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课程论文 药物化学 教学改革

药物化学(Medical Chemistry)是建立在化学学科和医学、生物学科基础上,设计、合成新的活性化合物,研究构效关系,解析药物的作用机理,创制并研究用于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药物的一门科学。它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经典学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涉及广阔的研究领域,其主要工作是发现与发明新药、合成化学药物、阐明药物化学性质、研究药物分子与机体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在创制新药中,药物化学对后续学科的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药学研究领域中的带头学科。

药物化学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和药学等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内容广泛,涉及面宽,交叉性强,学科发展快,药物分子的结构复杂,这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定的难度,容易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影响学习效果。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具备了内在的学习兴趣,学习行为才能持久、高效。因此,根据药物化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特点,我们想到了通过设置课程论文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让学生主动地去探寻感兴趣的药物化学知识,进而强化药物化学的理论教学效果,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印象。并且还把课程论文作为课程的考核方式之一,将课程论文纳入学生的成绩评价体系当中,和理论考试成绩一起作为评价教学效果的手段。从而进一步的调动学生学习药物化学课程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通过几年来在教学中进行课程论文的实践,我们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也发现了一些不足。本论文主要就课程论文在药物化学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了探索。

一、设置课程论文重要意义和作用

论文是对课程的综合考察,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复杂的劳动,不但能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加强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老师布置和课程学习内容相关的题目,学生查阅大量的中文及外文文献,然后根据对论文题目的理解,对文献资料进行筛选,提炼出相关内容,运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概括,归纳,总结,撰写书面的论文,制作电子讲稿,并进行口头的报告。为了要把某个问题讲清楚,学生必须综合运用该课程甚至其他课程所学过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阅读科技期刊和学术专著,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查、阅、写”的综合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运用理论分析思考问题的同时,让学生制作电子讲稿,每个人做一定时间的学术报告,还锻炼了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语言表达交流能力,这样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当今社会需要的正是具有各种能力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课程论文的写作应该说是一种操作性比较强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方式。

通过在药物化学课中进行课程论文的尝试,我们发现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比较欢迎,它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学生对这种教学及考核方式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不少同学,都把这种实践作为对自己的一次锻炼机会,认真的调研文献,然后提炼总结,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学生不但对药物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了更深入的掌握,同时还了解到了原理的实际应用,将抽象的概念与实际的科研成果联系起来,使他们对药物化学这门课程更感兴趣,也加深了对学科的了解和热爱。有些同学在论文中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可以说课程论文在药物化学课程中的实践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二、药物化学课程论文的写作要求和评价目标

在将课程论文这种教学方式运用到药物化学课程的具体实践中,我们首先建立了明确的课程论文评价体系,将课程论文的考核纳入了学生的成绩体系,最终药物化学这门课程的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和课程论文的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课程论文成绩占40%的比例。并由老师制定出了明确的课程论文的写作要求和评价指标(见表1)。

课程论文要求和评价指标主要强调参考文献的质量、数量,对原始文献的分析、归纳与整理,对本领域研究结果的高度概括性,论文质量,论文格式,论文文字表达的流畅性。将课程论文写作纳入药物化学理论教学的评价体系,主要目的是希望学生在查阅相关文献过程中,主动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概况,激发他们学习该门课程的兴趣,由于学生初次涉足药学专业课程,缺乏专业试验操作技能和试验设计知识,所以课程论文形式以总结归纳相关领域研究现状和进展的综述论文为主。

三、药物化学课程论文题目的拟定

药物化学既要研究化学药物的结构、性质和变化规律,又要了解用于人体后的生理、生化效应。在创制新药中,药物化学提供后续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进一步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我们在把握每年药物研发领域的热点基础上,拟定了多个方向的题目,采取自由选题的形式,学生可以在给定范围内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题目,进行深入研究,撰写论文(见表2)。

四、课程论文的教学效果及不足

通过将课程论文引入药物化学课程的教学和考核体系,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包括如下几点:(1)将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变成主动探索创新。课程论文的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药物化学的热情,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不是单纯的被灌输,而是主动的获取;(2)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文献检索查阅能力,归纳整合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科技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3)加深了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

课程论文是对传统教学和学习方法的改革,无疑是有助于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培养。当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学生存在着查找资料不完全,思路不够开阔,对专业术语表达不够准确,英文摘要无从下手及论文形式不规范等,还需要不断探索改进。

参考文献:

[1]仉文升,李安良.药物化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习保民,张鹏鹂.药物化学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8,10(6):669-671.

[3]徐德培,刘楚群.高校本科课程论文研究[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24(10):76-77.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文化本质范畴的厘定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但由于没有构建系统的文化理论，而为后世研究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挖掘和梳理留下了诸多争议的空间。近年来，在不断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发掘和全面系统地构建唯物史观的需要的推动下，国内许多学者都着手进行了唯物史观中文化理论的研究。构建文化理论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化本质的界定。文化本质一直是学术界莫衷一是、难达共识的研究范畴。从唯物史观的文化思想出发，目前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产生于实践活动，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和成果，是人不断自我超越的本质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一文化本质的界定粗看是符合唯物史观对文化的规定的。然而，“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过程和结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界定将物质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物质实践）的过程、结果和精神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精神实践）的过程、结果都包含在文化范畴内了。这一文化本质的规定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文化本质范畴的边界在哪里？具体来说，就是在定义文化本质的时候，它的范畴怎样界定。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将文化划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个范畴。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仅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①。按照这一划分逻辑，“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观点涵盖了人们在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中所获得的所有成果，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诚然，在对人类实践活动进行划分的时候，存在着一个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边界模糊的问题。我们很难将一个凝聚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视作单纯的物质活动的成果或精神活动的成果。

例如，我们熟知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故宫、兵马俑、丽江古城等。仔细考量，每一样文化遗产，都既是人类物质实践的高级成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境界。同样，我们所熟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戏剧、民间手工技艺、民间医药等等，这些所谓的“非物质”的文化成果，真的是脱离物质的外壳就能够纯精神地存在和进行传播的吗？在解决这个难题之前，我们不妨借马克思对商品的解构厘清一下思路：商品的二因素，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也是同时存在于同一件商品中的，商品为之商品，二因素缺一不可。然而，商品的二因素并不能因为互相不能离开对方，而成为一个东西，成为商品的唯一规定。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一样，并不能因为它同时包含了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而把二者看作是一个东西，用所谓的“文化”概述之。马克思曾明确地表述过人类的精神活动和意识是不能离开物质中介而单独存在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②。反过来理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每一样人类物质实践创造的物质成果都是不能离开它所承载的精神价值而独立存在的。否则，人类的物质实践就不是对象性的活动，更无法与动物的生存活动有本质区别了。动物通过自己的本能，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获取生存资料，从而完成自身和种群的延续。然而，最蹩脚的工程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劳动的结果在劳动之前就“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③。也正是因为这种在观念上的高明，使得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不断地实现着对客观自然界和主体自身的双重改造。“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④。

生产同一件产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体现出来的生产资料、劳动者素质、生产效率、工艺、管理水平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重复的物质生产活动仅仅包含了过去的文化成果，而物质劳动只有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成果，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不同经济时代有不同的生产形式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表现，也是文化不断进步的体现。实践不仅在唯物史观的阐述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文化本质范畴乃至整个文化理论的阐述和构建都有着重要意义。实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有时泛指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总和，例如，“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⑤，这里的“实践”包括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而实践有时仅指物质实践，例如，“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⑥，这里是将“实践”作狭义的理解，仅指物质实践。“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提法包含了“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双重对象化，然而，如果将物质实践连同精神实践一并纳入到文化本质范畴，无疑会导致文化的外延过大，难以凸显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实质。黑格尔揭示过文化的本质内容：“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论述到：“劳动生产了智慧”⑧。“劳动”即指物质实践活动，而“智慧”则是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此外，马克思还认为人的类活动分为两种：“实践上”和“理论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⑨。可见，尽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边界模糊，我们在界定文化本质的时候还是需要仔细区分，否则，文化本质的界定就不是唯物史观对于文化本质的界定，文化观就不能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相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关于文化本质范畴的边界问题的解答是，文化仅指精神实践活动和精神实践成果。其次，文化本质所反映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关系问题。将文化本质界定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能凸显出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关系。是物质实践占主导地位？还是精神实践占主导地位？抑或二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诚然，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不能严格地加以区分。物质实践常常借助精神创造的成果从而发挥巨大潜能，而精神实践也需要物质实践作为载体，使自身流芳百世、发扬光大。然而，毕竟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各自具有截然相反的属性：前者具有物质的、有形的、重复性的特性；而后者具有精神的、无形的、创新性的特性。二者对于社会历史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多次出现将人的类活动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方面的表述，例如：“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

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⑩，等等。这种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法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马克思的语言习惯使然。我们深入挖掘文本，不难体察其中的深意：只有将人的类活动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划分为物质实践的和精神实践的两个方面，才能既正确阐述唯物史观，肯定物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能给精神实践（即文化）赋予它应有的内涵和还原它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应有的地位。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的第一性就是它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第二性，亦即它对物质实践的依附。将感性的物质实践引入对人的本质、文化本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的理解和诠释中，从而将文化本质从纯粹精神活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唯物史观通过对物质实践的历史作用做出科学评定，从而扩展了对于文化本质的科学规定。而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及对象化，其产生渊源、存在样态和发展趋势必然与物质实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第一，文化是意识的产物，意识是物质实践的产物。人类的意识在物质实践中得以产生、发展和进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科学地论述了劳动对于意识主体———人，意识的物质器官———人脑，意识的工具———手，以及意识的外壳———语言的决定性作用。“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輯訛輥“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輰訛輥几乎在同时，意识的不断升级就产生了人类越来越复杂和先进的文化，“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輱輥訛这就是人如何在改变实践对象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人类的实践活动正是包含了自然界的和人自身的双向对象化，双向对象化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化。达尔文将生物的进化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不妨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的概念来揭示文化的进化：人类社会所有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如宗教、道德、哲学、法、科学技术、艺术等等都是人们在物质实践中产生的疑惑、获得的领悟、总结的经验、体尝的美感、诞生的意识，文化就是由这样的意识进化而产生的理论体系。

第二，物质实践为文化活动开辟对象。文化是人类试图把握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知，从而摆脱精神能力的禁锢和超越物质条件的束缚，并获得自由的活动。但是文化在进行的过程中获得自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活动的对象必定在人类物质实践限定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文化活动依赖物质实践为其提供对象。文化所涉及的世界只能是属人的世界，即由物质实践所指向的世界，在实践基础上由自在世界转化而来的相对自由世界。文化所追求的目标世界将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地由相对自由走向绝对自由。

第三，物质实践的需要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物质实践创造了一个多维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内容都可以成为文化活动的对象。然而，具体哪些内容可以成为文化活动的对象，主要是由实践的需要决定的。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文化形态，例如哲学，它的理论、形态和发展主要是由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所决定的。宗教、道德、法、自然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形态，情形也是一样。

文化之所以不断地变化、发展，有时甚至产生暂时性的倒退，都是取决于人类物质实践的需要。“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輲訛輥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揭示某一些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秘密：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文化如此兴盛，为人类留下许多不朽的建筑、雕塑？而直到资产阶级兴起之后，科学技术才得到长足的进步，使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物质高速发展的时期？笔者认为，“文化即人化”的规定，不能准确反映唯物史观关于文化本质的观点；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视作文化的本质，既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物质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精神实践。物质实践活动及结果所具有的人类文化的印迹，并不能成为导致我们在理论上将物质实践纳入到文化范畴的理由。否则，文化本质范畴的外延过大有可能导致将唯物史观诠释为文化史观，进而导致文化决定论。因此，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由物质生产实践需要所推动，并由物质生产实践能力所决定的，人类一切精神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是对人的物质生产能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唯物史观为文化理论带来的创新，正是从对于文化本质的新规定开始的。

二、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在研究和发掘文化思想的时候，一定要从文化本质范畴出发来构筑系统的文化理论，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文化理论。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及过，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系统地构筑文化理论，关于文化思想的论述零星地散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科学、系统的文化理论。文化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是不系统、不完善和不科学的。而文化理论也正是在唯物史观的论述中得以呈现的。首先，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黑格尔曾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批判，他综合分析了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质，并把文化的自我批判、自我扬弃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遵循绝对精神自我批判而不断发展的。黑格尔将文化批判构筑在绝对精神的空中楼阁之上，尽管分析过程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是撇开劳动批判而对文化进行批判，是不能达到对社会的正确批判的。

马克思的文化批判则主要是通过文化异化理论得以证明的。马克思对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所遵循的逻辑是：从劳动批判上升到文化批判，再上升到社会全面批判。劳动异化有四个规定，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的关系的全面异化。在第一个规定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劳动者与他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分离是体力活动与脑力活动相分离的历史前提。唯物史观认为，“劳动生产了智慧”。物质生产决定文化生产，物质生产主体也应该是文化生产主体。而在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的主体与文化生产的主体相分离。在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中，由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性，他们作为劳动主体，与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活动相分离，第二个规定因而也包含了文化异化的萌芽。劳动异化的第三个规定和第四个规定，是第二个规定的必然结果。人的类本质是人作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的内在规定性在于人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也就是人在文化实践中与自己作为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的本质特征相分离。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异化是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全面展开，也就是将人与自己的主体性相分离的这种状况扩展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的疏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除了物质生产和物质占有的不平等之外，还必然包含了文化实践和文化占有的不平等。

文化创造过程由部分人掌控、文化成果由部分人享受，背离了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的本质。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对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然而仅仅这样是不能直接达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的，必须要经过文化批判这一中介，即工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直接导致文化生活的异化，从而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结论。文化批判是社会批判的必要环节，缺少文化批判就缺少了精神批判的中介，缺少文化批判的社会批判在逻辑上和现实性上都是欠缺的。其次，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近代世界历史是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前提条件，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扩大化所直接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铺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分工演变为世界分工，交往扩大为世界交往，市场扩展为世界市场都是必然的社会历史现象，而这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历史必然———世界文化。唯物史观包含了丰富的世界文化理论以及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理论。世界文化总体说来是社会历史的进步的结果，是历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社会现象。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包含如下内容：第一，“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曾在著作中充分肯定民族文化的社会历史意义，认为不同民族由于地域、传统、习俗等等的不同而创造的文化都具有独创性，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世界文化的特殊贡献。民族文化对世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二，“三个从属于”的文化秉性。“三个从属于”思想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各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世界文化的格局。因此，发展中民族国家要想在世界文化中拥有话语权，必须从经济发展入手，只有在牢固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改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世界文化尽管是对以往未开化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消解，但它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的激化。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所出现的新兴的世界文化，在本质上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文化。第三，“在中国这块活化石上”的文化信息。马克思曾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冷峻地批判过中国封建文化，并以“活化石”作比喻。他从世界历史的眼光出发，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封建民族国家被迫打开国门，参与世界经济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在客观上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再次，文化价值理想与文化发展趋势。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价值理想有如下的规定性：第一，人的需要。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整体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1］伍娟，林志军．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1（5）：132－134．

［2］刘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体育与科学，2007（6）：21－23．

［3］孟林盛，李建英．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视角［J］．体育与科学，2012（2）：75－79．

［4］张春燕，钟明宝，程静静．基于体育法修改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山东体育科技，2013（3）：19－22．

［5］吕炳斌，王小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3（3）：57－61．

［6］王晓．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1）：72－75．

［7］王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4）：27－39．

［8］张春燕，田振华，刘跃军．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民族传统体育分类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3）：25－33．

［9］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J］．体育科学，2008（1）：3－7．

［10］陈永辉，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J］．体育学刊，2009（5）：91－94．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Q34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3（c）-0084-02

社会生物学是一门兴起于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盛于六七十年代，至今一直在不断扩展、深化和完善的新兴综合学科。美国著名动物学家E•威尔逊是当代社会生物学的代表人物，其在1975年发表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也成为当代社会学的代表作。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家提出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更好的理解人类的遗传行为和文化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主要内容

为了解释人类精神的起源，威尔逊在《基因、精神与文化》一书中提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即生物学影响着文化进化的方向，同时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为说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性质和特点，威尔逊设想出两种实际并不存在的物种：艾地龙人（eidylon）和赞尼德林人（xenidrin）。艾地龙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都预先在大脑中被设计安排好了，甚至他们用来综合句子的单词都是先天固定好的。尽管艾地龙人也在教授和学习文化的每个细节，但这一切都是由遗传上预先决定的，所以，这是一种纯粹的遗传传递模式。另一种是赞尼德林人（xenidrin），与艾地龙人刚好相反，这个物种具有真正的白板式大脑，其精神完全是他们历史的产物，所有的文化可能性都向赞尼德林人敞开了大门。赞尼德林人的基因仅仅指导着他们身体和大脑的构造，但并不指导他们的行为，所以，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化传递模式。威尔逊认为，人类的文化传递模式介乎两者之间，是“基因-文化”传递。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另一方面，文化的压力又影响着基因的生存和变化。在他看来，“基因和文化由一条具有伸缩性而又不可断掉的纽带连接在一起。随着文化的汹涌向前――通过来自外部的发明、新思想和新人工产品的引入――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与此同时，文化发明的压力，也影响着基因的生存，最终改变着纽带的强度和扭力。”[1]威尔逊认为，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紧密联结起来。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是理解“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的关键。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基因用特殊的规则武装了人类的精神，使得人类的大脑不同于赞尼德林人白板式的大脑，人类的文化发展要受到基因的制约。“人类的基因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形成方式――接受哪些刺激，忽略哪些刺激，如何处理信息，最容易唤起的回忆种类，最易于激起的情绪反应，诸如此类的精神活动方式。造成这种效应的那些过程，称之为预成规则。这些规则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特殊性之中，并且影响着文化的形成之路。”[1]预成规则主要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初级的预成规则是一种自动的过程，它的作用是自始至终过滤和编码感觉器官获得的刺激，并感受来自大脑的刺激。在整个过程中，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到以前经验的影响。次级预成规则对大量信息的整合进行调节。”[1]它通过选择部分感觉、记忆和多彩的情感，导致内心选取一定的文化基因而舍弃另一些文化基因，这一过程即基因通过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作用于文化的过程。同时，文化也通过预成规则对基因施加影响。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某些预成规则会使得个人逐渐地适应于文化的选择。遗传了这些预成规则的人要比那些缺乏或是略微具备这些规则的人生存的更好，从而繁衍更多的后代。这样，许多世代之后，更为成功的预成规则就会伴随着指令这种规则的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这样，文化环境就作为一种进化上的选择压力，通过对行为和心灵的选择，从群体水平上选择和改变着基因，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即文化通过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反作用于基因的过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获得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完整图景：基因限定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每个人携带的基因不同，指导其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也不同；初级预成规则调节感觉的接受和心理发育，次级预成规则推进和疏通文化的获得；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决策和发明，文化不断地被更新和创造；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某些人具备的预成规则要使他们比哪些缺乏或是略微具备这些规则的人生存和繁殖得更好；许多代之后，成功的预成规则就会伴随着指令这种规则的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1]

二、“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消极之处和积极意义

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曾遭到反对者激烈的批判。但是，其中的一些批评，特别是早期的很多批评，过于政治化，把他的理论完全当作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或者为资本主义现行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去批判是不公正的。这种理论的不完善之处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首先，“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唯心主义倾向显而易见。“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不少结论实证性还不够，主观臆断性很强。现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能够表明人的基因与他们的社会行为或文化习俗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分子生物学现在仅仅能够证明基因与人的生理结构和遗传性疾病有因果联系。“如果要证明基因与文化也有这种联系，那么就要进一步证明人的生理结构的基因型与表现型、表现型与个体行为、与个体间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固定模式之间都存在着因果关系!”[2]这是一个递进的证明过程，而现在连第一步即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的因果关系都还没有得到证明。所以，在基因与文化之间的众多的复杂环节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现在还不能对基因与文化有无因果联系作出科学的判断。另外，“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片面地夸大了人类与动物的统一性，把基因对一般生物的决定支配作用，几乎全部直接移用到了对人类文化行为属性的分析上，从而模糊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弱化了人类社会性的本质，从而导致对人类本质及其天性的片面理解。“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虽存在明显不足，但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1、“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尝试打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争：人文主义把人文看成是世界之本，而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人类社会之本，从而造成了当代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脱节。法国社会科学家J・P・布蒂内认为，近二十多年来，“社会科学――尽管怀着实用主义的，甚至是富有战斗性的抱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情况是一种失败。”他认为当今世界的种种难局，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而言，原因不在于自然科学不发达，而是社会科学的落后。社会生物学的创立，恰恰就是在力图架起一座将科学联为一体的桥梁。正如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所写：“社会生物学是一种桥梁学科，桥的这一边是自然科学，桥的另一边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3]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科学规律。社会生物主义还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同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有机结合，把自然和社会作为有机整体来把握，试图填补这两大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这既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和特征，也符合现实对人类文明提出的要求。2、“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尝试打造人类文化学与社会文化学的桥梁。社会生物学试图将社会的复杂性、人类的复杂性、生物群体与个体的复杂性一直还原到生物性最简单的单位――基因，再按照分子生物学的思路则最终还原为DNA分子中原子、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反对社会生物学的人们强烈反对将复杂的社会性归结为相对较简单的生物性，将复杂的生物性归结为简单的原子、粒子的物理、化学性质。但是，“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建立在批判文化人类学和前期的社会生物学基础上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首先，“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建立在批判文化人类学基础上提出来的。文化人类学具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贡献在于使文化进化的观念得以重新确立，但是它忽视了生物因素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在人类文化学者看来，文化是独立的体系，具有自身的特定法则，应该独立研究。如怀特认为“人类的生物因素同文化进程的解释问题是无关的。文化进程必须从文化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加以阐述。”[4]在他们看来，“是文化决定着人类的行为，而不是人类控制着文化。”[6]他们并不认为生物与文化在个人的构成上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而是认为文化是人类行动的决定因素。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毕竟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遗传进化影响着文化发展，而且人类某些文化现象可以从生物学角度加以解释。“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正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怀疑，它从生物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的文化现象，对于人类进一步理解文化行为提出了全新的视角，为人类全面的理解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次，“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建立在前期的社会生物学基础上提出来的。前期的社会生物主义具有明显的基因决定论倾向。早期的社会生物学家主要是运用社会生物学的一般性原理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他们认为整个生物学的基础是基因，任何生物行为必须建立在基因遗传规律的基础之上。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同源，认为文化的进化最终是通过生物进化产生的。虽然他们意识到了文化进化的存在和作用，但在对待遗传与后天经验对人类行为有何种影响的问题上，更为倾向遗传因素的先决作用，这是一种强烈的基因决定论观点。威尔逊等学者逐渐意识到了过强的生物决定论带来的问题，他们修改补充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把握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威尔逊构建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招致了许多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威尔逊的做法是将自然科学简单地外延，缺乏坚定的依据和推理。威尔逊从生物学角度研究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努力也许并不成功，但他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毕竟是探索“连锁环节”的大胆尝试。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这种追求真理的尝试会一次一次地进行下去，就像不灭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伴随这一探索过程始终的正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家所具备的探索、创新精神。

三、“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

社会生物学在中国可谓波澜不惊，“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也是如此。威尔逊和他的前辈达尔文在中国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人们宣扬他们的学说并不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试图借助科学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虽然学术界大多表示了肯定的意见，但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无法与科学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种种称赞因而就成了空洞的标签。”[4]对威尔逊的理论在中国刚刚开始起步；至今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和研究团体，对“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研究更加稀少，但是其在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社会生物学在西方社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之时，我国刚刚走出的阴影，百废俱兴，学术界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两种思想和行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正激烈交锋。中国的青年一代在思想上也在进行着关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激烈较量。“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作为社会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科学实证”特征，为中国青年一代带来了科学、务实的学术春风。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家本身既是生物学家，又是社会学家，所以他们兼具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态度和社会科学家的批判精神。虽然“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在理论上有不完善之处，但是，其思考方法、研究角度对于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一代，冲破时期的形而上学、人云亦云的思想陋习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作者简介：

张春颖，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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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起源，安•斯玛特•马丁和J•瑞切•加里森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导论中，梳理了物质文化研究的三支源头，即人类学、社会历史学、艺术史，认为这三个学科的理论话语为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注入了丰富的理论滋养，为物质文化在今后一二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弗兰兹•伯厄斯、詹姆士•迪兹和亨利•葛莱西等人类学家在各自的研究中将物质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家涂尔干倡导的人种志研究相结合，运用物质文化记载分析了早期殖民时期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强调了人造物品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受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年鉴派的影响，从人造物品入手开展研究成为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作为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关于物质文明和资本的思考》中显示了对日常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的关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吃饭、穿衣、居住永远不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2]。在艺术史领域，长期主持温特图尔博物馆工作的E.M.弗莱明在1974年的重要论文《人造物品研究：一种建议模式》中提出“弗莱明模式”，亦称“蒙哥马利鉴赏原则”，即从人造物品中提取文化意义；而研究装饰艺术的历史学家们记载了器物的风格和技术的改变，视器物为最牢固稳定的研究证据，拓宽了物质文化的研究领域。马丁和加里森认为，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三个学科的理论话语为物质文化提供了基本研究方法和视角，“共同奠定并确定了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3]。马丁和加里森在该书别提到1975年在美国温特图尔博物馆召开的物质文化研讨会，将这次会议视为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第一次重要转折，是物质文化研究渐渐成为一个独特研究领域的标志，在物质文化研究史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该会议邀请了11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物质文化专家，重点讨论“物质文化研究与美国生活研究之间的关系”，具体议题是“人工制品的研究是如何影响改变了人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之后1978出版的论文集《物质文化和美国生活研究》则是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较早的一次“理论奠基”[4]。

从马丁和加里森的研究来看，西方物质文化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对象是物质器物及其反映的观念和文化，研究主体主要是人类学、社会历史学、艺术史三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从马丁和加里森归纳的物质文化研究的三支源头来看，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主要还是来自“博物馆的学者和考古学家的关注对象”，研究方法也主要局限于历史考古研究，从“物”入手研究物品所处的历史背景，关注物被制作、、使用、交换、占有、丢弃的相关语境和文化。物质文化真正得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重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研究不断升温，不但吸引了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专门从事物质文化研究，还成立了专门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数次以“物质文化研究”为题的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物质文化研究的进程，使之日趋成熟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早期，美国特拉华大学和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分别成立了“物质文化研究中心”。1986年，由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和美国温特图尔博物馆合作举办了物质文化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生活在物质世界：加拿大和美国的物质文化研究视角》；英国剑桥在1986年召开了多次高级研讨会，讨论怎样将不同的理论视角应用到物质文化研究中，这些会议论文后来被收录进《阅读物质文化：结构主义、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考察了列维斯特劳斯、格尔兹、德里达、福柯等理论家对物质文化研究视野的影响；1989年，史密森纳研究院赞助召开了物质文化会议，意图在于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各种器物，能够打破区别它们的壁垒和界限，使之相互交流，并发现各自研究的共同根基，之后出版了论文集《物的历史：物质文化论文集》；温特图尔博物馆1993年赞助召开了议题是“物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的物质文化研讨会，重点探讨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后出版了论文集《美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1992至1995年，史密森纳研究院召开了多次物质文化研讨会，之后出版论文集《物的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不同专业学科中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1]。1993年的温特图尔会议被认为是“物质文化研究成熟”的标志，因为物质文化研究不再像从前那样局限于某一具体物的描述性研究，而是将物作为各自研究领域的入口，关注“物被制作和使用的相关语境和文化”[2]。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来看，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慢慢走出博物馆学者和考古学家的专属领域，成为越来越多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对象，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不再简单局限于对某一物的考古，而是可以和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的理论相结合，用来研究物所指涉的社会意义和人物身份。从发展脉络来看，物质文化研究呈现两股明显的走势。首先，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这一时期的商品研究、日常生活研究形成交汇。比如，阿尔君•阿帕杜伊1986年出版的《物的社会生命》中以商品为例论述了物有“社会生命”；詹姆士•G•凯瑞厄在1995年的专著《礼物和商品：1700后的交换和西方资本主义》中论述了礼物和商品在消费领域的意义；丹尼尔•米勒在《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物质文化：为何物重要》等专著中展开了对法兰克福学派商品论述的批判，强调了物的“物性（materiality）”[3]。其次，对文化的关注也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苏珊•皮尔斯在《体验西方世界的物质文化》中强调了物质文化中物人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西恩•赫迪斯在论文《物质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系谱》中示范了如何借助物质文化勾勒文化身份；威廉•皮埃兹的《物恋问题》和罗素•W•贝尔克的《占有和延伸的自我》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了物和自我身份的关系[1]。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自觉参与到物质文化研究中，将物质文化理论话语和自身的学科领域相结合，不但使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更加宽泛包容，同时也拓宽了自身学科的研究视野和路径。由于物质文化最早是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共同关注的话题，所以物质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为后来广泛吸收不同学科的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但是，正是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和边界的模糊性，物质文化研究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具有自身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的独立研究领域。新千年来，物质文化研究呈纵深发展态势，越来越以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流。《理解物质文化》（2007）、《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2009）等导读性专著详细梳理了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廓清了物质文化研究和其他理论话语的关联和界限。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更深的哲学层面思考物质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试图在后现代语境中建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架构，“物性”、“物人关系”、“物的社会工作”、“物的社会生命”等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重点。2001年《批评探索》秋季专刊推出了《论物》的专辑，是新世纪以来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物质文化研究动向。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比尔•布朗的《物论》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他从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出发，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认识“物”的意义和地位，为物质文化研究的关键词“物”建立理论谱系。约翰•弗罗和W.J.T.米切尔在各自的论文中把“文学批评与新近对物的兴趣联系起来”[2]，从具体的物入手研究其中承载的文化政治内涵。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以《与其他东西一样，死也是一种艺术》为标题分析了西尔维尔•普拉斯的诗歌，从死亡角度分析了物人关系。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也在思考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试图和从具体的物入手来分析特定时期的文化观念的传统做法有所区别。在《物、物性和现代文化》、《物的王国》、《物质文化读者》等论文集中，研究者们尝试用不同研究方法开展物质文化研究，比如为物“作传”，考察物在不同语境中的“运动轨迹”等[3]。此外，研究对象也更为微观具体，技术物品、被不断转手的礼物常常是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在论文《撞的总是同一辆车》里，格拉维斯—布朗将视野投向现代社会中的重要物品—汽车，分析了汽车的“人化”以及使用汽车的自我的“物化”。在他看来，“汽车既是自我的延展，也是自我的束茧”；汽车也许是“所有人造物品中最体现某种人格的东西”。在作为地位象征和表达自我的物品同时，汽车也渐渐变成凭自己本性行事的主体”[4]。将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自身的学科领域相结合是近10年来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动向，这既丰富了物质文化研究的既有成果，也拓宽了研究者自身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野。比如，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将物质文化的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使物质文化批评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视角，文学批评中“对物质文化、客体性和物性的兴趣已经渗透到文学和文化史的各个经典时期”[1]。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物质文化批评视角弥补了多年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遗憾：在从前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像读书那样去‘读’物，去理解制造、使用、丢弃物品的人和时代”[2]。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和物质文化研究相关的批评概念，如“物质无意识”等，从不同侧面塑造了本学科的理论话语。

二、何谓“物质文化”

究竟什么是物质文化？阿瑟•埃萨•伯格在《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中指出，“必须承认，物质文化是一种文化，但是这个术语有数百种定义。”[3]的确，几乎每个物质文化研究者都试图给物质文化下定义，但是他们的定义也和各自的研究背景相关。从事历史考古研究的勒兰德•费格森将物质文化定义为“人类留下的所有物体”，“物质文化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反映，也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4]；人类学家詹姆士•迪兹认为物质文化“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指文化的产物”[5]。费格森和迪兹在定义中将物质文化强调为各种人造物品，这在托马斯•施莱勒斯看来有些局限。在《美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前言中，施莱勒斯认为，物质文化不仅应该包括“所有人们从物质世界制造出来的东西”，也应该包括自然物品，如大树、岩石、化石等，因为“这些自然物品有时也体现了人类的行为模式。”[6]来自艺术历史领域的学者朱尔士•大卫•普朗认为物质文化就是“人造器物所体现的文化”，因此，物质文化这个术语“不但包括了物品本身的研究，而且也包括物品研究的目的，即文化的研究”[7]。施莱勒斯在普朗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物品和文化的关系以及物质文化的内涵，将物质文化研究定义为“通过物品研究一个特定社会或群体的观念体系。”施莱勒斯认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人所制造的物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制造、委托制造、购买、使用的个体们的思想观念，从而从更大范围来说，反映了个体们所处社会的观念体现”[8]。施莱勒斯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剖析了物质文化研究的目的，为物质文化研究明确了思路：通过人造物品来研究那些制造、、购买或使用这些物品的个体们的观念体系；通过人造物品来研究特定群体和社会的各种观念体系，如价值、思想态度和观念假设。

尽管费格森、迪兹、普朗、施莱勒斯等从不同层面阐释了物质文化的内涵、物品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他们在研究中将人造物品和未经改造的自然物品视为是人类思想在特定社会活动的固体存在，通过这些牢固、“不会说谎”的实存证据，研究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个体和社会的观念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局限于物品的考古研究。随着物质文化研究成为更多学科领域关注的对象，物质文化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的考古意义，而是更多地强调其文化内涵。阿瑟•埃萨•伯格在《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中借用亨利•普拉特•费尔查尔德的表述试图为物质文化下定义。费尔查尔德在《社会学和相关科学辞典》中将物质文化定义为所有“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不但包括语言、工具制造、工业、艺术、法律、政府、道德和宗教，也包括各种体现文化成就的物品和器物，这些物品和器物赋予了文化特征以实际的效果，如建筑、工具、机器、通信方式、艺术品等”[1]。阿瑟•埃萨•伯格称赞费尔查尔德关于物质文化的定义，认为它“揭示了文化和物之间的关系”，从两个层面具体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物不但象征了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而且也是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的具体体现。”[2]伍德沃德在《理解物质文化》中也讨论了“物质文化”这个概念。他认为，虽然“物质文化”在传统意义上指涉可以携带、感知、触摸到的实存物品，是人类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类和物品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物质文化”这个术语强调“人类所处环境中的无生命的物如何作用于人，又是如何被人所作用，其目的在于执行社会功能、规范社会关系、赋予人类行为象征意义。”[3]根据这一定义，伍德沃德推导出物质文化研究最主要的理论假设：“物和人一样，有指涉能力，或者说可以构建社会意义，或者说做社会工作”。物的作用在于“指涉意义、行使权力关系、建构自我”。伍德沃德认为物质文化研究应重点关注物人关系，尤其是“人们如何使用物、物能为人们做什么，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等议题，应致力于分析“物人关系如何成为文化依存的意义，而文化又是怎样通过物人关系进行传承，物人关系如何使文化被接受和创造。”[4]总体来看，和阿瑟•埃萨•伯格相比，伍德沃德更为强调物人关系，强调物的语境性和文化关联性，因为物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的力量在定义物时，总是将物置于和其他物的关系体系中”[5]。

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学者们在论述物质文化定义时特别强调物的“物性”。丹尼尔•米勒在《物质文化：为何物有意义》中梳理了布尔迪厄、阿帕杜伊等关于物的阐释，通过两个疑问句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向当前物质文化研究的转变，将是否强调“物性”概念作为划分物质文化研究两个阶段的主要依据。他认为，第一阶段的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为何物很重要”，而第二个阶段，即二十世纪80年代，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为何物有意义”，在承认物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将视野引向“物性”的研究。第二阶段是“物质文化的关键理论发展阶段”，“社会世界和其他方式一样也被一种物性所建构”[6]。在2005年主编的《物性》中，丹尼尔•米勒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物性”从古代到现在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物性对于塑造人性的重要作用。对于“物性”概念阐述得较为深入的是比尔•布朗发表在2001年《批评探索》中的《物论》。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布朗继承了后现论家鲍德里亚、拉图尔、巴什拉关于物的阐释，消解了有生命的人和无生命的物之间的对立区分，认为“物性”是一种“类似主体结构的东西”[7]，和主体相对应，且地位平等，同等重要。物所具有的“物性”可以帮助人们思考无生命客体如何构造人类主体的新思想，客体如何感动主体或威胁主体，客体如何促进和威胁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等。布朗在后现代语境中论述了物的“物性”，使得物质文化这一概念在当代话语语境中凸显出新的意义，成为当代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假设和理解“物人关系”的关键。物质文化研究对于“物性”的强调也丰富了物质文化关键词“物”的内涵。不同内涵的物对应了不同的英文表达，如“things”、“stuff”、“objects”、“artefacts”、“goods”、“commodities”、“actant”（行动元）等。无论是何种内涵的物，其共同点都在于关注人们周围的“各种形式的物”和“人和物之间的相互关系”[1]。其中，“行动元”指涉了各种具有社会功能行为能力的实体或者存在，包括人与非人的物品。这一术语消解了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和没有生命或外在的物品之间的界限，将人与物之间的种种藩篱统统剔除，彻底解决人与非人的种种区分[2]。

三、当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与范式

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中“物性”、“物有社会生命”等理论假设大大丰富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内涵，也有效拓宽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路径。在传统物质文化研究中，物是人类思想在特定社会活动的固体存在和实存证据，因此可以通过物的考古研究，挖掘与物相关的个体和社会的观念体系。而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学者和考古学家的传统做法，将研究视野投向物的社会意义以及物人关系的深度考量，在研究方法呈现出两个重要特点：首先，当代物质文化在研究方法上提倡物的“过程”观，强调关注物的运动“轨迹”和“重新语境化”。这种重视物的意义变化过程的研究被弗雷德•R•迈尔厄斯认为是“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大的革新”[3]。阿帕杜伊和克比托夫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从物的动态过程入手研究“物的社会生命”，重点指出物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阿帕杜伊在研究商品时，揭示了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意义变化，包括购买过程中的商品、作为礼物的商品等；而克比托夫则研究了商品的商品化——去商品化——重新商品化的过程。在《物的王国》的导论中，迈尔厄斯在强调“物的社会生命”时指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于，“物在文化上不是固定的，总是处于存在和形成的过程中”；“移动、不稳定、动态”是物的社会生命的非常明显的过程。在具体研究中要考虑物的“动态形式，而不只是关于他们定义的某一个静止的时刻”；要关注物的动态发展过程的谱系研究，善于捕捉物的运动“轨迹”[4]。因此，为某一具体的物“立传”，研究物的“前世今生”是此类研究的常见模式。比如，在《鸦片在中国的社会生命》中，作者另辟蹊径，考察了“鸦片先生”在中国的“运动轨迹”，借此透视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和政治关系[5]。还有一些研究者会特别关注物的“交换”，如礼物交换、婚姻中的交换，拍卖等，通过物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改变透视其中折射的文化框架和文化语境。其次，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话语形成一定程度的交叉。在研究物如何作为社会标记完成“文化工作”，如何成为标记社会地位的符号时，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者或借助布尔迪厄、福塞尔等关于社会“区隔”的研究方法，从不同阶层的品味差异入手揭示阶级分层和阶级冲突，挖掘特定社会空间的权力关系；或借助道格拉斯、伊舍伍德等社会学家关于商品研究的思路，通过人们的消费方式用来划分社会群体，研究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文化差别。在研究物如何帮助调节自我认同与自尊的形成，如何从心理动力上创造了意义和自我的感觉时，往往会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考察物如何与人形成亲密纠缠，物人关系如何实现“能量的辩证转换”[6]等。比如，《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和文化中的性别物质化》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型，作者威尔•费希尔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话语，从服饰、交通工具、香烟、手枪等具体物品入手，研究了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和文化中性“性别化的身体”的“物质化”机制[1]。

从近年来和物质文化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受不同理论视角影响，在具体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主要范式：首先，从具体的物入手，考查物在虚构社会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常见范式。物能够做“文化工作”、指涉意义、行使权力关系的理论假设引导物质文化研究者关注每一个微小的物质细节的意识形态意义，“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物品，比如手帕、胡须，可以帮助完成严肃的意识形态工作。”[2]部分研究借助布尔迪厄、福塞尔、道格拉斯、伊舍伍德等相关理论，考察物如何作为审美和文化价值的标记，帮助融合并区分社会群体、阶级或者部族。尤其是在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物品的“表达功能”使之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成为社会表达、社会身份和社会差异再现的方式。社会“区分的物质化”逐渐成为建构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基础，“文化与社会地位的差异重现于物品自身的再次编码”[3]。还有一部分研究者受福柯“权力微观物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物的“文化工作”时，特别关注物如何参与权力的控制和实施。他们认为物和人一样都是社会网络中的“行动元”，不但和人之间有着“交互性和互补性”，而且物存在于关系网络之中，和人一起构建关系网络的意义，反之也是在关系网络中意义才得以构建“。物被一些特殊的权力关系建构，反过来又积极地建构这些关系。”[4]受福柯断头台、圆形监狱、制服、时间表、写字台等物的研究启示，研究者们往往特别关注现代社会的技术物品，研究物如何作为“行动元”来行使或体现权力关系。此外，受福柯对于监狱建筑的形状或者位置的走向更为微观具体研究的影响，研究者们也还会开展物的形状、质地、构造等更为细致的研究，揭示物的外在形式如何“体现某种政治形式”，如何以微妙但又有力的方式“作用于身体和灵魂”[5]。将物作为身份的标记，研究人物的心理身份和社会身份是另一种重要研究范式。研究者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重点研究物如何参与建构人的观念、心理、情感和身份，关注物如何参与建构人的性别、种族等文化身份。在研究物和自我身份的关系的时候，研究者从主体拥有的财产、商品等入手，探讨了占有的财产物品与延伸的自我的关系，从心理学层面论证了“物恋”以及物对主体意识的建构。罗素•W•贝尔克在《财产和延伸的自我》中从心理学层面论证了财产和自我感觉的关系。他借用威廉姆斯•詹姆士早年关于现代自我的概念“一个人的自我是他所拥有的全部东西的总和”，作了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财产是自我感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贝尔克继而论述了住房和自我的关系，认为住房是“扩大的自我”，是稳定自我身份的一个重要物品，“这种延伸的自我有助于了解消费者行为如何对更广泛的人类生存产生助益，延伸自我的作用”[6]。研究者往往会特别关注消费社会中商品对人的心理影响。当处于消费社会的商品王国中，个体将希望、梦想和欲望投射在商品中，通过购买、积聚商品来构建起商品化的自我身份，但是，提供并承诺给予意义和满足的物品，最终却不能满足个体的深层需求，使个体陷入物的占有和深层欲望之间的断裂和永恒矛盾中。此外，研究者们也会关注从物入手研究人的社会身份，包括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在研究方法上与女性主义联系越来越密切，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种族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和交叉。此外，将物作为特定历史语境的文化标记，通过物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形态和文化结构也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研究者借鉴新史学派“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考察普通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衣食住行，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琐碎物品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会特定社会空间的物质文明结构。此类研究模式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物质文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无论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明显的提升。在《物质无意识》中，比尔•布朗呼吁关注物的本体地位，物本身就是“历史文本”：历史不应该只包括马歇里、詹明信所说的关于生产模式和反映阶级冲突的叙事方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应该包括一个时代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外表层面的物质细节。历史的不引人注目的表层表现，或者象布朗自己所说的那些“没有明确叙述的、次历史的片断”，是“生命短暂却获得历史性的浮游生物”，能够揭示出它们所处空间和时间的文化逻辑[1]。比尔•布朗将“物质无意识”概念应用到了文学作品的研究，认为文学文本中那些不引人注意的、不连贯的物质细节和记录，不但可以揭示日用物品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如何重新想象和建构特定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还可以深入理解作品中使用、丢弃、制造和购买那些物的个体的观念体系。和传统物质文化研究相比，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中很多关于“物”的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范式并没有取代对物的传统考古研究，但是，对于“物”的内涵的拓展大大丰富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总体来看，当代物质文化研究无论理论旨趣，还是研究方法，呼应了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众多论题，是文化研究的范式。

四、结语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com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sm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1〕〔2〕〔3〕〔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16，33，64，76，639．

〔5〕〔7〕〔8〕〔9〕〔20〕〔2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 ．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1，40，2，36．

〔6〕〔17〕〔18〕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6，278，3．

〔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5

〔11〕杨盛标等．工程范畴演变考略[a]．工程•技术•哲学[m]．刘则渊主编．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37．

〔12〕于光远等．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06．

〔13〕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9．

〔14〕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87．

〔15〕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56．

〔16〕刘兵．新人文主义的桥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49．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期望效应;工科物理化学;课外实践;实证

物理化学包含了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等内容，是工科类院校化学、化工、矿物加工、材料、环境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1］。其以概念抽象难懂、逻辑性强、公式推导繁琐、记忆难为特点，是一门既难教又难学的理论课程［2］。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把教育心理学领域的“期望效应”引入到工科物理化学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中来，综合运用鼓励法、宽容法、信任法、关爱法和发展法等研究手段，达到积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改善师生关系的目的［3］。

1“期望效应”

“期望效应(ExpectancyEffect)”又称“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Effect)”或“罗森塔尔效应(RosenthalEffect)”，在教育心理学上指教师对学生行为的期望本身将导致该期望成为现实。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用实验在小学教学上予以验证，证明了将期待变成现实的可能性［4］。

2实验过程

本文将“期望效应”应用到工科物理化学的课外实践活动中，运用实验和论证的方法，研究在课外实践活动中该效应下学生的活动规律，探讨“期望效应”与学生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实现“期望效应”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目的。为了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工作的能力，充分发挥发散思维和自主能动性，要求学生结合工科物理化学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和相关现象，在课余撰写一篇研究小论文。将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并行的3个班学生分开，分别布置课外实践内容，对其中一个班说，当代大学生已是天之骄子，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都很强，很多创造性的成果都是在学校期间得到锻炼而实现的，我们同样能够做出惊人的事迹，请大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查找资料，结合物理化学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和相关现象，就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或现象，充分发挥想象和动手能力，撰写一篇研究小论文，以培养独立和创新意识，提高资料搜集和论文撰写能力，同时也能开拓视野，激发自己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这本身也是对自我综合素质提升的很好锻炼。对另一个班的学生说，结合物理化学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和相关现象，每位同学必须撰写一篇研究小论文，凭你们现在的水平和能力，也不敢奢望你们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这是任务，必须完成，否则平时成绩会受到影响。对第三个班的学生其他什么也不说，就告诉他们要结合物理化学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和相关现象，每位同学撰写一篇研究小论文交上来。最后将期末收到的小论文进行分类整理，从选题、内容、格式等方面分别统计3个班学生的论文，探究这3个班学生活动的差别。

3实验结果及分析

结果发现，第一个班的学生论文，无论从选题的新颖性和来源的广泛性，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性、逻辑组织的严密性和格式的规范性，整体上比第二个班的学生论文要好很多。例如，在选题上，“论半衰期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论稀溶液的依数性在生活中的应用”“逆Carnot循环在空调节能上的应用”“表面活性剂的润湿作用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在中草药及天然产物提取中的应用”“物理化学为您揭秘生活现象”“关于无声饮水机的研究”“从物理化学的角度综合分析秸秆的合理利用”“突破绝对零度—对温度的进一步认识”及“物理化学法在处理矿山废水中的应用”等，选题都很新颖，涉及领域也很广泛，很能吸引眼球。而第二班的选题大多是诸如“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内容”“论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平行反应的影响因素”“物理化学论文”“相平衡的内容”“熵变的内容”“凝固点降低及其生活应用”“原电池与电解池的应用”“金属的腐蚀与防护”“浅谈稀溶液的依数性”“物理化学的学习与生活”及“生活中的物理化学”等，基本是对教材中的知识点的概括，少数同学作了知识点的引申讨论，新颖性和涉及领域都显得很平淡，难以抓住眼球。内容上也是，前一个班的学生论文内容整体较丰富，查的资料多，信息量全，有强有力的支撑材料，逻辑清楚，且能做到图文并茂，布局合理，行文格式规范，能够赏心悦目，看了还想看;而后一个班的学生论文，大部分是课本内容的整理，尽管也有一定的应用探讨和资料支撑，但整体显得枯燥单调，也未能图文并茂，有的甚至全文纯文字，连个示意图都没有，整体上要逊一筹，只有极少数学生论文撰写相对较好。而第三个班学生论文的表现整体上处于中等，介于前两个班之间，没有前两个班对比那么明显。从上面的实验可以看出，人们对某种情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或预言，会使该情境产生适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应，这就是前述的“期望效应”。在给第一个班布置课外实践作业过程中，充分利用了鼓励法［5］、信任法、关爱法［6］和发展法，多鼓励我们的学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也可以是这一剧中的辉煌，真诚地信任学生，教师的信任会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帮助学生将相对枯燥的专业知识应用到自己感兴趣的生活领域，相信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中，绝大部分将是社会的栋梁之才，我们洒下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我们传授的知识将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从上面研究论文撰写的实验研究结果也看出，这种鼓励、信任、关爱和发展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和改善师生关系方面比打击、瞧不起、不信任、刻薄和僵化所产生的效果会好很多。

4结语

将“期望效应”应用到工科物理化学的课外实践活动中，运用实证的方法，考究在研究论文撰写这种课外实践活动中学生的活动规律，探索“期望效应”与学生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能够让“期望效应”在高校人才培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也能为“期望效应”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提供案例参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沈文霞．物理化学核心教程(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刘国杰，黑恩成．物理化学导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杨再文，刘向荣，赵顺省，等．“期望效应”在工科物理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探讨［J］．课程教育研究，2014(22):166－167．

［4］RobertRosenthal，LenoreJacobson，Pygmalionintheclassroom(Expandededition)［M］．NewYork:Irvington，1992．

［5］白音．爱的效应———罗森塔尔效应在德育工作中的应用［J］．林区教学，2011(12):35－36．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合作者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如何在法律保护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动社会力量来促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力救济，值得研究。笔者对河南省武陟县某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乡镇的调研资料整理后发现，当前社会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三种力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外力保护人。国家制定相应法律、法规，颁行相应政策，成立相应机构，投入大量财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广泛演出，广收学徒（但作用、效果有限），以达到传承、保护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外力保护者鼓励、引导传承人进行传承活动，不断发掘处于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争取政策、财政支持，同时为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言献策，向国家切实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保护需求，为政策导向提供相关现实依据，外力保护者扮演着沟通国家和传承人的桥梁作用。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理论的成效在于理论能够指导实践、解疑释惑、指引未来方向，并转化为广大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力量。”[1]理论研究的不足可能对实践保护产生消极影响。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对“为什么要保护”的理论研究不足，只停留在“因为要保护，所以要保护”的基础层面，没有给出保护的具体理由，亦没有给出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等外力保护人介入的充分理由。例如，国家作为保护主体之一，其保护义务源于职责使然，自不待言；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同处于保护主体行列，不禁令人心生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基于其传承地位（身为传承人，自然不能令其在本代失传）或基于其生计需要（混口饭吃）？但笔者经调查发现：75%①的传承人生活殷实，年收入大约为两万元，其并不靠卖艺为生；某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只有5人，平均年龄为75岁，由儿女供养，不用为生活而发愁。②外力保护人大多为高校学者，这与他们的工资或者职称评定关系不大，他们为什么会介入，似乎个人英雄主义还有些道理。[2]显然，一句“因为要保护，所以要保护”根本无法解答上述问题。从博弈理论看，世界上任何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博弈，任何两者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意义。显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合作中，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的关系。通过博弈论，我们可以数学建模的形式，将三方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给予清晰的解答，帮助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协调三方保护者的合作关系，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效果。

二、博弈论下的合作原因分析

（一）博弈论概述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博弈圣经》中将博弈论定义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意义。”博弈论研究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环境中主体如何行动，预测博弈者在特定博弈情况中的行动选择，为分析人类行为提供了一套有力的工具。同时，博弈论坚持理论选择的均衡分析思路，“运用理性行动者模型，设定博弈者希望最大化其个人收益”。[3]博弈结果由所有人的行动共同决定，既然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会运用他所有的知识和信息追求效用最大化，则他选择行动时就会考虑别人同样为理性的。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体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上文中提到，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都以合作者的姿态出现（国家出于责任而合作，传承人出于传承而合作，外力保护人出于学识及研究而合作），他们都基于不同的期望，在平等的对局（指保护的准入）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期待达到均衡效果，从而实现自己的期望。可见，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围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因和互动，可运用博弈论做出恰当的解释。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的关系———国家与传承人之间、传承人与外力保护人之间和国家与外力保护人之间的理性博弈。据笔者调查资料显示，影响三者间博弈均衡路径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传承人不合作的预期成本，包括可能受到的财产损失，名气衰落，历史负罪感等；二是保护的可执行性，这又取决于国家的倡导力度，外力保护人（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等）围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信息构成以及信息搜索和检验成本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依据他们在博弈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掌握的信息，将博弈分为三种形态：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国家和传承人之间）、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博弈模型

1.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国家与传承人的博弈）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家与传承人之间的博弈类似于斗鸡博弈。假定两人举起火棍从独木桥两端走向中央火并，各有两种战略：前进或后退。都前进则会两败俱伤；一方进一方退，进者胜退者丢面子；若都退，双方皆丢面子。[4]数字表述见表1。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进一方退。国家和传承人的博弈与此类似。双方目的明确，国家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发扬文化，提高国际影响，传承人为了该技艺被开发而获得财政补贴，两方目的明确。可以假定他们在法律中债权债务关系明确，B（传承人，下同）欠A（国家，下同）100，金额可以协商。若合作，A可以获π=90，减免B债务10，B可获π=10；如果一方强硬一方妥协，则强硬方π=100，而妥协方π=0；如双方强硬，发生暴力冲突，A无法收回债务，损失-100，则A的收益支付是π=-200，B的收益支付π=-100，支付关系如表2所示。A、B各有两种选择策略：合作或不合作；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时都假定对方的战略给定：若A合作，则B不合作是最优战略（100>0）；若B合作，A不合作将获得较大收益（100>0）；于是双方都不合作，企图获得100的收益，却不曾考虑这一行动会给自己和对方带来负效益的100。即国家和传承人为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会选择不合作，因而陷入囚徒困境。就上述博弈而言，须外力介入（如引进可协调的推动行为）才有可能改变博弈支付，走出囚徒困境。

2.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在上述博弈中，究竟哪方应合作，需要通过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来解决。尽管形式上有两个纳什均衡，但由于当今我国保护机制不佳，故B首先会选择不合作，因此，这是一个动态博弈。A在B选择不合作后，不会再选择不合作，因为收益支付为-200<0，故A只能选择妥协（合作）。上述结论也得到了田野调查相关资料的印证，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地区）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议，其目的正在于通过这种途径加强与专家、学者的联系，与上述外力保护人合作，达到共同保护的目的。而在双方不合作的情形下，B虽然收益-100<0，但B会预期，他选择不合作时A必然会选择合作，故B的理性战略为不合作。因此，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实际上是：B不合作A合作。但在这一博弈中，传承人即便是实力相对弱小，但可选择抵赖，其可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合作。故即使B实力相对弱小，上述纳什均衡仍成立。公权力如需打破上述均衡，须引进第三者：外力保护人（专家或学者，当然还可以引进民间社团，声望绅士）。该条件下外力保护人和传承人的博弈可以如图1所示。设外力保护人（专家、学者等）成本为10，保护成功则在收益中扣除，不成功则自行承担，保护成功后专家或学者的收益是全部收益的40%。外力保护人介入后，传承人可选择合作与不合作。若传承人选择合作，有完全合作和部分合作两种情况，前者外力保护人与传承人收益支付为30，0，后者收益支付为26，10。传承人选择不合作后，外力保护人也有合作与不合作两种选择形态：如双方都不合作，学者无法完成学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得不到保护，故收益支付为-110，-100；若传承人合作，双方皆耗费成本10，收益支付分别为-10，90；90>-100，-10>-110，说明外力保护人不合作，传承人亦不合作、此后外力保护人的最优战略选择则应当是合作。而与其介入获益-10，还不如不介入。可见，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外力保护人难以达到保护和研究的效果，这一点也得到田野调查结果的支持。

3.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外力保护人与传承人的博弈如图2所示。N为自然，外力保护人可调度资源分为丰富和欠缺两种情况，Χ代表外力保护人可调度资源大小的概率。假定外力保护人介入保护的成本为10，保护成功则在收益中扣除，保护不成功则自行负担，保护成功后外力保护人的收益可设定为40%，传承人不合作需承担成本10。若传承人不合作，外力保护人合作，则收益支付分别为90、-10。本论文中所调查的专家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保护行动开始阶段，受保护传承人不知道外力保护人的社会可调度资源，外力保护人也不知道传承人的信息。如外力保护人的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不及，则双方可能各导致损失-100，因而可能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至使其衰败、没落甚至灭绝。此时，外力保护人，传承人收益支付分别为-110，-100。如果外力保护人的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强大，无论如何必定要比传承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思考，因为外力保护人作为外来力量，不能“坐吃空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需付出一定努力方可启动保护行动，故双方都不合作将导致外力保护人损失-5，传承人损失-200。在该博弈中，Χ值可通过如下不等式计算：-200•Χ+90（1-Χ）<10Χ>0.276，即当外力保护人的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大于0.276时，传承人的最优办法是选择合作。而外力保护人基本上都是专家、学者或者财力强大的人士，所以其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通常会大于0.6>0.276，故传承人为避免更大的损失-200，最优策略选择只能是合作。此时，外力保护人、传承人的收益支付分别为26、10，传承人的收益是通过达成一定意向协议，争取到收益是剩余（90）的40%再扣除成本10，国家收益为（100-10）60%=54。因此，国家发动公权力之外的外力保护力是合适的，也是合算的，大多数情况下达到了保护的目的。但个别情况下，外力保护人不合作，传承人不合作，国家最后放弃，外力保护人、传承人的收益支付分别为-10、90（减少即失败，因没有将手中的资源转化为财产）。至此，从博弈论—纳什均衡理论角度分析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的合作关系完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博弈论清晰地解读了为什么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会相互合作，同时致力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合作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传承人的发展

针对传承人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后继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的问题，传承人首先应该对自己所掌握的技艺进行整理和完善，加强自身的储备。其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录音、录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完整保存，不至于某传承人去世后他人再无从知晓该遗产内容。再次，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场”的保护，[5]传承人可自发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社团（例如戏曲可成立剧社等）使其处于活态的演绎当中。同时配合外力保护人的采访和帮助，在申报国家项目过程中展现自身的特点。但是，传承人也会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事项：没钱维持该艺术的继续存活；工具破烂不堪，无法使用；外出汇演没有经费，吃住行全都要自己掏腰包；由于自身小农的局限性，传承人没有高度的纪律性；不服领导者安排等。剧社运作逐渐困难，没有成绩，效率很低，且该运作弊端自身无法解决，剧社运作处于恶性循环之中。①这时就需要外力保护人的介入和帮助。

（二）外力保护人与传承人的合作

外力保护人在传承人自身无法解决困难的情况下介入，帮助传承人成立剧社，并与同行进行交流。同时外力保护人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以及其他方法帮助他们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期得到国家或者财团的资助，使剧社能够良性运行。同时，外力保护人需要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乡村文化，它无法离开生它养它的地方存活，应将其置于“适宜的生活场、自由的生存场、给力的艺术场”中才能不断发展[6]。因此，外力保护人应暂时退出运作行列，将该社团组织置于乡村的自治状态之中（虽然乡村自治仍会有很多弊端）。但由于传承人普遍具有的局限性，没有高度的纪律性，不服统一管理，致使该社团组织处于不良的运作状态。这时，外力保护人需再次介入，采取一系列措施，盘活该剧社，使其回到良性运作中。

（三）国家与传承人、外力保护人的合作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作为一种管理理论，组织文化是在近年提出的企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在对当代组织管理理论与文化学理论的综合研究和探索中逐步酝酿提出的。它是一种基于对组织小社会综合系统分析的理论，是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种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结合先进的管理思想，为组织建立起一套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并利用它帮助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活动。

组织文化包含三个层次。最外层器物层是组织的物质文化。它包括组织进行正常活动的物质条件，这是组织物质文化的基础;组织活动的产物和成果，这是物质文化的体现。中间层制度层是组织的制度文化。它包括组织的管理制度，这是制度文化的主体;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与管理，这是制度文化的实施系统;组织的人际关系，这反映了制度文化的性质与水平。最内层精神层是组织的精神文化，它是组织文化的灵魂。它包括作为知识技能体系的专业，如专业知识，专业观念、专业活动，这是精神文化的起点，组织成员的教育、卫生、体育、文娱等文化设施、文化形态、文化活动，这是精神文化的有形体现;组织成员的思想信念、理想追求、价值准则、伦理道德、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习惯传统、思维方式等，‘这是精神文化的实质和核心。

物质、制度和精神构成组织文化的三要素，各有其不同的功能。物质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基础，制度和精神文化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制度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关键，它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统一为整体;精神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主导，它决定了组织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整个组织文化的功能则是满足社会需要、_仁级要求和组织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统组织文化三要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价值观念是组织文化的核心，集中体现组织文化的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往往在一定的文化精神指导下去完善和改进组织，的制度的，甚至在一定的组织器物上也常常反映出组织的某种精神观念。从另一个角度看，物质文化水平及其使用方法也依次影响和决定着组织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组织活动的成果上，总是打上组织深层文化的烙印，凝聚着组织成员创造力的特点，蕴含着组织群体的心、「理素质和思维的特定形式。

组织文化的本质内容是组织精神，包括坚定的组织追求(组织目标)、强烈的团体意识、正确的激励原则、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可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可称组织管理哲学)。组织的物质、制度、精神三大要素与组织的特点与实际相结合，便形成了各组织之间互不相同、各具特色的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载体是组织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和实际手段。它一般包括组织的设备设施和各种工作成果，各种成文的规章制度、守则、手册;专业资料、专业成果;组织特有的口号、歌曲、徽记;各种习惯风尚、行为规范、一般观念和价值观念等。组织文化载体种类上的差异、水平_L的高低以及整个载体和谐统一的状况，反映了组织文化的风貌、特色和发展程度。

二、组织文化与企业文化

组织与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是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而组织则是各种具有共同目标、行为心理相互作用、在特定关系模式(结构、体制)中从事一定活动的社会群体的集中概括。组织不仅包括企业，而且还包括行政机关、党群组织、军队、学校、科研机构等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群体。本文所讨论的组织主要是指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因此，较之企业文化，组织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组织文化理论是企业文化理论与组织管理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较之企业文化，组织文化不但具有更为广大的外延与深刻的内涵，而且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内蕴宏富的文化传统。自文明产生以来，人类就一直生活在各种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之中。组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特性与存在形式，是人类的本质特性。而企业则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特定的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组织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知识、理论和传统。以我国为例，远的有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结构细密经验浩繁的行政组织文化，近的有战争年代创造出的卓有成效的革命组织文化。它们既是现代组织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宝贵历史遗产，也是企业文化发展需要汲取的重要知识宝藏和精神源泉。日本企业重视研究《论语》、《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组织文化理论是企业文化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它又丰富促进了企业文化理论的深化与进步。首先，作为系统的理论形态，企业文化理论提出在先，组织文化概念提出在后。组织文化是受企业文化的启发、在企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次，尽管企业文化理论提出不久且仅具雏形，但随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与发展，实践愈来愈证明:它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企业组织，而且也可广泛地适用于一切社会组织。因为任何组织文化都是社会大文化之下的亚文化形态，具有彼此的共性及其共同的文化运行机制、共同的管理活动规律。由企业文化发展到组织文化，是管理理论发展与组织管理实践的逻辑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再次，只有通过更高层次更为广阔的组织文化视角，才有利于更深层地反思和总结人类丰富的管理文化，更深入广泛直接地吸收、继承和发展一切人类管理文化的积极成果，并据以改善和改进实际的组织管理工作。组织与文化是人类所有管理活动的共性特征。所以，组织文化的提出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文化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丰富与成熟。

由上可见，组织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是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企业文化的发展，需要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充分地吸取其他各种组织文化丰富的历史经验、理论精华与优秀传统。例如，要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就要继承和发扬我国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组织文化的精神，充分借鉴具有优良传统的革命军队组织文化，包括其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另一方面，新时期各类组织的管理工作，也需要不断地吸取组织管理尤其是企业文化的新鲜成果，改进和提高组织的效率，适应迅猛发展的时代新要求。

三、组织文化的特征

组织文化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与文化学理论的综合产物，具有不同于一般管理理论与文化学理论的特定内涵与外延。与一般文化学研究不同，组织文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各种具体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有效地管理组织，研究的方法不仅采用单纯的静态描述比较方法，还采用各种实证方法、动态分析乃至实验方法等。

组织文化较之当代管理理论具有以下特征:

(1)综合性。当代管理理论一般是分别从不同侧面研究组织运行的规律，而组织文化则是综合立体全方位地研究组织，并力图阐明组织内部各要素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2)民族性。在重视组织管理一般理论的基础上，组织文化更注意到民族各地区在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在管理上的影响，强调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优秀文化传统。

(3)个性。组织文化重视组织的个性特征及其在管理上的影响。当代管理理论常常试图寻找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组织运行模式，而组织文化理论更强调在管理中要注意到组织的个性特征。组织应该按照自身的特点去进行有效的管理。

(4)历史性。组织文化理论把组织活动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动态过程。组织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在其生长的过程中，先天的素质、历史的积累、后天的营养与现实的环境等多重因素都会对其发生影响。因此，对组织的管理要考虑到组织的历史与传统，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活动。

(5)群体性。对于管理中人的因素，当代管理理论注重对个体人的研究，对群体的研究则大多集中于组织内部的小群体，而组织文化则重视对群体人的研究，尤其是重视组织群体的行为心理在管理中的独特功用，认为组织文化实质上是组织群体的文化。组织群体的行为心理是组织文化最深层的运行机制与基础，是组织文化的本质特征。组织群体文化的和谐、向上与一致性，是组织文化的生命，是组织秩序、效率与成败的基础，是判断组织文化优劣是非的重要标志。

(6)主体性主动性。当代管理理论常常有意无意地把管理活动中的人(个体与群体)当作一种消极被动的客体。早期泰罗时代的“经济人”假定是如此，后来的行为科学的“社会人”的认识也是如此，后者往往把人纳入了消极的需求刺激行为反应的机械模式之中，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管理中人的被动局面。组织文化把人当作管理活动的主体，注重主体行为的自觉性主动性，注重通过组织文化的塑造、群体心理的墙养，来挖掘、激发、输导主体内在的巨大潜能、活力和创造性。在组织中，主体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主体是组织的真正主人。

(7)精神性。与以往的管理理论不同，组织文化理论突出强调组织精神等精神文化范畴在组织管理活动中、在组织文化塑造过程中的核心主导作用。这一点在以往的管理理论中并不为人所重视。

总之，组织文化在管理理论.上、在管理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综合性、民族性、个性、历史性、群体性、主体性主动性与精神性等独特特征，把当代管理理论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使管理从以往过分重视制度、体制、结构、战略等硬囚素硬管理，向着重视精神、价值、传统、作风、群体、个性等软囚亲软管理过渡和转变。

四、组织文化的功用

(1)目标导向功用。为了实现组织预定的目标，把组织成员引异到组织所确定的目标上来，传统的做法强调单纯的策略手段引导。与此不同，组织文化强调通过组织文化的塑造来引导成员的行为心理，使组织成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自觉自愿地把组织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因为，在健康的组织文化环境中，组织目标本质上是群体的目标，它反映了群体的精神愿望、生活信念，道德理想与行为准则。这种溶于组织文化的组织自标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能够引起组织成员普遍的心理共鸣与行为反应，能够规范统一组织成员的行为心理。

(2)‘“软”约束功用。为了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与传统理论强调单纯制度“硬”约束不同，组织文化理论强调“软”约束。组织文化注重管理活动中的精神、价值、传统、群体等软因素，强调软约束软管理，能够弥补组织管理单纯“法制”(，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管理)的不足。组织的规章制度只是组织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规范的反映，‘已对组织成员行为的调整范围很有限。由于其刚性的特质，使它很少能顾及人的复杂实际与多方面的需要，因而很难焕发出组织成员的积极丰动性。所谓组织文化软约束功用，就是指通过组织文化的塑造，可以在组织群体中培养出与制度硬约束相协调相对应的环境氛围，它包括群体意识、社会舆论、共同的风范和风尚等精神文化内容，从而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标准化的群体心理压力与动力。这种软约束比硬约束具有更为强大持久深刻的实践效果。

(3)群众凝聚功用。组织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是组织群体共同创造的。在优秀的组织文化中，寄托了组织成员的理想、希望和要求，关系到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也决定了他们的现实生命.共同的文化习性、传统风范、心理意识、行为规范，使组织群体产生强烈的内聚外斥的动力机制。组织文化愈发达水平愈高，群体行为心理就愈协调愈统一，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自豪感和我群意识就愈强烈，组织群体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愈大。

(4)积极的激励功用。组织文化能起到传统激励方法所不能起到的积极的激励作用。因为组织文化的塑造能给组织成员以多重需要的满足，并能对各种不合理的需要通过组织精神的培养给予调节。同时，优电的组织文化能够在组织成员行为心理中持久地发挥作用，避免了传统激励方法引起的各种组织行为短期化和非集体主义性的恶果，使组织行为趋向合理。

五、组织文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1)它是改进和加强组织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课题。以往有些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之所以出现和日常工作“两张皮”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塑造组织文化重要手段的政治思想工作未能结合组织的实际需要。如呆我们能够依据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形成良好的组织风气、作风和行为的规范，把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引导到为组织进步发展而奋斗上来，那么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再是只讲空话了，.而成为有形、有情、有声、有效的实际工作。

(2)它是适应和改进组织管理的客观姗要。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建设高绩效高水平积极向上的各种组织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迫任务。这就要求全体组织成员的意志、责任心和主人翁的工作态度，集中到为完成组织任务和发展上来。社会丰义的主人翁精神体现在与组织同呼吸、共命运上，体现在人们关心和爱护组织的实际行动上。

(3)它是确立和形成组织现代化I理观念的必然趋势。在我国，过去的组织是单一的执行型的，崇尚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群体意志，而今组织要向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管理开拓型转变，这就要向组织成员不断灌输尊重知识、尊重人材，重视管理和效益，鼓励竟争和开拓等现代化管理需要的，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价值观念和群体意识。另外，现在组织常常面临多方面的社会主义竞争与竟赛，巨大的竟争压力也迫使组织产生一种新的内在要求，这就是组织的凝聚力。组织要通过它来统一各个成员的信念和意识，同舟共济竭力为组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