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金融论文范文精选

作者：孙险峰 施维明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国际商学院 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危机下金融支持辽宁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2006年到2008年，沈阳和大连两地的金融机构贷款合计占到全省的58.16%、57.26%和57.48%，到了2009年该比值急升到64.18%。但是2009年沈阳和大连两地的生产总值占全省比值只有50.64%，与其占用的金融资源明显不成比例，说明辽宁省内金融资源分布极不均衡，而且使用效率明显较低。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的差距也导致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大企业和垄断行业，这种金融集中度的不断提高正成为区域内一个突出问题。(二)经济增长受到金融弱化的明显制约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辽宁省的GDP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增长(图1)，但是从2007年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导致了GDP有明显的下降过程。2007年GDP增长15%，而2008和2009年分别下降到13.4和13.1%，这说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辽宁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抑制(图2)，GDP增长率变得不稳定，而且变动幅度较大，尤其是在国内外双重危机背景下2009年GDP增长率的下降幅度非常大。(三)金融危机背景下信贷对辽宁经济的支持度呈现不稳特征金融机构贷款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84.08%下降到2008年的78.44%，下降了6.04个百分点，而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则仅从2007年的104.49下降到101.91%，下降了2.58个百分点，因此，辽宁省区域金融在2007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收缩发展，必然对该省经济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到了2009年，为了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央政府调动了4万亿的投资拉动，使得辽宁地区的贷款水平迅速回升，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贷款占比，达到了91.36%。但是，进出口贸易却比2008年下降了13.1%，说明信贷资金反经济周期运行的效果不佳。(四)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业占比波动较大2007年末，辽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46%%，金融业增加值为386.34亿元，同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40.19%。2008年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下降为3.33%，下降了0.1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占比为38.10%，下降了2.09个百分点。不过，金融业占第三产业的比值却从2007年的8.61%上升到了2008年的8.74%，说明其占比低于第三产业整体下降的速度。(五)资金虹吸现象导致辽宁金融资源的流失由于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带，导致辽宁地区的金融支持呈现不断弱化趋势。大型商业银行从西北经济带大量撤出、邮政储蓄银行对落后地区资金的加快虹吸等因素一直制约着辽宁省内经济的振兴，甚至影响了新兴产业带———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因此，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辽宁省区域金融资源在固定资产投资、银行资金分配、开发性资金投向、民间资本的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等方面的失衡发展，以寻求解决金融资源外流危及辽宁区域经济持续发展问题的良好措施。

金融支持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主要措施包括：争取倾斜性的金融政策；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以开发性金融组织弥补商业金融大举撤出留下的空白；重点扶持西北经济带的资本市场发展，鼓励企业充分利用证券交易市场，尤其是创业板市场，等等。建立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省外金融资源和省内发达地区多余资金流向区域内的资金洼地，形成一个分工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从而保障辽宁主要区域的经济发展。(二)构建大连区域金融中心以促进辽宁区域经济发展2009年7月，国务院通过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将大连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为了落实这一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大连市在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优势，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期货业为龙头，投资、融资服务为主体，涉外金融和保险服务为两翼，金融后台服务和各类中介服务为依托，金融生态环境和人才建设为保障的金融中心发展格局，着力构建国际期货交易中心、投资融资中心、国际结算与离岸金融中心、保险服务中心、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与金融中介服务中心，在建设东北地区金融中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大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对必将对辽宁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三)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辽宁省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较少，缺乏金融风险保障机制，资金外流数额逐年加大，资金缺口仍然较大。目前，更多农村资金需求是通过财政拨款和扶贫资金得到满足的。但长远来看“三农”的发展，还要依靠经济自身的内在推动力。为了满足新农村建设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改进农村金融服务，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促进农村金融创新，将城市资金引入农村，促进农村资金回流，解决目前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典章制度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经济制度史研究是制度史研究的重镇之一。中国近代经济制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动，学人对此多有关注，相关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内容涉及经济制度的方方面面，有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货币制度等。从研究角度看，有宏观把握，有微观检视，且视角有纵有横，无微不至。研究取径或着眼于制度本身，或侧重于制度的形成及其具体运作等，不止一途。

读前辈文章，揣摩其学问方法路径，管窥其优劣得失，以期能对自身学问长进有所裨益，并非专为道其短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杜恂诚先生之作《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对中国近代金融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拟就杜文的研究取径与方法略述管见。

一、史与论

从杜恂诚先生的文章题目可以大概看出其要解决的问题，即文章是要对“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进行比较。读者看完题目自然想知道是哪两种金融制度，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也就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的取径及问题解决的如何。

文章就“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即“自由市场型”和“政府垄断型”的特征，“制度推进的速度、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及“制度产生的约束条件”等方面进行比较。然通观全文，其内容提要基本上是一些金融理论，且其每一部分开始都是理论先行，即先陈述一套金融理论。如此取径，让读者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感。

文章第一部分先说“1927年以前，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自由市场型。这种制度具有六个特征。”第二部分先说“统治时期，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政府垄断型。这种制度也具有六个特征。”很明显，作者的意思是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具有六个特征，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也具有六个特征。不难看出作者在这两部分行文之前先有了理论预设，也即先有了一个度量和比较的标准和尺度。

这六个特征，也即六个比较的尺度是政府所起的作用如何、有无中央银行制度、国家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转化、金融市场的自由程度、滥发纸币问题、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关系等。有了这六个尺度，比较起来的确方便。如文章所说，1927年之前，中国的金融制度符合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的六个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制度属于自由市场型；统治时期，中国的金融制度符合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的六个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制度属于政府垄断型。

问题是中国近代的金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制度特征。虽然 “以晚近史料的繁复，如以能够自圆其说为标准，则但凡先立一说，大抵均能找到若干可以支撑的史料”，但该文所援引的史料似并不充分，且在文章这两部分的“第六个特征”中则完全没有史料，在抛开历史而谈历史。 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时，文章显然过分强调了论，以后出外来的系统条理比附材料，“以主观裁剪史实，强史料以就我，” 既非史论结合，又非论从史出，史在这里成了“后出外来”的论的附庸。文章所用理论不仅可以比附中国，用于欧美亦无不可。但如此表述，难免牵强附会，甚至本末倒置，与历史本相甚远。

摘要：由心理学家和金融学家共同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越来越引人注目，它以前景理论和各种行为金融模型为代表性成果，能有效分析金融市场中由于心理因素引起的投资者失误偏差和市场异象，是现代金融学理论的有益补充。未来的行为金融学如想成为现代金融理论体系的中心，或作为一门单独学科而存在，必须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严密的分析范式、明确的研究主线、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建立新的基于行为的核心模型。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前景理论；行为金融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74-02

近十年，行为金融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来自金融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学者们的兴趣。何谓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家Shiller（2000）指出，行为金融学是心理学、决策理论与经典经济学和金融学相结合的学科，它试图解释金融市场中实际观察到的与标准金融理论相违背的反常现象。行为金融学研究投资者在决策时如何产生系统性偏差。

一、行为金融学产生的背景

现代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大量数学方法的运用，经济学因数学而严密，并作为社会科学领域内唯一的一门科学逐渐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现代经济学相呼应，现代金融学的发展也与数学密不可分。Neumann和Morgenstern建立期望效用理论之后，一批金融数学模型成果相继诞生，由此逐步建立起严密的现代金融学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利息理论、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公式和有效率市场理论等重要现代金融学理论模型（饶育蕾、盛虎，2010）。这些理论和模型大多强调金融投资者主体决策的理性特征以及金融市场的自我纠偏机制。但是，金融学理论体系的数学化完善趋向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矛盾，即科学化的金融理论距离金融学的原始目标――解决现实金融问题――越来越远了。金融学研究者和金融业实践工作者不得不重新思考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根基和基本假设。行为金融学就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对现代金融学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1951年，美国经济学家Burell发表了《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一文，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诞生。该文首次提出使用实验法讨论、验证理论的必要性，主张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来解释现实金融现象。1956年，后来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者的Smith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实验经济学论文。20世纪60―80年代，Bauman、Slovic和Bauman等人相继发表了人类经济决策的心理学研究（邹洁，马宁，2009）。这期间，最具影响力的行为金融学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理论，当数美国的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1979），以及他们共同提出的前景理论。这一理论至今仍是行为金融学的代表性学说，为Kahneman带来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行为金融学获得突破性进展的黄金期，产生了Thaler（1999）的心理账户理论、Shefrin和Statman（2000）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行为资产组合理论、Black的噪声交易研究、Werner等人的过度反应研究（饶育蕾、盛虎，2010）以及Shiller的非理性繁荣研究等（2000）。

内容摘要：本文依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框架对最优金融结构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既定金融资源之下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的银行部门发展（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发展（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即金融结构最优点；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关键词：最优金融结构 “倒U”型 非线性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戈德史密斯首次提出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即为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并认为金融结构的变迁即为金融发展，建立了一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然而其理论中关于最优金融结构方面内容却未提及。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是林毅夫（2006；2009；2011），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中各种制度按比例构成以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并认为“最优金融结构”要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具有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内生的、客观的，也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林毅夫也阐述了一国的政策、法律、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该国金融结构偏离最优。

以往学术界采用所谓的“两分法”来划分金融结构，他们将寻求最优金融结构转化为研究两类金融结构的优劣即银行与市场的优劣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经济环境等的变化而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等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优于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经济萧条，大量的研究成果又偏重于认为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是较优的。实际上，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传统根源，不同的金融结构在公司治理、风险分担、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功能方面各有优劣。到最后也未有统一定论。

为何要把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分开来研究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市场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既是竞争的关系，又具有互补的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不能完全分开，那么银行与市场的组合将会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只是银行与市场这一组合的比例存在着差异，各国银行与市场组合比例即金融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使得经济发展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银行与市场的组合点即最优金融结构。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新的视角下，以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是否存在最优点，以及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

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 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还会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本文在分析金融中介理论演进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对中国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类金融中介进行功能定位，从而提高农村金融的效率，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金融中介理论 农村金融中介 显 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逐渐多了起来。具体看来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的研究：一是对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例如姜旭朝（1996）、温铁军（2001）等；二是具体对农村信用社的研究，如谢平（2001）、何广文（2001）等；三是对农村金融制度的整体研究，如张杰（2003）、王曙光（2006）等等。本文则是在对金融中介理论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对中国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类金融中介进行功能定位，从而提高农村金融的效率，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及金融中介的一般功能定位

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问题就是要解释“金融中介机构为什么存在、发展，它具有怎样的功能”，有关文献相当繁杂，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就是把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作为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依据此分界点，John Chant（1989）将金融中介理论分为“新论”与“旧论”，“旧论”认为金融中介只提供资产转型服务，是被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者，而“新论”是着眼于探究金融中介为什么存在的理论，核心是引进了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将在参照“新旧论”划分的基础上，根据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顺序来展开论述。

1.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用媒介、信用创造功能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关于银行信用本质和作用的理论包括信用媒介论和信用创造论两个对立理论。 信用媒介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信用的提供作媒介，银行通过信用的媒介，能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等。而信用创造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劳、麦克鲁德、熊彼特等。无论是信用媒介功能还是信用创造功能，实际上只是说明了银行的部分职能。

2.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无金融中介现象

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关键词:区域金融创新；金融理论；金融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这里，不是讲那些一听就大有学问的方法论。如什么“规范”与“实证”，“归纳”与“演绎”，“形态”与“动态”，“线性”与“非线性”，以及什么“信息论”、“控制论”、“博弈论”、“复杂大系统理论”等等在金融科中如何运用之类的问题。这类问题，有的我有些了解，有的只知其皮毛，有的则只知其名却还不知进门的路径。不论怎样，这都是重大的方法论问题。各位可能将会往某一种或某几种方法论的运用上有所突破，并对金融理论有所发展。本文只想讲一讲由金融和金融学所应涵盖的范围所引起的一个好像涉及“方法论”但认真推敲也不像有多大学问并且也似乎上不到方法论层次的问题。

一、关于金融的界说

学金融，讲金融，首先弄清楚金融的界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无疑，这是一门学科中极大的问题：一门学科，其最高理论成就往往就凝结在对于本学科的核心范畴如何界定、如何定义之中。关于这个方面，存在着从不同视角对“金融”所进行的规范性的论证。在这里，也不是评述有关金融界说的各种见解，论证为什么应该这样论断，而不应那样论断，等等。

本文只是就其一个最表层，也可以说是最浅显的方面，即人们在使用“金融”这个概念时事实上所指的范围存在着较大差异的问题来讨论。并由此谈谈在我们这样的国度中，环绕类似问题需要注意的思想方法。

1.“金融”这个词并非古已有之

“金融”是由中国字组成的词。它并非古已有之。古有“金”，有“融”，但未见“金融”连在一起的词。《康熙字典》以及在它之前的工具书均无“金”与“融”连用的词，可以说明这个判断。连起来的“金融”始于何时，无确切考证，最大可能是来自明治维新的日本。那一阶段，有许多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就是从日本引进的直接把日语翻译西文的汉字搬到中国来。1908年开始编纂、1915年初版的《辞源》和1905年即已酝酿编纂、1937年开始刊行的《辞海》，均已收入“金融”条目。《辞源》（1937年普及本第11版）金融条的释文是：“今谓金钱之融通状态曰金融。旧称银根。各种银行、票号、钱庄，曰金融机构。《通鉴长篇》：”公家之费，敷于民间者，谓之圆融。‘义于金融为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辞源》修订版，可能是由于定位于”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删去了这一词条。《辞海》1936年版金融条的释文是”（monetarycirculation）谓资金融通之形态也，旧称银根。金融市场利率之升降，与普通市场物价之涨落，同一原理，俱视供求之关系而定。即供给少需要多，则利率上腾，此种形态谓之金融紧迫，亦曰银根短绌；供给多需要少，则利率下降，此种形态谓之金融缓慢，亦曰银根松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表述下面再说。始于近百年前编纂的《辞源》、《辞海》编入金融目，说明这个词的使用，在20世纪初，已相当定型。《辞海》注以英文，显示系来源于海外之词1.经过一百多年，用来用去，已像是土生土长的概念。但其内涵和外延长期是不怎么清楚的。比如建国初期常讲”金融物价“：”物价“指什么，大家清楚：”金融“指什么，没有专门解释过。进入计划经济阶段，金融这个词日常已不怎么使用。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十年，它才越来越成为经济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之一。

2.日常口径（或曰“世俗”口径）的“金融”

现在，在党政部门、在实际经济部门、在不是钻研金融概念的经济学界，“金融”所指的范围大体包括：与物价有联系的货币供需，银行与非银行体系及短期资金拆借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等。这样的用法并不是始于采用了某种理论界定，勿宁说是根本没理睬什么理论界定而自然而然形成的。或者说，如此理解金融所覆盖范围的，绝大多数恐怕从未把金融覆盖的范围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辞源》、《辞海》这两本辞书，就其始刊时的释文来看，都仅指通过信用中介机构的货币资金融通。《辞海》在20世纪60年代的试用本和1979年版的释文修订为：“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与货币流通与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主要通过银行的各种业务来实现。如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提取，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国内外汇兑的往来，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贴现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活动等，均属于金融的范畴。”这一变化了的概括，可以说与今天“日常的口径”之所指基本一致。按这样口径使用的“金融”由两个中国字连成的中国习用的词没有一个洋文的词可以与之简单地、毫无差异地相对应。简单译为Finance，下面将要说明，洋人不可能准确把握我们想表达的意思。罗唆的办法是译为；Money，BankingandFinancialMarket；但也不全，如缺保险。中国金融学会的英文译名定为ChinaSocietyforFinanceandBanking.FinanceandBanking，只是“金融”的一种译法，也不是很标准的译法；不过从一个角度说明，简单译为Finance，不少情况下是容易误解的。

【摘要】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系统性教学环节所在，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本文从探讨新时期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深入研究的重要意义出发，详细阐述了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开展的重要性和重要地位。而后又深入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开展中的具体问题所在。最后，结合自身多年工作研究经验，针对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开展的完善性策略问题，笔者做了观点性和理论性的论述分析。

【关键词】高校 金融专业 实践教学

一、新时期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现阶段，科技发展的非常迅速，我国经济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和提高。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相对的技术含量在新时期金融活动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笔者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现代化金融人才的必须要兼具实践性和创新型的双重特点[1]。这就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代金融实践教学的开展有了非常广泛的时代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新时期高校金融专业教学一定要从教学方法、教学理论、教学内容上与传统的高校金融教学有所区别。同时，也一定要让更多的金融理论得以在金融实践中可以进一步加深印证和运用。

纵观当前世界金融发展形势，我国高校大力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和具体内容对于新时期高校金融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性意义[2]。首先，我国加入WTO之后，整体经济环境受到国际金融浪潮的冲击更为巨大，整个中国的金融行业也有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单单就金融人才的需求量来看，也有了相应的增加，特别是国际化的金融人才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推崇；其次，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微观应用型人才相应的有了更高的需求，具体来说，微观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灵活掌握财务运作方式、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对市场把控力强等能力，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作为支撑[3]。所以说，未来我国高校应当深入研究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建设完善的金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阶段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作用

（一）现代化金融人才的培养依赖于实践教学的开展

从近年来经济形势发展来看，新时期我国金融人才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不同定位和特色的人才都有其应用空间[4]。所以说，现代金融人才的培养要根据社会的具体需求来进行定制，同r也要考虑到高校自身的定位和办学条件。就现实性的教育目标来看，我们也是着力于打造的金融人才也要具备高素质，强能力，重实践的性质。笔者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对于这些需求来说，金融实验和实践教学无疑是重要的培养途径所在。

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后，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国家教委高教司开启了对高校各类学科专业教材的重建工作。全国财经类专业教材建设由国家教委统抓。中国人民银行科教局（后改称教育司）根据国务院和国家教委的要求，重点负责统一组织全国普通高校金融类专业教材的规划、编写、编审和出版工作。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高到新的高度，人民银行教育司在人行党组的领导下，历任的司领导和教材处领导更加重视教材建设。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作为教育司的工作重点，教材处就普通高校金融类教材的建设做了全面规划。由于我有机会参与人行教育司在规划、组织编写、审定国际金融专业教材方面的工作都希望我能协助参加。这样，我就接触并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高校国际金融专业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工作。以下通过一些往事的片断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国际金融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如何经风雨见彩虹的进程。

国际金融教材提纲讨论会

1979年人行教育司教材处加大了财经类高校金融教材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教材的建设工作。那时重点组织编写了两本试用统编教材，即《国际金融概论》和《外汇概论》。

在此，我集中回忆有关《国际金融概论》一书的编写情况。此书从1980年 冬，由人行教育司教材处处长谭秉文亲自主抓，从挑选高校编写人员到拟定编写大纲，从讨论大纲到分工撰写，从讨论初稿到最后审定出版，为时将近两年。此书于1982年12月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受到全国财经院校师生的欢迎，后多次再版，并被评为全国金融学科的优秀教材。此后，许多高等院校也各自编著了《国际金融》的相关教材，

最令人难忘的是，1980年12月，编写组在距上海财经学院较近的一个内部招待所，召开了有关教材提纲的五天讨论会。该书编写组的成员为：朱元（组长）、谢树森、沈锦昶、张景文、吴开祺、王海北、赵尚质、黄有土、曹世儒。当时这九位老师中，黄有土、赵尚质不到50岁，其他几位都50多岁，个别已过60岁。上海12月份的天气阴冷，除了上海财院的编写及讨论人员每天来招待所讨论外，其他人员都住在一个里外间的套间里。我记得里间住有曹世儒、黄有土、赵尚质和我；外间住的是谭秉文、张景文、王海北和吴开祺。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房间里只有一张很小的书桌，讨论时在外间，因椅子不够，大多数人都坐在床上。

谭秉文起得最早，他在楼道做自编的体操30～40分钟，据说已坚持了十几年。他身体修长，虽然年近六旬，但精神很好，动作灵活，弯腰双掌能触地。他是老一代革命家谭平山的儿子，解放前毕业于上海财院，是学校的高材生，在大学时就翻译出版过西方经济学名著，后在银行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大区行合并，他与夫人一起调到北京。他分配在《中国金融》杂志当编辑，爱人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工作。50年代末，他与爱人兰好仁支援新疆建设，一去就是几十年，在新疆，他自学了维吾尔语，能读懂书籍和报纸。70年代后期，他们返回北京，他分到人行教育司，兰好仁又回到中国银行，这时，他把全部心血投入到财经院校教材基础建设工作。上海是他父亲上世纪20年代从事革命的地方，又是他大学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对上海、对上海财院充满了感情。有一年，我正在上海探亲。他与女儿竟然找到我在上海弄堂深处的家，令我十分吃惊。老谭退休后，身体一直很好，从不上医院。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著，如《美国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与戴乾定合译）、《美国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等。大概在1996年冬，他发高烧转成了肺炎，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其实，他是最有资格回忆，在改革开放头十年，人行教育司如何组织财经类高等院校金融教材建设的。今天，我们绝不会忘记在他组织下，编写出了的十几本金融专业教材，他的辛勤工作对我国高校金融学科和教材的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

朱元当时是上海财院世界经济系系主任，编写组织中唯一的教授。他40年代中期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到大学任教，他与老谭一起主持讨论。此书绪论由他执笔。他提出学习并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方法来研究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各种各样问题。

【摘要】本文以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作为检验融资约束的依据，研究家族参与、二代涉入、超额控制对家族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与内部现金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存在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证明了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但家族参与企业管理与家族二代涉入降低了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即家族参与、二代涉入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研究还证明了家族超额控制增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关键词】家族管理 二代涉入 超额控制 融资约束 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从目前研究的发展来看，家族企业研究是学者们主要关注点，融资约束问题也已经成为投资理论研究的主流方向。在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相关文献出发研究融资约束理论的相关文献中，从家族企业角度出发的文献稀缺。而在对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研究文献较少。因此本文试图结合上述两个研究方向，探讨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即家族参与是增加还是降低家族企业的融资约束。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关于家族控制企业的研究文献很多，然而家族参与企业管理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国外很多文献研究了家族控股股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相关领域已有的文献中，存在两派对立的理论观点，其中一派观点以委托理论为基础，指出家族参与管理解决了第一类委托问题，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有些学者从保护外部投资者的角度提出了企业的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Julio Pindado等人研究了家族控制是降低还是将增加融资约束，研究的结果是降低，原因是家族企业的而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以及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充当管理职位，文中提到多数家族管理者对企业和行业特别熟悉和了解；他们长远的战略眼光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Pindado J，2011）。也有学者研究指出作为大股东的家族很有可能通过超额控制侵占小股东的权益，导致不效率的投资发生及企业价值的负影响（Villalonga B，Amit R.，2009）。

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一直探讨的问题之一。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研究，其中运用的模型有所不同。Steven Fazzartz等人首先提出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衡量企业融资约的大小，以现金流对企业投资支出的重要性为依据，指出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大，外部融资约束越大（Fazzari S，Hubbard R G，Petersen B C，1988）。另外一些学者如Almeida等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入手研究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提出现金的持有是具有一定成本的如放弃了当期的投资机会，但如果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现金的持有可以为下一期投资机会的出现提供保证，因此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内部现金流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现金持有，内部现金流越多，持有的投资储备的现金持有量越多，并由此导致现金持有量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度，也就是说，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越高（Almeida H， Campello M，Weisbach M S，2004）。

通过关于家族管理、家族二代涉入、家族超额控制的文献回顾和整理，本文探讨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家族的参与能否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第二，家族第二代涉入能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最后，家族超额控制怎样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