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范文精选

编者的话

顶层设计是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的，一经提出便受到媒体和专家的热捧，舆论几乎“谈改革必言顶层设计”。但是，社会对于顶层设计在执行层面有何进展，并没有一个清晰认识。顶层设计讨论的泛化，让一个本来严肃的话题，变得浮躁起来。那么，究竟谁来负责顶层设计，做好顶层设计需要处理哪些问题，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该如何落实好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遵循增量改革的路径，着力打破阻碍改革与发展的既有利益格局，构筑公平正义的新利益格局。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既有制度优势，构建达成共识的渠道与平台，大力推进集体行动。

“顶层设计”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大背景下，结合中国基本国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着眼于中国改革发展大局所作出的战略构想。

改革遭遇挑战，需要“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表现出浅层次、碎片化和非均衡性的特点。首先，因为没有先例可循，中国的改革始终遵循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容易后艰巨的路径。在较为表层的、容易的改革领域与环节取得初步成效之后，涉及体制机制等深层次改革，以及政府掌握过多资源而抑制市场作用、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固化既得利益等“瓶颈”，对进一步的改革形成了巨大挑战。其次，因为试验性的探索，中国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演化成了“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规定，上面一个发现、下面一个创新”，改革变成了某些领导者个人推动、某些部门单独热衷的事情。结果，“碎片化”的改革，带来了“改革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最后，改革着力于在经济体制领域实现单兵突破，并期望带动以及给其他改革提供经验。但也因此使社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放缓，或者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改革开放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效益，但同时也将效益固化并形成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诱发和暴露了各种矛盾与冲突。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冲突问题、公信力下降和腐败问题等，开始在社会生活中突显出来。经济体制改革形成和诱发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深化经济改革来解决，所有这些挑战内在地要求进行整体的、综合的“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规划改革、推动改革。惟有如此，才能破除陈旧观念的束缚，才能作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举措。

顶层设计须超越“二元思维”模式

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为，不从根本上即体制上冲破阻力，拿出魄力，体现张力，我们将功亏一篑。这，就是辩证法

国家投入160亿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每人每天3元钱营养补助，这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一旦落实起来，则凸显多重问题。

其一，因为中午学校有免费午餐，所以，有些家长就“省”了早餐，有“懂事”的孩子把学校发的煮鸡蛋拿回家给弟弟、妹妹吃。这种营养餐的“贫困”，恐怕需要更长期的顶层设计。

其二，有学校把每月450元的柴火费计算到学生的营养补贴中，明显地挤占了这3元钱。包括克扣、浪费和腐败等在内的管理漏洞，学生能否把国家补贴的3元钱真正吃到嘴里？这也需要一系列监督管理的顶层设计。

其三，就目前食品安全的现状，以农村学校食堂的卫生条件，能否吃出健康，吃得安全，吃到营养？这更需要全社会范畴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就是系统论。3元营养餐这个子系统的运行，离不开社会母系统中的统筹。所谓统筹，就是通常所说的“保持一致”。不能实现有效控制的原因，是系统的信息不对称。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新三论的关系即在于此。

中国式尴尬，眼下比比皆是。国家调控房价，同时加快保障房建设，对全行业健康发展进行顶层设计，需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度执行力。但是，问题则恰恰出在地方政府那里。一直以来，一些地方不断探政策的底线，做中央的文章，将松绑、解禁喊得震天响。这哪里是什么执行力的高低？其实就是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凡此种种“利益冲动”带来利益集团对改革顶层设计的僭越，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阻力位。

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摁手印签的那一纸包产到户协议，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底层冲动”，并与党关于改革开放总战略即顶层设计互为支持，互为影响，互为作用，成为中国崛起的共同动力。

所谓成功，很多是瞎猫碰死耗子而并非必然

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很多企业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了发力腾飞的阶段，但是能否飞起来还取决于是否有腾飞的翅膀。转型与升级就是给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到国际市场上去翱翔。而中国企业现在普遍存在着顶层设计严重缺失的问题，企业没有可以操作的方法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这样就会让企业面临很多问题，于是很多美好的愿望也可能只停留在纸面上。

问题一：温水中的青蛙

十几年前，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风行世界，成为超级畅销书。可惜那本书流行的时机不对，那时整个世界经济一派繁荣，没有人担心自己的“奶酪”会真的不见。十几年过去了，柯达的“奶酪”不见了，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奶酪”不见了，惠普的“奶酪”也正在面临挑战。这些曾经称霸世界的行业巨头为什么会走下坡路？这是值得中国的企业家和高级经理人思考和警醒的一个严肃话题。我们千万不要幸灾乐祸地看人家的笑话，以为这些挑战离我们很远。要知道这些问题早晚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中国企业身上，只是有一个“时间差”而已。

奶酪为什么会不见了呢？因为没有预见到环境的变化，缺乏危机意识，躺在成功上面睡大觉，结果必然是“温水煮青蛙”，等感知到威胁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换句话说，一个企业越成功，往往就越固执，就不愿意改变自己，结果昨日成功之原因有可能成为明日失败之根源。毕竟大多数成功者没有勇气否定自己过去的成功，很难把自己“归零”，很难客观地、理智地看待市场的变化，看待自己的问题，看待未来的趋势。往更深层次去探究，这个问题源自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反省的时间和场合，不会去忏悔，不会去检讨自己，所以很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大家都认同“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个概念，却很少有人认同“成功乃失败之父”。前者是因为失败而反思，所以有积极意义，后者是因为成功而骄傲，所以有消极影响。为什么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二代很难有创业家的热情和奋斗精神，在衣食无忧的优越环境中长大，工作动力会下降。另外，坐天下本身就比打天下更难，所以不转型的话就很难超越第一代。等到了第三代的时候，热情和奋斗精神已经消耗殆尽，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一旦处理不当，企业帝国就会轰然倒下。

所以说，一个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有经常“归零”的心态，要敢于“革自己的命”，即勇于否定自己过去的成功。唯有这样，才能战胜自己。如果市场环境是不变的，那么过去那一套就是可行的；如果环境是不断变化的，那么企业的经营管理体系每隔几年就要有意识地做出调整。不与时俱进，就可能走向衰败。

俗话说，不进则退。要想把握住未来，就要从“后知后觉”转变为“先知先觉”。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人也好，聪明与否其实取决于能够看多远。看得越远，准备时间就越充分，就能更好地把握未来的机遇。其实，市场环境的演变是大势所趋，是企业无法抗拒与改变的客观事实。企业唯一能做的就是认识到这种趋势，及时对经营模式进行调整，对管理体系进行升级，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

2012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主席强调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新的一年，既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方面有新进展、新成效，更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当前，无论是政府改革、国企改革，还是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等体制改革，离建成完善的新体制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原因有四：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弱化了改革。一段时间以来，国家、政府部门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展，解决发展中碰到的煤电油运等等问题；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所以，不少学者把中国政府形容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的两个“36条”很难落实，重要原因在于，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很大好处，改革受到某些政府官员及相关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

第三，市场化改革中的争议影响改革进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强烈主张“国进民退”；有的人认为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间的关系；还有的文章把当前国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这些论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进展。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有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以期在发展中加速改革。于是，中央高层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工作机构。从几年来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较少顾及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

新的一年，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深化改革，就必须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从国家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多领域发展战略，从改革方向、改革路径，规划改革。由顶层到终端，由国家到地方，由中央到基层，由经济到政治，系统建构，通盘设计，有组织有计划地自下而上地试、自上而下地推，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攻坚。以改革促开放、促发展、促创新、促和谐、促稳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高歌猛进，跨越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不少中国制造企业遇到经营困难，执行力的话题被频频提起。在很多企业，执行力原本就是短板，而在这个时期，它更是成为管理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其实，最亟待解决的并不是年年讲、月月讲的执行力，而恰恰是执行力问题的另一端——顶层设计。

执行力是打错了靶子

严格地讲，很多中国企业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谈论执行力的阶段。这是因为，谈论执行力的前提条件是企业要有清晰的战略和顶层设计。即执行的人要明白执行什么，为什么要执行，执行了有什么好处。

执行力并不会单独存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和顶层设计，就必然没有执行力。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把执行力简单地理解为“听话”。真正的执行力来自员工发自内心的认同，知道为什么而战，以及有什么“战果”，这样才能把好的想法落实。

针对中国企业当前面对的种种困境，首要的出路就是从顶层设计开始，系统性思考企业的发展问题。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要非常好地把管理者意图“翻译”成普通员工可以理解、操作的战术，这才是执行力提高的根本。

顶层设计的核心要素

那么，怎样完成企业的顶层设计呢？笔者认为有6个宏观要素。

深圳绿基金8月份发起号召，向机关团体和个人募款，希望在提取3%的管理费后，用之于全市的绿化投入。这个活动规模很大，形式上有座谈会、登门拜访等动员形式。不过，市民对本次所谓的义捐相当冷淡，纷纷谴责其合理性，认为市民无义务捐款。

市民的反对理由充分：市政绿化都有专项资金，这部分资金若不足，亏空何在需要说明。在不解释不说明的时候，动用公益募款的形式向市民集资，遭到市民抵制，也在意料之中。这件事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很多，在公益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实有解读的必要。

绿基金是深圳城管委属下的公募基金，是当之无愧的官办公益组织。从基金开支中“奖励园林绿化先进分子、补助慰问病困园林工作者”可见，该基金的社会属性有待拓宽。绿基金的募款来源和收益人群不匹配，在官办公益信誉和公信力骤降的现时，难怪会遭到拒绝。

市民对绿基金的抵制也证实一个判断：官办公益的募款能力主要来自于权力的影响力，当这个影响力受到削弱后，不被信任时，它向社会的募款能力将严重下降。权力再大的官办公益，也做不到强行募捐。只要一次不被信任，就会次次受到公众抵制。

公众对绿基金的反感，可以看做是红会、宋基会、青基会等官办公益组织信誉受损后的持续反应。社会用行动反对这类公益组织，正从国家层面的官办机构蔓延到省一级乃至于市一级。这不是哪一个官办公益的危机，而是官办公益面临的共同危机。

想必这不用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势下的官方应对，特别是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总纲的社会组织建设，也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值得研究。经过近一年的宣扬，一些政策开始掀起面纱，顶层设计的真面目逐渐为人所见，它的真实用意究竟是什么，可以一议。

毫不讳言，公益慈善当初对顶层设计充满期待，指望它打破体制机制的障碍，为草根公益乃至于NGO发展开辟新生道路。这个愿望到今天，在顶层设计具体化为政策落实后，开始被一一击碎。顶层设计的实情恐怕并不符合初始的良好心愿，两者有着显著的分裂。

对官办慈善，早前的民间期待是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但是就像绿基金遭遇的那样，在丧失社会民众的支持、失去大众的募款来源后，官办公益已经认识到：要么更紧地拥抱权力，要么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显然的抉择影响到了官办公益所能游说到的顶层设计者。

摘要：大学文化的顶层设计是为大学科学规划和处理大学与国家、社会以及大学自身发展提供机制，为合理协调各种发展要素寻求路径和对策，以期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优势。

关键词：大学文化 顶层设计 文化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4-0098-02

文化是一所大学存在的价值和全部个性特征的展现。大学存在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就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只有文化存在了，大学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也才能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各种人才。而顶层设计正是为大学文化提供战略思路和规划步骤的。因此，大学文化的顶层设计是大学发展的框架和依托。

1 大学文化的现状

“顶层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它强调的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就是说，要完成一项大工程，就要以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部件标准化等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视角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统筹考虑。它主要突出强调规划战略的地位，以及实现这一战略规划的具体实施路径，且有着一些列鲜明的特点和优势。而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大多缺少这种顶层设计的理念，主要表现在：缺乏定位与定位不准、用短期行为代替顶层文化设计、复制模仿别人和盲目跟风等等情况，这种种情形最终导致了今天大学的发展与社会需求发生错位，毕业生就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就业能力和教育质量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社会声誉的每况愈下和大学整体发展的不良境况。

2 大学文化顶层设计的建构

2.1捋清目标与找准定位

“金融改革亟需

地方有所作为”

新型城镇化中，有很多民生工程建设项目，例如安居工程、保障房建设、环境治理，政府要把这些政策信息与银行家来沟通。政府和金融机构把政策、资金、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实现双赢。

《决策》：中国金融业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您和金融界人士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卢仕仁：中国金融的核心问题，是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老百姓的货币没有反映价值本身，每年在银行的活期存款跟物价上涨相比有时还是负增长，所以，金融核心问题是利率市场化。

从国家治理来看，一直对金融机构采取控制的做法，从局部来说，地方能做的事情就是引导资金向本地流动，顶层设计的问题很关键。

我认识的一些金融高管，大家在谈到金融问题的时候，有些共同的关注点：

第一，是政府融资平台规模过大、成本过高问题。国外唱空中国，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城市融资平台破产的，还不上钱的。我个人认为，下一步中央推动新型城镇化，对城市融资平台仍然是支持的，但会在地方负债成本和规模上做调整。

一、顶层设计的概念、意义与目的

“顶层设计”概念源于系统工程学领域的自顶向下设计（Top-downDesign），它原意是指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到了1969年，IBM的研究员尼克劳斯·沃斯（NiklausWirth）具体指出要采用“自顶向下逐步求精、分而治之”的原则来操作进行大型程序的设计，也就是要从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以顶向下地将复杂问题逐步分解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子问题，每个子问题可以再进一步分解，直到问题简单到可以很容易地解决[1]。这样的理解给顶层设计赋予了一个内涵，即：顶层设计是位于最高端的，有决定指导性的，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效率的，与系统各部分都息息相关并且能被具体践行的统筹安排方式。基于上述，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科研管理顶层设计是指在学校科研管理规划与运行中，融入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增强科研服务于学校长足发展的能力和提高科研管理的效能为目的，从宏观层面上设定的包括相关部门及其行动章程在内的一整套可操作的科研管理的系统规划。这一系统规划之中，包含了科研信息的交换、对接与分享（电子设计）；科研团队的组建与管理（科研能力设计）；科研人才的吸引与集聚（科研力量设计）；科研资金的扶持与管理（科研经费设计）；科研平台的建设与管理（科研平台设计）等等。高职院校实行科研管理的顶层设计，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消除学校科研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孤岛”和“条块分明”的情况，提高科研管理部门内部、各部门教学单位之间、以及全校科研工作者之间的资源共享程度，降低科研管理的时间、经费成本，提高科研管理效率，为学校发展、教师成长提供更有效便捷的服务，提高科研管理部门工作的有效性。它是一种服务于学校宏观管理的方式手段，其目的和属性就决定了高职院校科研管理顶层设计的特点：宏观有力控制与微观针对把握相结合；系统庞大而周密；具体操作性强，可有效实现跨部门的信息对接与分享。

二、高职院校科研管理顶层设计的实践

（一）高职院校科研管理的研究现状

从近10年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围绕高职院校科研管理这一主题所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科研管理与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讨论：（1）对现有科研管理激励机制的补充与完善（潘兆光，2010；张伟杰，2008；徐元俊，2011）；（2）针对各类别高职院校激励机制不足的对策与建议（兰慧、李斌、马林，2013；郝永林，2011；罗玉龙、胡江霞、黄贻培、徐艳英，2012）；（3）科研管理的激励机制如何创新（首珩，2005；许敏华，2010；何玉宏、谢逢春，2011）等。二是高校科研管理系统的讨论：（1）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邵检江，2013；刘亚峰，2010；胡尚杰，2014）；（2）信息系统的使用与创新（张兰、姚明霞，2012；蒋学，2015；孔令春，2012；欧阳潘，2014）；（3）互联网时代下的科研管理系统的变革与发展（刘兆媛，2010；潘平、赵小兵、王君，2003；王勤明，2006）等。三是科研管理机制创新研究：（1）不同办学特色背景下的管理机制创新（仪淑丽，2013；李照清，2014；宋嵘嵘，2014）；（2）基于不同发展需要的管理模式探索（贺颖，2015；邱吉，2011；乔维德，2010）等；（3）此外还有关于科研管理服务定位的研究（李倩、魏俊峰，2010；张俊海，2009等）、科研管理经费类的研究（于艳，2014）。从上，学者们的研究都是从具体一个科研管理的操作层面或背后推因着手，讨论如何提高科研管理的作用与意义，提升科研管理的效率。

（二）高职院校科研管理与顶层设计理念的结合

1、明确学校办校特征是二者结合的重要前提与条件高职类院校与其他综合性本科院校的区分点就在于高职类院校办学目标是针对企业或行业的特定性需要而进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其院校学科的专业性建设有“覆盖面较窄，潜力挖掘较深”的特点。明确学校的办校特征，关系到顶层设计的流畅性和适用性；有利于预先判断出顶层设计中可能遇上的障碍并制定出合理的方案予以规避。例如，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作为全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文化产业普通高校，着力培养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人才。从非物质文化领域的传承与保护到文化博览业的创新与发展，从文化旅游业人才的培养到文化传媒界新鲜血液的输送，该校所设专业与学科以及联合办学项目均围绕文化产业领域展开。也就是说“人文社科性”是该校开展各类科研课题、教学研究的一大特性。这也就决定了该校的各类教学与科研工作须主要围绕着人文社科类主题开展。那么，在进行科研项目申报信息交互的过程中，“人文社科类科研信息”会成为信息抓取与吸收的关键词。同时，这一办校特点，也容易使非文化产业类科研工作者感觉到“科研需求旺盛但科研途径狭窄”的矛盾，那么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针对这一类问题，该校科研管理工作需要留有足够的空间预判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与平衡。

2、认清本校科研现状是二者结合的扎实基础和着手点当前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集中于教师科研能力薄弱、科研内容的问题不突出、科研定位不明确、科研规范性不强、科研团队少、科研经费投入少这几个方面。教师科研能力薄弱主要体现在教师对科研的要求不高，把科研当作评职称的垫脚石，而不是长足发展的敲门砖，因此对发论文以及科研项目申报集中突袭于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之前。另外，教师自身的专业学术知识更新性不强，不能较好地把握住当前研究动态和时下社科热点难点，关注行业发展的持续性和动态性不足。教师科研能力的欠缺和科研态度的偏差导致了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不能清晰地突出研究重心，使得科研成果不显著，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偏低，论文的被引用量偏低，从而进一步致使教师申请校外科研项目的难度增大。要想打破“无职称不科研”的瓶颈，就需要学校宏观地从政策、资金扶持双管齐下，用发展的眼光培养青年教师的科研激情，挖掘其潜在的科研力量。只有认清各高职院校自身的科研现状，抓住科研问题产生的原始动因，有的放矢地进行相应的科研管理顶层设计，方可有力有效地推动学校自身的长足发展。

正在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一个从上到下已经形成的基本认知是：由于改革遭遇到“深水区”，进入了“攻坚期”，许多体制性改革光靠“摸着石头”肯定难以完成“过河”，一些阻力障碍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才能实现最终突破。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顶层设计需要依靠集体智慧，而不是简单依赖领导决定。

不可否认的是，新一轮改革的难度确实很大，既因为在此前的改革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利益格局，还因为这场改革有许多体制性“硬骨头”需要攻克，有许多利益关系需要平衡。但无论是体制性改革，还是利益关系平衡，都涉及到一个整体与局部的统筹兼顾问题。显而易见，在顶层设计的整体改革方案中，保证局部服从整体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之一。然而这一服从，当然不如国家权力对秩序强有力控制那么简单，仅仅依靠执政高层的权威是难以实现的，只有使执政高层的改革意志与绝大多数民众的普遍意志契合，顶层设计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

顶层设计从何而来？单单凭“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一句话来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甚至是徒劳无益的。说白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做出改革顶层设计时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民主缺席，也就是说整体改革方案的形成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决策不能越过充分征集民意这道基本程序。因为顶层设计不是让几个领导亲力亲为地去闭门造车，解决“怎么改”的问题更需要执政高层多接地气，需要充分地吸纳民众智慧，需要经过反复酝酿和科学论证，从而尽可能让民众参与到改革中来，使整体改革方案更加切实可行。

领导有决定权，民众拥有话语权。顶层设计不是由领导说了算，而应当是领导智慧与民众智慧的有机糅合。尤其是，每一轮全面深化改革都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既得利益者既寝食不安又虎视眈眈，总想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强大博弈能力，竭尽全力地去维护既有利益链。在这种情况下，执政高层能否最大限度确保民众对改革方案的酝酿出台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直接关乎改革能否在公开、公平、正义等理念下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

之所以认为“顶层设计”不是“领导决定”，除了基于以上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还因为受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一句通俗谚浯的深深触动。实事求是讲，我们有理由相信领导可与诸葛亮比肩，但决不能迷信领导就是万能的神。因此，面对千头万绪的新一轮改革，方案设计只因领导善于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而才成顶层设计，因社会民众的普遍意志上升为执政高层的改革意志而才成顶层设计，因付诸贯彻实施有最高权力作保障而才成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