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摘要：分析了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阐述了英语新闻传播学的历史沿革，研究探讨了英语新闻传播学教学现状与特点，以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摘要：分析了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阐述了英语新闻传播学的历史沿革，研究探讨了英语新闻传播学教学现状与特点，以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摘要]本文回应《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一文，通过对范式概念的辨析，将目前学界公认的三种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以及批判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探讨这三种研究范式在我国的发展状况；最后针对传播学多元范式并存的现状，提出要正确理解范式之间的张力，避免其负面影响，以促进我国传播学的发展。

[关键词]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诠释；批判

《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6期发表了杨茵娟女士的《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一文。杨文从传播研究范式（该术语大陆与港台译法不同，大陆多称范式，港台习用典范）的角度分析、比较了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视野开阔，逻辑严整，是一篇很扎实的学术论文。不过，笔者肯定杨文的同时，也想对杨文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想沿传播研究范式这一思路对杨文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算是对杨文的一种回应。

1、对传播研究范式的思考

杨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但在讨论中并没有论证她所采用的范式概念。众所周知，范式这一概念是由库恩提出的，金兼斌先生在他的一篇讨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论文中曾经指出，根据库恩自己的说法，其范式概念主要有两层意义：第一，它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第二，它涉及该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作为一种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常规科学其他疑题的解答基础。[1]从以上两种定义来看，杨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可能更接近第二种。然而，国内学者现今在讨论研究范式时多采用第一种更为宏观的、形而上的定义，比如金兼斌先生同样援引西方学者的说法，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范式，是有关科学和社会基本性质的一组形上假定，无谓对和错，而只是提供了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2]那么在这种目前在大陆学界占主流的范式概念下，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都还不能直接被定义为范式，更好的说法是它们是一些学派或流派，它们是某些范式的代表，但其概念要小于范式。

如果我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传播研究范式，那么传播研究范式究竟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一些学者也早有论述。潘忠党先生早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根据传播媒介的功能极具创见地提出了探讨媒介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三种理论模式（虽然潘文没有采用范式的概念，但所用的模式一词已经具有了范式的意义），即表述模式（认为媒介是表述现实的工具）、传送模式（认为媒介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以及把传播视为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的生存与再生的模式。[3]当然，从整个国际传播学界来看，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主要存在着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4]这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当然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都存在着差别。如果择其要点而言之，笔者以为它们的差别首先来源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社会科学想仿效自然科学，因此主张价值中立，认为学者必须不带个人偏见地去揭示纯粹的客观规律；而人文学者认为价值中立是无法真正做到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这样一来，如果说社会科学主要是想揭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么人文科学的价值关怀已经让研究工作还带有了一点揭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性质。前者在传播研究中直接产生了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强调客观，强调实证，强调规律性；而后者在传播研究中又可以分为两支，在具有价值导向的前提下，一派强调理解，这带来了传播的诠释研究范式；另一派强调批判，这带来了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

在对传播研究范式进行阐述后，回到杨文所探讨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笔者虽不能同意直接把它们定义为范式，但对作者别具慧眼地选择了这三者却要表示赞赏，因为这三者恰恰涉及到我们上面所谈到的三种传播研究范式。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通过这种视角来研究传播当然可以算作是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代表，事实上今天西方的主流传播学大多走的是这一脉，我们所熟知的5W模式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视野。对此，麦奎尔曾说过，功能分析有许多流派和分支，而且，尽管功能分析的语言对于知识面的吸引力大为降低，不过，要将功能论从媒介与社会的讨论中取出，也已经证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5]当政治经济学被导入到传播领域中后，直接产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派学者大多师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作为批判理论的杰出代表，他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自然会被传播政治经济学所继承，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因此成为了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的代表之一。文化研究学派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其代表人物大多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因此他们同样关注权力与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批判色彩，这时其理论应归属于批判范式。但后来的莫利等人受到了符号学的强烈影响，同时也乐于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开始走向了强调理解的路子。文化研究传入美国后，又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因此当前庞杂的文化研究版图中至少有一分支可以归入传播的诠释研究范式，虽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时隐时现的批判色彩。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研究包罗甚广，其中属于批判研究范式的研究目前依然大量存在。笔者以为，通过上面这种辨析，杨文原有的分析理路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2、历史语境与中国传播研究范式

摘要　本文在厘清学科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传播学学科的三种因素――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参照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分析传播学研究应落在实用传播研究、普遍传播研究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传播学学科应转向背负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任务，成为一门实用性的学科，

关键词　传播学　学科建构　取向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摘要】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我国是上世纪80年从国外引进，经历了30年的发展从引介国外的理论和著作到有了自己的著作和研究成果的历程，本文在简述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引入过程以及研究现状基础上，评析了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发展 现状 不足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和群体以及组织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活动。跨文化传播是非常古老的话题，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开辟、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跨文化传播虽然实践的历史很长，然而将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却没多长的历史。现在一般认为，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他在《举止人类学》提出了跨文化的范式。学界认为霍尔的《无声的语言》是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之作。到1966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开设了跨文化传播的课程，60年代末，已有5所大学开设该课程。到了20世纪70年代，专门的跨文化传播课程、组织和期刊相继涌现，大量的关于该方面的教材也不断地出版，关于该方面的学术讨论屡见不鲜。到今天为止，欧美地区的跨文化传播学已经是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并且以强劲的势头不断地向前发展。

一、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引入时被称为“跨文化交际”①。在引入初期，跨文化传播的重点在外语教学中。许国璋发表在《现代汉语》上一篇“Culturally-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诞生。②在20世纪80年代的引入阶段，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多介绍和翻译西方的相关著作和论文，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开始进入了普及和稳固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跨文化传播在我国进入了平稳发展期。一般将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归为3个阶段：③从1990年到1995年，这个阶段我国的跨文化传播还延续着80年代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引进与介绍。如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建荣翻译霍尔著的《无声的语言》，毕继万翻译布罗斯纳安著的《中国和英国国家语言非交际对比》，1992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马啸、王斌等翻译罗宾逊著的《跨文化理解》。在同一时期，也开始出现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成果。如1992年胡正荣发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扩展与控制: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初探》，1995年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等。虽然这些引入和专著的出现丰富了我国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但是，依旧没有将其建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仅仅停留在应用和工具层面上④。

第二个阶段：提升和拓展阶段。从1996年到1999年，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国际化进程增快，并且在各个方面都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如关世杰翻译的莫藤森《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冯建三翻译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多元化研究，大众媒介和跨文化传播等成为讨论议题的热点。这一时期的学术界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地增强，拓展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的议题。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从偏重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转向一些交叉学科的探讨。大众传媒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成了研究热点。

第三个阶段：高潮和深化阶段。从2000年至今，新世纪至今中国不断地在开放大门，加速了和世界接轨的步伐，入世、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的活动，再次掀起了跨文化传播的新高潮。在这期间比较新的翻译著作有斯图尔特、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阿蒙.马特拉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等。2004到2005年，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都放缓了。2005年到2006年，跨文化传播又再次真正进入了高潮，论文的数量增加迅速。这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的热点打破了语言交际与文化交流的限制，已经深入到了跨国技术传播、跨文化管理、国际传播等领域。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部分定量研究，突破了定性研究的局限。并且，跨文化传播的议题也涉及伦理和宏观层面的问题，凸显出学科构建的意识。许多院校开设了跨文化传播相关方面的课程以及研究机构。

二、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状

摘要:

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数量快速增长、跨学科应用特点显著，但少有实际应用之实;理论硕果颇丰但多移植国外成果;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有本土化创新。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继续拓宽学科视野、适时创新研究方法，并在确保理论来源多元化的同时，着手构建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从而摆脱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跨学科应用;理论多元;本土化创新

由于传统的全球化自欧洲开辟，经美国发扬光大，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以西学东渐为主的文化传播秩序，但随着欧美主流价值观在全球日渐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努力从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东学西渐开始呈现新态势。“球土化”的大趋势迫切需要运用全球化思维和本土化行动达到一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再平衡。而在此过程中，如何以一种非对抗、非妥协的平等姿态来面对不同文化及其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其中有价值之作不少，很值得总结、梳理和研究，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跨文化传播在国内外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一词始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SilentLanguage)。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广泛展开，并伴有大批理论、著作陆续问世，有代表性的如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和斯卓特贝克(KluckholnandStrodtbeck)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荷兰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以及美国传播学者萨默瓦与波特(SamovarandPorter)合编的《跨文化导读》(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Reader)和孔登与尤谢夫(CondonandYourself)的《跨文化传播概论》(Introductionto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等。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如火如荼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引入国内，从而充分表现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的扩展和延伸。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传播学和外语类学术刊物。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尤其在2005到2010年间，国内各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译丛系列，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媒介与社会译书”系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欧洲新闻传播学名著译丛”等。此外，国内学者关世杰、贾玉新、胡文仲、单波、吴予敏、孙英春等也相继有各自领域的专著出版。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跨文化传播研究自其诞生以来，就受到语言学、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关注，各学科均以自身视角分析和阐释跨文化传播概念，但至今未对跨文化传播给予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国内学者孙英春将跨文化传播概括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行为;其二，信息的编码、译码由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其三，由于参与传播双方的符号系统差异而成为的一种符号交换过程［1］2。作者认为，萨摩瓦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定义较为简明地概括了以上三个方面:跨文化传播包括那些来自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完全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这种不同足以导致整个沟通活动发生改变［2］。基于以上萨摩瓦的跨文化传播定义以及国内学者徐明华对国内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跨文化传播在我国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1990—1995年，以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为主的借鉴和初创期;(2)1996—1999年，西方跨文化传播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升和拓展期;(3)2000—2011年，以横向拓展和学科交叉为主的深化期［3］;(4)2011—2015年，学科交叉和应用性研究的继续深化期以及理论研究的瓶颈期。本文对近五年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及有关问题，作初步的梳理与反思。

二、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特点与存在问题

作者：李颖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摘要：德奥传播理论是西方人类学界早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在20世纪上半期曾风行一时。战后，随着其它人类学学派的兴起，传播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式微。该理论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其主要传播途径为：著名学者来华宣传讲学，西方在华教会学校的倡导，以及我国早期赴德留学学者的推动等。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德奥传播理论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发展有限，最终未能扎稳根基，广泛传播。但是它对我国人类学界，尤其是考古学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德奥传播理论；文化圈；陶云逵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3-0052-06

德奥传播理论是西方人类学界早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于德国，随后在奥地利、英国等国家传播开来，形成了―个反对进化论学派的强大阵营。

一、德奥传播理论的产生及发展

传播理论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语言学。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假定印欧语族所有语言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联系。1787年，英国的东方学者、律师、印度法官威廉・琼斯最早发现了梵语、希腊语与拉丁语间存在很多相似处。之后，普鲁士的外交官威廉・冯・洪保通过研究巴斯克语，也证实了语言与文化间确实存在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雅各布・格林创立了语音转换法，将德语和其它的印欧语区分开。弗朗斯・波普还对印欧语语法作了比较研究。“所有这些学者都接触到了后来吸纳到人类学中的传播思想”。后来的德奥人类学家们聚焦于“民间观念”为传播论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早期学者提出传播理论的直接动因是人类学界关于文化共性的论争。以摩尔根和泰勒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派把生物进化的观点应用于社会进化之中。传播理论是反对社会进化论的产物。首先提出文化传播问题的是德国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他所倡导的“传播主义”成为“传播学派”的理论之源。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弗里兹・格雷布内尔、莱奥・弗洛贝纽斯、威廉・斯密特等。这些以德国为主，包括奥地利等国的学者组成了人类学界早期的“德奥传播学派”。传播理论的另一分支形成于20世纪初的英国，代表人物有威廉・里弗斯、艾利奥特・斯密司、威廉・詹姆斯・培利等。

传播理论两大分支在主要观点上大致相同。如，都反对进化论，将人类文化或社会中的变化主要归因于物质文化和习得行为从一个起源社会传播到其它社会。但它们在具体认识上仍有明显的区别。德奥传播学派的先驱拉策尔认为，文化要素是伴随民族迁徙而分散的，所以他相信这些被分割了的要素，相互之间必定保持着历史上的联系。拉策尔等人还认为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采借多于发明，不同文化间的相同性是许多文化圈(区域)相交的结果，由此，文化彼此相同的方面愈多，发生过历史关联的机会就愈多；进化论忽略传播迁徙；传播学派便从传播角度重构了人类文化史。相比之下，英国传播主义者的观点要显得更偏激些，他们认为，世界上一切文化都是从埃及发源的，古代埃及的文化发生最早，并且举世无匹，埃及的农业技术、冶金、造船、木乃伊、文字等科学和艺术传到了世界各处，就是中国也受到了埃及文化的洗礼。因此，英国的传播学派也被称为“极端传播主义学派”、“泛埃及主义学派”。

【摘 要】信息化社会中，传播媒介的作用日益显现，视听文化逐渐取代印刷文化，在大众日常生活文化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甚至有学者声称传播媒介决定时代，决定历史。针对这一观点，本文从文化传播的几个发展阶段论述，逐渐阐述文化传播及传播媒介的相关理论，并通过分析社会危机实践证明这一理论的片面性，说明传播媒介实质上只是传播信息的工具，传播媒介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作用，实质上是传播媒介在人的控制下所有的作用，简言之是人的作用，而不是工具的作用。解决现实问题，一方面是解决技术问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解决人的思想上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播媒介；人性

“传播媒介决定论”，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认为怎样接收信息（即使用什么媒介）比接收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因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即“媒介塑造历史”。传播媒介的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作用就相当于劳动工具在传统工业社会的作用。从生产力看传播媒介为科学技术提供了传播的渠道，没有现在计算机，电话等工具，科学技术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是会下降：从文化上看，视觉文化逐渐取代印刷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文化，过与追求新的信息，忽视思考沉淀的过程，自然就没有印刷文化那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内在，视觉文化所引起的“文化快餐”实际上瓦解的是文化的聚合力。文化的枯竭和社会问题是否都是传播媒介改变的伴生物？这是值得反思的。

一

最早提出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的，大概要算是英国的文化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到这个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那种根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时当时的特性来区分，应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来衡量的。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传播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级文化是从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演变过来的，一般进化的趋势比退化趋势远远占优势。这文化演变过程中，文化传播理论参照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文化圈”理论：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不可逆的，只会向前发展，文化一旦产生就开始向外扩散，并与所到之处的文化相结合，成为一定的“文化圈”。这种看法是基于对人类智力发展的一种天然的惰性认识.认为知识是可以积累，但是智力却不会有太大改变，因而文化就只是在以个圈内传播。英国的传播学派也大体如此.这一派以反对文化上的进化论为己任，以文化圈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把文化的传播过程视为文化历史的全部过程。i

第二，“信息和符号论”理论：现代传播学提出的传播定义：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G・格伯纳认为传播是“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奥古斯德认为传播是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 （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按这些观点，符号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文化的形成和传递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了文化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预设结构论”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基辛在他的《当代文化人类学》中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是通过人本身的一种预设的抽象的精神层面上的预设的意识结构中来作用于人本身的沟通的。即人类的信息的沟通是建立在对所沟通的内容，可能理解这几乎和人本身一样古老的智力的预设的结构上.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文化传播的工具是符号，人的共同的心理结构和生活经历才使得信息的传播具有可能性。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理论的发展，