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范文精选

有人称21世纪是“新同居时代”。在这个时代，同居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一种生活选择方式，我们没有办法漠视的存在。21世纪，人们的思想前所未有的开放，再加上太多的社会引起的现实和精神压力，像是工作压力，房价压力，家庭负担压力等等都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稳定感，而高离婚率的现状更加使得人们对婚姻没有信心，不愿意承担太多的责任，不想有孩子的负担，想要相对自由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居越来越受现代人欢迎。同时不能忽略的同性恋群体也随着人们越来越开放的思想走上台前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性恋经历了可以说使比较艰辛的过程到了今天才终于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定的承认。在欧洲，已经有比较多的国家承认了同性恋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权利，有的国家像荷兰和丹麦已经允许同性恋者像普通恋人一样结婚，由国家来保障他们（她们）的婚姻。在我们国家，也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同性恋者，一直以来，社会对他们（她们）不理解甚至歧视，使他们必须要压抑自己的性取向，甚至和异性恋一样的结婚生子，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国家在对同性恋者方面一直是十分的忽视，忽视他们的存在，忽视他们作为公民的利益，忽视他们的呼声。但是，欧洲国家给我们起了个好的榜样，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也在觉醒，也在开始为了自己的权益作努力，我们不应该再忽视他们了。正因为如此，同居立法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议题，笔者希望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和探讨这个话题。

试论同居及其法律规范

作者:张艳

一、同居（cohabitation）的几种释义及分类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1）同在一处居住（2）指夫妻共同生活。[1]

《辞海》解释：同居（1）居住一处，共有家业者（2）夫妻共同生活。也指男女双方未经结婚而共同生活[2]。

《中华法学大辞典－民法卷》解释：同居：男女共同生活并发生性关系。包括两种情况：（1）合法同居即夫妻同居。夫妻共同生活并发生性关系，是夫妻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夫妻同居受法律保护。夫妻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而拒绝与另一方同居，可以成为离婚的主要理由。（2）非婚同居，在中国又称为非法同居，即没有合法夫妻关系的男女同居。又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没有配偶的单身男女同居，即未履行结婚手续，而以夫妻关系同居；二为男女双方或一方已有配偶，又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即姘居[3]。

由以上几种权威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常义上的同居包括两种：一是共同居住于同一处所；另一是特指夫妻共同生活。而在法学上的解释则属狭义范畴，仅指常义中的后者，且强调夫妻生活中的同居（性生活）内容。

【内容提要】犯罪构成是对以民众的道德价值取向为判断基础而认定的危害行为无可奈何地施以刑罚手段从而完成其“犯罪化”过程后在法律上刑构的犯罪之模型或规格——其适用是内缩的而非外张的。它是罪刑法定主义赋予刑法规范以彻底裁判规范性的必然要求，其基本意义在于指导、约束和规制司法裁判行为。

【关键词】犯罪构成/裁判规范/模型/原型

我们无法超越自我的局限性，也无法认识事物的本真。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这仍然是一个应当为之奋斗的理想。

——本杰明·N·卡多佐

一

当人类选择了法律这种“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或者专门的社会控制手段”[1](p.1)之后，维持其种群生存秩序及维护其个体正当利益便获得了外部强制力的支持，以此弥补其他调控手段的局限。这是因为，“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其首要的、本位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观念性的指导形象；社会交往中事先树立这种形象并在交往的全过程中时时遵从它（法以道德为基础并与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为人们树立法律形象提供了最大可能）。法律之次要意义才在于对违反规则之惩罚——以始终保持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2](p.43)（着重号为引者加）。以此审视刑法，可以明了民主社会法治国家刑法规范之性质，即刑法规范不仅是行为规范，而且是裁判规范，更是一种文化规范；（注：张明楷：《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该书对刑法规范的特征加以界定，现引注如下：“刑法规范从现象上或表现形式看，是一种裁判（审判）规范，即是指示或命令司法工作人员如何裁定、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对犯罪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规范”，“刑法规范也是禁止一般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规范，即刑法规范作为行为规范时，所指向的对象是一般人，它禁止一般人实施犯罪行为，给一般人提供评价行为的标准，以期一般人不实施犯罪行为”，“刑法规范的实质是国家认可的文化规范在刑法上的反映。文化规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作为伦理上、秩序上、职业上、交易上等的要求而规律个人的规范的总称”。另参阅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传统法理学对法律规范模式即假定——后果的理解过于笼统含糊，没有区分法律规范的行为规范性、裁判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后者是前两者得到民众普遍认同即法律具有普适性的内在根据，“它为人们树立法律形象提供了最大可能”。正如布津尔所说，一项法令的真正制定者，不是立法者个人，而是群体，立法者不过是这个群体的忠诚或不够忠诚的代言人而已[3](p.71)，“法律规定是由比个人意志更为深刻的因素所决定的”[3](p.92)，这个深刻的因素就是该法律得以施行的社区范围之主文化群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活的法律必定与其宗教、道德和习俗有着基本的一致，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形之下，与该民族的道德、习俗基本甚至完全不相适应的法律是不可能自然生成的[1](p.110)。本文正是以刑法规范的文化规范性为基点，而展开对其行为规范性和裁判规范性加以论述的。

刑法之行为规范一般是禁止性规范，它用以约束所有人，规制人们不得为刑法禁止之行为，从而为人们行为从否定之方面提供指导，拟出一个行为模式，即一种“观念性的指导形象”。那么法律是如何构筑起这样的行为模式的呢？当我们把理性思维的触须伸向处于不同文明样态和程序之下的法律规制对象——所有民众之时，就发现了一个悖论性的尴尬：绝大多数芸芸众生似乎并不知道法律的具体规定（当然，这样的局面是非理想的，也是法学者羞于见到的。）基于此，可以看出行为模式的塑造更多地源于社会道德规范之要求与民众对周遭被予以制裁的危害行为的经验感受及至认同的交汇中获得对法律的浅显而朦胧的感知，从而树立起为与不为以及如何为的观念指导形象；而对危害行为的处罚一般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而要求认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作为归责理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法治国和文化国的形成和发展，要求对法律的这种朦胧的、披上了面纱的认识上升至清晰的、面对面的理解，使人们成为自觉的守法者，而非由于道德舆论的驱使而成为自发的守法者。可以看出，不同文明样态之法律及其前瞻性发展对人们行为的规制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发挥作用的。

现代刑法区别于近代社会以前的刑法的至关重要之处在于现代法治国的刑法规范是真正彻底的裁判规范。在前近代社会，法外用刑，罪刑擅断，正说明统治者一方面以苛酷的、非理性的法律威慑规制广大民众的行为；另一方面在认定犯罪、惩罚违法行为时，往往超越法律，任意出入人罪，凭借司法裁判官一时个人感情的波动而完成对行为的评价和对行为人的处断，民众之自由、财产和生命被视同儿戏般处置。由此可见，前近代社会刑法的裁判规范性是微弱而不充分的。而立法者在抛出一部法律并使之有效以后，国家必须充分保证该法律的可诉性，否则它只是一部“活着的死法”。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合法权益，它要求对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的处罚，一方面有章可循，一方面通过严格适用的要求以约束规制司法裁判者的裁判行为，防止其逾越法律界限而滥施任意性。否则，法官的法律上裁判依据将呈多样化之势，这正是堪称典范的罪刑擅断！刑法是善良人的大，也是犯罪人的大。近代以来，无数站在人类理性前沿的先驱用血与汗“为权利而斗争”（耶林语），我们在享受这些权利时，绝不能无视对权利的新侵犯。尤其在一个习惯了以官员个人好恶定夺生杀大权的国家，在一个权利常被名义上自诩为保护这些权利的机构所侵犯的国家，倡导刑法规范的裁判规范性，更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它将坦言面对司法裁判者：他们作为普通国民，得遵守行为规范；他们作为司法裁判者，必须严格遵循裁判规范！

法律规范，是指通过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或者认可的，用以指导，约束人们行为的行为规范的一种。它是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基础，可以说它是连接理论法学和实践法学的桥梁。法学家对于法律规范的理性分析和思考，其本质并非仅仅是用以指导实践，而更重要的要是通过这种研究来加强法律人在法律实践中的论证，推理能力。

通常我们认为法律规范不是实体规范，就是程序规范，这也可以说是法律初学者最容易犯的毛病，（比如民法之外有民事诉讼法，刑法之外有刑事诉讼法）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问题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它容易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容易造成我们视野的狭窄。其实法律规范除了以上两种规范外，还有一种规范，即冲突规范。学术界倾向于将冲突规范归入程序规范之中，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做是欠考虑的。冲突规范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论述：

首先，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实体规范是用来具体的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而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当事人，责，权，义明确。从而形成可见的预期，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我们也可以称其为通过实体实现正义的规范。而程序规范，本身并不追求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明确，而是使得当事人在追求实体权利，义务的时候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它追求的是一种秩序，一种看的见的正义，即“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我们可以称其为通过程序实现正义的规范。而冲突规范，是在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中产生的。它本身既不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不规定使用何种程序来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是通过指导，来告诉法官选择那个国家的法律来处理国际民商事关系。因此它也被称做“法律适用规范”，“法律选择规范”。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通过选择，指引来实现正义的法律规范。

其次，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实体规范是最先出现的，程序规范次之，冲突规范最后。但是这只是在当历史按照一种由内而外，由闭塞到交往的路线发展时才成立。我们通过观察法律的最初形态“习惯法”就会发现，最初的习惯法是实体和程序不分，但是这种混合状态中实体是战具着很大一部分，而程序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程序性习惯的效力没有实体性习惯的效力高。古时候衙门的县令可以同过各种方法，哪怕是当今看来是非常荒唐的方法来实现自己心中认为的实体正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实体正义第一，程序无关紧要。而冲突规范，只有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个社会关系，有两种或者多种法律同时调整它而且规定不一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实体规范，程序规范，是它出现的前提，只有当前两者规范彼此内部出现矛盾的时候，才需要通过冲突规范的选择，指引来做出决定，选择出具体的实体规范，程序规范来调整具体的社会关系。

最后，从规范的结构的角度来看，在我国存在着“三要素说”和“两要素说”。前者认为法律规范是由“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组成；后者认为法律规范是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无论是“三要素说”还是“两要素说”，传统学者认为都是为了达到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概括性，稳定性。这种观点对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来言是非常的适合的，尤其是实体规范。但是冲突规范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结构。这是由他的目的和价值所决定的。一般的冲突规范都没有规定法律后观，没有将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区分开，而是将两者合在一起。由“范围”+“系属”构成。前者是应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后者是指明对这种社会关系应该适用何国，何地，何种法律来进行调整。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实体规范，程序规范还是冲突规范都有自己特定的存在目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结构，尤其是冲突规范和前两种规范的区别更是明显。因此不应该简单的把冲突规范归如到程序规范或者是实体规范之中。

作者简介：杨敏杰，河南郑州人，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化耀民，河南周口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秋菊打官司”讲述秋菊因为自己男人被村长踢到了“命根子”，为了向村长讨说法一直往上告，最后村长被公安抓走，可秋菊对这此结果却困惑了，秋菊的困惑显示出民间规范是否可以代替法律规范？两者冲突如何选择？本文从民间规范的必要性出发，以法律规范为原则，系统阐述了法律规范与民间规范应相互合作、交叉运用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给个说法；法律规范；民间规范

“秋菊打官司”是中国近代最为典型的颇具教育意义的法律素材影片。在这部影片中包含了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信息，反映出当代中国正走在法治的路上，人民群众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部影片问世之初，卷来了法律界的激烈争辩，可谓百家争鸣，于是诞生了诸多对此现象的经典阐释文本。

一﹑秋菊的“给个说法”

对于秋菊的“给个说法”有人认为是传统宗法思想侵蚀的后果；有人认为是传统“礼治”到现代“法治”转变的标志。笔者认为秋菊的“给个说法”不是传统宗法思想的侵蚀，更不是“礼治”到现代“法治”的转变，而是现代法律与农村社会内部环境的冲突，是盲目法律移植结出的毒果；是没有贯彻刑事政策在犯罪治理方面系统性要求的后果，我们的犯罪治理不仅需要认识到犯罪原因、功能的系统性，还要根据整体治理需要，从治理的目的、方法及进路等方面着手做出系统的安排。

影片最后是秋菊困惑的眼神，这种困惑眼神显示出在这个农村妇女的心里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结局。她追求的“说法”就是苏力教授分析的：“村长应该为自己过错向秋菊一家赔礼道歉，由上面领导给村长一个批评”。最后的困惑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这背后的法理，是否为这个社会所需、百姓所要？中国的法制都是外源性的，在部落村庄和小城镇这样简单社会中，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之间更加密切的契合，邻里之间的安全也可以归因于社区中的社会网络，因此处理农民之间因为小事而引起的纠纷不能全部用移植来的法律解决。否则违法就成了生活必然。这里所涉及的绝对不再仅仅是古典的不可避免的法盲问题。像邻里之间打架斗殴或打黑工等现实不过是不违法就不行这一事实的显示器。移植来的法律本身是好的，但在与真正的农村内部社会环境相融合时，在治理进路方面缺乏刑事政策要求的系统性，不能取得很好的法制效果与社会效果。秋菊的“给个说法”真正的折射出法律并没有完全本土化，在用法律惩治犯罪的方法上没有系统安排的后果，于是结出了比照葫芦画出瓢的畸形果。

今年以来，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在省、市、县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业务上的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大局，以实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为中心，以最大范围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为重点，狠抓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民生工程、案件办理、经费管理等几项重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县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大力推进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

一是抓好了县、乡、村三级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县法律援助中心经县编委批准为参照公务员管理副科级事业单位，全县18个乡镇依托司法所全部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全县270个村（居）委会都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聘请了联络员，在县残联、妇联、工会等7个社团组织成立了援助站，在外出务工人员聚集地设立了4个援助站，构建了县法援中心—乡镇（社团组织）法援工作站—村（居）法援联系点三级法律援助网络，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咨询、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今年8月又在县看守所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尽力满足在押人员的法律援助需求。

二是抓好了法律援助队伍建设。已报请县委同意年底通过公开考试配备一名副科级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今年8月份已通过考试录用了一名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达到5人。

三是抓好了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各项工作制度，即：“一须知、二公开、二办法、十制度”，并装订成册，每个工作人员一册。同时，结合创业服务年活动，及时制定了法律援助服务承诺、首问责任、限时办结等制度，将具体承诺、工作职能、服务内容和对象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效能。

四是抓好了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制建设。县政府自2004年开始将县法律援助经费按每年不少于1万元纳入财政预算，今年县财政拔付援助中心业务经费3.9万元，各乡镇援助站业务经费3.6万元。2003年以来通过开展公益活动和发放援助募捐卡募集捐资13万余元，为法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

二、大力实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一是进一步降低经济困难标准。凡为范围内的低保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只要符合法律援助事项，对经济状况不予审查，直接提供法律援助。

摘要：民间规范向国家法律的转化，是法律人必须认真对待并细致处理的一个问题。基于规范概念的程度差异性与内在可转换性，民间规范被吸收至国家法律中大抵可经由“立法的选择”、“立法的授权”和“司法的选择”三种路径，即通过立法者的立法行为而转变为一般性法律规范，通过立法者的授权指引行为而转交法律适用者在具体个案中加以解释与援用，通过法官职业共同体的司法甄别与认证程序而转化为裁判规范。

关键词：民间规范；法律规范；立法选择；立法授权；司法选择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067—04

一、引论：规范概念——“一个滑动着的刻度盘”

美国法社会学家罗斯科·庞德指出，宗教、道德与法律被视为人类进行社会控制的三种手段，只是不同的时期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自近代以来，法律日益发展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但人们不能、也不应将社会控制的全部活动纳入法律的领域，而应注意发挥各自的功效。①“如果假定政治组织社会和它用来对个人施加压力的法律，对完成目前复杂社会里的社会控制任务来说已经绰绰有余，那是错误的。法律必须在存在着其他比较间接的但是重要的手段——家庭、家庭教养、宗教和学校教育——的情况下执行其职能。如果这些手段恰当并顺利地完成了它们的工作的话，许多本应属于法律的事情将会预先做好。”②庞德看到了法律与宗教、道德、伦理等社会控制方式的不同作用机理，但依笔者之见，这其实只是事物本质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方式之间存在着某种转化机制，尤其是民间规范（民间法）向国家法律的转化机制是世俗化了的现代法律在工商业社会中增强其规范效力与结果可接受性的一个关键问题。

若从庞德所言的“社会工程”角度讲，法律当然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而且是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③但从规范理论角度讲，法律又是一个社会规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规范，一种高度制度化了的社会规范。规范概念指涉两个向度或要素：承认或曰认同；强制或曰制裁。强调前一种要素的规范更多是认知意义上的，可称为“惯例”或“惯习”；强调后一种要素的规范更多是拘束性意义上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法律”。其实作为一种规范形式，“法律”也可能包含承认要素，而“惯例”或“惯习”也可能具有强制力。托马斯·莱塞尔等德国法社会学家认同规范概念的程度差异性与内在转换性，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滑动着的刻度盘”，试图“以制度化的程度（即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组织的确认和保障）为标准，对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进行区分”。④规范概念因“刻度盘”和程度标准而获得了类型化和等级化的直观性，这也为不同类型或等级的规范之间的转化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德国法社会学家西奥多·盖格尔认为，社会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的三条路径是：第一，通过“司法的选择”即立法。社会规范通过法官的认可、尤其是职业共同体的普遍接受而变为法律规定。第二，通过“立法的选择”即司法。社会规范通过立法者的立法行为而变为法律规范。第三，通过“立法的授权”即立法兼司法。“立法者指引准法律的习惯，例如交易习惯和商业习惯”⑤，由适用者在具体个案中加以援用。西奥多·盖格尔所指出的这三条路径，是对国内学者提出的“民间规范如何在国家法律中被吸收”这个问题的解答。韦至明教授曾经提出，习惯规范的法律化主要应通过纳入和转化两种方式来实现。⑥不过，其论证内容基本上局限于西奥多·盖格尔所言的第一条路径，对于其他路径，其并未进行详细论述。笔者认为，应该接续西奥多·盖格尔的上述理路，展开更为完整而细腻的分析。

二、通过“立法的选择”

依法行政既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依法行政的客观规律来看，必须把握好法律规范的定位。法律定位，虽然是一个严密、规范性的内容，但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产业、信息化和智能水平的不断提高，其界定也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笔者仅就法律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作简要的论述，以交流教学经验，提高教学水平。

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和普遍要求的“可依”性相结合

一部法律规范是调整某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依法行政角度讲，执行已颁布的法律规范就是依法行政。但在依法行政的实践中，有的法律规范较难操作。如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该法律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应该说，这部法律的实施，对我国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环境的保护往往是一个大的区域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区所为。目前，有的地方提出建立“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便做到依法行政。又如2000年4月29日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其本意是保护我国领空上的大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全球讲，却不能阻止烟尘在大气中的自由流动，就好比不能阻止蒙古的沙尘暴对我国的影响。因此，法律规范的定位非常重要。它一方面关系到依法行政对法律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关系到依法行政的可操作性。

法律规范的完善和补充与相对稳定相结合

法律是国家的意志，来自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和补充是法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法律规范与时俱进的本质体现。因此，对已颁布的法律规范进行完善和补充，是推进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我国1989年12月26日颁布的“城市规划法”，对我国城市的规划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加快了我国城市的发展，加速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但从另一个层面讲，我国有800多个不同级别的城市，用一部“城市规划法”来规范这么多城市的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每个城市的功能各不相同，有的是工业制造型城市，有的是资源开发型城市，有的是旅游观光型城市，有的是交通枢纽型城市，难以按照一部“城市规划法”的要求作出各俱特色的规划。再从“城市规划法”规范的内容来看，该法充其量是一个“平面规划法”，它只规定什么地方可以建生活区，什么地方可以建商业区，什么地方实行保护。

法律规范的个案要求与统一要求相结合

从法的本质来讲，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但在实际生活中，被法律调整的某一对象，有的需要个案法律规范，有的则需要统一法律规范。如我国长江和淮河的水污染治理，完全可以制定个案法律规范，即“长江和淮河水污染防治法”。这样的个案法律规范，便于沿江、沿河的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污。如果单独依照某一部“水法”或“环保法”就难以取得依法行政的较佳效果。又如，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化，我国的工业产品所遵循的标准和质量都要达到国际标准。这就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质量法”和“标准法”。1988年12月颁布的“标准法”和1993年9月颁布的“质量法”，这两部法律就具有统一的法律规范性，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就比较便于操作。

法律规范的当前内容和长远内容相结合

关键词: 法律行为的主观理论；法律行为的客观理论；主观法律行为；客观法律行为；个别规范

内容提要: 在与国家法的关系中，法律行为只是一种法律事实，还是一种独立规范，学说上对此素有争议。由于萨维尼既强调意志的规范效力，又认为法律行为只是法律事实，所以他的观点是矛盾的。在此后的学说史中，法律行为的主观论均坚持意志具有规范效力；而客观论认为行为的效力应系于实在法，意思只具有实践效力，不能从意思自由直接推论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由此，客观论的各种学说从不同进路构建了意志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但均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的论据。实际上，各学说之间的争论均源自他们关于法律行为内涵的理解上的分歧。因此，应区分“实践领域经私人自治而形成的主观法律行为”与“规范领域经他律而形成的客观法律行为”；客观法律行为是通过解释主观法律行为的“规范意义”而被认知的；客观法律行为才具有规范性，是一种个别规范。

引言

作为学说汇纂法学理论建构的产物，法律行为自产生后就一直面对众多疑难的理论问题。如果忽略那些次要的、边缘性的问题，依斯科尼亚米利奥（r. scognamiglio）所言，法律行为在学说史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可以被分为两组：①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争，构成第一组问题；②法律行为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构成第二组问题。[1]其中，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着整个欧洲法律史，但实际上如今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几乎毫无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当事人没有通过合同约束自己的意思，则合同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意思未被表达出来并为对方所知悉，合同也不存在。[2]此外，意思主义或表示主义专注于法律行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行为人想说什么或表达了什么）的问题，这种争论还使得学说经常忽略了第二组问题。[3]对于后一组问题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内心意思或外在表示究竟是什么，而是涉及法律行为在“其自身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中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该问题具体表现为，法律行为在国家法那里，只是与其他事件、非表意行为一样同属于法律事实，还是一种独立的规范？

该问题与第一组问题不同，迄今仍极具争议。虽然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学说认为法律行为仅是法律事实的一种类型，但也不乏一些著名学者（如凯尔森、圣罗马诺[santi romano]）坚持认为法律行为并非事实，而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规范，是法律渊源的一种。此外，不同世代的民法典的表述，不尽一致，这也增添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随后的《德国民法典》放弃了此种规定，上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372条的规定似乎又表明合同具有一种法源地位。在我国学界，虽然多数著述均在论述法律事实时说明法律行为是法律事实的一种类型，但也有少数学者从私法自治的角度简要论述了法律行为应具有规范性，[4]甚至还有认为法律行为兼具事实性与规范性。[5]下文的研究将表明，第二组问题构成了法律行为的主观理论与客观理论的众多学说之所以得以区分的标准之一。鉴于此，本文不妨先从既有学说出发，寻找其间的争议焦点，并以此为基础论证法律行为的规范性。

一、问题的缘起：萨维尼的理论困境

众所周知，是萨维尼首次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整套完善的法律行为理论。那么，萨维尼是否对法律行为究竟是法律事实还是法律规范有明确的说明？伊尔蒂（n. irti）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后世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在萨维尼的著述中就已现端倪了。[6]

首先，在萨维尼看来，近代的那些自然法典编纂所依据的法学理论都片面强调普适性，而忽视了“法学”所应具有的历史性，即“历史法学并非将法理解成历史，法学毋宁才是‘历史性的’。”[7]不过，康德在其之前就已从形而上学方面彻底摧毁了古典自然法和理性法的理论基石。他从一个先验的戒律出发并认为，理性并非启蒙思想家所“教导”的，每一个人都可认识理性并能符合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由的合法性和内容均存在于个体本身。[8]在这种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基础上，康德完成了其道德哲学的体系化。这种理论对德国民法典立法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拉伦茨认为《德国民法典》的根基就在于这种伦理上的人的概念，即“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和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9]因此，只有凝结在行为中的个人意志才可以为行为人设定义务或形成法律关系；与之相应，外在的限制与义务惟有经过个人意志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均属不法。

【内容提要】犯罪构成是对以民众的道德价值取向为判断基础而认定的危害行为无可奈何地施以刑罚手段从而完成其“犯罪化”过程后在法律上刑构的犯罪之模型或规格——其适用是内缩的而非外张的。它是罪刑法定主义赋予刑法规范以彻底裁判规范性的必然要求，其基本意义在于指导、约束和规制司法裁判行为。

【关 键 词】犯罪构成/裁判规范/模型/原型

我们无法超越自我的局限性，也无法认识事物的本真。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这仍然是一个应当为之奋斗的理想。

——本杰明·N·卡多佐

一

当人类选择了法律这种“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或者专门的社会控制手段”[1](p.1)之后，维持其种群生存秩序及维护其个体正当利益便获得了外部强制力的支持，以此弥补其他调控手段的局限。这是因为，“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其首要的、本位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观念性的指导形象；社会交往中事先树立这种形象并在交往的全过程中时时遵从它（法以道德为基础并与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为人们树立法律形象提供了最大可能）。法律之次要意义才在于对违反规则之惩罚——以始终保持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2](p.43)（着重号为引者加）。以此审视刑法，可以明了民主社会法治国家刑法规范之性质，即刑法规范不仅是行为规范，而且是裁判规范，更是一种文化规范；（注：张明楷：《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该书对刑法规范的特征加以界定，现引注如下：“刑法规范从现象上或表现形式看，是一种裁判（审判）规范，即是指示或命令司法工作人员如何裁定、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对犯罪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规范”，“刑法规范也是禁止一般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规范，即刑法规范作为行为规范时，所指向的对象是一般人，它禁止一般人实施犯罪行为，给一般人提供评价行为的标准，以期一般人不实施犯罪行为”，“刑法规范的实质是国家认可的文化规范在刑法上的反映。文化规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作为伦理上、秩序上、职业上、交易上等的要求而规律个人的规范的总称”。另参阅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传统法理学对法律规范模式即假定——后果的理解过于笼统含糊，没有区分法律规范的行为规范性、裁判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后者是前两者得到民众普遍认同即法律具有普适性的内在根据，“它为人们树立法律形象提供了最大可能”。正如布津尔所说，一项法令的真正制定者，不是立法者个人，而是群体，立法者不过是这个群体的忠诚或不够忠诚的代言人而已[3](p.71)，“法律规定是由比个人意志更为深刻的因素所决定的”[3](p.92)，这个深刻的因素就是该法律得以施行的社区范围之主文化群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活的法律必定与其宗教、道德和习俗有着基本的一致，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形之下，与该民族的道德、习俗基本甚至完全不相适应的法律是不可能自然生成的[1](p.110)。本文正是以刑法规范的文化规范性为基点，而展开对其行为规范性和裁判规范性加以论述的。

刑法之行为规范一般是禁止性规范，它用以约束所有人，规制人们不得为刑法禁止之行为，从而为人们行为从否定之方面提供指导，拟出一个行为模式，即一种“观念性的指导形象”。那么法律是如何构筑起这样的行为模式的呢？当我们把理性思维的触须伸向处于不同文明样态和程序之下的法律规制对象——所有民众之时，就发现了一个悖论性的尴尬：绝大多数芸芸众生似乎并不知道法律的具体规定（当然，这样的局面是非理想的，也是法学者羞于见到的。）基于此，可以看出行为模式的塑造更多地源于社会道德规范之要求与民众对周遭被予以制裁的危害行为的经验感受及至认同的交汇中获得对法律的浅显而朦胧的感知，从而树立起为与不为以及如何为的观念指导形象；而对危害行为的处罚一般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而要求认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作为归责理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法治国和文化国的形成和发展，要求对法律的这种朦胧的、披上了面纱的认识上升至清晰的、面对面的理解，使人们成为自觉的守法者，而非由于道德舆论的驱使而成为自发的守法者。可以看出，不同文明样态之法律及其前瞻性发展对人们行为的规制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发挥作用的。

现代刑法区别于近代社会以前的刑法的至关重要之处在于现代法治国的刑法规范是真正彻底的裁判规范。在前近代社会，法外用刑，罪刑擅断，正说明统治者一方面以苛酷的、非理性的法律威慑规制广大民众的行为；另一方面在认定犯罪、惩罚违法行为时，往往超越法律，任意出入人罪，凭借司法裁判官一时个人感情的波动而完成对行为的评价和对行为人的处断，民众之自由、财产和生命被视同儿戏般处置。由此可见，前近代社会刑法的裁判规范性是微弱而不充分的。而立法者在抛出一部法律并使之有效以后，国家必须充分保证该法律的可诉性，否则它只是一部“活着的死法”。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合法权益，它要求对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的处罚，一方面有章可循，一方面通过严格适用的要求以约束规制司法裁判者的裁判行为，防止其逾越法律界限而滥施任意性。否则，法官的法律上裁判依据将呈多样化之势，这正是堪称典范的罪刑擅断！刑法是善良人的大，也是犯罪人的大。近代以来，无数站在人类理性前沿的先驱用血与汗“为权利而斗争”（耶林语），我们在享受这些权利时，绝不能无视对权利的新侵犯。尤其在一个习惯了以官员个人好恶定夺生杀大权的国家，在一个权利常被名义上自诩为保护这些权利的机构所侵犯的国家，倡导刑法规范的裁判规范性，更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它将坦言面对司法裁判者：他们作为普通国民，得遵守行为规范；他们作为司法裁判者，必须严格遵循裁判规范！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商业贸易活动数量不断增多，企业已经成为商品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财务制度是企业正常运转和规模扩大化的根本性保障，因此企业会计人员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会计人员不但要负责企业财务制度的运行工作，还肩负着重要的法律责任。 我国非常重视运用法律制度规范会计工作，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经过数次修订，于2000年颁布实施。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修订后的《会计法》对会计人员的法律责任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这些规定有助于企业会计人员切实履行工作职责，也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诚实信用原则。 1企业会计法律责任的基本内容 会计法律责任是指违反会计法律规范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它是会计行为主体必须严守的底线，是法制与道德规范内在联系性的统一体。一般来说，企业会计的法律责任可以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三种形式，与我国法律规定的公民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种类相一致。 1.1企业会计人员承担的行政责任 行政责任是国家行政机关运用强制力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和过错行为进行的一种处罚。行政处罚不以剥夺行政相对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等为目的，包括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工作的深入开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市场经济体系所替代，我国的会计行政法律制度也经历了由行政处分向行政处罚过渡的过程。 在我国司法体系中，行政处分行为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的一种行政法律责任，如降级使用、警告、记过等等。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对会计人员的管理方式与行政机关相似，对于会计人员的过失行为多采取内部行政处分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是不合理的。而行政处罚主要指行政机关对基于一般行政管理职权，对违反行政法上的强制性义务或者扰乱行政管理秩序的人所实施的一种行政制裁措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行业具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需要有相应的行政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因此，修订后的《会计法》中规定了财政部门作为会计行业的监督行政机关，有权依法对违法会计人员做出罚款、警告及吊销从业资格证等处罚。 1.2企业会计人员的民事法律责任 《会计法》中规定的会计人员的民事法律责任主要是一种附加责任。由于会计人员在企业经营行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其不当行为很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会计法》中引进计民事法律责任的概念，就是承认了平等主体间会计关系的存在，会计民事法律责任的提出是会计关系多元化的必然要求[1]。 1.3会计人员的刑事法律责任 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以非法手段占有或获取公共和个人财物金额巨大的，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会计法》对于这个要求进行了细化，刑事责任主要适用于会计人员、单位负责人伪造或者毁损会计资料以进行偷逃税或者贪污、挪用犯罪，给公司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2]。 2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会计法律制度体系的一些思考 2.1进一步完善会计管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司法机关应当根据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际，在《会计法》等专门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会计法律管理制度。例如，可以适时出台一批行政法规和单行条例等，弥补现有法律规定的空白和不足。 2.2利用法律规范合理区分会计法律责任 会计关系多样化和会计活动多元化已经成为未来会计行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对于行政主管部门来说，许多会计人员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难以明确区分其行为应负何种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我们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法规，将散见于《会计法》以外的相关规定纳入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中；另一方面则需要司法机关及时出台一些司法解释和法律释义等，用于明确会计法律责任的划分问题。例如，对会计人员的不当行为属于主观故意还是过失，以及过失行为的法律后果严重性评估等等，都需要进行明确的规定。 2.3建立和完善企业会计风险预警和防范制度，从源头上杜绝会计人员违法行为的发生 有关部门应当指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从会计人员违法行为产生的源头入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堵塞漏洞，防范风险。例如，要通过立法加强对企业奖励费、差旅费等收支预算的管理，避免企业会计通过虚假、瞒报等方式篡改账目信息，达到偷税漏税目的，逃避监督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