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语文论文范文精选

今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和同学们进行《论语大赛》。先不告诉你比赛结果，你看到后面自然就明白了。

有一天，我们半进行了《背诵论语大赛》的活动，我们安排好先后次序就开始了，第一个就是我。我胸有成竹地走上了讲台，得意洋洋地开始背诵了起来，由于我太得意了，不小心背错了一个字，多亏平时我练得比较用心，同学们给我打了98分，这时我的心里有了一点压力，不只别人能得多少分。比赛终于结束了，结果让我大惊失色，我竟然是第一名，我的压力随之飞到的九霄云外。从此同学们都说我是“论语大师”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早读时，我端着书一遍遍地领同学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忽然我的屁股挨了一下，我笑着醒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场梦呀！不过真希望有这么一天。

[摘要]20世纪初，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百年中，随着孔子以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深入，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论语》一书的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逐渐为人所认识。纵观百年《论语》文学研究，就散文艺术而言，研究者就其语言艺术、人物描写、文体特征、艺术风格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就以上几个方面对20世纪的《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状况作了简要梳理，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了评说与前瞻。

[关键词]《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诸子以孔子为第一人，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1]。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是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文学观点至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论语》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和形象，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儒学在整个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孔子其人被神化，儒家与儒学成了诸子之渊源和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被尊列于“诸子”之外；而近代许多激进文化人抨击儒学的文化正统时，也往往把儒家与“诸子”分开讨论。世纪之交，儒学正统的文化格局被打破，虽然“打倒孔家店”的冲动有失理智，但对认识孔子与儒学的真面目，却不无裨益。20世纪的百年中，随着对孔子以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深入，《论语》的文学价值与写作艺术特征也逐渐为人所认识，学者们就《论语》的文体特征、人物描写、修辞手法、语言艺术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就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状况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瞻望，以期为21世纪的《论语》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艺术研究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辑录，重在记言，因此，对《论语》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的认识，首先是从其语言特征开始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从“儒者崇实”的思想特征，洞察了《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的语言艺术特色。[2]蒋伯潜认为，《论语》作为“最早之记言体”，“章既简短，辞已质朴”，而所以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乃与《论语》之成书方式有关，《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其所见所闻的“直录”，“盖虑其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3]柳存仁把《论语》的语言特征概括为“语长文简”、“多含蓄较深之意义”，认为其“记言之处”，“已颇有较丰富之文字与情感可资表章者”[4]。从以上论述可知，20世纪30-40年代，研究者从总体上简明扼要地认识到了《论语》的语言风格特征，并对其成因有所认识：一是由早期儒家的思想主张所决定，二是“记录”的写作方式，三是由于当时的书写物质条件的限制，“大约《论语》成书之时代，文书之物质尚极难获得，记录口语，仅记纲目以免遗漏，而精微深远之涵义则仅凭口说，未必全在布帛。”[5]

《论语》虽为语录，然而实际上包括语录和对话以及一些简短的记叙三种体式。前者记载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论；后二者主要记叙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答之辞，同时也用一些形神兼备的小故事表现人物的举止行为。《论语》的语言艺术特色就是在这几种体式中得以体现。《论语》基本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展开与论证，从而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郑振铎认为：《论语》“文字虽极简朴直捷，却能把孔子的积极的思想完全表现出来。”[6]然而“质朴”并非贫瘠枯燥。由于孔子生活及《论语》生成之时代，春秋诗性文化风韵犹存，加之孔子及孔门弟子良好的“诗学”修养，因此“文简”而“语长”，“质朴”而“含蓄”，造成了浓郁的“诗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钱基博认为，较之《尚书》典、谟、誓、诰之“无抑扬顿挫之文，木强寡神”，《论语》二十篇，“浑噩之语，易为流利之词，作者神态毕出”；较之《左传》之“以曲畅为肆”、“以净夸为奇”，《论语》“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因而“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语约而有余于意，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7]所论颇中肯綮。

由于孔子对现实人生有着深刻的体察，因此在《论语》中有许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与启示性的语句；这些语句大都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读来给人以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的感受，颇似后世的散文诗，以其思想的丰富深刻与表达的生动传神、韵致的含蓄隽永而受到推崇。5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和学术的转型，《论语》散文艺术研究开始由感悟式批评走向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游国恩认为，“《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言简意赅，耐人寻味”。[8]胡念贻认为，《论语》中“一些格言式的表述哲学理论的语句”，大多“富有文学意味”，这些语句“词约义丰，在简短的文字里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几个字或十数个字常常是多少年生活经验或长时期的观察所得的结果，文字本身也常常饶有韵味”，“不独内容深厚，语言也富有变化，能够很恰当地表达出说话的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因此，这类语句虽然“朴素无华，却能一下子打动人的心灵”。[9]吴景和认为，《论语》作为“论纂”之作，遵循“述而不作，信以传真”，不敢“妄以已意诬师言”的写实原则，但又是“叙已所欲说”，是经过“记忆选择”的具有典型性的言论和事件，因而其中渗透着作者的生活和美学思想，具有较多的文学品质，“主要的是通过人物精神生活的描写，用他自己曾被感动过的形象来感动读者”，“从有生气的口头语中提炼文学语言，不乏警句格言”。[10]尹建章也对《论语》富于艺术性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语言特色表现为：（一）通俗平易而又精粹雅致的“口头语言”，（二）灵活多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从而“使得语言更加含蓄、形象、生动”，（三）虚词运用纯熟自然加强了语言的抒情性和音韵美感。因此《论语》的语言“达到了贴切、通俗、精炼的境地，形成了它的字稳句妥、文笔流畅的特色”。[11]李人纪认为，《论语》中的说理语言用词精确，搭配恰当，结构严谨，“善于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把丰富的思想内容锤炼在简短的语句当中”，因而“以词约义丰著称”；或据理直言，语句斩钉截铁，或言词剀切，入情入理，或感慨赞叹，抒情意味浓厚，具有“观点明确，感彩鲜明”的特点；综合运用排比、反问、比喻、映衬、对比、层递等多种修辞手法，因而“说理生动活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2]林坚撰文认为，《论语》中这类语句是诗与哲理的结合，因而具有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理趣”之美，以其“警策的力量推动着读者与作者一同思考、探索生活的真谛，理精语隽，回味无穷”，是“诗化的哲理”、“哲理化的诗”。[13]此文立论新颖，分析深入，颇多启发性。谭家健从语录文体特征的角度论述了《论语》的语言艺术的精妙之处，认为其语言特色表现为：“言简意赅，深入浅出，隽永有味”；“善于把抽象的哲理凝聚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深奥的理论文字同时具有盎然的诗意”；理中寓情，“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谈时，总是力求如实地反映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带有浓郁的抒彩”。[14]文章从具体事例的剖析入手，颇具说服力。曹文星认为，《论语》记言的最大特点是精辟深刻，富于哲理性，它是夫子对生活的深邃的观察和透辟的认识的结晶，是用丰富的阅历获得的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性体认凝聚而成的，因而“语语珠玑，掷地有声”，“实为文学语言之上乘”。[15]梅俊道《谈〈论语〉的文学语言特色》是一篇专门从语言艺术角度探讨《论语》文学价值的论文，指出其语言艺术体现为：性格鲜明的人物对话、强烈抒情的表述语言、凝练含蓄且哲理化的格言、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简练的动作神态描写语言。作者认为，《论语》“遣辞简约，准确传神，真可谓是以一当十，字字珠玑”，其朴素淳真自然的语言风格，“至今仍虎虎有生气”。[16]章沧授综合诸家之说，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论语》的语言艺术特征，认为其语言具有：美的节奏音韵，读之琅琅上口；美的整齐句式，诵之津津有味；美的凝练意蕴，给人启迪无穷；美的叠句重语，令人寻绎不尽。作者认为，正是以上特色，使它在“诸子散文艺苑里大放异彩”，“一部《论语》可以说是名句的集锦、格言的荟萃”。章氏并从艺术美的角度对《论语》中的格言作了剖析，认为它们“语约义丰，简洁凝练”，“哲理深邃，启迪无穷”，“质朴自然，生动形象”；这些格言“既表现了思想家的鲜明性，又具有哲学家的深刻性；既表现了教育家的逻辑性，又具有文学家的形象性。”[17]方铭通过分析《论语》中排比、对偶和复叠等语言艺术手法，发现了其言语间的节奏旋律美感，认为《论语》的语言美感，“体现在对语言节奏感的追求上”，《论语》的编纂者“凭直觉感受，就创造了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节奏”，“使《论语》有散文诗的韵致”。[18]傅修延认为，《论语》中那些“子曰”引导的孔子之言，与《春秋》经文、《左传》“仲尼曰”一样要言不烦，表现力却更为强大，或借助于引譬设喻、或因句式铿锵而倍添韵致，甚或两者兼而有之，“那迂徐柔缓的寥寥数语，有时竟能产生出点睛夺魄般的效果，令人读后刻骨铭心永志不忘”。[19]可见，研究者对《论语》的语言艺术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论语》以形象隽永的语言，形成的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特色，为人所认识。实际上，首开私家讲学风气的孔子及其弟子，虽然重视语言的表达，然而并无意于“沉思翰藻”，《论语》所使用的“师徒对话”的表达方式，减弱了其刻意经营的努力，从而内在地“规定”了它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语言风格；朝夕相处的耳鬓厮磨，师生间达成的默契，使他们的谈话只须点到为止，形成其语言的简洁精练，含蓄隽永；坐而论道“陈述”的潇洒雍容，使其于简单淡泊中透出“生动”的气韵；《春秋》时期的“诗性”文化及其孔门良好的“诗学修养”，又使他们的言论“诗味”浓郁。因此，透过《论语》的语言表象把握其“文章”中体现的“道德”境界与精神气韵，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论语》除了记载夫子言论的纯语录体外，还有一些篇章大量地载录了人物的对话，可以说，比较集中地以对话形式入文，在散文史上始于《论语》。《论语》中不乏四子侍坐那样情趣盎然的场面和长沮桀溺、荷?丈人那样耐人寻味的片断，在这些简短的对话单元或叙事片断中，作者往往对具体的语境稍作记叙，孔子那些散发着哲理光辉的话语，就成了有类于后世所谓的“文眼”、“诗眼”；而且由于具体的语言环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徵圣》），更能以简洁的语言传神写照，表现出人物的神情语态，显示出人物的性格。林庚认为，《论语》中的片断对话，“并其言行而记载”，从而“在散文上乃正以能写出对话者的神情见长”，“神情活现地表现出了每个人的个性与思想感情”，“《论语》正以此乃成为绝好的散文”。[20]游国恩认为，《论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这些对话语言既“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又切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因而“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21]林坚认为，《论语》在哲言睿语的记叙中，“往往穿插记叙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断，甚或是无关宏旨的小事，闲中着色，为文章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同时又有助于丰富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可亲可近，跃然纸上”，并给人美的享受，“使文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在先秦散文中尤显得难能可贵。”[22]谭家健认为，《论语》“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谈时，总是力求如实地反映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带有浓郁的抒彩”。[23]曹文星认为，《论语》中一些片断场景的描写，或静或动，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其特点一是细腻入微，往往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把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相互关系活画了出来；二是严密准确，具体的“事”为“言”规定了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意旨。[24]梅俊道认为，《论语》中的人物在叙述自己的理想时，常常通过一些具体的片断场景，“创造一种诗情画意般的意境”，“以景抒情，移情入景，情景交融，诗意翩翩”，“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25]实际上，由于对话体所形成的具体场景，因此使《论语》的语言具有极强的抒彩与艺术感染力；在与各色人物的或融洽交流或冲突磨合中，语言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使语言成了人物形象、性格的自我表现。正是这些充分显示了《论语》的文学特征与散文艺术成就。

摘 要：高校外语专业实践教学大多关注教学模式和环境的构建，对本科毕业论文鲜少关注，造成学术型论文与应用型教学之间的矛盾。在外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中，对毕业论文进行重新定位、建立新的选题框架，并提出以实践为主导的论文写作要求及评分标准，既能够达到综合训练和考查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也可以确保实践教学流程的完整实施。

关键词：毕业论文；实践教学；外语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1-0033-02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人才比拼日趋白热化，对人才的培养和输出，全国各高校紧把时代脉搏，努力探求更为理性务实的人才培养目标，尝试扭转传统的学术型培养方向，侧重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训。

构建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应考虑三大条件：实践教学模式（一、二课堂）、实践教学环境（校内硬件和校外实习）及实践教学考核（考评和论文）。就外语专业而言，我们往往致力于前两项条件而忽视第三项，不仅导致实践教学的完整流程遭到破坏，更可能造成运作矛盾。这种矛盾尤其体现在传统学术型毕业论文和应用型外语教学理念间的错位。那么，以实践教学为原则，应为毕业论文赋予怎样的新内涵、提出怎样的新要求、确立怎样的新标准、进行怎样的指导才能有效达到培养、考查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呢？这是外语专业毕业论文环节的教改重心，也是本文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一、毕业论文在实践教学中的新定位

和传统的学术论文相比，与实践教学相适应的毕业论文有其本质的不同。经多年总结和修订，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对本科毕业论文作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在校期间最后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实现教学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写毕业论文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促进其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培养学生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科毕业论文要求学生能够综合运用已学的理论知识、基本技能来解决本专业的实际问题。

该定义依次对毕业论文的本质、目的和要求进行了概括。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明确指出毕业论文是“最后一个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表明它在整个实践教学流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当谈及毕业论文的目的时，递进式地分三个层次：知识、技能的巩固知识、能力、素质的发展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换言之，论文的目的是对实践教学力求达到的知识目标、技能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的全面强化和考查。而定义对毕业论文提出的要求言简意赅，最终落足于“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几个关键字，即能否解决学生在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实践时所遇到的困难，才是衡量论文选题是否有价值、论述是否合理、论文是否符合实践教学要求的基本标准。

摘 要： 语类分析是篇章语言学重要的研究内容，而迄今为止对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语类的研究较少。作者通过对六十篇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语类进行分类和语步分析，发现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并不完全遵循Swales（1990）的CARS论文英语摘要写作模式；中医药硕士学位论文英语摘要、中医药博士论文英语摘要、中医药期刊论文英语摘要在语篇模式上存在差异。该研究对中医药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医药研究生学术论文 英语摘要 语类分析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语类分析

语类分析是篇章语言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Thompson，1999;Hyland，1999，2004a，2005a，2005b；Paltridge，Starfield，2007）。语类是为实现某一交际目标，得到特定交际社团公认的语言交际类型（葛冬梅、杨瑞英，2005；庞继贤、叶宁，2009）。语类分析主要在语篇层面结合功能进行，目的是阐释学术文体的语篇推进结构和语言特征，体现了学术文体写作的规范要求。

语类分析学说认为，每个学科的语类都有自己的特点，都遵循该学科的写作要求，都采用相似的范式和步骤安排结构和语言形式，学术论文作者通过适当的语步构建学术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所在交际社团的承认（Swales，1990）。当前有许多论文对期刊论文摘要的语类分析（如刘胜莲、魏万德，2009；余莉、梁永刚，2006等），但学位论文摘要和期刊论文摘要在语篇结构和语言特征上不尽相同（Hyland，2005b），需要认真研究。

（二）摘要研究述评

学位论文摘要是位于学位论文正文之前对论文整体内容进行概述的独立学术语类。《MLA格式指南与学术出版准则》（1998）对论文摘要的要求是长度不超过350字，内容包括该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结论。英语摘要，在中医药研究生学位论文中，除标题外，是唯一用英语写作的部分，其质量直接影响着论文的整体质量，是评判研究生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一、语言自觉：“西学东渐”背景下语言意识的觉醒

“新批评”作为最先进的西方文论之一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语言意识的转变。瑞恰慈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中，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对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是因，语言是果，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而语言又可分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文学语言是用以唤起某种情感的，是情感语言；科学语言是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是符号语言。瑞恰慈的语言观使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认识的轻慢。中国古代文论早有言意之辩，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还是本体成为言意之辩的核心话题。中国传统载体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没有独立价值。古典诗学的儒道佛三家，虽信奉的本体论各异，语言观却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语言只是文学的载体。儒家的“诗言志”、孔子的“辞达”说，都认为文学语言是言志、载道的工具，是文学的载体。庄子也提出，载意之言与捉兔之网、捕鱼之笱性质相同，作用一致，语言无非是获取意义的手段和工具，意义才是目的。一旦获取意义，达到目的，作为工具的语言便毫无用处，可以被忘却，这就是所谓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禅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当头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执于语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废弃语言才能悟道。这种对言意关系的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载体论的语言观是反映论和表现论的基础。反映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表现论认为，文学语言是表现作家和人物内心的载体，语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人物内心的任务，就可以被遗忘了。这种批评方式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语言的载体性能，而没有认识到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特性”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语言意识的薄弱，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重重阻碍，也使得人们的思想交锋陷入困境。“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文论多是思想意识的辩论，而较少关注于语言意识的准确表达。“新批评”的引入，促使中国学者重新思考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更为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响下，李安宅开始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深入探索文学语言的意义，开始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他在《意义学》一书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觉，然后才有系统的研究，普遍的进步。涌现于现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种族意识，性的意识等，正不妨添上一个‘字的意识’或‘语言意识’。”李安宅意识到了语言意识长久的沉默状态，主张唤起文学研究的语言意识：“研究语言、分析语言、改良语言，使它成为我们的随手工具，没有人为物役的毛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2］11由此可见，对于语言意识的重新认识和呼唤语言的自觉，成了李安宅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警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的轻慢与回避，也进一步宣扬了语言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热情地回应了李安宅关于语言意识自觉的呼唤。瑞恰慈在华执教期间，体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于“科学”的热情。但他认为，“科学”的实质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一种以语言意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需要科学，并不像现在许多人觉得那样，以为科学是什么把戏，实在因为科学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他认识到，中西语言观念是存在差异的，“在西洋，则对于语言作用的见解，不管是公开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们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两千多年”。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的历史里面，对于语言的结构与种类，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种类不同的作用，都没有发展成固定的理论”。瑞恰慈指出中西语言观念的差异源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西方在语言意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科学精神的完善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语言意识是科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必须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关注语言研究，强化语言意识，才能构建现代科学精神，才能真正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新批评”的语言观是西方众多语言理论中的一种，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新批评”采取理性的态度考察思想脉络，研究语言内涵，建构科学认知方式，这无疑是唤醒“语言自觉”的第一声春雷，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有益补充。当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的自觉”还是比较模糊的，由于“新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异质性，使得“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内有国内战争，外有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时期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由“先进”的欧洲文论转向了苏俄文论，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苏俄文论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所唤起的“语言的自觉”，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转向，是文学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语言意识的觉醒也为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表现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复杂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这是从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的必经之途。对于文学语言本体的重视也就意味着对文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内容的刻意疏离，这为中国文学批评铺陈了一条不同于社会政治历史传统的诗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掀起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一文学批评盛事进一步证实了文学语言本体论建构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三、价值重建：后现代语境下价值判断的重建

20世纪20年代，“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触发了文学批评界语言意识的觉醒。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直接引发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两个时期理论的共同点是将文学的意义建立在文学语言本身，虽延时不长，然而语言观念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到了20世纪末，“新批评”在中国被西方涌入的各种新的秩序遮蔽、压抑，“新批评”俨然已经陈旧、过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却适时高调登陆，致使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都绕不过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近二十年来发展的主要要素之一，也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途径和方向。在强势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新批评”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但在“新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当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虚无主义弊病被呈现，“新批评”似一剂良方，承担着价值重建的使命。讨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新批评”的存在意义，首先须对后现代主义做出清晰的界定。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和詹姆逊（FredericJameson）分别对“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认知范式，当“现代”对资本主义不再持批判的态度，便应以“后现代”取代“现代”。“后现代”的特点是消解宏大叙事，在文化思想领域颠覆资本主义。詹姆逊与利奥塔的视角不同，他对“后现代”的定义是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出发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以“流行主义”对抗“精英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颠覆。无论是哪种视角，中国文学批评满意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身负的批判与颠覆的精神，并将其制度化。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持续影响中国文学批评20余年，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学者渴望在同一起点上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也是源于大众文学的发展促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文艺现象。但是，在中国登陆的后现代主义，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它已丧失了利奥塔和詹姆逊所界定的后现代主义原本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已经由批判现实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蜕变为认同现实的‘庸俗的后现代主义’”［10］205。中国所认同的“庸俗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无原则地遵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霸权，其结果是导致价值判断的丧失，文学批评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对现实的否定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本义，“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11］228。由于后现代主义倡扬价值的多元化，也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无价值，人们无法辨别，便只好对一切价值都持解构态度，对一切文学现象都拒绝进行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导致了思想、文化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如何摆脱价值虚无主义的状况呢？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进行价值重建。“新批评”的价值理论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具有启发意义。“新批评”的价值观认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在于文学价值。分别从文学批评的对象、标准和方法的角度来看，首先，“新批评”都是从价值出发，其研究对象在于文学价值，均围绕价值展开论述；其次，“新批评”主张的评价作品的标准，如“朦胧”“张力”“反讽”等范畴，均与价值相关；最后，“新批评”采取的“语义分析法”“文本细读法”等文学批评的方法，其目的是为文学作品服务，对文学作品保持正确的价值判断。总而言之，“新批评”坚持文学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既然“新批评”在文学批评的对象、标准和方法上都推崇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又亟需价值重建，那么，“新批评”所坚持和倡导的文学价值是什么呢？韦勒克定义，所谓文学价值是指文学本身性质所赋予文学的价值。［12］164他认为“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12］164。“新批评”的历史使命是重建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批评界众声喧哗，缺乏规范的理论范式，要改变这一混乱局面，须重新认识文学的价值，文学是有正面价值的，这种价值判断应以文学本身为标准，价值是文学的存在之本，批评家们无法离开文学价值谈文学。韦勒克坚持文学作品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坚定地以具体的审美价值来反抗那些过分简单化的结论对文学性或审美性的攻击”［13］353。韦勒克也就此严厉地批评了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虚无观是美学的倒退，它使当今的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批评”的价值观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截然相反，表现为重视价值与否定价值的对立。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对“新批评”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批评”立足于“精英主义”的文学立场，这与时代潮流不符，因为“精英主义”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或坚持文学批评的标准，都容易在价值判断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文化、政治、性别、种族等的某种优越感，优越感就意味着对评价对象的话语霸权。然而，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上，其消极影响则是会导致泛滥成灾的价值虚无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批评”所坚持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重建是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拯救，这对于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具有启发意义。“新批评”作为一个批评学派虽已衰落，但它自上世纪20年代至今，在语言观念、批评方法、价值观念等多向维度，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中国文学批评，正视并积极吸取“新批评”的养分，有利于纠偏中国学界对“新批评”的误解，有利于完善当代文学批评的观念与范式，有利于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正如美国新一代批评家的感叹：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

作者：张惠单位：吉首大学文学院

摘要：用汉语还是英语撰写学位论文是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中经常遇到的实践问题。要确定学位论文的撰写语言，须结合国内外的规定与做法，根据留学研究生实际情况、毕业专业特点、论文研究领域及授课语言等方面综合考虑。通过研究，指出在硕士层面，建议大多数采用汉语撰写学位论文；理工农医专业，大多数以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为宜。

关键词：来华留学研究生；研究生教育；学位论文；撰写语言

作者简介：张良（1973-），男，浙江嵊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许永旺（1953-），男，浙江平湖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浙江 杭州 31002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浙江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立项课题（项目编号：Y201301）、2014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项目编号：2014SCG013）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14-0243-02

随着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中，经常遇到学位论文用何种语言的撰写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当前高校来华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语言所持的两种对立观点、国内外的规定与做法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学位论文撰写语言：汉语还是英语

一种观点认为，来华留学研究生理应要用汉语撰写学位论文。主要理由如下：

【摘 要】作为世界人类文化的经典，《论语》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向我们完美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同时为人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体验。本文主要将《论语》中的“文”作为切入点，通过对《论语》中的“文”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来深入探讨《论语》中的“文”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关键字】《论语》中的“文”；内涵；后世影响

中国古典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源头之一，已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而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基石，《论语》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在世界人类原典文化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论语》自汉代起被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价值导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从《论语》的文学性上来说，作为我国最早的语录体著作，《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无论在文学成就、文学影响还是文学性方面来说，都具有巨大的价值。可是，我国学者对《论语》中“文”的探讨却鲜少见到，本文将在这种现状下以《论语》中的“文”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论语》中“文”的内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论语》的主要文学色彩及影响

孔子生活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产生着剧烈变革的时代。人们摒弃了以往信奉神灵的观念，而越来越开始重视人的作用，这是孔子所处时代最为显著的变化。孔子作为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他的思想与文学追求体现着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倾向。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全书共二十篇，内容涉及政治、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每篇文章百余字，记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可是却向人们传达了极为深刻的内涵与哲理，具有着极强的文学感染力对亚洲与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具有区别于中国之前散文文体的鲜明独特性，是我国散文发展早期较为成熟的作品，语言风格通俗、简洁、精炼、活泼明快，又有着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使《论语》散发出别样的艺术光彩。

二、《论语》中“文”内涵

摘要：《论语》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本身也成为国外翻译和诠释最多的典籍之一。迄今为止共产生了约六十个《论语》英语全译本或节译本。对中外《论语》英译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客观地分析与总结，能有力推进《论语》等中国典籍外译及其研究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论语》；英译；研究

作者简介：李 钢，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湖南 常德 415000）

《论语》是中国典籍中的杰作，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被译成世界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较多语种的《论语》译本中，英语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海内外《论语》英译研究的论文、著作大约有一百多篇/部，包括刊发的学术论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专著等等。

一、国外《论语》英译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论语》的文章不少，但专门研究《论语》英译的文章很少，且基本上是一些《论语》英译本的书评。

Sunder Joshi{1}简单介绍了苏慧廉的《论语》英译本，强调了《论语》中所体现的“道德”意识和实践智慧。{2}Homer H. Dubs评述了韦利的《论语》英译本，认为该译本可读性强，整体质量不错，尤其是该译本的文学性超过以前任何一个《论语》英译本。{3}Wing-Tsit Chan评述了林语堂的《孔子的智慧》，认为林语堂在选译《论语》条目翻译时细致、到位，《论语》中最重要的一些条目大部分都没有漏网，此外，译文“信”、“美”俱备，质量甚高。Wing-tsit Chan还评述了Chêng Lin的《四书》英译本，认为译文英语表达清晰，语言风格优雅，但译者对儒家术语的翻译不一致。{4}Liu Wu-chi研究了James R. Ware的《论语》英译本，发现译者为了使自己的译本区别于其他译本，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翻译儒家概念时标新立异、在译文中插入注释等。他认为译本总体上忠实于原文，质量尚可，但也存在一些翻译不准确的地方。{5}Robert E. Hegel简单评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刘殿爵教授《论语》英译本，指出该译本最大的优势是提供了中文原文，但是由于没有注释，因此该译本对专业读者价值有限。{6}Anne Cheng评述了利斯和黄继忠的《论语》英译本，认为利斯译文语言过于口语化，行文简洁但不忠实；而黄继忠的译本只不过是刘殿爵《论语》英译本和道森《论语》英译本不必要的重复。{7}T. C. Kline III评述了白氏夫妇的《论语》英译本，指出由于白氏夫妇提出了《论语》成书的“层累理论”，因此他们的译本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知名文本的新译本；同时也指出，白氏夫妇的译本的评注太过于详尽，不适合于初学者。{8}John B. Henderson评述了白氏夫妇的《论语》英译本，认为白氏夫妇很好地发展了《论语》成书的“层累理论”，尽管译本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但却是迄今用英语出版的有关中国思想方面的书籍中最重要的和给人印象最深的。{9}Edward Slingerland评述了白氏夫妇的《论语》英译本，指出该译本行文臃肿，令读者难以接近，并且译者是从政治的角度而非哲学的角度解读《论语》。{10}

Alice W. Cheang研究了安乐哲和罗思文、白氏夫妇、黄继忠、利斯的《论语》英译本后指出，各译本只是译者个人化诠释，孔子本人的声音经过了各种过滤未能被忠实传达。此外，《论语》英译过程中最先失去的是原文最重要的形式特征——文本的模糊性。《论语》原文紧凑、模糊费解，但译者必须从几种可能的解释中选出一种，因此译文也就变得简单和清楚明了。{11}David Schaberg研究了安乐哲和罗思文、白氏夫妇、黄继忠、利斯、刘殿爵、道森、亨顿（David Hinton）的《论语》英译本，指出每一个译本有自己特定的读者，都为在英语世界传播《论语》做出了贡献。此外，他认为各译本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风格之别。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译本对那些追求实用主义的读者是个鼓励；{12}刘殿爵翻译的《论语》警句文采斐然，语言极具表现力，他的译本仍将吸引广大读者；道森译本注重直译，注释不多，但弥足珍贵；利斯译本注重意译，比其他译本可读性更高；黄继忠花了很多心思为《论语》中某些语段的不同解释作注释；亨顿的译文口语色彩浓厚，容易吸引新时期的读者；白氏夫妇的译本既想吸引汉学家，又想吸引普通读者。

“文体”作为文本构成的具体规格和模式，制约着作品内容（事料、意旨、情感）的选取，统辖着作品形式（体制、结构、语言）的全局。“文莫大于辨体，体正然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陈洪谟《文体明辨》）他把文体与文意、文气、文辞联系起来，认为辨体是作文和读文的一大规律。

文本阅读的“辨体”担负三重任务：一是辨语体，识表达；二是辨文体，识模体和变体；三是辨“道体”，识大体。对经典作品进行文体定位，既要兼顾内容、表达和功能三个维度，又要兼顾分类的层级性、差异性和相对性。评价孔子、曾子、子思创建文体的历史贡献，必须了解春秋战国前后的文体演变史。单看《论语》“悖体阅读”的历史教训，就知道要普及“适体阅读”，提高到“跨体阅读”，还要走多么长的路程！

《论语》是什么文体？从表达语体看，确定为“谈话语录体”毫无疑义。单是“子曰”（包括“孔子对曰”）就超过400句（只有《乡党》《微子》《子张》三篇空白），占全书80%的篇幅。加上众弟子与时人的对话，语录在90%以上。《论语》的“语录形式”大体有“个人独论、二人对话、多人对话、客观叙述”四种类型，其雅言和俗语共融，具有平易随和、琅琅上口、生动活泼、简练质朴、概括力强、用意深远等特点，开先秦“诸子语录体”之先风。从思想内容看，《论语》20篇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包含天命鬼神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思想、教育思想，等等。欲提要钩玄，无非是“为学、为人、为政”三大方面，中心是“为人”。由此将《论语》判定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也毫无疑义。然而《论语》的文体定位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追本溯源，你会发现，漫长的《论语》阅读史竟是一部曲折复杂的文体明辨史。

翻阅《论语》古代阅读史，自先秦到晚清，两千余年的《论语》读者，尤其是高层次的《论语》学者，如（魏）王弼的《论语释疑》、何晏的《论语集解》、（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唐）韩愈和李翱的《论语笔解》、（宋）邢m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元）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易培吉的《论语集解》、（清）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康有为的《论语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不论采用哪种注释方法，他们都把《论语》视为儒家的经典文章。①

再翻查近、现、当代的《论语》阅读史，一个多世纪以来，《论语》的大多数学者，例如，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赵纪彬的《论语新探》、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学勤的《论语注疏》、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安德义的《论语解读》、黄怀信主撰的《论语汇校集释》、闫合作的《论语说》、于文斌的《论语类解》、程翔的《论语译注》、钱宁的《新论语》、杨朝明主编的《论语诠解》、唐明贵、刘伟的《论语研探》、杨义的《论语还原》……依然坚守着“文章阅读”的光荣传统。

可是，随着西方文学观念体系的东输，20世纪百年来的《论语》阅读既受益匪浅，又受害颇深。反映在文体阅读上，至今，不少专家的《论语》解读，高校的《中国文学史》，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论语》教学，社会文化教育界乃至中外“孔子学院”，都将《论语》视为“散文”。而“散文”是个飘忽不定的弹性很大的模糊概念，向来存在多角鉴别：一是与“韵文”对举的，通篇押韵的称为韵文，基本不押韵的称为散文。这个以语言声律有韵无韵为标准的划界还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分类。二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的一种文学文体。把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稍带文学性的作品全都归入散文范畴，这种“广义散文观”实际还是“无类的集合”，其宽泛性和自由性否定了文体分类的大小层级性和相对稳定性。我们说，文章和文学是文字作品的第一层次分类，散文作为文学的一大家族乃是文本的第二层次分类；即使再把《论语》细分为“说理散文”“议散文”“哲理散文”“学术散文”或“诸子散文”，它们仍属于文本的第三层次分类。因为“说理”“议论”“哲理”“学术”“诸子”等只是定语，均从属于中心词“散文”，依然归入“文学”的范畴。如果归入“文学”的“狭义散文”保持其“沉思翰藻”“独抒性灵”的特性，限制在“美文”的小范围，那样与“实用文章”的界线还较为明晰。而包容学术、政论、史论、传记、志异、公文、骈文、辞赋……的“广义散文”则与“实用文章”混淆不清，结果失去了文体规范的实际操作意义。

一、视《论语》为文学散文，陷入“悖体阅读”

所谓“悖体阅读”是违背文体特性和文体思维法则的阴差阳错的阅读。如《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总体上把《论语》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视之为一眼温暖的‘问病泉’”。她未能适应文章体裁的阅读方略，坚守“理论思维为主”和“科学阐释为上”的原则，而是习惯于艺术思维和超验想象，以印象描述顶替理性分析，以虚幻故事论述人生哲理，结果把“活着的时候颇吃了苦头”（鲁迅语）的孔子误读成一个只顾“修己”而不重“济世”的“快乐孔子”。②这并非无关大雅的个例，而是污染社会书香的“自由化误读”的典型。可悲的是，这种自由化误读被许多文论家和大众媒体热捧而不自知受其害。

摘要：本科毕业论文是考察学生综合能力和评估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对琼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近三届440篇毕业论文的调查，本文对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加强教师干预教学等辅导教学，特别是开设学术论文写作课程等的毕业论文课程，对于提高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意义。

关键词：教师干预教学;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1-0218-03

一、引言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对于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要求，即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的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1]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撰写毕业论文是在大学四年学习期间必须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在毕业论文方面从专业的选题、论文结构、研究意义等项目上都有专业的要求。本研究对琼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近三届的英语专业440篇本科毕业论文进行了跟踪，对其毕业论文的质量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尤其是将2011、2012届的毕业论文与2013届的毕业论文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与教师干预教学，特别是开设英语专业学术论文写作课程有着必然的联系。

二、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的规范要求

国家教育部对于高等学校本科英语专业的规范在2008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进行了重申并深度阐明了毕业论文的要求：“毕业论文的选题一般应与英语语言、专门用途英语和翻译等领域相关，评分时除了考虑语言表达能力外，还应把学术论文规范、论文的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作为重要依据。”[1]在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方面，毕业论文是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思辨能力以及研究能力等各方面综合能力的重要方式。对于本科毕业论文制度的阐释与建构，蒋亦华（2009：103）提出“大论文观”，认为本科毕业论文应该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教学，它不等同于某一门专业课程或是某个传统概念中的教学环节，“而应视为一个必须谨慎规划的、长期的、动态的教学过程”。[2]本科毕业论文应该是贯穿于整个在校学习期间的每个阶段，课程之间应连贯衔接，建立相应合理的课程体系，尤其是开设系统的毕业论文课程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的现状与干预教学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