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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热点分析
(一)当代旅游景区社会文化市场化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旅游文化上也出现了文化市场化的特点,而这种文化市场化的发展也是存在着利与弊,文化迎合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文化的认同挺高文化的知名度,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能更好的促进文化的建设,给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也在一些方面上给本地旅游文化带来新的问题,这种市场化的转变需要文化本身适应市场,这就使本地的文化缺失了独特性与自然性,表现为文化的大众性,在这基础上一些不被游客认可的旅游文化将会被淘汰,而这些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这就给我国的问文化领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缺失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遗憾。专家为此讨论正在这种变革的发展中怎样保护那些有价值的文化,提出合理的方案,使文化更好的发展,旅游文化也在市场化中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道路。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旅游文化的地位下降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现代的文化体验颇多,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传统文化的离我们而去。现代更多的旅游是倾向于现代的人文和自然资源,而传统的应有的风格的文化已经衰退下去。这是我们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面对这种传统的衰落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当代的旅游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各抒己见,看法不一。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利用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这也是当今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一大问题。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果把传统文化很好的利用到旅游上来,我相信无论是在旅游业上还是在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进步。着个问题的研究是学者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好的现象。不断衰退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被重视,需要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着对于旅游、经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发展与进步。
(三)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转向问题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而在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存在着一个转变的方向,这深深的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异化问题,这种异化问题表现在旅游文化为使其自身存在竞争力对民族文化的改造上,这在旅游文化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问题,本身的民族文化就有其多样性在里面,就其名族文化的自身来说,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其国家文化的代表性,在旅游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国家民族的多样性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与基础,旅游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这种民族文化的转向也为双方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民族文化受到重视使其自身得到有力的发展环境,也是国家的文化实力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也会促进其发展,专家们的讨论与研究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而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不能等同混为一种,这种转变充分展示出两种文化的内在不同性。
(四)旅游人群自身的文化对景区自身的文化影响问题
一、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川端康成作品的忧郁性
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对世界的“悲观”认识。他在童年没有感受到家人的温暖。相反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他把这种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作品《伊豆的》全篇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伤感。概括起来,川端康成的创作特点,是以虚无思想为基础,追求一种“颓废忧郁的美”。他的作品是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个因素构成的,以病态、失意、孤独、衰老和死亡,反映没落的心理和颓废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原因
1.日本传统美学的影响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继承了这种“物哀”思想,《雪国》描绘、展示了岛村所深深体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缺憾美,这与日本传统美学十分契合,其文学作品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深沉而纤细,交织着主人公对自己处境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对主人公的同情、爱怜,因而呈现出一种朦胧而感伤的审美状态。
2.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日本远古人受到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怀有深切的爱与亲和.对自然美的感觉敏锐而纤细,这种自然观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创造艺术美的底流。川端康成自觉而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加上频繁的灾害,无所不在的恐惧.在漫长的时间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气质。对于工作、家庭、爱情.甚至神经质般的忧郁渗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这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
【摘 要】检察文化区别于律师文化、法院文化等其他法律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将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基于研究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必要性,对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现状,以及其发展路径选择进行探讨,实属必要。
【关键词】检察文化;检察文化建设;法治建设
检察文化建设负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其重要性除了从历史角度来窥视,亦可着眼当前我国的检察事业中。恩格斯认为,“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我国检察文化建设的意义之重是不言而喻的,同样需要创新。某种程度上,其发展进步能够推动法律文化的整体进步,其先进程度也能够影响法律文化的全局。从这一角度来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的检察文化着实是法学理论界和检察实务者值得重视的一个课题。
一、当代中国检察文化概述
检察文化的核心是检察权的设置、运作与行使,它的价值属性对检察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使得检察文化区别于其它的法律文化。目前通说观点认为检察权是监督权,“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E.博登海默如是说。检察权既是一种权利,自然会涉及到权利与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博弈中,检察文化建设受到怎样的影响?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在程序法中最能表现出来。
(一)刑事法律监督和检察文化
刑事法律监督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具体到我国的刑事制度,主要包括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免于制度、劳动改造、劳动教养等。检察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检察机关即人民检察院能否正确地行使检察权。检察权是灵活的,刑法的权威性决定了刑事检察权的威慑力是其他法律监督无法企及的,所以,检察权的落实保持适当地张力,才能与检察文化真正融为一体。比如,我国现阶段大力鼓励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对老弱、怀孕妇女的体恤等等。
(二)民事法律监督和检察文化
一、当代论证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摘 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亚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演变过程。接着重点论述了当代大学生亚文化的传播影响力特征,即新的媒介应用使得观念的文化极大地让步于技术的文化。在强调高校亚文化积极、正面意义的同时,本文也指出高校亚文化现象中的消极因素,提出了需要正确认识亚文化现象、合理引导亚文化建设的观点。
关键词:亚文化;高校亚文化;高校文化建设;引导
一、亚文化、后亚文化和青年亚文化
亚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6年。尽管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时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是某一群体所持有的有别于其他群体或整个社会的文化。加拿大学者布雷克如此定义亚文化:“由处在从属结构位置的群体发展出的一套意义系统、表达方式或生活方式,以回应占据主导地位的意义系统;它表明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试图解决那些产生于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1]亚文化的载体包括亚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艺术作品和表现形式。
20世纪末,随着亚文化现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变迁,特别是出现了“后现代世界”的青年亚文化,当代亚文化进入了后亚文化时代。1987年钱伯斯在《大都市图绘:通往现在的可能性》中使用了“后亚文化风格”这一短语,而伯尔默斯1996年的专著《时尚的演化:第三个新千年我们穿什么》和马格尔顿1997年的文章《后亚文化主义者》则使得后亚文化这一概念变得广为人知。
2001年5月在维尔纳召开的“后亚文化研究:大众文化及其影响下新后亚文化的形成研讨会”被认为是后亚文化时代到来的标志。伯明翰大学在2002-2003学术活动年中的“青年、文化和社会”论坛上,专门用一周时间讨论了“后亚文化理论:从批评到拒绝”这一主题。这标志着后亚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得到了正式认可。
在后亚文化时代,亚文化这一术语被解构和重构,甚至一度出现了指称混乱。如班尼特称之为“新部落”,而雷德黑德使用“部落文化”,马费佐利则提出了“俱乐部”和“新俱乐部”概念。对此,霍金森评论道:“目前还无法明确概念和解释过剩的原因,但如果认识到不同的概念用于抽象不同的社会事实,这一困惑就能部分地得以减轻。”[2]例如,以“部落文化”指称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共同消费的“趣味”,而“新部落”用来分析当代城市部落视域中的变迁和杂交。一旦明白不同的概念可能是相容的,就有可能理解“后亚文化研究”。确切地说,后亚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新千年以来社会变革中发生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致力于揭示在全球化主流文化与各地本土文化重新连接和重新结构的过程中,它如何产生种种新的混交文化。
二、高校亚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特征
【论文关键词】当代文化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现代转换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统治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传统法律丈化的优秀部分应该在当今文化建设中施以其必要的影响力。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我党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对我国文化建设取得成就进行了概括的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思想道德建没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
建国六十年,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建设有巾圉特色的社会主义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在思想道德文化上,我国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新发展,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促进了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发展上,逐步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并将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又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战略目标,从巾央到地方都积极贯彻党的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体制上,党和同家政府一直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政府的主导下,部分事业单位进行了企业化运作的改革,广播电视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等纷纷建立,文化体制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我国颁布了诸多的政策,降低文化市场的准入门槛,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到文化产业中来,活跃了文化市场,此外伴随着文化的资本运作的发展,全国各地文化企业的直接或间接上市公司不断增加,拓宽了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的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文化的模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整个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繁荣有序。“即国家从整个文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服务、消费等活动纳入国家所确立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发展目标,以提高文化事业建设的整体效应,保障文化事业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摘要] 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多数民企对企业文化建设缺乏足够的重视,或盲目照搬西方企业文化,最终导致企业经营的失败。本文通过对企业文化概念和功能的分析,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提出民企文化建设应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做到二者间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民企文化 融合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表明,我国民企的生命周期平均不到6年,许多快速发展的民企昙花一现,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和功能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所有意识形态的总和,包括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同时又对人类的社会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并为本企业的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是企业成长中一只“无形的手”,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一)、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功能。企业文化是企业组成要素中所有者(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共同接受的价值理念,因而,它能够把企业内各利益主体的需要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各方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产生共同的归属感和集体感,减少相互间因矛盾而形成的内耗现象;(二)、提高企业绩效的功能。优秀的企业文化强调社会、企业、员工之间均衡的利益分配,员工履行职责时有明确的需求导向,同时,强调尊重、相信每一个人,凡事都以共同的价值取向为出发点。因而,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三)、增强企业协调力的功能。优秀企业文化使企业在物质利益分配、价值观培养、管理决策、战略决策等方面的认识都趋于一致,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各利益主体间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也相对平等和透明,因而相互间的信任感大大增强,矛盾、误解、隔阂等容易消除,企业的各项活动更加协调;(四)、约束企业内各方行为的功能。企业文化中对价值观、行为规范、行为准则的认同感,潜移默化地对所有者(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各方行为产生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五)、塑造企业形象的功能。优秀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充分体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在管理上向大众展示企业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经营状况、崇高的企业家精神,从而为企业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积累巨大的无形资产。
二、我国当代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企业文化是与企业与生俱来的,人们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并倡导企业文化理论的是美国的管理学者,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状态,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其产品大量冲击美国曾居于优势的市场领域,这一严峻的挑战引起美国各界的深刻反思。经过比较研究,美国学者发现成功的企业管理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本的企业管理方法中有不少是为美国企业界所忽视的,其根本差异表现在,美国企业注重管理的硬件方面,强调理性的科学管理。日本企业则不但重视“硬”管理,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比较的结果使美国学者认识到,文化是企业管理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的成功与否具有深刻的影响。随即,美国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迅速在世界范围兴起一股企业文化热潮。
一、文化异化的当代呈现
(一)价值的异化。现代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迅速,物质追求逐渐成为人们需求的中心,过分的物质贪念蒙蔽了人们精神的“窗口”,人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对自身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意义的关注剧减,生活变得浮躁、烦闷,精神无所皈依,对人生真谛更是迷茫,人们在获得富足生活的同时失去了精神上的向往。世界变成孤单的存在,无法排遣内心的空虚,无法停止精神上的贫穷,对何为价值,缘何价值失落等问题没有思考,更没有批判。在精神世界缺失的同时,人文传统被现代人们逐渐抛弃,物欲主义、强权主义、利己主义代替博爱、道德理想、为公情怀。“个人主义把自己的实利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实利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人类也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1]利己主义成为主流、时尚、经典,生活中的圣洁、和谐、自由变成彼岸世界,成为虚假的幻想,人们陷入“表面”享乐主义的怪圈。文化本应作为生产的主体的人创造并供人消费,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但如今人们过分关注身体欲望,信奉享乐主义的同时更多的是关注身体上的直观感受。精神家园的失落、人文精神的丧失是文化价值异化的必然产物。人不再追求生存的意义,精神世界成为荒地,传统文化淡化,种种现象都是文化异化的当代呈现。
(二)文化的浮嚣。文化的浮嚣确切来说是“选择过的文化”,既不如虚伪文化那样虚假,也不如真正文化那样真实,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文化。人们在浮嚣的文化中,对所生活的社会没有使命感,道德价值流失。文化不再是精神食粮,而是成为商品。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商品拜物教中那样,在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文化成为工业产品并将文化同一化。这种“制造”出来的文化内涵缺乏,以娱乐消遣方式欺骗和愚昧大众,骗取大众的感情,将大众感情转化为货币。此时文化本质已经完全被侵蚀,背离人的个性和本性,一无往日的生命活力。文化的工业化使文化产品成为商品,成为人的异己物。俗文化盛行带来的是文化“无个性”的平面化,人与人之间是利益上的服从关系。文化的实质被扭曲,创造成为生产线,成为批量生产的商品。文化原本的千姿百态变成模板,规范统一。人们逐渐习惯从心里接受固定的文化模式,不能选择,只能接受既成事实的大众文化,放弃挖掘丰富的文化生命,宁可在统一的“文化空气”中呼吸,也不愿穿越自由文化的“真空”。真实的文化被金钱掩埋、隔离、疏远。人们主观上缺少对文化本质的追求,接触的越多,越认为周围的文化离自己越远,陌生感越强,追求文化的思维陷入迷宫之中。文化不是人的本质外现,而是束缚、麻痹大众的强大力量。
(三)道德的失落。物质世界的迅猛发展导致人对物质的需求愈加突出。在文化异化中人成为片面关注物质需要的“经济人”,物质欲急速膨胀,物质享受是唯一的追求,精神文化只是生活的附属品,精神家园逐渐枯萎。在经济和道德两个本应共进的领域发生了两极分化,道德被忽视,日益失落。
人本应是完整的人,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存在。因过分关注物质而忽视了道德建设,在道德领域出现了种种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道德世界中道德感性化,主观随意性盛行,道德评价和批判标准丧失。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说也是文化异化的另一种体现。首先,过于强调主观随意性的好恶表达。在社会生活中,只强调个人的感性直观和主观偏好,缺乏理性的思维分析和逻辑表达。在道德世界,理性应成为“主角”,需要毫不留情地放弃经验,克服人的动物性,但当下道德世界的感性成为“主演”。其次,感性主义强调个人是道德主体,是不需要依附社会背景的存在。在感性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孤立的,没有任何联系,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生活,社会是与己无关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幻体。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人应是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的。再次,感性主义没有道德评价和判断标准,一切都只凭主观情感判定,标准是个人的喜好。真正的人应以本真的面貌生活,按照人的尺度和理想而奋斗,有着严格的价值评判标准,而不是为所欲为,任意发泄个人的情感,将自己的道德情感置于“冷宫”。
二、文化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劳动的异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异化的原因需从劳动异化的维度寻找。马克思主要通过“异化”“外化”“自我异化”三个基本概念论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现象。一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产品是人本质对象化的外在表现,本应属于劳动者,是劳动者的结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与工人脱离,变成与工人对立的力量。“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52“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52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穷,就越被统治。二是劳动自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质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通过劳动,人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体现,并在劳动中感受到创造的幸福和喜悦。但在异化条件下,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54。三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区别动物的根本特征,亦是人能动的类生活,本应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劳动的异化导致人不能确认其类本质,把本应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生存的手段,劳动的本质特性丧失。四是人和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自身的异化、人类本质的异化必将导致人与人之间发生异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异化”。此时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是生疏的,是劳动原有之意以外的。
关于劳动异化问题,还可以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找到理论根据。卢卡奇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总结了自己的“异化理论”———物化。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物与物的关系,是一种掩盖和埋没真实的虚幻外相。在这种关系下,人的劳动成为不依赖人的客观存在而控制人,和人对立起来。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是外在与人的异己物,是一种压迫人、控制人的力量。劳动异化和物化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异化。经济异化下,人自身的本真丧失,完全服从社会的统治,对社会的批判力和改造力越来越少,社会统治代替了个人批判,失去批判改造能力的人最终成为“单向度的人”。劳动异化之所以如此有“市场”,是因为劳动异化带动了物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在这方面是有目共睹的,但却导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盲目追求,对经济利益的过度狂热,以“经济人”的身份在经济异化的苦海中游荡,逐渐在道德情感和人文关怀等方面危机四伏。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异化是文化异化的直接原因。劳动异化、经济异化、文化异化实则是殊途同归,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媒介文化 信息 文化 媒介
论文摘要;一部人类丈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一部媒介发展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全加的过程。文化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嫌介文化的发展。本文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嫌介化及嫌介文化化等三方面入手。弄清当代丈化传播与媒介丈化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徒进当今煤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媒介文化,它决定着文化传播的速度、内容和范围。所谓煤介文化是指传播者借用传播媒介在实施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总和。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个体系、媒介运作方式及其中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还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多种变数”。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人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人们淡薄了文化传播,更没有媒介文化意识。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以后,人们的文化传播、媒介文化意识不断加强,不仅重视了文化传播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对媒介文化的功能、作用、特性进行探讨。但研究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几乎是空白,本文就此进行探讨,旨在更好地促进当今媒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要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可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人手。
一、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
文化传播是指“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会引起文化的变革。
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会给社会和文化造成很大冲击,终于延续成为文化的一种积累。媒介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演进与共存,在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传播因媒介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发展。媒介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文化传播也就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例如人是文化传播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语言传播成为文化传播最初的形态,人的流动则成为文化传播重要媒介。后来人类的祖先开始用图画来表达思想;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雕刻文字,公元前3000年,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文字传播开始成为文化传播的形态。人类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普及,使文字媒介得以大量印刷并大量传播,其社会影响更为深广。它使文化、科学、哲学、宗教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印刷机的发明的确是一次划时代的科技革命,今天的报刊、杂志、书籍无一能离开印刷术,它们在传递、交流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接踵而来的是影视形象传播的诞生与通讯技术的巨大突破: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宽银幕到立体声电影;从电报到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再到太空传播的卫星通信,这些成就造成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
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世纪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产生和运用使人类文化传播呈现网络传播的态势:“上网”和“在线”使人类真正感受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景观、新档次以及势不可挡的新趋势,网络媒介的虚拟化使当代文化传播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传播形式经网络传遍,其性质由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点对点的传播。网络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当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
一、犹太民族文化对当代美国文学的影响
民族文化和特征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社会的显著特征,犹太民族文化和特征也是如此。虽然随着犹太移民不断地融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太移民的诸多问题逐渐被搁置一边,他们可以与异族进行通婚,经济上也开始不断好转。这个时期的东西方冷战思想以及麦卡锡极端主义等文化外在的因素使美国社会淡忘了犹太民族的犹太性。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完全接受了犹太民族,这只是表明犹太人移居在美国社会中进入到一种更加复杂的社会处境。移民的文化困惑在这个时期没有消解反而更加严重了,反映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就是通过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来表现文化冲突的困惑。这种困惑反映在文学中就是犹太作家通过对犹太民族性因素的挖掘和描写来表现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以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伯纳德•马拉默德等代表的犹太作家群,他们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通过对犹太民族中的犹太性因素和犹太特征进行加工整合,使他们文学作品中的犹太性表现得极其明显,这与该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特征有明显的关系。这些犹太作家并不局限于挖掘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同时也通过对犹太民族文化特质的描写来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历史遭遇。犹太民族的“犹太性”在犹太作家群中的描写是非常清晰的,这是创作主体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形成的独特内涵,再与美国的社会生活相结合形成的犹太文学品质,与其他的犹太性具有很大的区别。虽然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犹太性的体现有轻重强弱之分,有时甚至比较隐晦,但是犹太文学的特征与影响力也恰恰体现在这里。比如犹太人出身的卡夫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犹太”的字眼,但是只要仔细地阅读就能感受到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犹太特征。因为犹太性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就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不断地表现出来。美国当代犹太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索尔•贝娄(SaulBellow),他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对当代文化赋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
贝娄在他的作品中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当代流浪汉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贝娄的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作品中主人公的流浪主要是通过空间的流浪和心理的流浪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在空间方面,主要是通过主人公在社会中找不到归宿,不得不到处流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空间意义上的流浪。心理上的流浪主要是以主人公心理和情感为主要描写对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找不到心灵的归属和慰藉,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困惑和焦虑之感,这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实,当代犹太作家在展现犹太民族在精神上困惑与受难的同时也在追寻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贝娄在195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塑造了出身在社会底层中贫苦的犹太人———奥吉•玛琪。通过奥吉•玛琪自述的形式展示了他的流浪经历,他要做一个自我创造者,他从离开家之后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生活,足迹遍布了欧洲、美洲,在各种不同的生活体验中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不公平现象。他狩过猎、参过军,也逛过妓院,作者通过奥吉•玛琪流浪生活接触过的人和社会环境,向我们展示了探索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还继续坚持他的理想,在这个世界中不断地流浪下去。在《雨王汉德森》中,作者描写了汉德森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汉德森是个继承大笔遗产的富人,由于对现实非常不满,于是他去非洲旅行,称自己为“雨王”。他在茫茫的沙漠中进行不断地思考、质问和探寻后,完成了自我精神使命的探索。终于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和终极目标,他最后回到了美国,抱着一个捡来的孤儿,这不仅是作者的象征意义,而且是他新生活开始的象征。这些小说都体现了犹太作家对犹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把对民族文化与美国生活上升到人类生存的状态。所以,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有民族主义,而且有世界主义的存在。这表明了犹太作家在追求民族认同感的时候,往往把犹太人的困惑和追求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追求,具有普遍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不仅体现了犹太民族在美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生存困境,而且体现了在民族文化历史变迁过程中犹太作家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影响力,体现了他们对美国当代生活的领悟和感知。犹太文学民族性和整合性作为文学现象的特征存在。犹太民族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是以分散的方式居住在各个国家,形成了他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但是属于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征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民族特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为显著的因素,不管历史如何发展,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都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作家群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是无法被其他人取代的。犹太文学的整合精神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如犹太作家都能够结合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内涵,通过文学作品把它们表现出来。从美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美国犹太文学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当代西方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性的交替转换之中,犹太作家描写的这些困惑不仅是犹太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困惑,也是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犹太作家通过犹太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二、犹太性对美国文学主题的影响
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犹太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倾向。70年代之后,美国的多元化思想不断发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许多群体开始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犹太民族也是如此。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来讲,不仅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慰藉。这个时期的美国犹太文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是美国主流文化却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陷入混乱状态。因此,犹太文化在犹太移民对其认同和挖掘中不断在美国当代文学中体现出来,主要的文学主题就是重返犹太家园,重新审视犹太价值观等方面。犹太民族文化中的犹太性对美国文学主题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70年代之后。但是在此之后,一些犹太作家开始摆脱犹太性,追求回归犹太传统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第三批犹太作家开始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崭露头角,他们追求犹太文化的传统性,文学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犹太性。比如美国犹太移民的当代作家艾萨克•辛格(IsaacSinge)r,他的文学创作是美国当代文学中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不仅体现了犹太原始的语言形式,而且小说主题基本上都是表现对犹太传统的回归。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在各种利益与诱惑面前无法自拔,金钱、权利、欲望等都是他们罪孽的源头,都是在最后关头总能悔悟,回归到犹太传统。这些人物形象开始在社会中总是找不到自我,深深陷入各种诱惑之中无法自拔,他们违背了犹太人的原则,背弃了自己的宗教,成为社会的抛弃者。都是在关键的时刻达到了内心的醒悟,于是不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他们不仅重新恢复了内心的平静,而且开始了新的人生,这是辛格小说中最主要的主体模式。辛格的《肖莎》充分体现了他作品中的回归主题模式。肖莎是艾伦的初恋情人,小说在开头简单地介绍过她,后面主要讲述了艾伦远离肖莎之后沉溺于放荡的生活,他和四个女人的关系纠缠不清,为了金钱可以放弃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但是当他看到肖莎时勾起了他所有的回忆,艾伦在肖莎身上看到的不仅是自己失去的美好品质,更是失去了内心的信仰和作为犹太人独有的特征。所以,他决定回到自己以前纯真的生活中去,他为了肖莎放弃了去美国,表现了他对回归犹太传统的坚定信心。这种“背弃—忏悔—回归”的小说模式不仅是辛格小说的主题模式,更是他创作的态度,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现代犹太人只有珍惜自己的生活和犹太的宗教传统,在犹太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洗礼中才能得到回归,才能够真正体会世界的安宁和人生的意义。
三、新时期犹太作家对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文坛上出现了第三代犹太作家。这批作家与第二代犹太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以贝娄、罗斯和辛格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作家的作品具有超越犹太性的意义,但是在这批第三代犹太作家中却有意识地凸显犹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探索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有作家对英语的运用进行了探索,认为英语的运用不符合犹太人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播。这个时期美国当代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就更加体现出来,深入到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层面上讲,第三代犹太作家的小说不再是美国当代文学中的同化现象,与此相反,他们在犹太文化传统中吸取经验,从历史发展与民族生活中寻找素材,在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救赎意识和思想观念,而且对犹太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辛西娅•奥齐克、休•尼什桑和库尔特•莱文恩特等一批学者是第三代犹太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中成就比较高的要数奥齐克,他希望在英语环境中创作出一种属于犹太人的本土文化,虽然缺乏有力的证据和环境空间,但是他始终认为犹太文化复兴之路一定会到来。在他的论文《创新与救赎:文学的意义》中,他主张人有改变生活的自由和创造新文学的自由。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漂浮:五个短篇故事》中,救赎仍然是他文学的主题。在《普特尔梅瑟:他的工作经历、她的家世和她的余生》中,女律师普特尔梅瑟是犹太文化传播的典范,她有犹太价值观,把自己的命运与犹太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奥齐克通过普特尔梅瑟的行动与思想说明了犹太语言与犹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地掌握犹太语言和民族文化传统,犹太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断发扬光大。他的另外代表作《流血》也是突出救赎的主题思想,在这篇小说中奥齐克揭示了犹太人赎罪日的神学意义,向我们展示了犹太叛教者回归的心路历程。《律法》是尼什桑的代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表现的是犹太人的宗教价值观,小说的主要思想就是肯定上帝对人的圣约,指出犹太人应该遵循古训。故事从叙述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开始,其根源是是否继续遵守犹太教规,是否让口吃的儿子当众诵读摩西律法。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对犹太教规和律法都不屑一顾,他们是被德国纳粹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心中早就没有犹太人的信仰和追求,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也没有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但是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疯狂的屠杀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那点民族意识和犹太情结,父亲决定抛弃祖父的教诲,把属于民族宗教的东西作为遗产传给了儿子,而且儿子非常高兴地承担宗教义务。这部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残酷的杀害,告诫人们战争的残酷性,同时,说明了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盲目地追求同化是徒劳无益的。
这表明了在第三代犹太作家中,他们不断认识到犹太民族性特征对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在美国社会中也越来越自信,从小说中反映出的对犹太民族特征的坚守,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挖掘都可以看出。他们通过其文学作品活跃在美国的当代文坛,对美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贝娄、辛格和马拉默德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作家,他们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主题主要是关于战争带来的苦难,犹太人在美国的身份困惑以及美国对犹太人的排斥等。而且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大部分是社会生活底层中的普通人物,他们大多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中也是流浪汉的角色。但是以奥齐克和尼什森为代表的第三代犹太作家不管在描写主题还是表现手法方面与第二代作家都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的笔下,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精通犹太传统文化和了解犹太民族历史,都是精通犹太语言的虔诚的犹太教徒。这些在奥齐克的代表作品与尼什桑的代表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