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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经济法学的教学体系问题

对于课程教学而言，教学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这需要依托一本具有权威性的教材。对于成熟学科来说不是问题，因为其内涵外延学界已有定论，尽管理论和写作水平有高低之分，各教材在侧重点和某些理论观点上存在的差异不会过大，当然在教学体系上也不会有太大差异。然而，对于经济法学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以我国经济法学界主流教材来看，漆多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要有总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调控法的原理和基本法律制度等四编20章组成;［1］李昌麒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要有经济法的一般理论、经济法主体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经济监管法律制度、经济法责任与司法救济等6编33章;［2］史际春教授主编的《经济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则分为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制度、公共经济管理法、经济活动法等四编;［3］而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共4编20章，第一编经济法总论，第二编经济法主体，第三编市场规制法，第四编宏观调控法;［4］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则分别对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经济法主体制度、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进行了讨论;［5］王保树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原理》则由总论、市场管理法、宏观经济管理法、对外经济法、经济监督法等五大部分23章构成;［6］顾功耘教授主编的《经济法教程》则有7编37章，分别是经济法总论、经济法律制度变迁史、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国有经济参与法律制度、对外经济管制法律制度和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等7大块。［7］

从以上列举可以看到，我国主流的经济法学教材体系极为不同，以至于难以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教学内容体系。而这源于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不同见解。尽管比起30乃至20年前，对于什么是“经济法”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共识，但就其内涵和外延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直接导致了经济法究竟包括哪些制度、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经济法学教学究竟应该采取何种体系的大问题，也为我们选取合适的教材带来了难题。本文没有能力、也无意比较各理论体系和各种教材的优劣。但是，从完成经济法教学的实用立场出发，在考虑到学时约束的条件下，对于教材选用来说，可以考虑以最大公约数的方法找出主流学者们共同承认的部分，然后以此为基础确定经济法学课程的教学体系。目前，经济法总论或者说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规制法或者说市场管理法，以及宏观调控法这三大块属于经济法学的固有内容业已成为学界共识，那么主要围绕以上三大部分构建经济法学教学体系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至于漆多俊教授和顾功耘教授主张的国家投资经营法或者国有经济参与法部分，在其他学者教材中，有的部分体现在经济法主体制度之中，有的则分解到宏观调控法之中。这部分亦应考虑纳入教学之中。以上选择的几个考虑因素是:第一，最大限度地回避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让学生主要掌握经济法学界业已获得共识的部分，并了解那些有理论争议之处，其中后者为任课老师留下一定的个人空间，可以就个人心得予以发挥，如此可以较好地平衡持有不同理论观点的老师在经济法学教学中的共性与个性;第二，符合减少学时的客观需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专业培养目标也在发展变化，专业课时的减少也是一个趋势，因此，选择最为简洁的经济法学体系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础，也能够符合这一趋势，在减少的课时中把有限的内容更深入地传授给学生;第三，可以借机完善整个经济法学的课程群。尽管专业课时的减少是一个现象，但是，另一个应有的趋势则是多设选修科目。因此，如果就名为“经济法学”的课程予以简化，则也为开设更多的与经济法相关的选修课程留下了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包括“经济法学”、“竞争法学”、“金融法学”、“财税法学”、“消费者保护法学”、“房地产法学”等在内的经济法课程群，为对上述方向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好的专业教育。

二、从人才培养目标之争看经济法学教学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的教学方法与课程体系建设直接由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的人才目标究竟是什么?是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法律事务从业人士?法学理论的研究者?亦或仅仅是培养现代公民的素质教育高等教育的一环?还是兼而有之?根据1998年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我国法学专业的任务是“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不少较具历史的法学院的培养目标选择了与教育部保持一致。例如:四川大学法学院提出，其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法学基本理论素养和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在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从事法律工作及法学教育。［8］安徽大学法学院提出，其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具有较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理论法学、实体法学、程序法学、国际法学等专业知识，熟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能够熟练运用法律法规和法学原理处理各类法律事务的高级法律人才。［9］但是，随着高校扩招、全国法学院系和法学本科学生数量的急剧增长、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国家司法考试改革，这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人们对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思考。

近些年来，法学教育界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法学教育的性质地位、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改革、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大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交流、研讨，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形成了三种鲜明的观点:第一，精英说，即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应定位为法律精英教育，认为法学教育在于培养具有高度经验理性、职业道德和职业品格的法律人才;第二，职业教育说，即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应当定位在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要求的职业法律人才;第三，通识说，即法学教育作为现代普通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其所提供的应当是一种通识教育。［10］经过多年讨论后，2012年教育部最新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提出法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深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国家立法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仲裁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和涉外活动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兼顾培养能够在各高等、中等学校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就教育部2012版本的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来看，文中强调的诸如“具有深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等用语，无疑偏向了前面三种观点中的“精英说”。然而，在目前中国法学教育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该要求与现实有相当距离:第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600余家法学院系，各培养单位之间水准参差不齐，毕业生的素质也层次分明，有相当数量的法学院系从师资到生源，根本上难以达到教育部的高要求;第二，在目前中国一流的法学院系中，也有相当部分毕业生难以达到上述高标准，特别是那些招生人数较多的培养单位，很难保证足够的资源投入去帮助每一位毕业生成为“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之下，教育部是本着“宁缺毋滥”的标准痛下杀手，停止一批根本无法达到上述目标的法律院系的招生资格、严格法学毕业生毕业条件，还是承认现实、维持现状，而将“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仅仅是作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更有一个特别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那些办学较早、具有法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培养资格的法学院，博硕士生的人数往往数倍于法学本科生。在各类法学专业研究生人数极大扩张的今天，在法律硕士乃至法学硕士已经无法被社会普遍承认为“法学高级专门人才”的情况下，要求法学本科毕业生成为“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无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另外，教育部2012年版的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中还有“兼顾培养能够在各高等、中等学校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之说，显然这也非常不具有现实性。从高等院校来看，普通本科院校大多已经将新进教师门槛提高到法学博士，在法学硕士都难有机会走上讲台的今天，很难想象法学本科毕业生会有这个机会;从中等学校的教师需求来看，也基本上没有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用武之地。与之有关的是，2011年12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建设目标，并在此后开始在全国遴选，并在2012年11月公布了首批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名单，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58所高校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22所高校为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内蒙古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12所高校为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期为5年。就上述入选的法学院而言，在国家和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基于自身较为雄厚的师资条件，加上进行4+2等从本科到硕士阶段的连续培养，①更有可能实现教育部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目标。当然，这已经不仅仅是本科阶段能够独立完成的了。

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应着手构建分层次的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985”、“211”工程高校应偏向培养研究生后备人才;一般本科院校应走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主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法律人才;至于民办本科和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应明确为培养应用型的基层法律人才。［11］笔者以为，这是对中国现阶段法学教育的更清醒的认识，也是更好的解决办法。无论如何，今后法学本科专业的培养方面，应用性、实践性的要求将会大大增强，从而需要对传统的以理论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例如强调案例教学，开展更多的模拟法庭活动，引入诊所式教学，等等。经济法学的教学也不例外。然而，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和司法体制下，上述实践教学环节的增加仍有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第一，就经济法学教学时间的安排方面，究竟如何在课堂传授理论教学和各实践教学环节之间分配，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毕竟现代各国调节经济已是常态，这方面立法极为发达，经济法学理论的发展也日新月异，需要传授的经济法学理论知识之多可想而知。在法学各门专业课课时一直在减少的背景下(例如不少院系经济法学教学时间都从原有的108课时甚至更多，减少到了72甚至54课时)，如何从本已有限的经济法学教学时间中拿出相当部分满足实践教学环节的需求，是一个颇为头疼的问题。第二，经济法学中的很多内容，具有交叉学科的色彩，这为实践教学环节的开展带来了一些独特的难题。例如，就国内外发生的反垄断案件来说，往往需要结合经济分析才能定案，竞争法学中的不少理论也直接与经济学理论相关，其复杂性导致无论是经济法模拟法庭还是经济法法律诊所，都难免出现力所不逮的现象。第三，对于最接近“实战”的实践教学环节———法律诊所而言，源自美国。但是，美国社会，特别是司法界对于诊所式教学普遍认同和支持，使得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可以获得“准律师”的地位，有资格提供法律意见和服务，这为法律诊所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司法环境。

但是美国学生得到的待遇在我国则很难复制，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制度的收紧则更加限制了法律诊所的活动开展，从而难以达到美国同类活动的效果。就上述难题的解决，笔者认为，尽管在应用型学科的经济法学教学中，需要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建设，但是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学理论的讲授仍需要给予最大程度的重视，毕竟缺少了这一专业基础知识的积累，此后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也很难收到应有效果。因此，课堂传授仍应安排大部分课时;鉴于经济法学内容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其交叉学科的特性带来的难题，大致可以考虑通过加强对学生进行诸如经济学等学科培训、在实践教学活动中邀请经济学专业的老师或学生共同参与等方式予以解决;至于经济法法律诊所面临的司法环境问题，只能有赖于法学教育界和司法界的共同努力，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司法制度的修改来解决。

一、民族法科教育的现状

（一）学生现状。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语种交汇的地区，除了汉族和回族使用汉文字以外，其他少数民族民族都有自己通用的语言文字。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普遍不高，多数无法用汉语熟练交流。学生对专业教材能全部理解的仅占25%，70%以上的民族学生对汉语授课的部分课程基本能听懂，但让他们用汉语口述所学到的知识是很困难的，久而久之，对专业课程丧失兴趣。民族学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课的仅占52%，多数学生缺乏学习耐心和持久性，专业课考试通过率明显比汉族学生低。新疆少数民族大多数来自于农牧区，其在语言、心理、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具有本民族特质，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大部分民族学生民族身份自尊感很强，交往范围狭窄，易形成小团体，只与本民族学生来往的较多。

（二）教学现状。

1.教学方面

以课堂讲授方式为主，实践课较少，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探究式教学方法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高，被动教学现象突出；注重法条讲授，但对其法理讲授较少；用模拟法庭方式上课的占12%。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教育质量的评估要素之一，对法学教育内容产生一定影响。调查发现，16%的教师在民族班上课完全以司法考试为主线。

2.法学教师的教学态度受到民族同学的肯定

访谈发现，多数法学教师在民族班上课语速减慢，与学生沟通频繁。多数民族学生认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比较认真负责，教师会帮助学生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问题，学生都很感谢老师。

1我国民办高校法学教育目标定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模式由政府集中统一的资源配置模式向多元化的资源配置模式渐进转变，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民办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自1984年黄河科技学院作为中国第一所民办高校建校以来，民办教育便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时至今日，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教兴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法学教育的目标一般有三种：培养精通法律的管理人才；培养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法律理论人才；培养法律实践人才。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简称“两会”)2009年年会暨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论坛上,徐显明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大家已基本形成共识,法学教育应该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同时，民办高校因其社会环境和自身发展历史的制约、学生入学基础的不同等决定了它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目标，法学教育的目标也应定位为培养法律实践人才，应营造鼓励、支持、助力在校学生报考并通过司法考试的良好氛围，所以进行以司法考试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2我国民办高校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很多民办高校法学教育仍然过多地强调理论教学，与司法考试严重脱节，导致了学生独立面对司法考试时茫然无措等现象，具体来说存在问题有：

2.1教学理念与学校定位不一致

教学理念是选择教学模式的前提。当前，很多民办高校无视应用型高校的教学定位,只在形式上强调运用型的法学人才培养,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更多地强调法条教学，这种教学理念显然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相悖。

2.2课程设置依然只强调理论知识

在课程设置上更多地强调法学理论知识的传授，法理学、法哲学以及法律发展史等课程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接受法律实务的机会。这种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的课程设置,导致学生在经过几个学期的学习之后连最基本的分析能力都无法建立，更不要说法律思维的培养。

一、模拟法庭的运行过程

(一)以真实典型的案例为载体

因为案例选择的正确与否决定着模拟法庭演绎是否成功，因此，我们必须以真实的案例为题材，案例可以是来自法院、检察院或律所。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所言:“实例研习乃在培养处理案例的能力。”因此一般是选择那些争议大、辨析力强、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案例。确定案件后，各小组成员按照自己所负担角色扮演的需要，到图书馆、书店、网络查看资料，搜集本案涉及到的法律条文，准备法律文书和发言材料，如状、词、答辩状、判决书等。

(二)课堂以学生为主角

在进行模拟法庭演习的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追求内容形式的真实化，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做到审判长、审判员、辩护人、公诉人、法警、证人通通都由学生自己担任。是真实的法庭程序在学生团队中再现，使学生能够充分感受到法律实务的奇妙所在。

(三)有专职的教师指导团队模拟

法庭是教学活动之一，因此模拟法庭也应该有老师组成，模拟法庭虽然要最大程度的体现学生的自主性，但同时也不能离开老师而存在。指导老师要帮助学生选择题材，弥补学生在选择案例过程中对案件思考和事实材料分析的不充分、不完整。学生“表演”完成后，指导老师要对整场“演出”进行点评。模拟法庭的指导老师都是专业性的法律人才，从不同的角度指点出存在的优点和不足，有利于学生的发扬和改进。

(四)严格培养学生程序意识模拟

一、本科法学教育的职业教育性质

法学本科教育首先是一种素质教育，法律人才的培养应当以素质教育为基础是一种较少具有争议的共识性观点。从法律人才培养本身来说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法律人才必须具有广博的人文经济、社会历史乃至哲学基础和自然科学技术基础。素质教育的法学教育观解决法律人才知识结构和通识性基础的塑造问题，从这点上说法律的博雅性与通识性决定了法学教育的素质教育属性。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实际来说，法学本科毕业后有相当比例甚至是多数并不直接进入专门的法律职业领域，而从事和法律相关甚至是不直接与法律相关的职业领域，通识性知识与思维训练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无论就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的法律职业性人才的需要还是就与法律相关的非法律职业性人才培养来说，法学本科教育的素质教育属性都是必须的。这里的素质教育性质涉及的是法学本科教育中培养法律人的坚实的人文社科、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技术等知识与理念，从而树立起博雅性、通识性法律人才的观点，避免单纯的法律匠人式的法学教育[4]。至于其中的法律专业素质不应当是此处强调的法学教育素质教育之内容，法律专业素质培养需要通过其法律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属性来体现。其次，法学本科教育的专业教育属性是由法学专业的本科教育属性所决定的。法学本科教育首先是本科教育，本科教育的特点在于其专业教育属性，这种专业必然具有学科的特点，它既不同于单纯的技能培养的职业教育（VocationalEducation）也不同于培养学术研究性的法学科研人才。法学本科学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法律人才独特的法律思维和处理法律疑难问题的综合专业能力，这种综合的专业思维与专业能力必然建立在对系统化的法学综合专业知识体系的掌握基础上，自我国恢复法学教育以来，法学本科教育在专业教育上的成绩是显著的，法学专业经过上世纪的几次调整整合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法学本科专业教育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在强调当前法学教育存在主要问题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关系的脱节与混乱时，在突出法学教育职业教育属性特点时，没有注意了法学本科教育不同于其他法律教育的特点即本科教育的专业教育特点，专业教育是法律职业专业技能的基础，没有法学专业教育谈不上法律职业技能，这也是法律职业教育特点不同于其他职业教育的重要特点。本科法学教育的专业教育特点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学科教育的系统性和知识性特点。最后，法学本科教育的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属性最终必然要导向法学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教育的职业教育特点是由法学教育内在固有的特点所决定的。第一，所谓法学教育的职业教育属性指的是法学职业教育是法学专业教育基础上的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是LawProfessionalEducation,而不是LawVocationalEducation。在这里没有法律专业教育便没有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法律职业与其他职业的区别在于其法律职业的专门性，从这点上讲法律教育不应该有技能型的职业教育，法学教育与医学教育有相似共同之处，这是由法官与医生职业的专门性所决定的。由于我国对法官职业定位上的偏差（定位于公务员）导致对法官专业性乃至整个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认识模糊。只有良好的专业理论教育基础上才能培养法律人真正具有的职业法律表达能力、探知法律事实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因为“法学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和法条的背诵，也不在于对天文地理的简单通晓。而在于培养法律人才独特的法律思维和处理法律疑难问题的综合能力”[5]。第二，法学职业教育重点强调的是法学专业教育的导向是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从高等教育的一般原理来说，专业教育的导向并非都是职业能力培养，换句话说，专业教育并不必然与职业相对应，事实上许多专业并非都有其对应的职业，这也是本科专业教育与单纯技能教育的区别所在，职业技术教育的所谓“专业“一定是也应该是对应具体的职业，其培养重点在于职业的劳动技能。而本科专业首先是建立在特定学科基础上的，并不必然与特定职业对应，当然最终会是职业能力培养与提升的基础。但法律职业共同体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的专业性使法学专业教育具有其他非与专业性职业对应的专业教育不同的特点，即法学专业教育必须以法律专业性职业教育为导向。当然，法学职业教育导向并不意味着法律人才仅仅面向法律职业共同体，更不能理解为仅仅面向公检法或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主的单一的所谓法律职业，但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主的法律人当然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当然是法学本科专业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之所在。事实上，世界各国法学教育模式无论区别多大，均强调法律专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职业教育。总之，法学教育既是通识教育，也是专业教育，更是职业教育，通识教育是前提，专业教育是基础，职业教育是导向（目标），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制定法学本科教育的国家标准时将法学教育性质表述为素质教育、专业教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这种表述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性质定位是恰当的准确的。这种性质与定位下的法学本科教育既是理论学习，也是实践培养，通过法学本科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表达能力、探知法律事实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

二、本科法学专业职业教育目标的多元化

如果说整个法学教育的性质与目标定位为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的话，那么本科的法学教育与其他形式的法学教育（如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和法律专业硕士）之间定位的区别又在哪里。这是思考本科法学教育特性的关键，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法学教育界思考甚少，更是甚少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方案及其本科法学职业教育目标的实现。法学本科教育的特性的确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与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法学本科教育的职业教育目标的多元化应该是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法学教育（包括科学学位的法学硕士、博士与专业学位的法律硕士）特殊性之所在。多元化的法律职业教育是本科法学专业职业教育目标之所在。法学本科职业教育多元化是相对于对法学本科教育职业化教育目标的一元化而言的，在当前强调法学本科教育的职业教育属性与定位的讨论中，许多人把法学本科教育职业教育目标理解成法学本科职业教育应当定位于培养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主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进而认为“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由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所决定的”[6]。以法律职业（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基本要求来决定法学本科教育全部的指导思想下，出现了许多法学院本科教学中有意无意地以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来衡量法学本科教育成绩的现象。传统的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的脱节的确不利于法学本科人才的培养，但把本科法学教育本科人才培养与所谓的狭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养视为一一对应的关系，显然也会损害法学本科教育的高等专业教育的基本属性。如果把法学本科职业教育性质简单地定位于对所谓狭义的法律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培养，将会使法学本科教育的道路越来越窄。法律本科职业教育目标的选择决定了狭义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律职业教育的核心，但不是全部。简单地一元化地把法学本科职业教育目标等同于狭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养将会把法学本科教育引入另一个歧途。构建以法律职业共同体为核心的法律人是整个法学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实际上，“法律职业（legalprofessional）泛指以从事法律事务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特殊职业的总称”[7]。事实上不同国家对法律职业和范围界定也各异。广义地说，“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如法官、检察官、律师视为法律职业外，还把警察、会证员、法律顾问、立法工作者、法学教师及研究人员等法律工作者也纳入法律职业范围之中”[8]。任何一个职业共同体都是有其内核、结构层、表层以及相关联的交叉的领域。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法学教育的主体当然不可能只面对某个层次某些方面，尽管这些方面是其内核。内核的引导不能取代整个法学教育本身。法学本科职业教育目标的多元化、多层次化是由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现实和现代法学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从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上看，国家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如果我们对这种多元化（应该说是多元化不应视为多层次）进行结构分析，这种需求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核心需求，即法律职业共同体尤其是狭义的全部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人员必须接受本科法学教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需求的核心地位也都会动摇，国家社会在构建狭义职业共同体时的必要条件须是接受法学本科教育。从这点上说，司法考试必须以法学本科教育为起点，否则法学本科职业教育的命题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需求地位都难以成立。

二是对法学本科教育的普遍需求。在当代中国法学教育尤其是作为主体的法学本科教育担负着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建设的特殊使命，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建设需要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人才，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建设也不仅仅靠狭义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当今社会企业法务、政府法务、社会管理法务、行政执法无一能够离开具有法律专门知识和受过良好法学本科教育的人才，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更加广泛，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法律人的存在才真正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所必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建设水平更取决于社会对此类人才的需求，因此，普遍需求比核心需求对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更具超越性的意义。这种普遍需求客观上也要求本科法律人才培养与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狭义的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而是在核心法律职业能力上的综合性的法律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这也是现代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应然内容。

三是国家社会对特殊法律人才的特殊需求也决定了法学本科职业教育目标是多元的。这种以某种特殊专门需求为导向的法律人才需求也是现代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重要内容。如社会对某些国际化的专门法律人才、知识产权法律人才等。这种特殊需求的法律人才需要法学本科教育除了注意一般的职业法律人才具有的一般性知识能力素质之外，不需具有某些非法律专业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在法学本科人才培养中复合性人才培养有许多含义，其中也包含着多专业基础上的法律专业或者说法学专业加其他某些专业，在这里双专业、多专业法学复合人才培养也是法学复合性人才培养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许多专业性高校开展的结合自身学校特色定位来培养合乎自身学校特点的复合法律人才对此类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外语院校法律专业强调外语加法律专业，工科院校办知识产权法学等等，均是满足了特殊需求的法律人才培养。其次，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现实来说，本科法学职业教育目标也必须是多层次的。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教育的主体，专科职业院校法学专业目前生存的空间很小，法律专业硕士教育兴起其规模有扩大之趋势，特别是近年出现的法硕（法学）、法硕（非法学）使法硕这种专业学位的教学也十分复杂，但总体数量与法学本科教育相比还是十分有限，法学专业学位硕士数量增加使科学学位法学硕士数量也日趋减少。此种情况下，与法律专业硕士不同的法学本科教育定位必须重新认真思考，目前全国已有624家高校开设法学本科专业，法学本科专业所在的大学无论从类型、层次、地域上均千差万别，在遵循法学本科普通高等教育规律基础上，其特色与水平的定位必有差异，不同特色水平的高校所办法学本科专业其特色定位、水平定位、服务面向定位也必有差异，因此在强调法学本科教育的职业教育（LawProfessionalEducation）性质定位的基础上必须而且只能坚持职业教育目标的多元化，这是从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现实选择。一元化的本科法学职业教育将会使全国六百多所法律院系失去特色，也无法满足国家社会对法学法学本科人才需求的多样化的要求，法学本科教育将会越来越窄，最终脱离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最后，从现代法学本科教育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上看，学科交叉与融合也越来越成为现代法学本科教育的重要特点，这也决定了法学本科职业教育目标是多元化的。法学本科教育的特色构建是所有本科法学人才培养中的重大问题，高水平也许本身就是特色，但不可能要求六百多所院校都是高水平的，特色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许多单科性或单科性为主的多科性高校办法学本科教育，其特色正是在于结合自身院校的特色学科来定位和构建，这就决定了这类院校法学专业学科特点必须与其他优势重点专业学科相交叉相融合。目前许多不同类别高校法学院系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类别高校法学教育分会在探讨特色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全国财经院校教育研究会法学教育分会每年讨论同类院校中法学人才培养中的问题，构建财经院校法律人才培养特色，这样既推动了法学本科教育水平与特色的提升，也推进了此类院校主干学科特色的打造与水平的提升。总之，法学本科专业与其所在学校其他特色优势专业学科的融合与交叉也将是本科法学职业教育多元化的重要推动力。

三、多元化本科法学职业教育的实现

一、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角色定位

目前，许多高校都设定了建设国际知名大学的目标，并为此致力于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对于法学本科生的培养也不例外。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大高校普遍以对外交流项目的方式，来提升法学本科生的国际视野，完善法学本科生的国际化知识结构。这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培养（包括授予学位与不授予学位两种模式）、中短期的出国交流（3个月到1年）、暑期学校（一般不超过1个月）等，部分高校还借鉴国外经验，在暑期开设了国际小学期。作为培养模式或手段，它们确实极大地提升了法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成为高等院校法学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项目中专属于法学本科生的项目比例并不高，而且它们不仅依赖于学校资源的大量投入和稳定的校际合作关系，而且大多数仍处于“开学生之眼界”的初级阶段，在提升法学本科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形成国际化的知识结构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国际化培养方法，即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与认可。事实上，这正是也应该是法学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和模式之一。

1.它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不单纯是专业知识结构和储备的比拼，更多的是思维创新能力、逻辑分析能力、表达感染能力、外文写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综合较量。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法学本科生的素质教育，同时也扩大了比赛的参与对象。事实上，这类竞赛并不局限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拥有同等的机会，从而使其比较容易在高校中普及。

2.它有利于学生学以致用。

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能让学生有很强的参与感和代入感。尽管案件进程以模拟的方式进行，但技术层面的仿真程度并不亚于真实案件的处理，有助于磨练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为未来的职业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它能让学生真正在专业的环境中使用外语，而不只是进行一般的交流，这也是国际化培养的重要一环。

3.它有利于提升高校的国际声誉。

相比于同境外特定数量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学生在汇聚了众多国际知名院校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上取得佳绩，更有利于展现一所高校的培养实力，提升其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因此，特别对于以法学为基础和骨干的综合性高校或专业性院校而言，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于本科生的国际化培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从资源投入还是从培养效果方面考量，它都是值得尝试的优秀教学手段之一。而且，它与传统的法学本科生教学模式没有本质的冲突，甚至可以说，它是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重要补充。

本科毕业论文是系统全面检验高校本科生通过四年专业学习（某些进行试点改革和允许提前毕业的高校为三年）所获得之各种学习成果、思维能力、综合素质及独立从事科研调查水准高低的主要依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由单一专才型向宽口径复合通才型转变，兼之“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不但各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了数量庞大的法学毕业论文，许多非法学专业①的本科生也纷纷结合本专业实际，从个人兴趣、教师引导以及就业需要②等方面出发选择撰写同本专业相关的法学毕业论文。譬如诸多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撰写国际经济法方面的毕业论文，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信息安全法类的毕业论文，哲学专业本科生选择法哲学、法伦理学类的毕业论文……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平心而论，这可谓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它既反映了目前我国本科教育的宽口径培养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彰显，又折射出年轻一代法治理念质的飞跃。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2.法律素质缺乏，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众所周知，法学论文应当是学术性的论文。［2］既然强调其学术性，那么作者就必须具备较高法律素质来综合运用各种有关法学理论。但遗憾的是，从目前许多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的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来看，不少文章都折射出作者法律素质的缺乏。诚然，正常情况下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法律素质跟着眼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专业有天壤之别，但倘若缺乏法律素质，撰写法学论文又从何谈起？如某些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与跨国公司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可文中竟连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规定都仅一知半解，这样他们又焉能交出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

法律素质缺乏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从逻辑上说，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要写出优秀的法学毕业论文应当结合自己专业特点从实用性出发。因为其法学理论功底大多不如法学本科生，若不结合自身专业实用特点而一味追求理论之深奥，那断难同后者相提并论。可吊诡的是，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这类毕业论文大多却偏偏丧失了实用性。归根结底，便在于他们法律素质缺乏，导致许多基本法律常识均无从理清并加以灵活运用。为防止文章内出现严重错误，写作过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论道泛泛空谈。这么一来，对自身原有专业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活动都难以开展，其实用性便丧失殆尽。

一、司法考试对法学教学的意义

司法考试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考试的意义不仅在于全面考察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选拔司法职业人才。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司法考试作为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桥梁，其是本科法学教育的“风向标”，对法学教学改革存在指导作用。

（一）评估法学教学效果

就一般经验而言，教学与考试是相联系的，考试的教学的必要补充，通过考试，教学的效果才能得到全面反映，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才可能暴露，教学质量才得以提高。从这个角度而言，考试的基本功能即是全面评估教学活动的效果。司法考试之于法学教学也存在这样一种意义，即法学教学的效果可以通过司法考试来反映。具体而言，法学教学的核心课程包括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这些内容亦是司法考试重点考察的内容，法学教学过程中，老师对相关知识讲解的详细程度将对学生司法考试的成绩产生关键影响，教学的效果，将全面反映到司法考试的成绩中。实质上，就很多法学院校而言，其在宣传本校法学教学效果时，学生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也是其重点宣传的内容之一。如有法学本科院校即在其招生广告中宣称，该校大四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比例为30%，学生毕业后三年内通过司法考试的比例高达75%，并据此宣称该校本科法学教育质量过硬。从这个事例中即可以反映，司法考试之于法学教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全面评价法学教学的效果。

（二）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

司法考试的作用不仅在于全面评估法学教学的成果，其还发挥着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桥梁的作用。具体而言，如上所述，司法考试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法律人的入门考试，一旦通过这个考试，即获得了法律殿堂的通行证，成为法律共同体的组成人员。也就是说，法律职业作用专业技能要求比较高的行业，从业人员需要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而评判从申请从业的人员是否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的依据即是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的，才认为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从这个角度而言，从事法律行业的前提并未接受法学教育，而是通过司法考试。因而，司法考试即成为了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桥梁——接受法学教育意味着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通过司法考试才意味着其法律知识达到了从事法律行业所要求的水平，因而也才给予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的获得是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必经途径。不仅如此，实践中，很多企业招聘法务人员或者司法行政机关招收公务员的，也要求应聘者或报考者通过司法考试。从这个角度而言，司法考试亦是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桥梁，接受法学教育的，只有通过司法考试才能从事法律职业。

（三）指导法学教学的发展

司法考试是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其对法学教学的发展亦存在影响。实质上，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的科学，法学教育的目的即包括了促使学生掌握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确保进入到司法职业共同体中，成为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为此，对很多法学院校而言，法学教育的开展即不得不考虑司法考试的考察内容，根据司法考试的需要而调整其培养方案。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自2008年司法部允许应届毕业生报考司法考试之后，很多法学院校即调整了其教学内容，在教学中增加对法条的讲解。甚至有很多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即将成年司法考试的题目纳入到其课堂教学中，通过讲解司法考试题目以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点。这即反映了司法考虑对法学教育的指导作用。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赞成废除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因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法律实践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具有法律意识的守法公民。这就要求法学本科生在毕业之后能够熟练运用法律通过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争议问题。不掌握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法科毕业生和法律人才。毕业论文恰恰能够达到检验学生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的目的。在不废除毕业论文的大前提下，笔者认为，很多高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思路和评价机制偏离国家对本科生或学士学位申请者的要求，需要改革。根据我国《学位条例》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条件是：“（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①不要求本科生达到硕士或博士的学术水平，即“对所研究地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②或“做出创造性的成果”③。换言之，本科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学术科研能力。因此，我们不能用见解独到或创新性来衡量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也不能要求学生去解决一个学术或理论问题。对此，可能有人要问，不具有独到的见解或创新性，不解决学术问题，还能称之为论文吗？当然能，论文包括学术论文和非学术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非学术论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就应该是学术论文。就法学论文而言，有法律适用方面的论文，也有立法完善方面的论文。前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属于解释论范畴；后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弊端和修正，属于立法论范畴。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大多数学生喜欢选择后者，老师也乐见其成。这在以前很正常，因为以前我国的立法空白和漏洞太多，已有立法也往往存在诸多弊端，著文献策实属学者分内之事。但目前，我国各项法律已基本建立，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此前提下，如果还一味指导学生选择立法论方面的题目，就难免失之于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适用。更为严重的是，此类选题侧重于学术研究，偏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还是更多地选择解释论方面的题目为宜，这才是法律学习的基础。在笔者参与的答辩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某论文提出的立法建议早已成为生效法律或者对刚刚出台的法律提出修改建议。这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在评价机制方面，从毕业论文的写作到答辩，一共有三个环节：指导教师意见、评阅教师意见以及答辩委员会意见。无论任何环节，一般高校都要求对论文的学术性或创新性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实际上是学术论文的评价标准。用此标准评价本科毕业论文是不适当的，因为本科毕业论文不是学术论文，我国《学位条例》也不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具有学术性。笔者在参加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时，尽量回避对其进行学术性评价，但大多数老师仍然习惯与此，而没有认识到国家本科毕业论文的根本要求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非学术问题。总之，只要准确理解国家对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得出本科毕业论文不必具有学术性而应侧重实践性或应用性的结论。因此，必须改变我国目前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错误做法，恢复其应然功能。

二、将法律诊所课程作业作为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

为了矫正本科毕业论文对学术性的盲目追求以恢复应然功能，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势在必行。就法学专业而言，笔者主张实行本科毕业论文形式的多样化，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作为法学本科毕业实践的重要环节，将法律诊所课程的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之一。凡是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并顺利通过考察的本科学生，即视为通过了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之所以如此主张，其原因在于法律诊所课程完全具备本科毕业论文的功能和形式。法律诊所，又称诊所式法律教育或临床法律教育，是对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之做法的借鉴，于二十世纪中叶发端于美国法学院，后风靡两大法系，而成为其法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2000年之后，被引入中国法律教育体系，并被全国各大主要法学院所接受，面向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开设。法律诊所课程包括课堂讲授和案件处理两大部分，④其突出特色在于无论是课堂讲授还是案件处理都立足于真实的案例，并且都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亲自处理或的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案例。因此，法律诊所课程与传统法律课程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中心，以实践为中心，一改传统课程的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灌输式授课模式。法律诊所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该课程的功能不是要求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而是运用其已经掌握的法律基础知识去解决真实世界中的真实案例。在对真实案件的处理中，不仅能够反映出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和考察其运用法律基础知识解决现实争议的实践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顺利通过法律诊所课程学习的学生，就达到了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水平，满足我国《学位条例》规定的相关要求，依法可以获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因此，该课程在功能上和本科毕业论文是一致的。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以后，不再另行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是可以的。从课程指导和考察的角度看，法律诊所课程与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也存在相同之处。在法律诊所课程的讲授和指导过程中，我国的法学院一般都配备多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专职教师以及从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选聘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充任兼职指导教师。我所在的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课程即是如此，我们有专职教师三名，都有律师执业资格和经验，在很多课程的讲授中也经常邀请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现身说法，随堂指导。在结课环节，我们要求每一位同学提交一份办案报告，然后三位老师集中会诊，结合日常案件处理或情况，给每一位同学一个合适的分数。这与本科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模式是类似的。最后，除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比较契合国家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之外，法律诊所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公益性。这种公益性主要体现在法律诊所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所以，每一个法律诊所都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在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前的2008年，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就与内蒙古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建立了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对外开放。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后，法律诊所与援助中心合二为一。因此，法律诊所课程既是一门法学课程，又是一项公益活动，不仅能够锻炼和检验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更能培养和考察其法律职业道德。

三、完善法律诊所课程以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

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和评价机制决定了其与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同质性，也就决定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可以作为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因此，建议教育部和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高等院校允许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本科生以法律诊所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这一改革，法律诊所课程本身也要进行相应的完善。首先，提高认识，重视法律诊所课程。法律诊所课程自开设以来，一直都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这里，他们可以接触到真实的案例，可以认识鲜活的人物，可以了解复杂的社会，可以体会到法律的价值，可以感知胜诉的成就。就内蒙古大学法学院而言，每年要求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都远远大于该课程的容量（30人）。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师还没有认识到法律诊所课程的重要性，不愿意参与诊所课程，从而限制了该课程的容量。因此，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也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广大法学教师应当首先提高认识，积极参与法律诊所课程。其次，推动法律诊所课程的规范化建设。每一个法律诊所就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因此，实现法律诊所的规范化，就应当以法律援助中心的标准建设法律诊所。比如，实行案件登记制度，记录每一个来电、来访的当事人和案件基本情况；完善案件处理机制，为每一个案件配备一个主办学生和指导教师；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为每一个结案的案件及时建立档案，载明处理结果；等等。同时，作为一个课程，还应要求主办学生在结案之后及时完成结案报告，梳理案件事实，整理争议焦点，明确法律适用，阐述裁决结果。最后，落实办案经费，为法律诊所的良性运作提供物质保障。法律诊所为当事人提供的是免费的法律服务。但任何法律服务都是需要经费支持的，比如打印复印费、差旅费、办公经费，等等。这就需要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多方支持。据笔者了解，有些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都有福特基金会的专项资金支持，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但更多的院校是从本院的办公经费中挤出来的，大多不足以支持法律诊所的正常运行。因此，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教育部、司法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相关政策，为法律诊所课程提供专项教育经费。

四、结语

总之，以法律诊所课程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是可行的；为了适应这种改革，法律诊所课程也应受到重视、规范和保障。

一司法考试改革给法学本科教学带来了机遇

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学来说，虽然带来了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

1．搭建了法学本科生通往法律职业的桥梁。

传统的法学教育，一直定位为精英教育。这种定位，在就业制度改革以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那时国家包分配工作，只要能考上法学院系并按时毕业，不管有没有实践能力，都能够进入法律职业领域工作，用人单位也不得不接受。而现在，就业实行双向选择，用人单位有人事决定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挑选优秀人才，形成了优胜劣汰机制。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实行，法律职业资格证已成为法科毕业生通往法律职业的基本要件，只有通过司法考试，才能获得法律职业资格，才能参加公检法的招考，或者进入律师事务所就业。

2．推动了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

法学本科教育是学历教育，司法考试是职业教育，二者虽然都是法律专业训练，但侧重点不同。本科教育侧重于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而司法考试侧重于专业技能训练。传统的法学本科教育一直专注于打好学生的理论基础，而忽视了职业技能的培养，导致学生毕业后，很长时间难以胜任实务工作。“我们的法律教育依然是一种知识教育，而不是一种技术教育，我们的法律教育所倡导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样’，而不是倡导‘如何使法律成为什么样的’”。就业的压力，迫使高校不得不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力求把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培养有机结合，培养兼具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而司法考试与本科教育的结合，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

3．推动了法学本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传统的法学教育，注重基本知识的传授，所以在教学内容上以理论介绍和探讨为主，注重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教学方法上主要靠教师讲授，学生则被动听讲。现在，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学相结合，教学内容和和教学方法也必须随之改革。教学内容上，要把司法考试的内容融入教学，并增加大量的职业技能训练课程，如实务课、法律文书写作等;教学方法上，也推动了实践性教学方法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