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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贫困是一个长期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性问题,是一个贯穿于人类社会生存和进步的历史性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从2011年起制定的扶贫政策加大了对贫困对象的人口覆盖范围,标志着我国经济扶贫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扶贫工作的多样性渐渐凸显出来,“健康扶贫”工作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为扶贫焦点。
关键词:健康;贫困;扶贫;措施保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民生调研专项课题(课题编号:201601414)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健康扶贫实施中的措施、保障
收录日期:2017年2月8日
一、贫困的定义
贫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有不同的涵义,它隶属于一个历史和社会范畴,1989年欧洲共同体定义贫困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一、教育扶贫的形式与教育扶贫工程
教育扶贫作为致力于解决教育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一种有效措施,其主要形式包括:(1)开办“教育扶贫班”;(2)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与就业扶贫;(3)为国家扶贫重点县建立现代远程教学站;(4)实施教育扶贫工程;(5)设立教育扶贫基金,为贫困学生提供必要而稳定的经济保障;(6)捐献钱物;(7)国家和社会机构为学校提供各种资金,为在校学生提供奖、贷、勤、补、减的资助体系等。教育扶贫工程是为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涉及的680个县实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该工程旨在通过全面加强基础教育、加快发展现代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能力、提高学生资助水平以及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等举措,让农村落后地区的青少年普遍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劳动者人人掌握职业技能,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者素质,使连片特困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就我国来说,在国家层面,我国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是在1995年,为推动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党和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这是一项教育扶贫的伟大工程,在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利用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组织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从地方层面来说,最早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的是2002年辽宁省实施“大中城市对口支援贫困地区中小学工程”“省内高校对口支援贫困县基础教育工程”“各市城镇学校对口支援农村中小学工程”和“社会各界援助贫困地区中小学工程”系列教育扶贫工程。
国外如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相对较早。日本的教育扶贫实践最为典型并具有借鉴意义。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大量的失业、无业人群聚居东京的城郊,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鉴于此,日本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实施了几个主要教育扶贫政策:其一,在特殊地区尤其是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建立贫困学校;其二,在收容所设立附属小学;其三,成立专门的夜校;其四,重视偏远山区的教育扶贫。美国将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通过制定专项政策,确保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设立专项资金,完善农村学前教育机构条件;采取专项措施,保障农村学前教育优质师资,对提升美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英国则采用“差别原则”实施“教育优先区”方案和“教育行动区”计划。
二、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与作用
同志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教育扶贫作为一种扶贫开发的方式,是针对农村地区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的现状所提出的一项旨在提高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提质高农村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举措。这对提高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也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分布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维护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最终实现全国教育事业的“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
(一)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教育公平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亦或是在古代和现代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的现实矛盾情况下,教育公平的问题愈发凸显和激化。教育公平有三个层次的目标,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必须包括这三个层次:(1)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2)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3)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很多手段和途径,包括政策制度的保障、经费投入、教育信息化等。教育扶贫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之一。它通过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或者是使其获得一技之能,增加其人力资本,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因此,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具有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二)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作用教育扶贫作为推进实现教育公平的一项举措,对于实现教育公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社会、学校、个人通过不同的名义,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教育扶贫,其目的就是要提高教育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这些教育扶贫工程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有力地推进了教育公平。以湖北省为例,秦巴山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以及恩施州地区的入学率、毕业率等受教育情况,自从湖北省政府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投入、政策制度保障,以及一些部属和省属高校的对口支援等扶贫工程的帮助,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教育扶贫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公平的发展。反之,在逐渐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也对教育扶贫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教育公平促进了教育扶贫工作的多元化、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得教育扶贫的工作更加多元,更加注重地区、人口特点,更加富有成效。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不断完善着双方的发展,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最终将实现双方的优化以及效果的最大、最优化。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人的本质,从人的本质出发,积极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用思想政治指减灾扶贫工作,促进减灾扶贫工作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 减灾扶贫
减灾扶贫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扶贫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始终把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把防灾减灾扶贫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防灾减灾扶贫,努力促使全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有利于在更大程度上释放消费潜力,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扶贫可以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培养正确的财富观念,促使效率的更快增长,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能够把思想政治工作与防灾减灾扶贫工作充分、有机结合,把思想政治工作应用于减灾扶贫工作的全过程?笔者认为,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提高人道主义意识,培育全社会扶危济困的自觉意识,促进全社会参与防灾减灾扶贫,持续创建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充分利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大力开展人道主义教育
大力弘扬人道主义,弘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浓厚的氛围能够感染人、启发人、鼓舞人、约束人,思想政治工作有良好的基层基础和组织形式,防灾减灾扶贫工作重点在基层,因此可以把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扶贫思想、救灾知识、减灾扶贫政策,提高全民慈善意识,提高全民防灾意识、知识水平和避灾自救能力。充分利用思想政治工作来渲染氛围,让思想政治工作入脑入心。
二、开展有针对性的减灾扶贫思想政治工作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针对性,由于减灾扶贫对象不同,其思想、言论、行为也是多样的复杂的,同时个人有不同性格、理解能力、文化水平、社会阅历、工作态度、适应性等,对于同等事件、现象、突发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思想,采取不同的措施。
所以,减灾扶贫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可以利用事件的针对性和个人、岗位的针对性相结合。针对城镇低保人员、下岗困难人员、残疾人员、天灾人祸人员、基层员工等,在进行不同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过程中,积极开展减灾扶贫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人道主义传播。有针对性开展防灾减灾扶贫专业知识,实现“我为人人”。
自于2013年11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各级政府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此次的第三方评估之行就是为检验和考核扶贫成效而展开的。我参与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已有数次,每一次参与都对其含义和意义产生新的理解。脚步不停,思考不止,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在路上,思考也在路上。
初会其意:“第三方评估为精准扶贫保驾护航”
进行工作,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自加入精准扶贫工作以来,我就一直在寻找自己作为第三方评估工作人员的定位。之前,对贫困现状的调查、扶贫计划的制定、扶贫措施的实施、扶贫效果的评估都由政府来进行,政府既是扶贫工作的实施者,又是扶贫成效的考核者,这样的安排不甚合理,可能导致个别腐败现象的产生,影响扶贫工作的成效。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根据自身的政绩需要,刻意隐瞒贫困户的真实数量和具体情况,强行进行“数字脱贫”,如此,扶贫效果可想而知。第三方评估的出现恰恰能够弥补政府“自我评估”的缺陷,对政府而言,第三方评估相当于是一个外部制衡机制,对政府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起初,我始终将自己作为监督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调研的过程中也处处“提防”着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清场”是常有的事。我认为他们会对农户的回答,特别是满意度方面的回答,产生一定的干扰,相反,我非常注重倾听农民的观点。
然而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农户自身存在隐瞒收入的情况。 “钱财不外露”的观念导致谎报收入的情况较严重,我采访的农户几乎都会说类似“没有多少钱”“没有种什么”“赚不了多少钱”这样的话,这就需要调研员们刨根问底、明其所以,通过自己所见所听来识别农户言语的真实性。
经过调研我渐渐明白,第三方评估是精准扶贫的有力工具和保障。作为第三方评估的工作人员,我们应正确处理好与政府以及被调查农户之间的关系,既要监督地方政府,识破其面子工作及弄虚作假、敷衍了事的不当行为,对脱贫成效进行考核,又应向上级政府反映调查结果,打破省市县乡政府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既要维护农户的参与权和话语啵了解农民对扶贫工作最真实的看法和最需要的帮扶形式,又要防止被刻意隐瞒收入的农民误导,造成数据收集和判断上的误差。
总而言之,第三方评估是一个客观的机制,不偏听偏信任何一方,运用科学的方法做出客观的判断,不倾斜、不偏袒、不同情,才能达到为精准扶贫保驾护航的目的。
再探其实:“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一、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和国家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而提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而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任务更为艰巨,形势更为严峻,有诸多不可回避的难点、难题,必须清醒认识,并认真解决,也必须发挥扶贫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那么,如何发挥作用,首先要分析与认识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第一,解决广义的贫困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一致,内涵与标准相通。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包括经济意义的狭义的贫困,还包括社会、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广义的贫困。从广义的方面理解,消除贫困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内涵与标准是相通的,途径与手段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消除经济意义上的绝对贫困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贫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大障碍,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如果贫困人口不能稳定解决温饱,不能解决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新农村建设就无从谈起。
第三,贫困乡村是新农村建设的难点,也自然是重点。贫困地区因其长期贫困,加之受自然、历史、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存在着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也就决定了贫困乡村必然是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和重点。
第四,扶贫开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农村扶贫开发是消除贫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和手段,贫困地区要想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必然离不开“治穷工程”和“发展工程”。因此,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前最紧迫、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将扶贫开发做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来抓,加快减贫进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五,整村推进等扶贫开发工程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好形式,是最佳结合点。当前,整村推进扶贫等项扶贫工程是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扶贫方式,其建设内容与新农村建设提出的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是一致的,是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最佳结合点。
二、清醒认识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
【摘 要】本文将分析文化扶贫的基本信息,了解现阶段文化扶贫的现状,结合湖北实际情况,阐述文化扶贫在地区文化构建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以帮助我们加强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关键词】文化扶贫; 地方文化;意义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综合体,它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载体。在我国广大落后地区,文化知识的普及一直存在滞后性,地区文化知识的落后,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条件艰苦,思想保守且知识陈旧,地方文化体系的构建工作困难重重。针对落后地区文化知识的缺失,我国从上世纪以来长期开展文化扶贫,将现代化的知识和精神财富普及到贫困地区,提升人民的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同时帮助地区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打造人民的文化归属地。从这一点来看,文化扶贫既属于政治范畴,同样也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范畴,在开展文化扶贫时,将治贫与治愚相结合,对地方的整体发展和文化构建意义重大。
一、对文化扶贫的认知
1.文化扶贫的概念。笔者认为文化扶贫是我国针对贫困地区文化水平落后、精神文明建设迟缓的现状而采取的一项文化普及活动,它在贫困落后地区传播和注入有活力的现代文化科技知识,使得该地区社会群体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发生变化,从而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以文化为武器,以文化缺失地区为主要阵地,通过建设文化学习设施、开展文化活动以及普及科学技术思想等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2.文化扶贫的特征。文化扶贫不同于一般的扶贫工作,它具有鲜明的特征
(1)文化扶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文化扶贫是国家的有意识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政府执政行为或者政府救济。社会主义注重社会的公平和人民文化素质、思想境界的提升,但是社会现实却呈现出一种不公平化现象,落后地区文化水平低下,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大大地有违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国家进行文化扶贫战略,其实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公平,促使人们共同发展,因而它是政府的一项执政手段;
(2)文化扶贫属于社会主义价值观范畴。文化扶贫是我国针对国家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一项长期战略,从文化扶贫的内容及形式、目的上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文化扶贫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内在要求。文化扶贫推广社会主义先进知识和文化、将科技技术普及进贫困地区,其主要由国家地区文化建设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组织开展,在文化扶贫过程中人们受到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以及主流价值观的规范,其所构建的文化和普及的知识都存在于社会主义体制之内;
根据__区扶贫办隆扶发〔20__〕34号文件及隆扶联发〔20__〕27号文件精神,结合__乡实际,__乡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对__乡国家和各级安排的财政扶贫资金进行了全面的自查自纠,为进一步管理好和使用好扶贫资金,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现将自查自纠情况总结如下:
一、 提高认识,明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意义
国家和各级投入农村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主要是解决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对于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财政扶贫资金事关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管好用好财政扶贫资金,使其发挥最大效益,真正把财政扶贫资金用在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上,使更多的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道路,共享公共财政的阳光。为此__乡扶贫领导小组高度重视财政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理,切实明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重要作用,确保专款专用,把每一分钱都按规定花在刀刃上,力求发挥最大效益。
二、 明确责任,强化管理
在财政扶贫资金及项目的管理上,__乡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都有明确的分工,有具体的财务管理和项目监管人员,每个项目的申报和实施,都是按扶贫开发规划和年度计划有序进行,在资金使用范围和投向上都是按专项资金的要求管理,即按专户管理,封闭运行的要求进行管理,扶贫资金严格用于财政扶贫项目,及时拨付财政扶贫资金和进行项目报账,没有因为滞留资金而导致项目实施进度延缓和效益低下的情况发生,在自查自纠过程中,没有发现__乡违反扶贫资金分配、拨付和扶贫项目立项、审批的程序,也没有截留、挤占、挪用、贪污和骗取扶贫资金的现象。20__年至20__年间,国家和各级投入__乡重点扶持项目共有26个,资金3,900,000万元,共涉及12个村民委员会26个自然村。__乡财政扶贫资金由于管理完善、监控得力,确保了财政扶贫资金运行安全有效。
三、 强化服务意识、建廉政高效队伍
各级财政扶贫资金,是中央和地方为解决三农问题,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群众收入、解决和巩固温饱成果,也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财政扶贫的每个环节都体现着党和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温暖,__乡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在扶贫项目及资金的管理上,都相应地建立了廉政制度,并结合云南省行政问责办法等“四项制度”的有关规定,扶贫领导小组成员自觉接受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强化服务意识,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和执行政策的水平,把好事办好,让群众满意,让上级放心。
摘要:精准扶贫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档案,如何管理好这些档案,充分发挥出档案作用,是我们档案管理人员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精准扶贫;档案管理;问题;对策
精准扶贫档案材料是各项扶贫工作开展的真实记录,也是今后工作查考、借鉴、利用的主要资料。扶贫档案是精准扶贫事业进程中形成的独特资源,也以独特的方式推动着扶贫事业的发展。基于此,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如何提高精准扶贫档案管理水平进行简要探讨。
一、充分认识到精准扶贫档案管理的意义
档案是一个国家与民族记录历史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会产生很多文字、图片、音像资料,均是精准扶贫工作的真实记录与客观反映[1]。通过对精准扶贫材料进行建档,形成一套系统、规范的扶贫工作档案体系,对我们回顾历史,总结扶贫经验,指导后续扶贫工作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扶贫档案还是对扶贫项目建设情况与扶贫经费使用情况的真实记录,能有效杜绝挪用、转移、贪污扶贫经费的问题。这也是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依据。
二、农村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领导干部对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度不够
不少基层领导干部对精准扶贫工作中产生的档案认识不足,认为档案管理对扶贫工作并无太大意义,“重经济轻档案”的思想比较严重,因此,工作中极少重视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与管理。有的村级干部没有将精准扶贫档案建档立卡,甚至也没有安排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
[提 要]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创新模式。其改变了由政府单一推行的公益利主义金融扶贫――输血式扶贫模式,代之以由政府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以商业化运作模式融通公益性扶贫资金的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金融扶贫模式。为使这一模式具有切实可操作性,在借鉴BOT项目融资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助推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法律链接和多层次的法律体制。
[关键词]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
1941年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国情咨文 讲中,罗斯福总统首次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论断,将“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定义为人类的基本自由之一。1944年1月11日的国情咨文 讲中,罗斯福进一步将“免于匮乏的自由”具体化,将“不言自明”的社会经济权利(学界称之为第二权利法案)――既将保障公民具有摆脱贫困、不受物质匮乏困扰,享有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自由,第一次认定为政府的基本责任。而且“免于匮乏的自由”也早在1948年就被写进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我国在82宪法第四十五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然而,贫困几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反贫困已成为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难题。尽管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为扶贫解困作了许多努力,但贫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所呈现的状况皆不同。在我国,扶贫开发已从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和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的阶段,即不受基本物质匮乏困扰的绝对贫困阶段转入使人们享有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的相对扶贫阶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未来十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这一目标被舆论简称为“两不愁、三保障”。为此,中国政府已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新挑战,相对贫困凸显,扶贫对象因扶贫目标改变人数不减反增,特殊贫困矛盾突出,因病、因灾、失业返贫压力大等,这使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任务更为艰巨。扶贫解困需要投入的资金更大,国家民政部门每年掌握的扶贫款主要靠行政预算划拨, 捉襟见肘。由此,单靠政府和政府设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公益利主义金融扶贫――输血式扶贫已远不能满足目前扶贫工作的需要,只有拓宽融资渠道,创新金融扶贫机制,推行公益性制度主义扶贫,以商业化运作模式融通公益性扶贫资金,对弱势人群进行造血式扶贫,合法有序地引导社会各类闲散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实现有效的产业扶贫,才能建立援助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具有约束和激动机制的金融法律服务体制,通过制度诱导作用,使金融资产流向贫困人群,发挥更好的资源调配功能。
一、我国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现状
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模式。其与公益利主义金融扶贫相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点在于:两者都具有公益性,都不追求以盈利为目的。但两者也有较大差别:公益利主义金融扶贫追求直接融资给贫困者个人,其运作经费多来源于国家财政或捐赠,不追求服务者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断炊”大有“杀鸡取卵之嫌”(如国家扶贫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对贫困户的贴息贷款);而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以市场为依托,既直接服务于贫困者个人,也直接服务于有一定规模的贫困者群体,同时注重服务者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主体主要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和约100多个活动于中西部贫困县的小额信贷组织、村镇银行。
(一)中和农信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现状
中和农信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2008年底成立的社会企业,专门负责农村地区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其前身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从1996年起一直致力于为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的农村中低收入、弱势农户提供无抵押的小额信贷服务,并致力于提升他们的自立与自我发展能力。尽管中和农信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其公司总部费用由基金会承担,但公司收入必须足以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和基层机构的营运成本,以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十几年来,其累计向15万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近6亿元,共有60多万贫困人口直接从中受益。其中2008年共发放小额贷款3.8万多笔,放款超过1.8亿元(户均贷款不足5000元)。目前,中和农信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已经成为国内非政府组织中规模最大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
(二)小额信贷组织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现状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把资金和具体帮扶措施精准‘滴灌’到贫困村和贫困户身上,真情实意做帮扶,真抓实干助脱贫,举全省农信社之力,打赢务川大扶贫攻坚这场硬仗。
2015年5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在晴隆县召开扶贫开发重点县结对帮扶工作座谈会,确定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一对一”结对帮扶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帮扶工作开展以来,省联社高度重视,把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动员国有企业结对帮扶贫困县推进整县脱贫的指导意见》的安排部署,立即采取行动,狠抓落实,结对帮扶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以规划为引领
帮扶农户脱贫
结对帮扶工作启动以来,省联社领导班子成员先后到务川实地走访调研,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宋锐更是先后两次到务川,与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进行座谈,了解县情实际,制定帮扶措施。
在结对帮扶工作之初,省联社结对帮扶务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带队,到务川实地对接,围绕务川自治县委、县政府确定的五年全面小康战略规划,扶贫开发工作规划、精准扶贫要求、项目融资需求等内容,突出发挥金融支撑作用,与县委、县政府共同制订了《省联社帮扶务川自治县加快实现整县脱贫工作实施方案(2015-2019)》,按照“帮扶资金引领、信合贷款支持、部门资金整合、社会资金助力”的原则,确立帮扶目标、找准帮扶方式、细化帮扶措施、夯实帮扶保障,为结对帮扶工作有序开展提供政策依据。
《省联社帮扶务川自治县加快实现整县脱贫工作实施方案(2015-2019)》明确,5年帮扶期内,省联社向务川捐赠资金不低于1.5亿元,用于美丽乡村“六项行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教育事业、行政村“两室一校”、农户技能培训等事业发展;累计提供经济社会发展信贷资金不少于100亿元;24家县级农商行及联社结对帮扶务川24个贫困村,助推贫困村出列;争创农村金融信用县,改善县域金融诚信环境,争取更多金融政策和资源更好地服务务川扶贫开发。实现到2019年,帮助务川自治县2个贫困乡镇“减贫摘帽”,67个贫困村出列,26541户贫困户脱贫致富,提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2015年6月,省联社与务川自治县在贵阳召开第一期结对帮扶工作联席会议,明确建立干部互派机制,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实施双向挂职交流。当月,省联社从省联社党委驻遵义市党工委选派了一名业务骨干到务川联社挂职。10月,省联社选派了安顺审计中心副主任李永康到务川自治县委、县政府挂职,具体负责结对帮扶及金融精准扶贫相关工作;务川自治县拟选派一名副科级干部于2016年到省联社挂职交流锻炼。通过干部互派,增强工作对接联动,发挥驻地情况熟悉优势,提升工作效率,加快推进结对帮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