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贤妻孝女事迹材料范文精选

用生活工作中平平凡凡的小事、点点滴滴的真情诠释了家作为爱的港湾的真谛，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收集的文明家庭先进事迹材料，供大家参考借鉴。

文明家庭先进事迹材料范文一

肖桂同志的家庭与千万个家庭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但这普通的背后，却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故，她记录了这个家庭生活几上、自立、自强尊老爱幼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一、爱岗敬业，工作楷模

肖桂同志不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充分发挥军人的本色，认真履行职责，处处以身作则。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近几年村委会工作名列前茅，乡年度重点目标考核第一名，县先进党支部，本人县优秀人大代表，这些荣誉的取得，与他爱人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尊老爱幼，家中模范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肖桂同志还努力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协调好家庭事务，使整个家庭和谐融洽，和睦相处。他把工作之余时间都留给了家人，陪伴家人，就算只是一家人在一起聊天，那也是他心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身为一家之主，他以宽容和理解善待每一位家庭成员，做到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关怀。作为儿子，他尊敬老人，关心老人，孝顺老人。在忙碌的工作过程中他仍然坚持抽空陪伴他人，是出了名的孝子;作为丈夫，他爱护妻子，与妻子相互关心，互相扶持，夫妻感情融洽，从不为小事争吵;作为父亲，他以身作则，注重对儿子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孩子节俭、谦逊、自强的良好品质，教育他们独立自主、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三、勤俭朴素，家中贤内

关键词：刘向；列女传；编纂体式

摘要：《列女传》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妇女立传的传记作品，开杂传体的先河。文章以编纂学为研究视角，通过对其立传标准、材料来源、编纂方式等问题进行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与研究，寻求其编纂体式、规律，以及对后世杂传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3）12-0127-05

收稿日期：2013-10-10

作者简介：李景文（1958-），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西汉时期著名经学家、文献学家刘向，以皇族后裔为己任，中正不阿，针对元、成之际，后妃逾礼、外戚擅权的社会现实，编纂《列女传》，标举《诗》、《书》之义，汇集上古三代秦汉间品行节操高尚之妇女的事迹为《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认为其可“兴国显家可法则”[1]，是后世妇女之楷模；又将祸国乱家的女性败类编成《孽嬖传》，告诫统治者，当心女祸；并“画之于屏风四堵。”[2]以期警戒天子，使其能以古为训，不贪女色，永保刘汉政权。《列女传》的编纂不仅开启了杂传体的先河，而且影响后世2000多年，尽管学人多有关注，但大都集中于内容和思想的研究，其对编纂体式的探讨仍显薄弱，本文试图从编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与研究，以期寻求其编纂范式和规律。

1《列女传》的立传标准

刘向《列女传》共分7卷（或为7篇）：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每卷为一个类型，各传15人（第一卷佚1人，存14人），载录了从传说到西汉中期各阶层具有通才卓识、奇节异行的知名女性共计104人。编者采用为人物立传的形式来褒贬人物，以此为世人立法，将女子的德行逐类条列，以供时人效法或贬抑。

最美家庭事迹材料800字（一）

我叫多公，今年59岁，我的家庭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也是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我们全家人遵纪守法，互敬互爱，积极进取、爱岗敬业、乐于助人，家庭和睦、温馨，深受邻里和社会的好评。

互敬互爱是家庭和睦的基础，是家庭幸福的源泉。我们夫妻二十多年来在生活中相互照顾、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取长补短，遇到困惑相互开导、相互帮助。我们认为，只要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思考问题，那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自2000年9月妻子因病导致下肢瘫痪，我就担负起家里的一切事情，为了不让我被家中事务分心，我主动承担起了照看妻子日常起居，做家务、做饭等很多事情，家里家外操持得有条不紊虽然这些都是平凡的小事，不足以挂齿，但它就象催化剂使我们的感情日益融洽、家庭和睦、快乐。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的家庭如此融洽？”我认为，只要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思考问题，那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和妻子还十分注重言传身教，以德育人。我说应该是“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在支持。在我的这个家庭里，虽然各自的性格、文化、志趣有所差异，但是家庭中很少出现矛盾冲突，大家能互相体谅，宽容谦让，形成了互相理解、尊重、平等、关爱的文明家风。

邻里和睦，真心待人是我们全家的处事态度，我们一家人与邻居都能够和睦相处，邻居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都热心帮助。我们一家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创造美丽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勤俭持家我们的家庭倡导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合理消费、勤俭节约。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勤俭持家的传统不能丢，生活中点点滴滴要从每件小事做起。我们家注重美化环境，从不乱扔垃圾，这些意识已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成员之中，并成为全家人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为家庭创造了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一个幸福、快乐、和谐的家庭需要每个家庭成员共同的努力。只有每个人都奉献一点爱，家才会更温暖，只有每个家庭都幸福了，我们的社会也才会更和谐。

最美家庭事迹材料800字（二）

党宏斌同志的家庭与千万个家庭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但这普通的背后，却蕴藏着一个不平凡的故事，这一家人团结和睦、遵纪守法、积极进取、乐于助人，深受同事、邻里和社会的好评。 .

一、 爱岗敬业，工作楷模

摘 要： 孝文化应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有益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传承和保护。本文对浙西传统文化中孝文化的表现形态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浙西传统文化 孝文化 表现形式

孝文化指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所形成的观念系统。《文化学辞典》对“孝文化”的阐述是：“中华古代文化的一种范式，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被古代百姓所普遍接受。”中国“孝文化”是在华厦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孝的思想观念经过历代圣哲与统治层的大力倡导，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不仅影响中国历朝历代人的思想，而且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评判人之德行的标准。

衢州，古称姑蔑、大末、信安，唐初因境内三衢山而得名“衢”。衢州地处浙江西部，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秀丽的一方山水，勤劳而智慧的劳动人民，孕育出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一处处史迹，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名人在述说着衢州六千年的历史文明，“孝文化”活生生地存在其中。根据浙西衢州的历史痕迹和平日工作的接触，“地名”、“牌坊”、“祠庙”、“戏曲”、“雕刻”与“口头传说”等均对“孝文化”进行了有力的阐述与表现。

一、有关“孝地名”文化的表现形态

今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信安街道“沙湾村”古地名“孝悌里”，位于城市北面衢江南岸。作为古地名，忠实地记载一则千年以前的“孝悌”故事和相关“孝悌”文化遗存。“孝悌里”于《明一统志》中载：“在府城北五里，宋赵宅，赵丧继母与弟赵拊结庐守墓三年，足不出庐。”县令榜其孝悌，南宋文学家楼钥题书“忠孝之家”，因此沙湾村又称“孝悌里”。但孝悌里作为村庄地名已鲜为人知，仅在历史文献中能查阅。

中国的孝悌文化，孝在传统文化中排在第二，即忠、孝、节、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孝，成为基本道德观念之一，也是“人道”之行为准则：亲亲、长长、尊尊的自律规范。地名“孝悌里”用最简单明了的孝悌文化，对广大民众宣传尊重、供养长辈，“人道”之行为准则。亲亲、长长、尊尊的自律规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素材。

以地名形态表现“孝”文化的在全国各地也有存在，也是农耕社会宣传、传播“孝悌”文化的有效办法和工具。例如：山西省“孝义”县，以县人郑兴孝孝义得名。湖北省有“孝感”县，以南朝孝子董黯立为县名。浙江省湖州原有“孝丰”县，相传孝丰历代多孝子故名，并县后称孝丰镇。金华市有“孝顺”镇，相传古时有许姓孝子孝顺父母得名。江西省东乡县东有“孝岗”镇，源自孝子岗地名。四川德阳市有“孝泉”镇，以东汉孝子姜诗家居园中泉池“孝感跃鲤”诏名“孝感泉”得名。此外还有广州“光孝路”、“光孝寺”；徽州“慈孝里”；南京“孝陵”等以“孝”命（得）名的地名，作为地名标识在留存。每一处地名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孝”文化典故，也是传播、记录“孝”文化的一种形态。

论文 摘要：根据广泛搜集来的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史料，本文探讨了明末心学、婚姻和母教以及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围和女性文学兴盛的关系，认为心学、婚姻和母教为清代桐城女性文学的 发展 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机会和条件，而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围是女性文学创作得以积淀并传世的主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原因；

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 理学 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 政治 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 自然 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

摘 要:在卷帙浩繁的敦煌佛经写本中,保存有疑伪经约70余种。这些疑伪经生活气息浓郁,保存了大量的口语词汇,且大多属于佚典,是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的珍贵语料。现从语料、俗字、语词、校勘等几个方面分析敦煌疑伪经语言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敦煌;疑伪经;语言;价值;敦煌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

疑伪经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过程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由中国僧人假借佛说而编造的佛经,成为伪经;来历可疑而真伪一时难辨,尚需考证者,则称为疑经。一般经录中常将二者合称为疑伪经或伪疑经。①

在中国佛教史上,东晋的道安是第一位留意并整理疑伪经的高僧。其《综理众经目录》共胪列其“所见”或“所知”的疑伪经26部、30卷。道安在其序言中写道:

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在(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今列意谓非佛经者如左,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倍焉。②

自道安以降,历代的经录编撰者都把甄别经本的真伪作为重要任务,安排专门的体例登录疑伪经。如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在道安所录基础上新增录疑伪经20部、26卷,隋法经《众经目录》收录疑伪经195部、390卷,隋仁寿二年(602)成书的《众经目录》共收录疑伪经合209部、491卷。唐龙朔三年(663),东京(洛阳)大敬爱寺的僧人静泰奉皇太子之命“敕修”而成的《众经目录》(简称《静泰录》)将佛教疑伪经分为“疑惑”和“妄伪”两部分,共收录“疑惑”经典29部、31卷,“妄伪”经典53部、93卷。唐麟德元年(664),京师西明寺道宣所撰的《大唐内典录》除抄录历代经录中所登录的疑伪经目外,还嵬录当时流通的疑伪经25部。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僧人明等编撰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列出“伪经目录”一目,共收录伪经228部、419卷。开元十八年(730),西崇福寺沙门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承袭隋法经录和唐静泰录的登录方式,分为“疑惑”和“妄伪”两部分,共收录“疑惑经”14部、19卷,“妄伪经”392部、1055卷。贞元十六年(800),西京西明寺沙门圆照编撰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对疑伪经的体例、登录次序、考订文字,都因袭开元录。

疑伪经因非“真经”,历代佛典目录学家对这部分经典的处置都十分严厉。道安所持的对疑伪经“共知鄙倍”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法经录认为疑伪经“今宜秘寝、以救世患”,仁寿录则云“别生、疑伪,不须抄写,已外三分,入藏见录”,大周录亦云“并从堪削,以示将来”,开元录则明确指出应“禁断不听流行”。③到了北宋刊刻《开宝藏》,疑伪经更是一律被摒斥于藏外。因此在历代官本大藏经中,疑伪经几乎没有存活、传世的空间。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孝的对象由西周时期的“神祖考妣”转变为“父”，表现形式由西周时期的祭祀变为相对简单的“养”、“敬”。秦汉时期，孝的对象主要是“父母”，孝的表现形式是日常生活中相对具体的“养”、“敬”、“顺”等。这一变化反映出人们主要生活空间由“族”变为“家”；血缘性宗法特征渐趋突出。

【关键词】春秋战国 孝“父” 秦汉 孝“父母” 家室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孝”是古代中国宗族伦理和家庭伦理的核心。孝的初含义是：宗子通过祭祀表达对族内先祖的尊敬，孝的对象是神祖考妣。到汉代，孝的含义转变为：“善事父母。”①郑玄也说“善父母为孝”②，孝变为“家”范围内的一种伦理，被理解为爱父母，顺从父母，和现在孝的主要含义相近。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是孝含义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本文即是重点剖析这一时期孝含义的裂变及其转变的社会背景。

现对本文几个词语做如下界定：宗族，指在宗法观念影响下，以男性血缘关系为纽带，③通过道德规范、各种利益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社会群体。宗族在先秦两汉多以“宗”的形式出现。家族，指由婚姻与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群体，他们或同居或聚居但不一定有共同的经济活动。家族在汉代也被称为“族”、“宗”、“宗族”。宗族与家族的区别固然，但从秦汉时期史料看，家族与宗族的严格区分难以确立。④

本文提到的“族”，既包括“宗族”，亦包括“家族”。宗法，宗族或家族的组织法。理解先秦秦汉时期的宗法，可从两个层面分析：政治性宗法和血缘性宗法。西周时期，宗法的政治性特征是显性的，血缘性特征是隐性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宗法的政治性特征相对较弱，血缘性特征渐趋突出。家室，与室家是同义词，既指秦汉时期人们居住的房屋，又指夫、妻、子等关系紧密的家人，还包括父、祖、孙等代际更远的家人。家室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庭”，还原历史计，本文用“家室（室家）”。汉代文献中，多用“家”⑤指称家室⑥。

论文摘要：根据广泛搜集来的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史料，本文探讨了明末心学、婚姻和母教以及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围和女性文学兴盛的关系，认为心学、婚姻和母教为清代桐城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机会和条件，而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围是女性文学创作得以积淀并传世的主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原因；

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认为“清初龙眠闺阁多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尤杰出。”阎探方氏家学之源流，则多以心学为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学渐属心学的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泰州学派是一个强调以身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以个人为中心来重新审视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妇女问题上认为：妇人、女人在本质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逊色，夫权也不是绝对的，族权主要是用来通财济贫的……”。学渐育三子，长大镇，次大铉，皆进士，季大钦，郡廪生，孟式、维仪乃大镇女，吴令仪乃大镇媳，维则乃大铉女。陈济生《方大镇传》记载大镇躬亲政务，好尚心学，曾与当时名流聚集京师，建首善书院，讲学其中，可以说，正是方学渐父子两代道德学术滋养，至第三代才出现一门名媛彬彬盛况。

光绪二十五年(1899)敦煌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专家们从敦煌遗书赫然发现各种体裁的佛教孝道文献，多为前所未见的唐五代抄本，弥足珍贵，极具研究价值。潘重规先生说：“等到敦煌石室开启，文献资料渐渐流布，我们才看清佛教徒提倡孝道的事实，他们力量之伟大，影响之深远，方法之周密，实在令人钦佩赞叹不能自己。”（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主办《华冈文科学报》第12期，1980年3月）。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 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光绪二十五年(1899)敦煌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专家们从敦煌遗书赫然发现各种体裁的佛教孝道文献，多为前所未见的唐五代抄本，弥足珍贵，极具研究价值。潘重规先生说：“等到敦煌石室开启，文献资料渐渐流布，我们才看清佛教徒提倡孝道的事实，他们力量之伟大，影响之深远，方法之周密，实在令人钦佩赞叹不能自己。”（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主办《华冈文科学报》第12期，1980年3月）。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