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范文精选

内容摘要：从考古学来到中国到现在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但是不同于同时期传入中国的学科，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人们还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对于考古学，有的人将它供于神坛之上，有的人则将其与鉴宝活动混为一谈，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上才会产生两种对于考古学差距很大的认识：一种是将考古学供于神坛之上，另一种是将考古学当做是名利双收的学问。无论是哪种认识对于考古学都不是科学公正的，而产生两种认识的原因无疑是考古学一直以来都带着神秘的面纱示人，因此，在传媒行业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要通过传媒的力量，帮助考古W走近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了解考古学，也让考古学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考古 大众传播 媒介选择

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仰韶文化到现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大众来说，考古学仍然是比较冷门的学科。

对于考古学，社会上的认识情况呈橄榄型分布：少部分人对考古知之甚少甚至于完全不了解；一部分人对于考古的认识多是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得来的，这些充满艺术色彩的作品又为考古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部分人对于考古活动充满了好奇却也缺乏了科学客观看待问题的态度，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较大；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专门从事考古活动或是从事与考古相关的活动，这部分人能够科学的认识考古学，并且对于一些考古发现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这部分人的文章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类文章专业性较强，语言也相对比较晦涩，难以进行广泛传播。因此，若要使考古学知识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

什么是大众传媒呢？大众传媒就是传播大众信息的媒体，它特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在当下这样一个注重对外传播的大环境中，任何一种事物的普及都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因此，要使考古学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将考古活动和考古成果传播给公众，实现社会共享。

一.报纸和杂志对于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报纸和杂志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廉价易得的性质，一直拥有着大量的读者群。其优特点有三：第一，记录性好，便于使读者反复阅读，深入研究，并作为资料长期保存；第二，便于读者随时随地阅读；第三，报纸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直到现在仍是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大众传播媒介，但是报纸对于受众有着文化水平的要求，不能做到面向所有受众进行传播，这是它的局限性。在考古领域内有一些专业性的期刊，如：《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等，这些刊物的内容学术性、科学性和专业性较强，但是这类刊物一般不为大众所知，而且这类刊物中的文章内容也较为深奥，不易被普通人所理解，这也造成了它们的传播面较窄。由此，我们会发现在考古学的领域内缺乏向大众进行推广的期刊这也是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挑战：如何将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如何使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求考古工作者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更是在强调传媒工作者知识面的要更加宽泛化，专业化。

而且，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传媒行业似乎已经达到饱和了。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得出，尽管学习传媒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多为“通才”，少有“专才”，因为新闻专业作为是一门偏重于技术的专业，学生在学习时更注重新闻的写作，评论等较为实用的部分，缺乏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习，从而出现了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着较高的写作水平，缺乏对于某一种学术性或者研究性学科的深入理解。导致新闻专业的学生在传媒行业中的竞争力并不大，在传媒行业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同样要做经济板块，报社会更愿意录取经济专业的学生而不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因为学习经济的学生更具有专业素养，可以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考古也是如此，作为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考古学不仅需要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也需要具备考古素养的传媒工作者帮助他们将考古活动中存在的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将晦涩难懂的考古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扩大受众群，实现考古学的普及。

摘要：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传媒领域也处于弱势地位，大众传播出现了偏向。本文阐述了弱势群体在传媒领域中弱势地位的表现，并分析造成“传媒弱势”的原因及其传播偏向的严重后果，着重从传媒的人文关怀出发，提出传媒重塑其“正向传播”的人文关怀机制。

关键词：弱势群体　传媒弱视　人文关怀

中国的大众传媒在社会转型期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以及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但是，目前存在着的一个事实就是：由于激烈的竞争，某些大众传媒存在严重的传播偏向，对于信息传播对象具有偏向性。大众传媒偏向对社会某一阶层提供信息，自觉避开或遗忘社会的其他阶层。在现实的传播活动中，大众传媒对于社会中下阶层较为冷淡，忽略他们的信息需求，使得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更加“边缘化”。传媒的这种行为，被称为“传媒弱视”。

在我国。弱势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多指在社会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格局中由于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的一些人，主要包括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体制外”的人、较早退休的“体制内”的人、相当一部分农民等。这些人多以经济上的低收人性、生活上的贫困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而为显著特征。弱势群体的形成有多重复杂的社会原因，其地位和生产现状的改变有赖于社会整体的长期努力，大众传播也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传播偏向的存在，传媒对弱势群体“弱视”，一方面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无法得到表达，割断了各个阶层合理互动的连线；另一方面，一方的弱视，使得另一方更加强势，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严重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大众传播偏向的原因

弱势群体的形成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深层原因，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是形成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合理处理弱势群体问题，对于中国的转型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践来说，大众传媒是处理弱势群体问题极为重要的手段。

但是为什么传播会出现偏向，造成“传媒弱视”呢?

摘 要 网络传播发展至今，给传统大众传播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它的出现和发展，拓展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它既可以进行点对点的传播又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传播丰富了人们的视野，延伸了人们接受新信息的领域。但是尽管网络传播有其他三大传播媒介没有的特征和优势，但是它是永远不会替代三大传统的传播媒介，因为媒介本身都会遵循固有的平衡规律，它们会根据自己的特点不断的适应新兴的媒介，从而更好的调整自己，扩大自己的受众群。只有网络传播和传统大众传播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才能扬长避短在信息化日益激烈的今天互动互利，共同进步。

关键词 冲击；融合；发展；合作；扬长避短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80-0005-01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网络媒体开始兴起，对当今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媒体带来的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它既可以实现面对面传播，又可以实现点对点的传播。当信息面对多个上网用户传播时，网络传播可谓大众传播工具，而个别独立的上网用户之间的交流可谓点对点的人际传播。所以毫无疑问，网络传播已成为报纸、广播、电视等原有三大传统大众传播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纵观传统大众传播史，我们不难看出，当新的传播方式出现的时候在带来较大的冲击之后总是会有平衡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就是新旧传播方式的调整，在到后来的相互整合。如此循环反复且不断发展。当广播出现时，有人认为那是报纸的末路，当电视出现时，有人断言，广播将从此衰落。但是，时至今日，报纸仍在，广播仍在，他们在竞争中不断探索、改变，自身的优势不断强化，反而逾老弥坚。像他们一样，网络也不能完全替代电视，但是，彼此的融合和发展却势在必行。在现今，我们已经越来越多的看到他们的互动，网上的热点会不时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而好的电视节目更是第一时间成为网络热点，不断刷新冲高点击率。电视上的代表权威观点专家、业内人士也都要在自己的博客、微薄上继续与受众交流互动，更全面的阐释自己的观点，或者为那些仍有疑问的粉丝答疑解惑。网络与电视与其他媒体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从冲击的融合、发展慢慢走向合作的局面。网络传播具有信息量大，使用方便，可对信息进行各种处理，检索快速便捷，图文并貌，交互性强，剩去了报纸的装订、印刷、储运、发行等环节，并且成本低，出版的周期段，内容量大不受版面的限制；优与广播信息单向不能互动的弊端，时间单一。同时信息通过计算机比电视高速传播，具有获取快、传播快、更新快等特性；同时计算机具有检索功能，超文本功能，使之成为强有力的传播媒体，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网络传播允许读者与作者之间进行网上交流，能及时反馈，改变了传统学术交流方式。

具体地说，网络传播是一种数字化传播，它将一定的信息转化成数字，经过传播，数字在操作平台上还原为一定的信息。网络传播可以通过湖联网高速传播以及实时更新；可以像电视台，广播电台一样进行实况转播，从这一点看来显然优于传统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他不受印刷、运输、发行等因素的限制，信息上网的瞬间便可同步发送到所有用户的手里。网络传播的更新速度快。网络传播的更新周期可以用分秒来计算，而电视、广播的周期可以用天或者小时来计算，纸质报纸的出版周期以天甚至周来计算，纸质期刊与图书的更新周期更长。网络的快捷带来好处多多，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难度，从图书到音乐，著作权的纷争不绝于耳。同时，尽管时代飞速前进，一本好书在手，还是对那些渴望慢生活的人造成不可抗拒的诱惑。

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凸显出网络的负面效应。包括游戏在内的网络依赖，造成的伤害越来越被人重视。健康的网络是大众对它的新期待。网络的迅猛发展、激烈竞争为这种期待提供了各种可能。

应该说网络传播在新闻信息传播速度上，符号效果上，传受互动性上都优于传统大众传播，能及时了解民意，反映民意。而传统的大众传播在受众人数，信息权威性方面远高于网络传播。在中国以及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由于互联网络的普及程度运不如电视、报纸、广播，并且网络传播在管理制度上尚未完善，当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者，那么一些消息的真实性着实得需要一定的推敲。所以网络传播要想在一定的时间内普及开来还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

“大众传播”概念看似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笔者在授课时讲到《大众传播》这一章节时，跟学生在探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发现当下有一些传播现象并不能用传统的“大众传播”概念去涵盖，而它们在某些特征上与大众传播甚是相似，有很多同学对此感到迷惑。并不是说这些定义已经无用或者过时，而事实是，我们的传播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新的传播技术的使用而出现的传播现象正在挑战既有的“大众传播”的传统定义。本文就从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概念出发，去探讨一下新的传播现象。

大众传播的传统定义及发展

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科教文中首先使用了“大众传播”这个概念，“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

后来的传播学学者不断对“大众传播”这个概念进行修正和发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如：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信息的社会过程”。

“当消息来源(通称是某个组织)采用一项技术作为媒介与大规模的受众进行沟通时，就被称为大众传播”。

这些对“大众传播”概念的定义无非都是从大众传播的主体“传播者”的界定，或者对信息传递的技术的不同描述，或者从信息接收的终点的范围的界定等传播的三个最主要的要素着手，对“大众传播”这一概念作的发展。虽然传播学的研究者对“大众传播”这一概念的阐述有很多，不胜枚举，但在所有传统的定义(诞生于现代传播革命之前)中反映出来的大众传播的特征都非常类似(传播三要素)：

[关键词]传播；社会制约；信息

一、为什么开展社会制约的研究

传与传播，这是人类社会横漫八方、纵贯万古的社会现象，是人的社会行为。传播工具是作为社会的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交往、互动的媒介。作为现代社会普遍联系的强劲纽带的大众传播媒介。其活动内容、活动方式具有影响社会的强大功能。然而社会也具有影响大众传播活动的强大力量。社会对于大众的传播控制、牵制和约束，称之为社会制约。

社会对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的控制、牵制和约束，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没有不在一定社会条件中存在、不受社会制约的大众传播。如果把传播活动和社会制约割裂开，脱离社会制约去抽象研究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是不现实的。只有把传播诸要素放在社会制约中进行考察，才能对它的基本规律、基本特点有真正的了解。

研究制约，是促进大众传播发展的积极而必要的手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项研究尤为重要。以新闻媒介来说，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应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耳目喉舌要听命于大脑，听命于党和人民。如果不正确对待社会制约的“无冕之王”，传播媒介的工作就会与党和人民处于不协调状态。就会使为现代经济建设服务流于空谈：反之，社会对大众传播制约过严、过死，束缚了传媒的手脚，或发挥不适当的制约作用，传媒也难以做好工作。因此，有必要明确提出并认真研究社会制约问题，以求取对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的正确认识，从而增强搞好传播工作的自觉性，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社会制约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大众传播媒介是在社会制约中诞生，在社会制约中存在、发展的。社会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制约，有其必要性与必然性。社会制约是大众传播媒介发挥正功能、防止负功能的条件，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有五：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矫偏、排异；组织、调适；消遣、娱乐。这五大基本功能的发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积极的正功能，也可以是消极的负功能。所谓的正功能，就是大众传播对社会、国家、人民发挥极极作用的功能：所谓负功能。就是大众传播对社会、国家、人民发挥消极作用的功能。在不同的社会，站在不同阶段、不同集团的立场上，对正功能与负功能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然而。不同性质的国家期待和利用大众传播的正功能，反对和防止大众传播的负功能，几乎都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尤须注意防止大众传播的负功能。例如宣传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宣传不利于改革的东西，鼓励人们唯利是图、诲淫诲盗等，都违背党和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意愿，都属于负功能。如果没有社会制约(其实是不可能的)或社会制约不力，有些传播者就会使传播活动出现负功能，破坏社会生活的健康与和谐。

大众传播事业是社会的产物，其一诞生，社会就把它置于自己的制约之下，这是必然的、天经地义的，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绝不允许大众传播事业违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成为无缰的野马。所以社会对大众传播的制约，是有目共睹的现实。

摘 要：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存在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影响力。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体制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

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大众传播有着不同的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对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引言

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引言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马歇尔．麦克卢汉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霸权话语的狂乱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结语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参考文献：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7《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8《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

摘要：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人的异化问题，这是马克思早期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承袭马克思研究异化问题的思路，将异化问题从工人劳动转向大众传播领域，试图阐释大众传播与人的异化问题，并试图应用马克思异化理论、马克思交往理论、传播学理论对解决大众传播中人的异化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路。

关键词：大众传播 异化 主体性 社会性

当今社会，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社会的人们己经被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一系列大众传播媒介所包围。人们已经习惯于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利用大众传播、享受大众传播为自己所带来的信息、娱乐等，大众传播也渗透性地融入到整个现代人类社会之中，并成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何谓交往？交往理论学者姚纪纲对交往是这样定义的：“哲学上的交往范畴就是指人与人或人群与共同体之间为了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根源和动力之所在。”①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哲学范畴上的交往的媒介也是媒体中介，而现今最广泛传播的媒体中介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因此，大众传播领域下的交往是人的基本活动之一，它是人的社会化根源和动力所在。

人在进行物质交往的同时，也有信息交往的需求。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曾作过一个经典表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一定义准确地概括出了人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马克思认为，人和人要发生社会关系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这个人是进行生产活动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是交往。当今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信息传播技术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人类最突出的劳动成果，这些成果又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交往。难以想象，现今人类没有传播，世界将会怎样。可以说大众传播是人交往本质推动下的结果，同时它也体现着人的交往本质。人要完成其社会性，建立其社会关系就必须以交往为前提。如果人和人之间不进行交往，那么人只能是“孤独个体”，这个人就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失去了其本质的社会性，那么他也就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了。

从历史上看，人创造了大众传播，而大众传播也对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创造和发展大众传播的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更广泛的交往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大众传播反过来又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这就是大众传播中人的异化问题。

“异化”最早出现在德国的古典哲学中。如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异化是指精神的异化，精神外化为物质后，就感到有一种与人的本性相对立的力量制约着自身。而费尔巴哈将异化概念运用在对宗教的批判上。他认为，神是人想象出来的，却反而控制和支配人，因此“人在宗教中将他自己的隐秘的本质对象化。宗教使人的本质割裂开来。”③人的化问题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内容之一。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抓住了工人及其产品异化这一事实，得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理论，即从生产结果、生产过程、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全面分析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个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④马克思由劳动本身的异化进而推论出人类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人和人的关系发生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活”，因而“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⑤如此一来，便使得人同人的真正本质相异化。

本文所探讨的大众传播使人异化的过程可以用马克思关于劳动使人异化的理论进行阐释。其共同点是造成的结果都是使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即限制和扼杀人的某些本性，同时又被迫适应物的要求和需要，突出和放大人的某些负面本性，使之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人逐步丧失其精神独立自主性。因此，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交往的异化可以理解为人在交往过程中由于自身矛盾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这个客体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凌驾于主体之上，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具体而言，大众传播视野下交往的异化可以分为人交往主体性异化和人交往社会性异化。

传播理论的研究者把传播类型区分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本文讨论的只是大众传播。传播学者把大众传播的功能概括为：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化和娱乐。大众传播是现代社会最发达的传播形式，它是以大众媒体为基本载体，面向社会公众的传播方式。因此，传播力就成为大众传播媒体存在的基本价值所在。

我们正处在传媒环境变化的时代

十多年以前，充当大众传播载体的主要是报纸、电视、广播、期刊等传统媒体，大众传播的特征主要是：传播是针对较大数量的、异质的和匿名的受众；信息是公开传播的，传播是以同时到达大多数受众为目的；传播者一般是通过专门的传播机构，由职业传播者运作。然而，随着互联网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传媒环境开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我们看到，不仅新媒体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传统媒体也开始广泛的应用数字技术；传统媒体的迅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兴起，使拥挤的媒介市场处于明显地过剩状态；受众不再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他们开始苛刻地选择自己愿意接受的媒体；“碎片化”成为受众市场的趋势，从而迫使传媒将传播内容灌输给更多大众的传播方式转变为针对特定人群的窄众传播；更重要的是，新技术创造的媒体互动功能使传播由单向转变为互动，受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同时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对等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传播的重要形式。

传媒环境的变化对于各类媒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根据CTR市场研究全国36个城市读者调查的CNRS数据显示，受众对四大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播与杂志的接触正在发生变化，除了电视受众基本稳定外，其他三大媒体日到达率明显降低。从2001年到2006年，报纸的日到达率下降了4.2%，日到达率下降反映受众规模的减少。同时，受众对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间也在减少，用于上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读报时间，并且还在呈现上升趋势。就核心受众而言（即25～45岁、大专以上学历、个人月收入超过2000元的受众），五年来（2001～2005年）对于传统媒体的日接触时间明显减少（电视受众的日接触时间基本稳定），其中对报纸的日接触时间减少了20分钟，而对网络媒体的日接触时间则足足增长了1.7倍（增加了88分钟）。这进一步表明传统媒体的受众接触在向互联网转移，传统媒体在对于受众的吸引程度上正逐步让位于网络媒体。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受众日到达率则呈现较高的增长速度。CNRS数据同时表明，除电视以外，传统媒体的核心受众日到达率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其中报纸五年来（2001～2005年）的日到达率下降幅度甚至超过10%；同样在这五年中，网络核心受众的日到达率上升幅度则超过70%。事实表明，受众在媒体选择上正逐渐倾向于网络媒体，可以这么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传统媒体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受众行为对于传播力的作用日益显著

传媒环境的变化表明媒体处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生存环境之中。媒体的市场竞争在本质上是争夺受众的竞争，我们并不排斥媒体传播中客观存在着对受众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这是媒体基本功能的表现。但是，忽视了媒体的传播力，尤其是忽视了受众行为对传播的作用，其获得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传播是媒体的最基本的功能，也是媒体存在的基础。没有传播力的媒体怎么可能有注意力和影响力？注意力和影响力都是在传播力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以传播力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注意力和影响力，才是媒体根本的竞争力所在。

更重要的是，以注意力或者影响力为中心往往是媒体把受众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争端上，从而获得受众的关注。这在传播理论中被称作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它指媒介通过反复刊播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受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引起受众对事件，进而对媒介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力的体现。但如果一味把“新、奇、特、怪”等等成为媒介追求的目标，就成为制造噱头与炒作，这样就违背了媒介的基本功能。事实证明，以制造噱头与炒作来树立媒体的注意力是以牺牲媒介的传播力为代价的。首先，过分的制造噱头与炒作，会降低媒介的公信力，短期内可能抓到一批受众，但从长期看会失去更多的受众；其次，会导致媒体忽视受众行为对媒介的作用。因为制造噱头与炒作并没有真正考虑受众对媒介的需要，它设置的议程并不一定就是受众真正关心的内容。同时，在媒介过剩和受众“碎片化”的时代，受众对媒介的需要更加细分和多元化，媒介制造的噱头与炒作不可能像媒介垄断时代成为受众共同关心的话题。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告诉我们，通过媒介向受众传达统一信息的可能在被减弱，受众对媒介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主动权，他们对媒介传播力，乃至注意力、影响力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传播力的提升是建立在尊重受众，与受众对等传播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