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现代科技在当代大学美术的教育现状

众所周知，由于现代科技的强力冲击，当代美术教育理念及方式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以视觉文化的审美趣味性和创造性为主题的美术教育正在兴起。亦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美术教育的体制必然会出现相应变化。我国的教育纲要明确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美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阵地。在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中，我们对美术教育的诠释更加科学，如教育概念的界定范畴不仅包含技能上的培训，还需着重强调“视觉美术教育”或者“视觉文化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如今美术教育的空间范畴大而广，它包含了各种与视觉有关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和视觉图像等方面，也包含了传统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当代的美术教育实际上指的是视觉艺术教育，特别是现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教育的冲击和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美术的产生，对传统艺术具有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当代美术教育的工作者而言，更加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建立起艺术创造力的主体性意识。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为主要载体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其设计速度比传统美术样式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

软件方面，以Photoshop、CorelDraw、AutoCAD、3DSMax为主的绘图软件对传统纸笔颜料美术绘图产生着巨大冲击。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显示出了微电子科技巨大的数字化魅力，而传统的美术表现技法，如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素描、水粉，必然受到数字虚拟界面的影响，而审美大众甚至美术教育的主体意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次，摄影技术的诞生，使得对生产生活以至于传统绘画存在的必要性发生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很难分清楚现代科技与视觉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作为两种对世界不同的掌握方式，必然有着各自内在不同的规定性。一般来说，现代科技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往往诉诸概念、原理，强调逻辑性、前沿性，需要主观符合于客观，追求真理，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知识性的给予；美术教育是一种感性思维方式，它以审美体验为基础，诉诸形象，强调主体的感受、体悟等形而上的精神表达，要求客观见之于主观，追求审美，给予人们的是审美和情感的积极愉悦。虽然摄影技术的革新层出不穷，使人们的视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然而，随着审美意趣在客观再现的追求中发生异变，促使现代艺术走向内质与抽象的表达。如今，高科技数字媒体技术的影像时代已经来临，如何处理其与传统美术图像的表现关系，值得考虑。现代美术教育系统已经充分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来处理传统图像学知识和技法，这将给予传统美术教育以巨大冲击。因此，美术教育这种特殊性的内在特质，决定了现代美术教育中建立起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现代科技影响下的当代高校美术教育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二、现代科技对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的启示

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迈入知识资源共享与信息网络化的境域，现代科学技术对美术教育的创新和变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美术教育工作者通过现代信息获取技术，可以同步掌握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教育资源。现代美术教育的创新离不开信息的支撑，无论是现代艺术的教育性质，还是技术手段的全新应用。这对于国内外美术流派与思潮信息的把握更是至关重要，而这些信息来源的途径主要是数字媒体。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是突然与迅猛，它在不断发生裂变的同时，也在逐步改变着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譬如，视觉传达教育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变换角色。这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美术教育视觉传达数字机能的引入和传统的教育方式相结合。二是快速的科技发展给视觉传达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互联网及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视觉语言，反映了全球化对中国现代视觉设计的影响。我们在很短时间内逐步与国际接轨，“读图时代”的到来，网络、电视和印刷品等“国际化”的特征更加明显，这些都归于西方视觉设计教育的影响。同时，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化设计特征逐渐显露。现代科技促使视觉传达艺术形式更加完美，而中国传统文化及图形融入到“国际化”的视觉语言中，显示了其不断的融合与交汇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几乎以登峰造极式的神奇方式，给人们的各个生活的空间领域带来革命性的的变化，使人类几千来年的梦想在这里变成现实，变成了一个肯定现实生活和对未来幸福生活充满憧憬的时代。

作者：李华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分析了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对归纳逻辑的反对、反对方法、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元方法论的困境以及对评价规则的质疑，指出认清这些困境的目的在于寻求科学哲学更深层的理论变革和发展机遇。

【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

【正文】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来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学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

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摘要:后现代科学观质疑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强调科学的可变性和暂时性,其积极意义在于把科学看成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在物理教学中渗透后现代科学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

一、后现代科学观

后现代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科学观尤其是科学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科学的总体认识,其核心观点之一是质疑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强调科学的可变性和暂时性。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的客体,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是客观的,所得证据和数据是客观的,对证据和数据的分析也是客观的,因此所得结论也是客观的,因而科学具有不容质疑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科学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简单、幼稚和肤浅的。在后现代科学观看来,研究者的“前理解”使任何科学活动都成为一种参与、解释、转换、修正,使任何观察陈述或事实都成为暂时而不是绝对和永恒。例如,用尺子测量一本书的长度,不同的人会得出误差程度不同的结果,如25.54cm、25.53cm、25.61cm、25.63cm等。在后现代科学观看来,尽管尺子和书本都是纯粹的客体,但不同人的“前理解”不同,以至得出了不同测量数据,这些测量数据都不同程度地接近书本的真实长度,但都不是真实长度。很显然,测量工具越精密,越接近书本的真实长度,但永远测不出书本的真实长度。就像用多边形内接或外接一个圆,多边形的边越多,就越接近圆,但永远无法和圆重合,即它永远都不是圆。因此,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费耶阿本德甚至认为,所谓的“实在”只是人为的产物,当人的认识与新的观察方式、新的知识概念相结合时,他就会获得新的物理实体。[1]这样,观察陈述与事实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元话语”角色被否认,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承诺不复存在。科学基础本体意义的丧失,使科学成为了一门解释的学问,而不再是一门具有体论意义的揭示客观真理的知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只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和关系中,只是一种综合性的具有暂时性质的对话。[2]因此,后现代科学观转而强调对事物认识的多元化,不同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对事物的透视,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它们之间是“平权”的,各有价值所在。显然,后现代科学观在消解科学客观性和真理性的同时,过于强调其主观性、可变性、暂时性,是有失偏颇的。但是,后现代科学观所否定的是把科学看作绝对真理的化身,并没有否定科学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就此而言,后现代科学观有助于人们扭转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激活创造性思维。

二、在物理教学中渗透后现代科学观,培养创新精神

在科学主义者看来,既然科学是绝对真理,那就不必要怀疑它,接受它即可。显然,科学主义有助于学生短时高效地学习确定的科学知识,但不利于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雅斯贝尔斯曾指出:物理教育把科学知识当作不变的真理来教学、考试,忽视科学知识的真正形成过程,机械地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程序和方法的训练,忽视科学的局限性,使学生误以为科学不可错和无所不能,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进而导致科学迷信和科学崇拜。[3]在我国物理教学中,更是一直把科学看成是确定的理论体系,只重视科学知识确定性的一面,过分强调学习结果,轻视知识的获得过程,对其可变性、暂时性重视不够,再加上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这种教学的消极后果是将科学理论静止化、僵化、神圣化、教条化,以至思维狭窄,缺乏创新。例如,在一次提出问题能力测试中,笔者用自制的简易器材,给初三尖子班和普通班学生演示一个“怪坡”实验,实验中的双锥体自动沿斜槽架子向上滚,而不是向下滚,然后请学生根据这个奇怪现象,把感兴趣的问题写下来。结果尖子班学生提出的问题数量较少,而且基本都可用已有知识回答,而普通班学生提出的问题数量明显多于尖子班,而且问题大多需要进一步探究才能回答。这与国外一些研究者发现不一样,他们发现学习成绩高和学习成绩低的学生提出的问题数量没有显著差异,但问题的质量却有显著差异,高水平学生提出的问题大多需要进一步探究才能回答,而低水平学生提出的问题大多在问题情境中直接就可以找到答案,或用已有知识可以回答。[4]这种差异很显然与国情有很大关系。我国物理教学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容易造成学生对教师、对书本、对权威的迷信,缺乏发散思维、批判思维和想象力等,这种现象在尖子班更甚。无疑,要改革我国物理教育的这一顽疾,后现代科学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后现代科学观看来,既然科学是可变的、暂时的、发展的,那么现行知识就值得怀疑,那就需要探究它,甚至重新建构。因此,我国“物理课程标准”强调“注重科学探究,提倡学习方式多样化”的课程理念,这表明了我国中学物理课程改革的后现代科学观意蕴。在享有指导美国跨世纪科学教育改革“圣经”之誉的《面向个体美国人的科学》一书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把科学世界观作为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科学可以认识世界、科学是可变的、科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这里的科学世界观其实与后现代科学观是一致的。后现代科学观消解科学的客观性,强调科学真理的相对性,其积极意义在于把科学看成为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体系。后现代科学观认为:公共知识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发现的结果。[5]“发现”意味着不管你发没发现,它都“存在”着,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而“建构”则渗透着人们的主观意趣,知识的建构是基于人们的立场、趣味、眼界、胸襟而实现的。这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质疑,一切都可以修正,甚至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这样一来,知识就可以成为解放人的力量,而不是压抑人的力量。我们以对“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这一内容进行科学探究为例,说明科学主义科学观和后现代科学观的不同的教学处理。按照科学主义的观点,电流与电压、电流与电阻之间存在惟一的确定关系,这种关系如同地下的矿藏一样,不管你是否发现,它都客观存在着。表1是某学生得出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电流随电压的增大而增大、电流随电阻的增大而减小”的定性关系,但并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精确的定量关系。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这些数据时,往往会说电流数据存在误差,没有误差的真实数据应该如表2,由此得出“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电阻成反比”的定量结论。但是,如果教师不引导,学生自主分析表1的测量数据,那么他们可能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尽管学生不知道那些没有误差的真实数据,但他们已习惯了老师平时的说法:初中阶段研究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关系,如相等、正比、反比等,这种说法已经变成了学生根深蒂固的“前理解”,以至于看到B随A增大而增大,就想当然地把B与A的关系看成正比;看到D随C增大而减小,就想当然地把D与C的关系看成反比,因此学生仍然可以得出“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电阻成反比”的结论。这些结论都与书本上的欧姆定律一致,于是师生皆大欢喜,探究成功了。然而,在这种没有教师引导的“自主”科学探究中,学生的“前理解”仍然摆脱不了“唯书”、“唯上”、“唯师”的思维定势的束缚,并没有一丁点的质疑和自主建构,因此除了比讲授式教学多学了一点控制变量法,以及对所学知识理解更深之外,对探究结论的暂时性、可变性、多样性毫无了解,而后者却是科学探究的核心之一。假如书本上没有欧姆定律,学生也没有因受教师影响而形成的“前理解”,那么学生会如何处理表1的数据呢?实际上,如果把表1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完全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结论,而欧姆定律只是其中一种结论。可以预料,在这些不同的结论中,欧姆定律是比较简洁的结论,而其他结论可能很复杂。那么,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合理的建构结果,教师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按照后现代科学观,面对不同的建构结果,需要科学团体的协商,被科学团体所接受的结论即上升为科学理论,写在教材上,供后来人学习。协商的原则至少有两个,一是真的原则,即建构结果是否与实际相符;二是美的原则,即建构结果是否美,即多样统一、简洁、和谐、对称美。很显然,这些建构结果都与实际相符,但其中一个建构结果———“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电阻成反比”更简洁,这个建构结果就是欧姆定律,这样欧姆定律就被接受了,写在教材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学子学习的经典内容。然而,在物理史上,并非所有的建构结果都符合美学原则,如对于光的折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得到折射角与入射角成正比的结论,够简洁的了,但后来人们又得出了折射角正弦与入射角正弦成正比的结论,很显然后者更复杂,但更真。如果这样看,对于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欧姆定律只是一种建构结果,而其他的建构结果虽然不够简洁,但很可能更真。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强调欧姆定律的唯一性?为什么把其他建构结果一概排斥?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前人的建构结果?无疑,这样挑衅式的质疑和反叛有助于促使我们对传统物理的教育观念、传统教育模式、传统的知识灌输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并对长期统治物理教育领域的科学主义范式进行清算。然而,一些教师往往持一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把后现代科学观教学处理当成一种惟一的教学处理,以一种片面性克服另一种片面性。例如,在一次“后现代科学观及其对物理教育的辩证影响”讲座前,笔者用一份问卷测试听课教师的科学观,然后在讲座中注意持不同科学观的教师对笔者讲座内容的态度反应。在互动讨论中,持科学主义科学观的教师发出质疑:知识重要还是科学观重要?如果这样上课,什么时候才可上完?怎么考试?等等。实际上,后现代科学观的教学处理的确费时费力,不可能在每个概念、规律教学时都要大张旗鼓来一番质疑,重新建构。但是,如果教师能够注意适时地渗透后现代科学观的思想,如提醒学生“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比较好的结果”,“这是前人得到的,说不定将来哪位同学会改变这一结果”等等,让学生意识到所学习的内容仅是一种可选择的建构结果,这个建构结果是可变的、暂时的,这种做法对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养成会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超级秘书网

三、结束语

尽管物理课程改革蕴含着后现代科学观,但仍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并不是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科学主义’或‘工具理性’肆虐了”[6],并批评有人“从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两个概念出发,揭示出教学活动的本质,分析我国课堂教学对教学活动本质的背离”。[6]但有学者则把这些观点称之为“发霉的奶酪”[7],“是狭隘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作祟”。[7]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教育思潮都不是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理论各有妙处,适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那些脱离社会历史背景进行简单地、机械地类推或否定的做法,都会使之偏颇的。我国物理教学受科学主义影响过深,忽视学生的自主探究,以至于学生“唯书”、“唯上”、“唯师”,缺乏质疑和创新精神,而后现代科学观无疑为根治这一顽疾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一、学科定位

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治学是其母学科。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断地将官僚体制推上统治过程中的杰出位置……结果，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主要政策场所的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官僚政治。公共行政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官僚模型。传统的官僚模型始于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它强调以机械的控制手段来提高效率，利用严格的科学原理进行组织设计与管理，却忽视了对人的关怀。逐渐发展的新官僚模型改进其原有的静态结构研究，形成理性的决策模式。同时，也更关注人的需要，以及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公共行政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又都比政治学的内容要少，因为作为政治学这个母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公共行政不仅与其母学科的关系不太融洽，而且它还一直在热切并富有成效地在其他学科中寻找自己的“父学科”。在霍哲等人看来，公共行政=政治+管理。广泛吸收公共选择理论与管理经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始于新西兰。它强调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引入公共部门，并充分利用市场的理性选择作用，是一套取自于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价值观，倡导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并且强调政府应集中力量“掌舵”而非“划桨”。公共管理要求以政治敏锐和公共服务价值观来平衡责任感。作为一个术语，“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政策与行政的会聚，并确认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与政治两者不可或缺。在公共管理模式中，政治家与经理的关系比以前更有弹性、更为融洽。不仅如此，公共管理的作用范围较之公共行政阶段的官僚体系也更加广泛。但是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正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提出了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是一套以公民为中心的理论，它所关注的不是“掌舵”或“划桨”的问题，而是如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一套“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已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社会资源的提供者或创造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提供各种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公共物品，以不断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偏好、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作为统一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又具有双重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学科的研究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职业的、实务领域的公共行动”。从理论层面来说，公共管理学将公共管理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如何有效组织公共部门合理配置资源，综合研究各种理论或学派的理想方案并结合社会现实状况，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管理路径；在实践意义上，公共管理学又旨在培养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使其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中能够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有效沟通并熟练的执行各项政策，运行所处机构。

二、价值基础

选定与夯实合理完备的价值基础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专业内涵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均取决于价值基础的价值结构的合理规划、价值秩序的有效构建；另一方面，合理的价值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为公共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正当性理据，也在实践中成为对公共管理实践做出好坏优劣等评判的基本准绳。考虑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效率与经济主要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而社会公平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民主参与、公民权也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支柱。因此，公平、民主与效率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基础。进而言之，正如学人江畅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无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只有当一个事物作为目的或手段时它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对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人而言的所有价值都无非是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这两类。”借鉴上述对价值的分类，公平应属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而效率则是手段性价值；至于民主，笔者认为兼而有之。首先，公平应当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基础。“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强调公共管理者决策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对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组织需求的回应……新公共行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平的对待公民。社会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强这些少数群体政治权力并改进他们经济福祉的一系列活动。”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针对正义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诚然，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都会消失，但是每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障。公平价值赋予了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容，强调了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民主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也是一种目的工具性价值。就前者而言，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类政治实践历史已经揭示了如下政治学公理，即：相对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为一种可欲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围、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参与的乐趣等待，已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民族矢志不渝地将民主作为上下求索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尤其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深度影响下，民主即参与、“民主意味着参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背景。民主价值、公民参与等依然成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补充的公共服务理论的观念圭臬。因为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公民的参与来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论是公民参与还是享受公共服务，都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社会公共需求，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公民的参与能迅速高效的反应社会需求，从而为政府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有力参数。最后，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手段性价值，“效率”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为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学效率“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从行政学本身的应用属性来看，对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至上”原则的过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变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学在合理吸收西方价值工具的同时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尽量规避效率原则的弊端。不可以简单的将绩效作为评判组织优劣的标准，还要防止效率异化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以致出现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西方传统的科学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当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人”———效率的创造者；毕竟，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中国公共管理学早期深受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原则影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单纯的追求效率让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动荡不安，中国饱尝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亦即，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有先天的官僚特质，在参与社会利益分配时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损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满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确定研究对象不仅是划定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界定研究任务、创建学科体系的观念前提。就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而言，确立妥当的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人类是在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中发展进步的，然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能离开社会，也就是说面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满足社会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公共管理学以公共部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政府部门管理。公共利益的现实表现形态是公共资源。政府组织要做的是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使其能够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使其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对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破坏。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以官僚组织的形式运行，在官僚体制中人治现象突出缺乏法制规范。同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效率低下。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迟缓，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有限。但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21世纪，长长的信息传递链条不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会错失良机。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组织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进行政策制定、执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民主不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公民精神的培育，也会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推进，公民社会自治网络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不仅包涵政府组织也包括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条路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有重要意义。俞可平先生认为：由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当前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公共公共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应探究如何应健全法规从制度层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

四、结语

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不似西方的百家争鸣但也已然走在途中。然而理论的发展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因此，研究当前社会公共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将公共管理学结合国家社会实践，并逐渐探索适合中国基本情况的学科体系，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本文作者：郝婧坤1许军娥2张美红3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2咸阳师范学院3北京师范大学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如今科技的滥用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杀虫剂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却又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人类现在陷入一个怪圈，总是试图利用新的发明创造去解决现今不断显露出来的应用科技而遗留下的“祸端”。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技术存在致命的软肋，远非尽善尽美。因而生态文学家认为，技术终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切都得服从自然法则的制约。周俊儒、古京雨等儿童文学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万能的，技术制造品无法替代自然生命体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话《大红袍》里，人们用飞机喷撒灭蝗虫的化学药剂，虽然杀死了部分蝗虫，但也杀死了小鸟，杀死了原野上的许多生灵。这充分显示出科技发明的弊端，因为“鸟儿不但消灭蝗虫，还可以消灭其他许许多多的害虫”。（《大红袍》）而且长期使用药物灭蝗，也使蝗虫慢慢产生了抗体，药物越用越失灵，对环境的危害却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归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链原理用鸡来灭蝗虫。童话中的老公鸡“大红袍”将军率领灭蝗鸡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以“大叉脚”为首领的地下蝗虫大军，保证了草原的绿意葱茏，实现了鸡在自然链条上的本我价值。古京雨的小说《五月的草场》叙述的是类似的主题。锡林郭勒大草原闹起了蝗灾，一个夏天，几代蝗虫轮番争夺草场上牛羊的口粮，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场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一个角，“诺大的草场上，聪明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却胜不了小小的蝗虫。”（《五月的草场》）在小主人公的启发下，大人们改变了策略，把灭蝗虫的农药变为了一千只大黄袍鸡。最终当广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开人蝗大战的时候，来势凶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场上销声匿迹了，自然原理战胜了科技发明。其实在《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我们也能读出保冬妮对于大自然雄奇伟力的称颂和对于科技力量的质疑。六十岁的公象对波比拉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人那样为了达到像龟一样的寿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为，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弱肉强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没有谁可以改变……”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会留下成百上千吨的象粪、犀牛粪，而浩浩荡荡的屎壳郎队伍就能把这些垃圾迅速变成小粪球，转入地下，从而让非洲的原野肥沃起来，作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原清道夫，阿鲁巴平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准确地控制屎壳郎家族的数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链即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写道：“是啊，从波比拉、坎丽鲁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天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吃掉他们。大部分的屎壳郎，来不及生儿育女，命就断送在那些贪吃的家伙们的嘴里了。正是这些敌人，控制着阿鲁巴平原上屎壳郎的数量，让他们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粪的紧张；又不至于太少，而无法打扫干净平原上的粪便。”（《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见再高妙的科技发明也难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态力量，所以曾经热切向往人类文明的波比拉最终丢弃了他视若珍宝的人类的“报纸”和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模拟“眼镜”，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壳郎。在周锐的童话《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时间网人们可以给过去任何时代的人发E-mail。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蜜枣”一双肌肉萎缩的腿却无法医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医父亲给她开张方子吃点药，很快就能治愈。尽管后来“蜜枣”收到了主人公父亲开出的药方，可她生活的时代，只能找到29种草药，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灭绝在污染严重的21世纪中期。于是，尚处于21世纪初叶的“我”发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动，最终让女孩如愿以偿得到了伶仃草。未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话《最后一只小鸟》也表现了科技的脆弱，与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无用的尴尬境地。阳阳的爸爸是一个仿生学家，专门设计、制作各种机器鸟，原因是五十年前鸟类已灭绝，人们寻遍天涯海角也没再找见一只小鸟。虽然机器鸟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鸟，拥有艳丽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们还是情绪低落，向往着曾在碧海蓝天间翩翩舞动的真鸟。那些机器鸟没有心脏在跳，没有血液流动，没有脑子思想，其实质不过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铁片。高科技产品终归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只有最后一只小鸟——鸟仙子告别世界的飞翔让孩子们终生难忘，他们惊异于挥动双翅翱翔于天际间自然生命的美丽。

回归生态正义的呼唤

论文关键词：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研究；建设发展

论文摘要：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其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存在着应用写作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现状。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应用写作人才的需求，当今应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教学训练体系的年代。“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和“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共“九论”构成，在“九论”研究中要科学界定其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和重点。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写作学理论专著、教材和论文成果的丰硕，足以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振奋。然而，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应用(或实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其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相比较而言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即应用写作还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研究水平。

应该说，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从重视文学写作研究转向了越来越重视应用写作研究。在应用写作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诸如著作、教材和论文等)，其中不乏有创新之作。但从学科建设的视野审视，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形成较为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应用写作教程，仍明显地停留在“知识+格式+例文”的经验和方法的归结层面上，未能建构起深刻揭示应用写作自身本质特征和内在写作规律的科学化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当代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出现像“文学写作学”那样的诸如“诗歌创作论”、“小说创作论”、“散文创作论”、“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论”等那么多的宏篇理论巨著。这种研究现状不能不令我们写作学界同仁倍增时代责任感。

2O世纪9O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新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在逐步转轨变型，现作活动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应用文体写作的适用范围几乎遍及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商贸等各个领域和科学技术、文化交往的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应用写作人才迫切需求的客观事实，不允许人们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与理论建设问题等闲视之，所以，20世纪9O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大发展的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逐步形成的年代。笔者认为，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应该是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尽快提高质量和层次与水平的年代、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的年代。

二、首先应准确界定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与内容

建立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首先必须弄清楚和回答四个重要而又基本的问题，即何谓应用写作?何谓应用写作学?应用写作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应用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如何界定?这些根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写作界学者们虽已有多种论述，但认识却很不统一。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人才；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基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核心；劳动报酬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标志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人力资本是经过开发的人力资源，是对人进行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产生要有两个社会历史条件、劳动二重性是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内容、现代科学劳动同样是抽象劳动的支出，是高级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大量倍加、人类生产劳动逐步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商品的自然要素价值越来越小，劳动的价值越来越大、人才的创新能力不是凭空赋予的天赐财富、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基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核心，劳动报酬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标志。现实社会无论什么样的人才，究其本质首先是一个劳动者，凭借自身的能力所创造的价值及对社会的贡献确定自己的位置。为使当代青年学生对自己有一个科学的人才定位，有必要从人才最基础的内涵给以分析。

关键词：劳动力价值；劳动报酬；人力资本

美国心理学教授、职业指导专家约翰•霍兰德分析了职业差异性、层次性的客观存在，论证了人的劳动是一种有差别的劳动，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一个数量多少的问题，更是一个层次水平的不同。现实社会无论什么样的人才，究其本质首先是一个劳动者，凭借自身的能力所创造的价值及对社会的贡献确定自己的位置。为使当代青年学生对自己有一个科学的人才定位，有必要从人才最基础的内涵给以分析。

一、劳动力、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人才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即人进行劳动的能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一般的“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在马克思看来，创造价值的劳动即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而且，这两种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在不同社会、不同科技的发展下，在不同的形式的劳动中，体力和脑力的支出会有不同，甚至区别很大，但绝不会有什么纯粹的体力劳动或纯粹的脑力劳动。

所谓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资源”，是指某种范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它是以人口为存在的自然基础，存在于人的自然生命机体中的一种国民经济资源。

人力资本是经过开发的人力资源，是对人进行投资形成的。一般来说，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构成了人力资本。换言之，体现于劳动者身上以其数量和质量形式表现的资本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产生要有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知识、技术、信息成为商品；二是整个社会经济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其中第一个条件，即知识、技术、信息与劳动力分离成为商品，是人力资本产生的前提条件。尤其是经验型的知识，它直接内化于人的自身，形成某种特殊的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就成为可能。但是，仅仅有这一个条件人力资本还不能产生。在工业经济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充分认识，并且知识已经成为商品进入经济交易，其典型代表就是工业产权。然而，在工业经济下，承担复杂劳动的高级劳动力并没有转化为人力资本。只有当第二个条件得到满足，即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当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围绕着知识而展开时，人力才可能作为一种资本参与分配，获得经济剩余。

一、现代科技影响下的当代大学美术教育

1．发挥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功能

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主要集中在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这样三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第一，就起大学美术教育的教育功能来说，“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承担着开启人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使人的内心情感和谐发展的重任。”换一种方式说，美术教育必须要做到“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实际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实现人之“主体性价值”。按照鲁迅所说：“美术可以辅以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总之，美术教育功能是陶冶人之情操，净化人之心灵，让人们的主体性价值得到积极地发展，从而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席勒语）”。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的主体性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人是实践主题，其次人又是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这时人是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主体，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第二，就大学美术教育的认识功能来说，主要是指通过以艺术鉴赏为前提，去了解自然、认识历史、把握现实、体悟人生、扩大人生视野，以便获得智慧的启迪和指导生活的价值，不断向着新的意义攀升。第三，就大学美术教育的审美功能来说，它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也不是为了接受教育的思想，而是为了人之身心愉悦，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心身得到积极的休息，暂时摆脱外在社会的牵连，不与外在社会发生任何的功利瓜葛。因此，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总是一个不与现实社会发生任何利害瓜葛的世界，可以使人摆脱生活的千疮百孔，体验不能经历的冒险、不能得到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艺术的最初动机都莫过于此，当然，这也无疑构成了大学美术教育中主体性的作用和重要性。

2．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创造性品格

当代美术教育对于创造性品格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急功近利的情况，从这个立场出发，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品格其主要体现在主体性的不断超越，即：超越前人、超越同代人和超越自己。超越前人是大学美术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整体所面对的任务，在他们的身后，是长长的过去，前人固然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创造，但过后却成为了过去、成为了传统。后起的美术教育工作者有权从传统中吸取养料，但却无法原本的模仿。所以，如果没有对前人的观点、理念和思想的创新，又何来进步，主体性的价值功能何以得到彰显呢？超越同代人是要求我们加强教育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彼此之间相互学习，并借以启发灵感，激发主体意识的创造品格。所以，超越自己的是实现大学美术教育中主体性发挥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充分发挥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功能，才能使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价值和意义得到实现。

二、结论

现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教育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现代教育依然离不开科技的运用。从艺术教育角度看，全新的教育方法能够促使艺术手段培养的提高，使受教育者创作出有价值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解决高等美术教育的社会转型与主体性的被屏蔽、主体性的价值功能以及主体性创造意识的品格三个问题，将成为美术教育者新的课题。

作者：李华 单位：重庆三峡学院美术学院

摘要：新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当年全国人民同看几部书，同读几部戏的时代已成了昔日辉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刻地意识到文学正在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进步所冷落，“文学正在死亡”、甚至“文学已经死亡”的疑问或者可以说是定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为此，本文仅想为重振文学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期刊；《古今》；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250-01

文学地位的日渐衰弱，必然造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难以轰动哪怕是一时的勃兴。对此，我们研究者们应该作何努力来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以达到扩大自己的学科研究成果的受众的目的。我想结合沦陷区的《古今》刊物的研究状况略谈以下一些粗浅的思考：

目前，学术界对《古今》刊物的研究文章可以说屈指可数，据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仅有三篇关于《古今》研究的论文，分别是2005年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王巧凤发表在《山西师大学报》第32卷第5期的《、与张爱玲的性别意识》，该作品获得山西省教育厅科技开发项目基金；2007年发表在《山头大学学报》第23卷第1期的《抗战期间沦陷区小品文杂志及其写作――以为个案》, 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讲师李雅娟；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肖进发表在2007年第4期的《中文自学指导》上的《沦陷文学视野中的“散文怀旧风”――以半月刊为中心》。王教授的文章主要是从性别意识的角度谈及张爱玲在《古今》、《天地》、《大家》这三份刊物上发表创作，在肯定张爱玲才华的前提下，得出张爱玲适逢其时，被众刊推举为红得发紫的作家的结论。李雅娟的文章则是从《古今》刊物的创始、发展延续、刊物特色、主要涉及的小品文题材内容以及影响等方面，对《古今》的大致风貌做了个叙述，从中探寻沦陷区文人的亡国奴身份所带来的委屈、妥协、苦涩的复杂心灵史。而肖进的这篇论文，应该说是三篇当中质量最好的一篇，文中展现了《古今》在特殊环境下以历史、怀旧、掌故、考证、风土人情的叙写为主要风格的传统性质，揭示出沦陷文学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另外，肖进还对《古今》做了一些细节上的考证（如前三期的经营许可、刊物作者群等），分析了他们是如何在高压环境下依然保持着散文的高雅品格。

综观《古今》刊物的研究状况，我们很容易看出对《古今》研究不足的种种：如研究作品并未构架具体的理论指导，缺乏方法论层面的研究视角等。之所以《古今》刊物研究一直被学术界冷落大致是因为它的汪伪背景，被误认为是汉奸杂志。

其实不仅《古今》如此，抗战沦陷区的其他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而今却少人问津的刊物也是如此，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期刊史上也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金子”等待挖掘。为此，我不禁有两个大胆的想法：1、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是否可以设置一门《期刊研究》课程以便研究生们对整个中国现当代的期刊史和期刊研究方法有个系统的认识和把握？2、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如此众多且宏伟的文学期刊，这些期刊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中国近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历程，而它本身的流变也应和着文学的兴衰，那么，文学史的书写是否也可以从期刊研究角度入手，以期刊的兴衰流变为线索？

在今天看来，期刊杂志已经是文化传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载体了，如果学术研究在众声喧哗的网络中还无能为力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把期刊研究作为一个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课题，但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那如何从深化期刊研究角度深化学科研究呢？

摘要：在崇尚科学与技术的时代，大量社会问题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的人性与生态危机，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凸显了它的新的社会功能。高职院校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日常教育过程中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高职教育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