展，不讲得失讲奉献，主动出击，创新突破，逗硬落实，奋发有为。

二、扶贫开发重点在有序开发

客观地讲，南江扶贫开发形势严峻，无论是GDP，还是人均纯收入，都大大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甚远相差太远。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返贫现象广，整体贫穷落后，是我们的基本县情，如果面面俱到，很难突破。要坚持“输血”与“造血”有机结合，更加注重“造血”，抓重点、抓关键、抓根本，这是我们开创扶贫开发工作新局面的现实选择和有效途径。

内容摘要：PPT（ProPoorTourism）是第一个把反贫困和旅游联系起来的概念。但由于其带有非公平的歧视含义，已经被ST-EP（SustainableTourism-EliminatingPoverty）用法所取代。把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途径可以引导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走向繁荣，甚至帮助一些国家摆脱贫困。目前许多国际发展机构正密切关注这一领域，并开始帮助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实施ST-EP战略。正确把握和理解这一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的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关国际组织或基金的捐助，切实推进旅游扶贫。

关键词：PPTST-EP旅游扶贫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超过50个的旅游业产值在本国国民经济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业也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中，唯一显示顺差的一项服务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2000年的统计，第三世界旅游业当年的顺差额达到6600万美元。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一些援助组织和国际基金机构才意识到旅游业可以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武器。

PPT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它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局资助的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合作组织（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为“引导贫困人口净利益增长的旅游”。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减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以提高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扩大非经济的生存利益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与合作为目标。它关注的焦点不是哪一种旅游产品或是哪一类旅游企业能带来上述目标的实现，而是到底有多少净利益的增长是为贫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与PPT意义最相近的词汇是“旅游扶贫”。

PPT强调的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发展”便不仅代表着经济总量的增加，更意味着质的方面的变化，包括最基层贫困人口的脱贫、观念贫困的根除、贫困人口发展机会的增加等核心问题。只有人口的质提高了，才能增强贫困地区的能力建设，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返贫的机会。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义的提升

摘要在对贫困文化进行界定之后,深入分析了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进而探讨消解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的途径。

关键词:文化扶贫;贫困文化;文化富民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对农村进行“输血”或“造血”式扶贫。其结果是在“输血”的同时,造就了一批“懒汉村”,“等、靠、要”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春等救济粮,冬等棉衣裳,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而近几年的“造血”工程,前景也不容乐观。不管是送技术、送信息、帮助农民修路、上项目、办企业,还是与农民结对子,建农机站,这些花费很大心血建立起来的设施与场所往往成了摆设,与扶贫目的相距很远,导致大量的扶贫资金流失,最终迫使“造血”工程“胎死腹中”。

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国家每年下拨的扶贫资金成倍增长、财政支农资金以每年数百亿的速度递增的同时,还是解决不了某些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依靠国家的“三农”政策,通过自身的努力,很快就摆脱贫困,而另一些人却整年与贫困相随相伴呢?国家的扶贫政策为什么得不到实际的经济效益呢?笔者根据自身长期的调查,发现造成一些地区持续贫困的原因根本不在物质的支持方面,而根源于农村长期固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贫困文化”。因此,能否消解农村的贫困文化,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1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贫困与其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

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的一套“病态”的价值信仰系统,他们不愿意也不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不期望走向上层社会……逐渐地,他们有了相悖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生活方式。在他看来,贫困文化首先是一种亚文化,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不相容而处于边缘状态的特有文化。处于贫困文化中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认识自己的困难。其次,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承的特性。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其结果形成了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一旦形成贫困文化,穷人就会不断招募新成员,并通过耳提面命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教化和引导,将病态的信仰快速传递给未成年人,把他们锁进贫困、绝望而堕落的怪圈,训练他们成为社会的底层人。

在我国,贫困文化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具体可归结为: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安贫守旧、求稳求全、知足常乐的生活观,重农轻商、不思变革、重义轻利的财富观,安土重迁、守望田园的乡土观,好逸恶劳、办事拖沓的人生习性,厚死薄生、奢办婚事的消费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消极等待、恪守传统的时间观,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群观,生性多疑、盲目排外的人际观,急功近利、恶意“杀熟”的功利观等,不一而足。由此可知,“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所以,贫困文化是一种社会的、习俗的或心理的因素促成的社会积淀,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它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形成一种消极的价值取向和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并与目光短浅、空虚无聊、听天由命、自暴自弃相联系,是个人、家庭和社会贫困的根源。

贫困文化的产生可以从传统和现代2条线索去挖掘。从传统方面来看,费孝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我国传统社会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他认为,“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2]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信奉“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生活方式,循规蹈矩地守着自己的“土窝”,对外部的世界、外部的文化有着本能的排斥,正如鲁迅笔下阿Q居住的“土谷祠”一样,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有时甚至为了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而“饿死不离乡”。其次,封闭的地域性使得“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被尊奉为理想的社会。在这些地方,往往交通不便,公共设施短缺,信息不畅。这些是贫困文化产生的地域性土壤。这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地缘关系,自然促成了贫困地区的乡土观念和落后的价值理念。再次,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形成贫困文化的制度性因素。农民由于社会排斥而实现不了自己的“预期”,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人们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偷生。”[3]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土地至上、小农本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多子多福、知足常乐、听天由命是我国广大农村普遍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