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翻译生态学

首先，翻译生态学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跨学科应用。在达尔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指导下，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是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体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的解释的翻译理论范式。在生态学上，我们把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从一个地方移植或者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时，被移植或迁徙的物种只有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够得以生存。类似的道理，翻译也是将一种文化下的文化产物一直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如果能够做到很好的融合，能够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并且被其所接受，那么这就是一次成功的翻译。其次，翻译生态学还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作为一个好的译者，要实现翻译材料从原语文化成功“移植”到译语文化中，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根据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特点，结合自身对原语文本及译语读者的先验判断和体会，实现成功的翻译文化。翻译中，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还应该更充分考虑译语的受众，努力做到思想信息的有效“移植”，避免过度尊重或者尊重不足，由此实现真正翻译的“原汁原味”。

二、教学启示

1.关注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能否翻译出优秀的译文，关键是看译者是否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是否考虑到了译文的受众。因此，在培养学生时，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学生的“翻译生态环境”意识。授课时教师要注意把翻译教学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教学重点由基于语法的分项讲解转向面向实践的整体关联，培养学生充分考虑译语国家的文化、社会等情况，建立由此文化向彼文化的相互关联，从而实现译文与文化的完美结合，使译文适应新的“环境”。

2.注重词汇、修辞等的区别

要想译出一篇好的译文要求译者能够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及其在词汇、语法和修辞等方面的差异。这一点上，除了平时多注重词汇的积累，还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源语文章掌握语言表达技巧。一般来讲，学生比较难于掌握的像俚语，如果没有事前阅读过相关内容，单纯靠上下文联系去猜测是很难译出准确的译文。

3.时时更新社会信息

摘要：本文通过界定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引用美学理论的相关论述，以张培基教授的译作《巷》为个案，从选词与美、音韵与美、意境与美以及补译等四个方面探讨如何采用变通和补偿传达美学意境，达到文学翻译的真正对等，对于与美学有关的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文学翻译美学变通补偿

（一）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

张今在总结了古今中外对翻译各种不同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较完备的定义：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language-community）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或）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是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他还指出：在这个定义中，逻辑映像的移注指的是科技翻译，而艺术映像的移注指的就是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除了传达原作的故事情节等基本信息外，还要传达原作的艺术审美信息，而这却是一个相对无限且难以捉摸的“变量”。谢天振先生曾举李清照的一首《如梦令》为例：“昨夜雨疏风骤……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果翻译时只用一种纯粹解释性的语言传达其“指称意义”：“昨天晚上雨很大，风很大，把室外的海棠花吹打掉不少，但叶子倒长大了。”不相应地用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语言传达原作中的艺术审美信息，则译文显得毫无美感，无法带给读者一种美的享受，也就失去了原作的美学价值，没有完成文学翻译的真正任务，不能称为真正的文学翻译。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学翻译简单地定义为艺术创造性翻译，非文学翻译则为“信息传递性翻译”。

（二）文学翻译的美学解析

笔者认为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美（aestheticalness），因此为能在下文中全面评析文学翻译，这里有必要从美学角度加以阐述。

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最高美学境界是出神入化。就如金隄先生讲过：“翻译中的艺术性，要求译者对原文从形式到内容的统一体有全面而又细微的理解和感受，真正做到和原作者心灵相通，然后调动译入语中最适宜的手段，用恰如其分的译文，使读者也获得同样全面而细致的理解和感受。”译者如果能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语气语调甚至说话的节奏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那原文的美感一定会得到完美的体现。

一、英语文学翻译中所体现的美学价值

(一)我们都知道，不论是英语文学作品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都有各自的不同的风格和独具一格的闪光点，都会形成自己的一种美学价值在英语文学翻译中，体现的最明显的就是文学体裁的翻译上，有的给人一种清新明亮的美感，有的英语文学作品给人一种细腻温柔的美感，不同的英语文学作品给人以不一样的美感价值。在英语文学翻译中，不同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文学意境，在翻译过来之后具有极其深刻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价值是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是作者在写着篇文学著作的时候像读者传递的自己心目中的一种具体的文学情感，用优美的语言所表达出来。这就是英语文学翻译中美学价值体现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二)英语文学翻译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学价值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文章的整体韵律方面在许多的文学作品当中，特别是在英语文学做品当中的诗歌翻译者一方面，韵律可以保持是个的整体节奏感，给人一种美德感受，从而在英语文学翻译中体现出美学价值。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英语文学作品也和我们国家的文学作品一样，所给人们呈现出来也是丰富多彩，题材形式多样，风格迥然不同。要判断一篇英语文学翻译作品是否有美学价值，首先就得看，英语文学作品是否在翻译过来之后还与原文相吻合，翻译的内容是否准确到位。

二、英语文学翻译中所体现的艺术特性

(一)在英语文学翻译中惯用的艺术特性就是表现手法在英语文学翻译中经常会用到的艺术手法有渲染、比喻、抒情、双关等，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都是建立在对原文的彻底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英语本来就是一种多理解的语言，为了在英语翻译中体现美学价值就必须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进行翻译，从而达到所要求的效果。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这种活动不仅具有艺术性而且还具有科学性。文学翻译的艺术特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来反应客观现实，这就需要在英语文学翻译中满足审美的需要，突出形象的传达。还有就是把握住语言的美丽，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变化。最后在英语文学翻译中表现艺术特征的一点就是发挥原文的特色，传达原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艺术风格。

(二)在英语文学翻译当中追求艺术特征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趋势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方式也不再是局限于其中的一种，交流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文学翻译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其中的一种方式，这种交流方式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文化交流方式。通过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在以后的文学作品翻译中会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艺术手法。文化翻译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再深层次地延伸到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要想使各国文化更好的交流就得做好翻译工作，做好翻译工作，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各国之间文化背景和异域风土民情。我们要积极地利用各种艺术手法去表现翻译作品的原汁原味，体现出它原来的特色和本真的内容，准确地把握好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促进文化交流。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把握在作品翻译中应该注意哪几个方面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把握作品中的艺术风格，来尽情体现文学作品中的美学价值。

三、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各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背景就决定了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而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由于美学是在客观事物本身原貌上进行评价的，因而在英语文学翻译中要巧妙地体现美学价值就是一项非常不容易的任务。并且美学价值不是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经过很长的时间逐渐演变而来的，人们对美学形成的一种具有标准性的认识，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追求美学价值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想让英语文学翻译中体现出美学价值，这就必然要求到英语温煦俄翻译者要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合理地运用艺术特征，而且还要结合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背景来了解语言的深层次含义。文章从几个方面来探究英语文学翻译中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特征，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发展意义和对翻译工作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儿童文学的定义与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

儿童文学(literatureforchildren)，是一个历史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的概念，它是指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王泉根教授认为，“儿童文学是为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服务的、具有适合儿童审美意识与心理发展的艺术特征、有益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3］它既有一般文学的共性，又有其特性，表现为结构单纯、情节紧凑、故事性强等特点，既简单又具备幻想的成分，同时又能够刺激想象力，受到儿童的欢迎。虽然称为儿童文学，但它却并不是由儿童生产的，而是一种整体上由成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它寄寓着成人社会对未来一代的文化期待。基于教育儿童的需要，产生了儿童文学，因此，儿童文学难免烙下了教育性的痕迹，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文学性与教育性的和谐统一体，它为儿童提供滋养的同时，也为成人提供着审美愉悦。总之，儿童文学的受众对象特殊，语言和故事情节貌似简单，但对已经很社会化的成人译者而言，进行翻译和改写，却并不是预想得那样简单。虽然儿童文学属于文学的一种，却有着很明显的特殊性，翻译时在遵循文学翻译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更要兼顾这种特殊性的需求，即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务必兼顾译文的读者对象和源语文本。对儿童译作而言，看译文的人所得的感受、所起的反应，应该与读源文的人是一样的，这样就基本达到了儿童视野期待的翻译要求。然而译者却都是成人，换句话说，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是成人翻译给儿童的作品，这就要求“译者要站在儿童立场上，用儿童观点去透视原文，怀着一颗童心去鉴赏，选用浅显易懂的语言”［4］。翻译儿童文学，作为成人的译者需要俯身低就，“蹲下来和孩子对话”，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理解和表达以获得更好的接受，这样，译作才能引领儿童走向对世界文学作品的认知，达到儿童文学翻译应有的目的。因此，儿童文学翻译浅显易懂的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一语言转换过程是简单的，相反地，对于思想已经复杂化的成人译者而言，这更是一种挑战，对译者的翻译素养要求更高。

二、儿童文学翻译损失枚举

翻译损失是翻译过程中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审美形式及其功能的丧失，具有不可避免性。［5］儿童文学的翻译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翻译损失的存在也不例外，甚至于损失更甚。为了能够更直观地感受超欠额带来的翻译损失，下面将摘取一些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实例予以分析解读，并提出对应补偿策略。

(一)超额翻译损失现象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上下文中的联系，唯恐解释不到位、指称不明确，对词语加以修饰限定，将原本就已理解错误的东西搞成了错上加错。例Popwasalwaysonthelook-out，andalmostbeforeittouchedthegroundhe’dhaveitinhissackanddowntothevestrywithit．这是选自美国现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罗伯特•劳森(RobertLawson)的《本和我》第二章中的一句话。这部作品在国内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三个译本，是一本很受国内儿童读者喜爱的作品。在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中，译者将这句话翻译成:“我的弟弟波普总是在一旁注视着，有栗子掉下来时，还没落地，他就赶紧把它装进口袋里，然后钻进小礼拜室里。”译文中的“我的弟弟”，是译者有意添加的同位语，想进一步给小读者交代清楚“Pop”是谁。作为一篇动物故事题材的小说，小老鼠Amos在故事一开头就交代了父母给它们兄弟姐妹们起名字的情况，分别是按照二十六个字母的顺序起的名字。身为长子，我叫埃莫斯(Amos)，以此类推，后面的依次取名叫芭丝谢芭(Bathsheba)、克劳德(Claude)、丹尼尔(Danniel)……一直到色诺芬(Xenophon)、约瑟拜尔(Ysobel)和泽纳斯(Zenas)。在第二章中，文中的“我”埃莫斯因为家境贫寒，被逼出道，照此推算，Pop应该年纪尚小，回忆起家中往日取暖的情形，让小弟Pop出去找东西来供全家人取暖，不合逻辑。所以，译者在这里对Pop的理解肯定有问题。但译者并没有一笔带过，而是企图自圆其说或是想让小读者明白此处出现的新人物到底是谁，便堂而皇之地加上了“我的弟弟”来附加说明。简单粗暴地超额处理是无助于读者理解的，反而却进一步暴露出译者的不安和搪塞。这里的Pop应该如何理解呢?在词典中，可以查到［p?p］，作为普通名词解释为“流行音乐，砰然声”等，专有名词做“波普”解，此外便是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性。而实际上，这里的Pop应该读作［pɑp］，即中文中的“爸爸”。只有爸爸才会为一家人奔波忙碌，在冬季里寻找热源设法取暖，这在逻辑上也能讲得通。处理得亲切或者调皮一点，可以翻译成“老爹”。动画片《成龙历险记》中的“老爹”也是儿童非常熟悉的人物，对应起来，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位睿智的长者形象。译者的这种过犹不及的超额翻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倒暴露了自己企图瞒天过海不负责任的态度。超额翻译损失的现象在《绿山墙的安妮》这本儿童文学译著中同样有所发生。该儿童小说以加拿大为背景，反映加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被认为是“无以伦比的加拿大小说”。例MarinafoundAnnefacedownwardonherbed，cryingbitterly，quiteobliviousofmuddybootsonacleancounterpane．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译本中，译者的翻译是:“玛丽拉发现安妮脸朝下伏在床上伤心地哭着，一条十分干净的床单印上了几个泥靴印，相当醒目。”首先，这里的facedownward被译成了“脸朝下伏在”，“伏”字是个过于正式的表达，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儿童读者受众的语言水平。其次，“十分干净”中的“十分”二字是译者加进去的，或许是为了和干净一起凑够四字格来增强韵律感，但却过分放大了语境，违背了源文的意思。再次，该句翻译变换了描述对象，却依然采用一个单句，对小读者的简单思维能力照顾不到位。伏就是趴的意思，也可以组成趴伏这样的词组，其他两个译本翻译成趴在床上，可能是受了彼此译文的影响。其实这里讲的是安妮把脸埋在床上，脸既然埋在床上，肯定就是朝下的，这样翻译，就可以打破原有一些译文亦步亦趋的做法。这句话可以依照源文句式依次往下翻译，将句子断得更短一些，方便读者理解。可以译为:“马瑞拉发现安妮把脸埋在床上，痛哭流涕，一双沾满泥巴的靴子弄脏了干净的床单，却浑然不觉。”当然，笔者觉得任珊珊在其译本里将cryingbitterly译为“呜呜地哭”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这种翻译加强了语音效果，营造了悲伤的氛围，也符合儿童对拟声词偏好的期待。

(二)欠额翻译损失现象无论是超额翻译还是欠额翻译均会造成翻译损失，如果说超额翻译是译者唯恐表述不够清楚，解释唯恐读者不够理解，而在源语基础上不断衍生，那么欠额则是为了译语的流畅和简洁而故意略去本该译出的意义。欠额翻译，往往是译者无视译文的理解性与可读性，或过高地估计了译语读者的知识，以至于译文读者在译语中得不到理解源文意思所必需的信息，因为源语信息被译者忽视或被打了不应有的折扣。［8］下文同样以《绿山墙的安妮》为例来分析译者是如何遗漏源文信息，造成欠额翻译现象的。例PrissyAndrewstoldmethatshesatuphalfthenighteverynightofherEntranceweekandcrammedfordearlife……在《绿山墙的安妮》华文出版社的版本中［9］227，任珊珊对上面这句话的处理，可以说是个败笔。译为:“皮瑞莎安德鲁斯说她考试之前差不多总是半夜醒来，仓促地恶补。”Entranceweek在这里被译成了考试之前，显得太过宽泛，因为考前一天或者一月都算是考前，信息传达得不够精确。everynight在这句话中被省去未译，而satup被译作“半夜醒来”。半夜醒来是指睡了一觉受到打扰或是心神不宁而起床，总之是先睡了一觉，但situp的实际意思是“熬夜，迟睡，端坐”，根本没有先睡一觉的意思。译者在这句话翻译的过程中，对信息作了太多的精简处理，有违源文意思，也无法准确传递给读者需要了解到的具体信息，欠额翻译造成的损失很是明显。这句话可以完整地译为:“普瑞西•安德鲁斯跟我说，在入学考试那一周，她每晚都要熬半夜，拼命地死记硬背。”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并非总是一个单纯的文本，有时可能还会以混合型文本的类型出现。在一句话中，为了让读者读起来更像在读本族语，而略去了需要译出的词语，却把单个词语就能表达清楚的意义重复修饰，采用译入语习惯放大了一些源语中没有的信息。例Istumbledhome，embarrassedandconfused，myheartcompletelycrackedopen．这句话选自文德琳•范•德拉安南的儿童小说Flipped，在中国华侨出版社的译本中，陈常歌将其翻译成:“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满心尴尬与困惑。我的心已经碎成了片。”这是对女主人公朱莉受到打击以后的描述。短短的一句话，译者采用了“跌跌撞撞和满心尴尬”两个极其归化的四字格进行了翻译，虽然四字格具有言简意赅、整齐匀称、形象生动的特点，也是汉语有的词语组合现象，颇受有些作者和译者的青睐和喜爱，但是滥用四字格也不见得就能赢得读者的认同。在摘录的这句话中，跌跌跌撞撞地跑回家，“跑”字是译者添加的，这是杜撰，stumble是“绊倒，蹒跚和牵绊”的意思，到底是跑回家的还是走回家的，或者是连滚带爬地回去的，源语采用的是模糊表达，也符合逻辑，一个备受打击的人浑浑噩噩到了家，却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去的，如果采用“跑”回去，就把这种无意识状态给抹杀了。但在处理后半句时，译者没有翻译出“completely”，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短短的一句话，译者的取舍混合运用了超欠额，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以言害意的作法，造成了翻译的损失。这句话可以译成:“我跌跌绊绊地回到家中，觉得既尴尬又迷茫，心儿像是给完全撕裂开来。”这样翻译，一种撕心裂肺的难受和眩晕不知如何到家的情景会更为明朗一些。

三、儿童文学翻译损失探析与补偿

儿童文学翻译损失的发生首先是由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英汉两种语言分属印欧语系和藏汉语系，由于受历史文化积淀和所处语言环境的差异，在语音、词汇、句法、表现方法等方面大相径庭，而翻译不只是语言形式的转换，除了语言形式本身所承载的语义信息，还有语言形式生成的美感及整合在形式之外的艺术意象。许多论文从语音、意义和文化意蕴等方面来探讨补偿方法，就是因为英汉两种语言有着固有的差异，很难实现“移瓶注酒”审美功能再现。儿童文学翻译损失与期待视野差异息息相关。儿童文学翻译毕竟是由成人译给儿童看的，翻译的主体是成人，阅读的主体却是儿童，一项活动涉及到了两个不同的主体，期待视野必然有差异。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尧斯对期待视野作出以下定义，即接受者在以往鉴赏中获得并积淀下来的对艺术作品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的认识理解。作为成人的译者很难在期待视野上与儿童读者达成一致与融合，这难免造成翻译的损失，而损失的现象就是译者对读者期待要么过高，造成欠额翻译，译文处理过于精简，信息传递单薄，不利于读者理解和认知;要么对阅读对象的认知水平和层次把握不准，看得太低，企图通过大量修饰和补充让读者理解，使得译文累赘繁杂，造成超额翻译，也不利于儿童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基于以上的探讨和分析，可以看出，要实现儿童文学翻译损失的补偿，需要对两种语言差异有深刻的认识，并在成人和儿童两者之间进行期待视野的矛盾调和。文中提到的超欠额翻译实例，涉及到了词汇和句法翻译的过量和不足，给儿童读者造成了意象上的差异。针对超额翻译第一例添加同位语的现象，删减了同位语，通过逻辑推断，改正了对于源语的误译，并将较为死板的词语换成了轻松调皮的称谓，更能迎合小读者的心理期待;而对于第二例超额翻译，剔除了过度修饰，让译文回归平实，符合当时源语描述的场景。在欠额翻译第一例中，补回了遗漏掉的“每晚”这样一个副词短语，使得译文表达更符合原作的意图，一个早不忙，夜慌张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例欠额翻译副词“完全”的补充，更为恰当地描述了受到打击后的感受，让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受单句分析的局限，文中所列实例补偿都是在句中进行了直接补偿。对翻译超额和欠额的现象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词汇和句法的层面，仅仅追求字词对等是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必要添加的时候予以灵活处理，可以增加童趣，满足文本和语境需要。如:Down，down，down．Wouldthefallnevercometoanend!这是选自《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中的一句话，赵元任先生将其译为:“掉啊，掉啊，掉啊!这一跤怎么一辈子摔不完了吗!”加入孩子喜闻乐见的语气词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这里对于“啊”这个语气词的添加就算不得超额翻译，而是按需添加，本来往下掉是令人心生恐惧的感觉，这样翻译，读来一下子让人轻松了许多，有助于读者去体验主人公当时的心理，给儿童读者带来玩耍娱乐的愉悦感。

关键字：译者归化异化文化内涵语言读者翻译传达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Leahstoget

本文作者：杨伟丽 王占斌 单位：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哲学本体思想下的翻译本体探究

不同的翻译学家对翻译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认识。自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翻译研究的领域由内部转向外部，研究的视角由原文转向译文，研究的方法由规定转向描写，研究的重心由语言转向文化、认知。除了翻译界以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译研究，翻译的领域越来越大，翻译是什么变得越来越模糊，如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探讨翻译本体问题。

中国古代农耕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在人们眼里草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诗经》的《大雅》中有“：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这里的“本”的含义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渐在有的典籍中，逐渐出现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会人事的说法。《庄子知北游》中说“：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顾；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悯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根本。”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万物根据的含义。“本”还有事物的根据、根基或主体的意思。如《论语学而》中：“君子务本”。对“本”的重视，是农耕社会中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体”的最初的意义是身体，人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近取譬”是中国先哲创建的哲学范畴和建立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学家十分关注与身体直接相关的感受和体验。所以“体”首先与人对自己的直接体验有关。《礼记大学》中说“：心微宽体胖”。《论语微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体之外“，体”还有“实体”“，形体”，“形状”“，卦形”“，卦状”的意思。《易经系辞上》有“：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本体”二字，很早就出现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学中。其最初含义是“本来面目”“，本来状态”。后来“本体”的含义扩展为“根本性状”“，根本依据”“，根本源泉”等意义。唐代佛教经典《大日经》中有：“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这里的本体已经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进入了无形之境。到宋代“本体”已经成为哲学界普遍通用的范畴。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这里的“本体”指天下万物本来恒有的状态，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学范畴的基本属性。中国哲学中“，本体”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

东晋僧人道安，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指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来，佛经翻译必须要“案本”，而何为“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道安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由此看来，这个“本”指的是经文“大意”。然而，从道安的“五失本”的表达来看，“本”又可以说是包括了内容、形式及文体风格的。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可见,道安对“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对翻译之“本”的阐释中不自觉地把内容、形式、风格和意义结合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点。这样，形式、风格、内容和意义的关系构成了翻译的本体论即“翻译是什么”的论题。然而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中国哲学在没有发展到对本体有着充分认识的时候，道安没有能从正面找到翻译的本体，而是从侧面指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译内容、风格，抓住了翻译的“根本”，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对“根本”的重视。而近代的钱钟书先生饱读诗书，深谙中国国学之道。在中国哲学对本体有充分的认识前提下，钱钟书先生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翻译是什么即翻译的本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化境”。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从钱先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翻译本体的理解与中国哲学中“本体”的解释不谋而合，翻译的本体就是翻译无形而永恒存在的本来状态。无论“化境”能不能达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译的本来状态。在中国哲学体系下，本体是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翻译的本体是“化境”，可以说是翻译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本状态，本来状态。但从实际翻译来看，受源语和译语差别、文化知识等等因素的影响，会有道安说的“五不翻，三不易”现象，“化境”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实现。“五失本，三不易”从侧面体现着翻译的本体。而说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等，都是翻译本体的具体化，是本体的某个方面。

认知视域下翻译客体探究

从字对字翻译，意对意翻译，到动态对等，文本类类型，再到最佳关联，翻译的对象由最初的静态语言现象，到重视读者反应，到被视为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体现着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由对世界（客体）的认识，深入到主体的认识，再到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翻译活动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不断拓展，翻译理论也经历了由文本为中心到读者为中心，和文化的转向，认知转向。翻译的客体大概由词、意义、意义及其语用范围、意义及其文化、意义及语篇发展到概念内容及识解能力。翻译的客体发展过程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受人类认知水平的决定，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活动，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法和特点，现有的翻译理论都是以某两种或几种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虽然语言不尽相同，但是语言背后的人类认知本能是一样的。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在翻译理论呈现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下，认知视角为翻译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p#分页标题#e#

[摘 要]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内在联系，二者的结合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方向。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美学对翻译都有一定借鉴意义，尤其是文学翻译。本文通过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翻译美学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探讨翻译美学研究对文学翻译的启示意义。翻译美学极大的推动了文学理论以及翻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其自身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 翻译美学理论；文学翻译；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285-1

中国悠远的历史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美学基础。许多翻译标准的讨论也都涉及到对翻译美学的探索，如严复的“三难”准确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马建忠的善译等译理也是在信言与美言的讨论范围之列；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更是对严复“信达雅”美学造诣上的补充。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同哲学与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学思想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翻译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更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

翻译美学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体现出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要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美的再现等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研究。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进一步明晰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这种论述是翻译与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对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的探讨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美学学科特征。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系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等著作对翻译美学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推动了翻译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

在开放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正发生这一系列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从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论文。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道德、、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词在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Leahstoget

one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摘要：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即对原来文本意义的准确理解和用新文本作准确再现。然而，文本的意义受作者、文化系统、读者等多方面的制约，具有自身的语义不确定性和理解上的多重含义性。本文以人物形象，包括动作、对话和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几方面的具体实例探讨了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叙事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如何使译文与原文达到语用等效。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必须对特定语境中的意义进行分析，确定有关成分的意义。并以不同的视角对意义的特征进行分析，然后准确恰当地译成目标语，达到与原文的动态等效。

关键词：文学形象；翻译；叙事学；语用学

一、引言

文学形象的艺术表现，包括外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为(动作)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写，环境与人物、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的描写，等等。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既要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要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既注意原作信息的正确传递，又注意原作者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译论里(曾文雄，2005，p.62-67)。在翻译领域，由于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认识模糊而陷入重艺术、轻语言或重语言、轻艺术的倾向，翻译实践的随意性和翻译批评的极端化等现象不时出现。本文尝试将叙事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基于对人物刻画的多视角、多方位的考察，着重从微观层次，即人物的动作语言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探讨这两种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作用，以求拓宽翻译的研究领域。

二、人物动作语言翻译

人物描写方式属于正面描写，人物描写的方式主要有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采用人物描写方式，能以形传神，增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揭示人物心理和性格，表明人物的思想品质。人物的动作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方法，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张飞、诸葛亮等典型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人物的行动描写。一提起武松，妇幼皆知他景阳冈的打虎行动；一说到关羽，人们总忘不了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因为打虎这一行动成了武松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而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则充分揭示了关羽勇猛善战的英雄豪气。也就是说，行动是人的精神状态的表露。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来揭示的。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可以窥见其思想和心理活动。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们知道，翻译的过程包括理解、转换、表达三个部分，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既是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交际，又是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交际。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交际者、语言使用者、原文的接受者、译文的创造者等。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的理解与表达，不容忽视。叙事学理论可以帮助译者透彻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动作语言。叙事学(narratology)是关于叙事、叙事结构及这两者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觉(perception)的理论及研究(蔡之国，2005，p.31-32)。所谓“叙事”，就是对一个或多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的叙述，它既离不开事件，也离不开叙述。叙事中人物描写可以由叙述者或人物来完成；可以直接描写或间接描写；可以自我描写或由他人描写；可以在公开场合描写或在私下描写。但每种描写的可靠程度并不等同。此外，叙述者作为作者虚构的主体之一，在叙事中的特征颇为重要，尤其是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事意识。可靠的叙述者让读者相信并接受他对事件的报道、理解和评价，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因知识匮乏、对事件参与不足或价值判断系统有问题，难以避免读者对其报道、理解和评价的怀疑。

例如，在文学作品《儒林外史》汉译英中，作者吴敬梓对范进岳父胡屠户的描写用了一系列身势符号动词，译作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它们所包含的信息。

翻译是人类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文学科。不同语言承载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两种语言的转换，一座沟通的桥梁被搭建起来，两种文化得以交流与融合，碰撞与冲突。翻译也是一种文化语境下的行为，它受到文化的干预。具体地说，翻译的主体——翻译者的文化趋向对于翻译行为有直接的影响。翻译者应有何种文化倾向，一直是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归化和异化是两种相异的主张。归化论认为翻译应该遵循“何处去”的原则，采取认同目的语文化的策略。异化论强调“何处来”，认为翻译就是传播陌生的东西，因此在翻译的作品中应有原语文化的风味。

一、归化与异化：一对矛盾

在翻译理论中，归化异化是一种理论体系下的两种倾向，是一对矛盾。伴随翻译的文化转向，归化异化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一矛盾何者为主要方面，何者为次要方面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翻译的文化论之中，归化与异化存在于整个文化系统之中。有归化就有异化，无归化就无异化可言。对一个翻译理论工作者来说，他在提出其中一种翻译倾向的时候，心中必然明白还有另一倾向的存在。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中提出的12种翻译矛盾之中就有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1］。

对于归化与异化，是不是用足够的论据证明其中一方更合理，更科学或更实用，就可以平息这长久的争端呢？不然。无数的理论论据和实践论据都可以说明归化与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都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学术眼光来审视，我们会意识到归化与异化是离不开它们的使用环境（即层次）的，离开具体语境谈论归化与异化，它们之间就不是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做对比。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对比。

二、归化与异化探究

1.存在文化与语言两个层次上的矛盾

在翻译研究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起源于具体的语言操作。离开两种语言谈翻译是空洞和荒谬的。语言的转换技巧是翻译之本，任何的理论争鸣都必须给目的语和源语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操作探讨而不能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这一研究方式又注定成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